电影编剧的荣誉权不容漠视

                  ——应邀在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编剧维权论坛上的发言

    不知何时开始，许多国产电影片头会赫然打出非常明显的“某某作品”几个字，这个“某某”，是该片导演的名字，有几分名气的导演敢这样打，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导演也敢这样打。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置编剧、摄影、美术、音乐等其他创作人员的创作于不顾，将成绩独揽，这是霸权行为，说得重一点，是侵权行径。对此，许多人渐为司空见惯，甚至见怪不怪，视为理所

电影批评：在反思中前行

          ——中国电影批评30年的演进与嬗变

  中国电影批评早于中国电影创作。第一篇见诸报端的影评文字出现在1897年9月5日，题名为《观美国影戏记》[1]，它比中国自己开拍电影早了8年。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篇描述性质的观后感的话，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最早的电影刊物《影戏丛报》、《影戏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我国电影评论的起步。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评论一度达到了异常的繁荣。 在民族存亡的年代，影评是爱国主义的号角，是传播与鼓动抗战精神的大旗。建国后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固然使电影批评一度十分活跃，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卓有成效，然而，与主

 问：请您谈谈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影视艺术专业教育方面的情况？

 答：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是全国第一家拥有电影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艺术科研机构。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开始招收电影学硕士研究生，1993年，开始招收电影学博士研究生，都是全国最早的。

跟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和机构相比，我们没有导演、编剧等创作和技术方面的专业优势，而是侧重于从理论角度去进行研究。我们的以往定位就是纯理论研究与电影史学研究，跟电影学院的“电影研究所”差不多。我们培养的学生现在很多都成了高校影视方面的骨干力量，像电影学院的钟大丰、北京大学的李道新、上海大学的陈犀禾等。

我们招生的专业设置基本围绕电影历史和理论，具体专业每年都有变化，尤其是近几年，有些新的专业是根据老师的特长以及电影的现实需要来定的。比如电影产业、电影观众学、影视编剧理论、电影电视研究等；也是考虑到学生就业能够相对容易一些。我所影视研究生教育招生规模不大，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的规模大概在10到15人左右，博士研究生每年招3人左右。每个老师一般是一届带1到3个学生，要是电影和电视两门

文魂浩荡   墨香久远   史韵悠长

             ——评人文纪录影片《范曾》

  南通古城，沃野碧水，镜头停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小小庭院。院中一口深井，井水甘冽；镜头拉向院外，有一唐代的古塔昂然挺立。而距此不远的我国八小名山之一—琅山在望，有着1300年历史的广教寺叙说着历史的兴衰。年届70的当代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范曾重返故里，睹物思情，追忆他的梦幻童年。影片《范曾》的编导，以此落笔，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久远的范氏家族：我们仿佛看到北宋年间的范文正公仲淹先生行呤于洞庭湖畔，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穿越千年时空，依然在大地回响；看到范氏家族自第1代诗人范应龙算起，横跨400年，到第13代的范曾为止，数以百计的诗人、文学家、画家的身影向我们缓缓走来……

  影片《范曾》的开笔，看似淡淡，实则深厚。百年的文化传承，让人惊叹其家学之渊源，更让我们深悟，民族文化之沃土必将培育出更为灿烂的花朵。范曾的出世从某种意义而言，实为历史之必然。

  范曾的童年聪明绝顶，

   早在80年代中期，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导演就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拍完一部新影片来北京，最渴望的是送给大学生们看，最畏惧的也是送给大学生们看！大学生们看过了，通过了，他就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大学生是社会上最为无权无势无钱的阶层，对电影本身不构成生杀权。事实上，创作人员最渴望、最畏惧的是他们对电影的批评。大学生电影批评以生动活泼、尖锐泼辣、直言无忌见长。他们的参与意识、骄子意识、知识优势、个性扩张，连同他们的自信，甚至自负、挑剔、过度的怀疑与否定，都构成大学生电影批评独有的魅力。大学生电影节的本质是大学生电影批评，以大学生的眼光评价影片，讨论影片，对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业发言，或有偏颇，但决不平庸；或有专断，但总有闪光，总有启发；山涧小溪，清澈见底，一路奔腾，其目标是直冲大海的。

   十五届大学生电影节，一届胜似一届，不仅在于范围、规模，更在于大学生电影批评的力量与影响。几乎每一届评奖结果总会有其中的某一项目使我们眼前一亮，心头一动。如极具后现代风格特征的《三毛从军记》的获奖，有着强烈纪实特点而不为大众接受的《民警的故事》的获奖，争论

  敬爱的周总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以上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以“文艺界一个朋友”的身份，时时刻刻地关心着中国电影事业。

  这种关心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中的武汉、重庆时期，以及整个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初期，武汉一度成为抗战的中心。其时为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时期。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分工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已在武汉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划归第三厅领导。周恩来对“中制”的工作十分关心。在他的支持下，“中制”不仅拍摄了《热血忠魂》、《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等故事影片，还派摄影师上前线拍摄了《抗战特辑》等纪录影片。周恩来对“中制”当时的工作甚为满意，一次彭德怀从前线来武汉，周恩来陪同他并与叶剑英等八路军将领一起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中制”，还与“中制”的职工亲切合影。后来影响很大的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也是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成立的。不久，全国抗战的领导中心转移到了重庆。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代表长驻重庆，他依然关注、支持同时迁来的“中制”及随后迁来的“中电”（中央电影摄影片场）的电影创作。不久，这两个制片厂

    经典作品改编是否成功与其说是决定于创作，不如说是决定于接受。有两种意识，一种是创作意识，一种是接受意识。前者是一种主观的意图，这种意图要得到认可，直接依赖于后者——接受意识。对经典作品而言，因为它已经经受了历史的考

    中国电影要实现文化与市场对接，其实首先仍是要改变观念，树立文化产业或文化工业的观念。就是说，电影中文化的含量与电影票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是能够带来电影市场的繁荣的。要重新认识“文以载道”、“主旋律”、“电影的思想性”、“寓教于乐”等提法，重新研究“俗文化”、“雅文化”等概念。在政治、经济、文化日趋全球化的时代，过于强调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并不有利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事实上各民族文化正在走向融合。更多的应去探讨中国电影如何去适应这种融合。某些导演为寻求世界对中国电影的认同做出的努力不应笼统地指责为“迎合”。研究如何适应它民族观众的文化心理、欣赏心理正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电影市场的良策。各民族的文化是有差异性的，这种差异与艺术家的创造相结合才使得艺术作品多姿多彩。同时优秀文化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也肯定能为各民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