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馗王沈垂川

——《浮生六忆》（35）

张光明

福建省最南端有个诏安县。明朝设置，取意于“南诏安静”。几百年了，还叫这个名字。

诏安县有位现代国画家叫沈垂川。他画的钟馗打鬼实在是好。国内外展出都得了奖，出了名。于是，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钟馗王。

大约是1993年，北京举行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书画展览，全国征稿。我和沈垂川不约而同都应征得了奖。展览会将获奖作者印了通讯录，随着奖状寄给大家。于是，沈垂川知道了我这个没有名气的人。

一天，我收到沈垂川来信，并且附来一幅画，就是出自他手笔的钟馗打鬼。他当然不是慕名给我送画，而是征询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世界书画家协会”。他本身早已是这个国际书画机构的成员。他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做我的介绍人。

“世界书画

                           忆刘仲衡和梁作风

                         ——《浮生六忆》（34）

                                张光明

刘仲衡先生是重庆市南岸区民主建国会主委、区工商联主席、区人大副主任。梁作风是区民建会副主委、区工商联副主席，区人大常委。他们都是重庆市工商界的知名人士。

重庆改革开放之后，一些民主人士想为经济建设做出贡献。有的献计献策，有的亲自出马办企业。于是，曾经是资本家的刘仲

不能忘怀陈贤带

——《浮生六忆》（33）

张光明

现在与香港朋友还有联系的，就只陈贤带一个人了。其他的，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英国，有的去了加拿大，有的断了信息。

认识陈贤带是1984年秋。那时我受聘于民营企业“重庆龙门综合贸易公司”，常驻广州料理南方业务。

一天，总经理夫人送货款到广州来。办完事情后，要我陪她去珠江大桥以南的小港路，与香港商人陈贤带见面。陈贤带过去与总经夫妇很熟。

陈贤带在广州开了一家店铺，专卖香港精细小商品。店里的业务交由他孩子打理，自己来回于广州与香港之间办货。陈贤带手头有港货，龙门公司时常在那里进货。他们是老关系。

总经理夫人带我去认识陈贤带的目的，是要让我今后利用陈贤带这个渠道，向公司门市部进些香港小百货。见面后，总经理夫人给陈贤带说：“

鲁昌麟之死的遗憾

——《浮生六忆》（32）

张光明

去年，春末夏初，一个朝霞漫天的早晨，我在大院门口遇见了鲁昌麟。虽然我们住在一个大院，但是见面的机会不多。一来院子很大，十八栋高楼，几千户人家，难得碰面；二来现代化生活特点：各住各的鸽笼，老死不相往来。何况，他是社会活动家，退休后仍然在外跑。我呢？闭门谢客，很少出门。

谁也不会想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几个月后传来消息，说鲁昌麟已经去世好久了！我大吃一惊。他不是身体满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快呢？一打听，心血管问题。

我们那次见面时曾经约定：过些时间我到他家去，或者他到我家来。他要把20年前的一些资料照片交还给我。那是他几年前就说好了的，一直没有时间清理。现在他先我而走，事情就黄了，怎么不令人遗憾！

他要交还给我的资料，是1981年我们考察香港回来以

刘银洲的点点滴滴

——《浮生六忆》（31）

张光明

前不久问起刘银洲，才知他已故去多时。迁居郊外之后，跟城里人生疏了，信息不灵了。这样的大事都不知晓，可叹！没能跟他见上最后一面，心里难受。夜深人静，想起过去的事情，难以忘怀。

老刘这个人，机关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办公厅行政处的副处长。首长的生活，职工的生活，机关的卫生，园林花木，取暖降温，乃至于发放工资、买办公用品，电话通信，分配住房，分配家具，……他都得管，都得做好。一句话，他是个忙人。

别看他的形象和衣着像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可他金光闪闪的红色光环，令人羡慕，令人敬佩。他是老资格的川东地下党员。听他说，他是华蓥山游击队的小队长，跟双抢老太婆一起打土豪分田地。他是游击队与重庆地下党的老交通。解放前夕，他在重庆接待、转送过不少华蓥山下来的同志……。

不搞派性的军代表

——《浮生六忆》（30）

张光明

     “文革”十年，我所共过事的军事院校干部中，真正不搞派性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重庆后勤工程学院的卫生处长吉振江。

    老吉是北方人，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部队的老八路。“文革”时期到地方支左，他任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外事民政小组组长。“文革”中重庆没有什么外事活动，民政工作也只一年两度的“拥军爱民”和“拥政爱民”。机关里难得见到他，他大多时间在民政局。

    一个时期，民政局革命群众两派严重对立，“八一五”、“反倒底”誓不两立。但是好多人都说，老吉不介入两派是非，不参加两派活动，不参与两派斗争。他也没有进入“三结合”的斗批改班子。

    有人说，他在民政局经常跑几个精神病医院。了解病情，救助病人。人们说他不大像支左军代表，而倒像个医务人员。这可能与他在军队的本职工作有关。

    我曾经担任办事组秘书小组副组长。清队结束以后到民政局“协助工作”时才

台商曾试探重庆熊猫去台

——《浮生六忆》（29）

张光明

    大熊猫“团团”、“园园”在台北安家已多时了。由此我想起了30年前有位台商在重庆试探过熊猫入台的事。虽是旧话，也可说明台湾人民想往熊猫已经很久了。

    引起这个话题的是砖瓦，时间是1979年初春。中国建筑上的砖瓦，自古以来是泥巴做土坯，经过高温煅烧而成。这种制作方法，生产周期长，产量不高，而且耗费能源。国外七十年代出现了免烧砖技术。引起了重庆市建委主任赵良注意，他一心想引进这种制作技术。以美籍华人欧阳虎先生为首的“香港太加国际贸易公司”愿意帮助实现这个愿望。这是赵良原先老部下牵的线搭的桥。

    由于外事业务实行归口管理，市领导要求建委将这个关系介绍给外办。于是我在工作中与太加公司的执行董事高惠坚先生有了接触。

    一次，高先生带了一位叫佘汉民的台湾商人来重庆。佘汉民是太加公司副董事长，兼台北分公司经理。他们为游览长江三峡而路过重庆，有意在重庆呆上几天。探索重庆地方

王芸生给我的四句箴言——《浮生六忆》（28）

张光明

我在《青春的脚步》第九章中，谈到了新闻老前辈王芸生送我几句话的故事。可是我没把他送我的话说完全。有朋友建议我补充完整。现在，我重谈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既警醒自己，也供别人借鉴。

反右斗争后，创刊于1902年的老《大公报》由民营改为国营,归中央领导（当时中央直接领导《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和《红旗杂志》。称三报一刊，“文革”中《大公报》停刊，改称两报一刊）。归口由中央财贸部管理。财贸部决定从各省市调一批干部去《大公报》充当记者。改变老《大公报》旧知识分子过于集中的情况。这叫“掺沙子”。

1959年秋，我作为“沙子”从重庆被“掺”到了北京《大公报》。报社给我的任务是，接受培训后仍然回重庆常驻，组建《大公报重庆记者站》。

在培训结束要返回重庆时，记者部主任姚仲文对我说，

                  忆刘学斌二三事——《浮生六忆》（27）

                             张光明

刘学斌先我而去了！他走得早了些，也走得太突然。说走得早了些，是他还不到八十岁；说走得太突然，是没听说他生过啥病。

这些年，我身居远郊，少问世事。闭门谢客，孤陋寡闻。忽然通知告别遗体，我才大吃一惊！

他从重庆警备区转业下来，我俩就工作在一起。他是一个好搭档，一个好助手。工作上我们合得来，感情上也是好朋友。在我们单位，历年政治运动的教训，同志之间互有戒心。处世都提防着点，尽量不惹麻烦，以免日后政治运动被抓把柄。只有彼此信得过的人才能袒露胸怀，表达真实观点，还可以讲点私房

           为何给陈西另外一鞠躬——《浮生六忆》（26）

                       张光明

陈西得绝症我不敢相信。不知咋搞的，这年头得绝症的这样多，我认识的就七八个。而且多少好人，而且多是女的，而且多在是直肠部位。

陈西做完手术后，我和老伴要去看她，她一再婉拒。我们一个单位，住家较近，也谈得来，可平时一月才在机关见一次面。陈西善于种花，每年我都叫孩子从西欧带郁金香种子送她。她几次叫我去看她的小花园。可她们住那个省部级别墅群，进门太麻烦，我还没有去哩，她就走了。

她切除癌变后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没有问题了。因为癒后效果不好，没多久又住进了医院。我们老干支部的人去看她，瘦得已经变形了。该死的癌症确实厉害，对人确实是一大摧残。不然怎么会叫绝症呢！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