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元元非彼元元，不是上海自杀的研究生，而是北京电视台的女主持。

   据说，元元因为院里的一个老人吃狗肉，而行驱赶。驱赶不说，还号称，自己是天下流浪动物的监护人，大有谁和流浪猫和流浪狗过不去，她就和谁过不去之意。可以说，元元，尤其是作为一个意见领袖的元元，一个本该较常人更加理智、冷静和客观的人，恐怕心理上病得不轻。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猫狗和人孰重？无论老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例如可能有许多元元看不上的毛病和问题，但老人毕竟是人，和猫和狗岂能比较？人的生存和生活是一切问题的中心，无论元元多么有“爱心”，我想首先要用来“爱人”，而不是用来“爱猫爱狗”。即便是你自己很爱猫和狗，但也要很清楚，当爱猫和爱狗与爱人发生冲突的时候，要知道首先去爱人。即便是你人为老人没有爱心，那你是否又用爱心去温暖他那颗在你看来没有爱的心呢？如果没有，而是行驱赶之实，我不知道，元元的所谓的爱体现在哪里？这是问题一。

    问题二是什么？有博友发文说，打开元元说话，好象都是猫啊狗的，而且元元本人的博客（本人没看过）也有许许多多关于猫狗的内容，用她自己的话说

    人民日报发文称,对于乙肝(包括病人和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主要是由于误解，由于普通大众没有乙肝科学知识。因此，应该通过普及科学知识，完善有关公平的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但事实上，同一文中也明确指出， 中国青年报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也耐人寻味：只有6.9%的人承认，自己存在乙肝歧视；却有超过1/3的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共餐。这事实上表明，歧视乙肝的人并没有想象的多，而在行为上保持谨慎的人却很多。这恰恰证明人了解或者基本了解医疗知识，知道不应该、也不需要歧视。但是，处于保护自身的心理需要，他们更愿意保持更安全的距离。难道，专家们会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心理需要吗？

    乙肝到底是如何传播的，想必很多人都知道了。也就是血液、母婴和性传播。但是，我们无法面对的一个事实是，难以想象，在这仅有的三种传播途径的传播下，中国竟然有1/10的携带者或者病人。要知道，中国人的性关系相对保守，没有见面接吻的习惯，孩子一般只有一个，并且有很多孩子还注射了疫苗。比较而言，同样通过这3种途径传播的爱滋病经历了近30年的传播，在中国大地上却仅仅不过有数百万人感染爱滋病毒。科学在

    铁道部的领导说，现在实行售票实名制度还不具备条件，原因是候车区域小，验证需要太多时间。真的是这样吗？

    我相信，这样的原因确实存在。但是，这样的原因是在现有制度下形成的，如果实行了实名制度，还会这样吗？不会。

    第一，实名制度会使旅客购票的效率大为提高。实名制度购票可以借助网络实现，这样，在北京、上海等集中地，由于网络普及率高，购不到票也就不会再屡次去火车站尝试，火车站120个窗口售票的壮观景象就不会出现。自然节约了大量的面积。

   第二，验证完全可以借助技术手段。目前，每个旅客进入车站时，都要验危险品，这个时间就完全可以完成验证工作。二代身份证完全可以借助技术手段验证，只需要扫描一次，持证人的车次、时间都完全可以显示出来，不知道增加什么时间和困难？

   第三，验证和查证相结合，在候车室候车的时间一般有1小时左右，即便不采用技术手段，完全可以把候车室充分运用起来，把铁路上的人力资源充分运用起来，在这一小时的时间内完成验证工作，不知道又有什么困难？

   第四，你还可以不验证

    今天，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表示，对内外勾结以票谋私的铁路内部人员，一律解除劳动合同，情节严重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王勇平说，不能保证在全国范围内的铁路职工没有一个铁路职工参与倒票。因为往年也发生过极少数的铁路员工参与内外勾结倒卖车票，这些事情查处以后他们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

     我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少职工参与倒卖车票，而是这些职工倒卖了多少车票。即便只有一个人倒票，也可能会是把站上所有的紧缺票都拿去倒卖。本人就亲身经历过，在购买某地某次火车时，是根本一张卧铺票都没有的，上车才知道，所有的卧铺票都在列车长手中，那这个人可能是极少数之一的，但却使这次车连一张卧铺票你都甭想买到。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难道我们管理的目的是要把这些人开除吗？还是说要让大家都买的到票呢？显然，铁路部门的工作不是要开除这些人，而是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怎么样把票卖给真正需要的人，而不是票贩子手中，要实现这个目的，那么，最好的手段是实行实名制度。

    最近，越来越多的网友把精力放在了反腐败上，从深圳海事局长到周久耕,一个又一个官员被网络拉下了马。“人肉搜索”在用到正道上时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发挥了普通群众举报和纪委日常监督难以达到的效果。

     原因在于：“人肉搜索”是大家参与，因此，信息比较全，选择性少，因此具有相对的客观公正性；二是人肉搜索多半以图片和视频的方式来表达搜索结果，证据直接而明确。三是搜索结果大家评判，社会舆论监督作用明显。

    当然，人肉未必都准确，但是，只要是搜索方比较多，被搜索方也主动参与，这个问题并不大。例如，说甘肃某县长戴了价值多少万的手表，一纸声明，网友和照片一对照，谣言自熄。

    从这个角度看，“人肉搜索”对反腐败确实是个好东西。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官员的隐私权相比于公众而言，受到更大限制，其财产、其行为应该受到公众更多的监督与了解。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人肉搜索”进行到底？纪检监察部门善用人肉搜索的信息，领导干部正确对待人肉搜索的结果，可能会为我们政府的反腐败建设提供更强有力的武器。

    温总理北航视察，有一女生背对总理，似乎在专心读书，于是有人大加赞扬，以至于甚至用上了诗一样的语言：“也许是她正在认真思考一个难解的科学奥秘，也许她正在科学的天堂里遨游，她已经被浓浓的书香陶醉，以至于忘却了世间的纷扰，以至于没有觉察到温总理的到来。”真是荒唐！

   这种荒唐的观点反映了中国的所谓学习观，也从反面印证了中国大学生为什么有那么多书生之气，却无社会能力。

   当一个大国总理、并且是深受爱戴的总理来到你的身边，当一个哪怕并不是总理而只是满头白发来到你身边希望与你交流的老人来到你身边，姑且不说从什么基本的文明礼仪上讲，你应该以目光、姿态和语言表示起码的尊重与呼应，即便是最自私地讲，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学习对象？我们不把温总理看作高高在上的领导，只看做一个事业成功的老人，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