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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经济人 之叶檀专栏

    中国企业500强净利润超过美国,正如中国GDP总量不久将超过日本一样,说明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上升,却不能说明中国经济创造力增强。大国经济必须有与之配套的具有责任感与全球带动作用的大企业,这方面我国大企业有待增强。

    中国500强企业有三大特点,都说明了工业化初期与政府主导的特征。

    第一个特点,集中于重化工业,2009中国企业500强共分布在75个行业中,企业数量排在前5位的行业是:黑色冶金及延压加工业的企业最多,有65家入围,占总数的13.0%,排列在第2至第5位的分别是建筑业33家,煤炭采掘及采选业26家,一般有色冶金及压延加工业21家,电力、电气、输变电等机械、设备、器材、元器件和线缆制造业18家,这5个行业500强企业数量占总数的32.6%。重化工业是集聚优势社会资源结果,在工业化初期的特定阶段发生,但从我国精密机床等方面看,尚未具备重化工业的技术优势,从重化工业利润到工业先进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个特点,集中于国有大企业。从2009中国企业500强看,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 曾昭鹏

中国早点-京选视界

  北京媒体工作者石述思近日在其博客列出“贫二代”的18条标准,经网上广泛转载后引起关注,不仅让“贫二代”一时成为中国网络的热点词汇,也凸现当下存在于中国社会一个特定层面的生活现实。

  “贫二代” 的概念相对于“富二代”,他们指的是一般工人或农民家庭的子女。这些年轻人的家庭背景和影响力,无论是从财富或社会关系面的角度衡量,都无法与家庭环境优渥、人脉强大的“富二代”相比。在求职就业方面,他们的劣势更加明显。

  市场上的就业信息网应聘系统普遍设置“家庭收入”条目、企业重视家庭背景,以及高昂的求职成本(简历打印、邮递费、职业套装、外地面试的路费)等,形成了贫富二代相互竞争、高下立判的大环境。所谓的“拼爹游戏”(注:比拼老爹,指学习好,不如有个成功的爸爸)这个社会流行词,鲜明地概括了当今中国新世代的社会心理。

  改革开放30多年,整体中国社会的生活水平确实获得显著的提升,而部分中国家庭也富了起来,物质条件大大改善。然而事实上中国各地仍有不少普通的家庭过着简单的生活,这些家庭的子女在向上进取的过程中面对阻难,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在好时代饿死的不在少数,在坏时代风生水起的亦更不少见。正如顾城所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危中寻机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610万,这两个因素对大部分中文系的学生来说,非常糟糕。要是多留意报纸,我们就会知道目前中国的学生就业形势是历年来最

立志(2009-08-31 00:33)

人,第一要立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

李嘉诚的话,平时而真切,有时候不免自愧。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2009-07-28 16:12:0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梁家第三代葆有(外)祖父的一个特点,无论怎样,仍充满了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

梁家第三代的老人们,有一种淡淡却有趣的口音:北京话的底子,但个别字词听来接近天津话,或是南方方言。他们大多生于1930年前后,年幼即随父辈四处漂泊,口音,成为那个年代留下的痕迹。

梁再冰和梁柏有的童年在大西南度过,能说流利的四川话。那时的西南,确实是后方,梁再冰随母亲林徽因先行去李庄,路过贵州毕节,能看见狼驮着狈在马路边跑。思成、思永两家在李庄一度极为困苦,但孩子们未必感受得到,梁柏有记得自己每天都能吃一份醪糟鸡蛋,母亲给她用缝纫机轧一个花裙子,她就在旁边等着,做好了立刻穿出去,跑到长江边上向同济大学的学生显摆。

吴荔明出生在广州荔枝湾医院,家住启明三马路,遂得此名,她懂粤语,是第三代里为数极少的掌握祖籍语言者;梁忆冰随祖母王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2009-07-28 16:06:55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梁启超准确地预言了子女将要遭遇的时代风浪,但他并未料到这风浪持续时间竟会如此漫长

1927年11月24日,梁启超给留学海外的孩子们写信:“有顶好消息报告你们:我自出了协和以来,真养得大好而特好,一点药都没有吃……”

一年多前,他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切掉了一只肾,企盼能将宿病断根,看起来,他的身体状况也确实在往好处走,不过,却“还是睡不着的时候多”。他当然想念孩子们,也当然惦记着“政治问题或学问问题”。

1927年是中国政坛的多事之秋,梁启超在痛感军阀之黑暗的同时,也对南方的革命形势满怀疑惧:“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将来我们受苦的日子多着呢,现在算什么!”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郑廷鑫,实习记者 翁倩 发自广东新会

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1928年10月12日下午3点,病中的梁启超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录下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是他的绝笔。

之后,他被送到协和医院抢救,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卒于北京,安葬在西山卧佛寺,与发妻李蕙仙合葬。这位一辈子都在探求中国富强之道的“行者”,终于停下了脚步。

他的墓碑是长子梁思成、长媳林徽因共同设计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曾说,“知我罪我,让天

周六清晨(2009-08-08 12:36)

   黑云压城的早晨,一杯浓浓的普洱,张信哲的《白月光》,周杰伦的《蜗牛》,MBA同学群的吹水……

   一个早晨,在讨论,反思与被感动中悄然流逝……

   周六的清晨,是最舒服的,前无标兵后无追兵,要是想问我工作以后最轻松的是什么时候那答案一定是周六清晨。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新加坡能不能学?

 

中国能不能学新加坡?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事情并不总是很清楚的。一方面,中国领导层从邓小平开始一直对新加坡经验非常重视。邓小平本人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特

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新加坡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此后,对学习新加坡经验,其他很多国家领导人如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和温家宝都在不同的场合有过不同的表达。总体说来,前期是学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到现在不仅继续对经济社会感兴趣,而且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也深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各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不是其它国家所能及的。

 

但中国领导层倡导学新加坡和地方官员学新加坡有很大的距离。领导人不仅希望学新加坡的具体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学新加坡的改革进取精神。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小国,新加坡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


作者:吴晓波

“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回暖的,请举手。”

“认为中国经济还没有回暖的,请举手。”

“认为自己无法判断的,请举手。”

就在最近的一个多月里,我至少在三个财经论坛上做过这样的现场测试,每次的测试对象是两百到六百位中小企业家。

而我看到的景象几乎是一样的:前两次举手的各占两成,无法判断者占六成。这样的结论告诉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们不知道自己处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中。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最近半年,很多企业界人士都成了“气象爱好者”,大家见面的第一个寒暄往往是,“现在有没有回暖呀?”、“冬天真的过去了吗?”、“还会有新的寒流来吗?” 那口气,很好奇,很不安,很焦虑。当然,大家问的不是天气,而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很显然,这样的景象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也许我们可以不夸张的说,过去的半年,对于许多民营企业家来说,是失去的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