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75岁的宋婆婆被科强房产公司告上法庭。对方称宋婆婆是'钉子户'，要更改赔偿标准。去年10月，宋婆婆14平方米的老房被拆，开发商签约承诺给她总面积为117平方米的两套新房。如今开发商毁约，称该赔偿不公平，希望变为'1赔2'，即补偿28平方米。(见9月25日《重庆晚报》)

　　既然当初开发商和宋婆婆签了合同，为什么现在又要毁约？房产公司的代理律师表示，当初签安置补偿协议其实是违心的，因为不签协议就拆不了房，为了赶工期，被迫答应了宋婆婆的不合理要求。

　　开发商的'签约'原来是一种欺骗居民的手段！不惜以玩弄法律来'赶工期'，为自己的利益开路——这不是把法律当儿戏了吗？难怪有网友总结说：开发商哄骗宋老太拆房允诺赔偿白纸黑字墨未干，赚钱后撒泼打滚恶狗反咬一口状告宋老太钉子户。不是吗？以拆房屋为目的，以欺骗为手段，先以利益诱惑老人，欺骗老人签约，再毁约。你分明能够感到，开发商把法律和居民当成了玩偶，想怎样玩就怎样玩。宋婆婆如果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她完全可以以违反商业合同为由，要求开发商赔偿违约金。

　　至于开发商方面说的'被迫'，我们不禁哑然失笑：难道这位75岁的老太以高官的亲戚自居，或者

　　尽管，警方已声称律师是由周正龙自己请的，但问题是，在周正龙的妻子三次欲见丈夫而不得的情况下，所请的律师又是如何见到被羁押在看守所的周正龙，并办理委托手续的呢？执法部门对相关信息拒不披露，尤其是当地公检法机关“不约而同”地对犯罪嫌疑人家属委托律师全然拒绝，着实令人费解。周正龙为何放着诸多免费提供法律帮助的外地律师不用，非要委托本地的收费律师？如此背离常理的怪象，种种无法得到解释的疑问，不能不让人对该案司法信息的公开感到忧虑，也对司法能否独立产生怀疑。

2008年09月22日11:25  来源：信息时报
傅达林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9/22/content_324685.htm

　　据报道，审理“华南虎”一案的安康市旬阳县人民法院近日向媒体表示，该院尚未接到开庭的确切时间，但已确定采用公开审理的形式。但因“庭内坐席座位数有限”，旁听需向市委或县委宣传部门提出申请。

　　“庭内座位有限”，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在公众关注度很高的案件中听到这样的理由了。而依据惯常的套路推演，“座位有限”论一语既出，紧跟其后的便可能是很多莫名其妙的人员“先到先得”了那几张仅有的旁体证，加上早已安排妥当的诉辩配合，一场“秩序井然”的“公开审判”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最高院07年出台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都可以持有效证件参加旁听的，人民法院应当妥善安排好旁听工作。但没有谁会苛责“场地限制”的，所以“座位有限”便成为所有不想公开审判、但又不得不公开审判的重大案件几乎统一的对外口径。

　　本次的“华南虎”公审，“小地方，没见过大世面”的旬阳法院确实比较缺乏应对公共案件的起码技巧，居然将安排旁听的职权径自委托给了市县两委的宣传部门。负责文宣的部门去决定和控制审判旁听的人选，法院的审判到底是司法活

　　“权力搭台、流氓唱戏”是权力寻租的表现形式之一，但具备普通寻租方式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把权力承包给流氓，权力部门一是省心省力，可以不干活就坐享“收益”和分成；二是不必亲自出面鱼肉百姓，从一定程度上转嫁了“风险”，出了问题可以把流氓推出来顶缸——这比某些部门出事就推给“临时工”更彻底；三是可以借流氓之力——流氓够黑够狠、无所顾忌，干起坏事来方便多了。而对那些社会闲散人员和流氓而言，有权力能够“承包”，从而获得了可以攫取暴利的机会和对老百姓的“合法伤害权”，该是多么爽的一件事情啊。

　　权力搭台、流氓唱戏”给社会带来的，是“失控的权力＋流氓的暴虐”所造成的双重伤害，绝不能任其存在和肆虐。“权力搭台、流氓唱戏”的根子，不在流氓，而在权力。只要下决心把权力这个后台彻底打碎，流氓自然就失去了表演的舞台。

2008-09-24 18:19:56　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
乔志峰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8-09/24/content_841502.htm

　　房市低迷，不仅开发商着急上火，又以“房价只是俯卧撑”自慰，又是集体拜见“猪坚强”，其实地方政府也很上心，许多地方都放松了调控开始将救市提上日程——然而吃惯了暴利的开发商还嫌政府的救市力度不够，于是撺掇其利益代言人中房协给国务院有关领导提交了一份建议：改变目前“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改为“适度控制”。具体政策包括允许地方政府自行救市、降低房地产交易有关税率、鼓励改善性住房需求等等。

　　舆论顿时一阵狂轰，纷纷质问“中房协代表谁的利益”——言下之意是“怎么不代表千万房奴的利益”。这个问题问得实在脑残，人家中房协从开发商那儿又吃又拿的，当然要帮开发商说话，通过合法正当的渠道表达一下利益诉求并无不妥。

　　相比过去，中房协上书甚至能体现出一种进步。因为过去房产商影响政府决策往往是很隐蔽的，人们根本看不到。当年央行出台旨在严控开发贷款的121文件，就因为商人瞒着公众向政府施压而遭搁浅。公众不知情，自然也就无法平等参与博弈，也不知道开发商采取了哪些手段俘获了权力——而如今这种利益施压变得越来越透明了，利益集团不会刻意遮掩，政府会坦然公开，公众能迅速看得到。一透明就好办，一来大

　　要让政府的运作透明在阳光下，一个同人民有血肉联系的政府，除了责任、服务、献身和廉洁，没有其他特权。

　　政府应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人民，同时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一个制度、一个政府，只有不断地听取批评意见，才能够不断改进工作，不断进步。

　　中国要加强民主建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让人民提出批评意见，政府接受人民的监督。与此同时，还要完善法制，所谓依法治国，最重要的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司法独立和公正。

　　推进民主政治最重要是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是逐步完善民主权益，保障和扩大人民的选举权——“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权力一切都来自人民，一切都为了人民。我们做的好坏，也以人民的评价为标准”。其次是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什么人触及法律，都要依法处理。第三就是民主监督：包括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这样才能使各级政权机构置于人民监督之下，使政府决策更加民主、科学，使每一位领导人都能更加严格的依法办事，严格的要求自己，遵守法律和宪法。

2008年09

　　郑州市纪委书记在分析了省内外50多个贪官案例后，终于归纳出了“贪官情人分7类”这样的香艳结论，填补了贪官情人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很了不起。

　　纪委书记给领导干部上培训课，先是传授“贪官情人分类法”，后又大谈“鞍山市最美丽的屁股”，当真是深入浅出、非常生动活泼，听课的领导干部们的兴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

　　兴奋过后，觉得有点不对劲。把对领导干部的培训搞得这么香艳，合适吗？当然，我相信，纪委书记是将这些内容当作反面教材来讲的，主要是想起到“警示”的作用。可对这样的特殊内容，一笔带过即可，真有必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篇幅来抽丝剥茧、详加剖析吗？

　　同时，反面教材和低级趣味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一不小心就容易越界。看看书记同志都讲了些什么吧：贪官情人的分类、“鞍山市最美丽的屁股”……我不排除当天听课的领导干部中有因此“深受教育”者，但我也担心，会不会有那么一些人，此次培训只是得到了一次消遣和猎奇的机会呢？也许，书记讲这些东西，还是为了增加培训的生动性，防备听课者走神打瞌睡。的确，这一点他做到了；但说极端点，假如我到会场上讲《金瓶梅》，估计气氛会更“热烈”吧？把如此香艳庸

　　熟识国情的人们都知道，地方环保部门不过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单位而已，其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因而在环境执法监督上，查与不查、处罚不处罚哪家企业，以及查处到什么程度，都得看上级领导的眼色行事——环保再重要，也不如头顶上的乌纱帽重要；敢于得罪污染企业，也不敢得罪上级领导。只要是地方政府有意“保护”的企业，当地环保部门就只能睁只眼闭只眼。由此便造成了一些专家所言的“三不查”：老百姓不上访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高层领导不批示不查——阳宗海水体污染事件，如果不是媒体披露和云南省委、省政府关注，当地环保部门怎么可能去查？

　　地方环保官员没有勇气把失察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也不敢把责任推到某位领导身上，更不敢抖出什么鲜为人知的“内幕”为自己鸣冤叫屈。他们唯恐因言获罪，只好把难言苦衷放在肚子里，值此风声正紧的敏感时刻，“不知情”、“不方便说”便成了他们唯一可说的话。

2008年09月23日10:14  来源：信息时报
晏扬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9/23/content_325

　　天门城管的“无奈”，无疑来自一种体制的压力。这个体制，既包括对职能部门进行评价的体系，也包括对城市管理质量进行考评的体系。不难发现，不论哪一种体系，在其中真正起作用的，皆非普通民众的真实意见，而是来自上级权力部门的威权。在这种情形之下，城管这种职能部门真正需要的，只是上一层级权力部门的认可，而非民众的满意。于是，当原本内涵丰富的城市管理，被粗暴地简化为对市容的追求之时，在部门利益驱使之下，城管就不惮于以毫无人性的方式对不服从者暴力相向，底线仅仅是“只要不把人打死”。我无意于替杀人的城管开脱，但是当我们将所有的愤怒指向城管队员的时候，也应首先明白，“好的制度使鬼变成人，坏的制度使人变成鬼”。

　　一个“坏的制度”，不仅陷民众于不利，也陷执法者于不义。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没有人可以处于有利地位。不论是天门事件中被城管打死的无辜者魏文华，还是北京城管与小贩冲突事件中被小贩刺死的城管李志强，抑或是这些正在接受审判的天门城管，不论是暴力的执法还是暴力的抗法，实质都是同一种制度缺陷的受害者与必然结果。上述事件的当事人也成为同一个时代及制度背景之下的悲剧主角。

　　作为一个制度性

　　对照《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我们不难知道，免职首先不属于所规定的六种纪律处分之一；其次，它只适用于公务员职务发生变化、不再担任公务员职务以及其他需要免去职务的三种情形。单纯从字面来看，因为“其他情形需要免去职务的”具有相当大的原则性，因而在适用上也就具备广泛的灵活性，以任何一个理由实施免职决定都显得理直气壮、从容不迫。

　　何谓免职，既然它并非纪律处分所规定的内容，那么它便只能是在公务人员不适宜、不胜任某一岗位或职务情形下的正常分工调整，而非实施行政问责的必然程序。

　　免职似乎正在异化为规避行政问责的“华容道”。貌似严厉苛责的免职背后，其实隐喻着行政问责止于免职的“长官呵护”，此所谓“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精妙所在。以往一些官员因问责被免职后不久换个岗位继续干的例子，已经让不少人对“免职”这一“处罚”能在多大程度上警醒当事官员和警戒后来者产生了怀疑，这些一免一任的现象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2008年09月23日09:00  来源：新华网
刘宁  http://opinion.peopl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