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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诗新抄

  

有一种高度

总也难以企及

有一种辽阔

永远无法丈量

 

屋檐上的甘南

生命都在舞蹈

今生来世的边缘

灵魂如鹰高翔

 

——李城《屋檐上的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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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实散文集《屋檐上的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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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篇小说集《叩响秘境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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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历史小说《麻娘娘》



非虚构散文集《穿越阿尼玛卿》

李城散文主要作品

《阳光照亮她的脸》发表于20034月《飞天》,入《飞天精华本·散文诗歌卷》、《飞天60年典藏·散文随笔卷》(甘肃出版社)。《越过一百零八条河流》发表于20042月《飞天》,入《阅读玛曲》(甘肃出版社)。《秋天的阳光》发表于200411月《散文》,《作家文摘》转载,录入《感动中学生的100篇散文》(九州出版社)、《甘肃省新时期文学作品选》散文卷(甘肃出版社,2010年)。《穿越阿尼玛卿》发表于2005年第3月《散文》,译为藏文,入选《西部散文》(甘肃美术出版社)。《有些鸟儿我们是看不见的》发表于20067月《散文》,20068月《读者》(甘肃出版社)、20071月《视野》(兰州大学)、2007年《活页文选》(上半年合刊,书局)转载,录入2006年度《散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列为20092010年高考现代文阅读范文,译为藏文。《小镇上的爱情》发表于2008年第4月《散文》,录入《我的恋爱》(百花文艺出版社)。《所有的伤口都会弥合》发表于20087月《散文》,录入《因为爱,人长久》(百花文艺出版社)。《一粒幸运的芥子》发表于20096月《散文》,列为2010年高考现代文阅读范文。《不要从原路返回》发表于20096月《散文》,入选2009年散文大联展。《外婆的山谷》《我那些正直而沉默的朋友们》201012月《散文》头条推出,并录入《散文2010年度精华本》(百花文艺出版社)。与甘南有关的一些词语》发表于《西部》文学月刊“西部头题”。《那扇门》发表于20121月《散文》。《坐在你的对面》发表于20125月《散文》,并录入《散文2012年度集》(百花文艺出版社。《源头的水依然清澈》发表于《散文百家》2014年1月。《扎仓笔记》发表于2016年1月《散文》,录入《散文2016年度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君子怀山》发表于2016年4月《散文》。《青稞简史》2017年第3期《散文》。《那些花,在风雪里》2017年第4期《金城》。《人类的》2017年第10期《散文》,录入《散文2017年度集》(百花文艺出版社);《边城岁月2018年第9期《散文》;《河曲马》载2019年第9期《散文》;《大野香草》2020年第5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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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6 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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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的时候,有次大哥出门搞副业,年底带回一包干枯的草根。父亲很不高兴,说你该操心全家人的吃喝了,带那些有啥用?大哥没有辩解,捏几根放进父亲面前的火盆里。火焰呲啦燎过,神奇的香味就弥散开来。

大哥叫它松香,说那是一种很难找到的香草。此后的每天清晨,父亲在火盆里生火时总会添加那么几根,也不敢多放,不想糟蹋了那稀罕之物。那时吃饭仍是头等大事,邈邈青烟虽不能充饥,但让人头脑清醒身心愉悦,觉得生活也是美好的。

哪里还有那样的香草?家乡小村在半农半牧区,山腰以下是农田,上边全是草坡。可山上满是牛羊,牧草都来不及长高,哪能生出香草来。不过那里有火绒草,我们叫艾花,叶子像白兔的耳朵,细碎的白花很不起眼,而且沙沙作响没有水分,牛羊是不吃的。放在火里闻着也香,就是比不上松香味道的纯。人们通常将花和叶子一起捋下来,一下午能捋一口袋,晒干后装枕头,也可以醒脑明目。

我工作过的几个地方都有艾花,一直用它来代替松香。收集艾花最好是中伏三,人们说中伏第三天,最普通的花草也含了天地的灵气。艾花晒干后反复揉搓,将花瓣和毛茸茸的叶子揉作一团,搓成一指长的艾条,存放在干净的纸盒中。每天清晨点上那么一根,袅袅白烟升起,醇香里带着一丝隐隐的苦涩,人也就警醒起来。于是,起床洗漱后点燃艾条成为我的习惯,甚至带了庄重的仪式感。

后来我到州府所在地羚城当了记者,一段时间老是去四面山坡上搜寻,看看有没有松香。那是荒原上建起来的新城市,羚羊奔跑过的地方,竟也不见松香的踪影。或许曾经有过,而今隐去了芳踪——许多有形的无形的事物,凡是让人觉着珍贵的,似乎都难逃如此的命运。经人提点,在西山之巅找到一种叫地椒的紫花植物,匍匐于地面的花枝比较干硬,似乎属于木本。带几枝回去放在炉盘上,香倒是香,还是没有松香的清爽和飘逸。又试着将它揉进艾花里,结果香味含混不清,像两个半道相遇的村妇在互诉衷肠。

哪儿还有松香?也许不会再跟那神奇的香草有缘了。

其实我忽略了黄河第一湾的玛曲草原——大哥带来松香的那次,可能就是去那里干活的。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玛曲草原也见到了真正的松香。

那次是玛曲县畜牧局的卓格女局长带我去看黄河湿地。青藏高原长冬无夏春秋相连,恰逢春秋之交,草原上牧草萋萋山花烂漫,仿佛苍茫大地展露出灿烂一笑。趟着齐膝深的花草,我们走上阿万仓乡政府西边的山包。站在那平地隆起的山包上,我看到了恍若悬浮空中的滔滔大河,以及大河之畔一望无际的湖泊和沼泽。到处是波光粼粼的水面,仿佛银河泄漏漫成汪洋,各样的候鸟赶热闹般翱翔其间。卓格局长说,黄河在玛曲草原回旋四百多公里,黄河第一湾的湿地为其注入了将近一半水量。

走下浑圆山包时,漂亮干练的女局长手里举着一朵紫色小花笑道,今天我要考考你——你是大记者,听说还是作家,能说出这花的名字吗?

看着她手中的无名小花,我茫然地摇了摇头。再看看脚下草地,大片大片在风中点头的,都是那种花。

这是松香啊,她说。

松香?真的是松香吗?凑近闻闻,也没什么特别的香味。见我疑惑,卓格局长连根拔起一枝来,抖掉黝黑泥土,露出褐色的根茎,果然飘散出那种超凡绝尘的清香来。我怀了极为虔敬的心,俯下身去仔细端详。娇嫩的条形叶片隐藏在密匝匝的牧草间,只有颀长的花茎伸展出来,绽放出一些紫色绒球般的小花,在高原的清风里骄傲地摇曳。

我便躺倒在草丛,闭了眼,任自己在那水波般荡漾的清淡香味中载沉载浮。是的,松香,它只能生长在如此纯净无染的大野中,幸存于钢铁履带未曾碾压过的草原深处。

那位科班出身的畜牧专家介绍说,它的学名是甘松,藏语叫绑白,但人们习惯叫它松香。它是中国独有的,以前遍布青藏高原的山坡、河畔阴湿处,如今已不多见了,能见到它,闻到它香味的人都是幸运的。

 

 

甘南有一种紫斑牡丹,原生于深山老林,经寺庙喇嘛们移植栽培,跃升为牡丹种群里的新品种。它香味浓郁,植株高达两米,而且耐干旱,也扛得住零度以下的气温。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得到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的资助,前往我国云南和甘南一带探险考察。洛克也是个摄影师,所到之处拍摄了大量自然和人文类图片,提供给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如今那些图片陆续倒流回来,成为当地旅游宣传中展现地方原生态的依据。洛克在甘南的卓尼禅定寺意外看到了紫斑牡丹,觉得是个极为罕见的品种,将种子寄回哈佛的阿诺德植物园。紫斑牡丹随即在美国培育成功,后来又盛开在英国伦敦的植物园里。可是,当它陆续被移植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在它屡经历战乱的原产地却难觅其踪了。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紫斑牡丹才被重新“引进”故里,盛开在卓尼禅定寺的花坛里。

我基本是个花盲,却喜欢为它们拍照留影,打上名字保存在电脑里。此事一度做得有些偏执,潜意识里似乎在担心,将来某一天也许就见不着它们了。

如今出门没必要带着笨重的相机,手机也能拍出足可观瞻的照片,而且一些不认识的花再也难不倒我——打开手机里的一个小程序,只需将花朵置于镜框之内,即刻就能搜索到它的芳名,还配有足够详尽的文字介绍。

多年前的一次遭遇,想起来还觉得有趣。那次是挎着相机去报恩寺拍菊花,为打听到那些花的名字,几乎惊动了全寺僧人。那是个山头小寺,我只见到三个尼姑,不知还有没有其他人,也许统共就那三个尼姑吧,可以称作“全寺”的。

那是个秋末的上午,天气晴好,陡峭的黄土路烤得脸上热烘烘的。山下的庄稼都收割了,路边的野草也因结籽而枯黄,一些尚带绿意的小草被晒得卷了起来,在脚下沙沙作响。快到报恩寺的时候路面突然平直起来,门前一段路甚至有点潮湿,好像清扫之后又洒了水。夹道是盛开的各色菊花,一些碗口大的花朵垂了下来,触在地面。

外院里有几间僧舍,只一扇半掩的门内传出喁喁人声。也许初一十五香客会蜂拥而至,那天倒是极为清净的。进了大殿所在的内院仍不见人影,只有各种菊花在碎砖围成的花坛里、泥皮剥落的墙根和石头台阶下自在绽放。大大小小的花朵混杂着,堆拥着,似乎经过发酵的浓烈香味令人沉醉,引得无数蜜蜂在庭院里嘤嘤嗡嗡。

我不知道那些黄的白的紫的以及复色的菊花分别叫什么名字。就在我附身为它们拍照的时候,眼角余光里闪过一位腰身婀娜的女子。她脚步轻盈衣带飘拂,一晃就进了大殿对面阴影下的一间小屋。

我不由想到了蒲松龄故事里的人物。如此深山古寺,难说真有狐精或花仙子出没呢。

原来那是一间伙房。当我来到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头皮刮得发青的小尼姑站在锅台边。她也许不到二十岁,手里正举起一只黑乎乎的大炒锅,弓着右手食指刮取锅底的饭糊,并响亮地吮咂着她的手指头。

请问师父,那种花叫什么名字?我指着院子当中一大堆纯白的花朵问道。那种重瓣菊花的花丝通常是修长而末端带钩的,眼前铺陈在地的那些花丝却是直的,一律呈放射状散开着,就像山里小女孩儿不曾梳理的头发。

我的唐突令小尼姑大吃一惊。她哐当一声放回手中的大铁锅,一声“阿弥陀佛”脱口而出。她显然没听清我的话,附身合掌道,施主有事吗?

我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

那不是九月菊吗?她反问道。

我说好像不只是一个品种,我想知道它们分别叫什么名字,什么品种。

那要问我的师父,她说着就跑到前院里去了。

她很快带来了一位中年尼姑。那中年尼姑且不理我,疑惑地朝伙房里瞅了瞅,似乎怀疑小尼姑背着她们偷吃东西。

小尼姑红着脸说,人家要问那些花的名字呢。

中年尼姑这才笑着看了看我。灰布僧帽掩住了一头青丝,但她的目光清澈,唇红齿白,即便梳妆台上摆了一大堆瓶瓶罐罐的城里女人,也不见得有她那样的气色。

我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中年尼姑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那是九月菊。

我又指指石阶下一树球状短絮的黄花,它们叫什么?

也是九月菊。

门外道路两旁的那些呢?

阿弥陀佛,还是九月菊。

我不满足那样的回答,坚持要弄清楚它们具体是什么名字,什么品种。

那要问我的师父,中年尼姑说。

中年尼姑又请来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尼。

九月菊,老尼不假思索地说。她又补充道,它们都是菊花,要么就一个字,菊。

老尼没戴僧帽,短发像蒙了一头薄雪,双耳以及拄着拐杖的手指几乎是透明的。她转向她的两位弟子,不满地训诫道,一本一本的经都背得下来,就记不住九月菊的名字!

我突然感到了窘迫,放弃了追问。拍完角角落落的菊花后,在功德箱里塞进两张纸币,向依然注视着我的师徒三人合掌道声“阿弥陀佛”,就匆匆离开了报恩寺。

下山途中,我猜想她们是不是真不知道那些菊花的名字。也许真不知道。即便知道了又有何用?它们都是菊花,要么就一个字,菊。这就够了。

花朵是无我的,它们并不在乎自己叫什么名儿。

 

 

我的电脑里甚至保存着苔藓的照片。那是既原始又低等的植物,可它的美和优雅不亚于花朵。

也是青藏高原的好时节,我跟随出席笔会的内地作家诗人们,进入云雾缭绕的迭山老龙沟。在一座即将垮塌的木桥上,我看到苔藓组成黄绿色的华贵壁毯,从一侧雾气蒸腾的涧溪里垂挂下来。

鲜嫩的苔藓覆盖着石头和树根,使它们变得蓬松,圆润,隆起,欢快的溪流在其间奏响淙淙的琴音。

那斑斓的色彩,温柔的质感,它与溪水的呢喃絮语,似乎存储在我前世的记忆里,再次重逢,倍感亲切。那是大地的鳃和肺叶,却那样坦然裸露着。在那一刻,我也想掏出我的心和肺,跟它们摆放在一起,表达我的喜悦和感恩。

我拉住那些刚刚认识的和依然不认识的同伴,以苔藓编织的壁毯为背景,站在木桥上拍照留影。我希望他们带走照片的同时,也带走迭山林区的深情祝福。

旅游车得以进山的便道,其实是当年为拉运木材的载重卡车开通的。我从长焦距的相机镜头中也看到,远处一些磨盘大小的树桩,正在被蓬勃蔓延的苔藓所遮盖。

陪同的一位迭部县工作人员说,当年林业局开足马力采伐木材的时候,一截云杉树桩可以装满整个车厢,一棵树需要七八辆东风车才能运出去。那时,油锯在歇斯底里尖叫,一棵棵参天大树轰然倒下,树枝树叶凌空飞溅,飞禽走兽落荒而逃,十天半月一座山头就被剃光了。

好在那样的景象已经过去,林业工人放下手中利器,捡起了培育树苗的铲子和锄头。树木不会说话,树木也无须感恩,而我在心底里替它们代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深入林间,脚下的苔藓松软如绵,左脚拔出来右脚又陷进去,随即又恢复原状不留痕迹。将手探进苔藓抓出一把泥土,那腐殖土竟是热的,发酵过的酒糟一样,带着大地的温暖和芬芳。林木稀疏处则是整片整片嫩生生的蕨菜,好像专门种植的;有处草地又被草莓覆盖,那水灵灵的浆果染红了鸟雀的喙,也滋润了它们的歌喉。还有绿的酸瓜儿,紫的羊奶头儿,红的樱桃儿,就那样悬挂枝头渐渐成熟,然后在秋风中自然蒂落,也可能由鸟雀传播到别处。那种和谐有序的循环,延续着大地永不枯竭的生命力。

那里也是雾的世界。大雾汹涌而至,几步开外就看不清同伴的面目,只觉得他们一个个都飘然若仙。雾汽擦拭着我们的衣襟,抚摸着脸颊,母亲一样温情脉脉。水汽的颗粒在眼前来回飞舞,又像大自然的无数精灵在欢快雀跃。

忽然闻到一种奇怪的气味,隐隐约约,令人恍惚。我问身边一位诗人:闻到雾的味道了吗?他说闻到了,像硫磺。他皱了皱鼻子又调侃道,天堂原来是这种味道。

那位工作人员哈哈大笑说,什么天堂的气味,是林场工人在喷洒农药呢。他说,工人们看到哪儿起雾就赶到哪儿,手忙脚乱喷洒农药,雾团升起后就带走药物,在树枝树叶间回旋飘荡,杀灭危害树木的虫子和细菌。

我们便看到了平地起雾的奇妙景象。回首下面的山坳,一团团雾汽在那里野火生烟般显现,滚动,扩张,突然拔地升腾起来,越过灌丛,掠过桦木和青的树梢,最后变成洁白蓬松的云朵,缭绕在高耸的针叶林树冠之间。

也隐隐约约看到几个人,马不停蹄奔向一处处起雾点,忙碌地摇动喷雾器的手柄。下山途中,我们近前看到那些穿着雨衣雨靴的林业工人,他们浑身湿漉漉的,正俯身在草丛里整理喷药器具。我们曾经诅咒过他们,憎恨他们的粗鲁和无情,而看着他们辛劳的背影,心中油然升起的却是敬意。从野蛮掠夺到理性管护,旧日的伤痕似乎也有愈合的可能。

上车的时候,那个闻见“天堂味道”的诗人举着一段潮湿的树枝,一副欲罢不能的表情。我打趣地问道,要带回去做根雕吗?他摇摇头,指着树枝上附着的一朵苔藓说,看看多么鲜嫩,可是,带回去怕是枯掉了。

苔藓只是一种低等植物,但它是高贵的,对环境不会降格以求,更不会像人一样选择妥协或者变通。它对湿度、光线和空气尤为敏感,不要说将它带到内地城市,怕是一出迭山林区就已干枯了——它是大自然的婴儿,既纯粹又柔弱,重重大山和源头活水是护佑它的襁褓。

诗人犹豫再三,最终还是返回林子,将它原样放到树下。虽然未能带走一丁点儿绿色,但他一定会记住迭山,记住老龙沟,那里的一朵苔藓曾经让他怦然心动。 

(原载《散文》2020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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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两位尊敬的先生。虽然素昧平生,知遇之恩没齿难忘。李城在此拱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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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4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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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九曲黄河第一湾环绕的乔科草原,是河曲马的家园。汤汤大河在这里回旋不去,水草丰美鸥鸭飞翔,赛钦花和金露梅染黄了草地。

在一顶黑牛毛帐篷前,一个牧人将他五岁的男孩举上马背。那是一匹臀部打着S烙印的栗色公马,没备鞍也没有缰绳,任由孩子拍打着它滚圆的脊背奔向马群。埋头吃草的数十匹马随即飞奔起来。如雷的蹄声伴着咴咴嘶鸣,泥土和草屑在蹄下飞溅。在一处明镜般的湖水边它们放缓速度,并渐渐安静下来。它们围在湖边屈颈饮水,那优雅的模样,又像一群刚刚收住翅膀的天鹅。

那是阳光灿烂的正午时分。岚烟中的大河飘忽不定,如悬浮空中的蜃影。整个乔科草原,连那目力勉强可及的百里之外的阿尼玛卿雪山,复又沉浸在湖水般的宁静中。

乔科草原,天上的牧场!

这是当年采访河曲马场时所见,已是二十年前的情景了。

在当地牧人口中,河曲马被称为乔达。达为马,乔达乃乔科马。乔科草原是河曲马的核心产区,在甘青川三省接壤的安多大草原到处可见它矫健壮硕的同类。

《安多政教史》概括出三大藏区的特点:“卫藏法区,康巴人区,安多马区。”前后藏是佛法流布之地,康巴地区男人剽悍女人漂亮,安多草原则是盛产良马的地方。

史载汉武帝曾用《易经》占卜良马的所在——“神马当从西北来”。结果他得到了新疆昭苏的乌孙马,并美其名曰“天马”。其实在秦汉、唐代以及大明帝国时期,驰骋疆场屡建奇功的国家坐骑,多是出自安多草原的河曲骐骥。

 

 

最早的河曲马是何模样?没有影像资料可供欣赏,但从西安兵马俑博物馆能领略到它的风采。

黄河首曲最初是古羌人的游牧地。他们以那片水草丰美的草地为摇篮,培育出了粗犷矫健的羌马。公元前二百多年,近水楼台的秦人借此装备了强大的骑兵,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建立了统一的大秦帝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蔚为壮观的地下兵马重见天日,那些跟真人真马同等比例的秦俑,手法写实造型各异,人是秦人的样貌,马是河曲马的特征。

在黄河首曲草原,羌马不断被注入新鲜血液,使那里成为马种改良的天然实验场。

公元三世纪,辽东半岛的鲜卑族吐谷浑部落迢迢西迁,经内蒙阴山进入了河曲草地。吐谷浑为作此大跨度的迁徙?原来是嫡、庶兄弟所属的马群打架,导致了兄弟的分离。

鲜卑族慕容部落首领去世后,嫡长子慕容廆继位,庶长子吐谷浑虽然心有不甘,但表面上相安无事。然而,马却是忠实而灵性的生物,似乎要为主人打抱不平。于是有一天,吐谷浑的马群就去攻击慕容廆的马群。两群马冤家般撕咬踢腾,一时闹得不可开交。慕容廆也是爱马之人,心里很不痛快,随即派人传话给吐谷浑:真不想呆在一起,就去另寻牧场吧。

吐谷浑便率领一千七百户部众,辗转来到青藏高原羌人的居住地。冲突是难免的,据说吐谷浑的儿子就被羌人所杀。但他们还是留了下来,并逐渐壮大,建立了吐谷浑政权,与羌人共同经营那里的草地牧场。

吐谷浑部族与羌人的融合,也促成了东北马和西北马的融合。

 

 

唐代的河曲草原更是各种良马的移民区,河曲马得到大规模的混血优化。

大唐王朝以隋马和突厥马为家底,同时引进并受贡域外良种,养马最多时达七十多万匹。唐代还建立了完备的马政,在陇山以西设置了数十处马监管理牧场。后又因马多地狭,分出一部分牧养于“河曲丰旷之野”。

文成公主进藏的七十年以后,金城公主成为第二个远嫁吐蕃赞普的大唐公主。应吐蕃请求,中宗李显又把黄河九曲之地赐作公主的“汤沐邑”。何谓汤沐邑?是供公主收取赋税的皇家领地。

吐蕃帝国拥有数十万骁勇善战的骑兵,足以跟大唐抗衡角力。为避免摩擦和冲突,双方屡以姻亲结盟“和同为一家”。

在此期间,吐蕃贵族间流行的马毬运动也传到大唐宫廷。《封氏闻见记打毬》中记载:

 

“景龙中,吐蕃遣其大臣迎金城公主,中宗赐观打毬。吐蕃尚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请与及敌。上令帐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驰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

 

先是身材健硕且技艺娴熟的吐蕃使臣屡屡获胜,后来那位大名鼎鼎的未来皇帝李隆基上阵拼杀,以少胜多力挽狂澜,为东道主搏回了面子,“甥舅”双方皆大欢喜。

马毬运动一时风靡长安,连袒胸露肩的宫女也乐此不疲,有《全唐诗》中花蕊夫人的诗句为证:“自教宫娥学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

在中国养马史上,唐代的养马业最为兴盛,对马的爱惜程度也无以复加。当时的《厩库律》规定:因骑乘不善导致马背磨破的,三寸伤鞭骑手二十,五寸以上鞭五十;医官对病马医治不力者鞭三十,致马死亡者杖一百。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以命相博,平静时却成为高贵优雅的绅士,得到如此的礼遇实不为过。

安史之乱使大唐帝国一蹶不振,却给黄河首曲牧场带来欢庆的盛典。公元763年十月,吐蕃、羌、吐谷浑等乘虚攻陷大唐长安,将陇右养马基地劫掠一空,其中不乏波斯、大宛、乌孙等名贵马种。那些战利品统统牧养于金城公主的“汤沐邑”——九曲黄河第一湾的广袤草场。在那个优良马种的大家庭里,吐蕃军队乘骑的图博特马自然也加入其中。

之后不久,吐蕃王朝因佛苯之争引发内讧,赞普朗达玛被弑,帝国崩溃政令不行。从此,远征的吐蕃将士成为“没有赞普圣旨不得返回的遵守命令之人”,史称“噶玛洛”(《安多政教史》)。那些马匹,也跟吐蕃将士一起归于自由。

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忽必烈控制了青藏高原,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忽必烈南征大理时,特意绕道甘青草原放牧战马,又为那片草地带来了蒙古马——那可是曾经驰骋于欧亚大陆的铁骑遗种,河曲马家族再添新成员。

黄河首曲草原成为马的移民区,也是各种良马的天然博物馆。那里的牧草极具营养价值,垂穗披碱草、沼针蔺、水麦冬、水稗子等莎草科草类生长茂盛,苍茫无际。随着季节的更替,金色的赛钦、紫色的马先蒿和蓝色的龙胆花依次变幻着大地的色彩。想想那是一副何等壮美的景象:宣泄不畅的黄河四处漫漶,湖泊沼泽星罗棋布,在那远离了战争的自由王国里,马群忽而像波涛汹涌的河流,忽而形成色彩斑斓的漩涡,鬃尾猎猎蹄声如雷,狂放的嘶鸣声响彻云霄。夜幕降临时它们才可能安静下来,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颈咬痒呼呼低语,在晚霞烧红的天际排成雕塑般的剪影。

 

 

至明朝,河曲马又担当了前所未有的重任。

大明推翻元蒙,朝廷大军连年北伐损耗战马无数,依赖西部河曲马来补充军需。“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开拓的封疆。”(明神宗朱翊钧语)草地牧人以肉食奶酪为生,气候高寒肠胃郁积,谓之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朝廷便采取互利互惠的贸易政策,以内地茶交换河曲马,使双方各得其所。为了确保茶马交易的正常进行,在青藏高原东北各大要塞设置了茶马司,专理茶马政务。

马为兵甲之本,茶马互市成为国家要政。为防止地方官吏与私商勾结舞弊,大明洪武年间制定了严格的金牌信符制度,将金牌直接颁给供马番族,同时发布敕谕通告:

 

“往者朝廷有所需,必酬以茶货,未许私征。近闻边将无状,多假朝命扰害尔等,不获宁居。今特制金牌信符,族颁一符。遇有征发,须比对相符,始许承命,不然则伪,械至京师罪之。”

 

那金牌信符成为茶马交易的合法凭据。金牌上方刻有“皇帝圣旨”四字,还有“合当差发”、“不信者斩”等字样,其权威性不亚于皇上圣旨。金牌分上下两号,上号为阳文,藏于朝廷内府,下号为阴文,颁给具有供马能力的番族首领,合符对契方可进行交易。同时规定:“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把守人员若不严守,纵放私茶出境,处以极刑,家迁化外,说事人同罪,贩茶人处斩,妻小入官。”

洪武三十年,驸马欧阳伦私自索取官茶文书,指派家人从陕西载茶五十余车前往西部草地。沿途守关士卒畏其权势,一路畅通无阻。行至蓝田县一处关桥,巡检税吏对其略表质疑,即遭辱骂和暴打。税吏不堪其辱,随即舍命奏报朝廷,终被太祖朱元璋的闻知。朱皇上大怒,当即下令处死附马欧阳伦,为其私出官茶文书者一律问斩。

 

 

河曲马是大自然选育的良种,在所有值得称道的名马中,它的血统可谓复杂。正因为如此,它是最具适应能力的马种,耐粗饲,疲劳恢复快,而且几乎不生病。它是挽乘兼用型马种,结实粗糙的体格就是用来吃苦耐劳的。河曲马鼻梁隆起状若兔头,耳如竹叶听觉灵敏,即便入睡也能捕捉到细微的响动。它胸廓深广肺活量大,在高原稀薄的空气里行走如风。更让人值得以命相许的品质是,它灵性聪慧又善解人意,即便乘骑者不知前路如何,只需信马由缰任其行走,最终都能安全抵达目的地。

河曲马身高平均高于蒙古马十公分,也略高于哈萨克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周礼》)古人的尺度与今大不相同,但以此高、中、低的标准衡量,河曲马足以荣膺“龙马”的美名。在速度赛中,它的最好成绩是千米一分十五秒。据说欧洲纯种马千米不足一分,但论长途耐力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河曲马是无可匹敌的,驮运数百斤物资也能日行百里。与那些踩着鼓点翩翩起舞的纯种马相比,它一点也不娇贵——它只是人类忠实的朋友,是胼手胝足的普通劳动者。

黄河首曲是亚洲最好的草场,1958年,甘南藏族自治州在乔科草原建立了河曲马场。根据国家农业部对河曲马进行保种的要求,八十年代,甘青川三省召开河曲马保种选育协作会议,制定了保种条例、选育方案以及鉴定标准。当时,以河曲马场所在地乔科草原为中心,加上周边四川若尔盖、青海河南蒙旗等地牧场,计有河曲马十八万匹。同时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还分布着数万匹河曲马,在农业生产、马种改良以及国防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河曲马自断乳时就打上象征黄河第一湾的S烙印,即便走到天涯海角,它也是黄河之子。

前面提到的那次乔科草原之行,除了完成对河曲马场的采访,我还忍不住在笔记里“赋诗一首”:

 

昆仑东驰飞银鬃,

黄河西回浪如尘;

大宛波斯今何在,

河曲良驹又逢春。

 

那是为河曲马迎来新时代而唱诵的赞歌。可如今,它似乎已成为河曲马的一曲挽歌了。

 

 

有故事说,当年黄帝活捉了一匹野马,觉得是所有猎物中最好看的,不忍宰杀吃肉,就把它关进栅栏养了起来。不久又来了几匹野马,对着那匹马叫个不停。黄帝让人打开栅栏,外边的野马就冲了进去,跟栏内的马啃着脖子亲热不已。后来即便不关栅栏,那些马也不会逃走,白天出去吃草,晚上回到栅栏,而且还添了小马驹。黄帝手下有个驯养能手,渐渐跟那些野马混熟了,有一天他爬上马背,不料马受了惊,将他摔了下来。他就用藤蔓拧成绳子挽成笼头,再次骑上马背。这次他紧紧控制着缰绳,马怎么折腾也没用,就驮着他飞奔起来。黄帝看了非常高兴,命人将其余的马都驯化了,他们骑着马去山中打猎,追得上跑得最快的麋鹿。于是,那位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就下了道命令:今后猎获野马,一概不可宰杀。

《周易》的记载印证了那个故事,黄帝时人们已“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了。那是公元前两千多年,从那时起,马和人就建立了手足般的依存关系。

《中国养马史》作了如下概括:

 

“人类得到畜力的帮助,很快使社会向前推进。”

“特别是西北牧区,在中国养马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河曲马的起源和唐朝在陇右的马群有很密切的关系,历史上所指的秦马主要就是河曲马。该地区的自然环境长期以来更促成了河曲马特有的品质。一直到清末,它仍被列为贡马之一。”

 

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天下“马路”交错通衢纵横,河曲马却无路可走了。

首先是草场退化。由于载畜量过大,加上气候原因和令人束手无策的鼠患,黄河首曲草原日渐退化,部分草地已出现沙化现象,牧业专家就提出了淘汰马的建议。他们认为一匹马吃掉了五只羊的草,而且那家伙一吃饱就撒蹄飞奔,草地被踩得尘土飞扬。政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对草原牲畜结构做出调整,要求牧人增加羊,控制牛,淘汰马。于是每年秋季,膘肥体壮的河曲马被马贩子装车运往内地,除了很少一部分进入私人马场和娱乐会所,绝大部分马的归宿是屠宰场。马肉少脂肪却富含蛋白,既能强筋健骨,也有这样那样的预防和滋补功效,很受内地饕餮者们的欢迎。

视马为朋友和兄弟的牧人,常常跟马行顶头礼,絮絮叨叨跟马说些心里话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那样的现实。有人就把用不着也不忍出售的马匹悄悄放归野外,让其重新回到驯化前的自由状态。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可是如今,萧萧马鸣、悠悠旆旌的场面只出现在电影画面里了。养马业的繁荣其实是战争推动的结果,随着骑兵建制的消亡,加之交通工具日益快捷便利,马的乘挽功能几乎丧失殆尽。在河曲草原,如今再也见不到较具规模的马群,牧户虽然保留着两三匹马,也只是为了在山区收拢牛羊,走远路更愿意借助摩托或汽车。精明的马贩子们往往开着二手车去那里换马,许多牧户甚至拥有两三部小车,最隐秘的牧场也已经辙印纵横了。

如今的河曲马场,除了一小部分保种马,牧场已变成了牛羊的世界。马场场部已开发为旅游景点,供人们去那里骑马拍照。那些马目光清澈宠辱不惊,空闲的时候就优雅地站在水边,安静得像个得道的老者。如果它们能开口说话,要说的也许是:你们去吧,我只能奉陪到这里了。

人已经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将它们远远抛在身后。唯大地见证过它们的忠诚,浩繁的史册里也满载赞誉之词。马完成了它的使命,跟水轮磨房和大轱辘木车一样,加速度的时代列车从它们身旁一闪而过。

河曲牧人为表达对马的眷恋,从2004年起,每年8月在乔科草原举办盛大的格萨尔赛马大会,由政府出资重奖优胜者。届时青海、四川、西藏、内蒙和新疆都有骑手参赛,算是目前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参赛马匹最多的盛会。2012年,那里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中国赛马之乡”。对那些功勋卓著的马匹来说,施展身手的舞台就剩一年一度的赛马大会了——获胜者会得到掌声和哈达的庆贺。

据说有人在拉萨建起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牦牛博物馆,收集了巨大的牛头牛角和被遗弃的木鞍毛帐篷之类,供城里人和外来的游客参观。我就想,也应该有人在玛曲建一座河曲马的博物馆,即便不为吸引游人,用以纪念值得自己骄傲的河曲马也是必要的。

而牧人们能做的,只是在山口放飞龙达纸片,或者用刻有马匹的印版在桑烟上不停地拓印。每当此时,哒哒哒的马蹄声就会响彻云端。

有位作家曾以“那时家马与野马刚刚分开”作为叙事的开头。一个为期数千年的时代已经落下了帷幕。往后,他们也许要以“那时家马重新回到野马群中”来作为小说的开头了。

汉武帝打卦寻求的“神马”,也许将真正成为“神的马”。我的朋友大诗人阿信,前不久作了一首题为《河曲马场》的诗,似乎已看到了那样的情景:

 

“仅仅二十年,那些

林间的马,河边的马,雨水中

脊背发光的马,与幼驹一起

在逆光中静静啮食时间的马,

三五成群,长鬃垂向暮晚和

河风的马,远雷一样

从天边滚过的马 …… 一匹也看不见了。

有人说,马在这个时代是彻底没用了,

连牧人都不愿再牧养它们。

而我在想:人不需要的,也许

神还需要。

在天空,在高高的云端,

我看见它们在那里。我可以

把它们一匹匹牵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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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1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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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先生(右)


“那天早晨,小教堂里的人不多,沃蒂埃牧师显然是有意发挥宣讲基督的这句话:‘你们尽力从这窄门进来吧。’

“阿莉莎隔着几个座位坐在前面,我只能看见她的侧脸。我目不转睛地注视她,完全忘记了自己……

“牧师先将这一节念了一遍:‘你们尽力从这窄门进来吧,因为宽门和宽路通向地狱,进去的人很多;然而,窄门和窄路却通向永生,只有少数人才找得到。’”


这是纪德《窄门》里的一段话。阿莉莎是“我”热恋的对象,可她是个极其圣洁的女孩,只跟她喜欢的人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她苦苦挣扎于渴望与恐惧之中,最后跟我们的林妹妹一样,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那种圣洁。

纪德的小说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让人思考,发人深省,可我要说的不是那个(尽管那就是吸引我去读《窄门》的理由)。就小说写作本身来说,《窄门》诞生背后的经历同样给人启发。那是纪德用了十七八年苦心经营的一部大作,为了证明他对信仰的极度虔诚,用了大量《圣经》中的原话来表达他的思想。作品毛坯出来后,他迫不及待读给亲朋好友听,大部分人可能不停地点头称是,因为都知道他的不易,谁也不想泼冷水打击他。可他的表哥是个直爽的人,而且真心希望他拿出无愧于付出努力的作品,就说:经典里的话当然都是对的,可如此大量引用,还不如让人直接去读《圣经》得了。当时他接受不了,可是待他冷静下来,反复思考之后发现确实如此。他是用自己认可的“思想”替代了作品所要表达的东西。于是他忍痛割爱,将书中的引用部分做了大量删节,只留下不足原先三分之一的分量。就这样,我们读到的《窄门》,其中的人物就活泼泼地站在了面前。但之前的痕迹毕竟存在,书名仍是出于《路加福音》中的词语。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我们熟悉的作家身上。据说毕飞宇在写长篇小说《平原》的时候,掺入了大量的哲学说教,还有大段的风景描写和心理描写,结结实实弄了一本33万字的大部头。可他的书稿最终搁浅于编辑的案头,编辑认为那些过于厚重的东西其实只是累赘。于是他狠下决心,砍掉了“不符合小说的故事逻辑”的8万字,才使作品简洁明快起来。

在小说写作的实际操作中,有些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可能是多余的。小说需要的是故事呈现出来的人物和人性,而非作家想要直接表达的“思想”。莫言获得诺奖后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中说:“高明的小说家会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藏在他的故事里面,他应该把他主要的精力放在塑造人物上。他应该让他的人物自己表达自己的思想。”当然读者会各取所需,“有的读者会看到我作品里的故事,有的读者会看到我作品里的思想。”思想是什么?其实它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有心者自然心领神会。它就像作家食指末端的月亮——它就在那儿,你可以指出来,跳得多高也是够不着的。

在小说创作上我是个半路出家的笨人,有许多道理多年之后才慢慢明白。雷达先生早年来过甘南,在兰州举办的“文学甘南”活动中我也听过他的演讲。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一直主张,长篇小说应拥有丰盈的精神,而不只是裸露的思想。其实这句话就是对“形象大于思想”的阐释,聪明人早就明白,而我要等到他离世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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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的行者

——李城先生散文印象 

王朝霞 


     这些年不经意间养成了一些偏执的阅读习惯,比如阅读范围狭窄,阅读口味挑剔等。喜欢的文章会反复去读,不喜欢的,即使名篇佳作,心里也会生出些抗拒。想想,大约是因为年岁渐长,越来越钟情于一些具有温度的人或者事物吧。比如,像李城先生笔底下的那些文字。

  李城的作品,我读的相对比较多。小说、散文,还有屈指可数的诗歌,我差不多都反复嚼过。他的作品尤其是散文,始终呈现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大爱。但倘若你说,读他的作品时被感动了,那只能说明你的阅读或者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浅表层。

  《人类的孩子》是李城先生最新的一篇散文,也是今年第10期《散文》杂志的头条。和以往一样,书到手后,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了。也正是缘于这篇文章,是我有了写点读后感的冲动。或者说,是这篇《人类的孩子》给了我真正动笔的勇气。正如题目所表达的那样,通篇文章依旧是跳出了自我的突破式写法。文风,也是一如昨日的清新朴素。文章的第一句是“在甘南一座古老寺院的门口,我与一只羊对视良久。那是一只可能有相当年岁的公山羊,我却从它眼里看到了孩童般的天真。”是的,这就是真实的、我所熟悉的李城——那个揣了一颗悲悯之心、始终用双脚去丈量青藏大地的行者。在这个被浮躁和功利淹没的俗世里,只有他才肯这样静下心来,耗费时间去和一只动物或一株植物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视交流。李城在文章里说:“动物也有孩子般的眼睛。马的眼睛,牛的眼睛,鹿和兔子的眼晴,同样清澈、天真,或者好奇、顽皮,也不乏深邃……”在李城的人生哲学里,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敬重和珍惜,无论是一粒芥子,还是一只蚂蚁。他的这种观点无疑是一种当头棒喝,能适时敲醒一些在麻木冷漠中日渐昏昏欲睡的灵魂。至少,读完《人类的孩子》后,我惊出了一身愧疚的冷汗——在我无知的童年里,我也和他犯过一样的错,一样拿小动物穷开心过。

  这些年,李城先生的散文先后出现在《读者》《飞天》《西部》等期刊上,并多次出现在《散文》上,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每次当我因某篇小文被某杂志收留而沾沾自喜找不着北时,总能及时想起李城先生佳作连连却始终谦虚谨慎的人生态度来。仔细回味,原来这么多年,我已在无意识中将他当成了一面修身为文的镜子,以时时规范我的言行举止和作文态度。

  “有天清晨,我看到两个眉清目秀的年轻觉姆,一人提一小桶,另一人捡拾地上的灰蛾子。雾气湿重,蛾子奄奄一息,她们担心会被转经的人们无意踩到。一圈下来,半桶黑乎乎全是蠕动的蛾子。二人打开铁栅后门,将其倒入草丛,并扬手驱赶着。又一老尼用餐巾纸捏起一只被遗漏的蛾子,蹒跚着送出铁栅之外。”《那些花,开在风雪里》;“在长冬无夏、春秋相连的高原,青稞种子在零至一摄氏度的低温下萌发,嫩绿的幼苗几乎是从冰茬中冒出来的。它在纷纷扬扬的‘布谷雪’中蹭蹭蹭拔节,而雨雪交加的五月,柔韧的旗叶已迎风招展。当幼穗在叶鞘里鼓胀起来的时候,它全力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片会出现触目惊心的‘妊娠纹’,仿佛被毫无遮拦的阳光所灼伤。没有任何一种作物会如此‘玩命’,为了颗粒饱满不惜自我戕害。它还要跟高出一头的黑燕麦争夺阳光雨露,跟昼夜悬殊的温差抗衡角力。季节无情的鞭子抽打着它,需要在一百多天的生命期限里,完成母子相续的整个轮回。”《青稞简史》;“一群扛着农具、背编织袋的藏族妇女,列队行走在山坡上,一边唱着歌,声音嘹亮而悠扬。她们一个跟一个从嫩草泛绿的山坡走过,窈窕的身材,轻盈的步伐,看上去像是吉祥天女下凡,越过山梁飘然而去。原来那只是一群去田里耕作的农妇,她们的田块就在山梁那边。她们唱的是古老经语,如果非要为其命名,那么就叫“虫子唤醒谣”吧。她们用歌声唤醒草丛里蛰伏的虫子,告诉它们春天来了;她们列队依次行走,为的是避免踩踏到脚下更多的虫子。”《扎仓笔记》。在类似这样美好暖人的细节描写中,李城从不吝啬笔墨。这么多年来,他始终以“在路上”的方式收集并释放着尘世间的点滴温暖。特别是在很多人招摇着 “乡愁”的大旗却反复做出无病呻吟状的今天,只有他在书写着真正意义上的乡愁。他的文字,时刻关注着故乡庄稼的收成或日子的兴衰。他的目光,反复抚摸过青藏大地上升起的每一缕炊烟每一粒鸟鸣。除了脚下这片苍茫大地以外,他从不对人对事予以空洞的赞美。因为,他始终保持着必要的清醒。

  大约是五六年前的春天吧。有一次闲坐时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在李城先生面前口出狂言,说五年后一定会让自己的小说出现在某家大刊上。李城当时显很冷静:“你工作忙,写小说还不是时候,应该先多写一点散文,不断提高和积累才对。”果然,五六年过去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对于我们这些在写作上厚颜又狂妄的后生,李城先生一向显得宽容。他能及时而中肯地指出我们身上那些浮躁或功利的毛病,然后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指出一条方向明晰的道路。

  大凡有悲悯之心的人,都会有一颗童心。李城先生的为文为人,都会显露出一些孩童般的天真来。想想,那些才情横溢的大家们都是会有这样的孩子气的。读《文学回忆录》,看木心先生在课堂上玩笑说:“古时候学费是给师傅送肉干,这堂课就每小时十元,夫妇算一人收,离婚者不算。”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也许别人问我‘你在北京好?’,我会说‘我三三脸黑黑的,所以北京也很好’。”李城先生的作品里,也会经常出现令人捧腹的幽默。那是性情使然,任何人都学不来的。

  每个人都会有与自己相处的方式。对于一个在生活面前没有翅膀的人而言,我最常做的就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伫立窗前,以便尽快找到最亮的那一颗星星。而对于一个悲悯的行者来说,李城先生最惯常的方式就是不停地行走。

  节气已至小雪,青藏大地又将重新进入新一轮的冬天。一些虫子们开始进入休眠,植物们也都缩紧了身子进入了梦乡。但我知道,李城先生不会停下行走的脚步。他依旧会怀揣故乡的版图,跋涉在去往春天的路上,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去迎接第一朵雪花。因为他知道:“与花对视的时候,你的脸上只有微笑,脑子里只有纯粹的美和温柔的爱,而丑陋之物已是自惭形秽,逃之夭夭了。”

(《甘南日报》2018.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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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手稿

上帝死了,或者从来就没什么上帝,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即便人们都在做着毁灭的事,如果认为世上不存在什么敬畏之物,也就无须担心“良心的谴责”。

《卡拉马佐夫兄弟》无疑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那不是它超过一千个页码的厚度,而是自它问世的一百多年里,东西方各种文字的小说都无法企及它的深度。是的,深度,广度或高度自有他人代劳。

陀氏描写了没落贵族卡拉马佐夫一家人荒诞不羁的性格:老卡拉马佐夫是个自私荒淫的家伙,不信神也不受伦理道德约束,先后娶过两个老婆,有三个儿子和一个私生子,可孩子们生下来就被扔在后院,“光着脚,裤子上只有一个纽扣”,若不是仁慈的仆人把他们拉大,差不多都被饿死或者冻死了。孩子们长大以后,大儿子米卡成了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也信基督,但他从实用目的出发,认为人们需要神神才存在。老二伊万是个颇有头脑的无神论者,认为神根本不存在,并撰写文章批判宗教,说宗教的存在只不过是人们心中需要那样的权威或者安慰罢了。小儿子阿辽沙却是个虔信上帝、性格文静又在乎灵性生活的人,十几岁就进了修道院。这样一伙人搅在一起,我们只须需想想:在沸腾的油锅里加进一瓢水会发生什么。除了小儿子阿辽沙,老爷子和老大老二都具有“卡拉马佐夫式的疯狂”和荒诞,在争夺财产和情人的矛盾处于白热化时,人人厌恶的老头子突然死于非命,而脾气暴烈的老大便无可争议成了“杀父凶手”。

十八世纪法国作家伏尔泰说过: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把他造出来。为何要为自己造一个上帝?那是一个良心的参照,或者一种对抗的力量,需要跟形形色色的魔鬼进行鏖战。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愧是揭示心灵世界的高手,那个“战场”不仅发生在卡拉马佐夫父子对家庭财产的明争暗夺中,更多的是发生在各个主人公的内心。他说,魔鬼同上帝在战斗,而战场就在人的心里。同样,地狱的磨难和熬煎也不在地下十八公里的深处,还是在那些人阴暗的心灵世界。

“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没有什么事不会被卡拉马佐夫式疯狂的人们做得出来。人性中的神性和兽性,卑鄙和猥琐,阴暗和暴戾,被这个世上最精准的笔锋刻画得细致入微,入木三分,阅读的过程不但有如醍醐灌顶般的痛快,有时也如同自己的灵魂被嗖嗖带风的快刀剖开,一时汗流浃背,体无完肤。

我们不讲上帝,可我们有自己民族和文化传统塑造的东西,同样神圣而不容置疑,只是称呼不同而已。之前我就说过,所有的云朵之上同是一个太阳,尽管有的云朵下面细雨润物,有的云朵下面却狂风雷电,但毫无疑问,当你置身在一定的高度之上,就会发现那里永远是蓝天丽日,光明普照。

我不得不说,法庭审理“杀父案”的过程不是一般的精彩。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在长达一整天的语言交锋中,不只是套用现成的法律条文或以堂而皇之的“公义”压制对方,而是深刻剖析人性的光明和阴暗,人格的正直或卑怯,以及灵魂得到救赎的可能性。即便对那个确实有杀父嫌疑却依然不肯低头的“罪人”,法官也始终以礼相待,给予他足够的理解和尊重。我不知道我们的检察官和律师们是不是读到过这部大书,如果没有,我觉得他们难免跟我一样偏狭和教条。

宇宙浩瀚无垠,人性的深渊同样深不可测。可是指缝里夹着廉价圆珠笔转来转去的我们能够做些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们可能只会弄出些概念,符号,脸谱,一些浮雕式的小摆件,一堆又一堆政治正确的文字垃圾。

有人说读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读懂了人类。我至今没有"读懂人类"的野心,甚至也没有读懂过身边既简单又复杂的现实——如果这样说有点与事实不符,那么我只是在午夜的自我怜悯之后,无奈接受了生存的现实,并作为唯一正确的予以默认。

如今我们看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据说还只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是的,八十万字只是那部伟大作品的一半。1881年初春的一天,清凉的晨风送来青草气息,窗外鸟儿喳喳叫着,我们敬爱的老头子着手《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的写作。可就在他准备下笔时笔筒突然掉在地上,一直滚到了柜子底下。他是个倔老头儿,非要立刻找到那该死的笔筒不可。就在他搬动柜子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挣破了脑血管,当天就跟他敬畏的上帝相会了。

据说那年他六十岁。所以我要说,上了六十的人,笔筒滚了就让它滚去吧,别那么着急去找了。

陀氏给我的启示不仅仅是这个。重要的是,既然我们也处于“一切都是被允许的”的时代,为什么偏偏要约束自己手中的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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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准备搬去城里的时候,我答应拍张村子的全景,放大了让他挂在客厅。可之后不久,村子已明显不适合拍照了。

大哥是弟兄中最后离开村子的,搬家时我去过一回。去看村前的小河,河道里除了淤泥和石头,什么都不剩了。那三伏天不干、三九天不冻的两眼清泉,也埋在山洪堆积的泥沙里,不知其深几何。

有人说故乡是用来回忆的。我总以为那不过是一句调侃,可就在那片刻它触动了我,让我领悟了其中的含义。

巨大的磨轮,在儿时的记忆里轰鸣着。还有那卧佛般的油梁,透出一身凌然的气度。如今我知道,甚至在文明的曙光尚未照到偏僻山庄的时候,它们就已先行抵达,陪伴我的祖先走过了漫长的蒙昧岁月。

在简易磨房里,青色的磨盘赤裸着,仿佛石头雕凿的卡西莫多。可它是多么亲切,又多么让人依赖! 那厚实的蛤蟆嘴吞进五谷杂粮,雪花般的面粉飘落着,渐渐堆起一座环形的雪山。

听着磨轮以喉音发出嗡嗡声,靠在它缓慢摇动的身上,传送粮食的手会停下来,人就不知不觉沉入梦乡。可那卑微的苦力也会发怒,突然咆哮起来,缝隙里迸出电光石火。你一时会手忙脚乱,半天找不到跟它配合的节奏——猛地刨进许多粮食,它又会被噎住了。

磨轮转动的时候,悬置于河道的磨房也在轻微摇晃。它会让人想到摇篮。石头,蕴藏着火焰和能量的粗糙石头,从最初的石斧、石碓,被一代代人同样粗糙之手的抚摩,具有了深切而悲悯的人间情怀。

令人尊敬的藏族诗人丹真贡布先生曾经写道:“乘了磨轮和经轮运进的车,我们从上古走到了今天。”是的,物质和精神是人的两翼,承载着我们,从自然法则引领的人间正道一路行来,清贫而尊贵,艰辛又快乐。

然而岁月终于磨损了花岗岩的厚度。流水带走了它的力量,时光消解了它的勇气,使它最终成为一头老迈的牛,咬不动颗粒饱满的豆子了。

最后两扇磨轮的北山石毛坯,被两辆大轱辘牛车拉来,稳稳卸在村里的空地上。村民们围在那儿,等待石匠赶来为它们凿出一副好牙口。可突然而至的消息给了人们另外的惊喜——邻村有人已安装好电动钢磨了。人们从石头上收回目光,杂沓的脚步声也走远了。

石头的梦戛然而止,就那样凝固在时光里。作为水磨孪生兄弟的油房,也以荒芜写下了它的墓志铭。

那是一座长方形石头碉房,像一座中世纪的巨型城堡。一根蜕了皮的参天大树横卧其中,经一代又一代人汗水与崇敬目光的擦拭,通体泛出鸡血石般的温润光泽。

榨油是苦差,却也是成年男性的盛典。油房里的老大称为“油包子”,袒露着凸出的胸肌,一副绿林好汉似的蛮横模样。在他的指挥下大家各就其位,将磨碎的菜籽蒸熟,铺开柔韧的马莲叶,打成一个个磨盘似的包裹,外面再套上结实的桦木箍。他们将那些油包一个个摞起来,如同摞起十八层蒸笼。接着油包子一声令下,机关徐徐启动,油梁发出惊心动魄的嘎嘎声,石头碉房里一时电闪雷鸣。蒸笼般层叠的油包迅速变薄,菜籽油便泉水般汩汩流入油槽。那温热的液体洋溢着油菜花的芬芳,流动着阳光和雨露的光芒——甚至看得见蜂蝶飞舞,听得见百鸟和鸣。

被禁止入内的孩子们总是猜想着,那石屋里是不是关着一头叫“油豹子”的猛兽呢。有时大人们故意大叫一声:油包子来了!孩子们误以为那可怕的怪兽冲了出来,吓得尖声喊叫,四散而逃。

后来,巨大的油梁涅槃了,残缺的石墙内长了茂盛的蒿草和灌木。而那两扇尚未成型的磨轮早已沉入泥土,重新回到史前的鸿蒙时代。

记忆里清澈的泉水,从村前蜿蜒流过。旁边绿茸茸的草滩,是妇女们晾晒衣服的好地方,孩子们也常常在那儿打闹翻跟头。

晨雾迷蒙的时候,勤快的姑娘已在泉边。她将两只木桶放在湿漉漉的石板上,捋一下额前的发丝,以同样清澈的目光与泉水对望。泉水会述说她的淳朴与美丽,述说她的勤快和能干,以及将来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的贤惠。姑娘随即含了娇羞,用舀水勺弄碎她的大镜子,腮边映出朝霞般的红晕。

泉是清晨遗落的明月。穿着花袄的姑娘,苫着花手巾的年轻媳妇儿,肩上的担子吱呀作响,将一轮轮明月颤悠悠挑回家中。那来自天庭的银辉,瞬间照亮了各家厨房的幽暗。

出门办事的人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出去会刚好撞上一担满桶呢。不经意碰见更是满心欢喜,觉得拥有了一天的好运气,做啥都十拿九稳。迎亲的人马要是在村口碰见满桶,新郎非要丢一些硬币在桶里,或塞给“担水娘娘”几张纸币以示感谢。

泉水是大地的血脉,可如今,淙淙的水流声只回响在焦渴的梦里。朝夕相处的两只木桶再也无须厮守终生——“两个娃娃一样胖,一年四季不上炕”,如今,再有老奶奶说出这样的谜语,孩子们肯定会眨着迷惑的眼睛,没人抢着说出那“小儿科”的答案了。也许山沟深处还残存着几眼清泉,可是再也无人去俯下身子,直接用嘴啜饮了。田园牧歌的时代已远离了我们,就像人类曾告别过的石器时代一样,只能从史书或怀旧者的文字里搜寻了。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古人的慨叹就这样一步步被印证着。不得已离开故土的老人,没了山水树木的庇护和滋养,目光会日渐浑浊,甚至染上无风也流泪的坏毛病。他们再也听不到熟人满含敬意的呼唤,甚至找不到值得倾诉和祈求的对象。他们的生命一下子轻如鸿毛,漂浮在宏伟建筑的阴影里。

如今世上最聪明的人也许是马云,他声称“未来已来”。据说他的餐桌就是一块显示屏,翘着食指点这个点那个,菜盘就呼啦啦传送而来,香喷喷冒着热气儿。可是庄稼在哪儿?磨坊和厨师在哪儿?那只是阿里巴巴和四十精英们的盛宴,我们的未来可不是那样。未来究竟该是什么样子呢?善于变通的人们都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未来已经像夜幕笼罩了大地,并稀里哗啦掉下许多合理的馅饼。

没了河流的村庄,只有时钟的指针在飞旋。那是另一种河流,闪耀着,喧响着,在村庄之上席卷而过。它势不可挡,也无可逆转。它遮蔽了斜阳涂抹窗棂的温暖时光,也消蚀了所有厚实和长久之物。岁月的脚步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一晃便是曾经的数千年,似乎就要抵达它虚无的终点了。

有人看到那些匍匐于地一步一叩的朝圣者,曾不免替他们担心:若是他们苦苦追寻的另一端,竟然是空无一物呢?而今,对完全执迷于物质的人们,对除了金钱什么也不在乎的人们,似乎更应该发出如此的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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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这是一幅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画,也可能让耽于女色的屌丝们想入非非。

其实它所表达的主题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一女子去探监,见到她快要饿死的父亲,急忙躲开狱卒的监视为其哺乳,试图挽救父亲的生命。

这幅画出自十七世纪欧洲画家鲁本斯之手,名为《西蒙与佩罗》或《罗马人善举》,也叫《父与女》。其实对我们来说,《父与女》的题目就足够了。有资料显示,鲁本斯是个伟大的人文主义画家,一度被誉为画圣,因为他注重生命力与感情的表达。看了这幅画,觉得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画中年轻美貌且丰满的女子名为佩罗,那戴着脚镣手铐并被锁链拴在石壁上的老人便是她的父亲西蒙。西蒙是一位为国家独立而战的英雄,事败被捕,让罗马统治者囚禁于地牢,并处以禁食刑罚——让他慢慢饿死。老人快不行了的时候,怀有身孕的女儿佩罗前往探视,画面所表现的一幕就发生了。鲁本斯画过好几幅这个题材的油画,这是其中最好的一幅。

无论东西方文明,这都是一件事关人伦风俗的大事。如果我们看得足够仔细——当然画面也要足够高清,就会发现女儿在防范狱卒监视的机警目光里,也闪烁着情感复杂的泪光。家国情怀,父女亲情,都是不言自喻的。

据说这幅画一直挂在波多黎各国家美术博物馆门口,成为那个国家人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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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壹】


李万华 | 丙申年
钱红莉
 | 春有信
陈元武
 | 落叶
贾宝泉
 | 思想与思想者
闫文盛
 | 我一无所是
黄亚明
 | 安静
  | 回到冰川
  | 人类的孩子
  | 罗布
  | 
李汉荣
 | 狗与乡土【外二篇】
朱以撒
 | 进入
 
【卷贰】


蔡维忠| 安第斯山双城行
王月鹏
 | 老人与海及其他
赵冬妮
 | 大原寂光
  | 台北的颜色
  | 行行重行行
  | 嘉陵江往事
洪忠佩
 | 唤醒一碗茶
  | 绝情之后的悲调
赵荔红
 | 雁荡隐者
第广龙
 | 大散关
刘梅花
 | 破风沙
 
【卷叁】


楼耀福 | 火凤凰
  | 房子,房子
林渊液
 | 穿过小黑屋的韩江
白小仙
 | 生我
阿微木依萝
 | 遭遇
  | 来处
田真铭
 | 我的法国老师
许俊文
 | 欢乐颂
吴克敬
 | 我把母亲抱在怀里
林漱砚
 | 
陈峻峰
 | 宋城九帖
成向阳
 | 摇铃铛的花鼠【外一篇】
  | 读书人萍水相逢
  | 在人世
  | 春天以外【外二篇】
 
【卷肆】


江少宾 | 剃头,剃头
干亚群
 | 老曹
万晓岩
 | 结庐在人境
王晓莉
 | 有如枯山水
程耀恺
 | 曹操用什么腔调说话?【外一篇】
朱成玉
 | 忧伤的质量【外一篇】
  | 老小姐与诺奖奶奶
周洁茹
 | 姜葱鸡和素丸子
宣树铮
 | 莼思【外一篇】
张丽钧
 | 一湖云【外一篇】
  | 亿年古雅
  | 读水浒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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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话长。

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从保存至今的杂志看,已经是十多年前了。那天我去逛羚城一家新开的书店,发现架子上摆着《散文》,就让卖书的女孩拿给我看。那时的书店跟供销社一样,人和东西隔着柜台。我指了指那本杂志,柜台里的漂亮女孩问:“是散父吗?”我很生气:“啊?不识字还卖书啊?”那女孩很委屈,我也顾不得解释。那是200411期,里面恰好有我的文章。不久,那篇文章就被《作家文摘》转载了。

那时我在报社当编辑,因“擅自”发表一篇舆论监督来稿饱受领导非难,心情很糟。是《散文》给了我安慰,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口。

让我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的,其实是《散文》的一封退稿信。鲍伯霞老师在信中说:“这是一篇写得极富感染力的佳作,每一句都令人过目难忘。只是因题材所限,不宜发表。好文章写得出来最重要,放一放,或许过些年又具备了发表的气候。”

我明白了,写出来才是重要的。从此我养成了“抽屉写作”的习惯:觉得不能公开发表的,就让它安安静静躺在抽屉里。我只管做的是:“表达你的发现”。

《散文》是我见到的最薄的刊物,也是最朴素的,但它触及心灵,体现文字的博大与精微。不浮华,不玄虚,不追逐商业利益,这也契合了我的本性。而它“巅峰笔意、思想之美”的要求,成为我终生努力的目标。

除了我们的地方小刊《格桑花》,没有哪本杂志让人倾心相伴这么长时间。我们相互见证走过的路,感受各自的坚守与执著。

感谢《散文》,感谢鲍伯霞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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