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加载中…加载中…加载中…1968年秋天，压抑的气氛让人发疯。一日我对劳元一说“没有音乐，生活就没有灵魂。我无法忍受。你给我想想办法。”他马上答道：“梅兰芳琴师倪秋平先生的儿子倪文震，是音乐学院红革会的。他家阁楼上存放许多老唱片。不过已经被查封了。你有胆去对付那个封条？”我说什么封条，不就是一纸头么？于是我们出发了。
那幢老洋房，似是在武康路兴国路一带的“西区”。很旧的红砖墙，一亩多的花园。从房子的左边，倪老先生穿过覆着厚厚一层金黄梧桐树落叶的路径迎向我们，那气氛有点象今天所说的“踏浪而来”。与此同时倪文震在房子的右边出现了。看来劳元一与他们约好了时间的。倪老先生道骨仙风，飘然而至，我对一代大师致意。他听倪文震介绍我后，迅速伸出手来与我握手，很清晰地道了声“久仰！”今天我知道这句在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客套话，只不过相当于英语中的“I'm glad to see you”，但当时不知深浅，心里竟有点奇怪，想不透我的名字怎么会越过复旦园高高的围墙飘到这偏僻之地引起一位长者“很久以前就仰慕”。
倪文震是个有魅力的型男，1米85的魁梧个子，穿一件发白的军装，铜铃大的眼睛炯炯有神。整个容貌与乃父的瘦小形成截然对照。他俩在外貌上的共同点，一是鼻隆异常硕大，二是手指极度灵活细长。后来发现倪文震听觉非凡，可能得自遗传。他是音乐学院足球校队的队长，在最近一次比赛被对方被踢断了小腿胫骨，石膏还没有拆。
倪秋平早年习少林与太极，身板硬朗。给梅兰芳操琴是从1935年至1952年，中间仅一段很小间隔。他性格豪爽，在梨园行中人称行侠仗义。他朝那小楼上一指“你们玩吧。”就离开了。倪文震带我们爬到三楼的阁楼，说“就是这里。”我见到那木门上贴着两张封条，交叉的，就象药棉上的橡皮膏。上写某年某月某日封，下端是什么公安局还是红卫兵司令部的盖章。我不假思索，上前伸手只一撕，那两片发脆的纸已应声落地。劳元一，活泼的一蹦就窜到了房子的中间，口里喊着“今天我们享受音乐大餐!”倪文震也喜不自胜，说“我知道今天有乐事！”他说下午在海港给码头工人演出，轮到他上台独奏，由于热情变为激情，竟把小提琴的一根弦崩断了！台下拼命鼓掌，他得意死了，知音难逢啊。索性做出热情澎湃的样子，手上发力，又故意连续拉断两根琴弦。倪文震用一根弦演奏！琴弦飞舞，弓子乱甩，台下疯了！男人如雷似火没命的喝采，女人如痴似醉恨不得马上嫁给他。收弦时他两手张开，来了个18世纪法国宫廷式的深度鞠躬，脑袋朝地上低垂了1分多钟，人们都被蒙骗误以为他对工人阶级无比臣服，其实他是在暗自窃笑尽情延长崇拜者的掌声。劳元一高叫“倪文震侬太恶劣了！”倪坏笑：“世界上最贵的东西，不是黄金白银美女，是掌声。”我赞叹“一根弦拉琴！不得了啊！记得帕格尼尼在一个晚会上......”倪打断我:“欧阳，别太文学了。要知道对我这种级别的人来说，用一根弦拉琴比4根弦更容易。”
倪秋平，不仅是独步天下的琴艺大师，东方音乐理论研究专家，还是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唱片收藏大户。那是每分钟78转速的胶木唱片，又称黑胶唱片，从早期的单声道发展到后来的立体声双声道音轨。中国第一张京剧唱片是北京谭老板（鑫培）在1908年左右录制的。倪文震给我们放的曲目偏重于西洋古典。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我很熟悉，不少作品都可以背出，重听感觉温馨亲切甜美。接下来演出转到巴赫，此君在我过去印象中是“教皇”，其作品虽则宏伟但过于艰深，几乎超出人的认知范围。但这一次我改变了对他的印象，窥见了他超人的才智和热情。放的是他的E大调第二协奏曲，这是巴赫现存3首小提琴协奏曲中最华丽的一首。人们只知道巴赫为那个时代管风琴第一高手，却不知他在小提琴演奏领域的造诣。这个协奏曲第一乐章由极热烈的全奏开始，摄人心魄。第二乐章十分优美，行云流水的变奏中饱含火般激情。第三乐章速度极快，听得出意大利回旋舞曲的欢快。
一曲终了，倪文震取出琴，向我们演示这首协奏曲中左手换把、颤指、揉弦，与右手连弓、跳弓、击弓、碎弓、和弦......的技巧，以及难度最高的“连顿弓”。他还具体解释了小提琴大师在演奏技巧上的各自秘诀。萨拉萨蒂强调弓子接触琴弦的点，必须是在琴马与指板间正中的那个准确位置上；海菲兹强调弓对琴弦的迫压力及左手揉弦的灵活，以造成宏亮响度与辉煌音色；梅纽因的双手比一般人短，所以握弓时肘的位置比手高，“从肩部”开始运弓，以使声音饱满结实，换弓几乎无从觉察。有史以来最伟大最魔幻的天才帕格尼尼，首创“泛音”技巧，即在琴弦振动时以另一手指轻触同一弦上高5个半音的位置，此时发出的音脆如哨声笛声，细腻尖锐空灵。说到这里，倪文震拿起琴奏起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中的第9随想曲，这历来被认为是小提琴演奏中的最难，其中一段弓靠近指板奏出长笛的声音，另一段弓接近马子模仿圆号。奏完后他叹道，大师经验不能照搬的。比如这个曲子中的泛音，用萨拉萨蒂和海菲茨的方法就不能达到演奏者梦寐以求的响度。大多数人不得要领，弓越是追求中心点越是用力压，声音越是出不来。他发现演奏泛音的关键是左手指的放松度以及弓子极度靠近琴马。说到这里他的头又低垂下去，我听到他口里在轻诵帕格尼尼的名言“我拒绝一切平庸。”
说来令人不可思议，倪文震6岁开始拉琴，从一个顽童一直拉到上海乐团首席与美国波士顿爱乐乐团首席，基本功如此扎实，他竟然完全靠自学成才，没有花过1分钱去拜师学琴。我想除了家学渊源和极高天分之外，得力于他非凡的钻研精神和不可抑制的创造欲望。他崇拜帕格尼尼。的确，在浪漫主义的美学风格、奇异多变的想象力与刻意追求难度的辉煌炫技方面，他是帕格尼尼的追随者。在他现今珍藏的小提琴中，我发现了一把瓜奈里在1673年制作的琴。谁都知道这是与“斯琴”（斯特拉迪瓦里）同等级别的天价珍品。倪文震，他必是将自己所有财力与全部心力一起贡献给音乐了。
清楚的记得，那天放的最后一张唱片，是印象派大师德彪西的《大海》。首先那帧艳丽的唱片封套就迷死我了。尔后唱机一转，汹涌而至的新颖和声、完美音色、变幻莫测的描绘手法，让人心动神摇！德彪西给这部作品定性是“交响素描”，但它的复杂性、丰富性、强烈的动感与色彩感，世所罕见。一会儿是云彩、蓝天、阳光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投下千变万化的光影；一会儿是大海一改文静之态转为戏谑的盛怒，彩虹在喷溅的浪花中忽隐忽现；一会儿是“风与海的对话”，低沉的、威胁性的声响预示暴风雨的临近，不明来源的喧闹声、由远及近充满乡愁的呼喊与魅惑的海妖之歌此起彼伏、互相交织......最后在欢腾的高潮中，第一章首次呈现过的“海的赞歌”再次撼人地重现，似是汹涌蓝海对人类发出致命的热烈呼唤和悲悯性叹息。
人称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鸦片。意即音乐太美了，以至人们一旦接近它，就不自觉地被同化、融化，忘记周遭的黑暗和所受的痛苦，甚至把苦难诗意化，变得麻木不仁。然而我的体验恰相反。正如小提琴是所有乐器中最有歌唱性、最接近人声频率的乐器一样，音乐是人的创造物中最有感染力、直达人性、具有启示录性质的艺术形式。每一次当音乐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它不仅为医治我的伤痛而来，而且像一名教师启发我，激励我，让我想想到底该怎样活下去，让我更热爱生活，更有勇气，更有方向感。1970年代后期，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打开仪在四川北路排队给我买来的录音机，从头到尾听一遍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降B大调）和第四钢琴协奏曲（G大调），然后骑着自行车去上班。每一天，都觉得自己像刚出生的新人。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我没有一秒钟想到轻生，也从来不曾畏惧。无论秋天冬天，听这两个作品是只能穿一件衬衫的，否则无法感受其穿透力。
我和劳踏着暮色从倪家走出来，很久很久，我还在惊羡阁楼里藏品之丰。那一刻，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当时我自称为“伟大理想”的：有朝一日，我收藏的唱片数量一定要超过倪先生；有朝一日，我也一定要像倪文震今天为我们解说乐理那样，为音乐做些事情。
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果真实现了这个“理想”。1980年代末，CD碟片迅速取代黑胶唱片，香港销售唱片的音乐书店一家家接连倒闭。我就让朋友们倒闭一家收购一家，把所有唱片往我这里运。那个数量不是一次几十几百张，而是成千上万张。不要说民间收藏家，就是上海最大的唱片“巨子”延安中路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藏量，也恐怕只是我拥有量的一个零头吧。我终于和倪先生一样，成了唱片“大户”。家里最大一间房，唱片堆到天花板。我在“围城”中的一块咫尺之地，轮番用四台唱机听唱片。我比倪文震“阔”，用的不是普通电唱机，而是“crystal control（以水晶震荡频率控制唱片马达转速的一种唱机）”。较之CD，我更喜欢78转唱片。它更真实，更原味，更有剧场效果；而CD经过数码技术的过滤，纯净得很“假”，像某种真空技术而不像音乐了。
那是盛宴。不计其数的古典乐曲、歌剧、十大男高十大女高、摇滚、重金属、怀旧……从“crystal control”上逶迤而过，你方唱罢我登场。夜夜笙歌中我忽略了一个危险，就是地心引力问题。玩黑胶唱片的人都知道，它的重量很重。万一四周的任何一堵“墙”倒塌下来把我掩埋其中，结果就是“秒杀”。
名动江湖！上海的音乐发烧友，听说本市有个唱片巨无霸，闻风而动。一时间听唱片的、借唱片的、买唱片的、研究唱机结构的……络绎不绝，纷至沓来。有的人，哪怕前来到那房子里看一看也好。这是真正的爱乐者。我发现他们对黑胶唱片的热爱与痴迷，较我更甚。我意识到，假如在上海让这批唱片从我手里风流云散，或许是比关在房间里独享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加之存放的困难，我决定散尽天下。记得第一次交易，是劳元一的侄子劳力促成的。如今他是一个若干亿的“风投”基金掌门人。有时他回忆往事，如果周围是熟人他会笑道“我人生的第一笔佣金，是欧阳叔给的。”1992年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成立，开设“澳大利亚音乐航班”节目，主持人裴紫安和她的先生朱大可，来我这里借过大量唱片。
随着社会的商品化，娱乐化、快餐化，音乐也被改铸。明明是一场音乐演出，媒体强调的是“视觉享受”、“豪华”甚至“性感”。只要演奏者是女性，卖点就是“美女”。肖邦与舒伯特的作品，可以拿来为任何一个拙劣广告伴奏。人们需要的是，热闹和响声。民乐，性本孤独。它遭到大众和时髦人士冷落和蔑视，进入挽歌时代，是必然的。然而我觉得，恰恰是民乐的空寂、暗哑、苍茫，更接近于人对宇宙的思考、怀疑和探求。它扮演的，是人的不可知前生与宿命未来的撞钟者角色。我钟情民乐。丑陋的瞎子阿炳，是我之至爱。夜阑人静，一曲《二泉映月》不知听了多少遍。小泽征尔说过，“这样的乐曲必须跪下来听。”
1994年，我因事去闸北区恒丰路汉中路口上的共和中学。这学校拥有一个全上海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中学生民乐团。校长带我进入放满乐器的排练大厅参观。我一看就问，乐器中为何独缺古筝？校长有些尴尬地说：“经费……学校拿不出这笔很大的经费。筝很贵。”我心里说不出的酸楚！我知道筝自秦代始就与箜篌齐名，没有筝的民乐团，不能称之为完整。我指着脚下的那块地方说：“总有一天，我要将一把筝，拿来放在这个地方。”
我去了海边。把阿忠叫来，说：“我需要一把筝，不计代价。”他一听，绝望地摇摇头，竟往地面蹲下去。一边抽烟一边斜视我：“筝？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我说那是一种乐器，长度很长，上面有许多弦，弹出来的声音很好听。他茅塞顿开：“那不就是钢琴么？”我只好对他解释筝和钢琴的不同点。
过了几天他来了，摩托车后面用麻绳绑着个巨大的蛇皮袋。打开一看，确有许多弦，弹的声音也好听，但形状不对。筝是长案形的，这个东西蝴蝶形；筝的面板是平的，这个东西的中脊，隆起作“山有棱”模样。在电视里我们见到刘晓庆弄过这玩意，叫“扬琴”。它是一种击弦乐器，而筝是弹拨弦的。阿忠毫不气馁。又过了几天他又来了。这次他说：“又来了个东西。是不是筝真没把握啊。我带你去海上看吧。”我们就去了内海。船舱很深很大出乎我的想象。数百人蹲在甲板上的舱沿口，就像在悬崖边，非常危险。往下看，有十几二十米的深度，人显得很小。毒日头下，每个人手握一瓶矿泉水，个个神情庄重、声音嘶哑、汗流如注。当远远下方的“卖手”将手朝一堆货物指去时，激烈“斗价”的声音立即像雷一样响起，此起彼伏各不相让。有开价的，有盖价的，有不计成败一路加价志在必得的，有每一叫仅加价一小点以逗弄、激怒对手的，有指责“卖手”行为不公的，还有一局赌中动静全无在最后时分毅然通吃买定的……人的所有心性、所有野心，在这场拼到最后的战争中显露无遗。那情景，比我们今天在拍卖会上看到的竞争，要疯狂百倍。我正在发呆，阿忠在我背上拍了一记：“快看！那是不是？”我瞪大眼睛往下看去，炫目的阳光下头家的助手搬出一具暗红色的琴。虽然远，刹那间我已辨认出了那不是筝。筝有21弦而这琴是七弦；筝很长，这把琴则只有120公分的样子。这是古琴。它的制式为三尺六寸五，象征一年365天。我和阿忠，再次铩羽而归。
阿忠第三次来找我的时候，是深更半夜。两三点钟吧，黑暗中他从床上把我唤起，递一支手电筒在我手里：“铁板钉钉的不会错了。快点走！”原来，他已和头家商定，这个叫筝的东西直接给“上海欧阳”拿走，不进行斗价了。也与几个主要买家打了招呼，请他们不要来争。我和他就着暗夜，急急往南门外面泊船的海面驰去。船舱打开时，雪亮的手电光下，一堆庞然大物滚落出来，赫然在目。看清楚了，这的确是筝！更让我瞠目结舌、心惊肉跳的是，眼前的不是一把筝，而是四把！准确的说，是四台筝，一大三小，吓死人了！其中最大的一把，长度接近两米。我细细查看，发现它是16弦，而不是现代筝的21或25弦。它的弦是丝质的而非通常的钢丝弦或尼龙缠弦。支撑筝弦的码子（雁柱）材料为象牙或牛角，而商店出售的筝码子是塑料制的。固定筝弦的深色紫檀木筝头，做工华贵精细。阔而长的面板没有拼缝，色泽温润，想必由整幅桐木制成。所有迹象表明，这不是现代筝，而是一把真正意义上的“古筝”。
上海。共和中学民乐团的排练大厅。就在我曾经站立过的那个地方，我将四把筝，赠送给了这个学校。在此之前，我在丝绸公司买了20米宝蓝色的天鹅绒，做了四个筝套。当四把筝陆续从货车上卸下来搬入大厅时，校长半晌说不出话来。我见到泪水在她眼里充盈。
终于，她说：“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可能发生，这太奇迹了。”我答道：“没有奇迹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创造奇迹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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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仁者
——回忆与余开祥老师的三次谈话
1965年岁杪的一个寒日，王邦佐老师要我下午4点准时赶到329寝室，说是余主任要找我谈话。我问余主任是谁，王说国际政治系的正系主任是吴常铭（他兼复旦教务长），另两位副主任，余开祥分管业务，包罗分管行政。那天课后，我没有参加体育锻炼就急急朝7号楼奔去。
我推开门，已有一人在站立等候。我暗自吃惊。一个小老头，年龄45、46岁吧，身材瘦削，脸很光洁，着一件很讲究的黑色呢大衣，纽扣一直扣到领口。有点神秘感，让人想起传教士，星占家，或者17世纪英国曼彻斯特纺织工厂里的一位总管。谈话是从一句很轻缓的“欧阳靖，今天我是来看看你……”开始的，和徐震一模一样。他立在两米开外，晦暗不明的房间中央，不紧不慢的和我说话，双手插在黑衣口袋里这个姿势始终不变。带有宁波口音的普通话，语气随和，目光淡定，温文尔雅，很韬晦低调，与徐震锋芒毕露甚至有点骄横的“腔调”形成强烈对比。我对余开祥的最初印象是，他很gentlemen，非常绅士。
他问我中学的情况，对复旦的印象，学习时心情怎样，最喜欢哪一门课程，平时看什么书，写了多少篇文章，有没有将来的志向……特别在意我怎样读书的，读书的速度快不快，记不记笔记。当他听到我说读书从来不记笔记时，整个谈话中唯一的一次，表现出不以为然。难于觉察地，眉毛向上轻轻挑了一下，问：“为什么？”我不知天高地厚地信口说“因为我的记性太好了！读过的书都能记得！不需要用笔很慢地去记录！”
如果现在的我是余开祥，听到这里早已极度失望且不耐烦了。然而余却不，他轻叹一声微微闭上眼睛：“欧阳啊，列宁的《哲学笔记》，金圣叹对《水浒》的批注，你读过的吧？你看看，他们是怎样研究学问的。我们国际政治系要培养的，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国际事务研究专家，和情报人员。这些工作，是丝毫不容有差错的，这就需要我们，有扎实的严格的学风和作风。哲学社会科学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步就是必须要详尽的、充分的占有材料，才有可能上升到系统化的、条理性的分析。详尽占有材料，是基础。我们如果单单用脑子去记，就做不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有才情，这很好。但是我希望你，在大学期间，还要养成研究理论问题必备的严谨的科学方法。这些，我们平时在系里训练得不够。以后上课，我会多讲讲。”这就是余开祥行事和说话的方式。他要批评你，却好像要用表扬把批评掩埋，又好像尽量在做自我批评让你觉得他也有错。指向性本来很明确，但路程却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兜圈子过来，波澜不惊，让你听得很“服帖”。那些话表面上很平淡，很常识，甚至圆通；但骨子里，内敛锋芒，是对原则的坚持。就像他的形象一样，外圆内方。我当时以为他阅世很深而世故，但实际上他因有慈悲之心而唯恐伤害他人。
他又问我，在学习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烦恼的事情，需要他帮助解决的。我说，我的最大苦恼是，复旦的书不够读。复旦图书馆藏书为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第二位，坐拥105万书城。但认真读起来，把与专业无关的理科书、外文书、线装书善本书放在一边，真正有价值的书，也就那么几千册，相当不够。还有一大部分，是不知为何会出版出来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废书。如果要研究一个课题，往往找不到他所说的那些详尽的的资料。比如我现在想要了解世界建筑的历史，检阅这些建筑的图片，那么除了一本很简陋的清华大学编的《世界建筑史》，以及一本不是建筑专业出身的丹纳写的《艺术哲学》，查遍复旦图书馆的存书目录，眼空无物，根本找不到一本像样的著作。复旦太寒酸了！另一件事情，知识是全人类的财富，但是为什么阅读却是分等级的。有的书，必须党员才能看；还有的书，必须十二级以上的大官才能看。实际上其时王零已经特许我在1100号内部书库“自由游荡”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著作就是在这段时期研读的。但我奇怪地发现，从阅读记录卡片的记载显示，来这里读书的人，少之又少，余开祥是其中一人。有许多书，我是唯一读者。打开书时，书页间因切割而形成的粘连还在。1100号总共几百册书吧，觉得还是不满足。
余开祥对我这个不满足，很满足。他爽气地说，“我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收集了一些书，订了不少国外报刊。从今天起，这个所对你开放。你任何时候可以来里面看书，查资料，研究课题。我回去，立刻和所里讲这件事情。”后来我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前身）的所长是复旦第一副校长、第一副书记陈传纲，但实际主导业务的，是余开祥。
我没有辜负余开祥的教导。我听他的话。并不因为他是领导，而是因为我知道他和我一样爱书，我把他引为同道。那一年寒假我没有回家，每天清晨穿过覆盖冰冷岚气的复旦园，去到研究所的所在珮琳院读书，一天也没有中断。70年代这座典雅的小楼归属了我就职的国际政治系，觉得非常亲切，我想那或许会是冥冥之中和余主任的一种渊源吧。再后来，我一直刻苦读书，从不懈怠。我住在复旦的20年间，没有一天晚上是用于娱乐，没有一天不是读书到深夜。在图书馆文科阅览室，当馆员找不到某一本馆藏书时，会走到我的座位前，询问这本书陈放在什么地方；我会告诉她，是在库房靠窗的第几个书架，上面往下第几排，大约是左边数过去第几本书……我敢说，在邯郸路这片广袤的复旦园区，如果在凌晨3点、凌晨5点有人在黑暗中望见还有一个窗口、还有最后一盏灯是亮着的，还有一个人在读书，那不会是别人，必是欧阳靖。
和余开祥的下一次谈话，已经是20年之后了。文革已然结束，但又按照老法子搞下去。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开始了。主持这运动的，是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和一些面目不明的人。这恐怕是建国以来最违背常理的一场闹剧。其结果使全体国民再次陷于分裂。依旧违背法治对公民搞突然袭击，依旧是发动“群众”集体批判一个人，依旧是体罚和强迫低头认罪，依旧是许多人假装义愤填膺说那些违背良知的话。但此时非彼时也，我已经不再是7、8岁的小毛孩了。没有任何强权，能让我恐惧。一次被批斗的会上，我愤然喊出了“今天，我就是要这个地方尝尝粉身碎骨是什么味道！”的抗争。许多年后，有人还在说那一刻的我真是血性；有人将那个场面称之为“舌战群儒”。对中国的这段历史我会专门论及。那个时期，潘玲娣在路上见到我，我还没有开口说话她已泪流满面！她为我到处寻找工作，大百科出版社，辞书出版社，历史所，新闻系……都跑遍了。生命很短，转眼了80年代中期，好东西传不下来，坏运动的“余韵”则一直延绵。我已经近40岁，就是到了我称余开祥“小老头”的那个年龄段。四顾茫然，心情寞索。
一天晚上，我在第九宿舍旁的草丛中徘徊，忽听得一声唤：“欧阳，你怎么在这里？”我一抬头，见到余开祥在人行道的那一头向我招手。那是他和夫人陈俊翕出来散步。我趋前走近余的身旁，他说道：“听说你处境很不好啊？”哈，我的处境！一介书生，如果落到报国无门的地步，那应是可悲哀的。我愤懑地说：“复旦之大，已经容不下我的一张书桌了！”他侧过头望着我，那神情就像一名用功的研究员，想详尽地将面前的资料研究个够。嘴里说的是，“怎么会呢？”听了我的陈述，他很同情地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说，“我听潘玲娣同志说起你，很久就想找你谈谈了。欧阳啊，我是经历过许多许多历史，许多许多事情的人了。你要相信我的话。我一生受过很多冤屈，解放前搞学生运动，参加地下党，解放后那么多次运动，经常处于逆境中。有时很痛苦啊，很伤感啊，但是事过境迁，回过头去看看，觉得当时的那些伤感不知道是为什么，甚至很幼稚。你想想，宇宙是那么辽阔，人和宇宙相比是那么渺小，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我们的时间已经太少了，我们在人世间的痛苦已经够多了。我们怎能总是沉浸在痛苦中，一次又一次重复体验痛苦，加害于自己，让自己的痛苦增大千百倍？”说到这里，他好像比我还要愤怒了。这时我发现了余主任身上确实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气质，20年前我觉察他像一个传教士这种预感没错。
他或许觉得用“宇宙”这样的宏大命题去安慰一个陷于苦难的人失之于抽象，便转而运用更形象的表述。他指着天空让我与他一起往头顶上看：“欧阳，你看这星空是多么灿烂，多么浩淼！银河离我们好远好远。你想象自己是那银河星系里的一个外星人，从那个地方看地球，地球上的人比细菌还要小，这些细菌一本正经地批判啊，你死我活啊，痛苦啊……是不是很可笑？很愚昧？很不值得？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外星人的眼光来看地球上的事情呢？这一个细菌，那一个细菌说了什么话，他对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很重要吗？”听到这里，我和他一起大笑。国际政治系的教师各执擅场，余开祥是帅才级的人物，是学术的领军者。我知道他是国际政治系教师中唯一通读过《列宁全集》的人。他的特长，在于理论的钻研与思考。说话非他擅长，情急的时候甚至还会口吃。然而他现在把那样复杂的问题说的那样流畅、那样有文采。我没想到，在那件黑色的外衣后面，包裹着的是一颗如此热烈的心，一个浪漫的、诗意的、理想主义的灵魂！
他问我复旦放不下一张书桌是什么意思，我说被人需要是我一直以来视作的最大幸福。我对复旦满是温情。我绝然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被复旦不需要。复旦已经没有一个人敢要我了！余开祥睁大了眼睛注视我，许久许久。最后，只听得他轻轻地说：“如果复旦不要你，那它就不是复旦了。没有一个人敢要你，我余开祥敢要！明天早上，你就来到世经所上班。你，和我一起写书吧。”
这样，我又去了余所长统辖的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这个所，此时已经不在珮琳院，搬到了历史系后边的一片简朴的两层房子。我参与的是余开祥主编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一书的工作，具体负责第七章《中国与世界——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的撰写，以及全书的统稿。这本书， 是在此课题上当时中国第一部系统性专著，是当时唯一的一本全国高校统编教材，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七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它后来得了奖，至今被许多高校作为课程的教材。编书的同仁，为余开祥、史家定、刘同舜、郑寅、朱刚体、阴巧云、竺培芬。
书写得很艰苦，历时三年。还是用余开祥的方法，第一步收集材料，详尽占有材料。在此基础上如实分析战后世界各国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它们在经济、政治、国家体制、外交政策上的概貌与特征究竟是什么；世界的格局究竟怎样去认识；经典理论有哪些是适用的，有哪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过时了。
余开祥后来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诚重劳轻，求深达远。只有经过对国际社会现象赋予唯物史观的合符逻辑和规律的说明，才能把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中一个个微观研究纳入到宏观研究的大系统中去。忽视正确的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就不可能驾驭繁复多样的思想物质素材，就无法对纷纭变化的国际现象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概括。同时，马克思主义的长久魅力在于它是引导后人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沙漠的可靠指针，而不是供奉在神圣殿堂中的纸的花朵；它是科学的历史观、方法论，而不是为世间万象提供现成答案的教条。与地狱之门一样，在国际问题研究的大门上也刻着‘废除你的怯懦，在这里任何先验概念都无济于事。’形势比人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物换星移、盛衰代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责任在自己的研究中实事求是地反映这些变化，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国家关系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做出自己新的解释和回答。只有当科学研究排除任何附加物和臆想，根据国际事件本身的实际情况来判断问题的是非曲直，而不是以‘验证’某种概念或模式提供‘实例’为目的时，只有在这时，国际问题研究者才有权向现实摘取活的花朵和真理的王冠；以唯物史观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才不致荒芜，为遗忘的青草所覆盖。战后世界面貌的更易是如此之大，以致拘泥于前人现成结论已无法对事物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熟悉余开祥的表达方式的人都能明白，他在这段文字中勇敢地宣告了探索事物真相的决心，以及对新中国理论研究的传统（以“验证”某种概念的正确性或为某种模式的优越提供“实例”为目的）的蔑视与决裂。
1988年早春3月，奉贤小天马宾馆烟笼雾锁。7个编写者聚集此地，商量最后的定稿。我提出，这是一本给全国高校使用的统编教材。我们在讨论中的一些观点，比如经济研究显示资本主义并没有到达垂死、腐朽阶段，它的生产力并没有耗尽；它还处于上升阶段；比如社会主义并没有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它只不过是一种社会模式的试验。这些话要不要在教材作明确的表述？余开祥很有决断地说：“我认为必须写入。这是我们对客观事实研究之后形成的结论。当然有的话不一定写得太让人受刺激，比如上升阶段可以写成‘还在爬坡’。正因为是写给高校生看的教材，我们要告诉年轻人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真实的事情。写书，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人类的命运负责。”停留了一下，他又说：“这本书，如果出了问题，将来如果遭受外界的压力，由我来负责。”史家定说：“我也负责。”郑寅说：“我负责。”阴巧云说：“我负责。”竺培芬说：“我负责。”就这样，我们对历史、对理论，做出了自己的庄严承诺。
在余开祥89寿辰的生日庆典上，我听到现任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院长林尚志先生说，复旦国际关系学院目前已经处于国内的前沿地位，离世界的顶级学院只差一口气。我不知道，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我对今天国际关系学院教师的状况有所与闻。我想请问，这个学院的教师中有没有形成余主任倡导的学习和读书风气？他们晚上在干什么？有没有一个院长或者一个教师，做得到像当年余主任那样，在寒冷黄昏独自在一间空房守候，等待一个学生归来与他谈话？有哪一个教师，能像余主任那样，在20年里始终关注一个学生的命运，甚至在这个学生堕入深渊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施以援手？这个学院里有几个教师能摆脱对世俗功利的追逐，意识到自己对理论与历史的严肃责任。什么叫顶级学院？须知这是不能简单地按论文数量来评判的。如果校园里不存在崇高的价值追求和卓越的学术环境，缺失当年普林斯顿大学那种人文气氛，没有普林斯顿校长对校园“幽灵”纳什的那种人文关怀，那么这样的大学或者学院，在世界上永远都只配是二、三流的，不管它的办公楼造得多高、名声有多么显赫。
1965，1985，1988，有过对我十分重要的3次谈话，永难忘怀。这位真正的仁者，在我生命中留下痕迹。那是严格的专业精神，深重的人性关怀，以及巨大的理论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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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下材料，选取一个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不要写成诗歌)。
丹麦人去钓鱼会随身带一把尺子，钓到鱼，常常用尺子量一量，将不够尺寸的小鱼放回河里。他们说：“让小鱼长大不更好吗？”两千多年前，我国孟子曾说过：“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意思是，不要用细密的渔网在池塘里捕捞小鱼，这样才会有更多的鱼。实际上，其中的道理也贯穿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方面。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午11∶30发布)
摩登爱兹病
丹麦人的做法和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不谋而合。《吕氏春秋.》云：“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所有人都知道，把小鱼捕得精光必会造成明天“无鱼”，但许多人却偏要这样做，把极小的鱼尽数杀灭。他们为何出此下策？
问题就出在这个“获得”上。
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不怕上断头台。由此可以透析出当代人的心理。一切以眼前经济利益为转移，何须乎管它明天有没有鱼？更遑论什么几百年后的子孙后代对咱们作何评论？这，就是商业社会中的一种致命流行病——爱兹病。
它的病状是：只爱“兹”（今天），不爱“彼”（明天）；只顾眼前，不顾将来。浮躁短视，贪得无厌，急功近利，疯狂追求现世的财富和享乐，而对来世的历史、人类、环境、资源……毫无责任意识，以彼岸的牺牲换取此岸的幸福。恰如一句歌词倒过来唱的：“我用明天赌青春！”
“让小鱼长大不更好？”这里包含的是对明天的责任、对资源的呵护。一个不怀想明天的民族，它的今天是苍白的。。有专家指出，随着中国近年经济高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也同步遭受灾难性破坏。目前我国80%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66%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100%的土壤板结。1/3的国土被酸雨污染，水系的2/5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 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严重污染的空气。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 16个。中国人向以“地大物博“自诩，实际上由于人口众多和对国土的过度开发，中国无论耕地、森林、草地的人均面积早已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测算，即使目前的１８．２亿亩耕地再也不减少，到2040年也根本不够子孙后代用，缺口近7亿亩。把农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夺，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不过土地实际价值的5-10%，10多年里农民的损失为10-20万亿。这是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赔款额的5000-10000倍。
1840年以来世界列强不是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么？不是要掠夺中国的煤和木材么？今天它们不需要发动战争了。因为中国人心中本无明天，以挥霍资源为能事。只要能变成钱的，谁要就拿去吧！白送也可以。日本早已不烧煤，但它现在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运回去填入海底，要把它们变成 “人造煤矿”，储备能源。当国人以断子绝孙式的慷慨把属于后代的资源统统变为银子、消耗殆尽时，日本人却在为500年后的明天着想，替子孙后代预谋福祉。据日本海关统计，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筷子所用的木材，相当于每年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总计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林木面积占中国国土森林面积的 20%以上。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其代价就是惊世的矿难。每年6000多人丧生，每天死亡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即便按照这个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居世界之首，是美国的100倍，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
“经济效益”啊！多少迷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是法国皇帝说的。法文原文是“Après moi, le déluge”(同英文:After me,the flood),意为“我死后是洪水”。梁启超译为”朕死之后，洪水其来。”不管怎样翻译，它的大致意思都是我只图我当下的荣华富贵、快活享受，至于我会把国家糟蹋到何种程度而贻害后世，那是我所不关心的。此言出自穷奢极欲、刚愎自用的路易十五，毫不足怪。但如今，及时行乐、醉生梦死、人人娱乐事事娱乐娱乐到死，金钱拜物是几乎所有人的正当生存理由。在这个普世价值受到普遍嘲笑、集体“爱兹”的时代，“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心理成为大众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我们也就不必“惊世骇俗”了。
任何时代都有特立独行者，他们是鲁迅所说“中国的脊梁”。被业内称作“黄花梨教父”的杨波就是其中一人。黄花梨是当今世上最昂贵的木材。西方中国文化史专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伊佩霞教授在她撰写的《剑桥插图中国史》里，对一把明朝官帽椅描述道：“明代制作的硬木家具之典雅，至今未有超越者。这种木纹漂亮的黄花梨产于海南岛。”西方各大博物馆均以拥有一件黄花梨木家具为荣。一大套黄花梨家具的市价，目前在五千万人民币以上。它的贵重一则因明代文人参与家具设计融汇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二则全世界只有海南一处出产这种木料，比小叶紫檀还稀少。加之过度砍伐，现今海南黄花梨频临灭绝，即使价钱出到一千万一吨，市场上也难觅可以做家具的大料了。。海黄在海南岛潮热的气候中生长极慢，成材至少要500年；如果想它长成做家具的料，则需要800到1000年的时间！看来栽种黄花梨没什么现实意义了。然而不然，一个北京人、农民的儿子杨波，连续数年六赴海南，每年投资20万元种黄花梨树，现在他种植的数量已达22万棵。此举震动中国红木家具界！杨波的职业是做家具，但他种树却绝不是为了拿来自己做家具，这无关乎“获得”。杨波当然知道那些树长到能做家具的程度，已是30个世代、千年之后的有朝一日，他本人早已不知身在何处了。他笑言“我是看不见这些黄花梨成材了，让它们留给海南吧。”他是为明天、为后代、为黄花梨不在中国绝迹而做这件事情。他的行为我们都看不到终极结果，但毫无疑问他对保存黄花梨这一珍稀树种居功至伟。他的“为明天”的品性，较之丹麦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年5月我去南方的海找阿德，他是我漂泊江湖时的穷朋友，如今是11条渔船和一艘冰船的老板。本来去年约定要乘船去远海玩的，但他告诉我今年5月15日12时就开始了封海，比往年提前了15天，时间也延长了15天。他认真地说：“休渔期啊，如果没有这个政策就完蛋喽，在鱼的产卵期会连小鱼苗都打光的，子孙后代就没有鱼吃啦。”虽然没出成海有些遗憾，但听了他的话，我感觉非常欣慰。我的好朋友阿德，他手里也有一把如丹麦人那样的尺！
这里是我们的田园，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中国者我们之中国，天下者我们之天下。天命此道。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美好发展，我们负有不可推诿的、庄严的历史责任。我们留给明天、留给后代的，究竟是什么？
与诗的语境相依为命的人群，一直为海德格尔的著名追问所困扰：“在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其实答案也已由哲学家本人作出——竭尽全力构建一个人类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今天，你吃的是什么鱼？？
※ 这是上海卷10年来出得最精彩的一个高考作文题目，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宏大的社会问题，好文章应是经世救济的，而不是雕虫小技。
它的题型是材料作文。材料作文的特点是在一个表面看来浅显的故事中隐含比喻义和象征义，也就是材料的“寓意”。在简单的故事背后，弦外之音尤强，在审题时要格外细心领悟。材料作文的审题很严格，因为材料往往具有多义性，在构思阶段要把所有可能的寓意全部一一列出，选择其核心的“主旨”作为立意，其它寓意一概放弃不取。也就是说，材料作文是一个隐含主题的命题作文，它的主题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离开了由材料规定的主题去随意发挥，是为偏题离题。这是材料作文与话题作文的本质不同。此次上海卷每20篇作文就有一篇写世博会，但都不得高分，因为这些卷子没有触及材料的“本体”，且是套题之作，把材料作文当话题作文去写了。
这则材料的寓意是人类怎样处理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怎样把美好留给明天。当然也会涉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侧面内容。可供发挥的思辨空间很大。在写法上一要注意叙事、抒情和哲思的融合转换，类似杂文风格，不要“夹生”。二则在文中必须引述或概括材料，不能抛开材料自说自话，由材料出而向外发挥延伸，做到若即若离，不黏不脱。三则因在资源问题上的议论很难做到言前人之所未能言、石破天惊，就必须引用自己的新增材料，以加强文章力度和可读色彩。
在这一年，我认识到了，国家进步和人民幸福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废止将人划分为等级、以活人为加工对象的一切政治运动。不管这种运动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发动，具有怎样的权威性和群众性。既然认识到了，就要有行动，我决定从今以后，我将用行动，不参与甚或反对一切我认为是荒谬的政治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对待真理从来是“知易行难”，即使许多人都意识到的东西，却难以实现。所以，谭嗣同那种“中国改革之所以不成，是由于无人流血。如要流血，请自嗣同始”的成仁精神，尤为可贵。在每一次浩劫来到之时，总有先知先觉者挺身而出，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切实行动明确表示对运动的反抗，才能树立榜样、唤醒民众，阻止这种社会灾难的发生。正如哈耶克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说的，“文明不是人的大脑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长起来的。”
春节过后，我到复旦组织部报到。出乎意外的是，我既没有被批斗跌进地狱，也没有受重用升入云端。没有惊涛骇浪，是异常的平静迎接我。后来我知道，是市委书记徐景贤在关于我的一个材料上作了批示：“欧阳靖有资产阶级人性论倾向，不宜重用。”所谓“人性论”，按当时的注解，就是同情反动分子，划不清阶级界限；用今天的解释，就是还是一个人，有人性的人，重情重义。这个“定性”相当准确，可能是在朱永嘉的影响下作出的，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下，大概是“从轻”的一种发落吧。而后面的“不宜重用”一语，则彻底阻断了我在文革时代的“仕途”，也使企图以我为斗争对象的一些人失去了目标。人生在表面上是由很多偶然性决定的，但深埋在偶然性内层的，往往是必然性。偶然性是两种必然性的交叉点。如果没有这个批示，我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种模样，但我深信，我一定还是我，我的灵魂，一定还是欧阳靖的灵魂，但我必会失去更多的自由。
我回到国际政治系做了一名教师。此时国际系已搬到了“珮琳院”，这是学校西南角一所中式小楼，原是登辉先生建造的私宅。他的夫人汤珮琳女士是一位医生。汤珮琳女士逝世后，登辉先生把这座小楼也捐作校产，作为校医所，为纪念汤女士，起名为珮琳院。这是深深隐没在修竹中的一栋象大庙般的二层楼房，飞檐角铁马琉璃瓦，内面却是无数间宛若迷宫分布的小房间。那时国际政治系教师少，几乎每个人都能分到一间。这时由于“院系”调整有一大批外来的教师涌入了国际政治系。有华东政法学院、上海外贸学院、上海财经学院等校的教师。从总体说来这些教师较之复旦人水准要差一大截。一方面他们不是本专业的科班出身，在业务上等于要从头学起，另一方面这些学校的人毕竟见的世面少，他们比较注重人际关系，行事喜欢看领导眼色，在骨子里缺少复旦人特有的那种狂放、敢说敢做的自由精神。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别一天地却格外有“特长”，这我在后文还会提及。
这段日子过得有些散淡。在系里我参与编写国际关系史教材，为此读了不少世界史和名人传记一类的书籍。这时大学还没有大规模招生，系里开过一个特殊的学员班，称为“外训班”，即外事干部培训班，学制两年，学员是从上海各工厂调入一些优秀工人。我在这个班讲授过《费尔巴哈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经典著作课程。为了编教材，有一天课题组发下来一大笔钱，任由我们在任何书店购书。很开心的一天，上海的每家大书店都跑遍了，每人都抱回一大堆书。那时出版还没有成为赚钱的“产业”，一本《辞海》仅14（50？）元。还在内部书店买到了爱伦堡的《人·生活·岁月》的第三、四、五部（文革前只出到第一、二部）。
这年夏天我去看了谭启泰。他已审查结束被分配到新闻系资料室工作，但因急性肝炎又遭受了另一种“隔离”。肝病需要吃糖，上海的糖的供应很匮乏，每人每月仅配给半斤糖。我凑集糖票买了三斤白砂糖去看他。那是一间隔离病房，窗帘拉得严严的。谭见到我进入非常惊讶，站起来和我握手。我从书包里变戏法般陆续掏出6包沉甸甸的食糖搁在桌上。这个举动今天想来绝对可笑，但我的到来着实让谭启泰高兴。房间里没有第二张凳子，我们就面对面站在屋子里对话。他反应仍然敏捷，但神情落寞，说话没有了过去那股灵气。说到他走后乔司的情况，以及我遭受的那些苦难（其中一部分是为了他），他似乎已没有了过去那种轻易流露的感动，只是“表态”式的连声说：“太不象话了！太不象话了！”话题转到影响我们很深的复旦的一些人、事和年月，他不再有过去那种所有事都要探究到底的热情，常常无言。他告诉我在研究邹韬奋的材料，想为他编一本年谱。
我住的7号楼335室，是这栋楼最东北角的一个小屋，大小只容一张小书桌和一架双层的床。我喜欢从这里凭窗眺望复旦园北部的那一片林木。有一天清晨我正对着楼四周的薄雾发呆时，蓦然见到窗下小道走出一个人来。高挑身材，绿军裤白衬衫，腋下夹着一本书，走到小道左转时停了下来，垂着头点燃了一支烟。哎，那背影只能属于一个人，那就是劳！我知道他的隔离审查还没结束，却不晓得他竟就囚禁在我的楼下！
那是劳元一从隔离审查转为“半隔离”的第一天。自城西湖农场一别，已有3年多未看到过他了,见他从我窗下走过，惊喜交集！我唤了他一声，他抬起头见到我，也很惊愕，但对我摆摆手，暗示不能说话。“半隔离”大概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的特殊术语，意即被审查的人可以走出隔离室（实为非法囚禁室），到外面写交代材料（这些材料包括曾发生过的罪行和脑子里曾出现过的犯罪动机），也可看些书，却仍然不得与外界正常人接触、交谈。星期日允许回家探亲。劳的父母在北京，因此他星期天是去上海宝庆路9弄的哥哥劳治声家里歇息。但他总是不直接去哥哥那儿，而是每个星期日上午在陆谷荪、林智玲夫妇家里逗留，11点左右来我家吃饭，说话到下午3、4点钟，然后骑上那辆不知从哪里借来的英国产汉堡牌“凤头”旧自行车去到哥哥家。这样的日子有一年多吧。多年后在劳元一女儿劳苑的婚宴上林智玲谈及这段历史时说:“整个复旦园里也只有欧阳靖和陆谷荪两个人敢和劳元一说话吧，更不要说在家里接纳他了。”的确这样，当时人人自危的环境下全体人群对待受“隔离审查”者如同今天的艾滋病人，生怕沾染病毒遭致灭顶之祸，避之唯恐不及。劳在陆家、我家类似避难性质。但陆和我不一样，和劳并没有那样深的交情，他关心政治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在系里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业务尖子，他能这样对劳完全出自纯良之心，我很佩服陆先生！
多伦路的房子外表雅致舒适，但这只是一种“概念”。上海70年代所有的老洋房都是“72家房客”了，它的外观与其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构成尖锐反差。比如说我家这房子按原本设计餐厅与厨房都在楼下，烧好饭菜是将碗碟从隔墙上的一个小窗口传递的，很是方便。但其时所有房间不论大小都给你塞入一户住家，真有点“情何以堪”。烧饭是好几个人挤在狭小的灶间，汗流浃背背贴背在油烟蒸腾中操作，全无“烹调”趣味。及至完工，必须很虔诚地用双手端着盘子一步一步登上楼梯，而且悬空运行不得借助楼梯扶手。那楼梯得用“可怕”两字来形容！楼道很暗，上悬各家拥有的一个个15支光小灯泡。楼梯的态势令人骇异：它很窄只容一人通过，几乎是作90度陡角垂直往上，爬到半途突然在平面上作一个90度急转，再垂直往上！整个途程犹如一场在黑暗中化险为夷的杂耍表演，待到把饭菜端到屋子里厢放在桌上，已是气喘吁吁惊魂未定！为了吃一顿饭，这样楼上楼下折腾好些次。担任这项工作的是母亲，那时她已过了60岁了。她同情劳，爱听我们两人侃，但为着我们说话的清静，当我们在屋里时她就端一张板凳坐到楼下弄堂的巷道里守候。今天重提陈年琐事不是为了诉苦，要说苦，上海住棚户区的、住窝棚的，比我们苦的人家，多的是。在这里说这些，只是为了记叙当年我们家是怎样对待劳元一的。
和劳的第一次谈话是在图书馆二楼的报刊阅览室里，一瞬间我朝他的脸扫去，发现他皮色有些泛黄，作蜜蜡色，且有些浮肿。谈话内容仅限于国内外形势及各自最近的读书。他一边说话一边张皇地往四周环顾，说“现在克格勃无处不在。”隔离禁闭的日子是难言地痛苦，从那时起他后来很少言及这段时日的经历和心情。我对他说到在乔司有人来向我调查他，被我下了逐客令，因而我的命运也受到影响之事。当我说到有朝一日你的档案打开，其中是不会有我的一张纸的揭发材料时，我在他脸上没有读到丝毫的感动和热烈，而只有麻木、惶惑甚至窘迫。这种情景反倒使我有些尴尬。后来我有些明白了，凡处于隔离审讯状态的人，在高压下大多数都会把和他交往过的所有人、一切至爱亲朋的情况，尽其所知事无巨细统统“竹筒倒豆子”作为罪行交代出来以争取宽大处理，减轻内心的负罪感吧。劳的哥嫂曾告诉我，劳从隔离室中传出一封信，表达出强烈的自杀念头。我安慰他们说这不会是劳的真实想法，而很可能是他以此来抗议、要挟专案组的一种策略手段。因我所了解的劳是开朗的、机警的、处事圆通的，不属于那种遇事想不通要走绝路的压抑之人。在谈话中我问起他这件事，没想到他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很阴郁，说“那是一种非人能想象、令人绝望的处境，在那种气氛中人会产生任何念头——在‘里面’我真的很想去见马克思。”听了这话，我无语，心也收紧起来。我说在监房里日夜有人看守，要自杀有其心也无可能。劳惨笑一声道，自杀很便当，一碗水就行。见我不解，他耐心地解释起这个流程，只须把肺里的空气全部呼出不留一点，然后将头埋入水中猛然吸气，水会在瞬间“虹吸”进入整个肺部充满肺泡，导致人在几秒内窒息死亡。他说这个方法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秘授自己的特工在被捕时使用的；而他的信息“上线”是外文系一个收听美国之音的姓任的教师。听了这一番话，我感觉背脊上渗出阵阵寒气！
临别时我让他每星期日“放风”回家时，来我家休息，吃完午饭再走。这时他忽地问我：“现在哪一个牌子的白衬衫是最好的白衬衫？”我告诉他是“绿叶”牌，他说知道了，我立即去买。我以此觉得他还有生活的愿望，随即心又放松了些。后来他每次来都是穿着这件雪白的衬衫，下面是一条崭新的绿军裤，显得很鲜亮。谈话内容也比在学校轻松了。有次他从皮夹子里取出一张照片给我看，那是一个女孩在拉小提琴。这是嫂嫂的同事给他介绍的一个女友。当他报出她的名字“倪丽华”时，我吃了一惊。倪是我在华东师大一附中高中的同学，同级不同班，高考好像是去了北京外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劳说出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接见外宾是由倪任翻译的。过了不久他来时手上多了一副一米多长的橡胶蓝色“鸭蹼”，很宝贝似的，那是潜水员下水时套在脚上用的。他说已获准去广州探望女友，届时他将戴着这副鸭蹼在珠江里游泳。又过了一阵，他和倪来到了多伦路的家里。那天晚上大家兴致很高，不停地削梨吃，柠檬茶一杯一杯换，水果糖吃掉了2斤多。倪比较沉静，我和劳说话时她从不插话。有回只是笑着说欧阳中学时跳舞很棒，他在台上表演时同学们在下面看得挺呆的。
图书馆谈话过了一段时日，一个晚上，我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决定去找朱永嘉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告诉他劳觅死的情况，提出我对这个正在全国展开的“清查5．16运动”的怀疑。我重复了给俞忠英的信中的观点：“这次审查运动是扩大化的。象劳这样的青年学生，仅是炮打了一次张春桥，就作为反革命来审查，几乎置其于死地。我认识的人中大多数都被这张恐怖的网罩住，而且还有越来越扩大之势。这样搞下去是不行的。炮打张春桥的人，我认为都不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反革命’的标准是什么呢？以我来说，劳炮打过一次，我比他还多一次，是两次。但我非常清楚，我是好人，不是坏人。我的背后不存在一个阴谋组织，也没有一个反革命纲领，最多也就是由于‘怀疑一切’的思潮而已，没有什么好翻来覆去查的。”听着我这番慷慨激昂的话，朱轻转手中的茶杯，盯着我。很久，他说，“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告诉上面的。”又补充说：“你转告马立新、劳元一他们，我对红革会的学生是同情的，但这个话你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说。”（2008年7月13日晚打印）
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认为朱怯懦，但如你考虑到他是张春桥在上海最“亲信”的人，又是在“一.二八炮打”中被红革会绑架、囚禁的人，那么他对反对张春桥的人能有真实的同情，不能不说相当有勇气。那些年在复旦我找过朱数次，目的多为救人。有为朋友，如李敏焘；有为同志，如劳元一；有为老师，如王邦佐。只要我认识到人有冤屈，哪怕被整的人属于和我激烈对立的派别的，哪怕其时我自己也处于极危险的水深火热之中，我都会义无反顾，求朱“刀下留人”。在“顺之者存逆之者亡”狂潮中，那是一种人人都颠疯的的情势，我知道在复旦唯有朱能改变事件。而他也奇怪，每次都接受我的意见，从不批评我一句，更没有让我“连坐”。他说到做到，这次谈话不久，劳元一就被解除“半隔离”状态。
朱永嘉当时身为上海意识形态领域掌门人，虽然职位上仅为市委写作组负责人和市委常委，但由于文字的渊源张姚对他的信任，实际地位远在一般市委书记之上，可谓权倾一时，这在上海大家都知道。但朱是治明史出身，加之性格的孤傲，遇事特立独行而有良知。尤其对物质看得极轻。在市委办公，他每顿吃的是三毛五分钱的客饭。冬天穿一件与上海纺织厂看门人毫无二致的藏青色棉布工作大衣。到得他的家里，更看出他的一副“明式”派头。除满地满架的书籍之外别无他物，环顾四周满目萧然，除一张红木八仙桌估计是祖上传下来之外，一切都极简单极清贫，没有任何一件物品能让人联想到是为生活舒适而设。用家徒四壁形容毫不为过。这种情状，从我第一次到他家到最后一次都完全没有改变过。以我对他的观察，包括他罹祸后对他的大量揭发材料所显示的，可看出他在为官期间从未利用权势替自己或亲友谋过任何私利。（7月27日UPDATED）
写下这段文字之时，我正在湄公河流域旅行。湄公河是亚洲最汹涌的河。天命所归，这块土地上充满魅惑的国度非柬埔寨莫属。正如金庸小说中剧毒情花之下生长着解情花毒性的断肠草一样，美与恶、梦与死亡，在谜样的历史舞台上，如影相随。宏伟的吴哥古窟铅华洗尽、冷寂幻灵，它的近旁注定有一座世界行者寻找的艳情之都――奢华似锦、声色犬马的暹粒。在最小资的花园城市金边中心，你见证到的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血腥的一幕。进入金边的第一件事，即是奔往市中心的多扎街。
我的向导是老李，他的名字与名导演李安一样。他很奇怪：“去那里干吗？所有人到金边都是先参观王宫、银殿和中央市场啊。”多扎本是一所学校，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组织“解放”金边后，此地一夜之间被改造成了一座监狱，后人称“多扎监狱”。监狱的用途，是囚禁民众和红色高棉军队里的“不同政见者”。1975年至1979年的4年间，不计其数的人死于这个阴森恐怖的监狱。从密不透风、散发血腥臭气的牢房，形形色色的刑具、绞架，成堆的骷髅头，墙上发黄的囚徒照片，我听到千万无辜亡灵的垂死挣扎和哭泣。他们死于被钢棒敲碎头颅，死于残酷鞭挞，死于淹入水缸，死于铁链锁铐下的饥饿和瘟疫，死于老虎钳钳断手指、乳头流血至死，死于集体枪杀与活埋……在柬埔寨发现“万人坑”有160处之多，由地下掘出的枯骨散放于田野上一望无际。颅骨顶部都可见抵近枪击穿透的圆洞或钝器撞击的裂痕。
红色高棉是柬埔寨共产党的别称，它受中共的支持。它的特使英萨利、军队总司令乔森潘和党的首脑波尔布特经常来中国“取经”，1978年波尔布特访华时，中共主席华国锋在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给予欢迎。1979年1月，越南入侵柬埔寨，2周内推翻红色高棉政权。40天后为了救助柬共，“教训越南”（邓小平语），中国悍然对越用兵。在全世界只有柬埔寨一个国家支持的外交环境下，出动20万军队侵入越南，一直打到首都河内附近的谅山。这场战争使两国军民都付出了惨重代价。据统计，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的4年之间，被屠杀者有100万之多，占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是一场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目的是重构社会阶层。先是“肃反”，凡对“新生红色政权不满”，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清理阶级队伍”，对有产者、知识分子大开杀戒；然后是宗教迫害，消灭僧侣。所有人被处决前都要摄影，从墙上照片密密麻麻死者悲戚的脸上，我竭力想读出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他们中有目光呆滞形容枯槁的老者，有知道死之将至神情极度恐惧的中年人。还有那些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14、15岁少年，目光是那样清澈，让人醒悟这里原本是一所学校。他们昨天还万人空巷倾城而出欢迎解放军进城，庆贺自己被红色高棉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真心以为美好的新生活就此开始，没想到几天就被投入监狱。以消灭“阶级差别”为己任的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将所有居民驱离自己的家园，借口是“美帝国主义即将入侵柬埔寨”，又说“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违抗疏散者一律关入监狱。他们废除货币、炸毁银行，金边市内除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军队外见不到一个居民，所有房屋人去楼空。不仅金边，柬埔寨24省的所有城市俱成鬼域。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绝大多数人永远没有回来。一年后柬共开始党内清洗，大批革命战士沦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至1978年底，除了中国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全世界只有埃及一个国家与柬埔寨保持外交关系。
多扎学校原本非常美丽。操场为芒果树、鸡蛋花树（柬埔寨国花）和棕糖树所环绕。棕糖树是柬埔寨的一种高大树木，果实煎熬可成30％的棕糖，树干掏空可制作湄公河上常见的独木舟。树皮坚韧耐磨为盖房材料。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时期竟开发出了棕糖树的新用途：他们用树皮上的锯齿去锯断人的喉管。多扎监狱中无数囚徒即是如此死于非命！他们发明了一种特制钻脑机，从人脑后打开0.8×2cm的孔洞，再从头顶钻洞即可取出完整人脑。已发现的几千枚钻孔头骨铭刻下这段柬共统治的真实罪行。操场上还留有一架21世纪人无法想象的“专业”刑具，那是高达15米、用纯柚木打造的类似断头台的架构，顶端的3个金属圆环可同时吊起3个人，行刑者将倒垂的囚徒从空中慢慢降下，将他们的头浸入地上水缸中，再狠劲吊起，如此循环往复如同玩乐，直至受刑者丧命。从监狱的三楼往外看，那是遮天的绿，春日阳光里馥郁的香气包围着这块曾充满文化、爱心、希望的土地。而现在，虽经30年久远的时光磨砺，血腥之气仍挥之不去。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神情肃穆沉痛。我见到一位西方旅行者在走廊尽头架起一台高保真采音器，他在做什么？或许是要录下牢房里飘散不去但人耳无法辨析的千万冤魂的泣血悲鸣？在他身后的墙壁上刻满了留言，记录下了许多参观者内心的震撼：
“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你！
I love you forever ！Kaitauak！Kaitauak！我永远爱你！
one life&live it一个生命和活着
Breath&Smile呼吸和微笑
love to everything & everybody爱每件事和每个人
Replace Hate x Love 取代仇恨不等于爱 【取代痛恨爱】
Life is what you make it!生活就是你如何去实现它【生活就是你如何成功】
I wish a peace我希望和平
Don't let shit like this this ecer heppen again Please!请不要让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Always for humanity永远为了人类
Watch out for this Formula注意这个公式
Paul and simon say“peace”保罗和西蒙说“和平”
Love for everything,for everybody爱为了一切，为了所有人
……”
这不是一个主义、一种制度或思想对于一种社会存在的否定，而是来自不同世界的人面对一种人类无法容忍的罪恶,出自良知的共同谴责和祈愿。为了实现或巩固某种特定人群的统治，用暴力剥夺他人的生活选择权利，改变人的意识形态和生存状态，直至消灭人的生命――这是人类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罪行：反人类罪。电视节目“探索”和“国家地理”的《动物世界》，我都爱看，但我想不出动物世界里有哪一个族类，是以吞噬、虐待、灭杀自己的同类为生的。多扎监狱值得我多写一点，它使外部世界所不知晓的罪恶昭然若揭。从反人类残酷的程度上说，我认为它比纳粹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有过之而无不及。1998年4月16日深夜，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北部山区的一间小茅屋死去。《纽约时报》说：“这个国家从它过去的创伤中得以解脱，却一无所获，因为它没有找到最令自己痛苦的问题的答案。”13世纪暹罗王国入侵曾造成辉煌吴哥王朝的倾覆和整个国家居民的迁徙，600年后，宏伟的吴哥遗址被一名法国旅行者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偶然发现。而红色高棉4年统治的后果，也是使整个民族堕入血尽而竭、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这段历史阴暗而骇人听闻，对它的原始根源的寻找和反思一定不需要600年。
（2008年3月10日凌晨打印 3月15日UPDATE）
附记：
本文原先对珮琳院的位置和历史叙述有误失，现据新浪网友的意见订正。
严重声明：没有书面授权许可，严禁转载或改编本博客所发表之任何文章或图片
圣亿学生（下）
为了写这一章,我检索阅读了所提及学生在学校档案中存有的全部作文。这些作文尽管题材有别写法各异,但无不文采斐然,映照出作者蓬勃的生活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言为心声，辞随意生，意在笔先。与出版市场流行的某些华而不实无病呻吟的“优秀高考作文”“满分高考作文”相比,圣亿学生的作文格调和境界高出许多。谢冰清说得对,圣亿培养的是有激情、有坚定人生目标、尊奉普世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学生。作为行者,他们在各自生命途程中要跋涉的，是“长路”。
有怎样的梦想才有怎样的浪漫,有怎样的生活目标就有怎样的生活。选择决定结局。任何努力都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所以选择永远要在努力之前。
我心依旧
晋荣
杨浦高级中学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月朗之夜，高岗之上，松涛阵阵，渺远之处传来清越之音。这，不是梦，而是位列众乐之冠的古琴给我们带来的高远意境。
七弦，这来自远古的七弦之音，拨动了我的心弦。也许，现代化的高速发展，现代人的浮躁、匆忙,注定了古琴的命运是被大多数人所淡忘和遗弃。但它的清灵跌宕、苍茫浩荡,使我自认识它以来（五年）始终保持着对“她”那颗执着依旧的心。
听古琴的时间最好放在夜晚，一来这便于你能静下心去感受它，二来伴着夜色，琴声更能随潜入夜，滋润你的心灵。“看”着那潺潺的溪水、滔滔的江水，在月光下流泻，时而轻柔如一壶香茗，时而汹涌如波涛出没，高山流水的极致尽在其中。一曲流水带出了千古尘音，而我的心更是静如止水，我心依旧。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一曲《广陵散》在嵇康的指间划过之时，古今英雄之概从我心中升腾。如此荡气回肠之音，不正是昭示着我们的人生吗？
细品这远古之音，如流云在天，如月光泄地，爽然，淡然；细味这远古之音，如凤凰涅磐，如腊梅傲雪，浩然，凛然。此等绝尘之音，我怎能舍弃她？怎能不对她信守不渝？
教师批语：
《我心依旧》为一“虚题”,但作者非常擅长“实入”。由一片风景入手，思越千载，对古琴的品性和声气作了强烈而细致的刻划。
语言凝练明丽，感情深沉热烈，文气腾挪跌宕。各自然段几乎不用过渡，却转换自如、层层深入、步步递进。文思喷薄而出，最终趋向惊心动魄的高潮。
写古琴演奏的段落充分运用了“通感”的文学技巧，以“视觉”写“听觉”，随意洒脱、酣畅淋漓。
文章第二段将古琴的命运放在这个匆忙而浮躁的时代里加以考察，从作者特立独行的爱憎中，文章的力度与深意俱见。
科学需要默默无闻
蒲旻乐
北郊中学
诺贝尔化学奖，2003年授予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位默默无闻的普通工程师——田中耕一。这件事在让日本化学界吃了一惊的同时，也向世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创立如此专业的学术思想的，不是什么教授、博士，而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这其中有哪些普遍性的启示值得人们深省？
我们看到很多成功人士，无论在什么领域，只要稍有成就，就会受到非同寻常的待遇。他们会被新闻媒体团团围住，大谈成功之道；他们会被拉到东带到西，作各种各样主题报告；他们会被同行奉为榜样，在物质上享受特殊照顾。他们已不再是以前那些能潜心钻研，埋头苦干的人了，他们已变了个人，或者说他们被“异化”了。他们的灵魂已被偷换，原先取得成功的那一“人的本质”已远离他们而去。他们也觉得自己不是普通人，会骄傲，会满足，自我感觉良好，停滞不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博士、院士稍有成就便江郎才尽，不能向更高层次奋斗的原因。他们的心已失去了应有的平静——科学这个特殊领域所要求的纯粹的、崇尚的平静。
或许只有像田中耕一这样的人吧，才能始终恪守对于科学异常宝贵的平静和淡然。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都是严谨而不容任何浮躁的。没有安定的情绪，没有平和的心境，就不可能拒绝俗世的干扰，更不可能象滴水穿石那样长年潜心钻研，最终创造伟大的理论。在剑桥大学的校园中，常可以看到著名的数学家霍金独自坐在轮椅上沉思，这时你绝不会看到有学生和游客冒失地上前问候或要求签名。因为他们知道，他需要过常人一样的生活才能有更大的成就。我绝不相信，一个终日在闪光灯下作秀、在忙碌的应酬中穿梭、一场又一场盛宴上酒足饭饱的人，会对科学有执着的追求。
田中耕一的获奖，对许许多多仍在默默无闻地潜心钻研的学者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对那些大跌眼镜的教授、博士也具有警示意义。如果他们还仍然沉醉于浮躁的名利和虚假的荣光之中，那么终有一天他们会重回默默无闻。
教师评语：
本文没有在“只要你艰苦奋斗一定会最终成功”这些根本无需言说的道理上浪费笔墨，而是选择“科学为何需要平静”“科学家应有怎样的性格”这一感点切入，起手不凡，决定了这篇文章的高格调。行文质朴厚重，于平淡中见锋芒。因为容量“小”（切入口小、视角少、不提出题旨以外的新问题、材料少而有力），所以能在600字的咫尺篇幅中肆意发挥，跌宕腾挪，游刃有余，把复杂的道理讲得一点不吃力。好文章不见得都要追求华彩，而必须“质重于文”。对社会存在的问题、对人们感觉困惑的问题，作出有说服力又非同寻常的解答，文章自有情韵和理趣。
梦想以生命为代价
刘悦如
曹杨二中
古书上记载，将鲜血滴入炼钢炉，名剑干将、莫邪才得以诞生。梦想也是如此铸造的。
当夸父追逐无比灿烂的太阳的光辉时，太阳炽热的光灼热了他的肉体，把他变成灰。在追上太阳的那瞬间，夸父的梦想实现了，但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生命。
当梦想中伴有生命的火花时，梦想变得无比绚丽，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当梦想融入生命的点滴时，梦想变得无比纯洁，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但是这一切要以生命为代价。
梦想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
这并不是说为了梦想，人必须主动放弃生命。而是一个纯真的人视梦想为最高追求，为了实现梦想，他必定抱有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的决心，披荆斩棘、义无反顾的勇气。一个智者他懂得每一天都在一点一点往梦想前进，同时每一点滴梦想的实现都以一天的生命为代价。在接近梦想的途中，生命渐渐得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梦想金色的光辉普渡生命。
人生苦短，梦想却涵盖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生命以年为尺度，一万年有多久？至今留存于世的古迹，世代族人完成的治水或移山工程，千年之前的诗篇《天问》……这些都告诉我们短暂的生命在人类梦想的长河中不会不留痕的，问题在于你有没有付出，你生命中有没有梦想的瑰丽。梦想也许并不深奥，但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洗礼和众多生命的渲染，梦想已是人们心中的无价之宝。
如同穆斯歌唱赫拉克斯，如同荷马歌唱特洛伊之战，我歌唱那些为梦想而献生命的人，我赞美那浸染生命血痕的梦想！
教师评语：
文章自由奔放、思接千载、纵横捭阖，却又严格紧扣题目要求行走，显示作者敏锐的审题感觉和自如的文字把控能力。文中竟出现“在接近梦想的途中，生命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一极有创造力的论点，读来惊心动魄。说理透彻，语言绚烂有力。缺点是在材料运用上没有注意经典与时尚的搭配，少了些舒展的气氛和现代感，读来有些沉重。
时间之风吹动生命之烛
朱毓昕
控江中学
烛光摇曳，烛芯慢慢缩短，无声的黑色正渐渐吞噬这个世界。只有这点烛光氤氲在周围，保护它不被吞噬。突然，烛光灭了，这仅剩的光明也被黑暗吞噬。什么吹灭了烛光？没有风，而风却无处不在。
传说上帝的呼吸变成了风，风的无处不在犹如时间，这是时间之风。生命之短暂正如那烛光般渺小，那该是生命之烛罢。时间之风不断吹动生命之烛，直至成功地将其扑灭；每个人都像这烛光一样燃烧自己，无怨无悔，直到时间之风将其成功扑灭。人人都认为这是宿命，人人都力图在自己生命之烛熄灭前尽量快乐地过活。只有小丑看透一切。（《纸牌的秘密》）
很多人都相信宿命，难道从没有人质疑过这些？是谁预言了所谓预言家的命运？当梦幻岛上的侏儒们浑然不觉地按照主人公给他们安排的轨迹行进下去时，小丑出现了。小丑告诉了他们这个世界的虚假。正当那些侏儒乐在其中时，只有小丑参透了这一切。小丑对寻欢作乐的人们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时间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和对死亡的惊觉。小丑的好奇心赐予了他“看破红尘”的天赋。而且奇怪的是，小丑永远都不会老，几十年甚至几千年地活下去，真相也就由此不被湮灭。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小丑，就如苏格拉底是他那个时代的小丑，而尼采则是他所在那个时代的小丑。尽管只是少数人，不过，有一两个小丑的存在就足以使真相之火传递。没有小丑存在的时代是悲哀的时代，不管那个时代表面上有多么繁荣。
小丑可以看透生命，看透人世间的一切。也许在当时人们并不认可他的这些异端，但时间之风在吹熄许多虚假的东西之后，终究证明小丑预言的正确。一如人们在印象派画家埃德加·德加死后许久才发现他的雕塑也同样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那般。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会证明生命的价值各各不同。
其实做个小丑并不困难，只要你永远对周围怀着如婴儿一般的好奇心。但难也正是难在这点。一个小孩看见浮在天空的人必会惊叫，而大人则不不会。大人已习惯于周围现存的一切，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存在的一定合理。只有小孩对周围的一切产生永远好奇。他对所有事都会非常认真，因为他渴望了解每一件事，因为他没有功利之心。只要跨过这道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有趣。而这时，你的生命之烛已经融入了时间之风。
佛像前的长明灯是永不熄灭的，即使时间之风永不停息…
教师评语：
这个题目，一般都写“生命宝贵，不要浪费生命”之类的内容，那就“俗”（无新鲜感）了。本文作者自有慧心，由对“小丑”这具有象征意义形象的描绘入手，考察、思索、感悟“时间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和对死亡的惊觉”，从而想到要让生命获得最高的凯旋，具有穿越时间、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最高价值。这种思考发生在一个全民娱乐到处娱乐娱乐至死的时代，出自一个高中学生，金声玉振，难能可贵。全文在课堂训练的30分钟内完成。悬念魅惑，层层推进，文字灵动，情感充沛，没有丝毫枯燥说教色彩。作者写作态度认真，很注重说理的过程，每一自然段新意迭出，决不与前文已写过的内容重复。故而虽有傲世狷狂的气度，读来却入情入理平易近人。
那一片绿
余冬雯
市一女中
走进上海博物馆，我徜徉许久，流连忘返。以现代人的心境倾听历史老人的呢喃，确然别有一番滋味，但其中最让我难以释怀的却是那一片绿。
我眼前是一只春秋时期的青铜鼎。在一片黯淡难解的纹饰间，我赫然发现了一小片绿色，那是片黛绿、苍绿，竟是一块锈斑。它有多久远了？为何博物专家在整理文物时没有将它拭去？很奇怪，在我眼里那一片绿不仅无损于铜鼎的质朴浑厚，反倒与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将那缕沉郁苍迈的古意升华到极致。
我明白了，由时光描绘而成的那一片绿，不仅掩埋了久远的生命，更述说着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是啊，凝入这片绿的，难道不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智慧、勤劳与理想？难道不正是中华历史的缩影？从远古的砖木取火，傍洞而寝，到后来繁杂精巧的锄犁春米用具；从粗指方向的司南，到如今精密的航海仪表，从承载人类飞行梦想的纸鹞，到如今翱翔宇宙的航天飞机……弹指之间，数千年往事倏忽而过，唯有那一片绿依然鲜活。换一种角度来看，那一片绿不仅是历史老人的印章，而且是前人对后人的遗言。苏子有云：“盖将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时空无尽，万物生生不息，那一片绿所透露的历史沧桑固然引人慨叹，但俱往矣。前人的光荣与梦想已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湮没。近代以来，为了让中国成为民主、宪制的先进国家，无数知识分子责无旁贷、殚精竭虑，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舍生取义。他们在中国历史的天幕上如群星璀璨。在今天，我们的天命，就是要继承前人的这种历史传统，实现百年学人的崇高理想，义无反顾地重铸中华民族的历史辉煌！
以史为鉴，把握今天，开创未来，这是每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青年面对那一片绿，理应立下的誓言。炎黄命脉世代相传，那一片绿的内涵将我们的心里、我们的手中得以延伸、扩展！
教师评语：
作文构思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抛开“第一构思”。这必是一个最不需动脑、最易与他人雷同的构思。《那一片绿》的第一构思不言而喻。作者独辟蹊径，从商周青铜鼎上一块绿色的锈斑，联想到中华的文明史。文章凌跨百代翱翔，最终落到中国的命运、当代青年的责任这个点上，显示作者的历史视野和抱负。正气浩然，立意独特，联想开阔，文字准确，有较好的作文基础。有的地方文笔稍“硬”。字迹须改善。
狗尾草
贾天
上海中学
※
本文是“作文扩写”速度训练，教师提供一个文本的开头和结尾，要求学生快速写出中段的主要内容，必须包括1>狗尾草的形态（描写）、2>对它精神的概括（议论）、3>对人生的启示（抒情）三个部分，字数400字，时限10分钟。
盛夏的骄阳下，那一丛狗尾草就这样静静地伫立在角落。在一片似锦的繁花的远端，它显得那么的卑微和不起眼。一阵微风拂过，满地姹紫嫣红乱舞，唯有这一丛枯绿色的狗尾草始终抬着头，迎着风，不动声色。
我不禁被它深深吸引。在这茫茫的花海中，这一丛狗尾草日复一日地站在原地，甘于寂寞，审视周围的一切，目送过往的行人。它就仿佛一个冷眼旁观的独行侠，不论周遭环境如何，始终恪守自己的原则，不改变原有的形态，为远道而来的异乡客送上一份祝福。它是在提醒过路人不要忘了各自的本来面目，不要因这片五彩的花花世界而迷失自我。在凶险多变的江湖上，能够始终保持本性走完自己旅程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造物主确实有心，在这片繁花似锦的田野上竟点缀了这一丛警醒世人的狗尾草。而这狗尾草也就这样守候着，决意用自己的一生来充当人们漫漫长途中的敲钟人。不论是谁看见了它，都会同时听见那一声浑厚的钟鸣，为心灵洗净尘垢，走向未来。
教师评语：
情绪沉稳，文气酣畅。尤其在狗尾草充当人们旅途中敲钟人这一构想上，颇具创意。不足之处在于描写缺乏张力、无视觉感，抒情达意而已、不够强烈。扩写的要义是把原文不太具体的地方生发开来，造出化境，而不是把句子拉长；本文在此点上深得要领。10分钟完成作业，达到训练的速度要求。
高贵的自我放逐
——评舒婷退出诗坛
王梓璇
复旦附中
大海上茫茫浓雾，迷离了双桅船舵手的眼。诗人舒婷戛然终止了她的诗海之旅，告别诗坛，把一个孤独的背影留给我们。对此众说纷纭。她的离去到底给予我们怎样的思考？
世上有一种鸟叫荆棘鸟，它是用全部生命唱歌的。当没有更好的歌献给听者时，自己宁愿停止歌唱。以诗作为生命起点的舒婷选择了自己诗的生命终结。这，对一个诗人而言是自我放逐。但我认为这种放逐不是逃离不是消极不是悲凉，而是一种高贵。
自我放逐，是在自知无力完成自己肩负的使命之际，决绝地退出，悄然隐身到时代潮流的远端，将荣光的舞台让给后来的舞者。
舒婷最深沉优美的诗，无疑是《致橡树》：“如果我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如果我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古老而清新，纯洁而炙热；这不仅是爱情诗，而且是舒婷本人价值观念的宣言。今天当舒婷抛弃红尘中的世俗名利慨然离去之时，我们重读“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对她的行为内涵有了深切的理解。她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是为了实践自己高贵的人格理想而自我放逐，我为她一掬伤心之泪！
我不知道舒婷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屈原。在中国诗的传统里，最早与“放逐”概念相关的，是屈原。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屈原的《涉江》描绘了放逐路线与他的艰难遭际。楚怀王、顷襄王不识人不明才，是这场放逐的成因。屈子报国无门，流放江南，命丧汨罗。他是被放逐。他再爱国，也绝不会自我放逐。自我放逐只可能发生在近现代。只有对生命意义做过认真哲学思考、对社会责任有自觉担当精神的人，才会自己放逐自己。这不是被放逐，而是一次生命的主动选择。
对社会责任的敬畏，是这种选择的根由。一个对文学怀有赤子之心、视诗为生命的人，宁肯玉碎，也绝不能容忍自己用平庸的吟唱去亵渎诗的月桂花环。舒婷退出诗坛并不意味着她轻松地抛弃了诗。这其中她一定有过很痛苦的内心挣扎，有过对自己创作历程严酷的总结、反思、批判，最后本着社会责任感和职业操守，决定金盆洗手，放弃自己已经无法做得完美的心之至爱。泰戈尔诗云：“琴弦为什么断了呢？我强弹了一个它不能胜任的音节，因此琴弦断了。”方家必是执着于琴音，而不是只要霸着一个位子在那里弹琴就满足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美国国父华盛顿。独立战争结束于1783年。所有人都知道，没有华盛顿，就没有美国。然而这时华盛顿根本不想黄袍加身，他选择了自我放逐。他毅然向议会交出了军权，沿着波托马克河回到了自己故乡的梦梵侬庄园。临行之际他用自己的伟大威望解散了军队并号召每一个将士，空手回家去做一名优秀美国公民，而不要向国会索取遣散费，因为这个国家真的没钱了；整支军队居然就这样无条件服从了他们尊崇的总司令的最后一道命令。华盛顿名垂青史的告别演说是——:“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议长回答——“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著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著你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又过了13年，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拒绝了第三次连任。1796年9月17日他向议会发表《告别词》，再次选择离去，返回自己的田园。.华盛顿的这一举动开创了美国民主宪制的先例：任何美国人都不允许成为终身总统，也不允许连任三届总统。他的两次高贵的自我放逐，为全人类和一切政治家树立了无与伦比的光辉榜样。
舒婷的自我放逐，在今天这个商业社会，因其遗世独立、因其难能可贵而益显其高贵。商业社会是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支配一切的时代。既然连文化、艺术、医疗、教育、爱情都会被利益的阴影所笼罩，那么沽名钓誉、浪得虚名、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成为一部分人的生存常态也就不足为奇了。有多少人还保有自己的精神田园？有几人还有勇气自我放逐？在这里免职又在那里就职的人不计其数；更可笑有的人将悲情的“自我放逐”弄成闹剧，进行自我商业炒作。作家余秋雨已是第四次宣布退出文坛了，不知一模一样的话还会再说上多少遍。
谁人识得诗人高贵的的自我放逐？
“如果我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教师评语：
比赛作文与高考作文不同,首先应在诸多赛题中选“冷门题”,避开大多数参赛者一窝蜂写的题目,以免连篇累牍引起评委的“审美疲劳”;其次它要追求“一秒钟震撼”,先声夺人,一开口就震住阅卷者。全国性赛事群雄逐鹿,参加者达上千万,2009-2010年度仅上海赛区的参赛学生就有45万之众。没有“一秒钟震撼”的本领,就会在众多高手的角逐中被“一秒钟埋没”。
作者从舒婷退出诗坛这一事件开始,先提出问题,后解答问题,笔触由诗歌而及历史、哲学、心理、国际政治、社会......各领域风驰电掣扫描而过,文思开阔,观点锐利。“有多少人还保有自己的精神田园?有几人还有勇气自我放逐?”文章从情境进入,以哲思与追问收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层层递进,鞭辟入里,正气凛然。阅卷者评论说,这篇作文题为“高贵的自我放逐”,其本身就洋溢着人格理想、社会责任和独立思考的高贵之气。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对材料运用的精细。由《致橡树》而洞幽烛微窥见舒婷的行为动机,由对屈原被放逐的考察得出“自我放逐只可能发生在近现代。”由华盛顿两次返回田园而观照现代人对名利的欲望......每一材料的引用都不是作为已知结论的证明论据,而是从材料中发现未知,得出新的结论,将文势波澜壮阔向前推进。的确是匠心独运,别出心裁。
圣亿学生（上）
立仪的模样时时在我脑中浮动,她身边总会显现许许多多孩子的脸。那是圣亿的学生,汤老师爱他们。他们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和圣亿密不可分,在圣亿历史上创造过各自的辉煌。我乐于在下面的篇幅里和这些学生一起重温往日的那些快乐。需要说明的是我本不愿把“高考分数”“高考状元”之类作为衡量一个学校教学质量标志,但有时为了讲清问题又不得不从这个角度去说,在这里谨请读者接纳。对此不感兴趣的人可以径自跳过这些阿拉伯数字。
立仪在课外念到单个学生名字时,用的是上海话。有时我竟觉得那比“官话”更亲切,也更好听。比如她常说起的一个学生名字谢冰清,用苏州评话演员那种语调作“谢—冰—清!”就不象普通话那样单调平淡,似有无限韵味。最后一个“清”,按吴语恐怕要归入声罢,这般三个字读起来就成了仄-平-仄,有了顿挫感。
我记得谢冰清是2001年夏天入学,当时她是小学4年级生,连预备班都不到,却硬要进初中作文班就读。父母拗不过她,就来和汤老师商量;汤老师也拗不过她,就来和我商量。我坚持不同意,汤老师为孩子求情说“既然她这么执着,就一定有她的道理,让她读读看吧。”就这样谢冰清进了初中班。
8、9岁的孩子,哪能相差两年。加之生得瘦小,谢冰清坐在教室里简直不象同级生,而象是哪一个调皮捣蛋的顽劣生违反课堂纪律带来随手扔在课桌旁的一只小小玩偶。每堂课她都来得早,坐在第一排中间那个座位上,正对讲台。上课时每当我作一个停顿,尘埃落定,目光朝讲稿落下去之时,总见到一双大大的眼睛,眼白多于眼黑,在讲稿上方定定地望着我。谢冰清给我的印象很冷漠,这在她那个年龄的学生中很不多见。她在课堂上从不提出问题,也从不主动回答问题。初中的课,教师有时故意讲得“发噱”些。但不管你怎样天花乱坠也不管别的学生怎样笑得前仰后合满地乱滚,她都无动于衷。那样子好象还嫌人家幼稚。汤老师当时正在研读心理学,听了我说的谢冰清的情况,怕她出什么事,格外紧张。学校那时在黄渡路的虹鹰大楼,教室与办公室只隔着一层玻璃。她便经常站在玻璃后边偷偷观察谢冰清上课。发现她听课很专心,笔记也记得认真,除了不爱说话外并无其它不对头,才渐渐放心了。谢冰清作文写得不错,文字清通条理明晰,有几次还作为范文在全班表彰过。唯其字写得小到极点,很细的蓝色水笔在稿纸上写出的每个字只占格子的五分之一。汤老师遇到她就念叨:“谢冰清呀,侬写的字就是一粒粒小芝麻呀,考试的时候要吃亏的呀......”
2010年上海的早春很苦寒。4月3日,星期五,一个潮冷的夜晚,我上好课从楼上走下来,进到办公室,不知为何有些疲惫烦闷。这时一位身着芝麻呢大衣的中年妇女推开玻璃门而入,说要和我谈话。我以为是家长要对课程提什么意见,让她坐下慢慢说。她却不坐下,说“我是谢冰清的妈妈。你还记得她吗?”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喊“谢冰清!谢冰清!谢冰清!她跑到哪儿去啦?怎么没声儿了?”她笑起来,说“你还记得她?”“怎么不记得!汤老师为她操过很多心呢......”就把上面写的讲了一遍。“欧阳老师的记性真的不得了啊,8年前一个普通学生的情况会记得那么清楚。我们也都很怀念汤老师,谢冰清一直说起汤老师对她的关心。”
她正色道,“今天,是谢冰清让我到这里来找你。她要我来向欧阳老师表示感谢。她说是你改变了她的一切,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如果没有圣亿,她一定与周围所有的学生那样,碌碌无为、平庸终生。”从她的讲述得知,原来谢冰清一直在圣亿学习。从初中到高中,整整8年。8年里圣亿学生从当初二三十人发展到5、6千人;教学管理现在全由程序输入;我也不再在初中任教;而高中作文时常由助教批改,这样对学生的关注较过去有所疏忽;加之废除人工点名,有时对学生会“当面相逢不相识”的。谢冰清没有失踪,而是我失落了她。我应检讨自己。
这些仅是我此刻的反省。当时我的反应竟是不能接受谢冰清长大,也不能接受我认不出谢冰清,她似乎应该永远是那个不管我到哪里都用一双没有表情的眼睛静静瞪着我的小小孩。我大叫道:“谢冰清她一直在我班里?她还是那个阴阳怪气死气沉沉的样子?她怎么不来告诉我她是谢冰清?”这个话其实既无礼貌又很不通,惹得她再次笑起来:“欧阳老师啊你太忙啦。不过谢冰清她的变化实在太大,谁也认不出她来了。”
要知道谢冰清的变化是如何大,只要把她原来的形象朝相反方向去想象就行了。她成长为一个热情乐观、非常有活力有韧性的学生。在华育中学完成初中学业,中考时由于一道数学题的失误,以2分之差与上海中学失之交臂。家中一片悲声哀鸿遍地。谢冰清坚定地对家长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难过!请你们放心,我既然有远大的梦想,就必定会一步一步去实现。我是欧阳老师的学生。圣亿培养出来的人,是超人。8年来我在圣亿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自己的价值观。世上的好学生很多,但和圣亿学生相比不能同日而语。这不是一个等级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我们是长跑选手。我们的人生目标决不会被一时的挫折和悲伤情绪所左右。终究有一天我要证明,我比那些考取上海中学的人更强,我终究会比他们更辉煌!”
当妈妈复述谢冰清的这番话时,我受到强烈震撼,不禁热泪盈眶!我没有想到那个极度柔弱、坐在教室里小到几乎看不见的孩子会有如此坚毅的志向!我也从未听到过学生如此有力地诠释圣亿教育的精神!
谢冰清高中就读于南洋中学。在这学校她更努力,更开朗,更健康,各门功课名列前茅。她是学校文学社的社长。她带头组织了学生记者团,活跃于徐汇区。2009年5月,她以优异成绩被上海外国语大学小语种专业提前录取。在社会工作中她以自己的热情鼓舞同事。冬天她去了玉龙雪山和梅里雪山,高年级学生为她在旅途中的坚强与不畏艰难所折服。2010年3月,美国一家世界顶级的跨国公司到上外招聘1名高级管理人才,一年级生谢冰清从全校6000名学生中脱颖而出,以唯一应试合格者成为这家公司的储备员工...谢冰清对妈妈说,“欧阳老师改变我的,是热情,以及生活的目标。有目标和没有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希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临告辞时,谢冰清母亲从玻璃门外拉进来一个活脱脱是谢冰清翻版的小女孩,我吓了一跳!她告诉我这是谢的表侄女,目前也和谢小时候一样在圣亿学习写作。她立誓要走谢冰清的道路。她又问我这孩子和小时候的谢冰清象不象?我仔细看了她一眼答道,她的头骨形状和脸型与谢冰清一模一样,但颧骨部位谢冰清稍平些而这孩子比较鼓;另一个最大不同点是,谢冰清单眼皮,而这个小女孩是双眼皮,历史是不可以简单重复的呀。“哇---”她再次惊叹。
“有希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深夜,我在灯下重复默念这句话。这是安迪说过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在这个世界,唯有希望能够救赎我们获得自由。回忆起我和汤老师都曾因担心谢冰清有心理问题而惊慌失措,不禁哑然失笑。我查到了谢冰清的资料,那是她写的一篇有关中学生心理健康的文章,发表于徐汇区教育局《汇德苑》学术网站。
由谢冰清,我想到她的一个同班生:霍东元。这是把圣亿称作“天堂”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是中国会计与精算师业内10大著名培训讲师之一。那一年霍东元从东北转学上海初中,各门课目都跟不上,父亲非常焦急。来圣亿的那一天,汤老师刚要开口,霍父立即制止她:“你不要说话。我不要听宣传。我本人就是做培训的,我对这些东西很懂。我只有一个请求—和学生一起听课。我只要听10分钟,就能听出你们到底有没有实力。”他进教室听了课,听得很认真。后来又带着孩子高高兴兴地走了。我走进办公室时,汤老师神采焕发地把5指并拢的手掌朝上垂直地升起来:“服服贴贴!没得话说!乖乖的,一次性缴了两个学期的学费!”霍东元就这样留了下来。他基础差,一开始连句子也写不连贯,作业速度也慢。但他很用功,喜欢听这里的课,他说他每次是以进入天堂的心情踏进圣亿讲堂的。他的每篇作文都有进步,初中毕业时文字很不错了,口头表达也好。2007年清明节的早晨,我正在去看汤老师的路上,在车子里收到了霍东元连续发来的许多条短信,悼念曾经十分关心他的汤老师,并对我表示慰问。这些话语出自一个孩子诚挚的心,我感动至极!2009年霍东元考入排名新加坡第二的国立大学攻读视觉媒体。放寒假时,他在飞回东北与父亲会合过春节的途中,特意在上海停留,前来看望我并征询我对他未来选择专业的意见。当他在圣亿楼下的门外把我唤住,说“欧阳老师我是霍东元”时,已是小年夜的晚上10点钟了。交谈中他表示在圣亿学到太多,无论做人的道理,还是许多专业知识(包括现在学的视觉表现)。他解释说现在大学课堂讲的,其实很多内容在圣亿学习时就掌握了。成百上千部电影看过去,觉得老师过去讲得真对。自己拍摄的每部实习片都和别的学生不同,都受到专家表彰。他们哪里知道,成功的秘密在于,每一部片子运用的都是圣亿第一堂课“好文章的3要素S
-R -S”的原则。这种东西,是很多搞艺术的人一生都悟不出来的。
2002届学生中,有一个上海中学的学生会主席,叫岑逾豪。据她家的邻居后来告诉我,岑逾豪的父母对她从小就期望极高,要她出类拔萃,所以叫“逾豪”。岑母曾征求我对岑逾豪的意见,我说她的弱点不是没有能力成功,而是太看重成功。岑逾豪确实很为父母争气。在上海中学从初中到高中的6年里,她的各科成绩从来没有跌出过年级的前5名。她很有趣,问她为何来圣亿,她说自己全上海的培训机构都去过了,没有一个不了解的。所以就来了圣亿。她少年老成,天生读书的料。平时很沉稳,每次上课都提前半小时到校,在热水机上冲一杯速溶咖啡,然后坐在沙发上独自看书或整理笔记。有时她与我讨论在学校里写过的作文。她的作文属于应试作文中比较容易得分的那种路子,但其中有一篇《说追星》显示她特立独行的批判思考精神。填大学志愿时她征求过我的意见,问北大哲学系好不好。我说中国如果还有哲学的话,那么北大哲学系或许就是哲学的最后堡垒。但学哲学的人是要有对科学的献身精神的。所谓献身精神,即是不计个人成败。过于在意个人得失者不可以言哲学。古希腊文“philosophia”的原意并不是智的结论,而是“追求”(philem)智慧(sophia)。哲人的使命,是要象康德那样把对思辨世界的追问作为自己的终极归宿。我给她讲了康德在葛廷根大学的故事,葛廷根镇的居民是根据康德的进校时间来核对自家钟的走时准确性的(那时表还没有发明)。为了研究哲学;康德深居简出安于清贫终身未娶。他的名言是,“这世间只有两件事物令我敬畏,那就是我心中的道德律与我头顶上的灿烂星辰!”现代人信奉的“星云说”,不是出自天文学家的计算,而是由伟大的先行者康德在250年前“猜测”出来的。过了一个半世纪,这个假说才获得判决性的实证论据。1924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博士用当时世界最大望远镜在仙女座星云边缘找到了造父变星,从而定出了仙女座星云至地球的准确距离,以此证实了河外星系的存在。说到北大,那里有哲学大佛冯友兰,不管众人对他有多少非议。文革中我接触过聂元梓、李醒尘、孙蓬一这些人,在北大操场上听过孔繁的演讲。上海筹备全国文科座谈会时,北大过来的笔杆子庄昂好象也是哲学系的。总的说来印象不错。我支持她去北大哲学系,她也就往那个地方去了。进北大后,几篇作文就令写作老师刮目相看;与她交谈发现她对写作懂得确实多。问起她的经历,她很不谦虚地答道“我在上海受过专业写作训练的!”北大毕业后,她在清华教育管理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从事“教育政策研究”。我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布的“2009年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入选名单”中看到她的名字。她留给圣亿的告别感言是:“感谢圣亿在我高三那年给予的语文写作和生命意义的指导。圣亿对我一针见血的批评,于我、于我母亲,都言犹在耳。在这里我的作文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圣亿的学习氛围是我参加过的培训班中最好的。”岑逾豪喜欢世界各地旅行。任何时候,走到天涯海角,在佛罗伦萨、在卢浮宫...她都会从那个地点给我寄来照片和明信片,让我分享她的快乐。
圣亿的学生每个人都有故事。岑逾豪进北大的语文是118分,这不是圣亿学生的高分;另一个同班生的分数高出许多,达129分,比当年上海理科高考状元、控江中学苏晓磊的语文卷127分还高出2分。这是来自大同中学的一个女生,顾研修。顾研修2001年即被复旦大学录取,但她拒绝入学。原因是因为语文没考好,没有以第一志愿录取,对专业不满意。既然不满意那就重新考一遍。顾研修来圣亿复读一年的语文写作。学习中我问她怎样想的,她说“我非常恐惧!今年如果再度失落,就不可挽回了。”2002年7月,顾研修第二次奔赴高考试场。报的依旧还是复旦,进的依旧还是复旦。语文129的分数,在上海考生排行榜上大概要进入前5名的。这次复旦再也不敢以第二志愿录取她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并不遥远,也就是在8、9年前。那时的少年心气、意志、胆魄,就是如此。勇敢,不是无畏;而是面对恐惧。
在这个班,汤老师格外吩咐要照料好的一个学生,是刘悦如。刘悦如是高三生,但每次必由家长陪同前来。不是一个家长,而是父母双双把她送来、再接回。这在学校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家长对子女殷切之心可见一斑。爸爸妈妈都很客气,他们从来不会在办公室的休息区停留,总是两个人一起站在走廊上等待刘悦如下课。那时课时长,每次都要等两个多钟头。汤老师看了很不安,就去走廊里拖他们进来坐。他们坚持不肯,笑笑说“我们习惯了。”从这些细节,我可以感受得出这两个人对教育事业的敬重。有一种家长,不管坐的地方离学生的教学区多近,也不管会不会干扰教学的秩序,他们只管自己高谈阔论大声喧哗肆意释放出许多话语的尘土。汤老师对我说,刘悦如及双亲的衣着比其他学生简朴得多,想来家境清苦。缴费时甚至拿出了很零散的钱。家里为了孩子必定是倾其所有了。我有点急:“那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汤老师说,对孩子多用心,对她的前途负责,帮她们实现自己的心愿,该是对她们最好的帮助吧。我听了后觉得责任深重,如履薄冰。
课前,我得知刘悦如来自市重点曹杨二中。我问她曹杨二中不是有语文名师么,为何还来圣亿?她笑而不答。我又知道她还在交大昂立读“承诺班”,那是培训机构的一种噱头,说是学生考不取全国重点就退钱。我问刘悦如那边也有作文课,既然它们承诺了为何还要来圣亿?她再次笑而不答。哈刘悦如有点神秘至少她颇有独立的个性。其实,她的作文程度非常高。第一次课堂作文,半小时写出《梦想以生命为代价》,语惊四座!她的文字绚烂有力度,变幻莫测,气氛把控收放自如。因为从小爱动漫,受其影响写出来的东西视觉感、镜头感极强。她本是不爱说话的人,后来跟我熟了,话也多起来。有两次,她说要带我去玩;去哪儿呀?去看国际动漫展,“很好玩啊!”因我忙都没去成。毕业填志愿那天刘悦如和父母拿着表格来和我商讨了好久。她说“欧阳老师这次对不起我要违命了。”我问怎么啦,她说“您说过在上海只有一个大学是值得读的那就是复旦;但是复旦没有设计专业啊,你叫我怎么办?”那时复旦还没有视觉学院,只有一个很弱的艺术系。2002年上海高考作文试题是《面对大海》,考完后刘悦如立即到学校找我,把写的作文背了一遍给我听,问“老师你说我开头的这两组排比句用得适当么?会不会有矫情的感觉?”
刘悦如当年的语文考卷是121分。这个分数可以让她进入中国的任何大学。她以第一志愿录取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系。去学校报到的前夕,她和爸妈再次来圣亿看我和汤老师。那天我不在,刘悦如在汤老师桌上留下了一个藤编的筐,说“这里面装的,是我从小到大一直读的动漫书,是我的至爱。把它留给欧阳老师吧!”
创造过高考作文写作速度最快纪录的圣亿学生,是2006届的贾天,他来自上海中学。故事是他亲口对我说的。这年秋天一个夜晚我正在上课,隐约见到教室外过道里的暗处站着一个奇形怪状的人,一动不动。“这是什么人呀?”一边上课一边在捉摸,分散了不少注意力。及至下课,他走了进来,“这不是贾天么?你怎么来了?”本来就身子瘦小,却提了个象一床棉被那样大的礼品包,在黑暗中够吓人的。我从来不接受任何学生或家长的馈赠,坚决拒绝。贾天说这是在境外旅行特意为我买的巧克力,到机场的时候被小偷偷走了,他又搭计程车跑到原来的商店重新买了一份,请老师无论如何接受学生的心意。他见我还是不肯,便说“没有圣亿我今年会死得很惨了,老师你听我讲故事。”
这年春天北大外语系来了一拨人,要在上海中学招收6名小语种学生。贾天笔试面试都好,志在必得。不料结果公布,几个尖子都饮恨,谁也想不到的人进了北大。贾天苦闷了好久,成天呆头呆脑想着这件事。他就带着这种心情进了高考考场。第一天考语文,待到把阅读鉴赏的内容做完,眼晴落到作文题《我想握住你的手》上时,一看表,只剩下20分钟了。贾天眼冒金星!20分钟!写800字的作文!天哪!要我死啊!时间啊!我想握住你的手啊!追魂夺命啊!
在这里我必须“插叙”圣亿对学生写作速度的训练情况。应试作文的基本特点,一是命题(指按规定要求写),二是限时。教育部对学生写作速度标准的规定是,高中生45分钟写600字,初中生45分钟写400字。圣亿有“应试作文的快速构思”课程,平时的写作训练是要求高中生30分钟写600字,初中生30分钟写400字,比国家标准提高50%。在学校,写作速度过慢超过30分钟不能完成作业者,一律判为不及格。大家都知道袁虎写檄文“俄得七纸,倚马可待”、王勃作《滕王阁序》“下笔千言,文不加点”、普西尼5分钟写一首歌剧咏叹调的典故。至于曹植的“七步为诗”,这首诗本身没什么艺术性只是顺口溜,而且其内容一定早已在他心中盘旋过千百遍了,我以为不能算快速。至少我比他快。在课堂教学中我规定自己必须“三步为诗”。学生提的有关写作的任何问题必须在3秒钟内回答,学生出的任何作文难题必须在3秒钟内构思出作文的写法。凡3秒钟答不出问题,凡回答令学生不满,凡作文不精彩...出现这3个“凡是”者,判教师没有教学资格,逐出课堂、退费、罚款。每堂课学生提问题无数,10年中竟没有一个学生难倒过我,领走这笔奖金。这令我很苦闷!不过在我的影响下,学生都养成了紧张快速的作文习惯,改变了过去课堂作文拖沓松散的作风。他们回到各自所在的学校,遇到作文课都是作文写得飞快、全班第一个交卷的。
不能做示范的老师是不合格的老师,害怕学生难倒自己的老师是无能的老师。傅斯年做学生时,在北大中系课堂上屡屡提问难倒老师胡适,胡适由此对他非常欣赏。傅也宣称“除了我,中国无人有资格批评胡适先生!”傅斯年这股狂劲儿,在后来任北大、台大校长时深受学生喜爱。作文是要写的,不是讲理论讲要求讲出来的。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绝大多数作文教师,自己都不会写作文。他们(以及一些作家)写出来的高考作文,都不象样。
现在我们可以把贾天的故事继续往下说了。此刻他已从“北大小语种”的失落中惊醒,发现自己20分钟命悬一纸!他坐在考场中以“十万火急”的紧迫感,猛写、狂写、快写,落笔如飞!当考试结束铃声响动之时,他刚好写完这个“握手”的最后一字。愤怒出诗人,惊慌出奇迹。李广在惊慌中用箭把石头射穿,我们的贾天在惊慌中用20分钟写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篇作文!
语文肯定是考砸了,第二天振作精神考数学,考得比较好。第三天考外语,恢复了水准,考得相当的好。唉,再怎么好都无济于事,什么名校、重点大学想也不用想了。
过了20天,高考分数公布,结果大出贾天意外。考得最好的外语,分数比较好;考得比较好的数学,分数很高;考得完全失准的语文,分数极高--123分,比当年上海市文科高考状元、曹杨二中常方舟的语文121分还高出2分。兵置死地而后生,得力于平日的基本功和扎实训练。
贾天以第一志愿进入复旦大学。他一再说“没有圣亿我死定了”。真的太开心了!我必须收下那个无比巨硕的礼品包。
2006年圣亿学生高考语文卷最高分为127分,比文科高考状元的语文分高6分。这是贾天的同班同学,来自格致中学的李英杰。
李英杰来圣亿读书时,距高考日期还有4、5个月。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她就报了两个班,周5周6连读两个晚上。格致中学外数理化都强,语文稍弱些。李英杰对我说,高考语文考到100分,就什么也不怕了。结果大大超过期望值,4、5个月语文提高了30多分,她以第一志愿入选上海交通大学。
2006年格致学生武亦文以585的高分为母校争得建国以来唯一的一次上海理科高考状元,她的语文分127分与李英杰并列全校第一。李英杰平时语文并不出众,得此高分自然引来全校瞩目。同学老师纷纷前来打听是怎么回事,李告诉他们“我去参加过作文培训了。”语文老师要她透露主要学习心得,李说了两个字:“实入。”
“实入”,是圣亿写作的独门秘笈,也是人的任何沟通的成功精髓。它的含义是,文章的切入点(也就是开头部分),必须是情境式的,个人色彩的,有看得见“实”的风景的,故事性的...而不允许是“虚”的、概念化的、理论性的。歌德云“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写文章,要先写活的后写死的,“实入”而后“虚出”。玩文字的高手,必须至情至性。我喜欢的学生,是感性的,是性情中人。他们“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能很敏锐、很有色彩地观察和描述外部世界,善于发现一个故事中的“文章动机”。这个条件除了澎湃的生活热情外,还包括善于形象思维。很多教师不明乎此,要求学生用“三段式”作文,第一“段”为点题,“直入主题”,先讲概念。殊不知这种教条式的作文读起来象生吞苍蝇
,是最令人生厌的。某些领导人之所以语言乏味,缺少个人魅力,也在于他们不懂得“实入”,太热衷于思想性的、概念化的东西了。哲学的最高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是常识。但大多数写文章、演讲的人,都不明此理。我们检阅苏格拉底、凯撒、安东尼、华盛顿、杰弗逊、林肯、丘吉尔、肯尼迪等人的演讲,名垂青史的作品无一不用“实入”切入主题。
李英杰考入交大后,好几次回到圣亿看望我。每一次告别,走到楼梯转弯处,她都依依不舍地挥手,然后怅然离去。她知道我不喜欢看Emai1,每次都用纸笔写信。那些信纸非常精美看得出是悉心挑选过的。有一封信,是这样开头的:“欧阳老师:星期5夜里,我离开你之后,没有马上回家。我又步行走到了我过去听你上课的那个地方--黄渡路的虹鹰大楼。我伫立在空寂的停车场上,回忆那时上课的快乐情境。我就着星光久久仰望黑沉沉的大楼,努力寻找那个窗口,那个曾经度过5个月难忘时光的窗口...”李英杰啊李英杰,你连信件的开头也是这样写,你简直是骨灰级的“实入派”写作者了。
和李英杰相比,在圣亿读书的“量”最多的,可能是复旦附中的王梓璇。4年之中,她一直在我的班里学习。我的教程历时9个月共36讲称之为“一轮”。一轮读完,王梓璇并不离校,而是重新再来,再从头读起。如此这般连续5轮。到她第5遍出现时班主任实在忍不住了问她:“你为何重复听课?你怎么想的?”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听课的感受也逐步加深。欧阳老师不会重复自己的,同一个课题他总有不同的讲法。学生在不同时段去听同一节课,定有全新收获。”
2010年春天,在中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恒源祥2009-2010年中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中,王梓璇以一篇《高贵的自我放逐》获特等奖。这届大赛中,圣亿学生获优秀奖以上奖项学生人数660名,获等级奖项(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学生人数126名,创全国单所中学及培训机构获奖名次人数之最的纪录。
我在翻阅小学生三年级语文教材时，在里面读到一篇课文《邻家的星期四》，作者陈冠柏。我想起了他，当年陈冠柏在中国报告文学舞台上名冠一时。他的《中国笫一座农民城》、《中国的回响》、《蔚蓝的呼吸》、《黑色的七月》都在社会上一石击起千层浪，堪称大手笔。认识陈冠柏，那是因为一副对联。
1986年10月,我因写《傅雷的最后一夜》获《家庭》杂志报告文学一等奖，去广州参加颁奖和他们组织的笔会。这是类似于联谊会和度假的一种活动。有几个上海人在这儿挺活跃：作家赵丽宏、《采风》杂志主编刘巽达和《文汇报》文艺部记者周玉明。他们都是上海作协会员。在平时，那个文坛我是不去的，所以活动期间他们议论的那些事我听不懂又没兴趣，他们也不怎么搭理我。
笔会闭幕仪式是场晚宴，地点在花园饭店。我本不喜欢觥筹交错的饭局，昏昏欲睡。迷糊中似是有个瞬间的冷场，接着一阵哗哗声如潮涌来。我睁开双眼定睛望去,竟见到场子上一二百人热烈地朝着我使劲鼓掌!更怪的是，3位平时不理我的上海同胞，此时齐刷刷伸出三条削葱根般的食指，嘻皮笑脸指着我！是恶作剧么?“不!”刘巽达严肃解释道，“你代表上海作家讲话。”我很晕只好瞎讲一通，什么文学功能啦作者编者的友好关系啦什么什么的。讲完后又是掌声雷动，我正在心里赞叹作家们真善于运用讽刺艺术，没想到广东作家柳明冲过来真诚的说“讲得太好了，我请你喝一杯交杯酒”，半杯桔汁还没喝完又有人起哄：“作一副对联!内容要和这次聚会有关!”我想了下说：“会议发言哪有做对联的。但你们要我写，我就写。对联内容是说这次笔会的气氛，对联的用字，是参加聚会的作家的姓名。这是游戏，平仄不讲。上联是——石湾、柳明、陈冠柏,下联是——嘉骏、航鹰、顾笑言!”哗哗——这次的掌声我知道不是讽刺了。混乱中又有个捣蛋鬼继续想难住我：“横批！横批呢?”我高声应道“对联不用横批的。横批出现在相声里。你一定要横批,那就是——张弦!”张弦也是与会南京作家,他的《挣不断的红丝线》为“伤痕文学”代表作。我的话音刚落会场已炸开了锅，有人嚷嚷江南果然有才子，赵丽宏则起身到我面前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海派十足地用上海话说：“有实力！欧阳侬格趟帮阿拉上海宁扎足勒台型啦(译文:你这次为我们上海人撑足了面子了)!”最好玩的是天津作家航鹰，她跳上椅子命令大家：“肃静!”“肃静!”谁也不明白她要干什么。只见她手里不知怎的出现了一本砖头模样的厚书，她庄重宣布：“这是我10年心血的结集。本人的精华全在这儿啦。我预先已盖好了图章，为的将它赠给此次集会我最心仪的男士！仅此一本！赠欧阳！请其他优秀男士不要吃醋噢！”
说罢她举着砖头，扭着模特在T台上那种猫步，强烈而夸张，合着掌声节奏穿过人群向我一步一步走来。直至到我面前，将那本书隆重地，献给了我!
后来，赵丽宏是上海作协副主席，航鹰则做了天津市妇联主席，致力于救助孤儿和自闭症儿童。
那个夜晚闹疯了。回宿舍的路上，一位风度优雅的高瘦男子走过来拦住我的去路，自我介绍说：“我是陈冠柏，你那副极妙对联里的陈冠柏。我希望以后和你多来往。”我不禁细看了他一眼。他目光执著，有些沧桑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身着一套米驼色的西服套装，左手胳膊肘上挽着件长风衣，很绅士的老派男人。因为高，给人印象有些孤独、清高、不合群。在他边上有一个美丽的女子，这次笔会他是携妻子一同前来参加，我断定他热爱生活且有独立个性。后来和他的交往证实了我最初的印象。
陈和我同岁，是1968届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生，时任浙江日报评论部主任。我喜欢他的才气，悲天悯人的精神，以及对社会责任的使命感。作为一个敏锐的新闻工作者，党报的负责人，他在当时组织和发表我的《马克思天堂答客问》，不能不说具有相当的理论勇气。
那是有一回，他忽然到上海来找我，激动的说：“欧阳，我需要一篇真正的理论文章。”我问他怎么啦，在这个什么人都能称之为有理论的年代难道理论还不够多。他说现在报刊上的那些理论文章都在骗人，难道当代中国没有人敢说话，去回答现实已经提出来了的国际国内问题？我说我敢写的，只要你敢发(发表)我就敢写。他认真的把手按在桌面上：“就这么定了。我要把它作为我正在创办的杂志第一期的开篇之作。我保证付最高的稿酬。”
我用两天时间写出《马克思天堂答客问》，陈把它放在了自己主编的《金岛》杂志创刊号的第一篇。他非常珍爱此文。有一天他兴致勃勃跑到上海，在乍浦路请我吃饭，称“外间都说，在上海这样的文章非欧阳兄莫属。”我狂傲地回答，“上海?这也用得着说么?要是在中国能这么说才算数吧。”就为着这句话，陈冠柏居然拿着文章往北京飞去！他召集北京理论界的一批精英开座谈会(包括写《河殇》轰动中国的苏晓康等人)，直问“在中国还有谁能写这样的文章?”……过了一天他班师回朝，得意地对我说“北京人再狂，也个个摇头!”我不解：“摇头?”他提高音调：“惊绝!他们个个摇头说北京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陈冠柏太惊绝了，我汗颜!
**事件后，我曾打电话到浙江日报询问陈的下落。接话人先问我和陈什么关系，接着告诉我他从泰国去了加拿大。后来又听人说，他在澳大利亚。陈冠柏，如今不知魂飞何处?
本书的任务不是对历史进行理论的阐释，在此我仅对《马克思天堂答客问》的主要论点作一个扼要表述：(一)发达国家里不会发生经典作家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其原因在于20世纪科技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导致了这些国家中阶级对立的钝化。(二)20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辉煌的上升时期。它的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并没有消耗贻尽。马克思、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早已“没落”“垂死”的论断是错误的。(三)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跨度为140年的完整周期，从黎明走向衰落。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四)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一个新阶级：官僚特权阶级，或曰新资产阶级。
这些观点在当时中国，乃空谷足音。至少从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我没有见到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社会这些最重大问题的理论回答。文章是这样结尾的：“再过十二年,我们将迎接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的千年。”我的意思是，我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观点在当时当地是否被视为“异端”；到下一个世纪(21世纪)一切终将得到证明。
事态的发展速度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计。文章发表后仅过了1年，世界发生了沧海桑田之变。貌似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灰飞烟灭于一旦。又过了2年，苏联解体，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随后解散。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尔塞斯库是被处决的。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击败共产党,获得国家统治。在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各种名目的共产党相继倒台，政权更迭。民主德国并入了联邦德国。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则于若干年后因屠杀罪和反人类罪受国际法庭审判，死于狱中……理论的预见性是不可抗拒的。形势比人强。世界潮流规定要发生的事情，它必定会发生。不管是迟是早。
我们如果还要满世界寻找“真正社会主义”的标本的话，那么或许现今只剩下一个国家了，就是声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朝鲜。在这个国家，国家元首生下的儿子，就是国家元首。它在经济负增长、人口负增长、言论不自由度、人均每日脂肪与蛋白质摄入量最少……等诸项指标上都排名世界第一。坦率地说,这不过是一个奴隶制的酋长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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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天堂答客问
■ 欧阳靖
我从佛罗里达的肯尼迪角转乘“新世纪”号光帆太空飞船，航行17个小时后在天堂的希望广场着陆。由于时差关系，此际的天堂已是暮色四合、层阴沓至、蓝霭飘动，早夜的初昏正梦幻似的缓缓渗入峡谷四周的一大片现代派建筑。我循着伦敦第恩街马克思纪念馆工作人员提供的地址，在玫瑰胡同42号找到了他的寓所。“晚上好！”马克思迈着轻松的脚步前来为我打开了小花园的栅栏门。
马克思引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定。他依然象梅林在《马克思传》中所描述的那样异常强壮，充满活力。在喝咖啡的当口，主人对我表示歉意，因为他的朋友恩格斯一星期前出发去伊甸园考察了，而他的家人今晚也无法参加会见，燕妮和孩子们应邻居莎士比亚的邀请，正在银河大剧院观看莎氏新剧《荒诞世态》的彩排。接着马克思令人愉快地笑道：“至于我，能在这静谧的黄昏接待人民中国的第一位记者，真是不胜荣幸。我很乐于为中国人效劳。”我知道，这是西方人习惯的礼貌用语，也是为了让我这个来自崇拜神的国度的使者解除拘束，进入一种随便的氛围。
我对马克思说，我惊诧地发现，从太空飞船的舷窗下望尘寰，地球上的彩虹形状原来不是半圆而是整圆。或许，也只有在穿越遥远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才能对历史的轨迹作出比当事人更加清晰的观照。马克思离开地球已有105年之久，地球上的人们非常希望听听他从天上对人间发生的事变的观感。
马克思说，我进入天堂之后，始终关注着地球上的动态。我唯愿能够一如既往，为世界工作。我感到欣慰的是，社会主义已由一颗理想的种子，扩展到遍及全球的实践森林。但我必须坦率地承认，地球上发生的许多事情完全出乎我原先的预料，其中有些问题直到今天我还未能找到科学的答案。
马克思的这番话，使我有些不安。我说，10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至今并没有过时，仍然适用于对现代社会的考察。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马克思温和地打断我说，资本主义还将存在50年，100年，甚至300年。很可能，是一种制度胜利另一种制度灭亡，但也可能两种制度同时消亡，进入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类似古代罗马的情形。将来怎样？只有上帝知道。未来的生活是后人的事，我们不必多操心。我听说我在100多年前所说的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话，给地球上的许多人带来了麻烦，我简直万分诧异！我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和商品经济的设想，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欧主要发达国家胜利这一前提上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它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高于发达资本主义。但是历史的实际演进与我的设想完全相反，社会主义没有在发达国家实现，而是在一系列经济相当落后的国家建立。在这些国家中，按照我原先的设想去搞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经济计划，去消灭商品经济，当然要碰得头破血流。用我说过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片言只语去硬套现实社会主义中的种种问题，更是殊难索解。对我的这一误解造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滞缓，只有在摸索走完幽暗的70年隧道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必须去重复资产阶级早已做过的事情，不管自己主观上情愿与否。很遗憾，我创立的学说本来是为了使无产者在建设新世界的途程中更加生气勃勃，没想到它却束缚了亿万人民的首创精神，窒息了无数聪明的政治家、学者头脑中的想象细胞。在这古老而幼稚的世界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但这不是我的过错，而是我的不幸。因为世人是用一种我所全然不赞成的态度来对待我和我的学说。说实在的，你们今天做一件事或不做一件事，这样做或者那样做，这与我在一个世纪前的某一本书某一页上讲过某一句话或是没讲过某一句话，究竟有什么相干呢？请你们千万不要战战兢兢，不要害怕，你们完全可以放手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根据自己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的课题作出自己新的概括。我有时想，如果我的学说不是推动而是阻碍了群众的历史创造，如果我的思想不能使人们更加自由地思想，那么我或许应该在我离开这个碌碌转动的地球之前，把我的文章和手稿付诸一炬，或是统统随身带入天堂，也免得后人为它困惑、烦恼、恐惧、争论不休和遭致流放。可惜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在上帝面前，人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我的学说和思想业已流布人间、散落宇宙。用笔写出的东西，用斧头也砍不掉了。现在我能做到的，就是恳求哪些热爱我或不热爱我的人们，实事求是地按照我所希望的那样来对待我，而不要硬把我的学说变成一种宗教。在这个天堂里我曾同耶稣先生讨论过宗教和哲学的问题。他认为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对纯洁乌托邦的追求上，是同样的理想主义者。我争辩说这里有天上和地下、彼岸与此岸、来世与今生之分。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要用现实的苦难来换取来世的幸福，而是要在现实中消除苦难，是要向恶抗争，而不是用顺从和赎恶去争取虚幻的解脱。罗马教皇是终身制的，对全世界教会拥有“最高管理权”，在信仰和伦理问题上“永无谬论”。传教士则享有解释《圣经》的特权。而马克思主义除了真理外，不承认任何特权。宗教信徒对僵硬的教规必须宣誓效忠，无保留服从，而马克思则认为群众的实践修正自己的“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他绝对厌恶懒惰的学生们把他视为无所不知的救世主，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行为之谜。宗教以信徒众多普布世界而自豪，而马克思只希望自己的工作给人类带来益处，并不需要流芳百世的不朽和月桂花冠的虚荣。须知，马克思主义只是浩如烟海的人类文明的一次结晶，即使在社会主义理论众多学派中也只是一种学派。正如当代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形象去设想外星人的形象一样，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模糊预测也只能以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为蓝本。物换星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不变更的东西。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太阳。就是罗马教廷也为伽利略的冤案平了反，那么怎么能够设想一种思想、一种社会蓝图历经几个世纪而仍然一成不变，还要别人刻板地、无保留地服从呢？倘若那样，那么它肯定已经不是一种科学，甚至不是一种猜测，而是一种宗教了。
我觉得马克思说得实在淋漓痛快！但这些话也只有从马克思本人口里说出才成其为平凡的真理。假如有哪个狂小子胆敢在地球上这么讲，他即使不被送上百花广场的火刑台，起码要挨一顿棍棒。
马克思客气地对我的幽默表示欣赏。他说让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被打断的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话题上来吧。资本在自己的发展中，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者。自《共产党宣言》以来，在历史墓地的灰色围墙内，无产者已经挖掘了整整140年。坟坑深且大，墓石与十字架也安置完毕，可是年复一年，墓主人并没有伴哀乐和挽歌、花圈和灵柩凄然而至。他傲慢地拒绝了墓穴发出的请柬。他说他暂时还不想入土，因为他很忙，成天在证券交易所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丧钟几度暗哑，葬礼为何延期？是英雄造时势耶？是功名厄运数耶？其中缘由，连我也说不太清楚。我记得自己曾经断言：“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恩格斯也表述过同样的道理：“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在今天，如果不是以道德的义愤和是否剥削为依据、而是以生产关系是否能适应生产力发展为标尺来衡量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还有着确定无疑的生存权利，它的生产力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有相当充分的发展余地。它在短期内不会消亡。在这一点上，我和列宁都估计不足。在我们俩生活的那个时代，自由竞争和私人垄断的资本主义处于幼年的上升阶段，它在各方面还未发育成熟，说它垂死腐朽更是为时过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标志是国家宏观经济调节机制的建立和资本国际运作的广泛展开。这是它的成熟期，但仍不是晚期。资本主义总的来说还在爬坡。这位虽然体内埋有癌症遗传因子但精力十分充沛的壮汉，自我感觉良好。要他象是病入膏肓那样即刻去棺椁内就寝，自然不会欣然从命。与此相对应，我以为本世纪后半期有三件大事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长时期内，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速度，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二，以50年代后期为转折点，横跨两个内容截然不同的时代。从这一转折点开始，革命与战争的时代结束了，代之以竞争与共处的时代。在再无狂飙呼啸的原野之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用经济的年轮显示各自渐进的生命和力量。第三，从80年代开始，经济私有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囊括一切类型、各种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了35年的黄金岁月后，进入自己的低潮时期。
我问道，造成这一切更动的最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呢？
马克思答：是科学。科学，这个勤劳的工兵，不知疲倦的土拨鼠，好人儿罗宾，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在须臾之间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是本世纪奇迹中的奇迹。从40年代开始，发生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世代。科学实验室就象《一千零一夜》中的魔瓶，不断释放出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工艺。人们目不暇接，惊喜交集，再也不对超出自己思维能力的事物抱盲目的敌对态度。人接纳了科学，接受了它对自己生活的启示。你肯定知道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认为蒸汽机的发明“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但你未必了解在1626年，法国首相黎塞留因为读不懂萨洛蒙·高斯关于蒸汽机的预言性著作，将其囚死于疯人院。1817年，自行车的发明者在慕尼黑郊外被所有的游客讥为傻瓜，没有一家工厂愿意生产这种“滚轮”。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美国专利局局长杜埃尔敦促麦金莱总统取消他这个局，理由是“一切可以被发明的东西都已被发明出来了”。就在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试飞成功之后，美国议会还通过了一项禁止国家生产飞机的法案，因为这是一种“无用”的“浪费”。连拿破仑也未能摆脱对科学的偏见。当科学家富尔顿建议法国战舰砍掉桅杆、装上蒸汽机，撤下木船壳换上钢板时，法国皇帝勃然大怒。他认为这纯属胡扯，战舰没有桅杆怎么航行，换上钢板船不就沉了？他把富尔顿轰了出去。如果伟大的科西嘉人想象力稍微丰富一点，英国舰队就难逃覆没的厄运，19世纪的历史就得重写。恰恰是这段轶事在120年之后，使罗斯福总统大彻大悟，毅然下令组织代号为《曼哈顿工程》的核武器试制。自1839年奥托·哈恩发现核裂变之后，仅过6年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本世纪，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空前缩短。从1020年英国人奥利弗系上“鸟翅”试飞而跌断四肢开始，天才的思想盘旋了将近9个世纪才唤出第一架飞机，而激光器、太阳能电池的开发周期只有2年，数控机床只有5年。微型电子计算机在12年中更换了4代，集成电路的容量在10年中扩增了30倍。人类的科学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增加1倍，而在当代则每3年增加一倍，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知识，90%是在195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它本身具有内在动力和加速发展的趋势，要塞和骑兵，石匠和桶匠同有轨电车及拉丁语弥撒一起，从现代国家消逝，原子弹和拉链，高能加速器和尼龙，火箭和电视，改铸了几代人的生活和思想。一项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能够几十倍甚至上千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科技立国的日本，战后初期人均收入只及美国的十分之一，经过40年的腾飞，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美国，国外净资产超过英国而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苏而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80年前，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年薪只能购买三分之一辆最便宜的福特牌T型汽车，而在今天，他一年的工资足以购买7辆新轿车。联邦德国一个普通工人劳动一个月的报酬可买2台彩电或5台电冰箱。在东京，60岁以上老人平均拥有的住房间数为5.1间。各主要发达国家居民有自住房的占65%，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为30平方米。美国官方规定低于贫困线以下的属于穷人之列，1986年穷人的标准是4口之家，年收入11203美元，这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工人的饥寒交迫、极度贫困、牛马不如，简直天壤之别。知识密集型高技术工业和服务、信息等第三产业的崛起，使白领工人（脑力劳动者）日益把蓝领工人（体力劳动者）挤出工业的角逐。美国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了蓝领工人已有30年之久，目前，他们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70%。蓝领工人到下世纪最初10年，人数将下降到劳动力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大致与发达国家的农民人口相当。这一衰落表明传统的产业工人已不再是足以支配社会动向的中坚力量，同时他们自身的阶级意识日渐淡薄，其中的大部分已经白领化。就是在等级观念森严的英国，蓝领如今也在曼彻斯特的酒店里与白领在一张餐桌上同饮啤酒了。他们与经理和工程师同样，全都自称为“中产阶级”。一个中部庞大而两段细小、阶级关系暧昧的现代社会，取代了两极分化、以街垒与鲜血对话的阶级分野。靠卧薪尝胆而睥睨世界的日本，全国大企业82%的资金来自国民的银行存款。在没有古代文明和民族传统可言的美国，工业使5000万人成为股份公司的股东；4年一度的大选则使每个公民都有权对现存政府说一声“no”或“yes”。
讲到这里，马克思停了下来。谈笑自若的风采转瞬即逝，他变得更严肃了。他似乎在斟字酌句，以便为他浮想联翩的生动数据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宿。我等待着，沉思地注视着采访笔记，准备提出下一个问题。恰在这时，一个高大结实的先生推门而入，嘴里用法语嚷着：“给我稿纸呀！快给我稿纸！”此君足穿13世纪的长筒袜，手指上套着个俗气的大戒指，举止粗野、语言狂放。他那身奇装异服特别叫我看不惯，材料考究而制作低劣，穿在身上活象从拉伯雷小说中逃出来的巨无霸，或是屠夫穿错了燕尾服。然而令我更加惊愕的是，这无礼透顶的不速之客竟丝毫没有使马克思生气！马克思宽容地微笑着，从书桌上取了厚厚一迭白纸递过去。还没等我来得及目瞪口呆，那屠夫已经抓过稿纸，一阵风也似地狂奔而去了。马克思摊开双手向我解释道：“我的同时代人、好朋友巴尔扎克。来到天堂后，他的创作欲望更旺盛了。他不用再为逃债而东躲西藏。长篇《人间悲剧》即将完稿。这家伙丢三落四，每天总要上我这儿来讨稿纸或者蜡烛。”
我说，就我所知巴尔扎克政治上是顽固的保皇党分子。假如不是亲眼所见，我绝不会相信在他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之间会有如此融洽的关系。
马克思不以为然地反驳我说，两极相吸，强烈的差异反而能刺激人们去寻觅视野以外的东西。在巴黎和北京、加利福尼亚和乌拉尔上空悬着的，本是同一个太阳。然而东方和西方却仿佛在不同的太阳底下作双向逆反运行。凯恩斯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代繁荣，可是他关于国家干预的灵感有一半源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最极端的史无前例的红色里，得到的是本应是资本主义特产的无政府主义。在西方向东方学习了足够多的东西后，成功地把蓝领变成了白领，把无产者、工人和农民变成了中产阶级，把掘墓人变成了统治者；而东方还没有谦虚到去西方课堂里学一点常识之前，卓有成效地把资产者变成了无产者，把无产者变成了贫民，把宪法变成了一张废纸。西方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加强国家干预的过程，东方正从事无巨细的集中转向自由放任的分散。在西方，利润已不再是经济活动的最主要因素，信誉和长期稳定发展比短期利润更有吸引力；而在东方，资本主义传统的盈利目标正在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普遍价值。在西方，所有国家都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纳入其经济体制，而在东方，“工人是企业主人”的呐喊已终归沉寂，权力正急速地向厂长和经理手里集中。在西方，通过社会福利、累进所得税制和法定最低工资补贴，收入不平等状况正在得到缓和；在东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鸿图驱逐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案。从80年代以来，东西方国家间的贸易额年增长率超过了东方国家相互之间、以及西方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额增长率。两种不同体制的国家都背离了各自原有的模式，向对方世袭领地趋进，商品经济的太阳很可能引导对立的两极从不同的出发点达到同一的理想模式。早在英国出现邮政国有时，我和恩格斯就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雏形。如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更多的征兆。可是不要忘记20世纪有1.2亿人在130次战争中丧生，超过以往历史全部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个数字固然使过去和将来的人们惊骇，也会使历史感到不公。失之东隅，正可收之桑榆。作为对本世纪这种惨烈牺牲的补偿，未来世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或许会采取和平形式，不必经过血雨腥风的暴力洗礼。林肯总统对待敌人的态度曾遭致同僚非议，他们质问道：“你为什么试图跟敌人交朋友呢？你应当消灭他们！”林肯回答说：“我难道不是在消灭我的敌人吗？当我使他们变成朋友的时候。”林肯是伟大的，很可能他在无意中预言了近代和现代史中最重要的世界事变。
我说，我想向中国人最尊崇的经济学家请教一个有关中国的经济问题。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从1952年到1981年，中国平均每年工业增长率为6%，按理说这个速度是不慢的，高于1951年到1970年英国3.0%、美国4.1%、法国5.9%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那么，为什么在30年的苦斗后，中国经济反而跌落到名列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之后，与索马里、坦桑尼亚差不多的位置上去了呢？
马克思对我的无知没有责怪之意。他耐心地解释说，如同利润率必须通过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来折算一样，观察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益，也必须将它的增长与投入的劳动、资金、技术进行比较。这就是现今国际通行的“全要素生长率”。上述时期中国的“全要素生长率”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每年递减0.3%。这表明，中国经济的速度，是以人、财、物力的大量投入和惊人浪费获得的。从1957年到1978年，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长率”平均增长为31%，巴西达53.7%；发达国家平均为49%，其中瑞典73.5%，比利时69.5%，西德56.3%，日本41.3%。苏东国家平均为35%，其中罗马尼亚47.9%，苏联28.9%。在此期间，中国竟为负0.3%，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就是中国越来越穷的症结所在。196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西汉青铜天马，四蹄腾空、脚踏龙雀（传说中的神鸟和风神）。远古的人们借助神兽转达自己对速度的迷恋，对疾飞的渴望。可是在20世纪，社会活动中的“速度”已经无法用龙雀这样朴素的参考坐标来衡量了。只有高效益、高效率的腾飞，才是真正给人以安全感的腾飞。
我问道，在中国现在很流行“去见马克思”这句话，不知你对此持什么态度？
马克思说，对于一切善良、友好的朋友，马克思的家门永远是敞开的。我愿意同地球上的人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欢迎象今晚这样有益的认真的理论探讨。但是任何过火的行为都会发展为流行病，任何过度的荣誉都会带来更多的侮辱。一大帮人个个口称自己“要见马克思”，叫人真是说不出的滋味。何况有些人口头上虽是这么说，内心却不见得真想见我，只不过迫于形势或出于习惯或虚情假意或沽名钓誉，随口说说罢了，谁也不会把他们当真。情动于中而形于外。请你回去转告他们，以后不要再说这句话了，也不要来见我了，因为我还有许多研究工作需要完成，没时间横一批竖一批地陪他们清谈。你想想那么多的人蜂拥而至，这可怕的场面我应付得了吗？燕妮虽然殷勤好客，但一个人的精力和耐心终有限度。世界是那样辽阔，生活是那样多样，何必老缠着我一个人不放呢？上穷碧落下黄泉，他们为什么不能见见圣母玛利亚和赵公元帅，见释迦摩尼和所罗门，见伏尔泰和卢梭，见庄子和李白，见第一个皇帝和最后一个皇帝，见靡菲斯特和撒旦……总之根据各人的意愿和实际情况，想见谁就见谁，不必勉强，悉听尊便！我特别要提醒那些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把公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以权力为资本谋取剩余价值的“公仆”或者“官倒”，他们是现代中国腐败的一群，不要梦想在天堂里会有他们的位置，在我的全部著作里都充满了对资产者的鞭挞，而官僚资本不过是它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个变种罢了。为了虚张声势或恫吓别人，他们有时也会说什么“去见马克思”。但这只是半句话，真正的潜台词是“趁我还没见马克思多捞一把”或是“在我还没见马克思之前要把儿孙安排好”，等等。正如无法制止对丰田汽车和科隆香水的假冒一样，要禁止这些劣质的无赖说“去见马克思”是办不到的，但我总有权对中国人民声明，我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与这些冒牌货不存在任何政治、组织上的来往和思想上的继承关系。他们非但不配到天堂见我，而且也没有资格见我上面提到的随便哪一个！他们唯一合适的去向是见一位重要人物——阎王！假如他们有朝一日混入天堂，自讨没趣跑来见我，我将毫不客气把他们赶出门外，并送交捷尔仁斯基和孙悟空主管的天堂警卫处，严加惩处！有时我一怒之下真想到海牙国际法庭，以侵害名誉案对他们提出起诉。只恐琼楼玉宇的天堂与官场民间的尘世，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系统，天人阻隔，诉案无从受理。我不能不说，假如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招摇撞骗，那么我马克思就只好宣布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劝马克思息怒，并提醒他说，今年正是他的170年诞辰；而到我发稿的时候，大概1989年已经来临了。我代表中国人向他祝贺，祈愿他健康愉快。
马克思开朗地点头感谢，他说我的“诞辰”倒是无足轻重，有意义的是明年。明年，1989年7月14日，是法国革命200周年纪念日。我的著作里法国革命俯拾可见，我经常从法国革命的灵魂里汲取激情。在我的上一个世纪，民主对专制、自由对野蛮、理性对愚昧的斗争，是最终以法国革命的胜利为凯旋门的。在法国革命中，个人的权利和思想的自由，最终以《人权宣言》的名义得到了保证。100万年来人类历史中最难解的谜中之谜是斯芬克斯之谜。它的谜底就是人，我们人类自己。（注）但人的自由、人的价值，又是多么不易得到承认啊！法国革命已经过了200年，但它提出的命题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普遍确认。明年7月14日，我将去巴黎。在郊外的维莱特公园已建起一座巴士底狱的模型。我将同亲爱的巴黎人民一起再次进攻巴士底狱，捣毁这座监狱，并从6500块特制的砖头中拣回一块作为永久的纪念品。
夜渐深沉，为了乘末班飞船赶回地球发稿，我不得不向马克思告辞。我踏着蜿蜒的鹅卵石小路向希望广场走去。我久久地思索着马克思最后的那些话。苍白的星群在很远的下方闪烁着迷离的微光。子夜的钟声透过夜色缓缓传来，朦胧而又悠远。我敛息静听。是十二下。正好再过十二年，我们将迎接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的一千年。
（注）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妖斯芬克斯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即将行人杀害。这个谜是：“早上4条腿，中午2条腿，黄昏3条腿走路的是什么？”不知死了多少人后，俄狄浦斯终于猜出：“这就是人呀！”因为人幼时用四肢爬行，成年后用双腿行走，老年时则拄着拐杖走。斯芬克斯遂自杀。
发表于《金岛》杂志198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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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晏娇，看到你的来信，令我们大家都觉得温暖而有力量。这是圣亿存在的意义，也是给欧阳老师与汤老师最好的安慰。
梦想会永远陪着我们，直到生命的尽头。也请你，始终胸怀激情，永不放弃。欧阳老师和圣亿所有的人，都将一直关注你、鼓励你、陪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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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圣亿高中作文班的学生，在三期课程毕业前夕，寄给欧阳老师的道别信
赠别欧阳老师——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acc5220100d5dw.html
轻轨站的刷卡机冰冷了，再也不会有我触碰的温度。36个夜晚的旅途到这里划下了休止符。我曾经以为会来日方长，买单的催促却似乎那样措手不及。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欧阳老师的课合适。那是充满爱与进取的天堂。激情，汩汩而出的旁征博引将气氛带上一个又一个高潮，大冬天的教室还可见欧阳老师光光的大脑袋汗珠流淌于眉间凝聚；专业，由写作各点入手，从细节把握36步走向完美作文，欧阳老师上课面对同学的题目更是一步成文；惟一，一条条写作方法诀窍石破天惊，空前绝后，受用无比。
可是此刻，任何语言的形容都似乎如此的苍白无力！9个月欧阳老师的伴随学习,我的作文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我不再惧怕写作，我不再看着作文题发呆无路可走，我对我笔下的每句话都有了把握和掌控尺度。而更重要的，我找到了我自己。
我想教师分三层，三流传授知识，二流传授方法，一流不仅传授优秀的知识和方法，更教授精神。而每次上完课，我想说，我感到我受到了洗礼，灵魂的洗刷，做一个怎么样的人，做一个有梦的人，做一个好人。欧阳老师，您让我永远铭记我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您教会了我，把梦想，把热情，把孜孜不倦的追求紧握在手心，行走与滚滚红尘，缔造属于我的一个又一个神话。
感谢您让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给予我穿越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它将伴随我的一生。
也许将来，我无法漫步于康桥之畔，我无法到达我所在领域的金字塔顶端，但正如您期望的那样，我会永远对您说：
老师，我还有梦。
您永远的学生：吴晏娇
2009-4-26
新浪网友2009-04-26 19:24:09
博主回复：2009-04-27 21:54:52
依依，是你哦？
4ever
陳燕婷2009-05-22 21:29:00
博主回复：2009-06-01 01:31:40
我的这篇赠别，是我在圣亿36个夜晚的课程的结束，一种告别。
相信有机会，我们会再回去，用没变的17岁的心，再听一听，他的课。
博主回复：2009-06-01 01:27:13
欧阳老师很好，圣亿也很好。
所以一时没有明白你指的”这个消息“是指什么。
太阳的光永在，就像欧阳老师生命激情的活力，永远的
新浪网友2009-06-01 19:17:16 [举报]
博主回复：2009-06-01 23:37:51
都是被感动的人~
新浪网友2010-01-26 22:26:45 [举报]
博主回复：2010-03-29 02:37:44
亲爱的朋友：
以这样的纽带让我们成为朋友，我非常乐意！
我马上去查了，，真的好高兴！
我一直在这里，随时欢迎你来分享，所有的欢乐与拾缀的点滴。：）
复旦对我而言，是迷离的梦？是爱恨情仇的江湖？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我确实知道，有一次为了复旦，我差点丢了命。
那一年海上来了一批货，是400多盘电影胶片。说“盘”是不确切的，应该是“盒”，那种50公分直径的扁圆马口铁盒子。有个叫麦本的人找到我，问我要不要这批货。我说电影片子是要看内容的，他告诉我那全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首脑会谈的原始记录。”今天的读者会断然说那根本不可能的，但在海上什么事情没发生过呢？那个世界的规则，如罗伯特·德尼洛在《浪人》里所说，“第一什么都可能；第二不要问为什么”。
我表面不动声色，心中一阵窃喜，如果他说的内容属实，那将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批重要资料。我曾在国际政治系资料室工作，深知这类资料的可贵。我逐字研读过《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谈纪要》，但那只是一个文字稿；更完整更原始的文献，当属电影记录。
就在那个荒蛮镇子的小旅店里，我做了一个决定：把这批电影胶片买下来，捐赠给复旦大学图书馆。剑桥和哥伦比亚大学不乏名人富豪购买图书资料捐赠的事例，我不是名人富豪，但我也可以尽自己的力为母校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人可以没有江湖，可以远离江湖，但人不能没有梦。这个势利的世里总有些人命定应该异于常人，这些人不是我们又能是谁？我要以自己无私的精神，给复旦人树立一个榜样。
我对麦本说这批胶片我要了，但内容必须无误，价格要公道。麦本说他回去和头家商量。
麦本这个人的形象在这里需要描绘一下。34、5岁的壮实汉子，1米70出头的个儿，走路噔噔噔很有力，习过武的样子。成天在毒日头下暴晒，皮肤作亮褐色，脸上一双眼睛变幻莫测：在谈生意时它温和地直视对方，显得很诚恳真挚；有时候它会射出蛮横凶悍的光，那是对他看不起的摆摊的或者挑夫；遇到女人，它故意变出色迷状态，其实他根本不动心。头型很粗楞，一撇软发斜斜抹过前额。如果再加上一撮小胡子，人们会把他错认作德国纳粹党创始人。
海边的人有习俗，新认识的客人一定要请到家里喝茶的。但麦本从不。在这阴森的大海上，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不知道。
现在回到这个故事的第二幕，麦本第二天来了。他告诉我影片的内容确凿无误，是可以验证的，不符要求不要钱。成交价，头家说不能低于42000元。他在屋子里转着圈子嚷道：“100块一盒电影！你到哪里去买！看电影是多少钱!”42000元啊，那时我的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元啊。这也恰是我那次带在身上的所有现金。这笔伟大的生意若是成交，我需要向朋友借饭钱和路费才能回到家，而且这个家真的倾家荡产，必得从头再开始挣扎了。
一个重大技术问题是，如何验证影片的内容？总不能对着太阳看胶片吧？他豪爽地一挥手：“我叫一个电影放映队来，一盒一盒放给你看! ”就这么说定了——如果内容符合，我按他们说的价把这些片子买下；如果不是所说的内容则生意作罢，但我要赔付放映电影的人工费100元。我还没想好怎么把这批“文物”运回去。400多个盒子的体积，放在一间200平方米的房间里要满满的从地板堆积到天花板吧。
那天傍晚，麦本到我的住处唤我。我们各自雇了一辆摩托车，出发了。他在前面带路，走的路很怪，是往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后面一拐，路突然变狭窄了，宽度只容一部摩托通过。驶出十几米车子一颠，居然往上方开了乕乕是爬坡。这坡越来越陡，车子嘶哑地咆哮着也越开越快，最后干脆以极速对着一个不变的仰角，长时间地向上疾行!风声掠过耳边，嘴里有股海边的血腥气，粗砺的沙粒被车轮卷起，打在脸上生疼。在这镇上活动的时间不算短，我竟没有察觉周边有这样高的山。它的高度，可以让我把这座山与对面的山之间的空间称为“峡谷”。路的左边是石壁，右边就是深谷。在浮动黄昏暮色的暗绿的谷中，我见到一只乌鸦在飞。在这地方从没见过这种鸟。我不相信什么“不祥预兆”之类的东西，我对正在渐渐向我逼近的危险浑然不觉。
后来阿忠他们知道我去到这地方，都大喊起来。我给他们描述了那片风景，阿忠用他那发光的眼神盯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史前怪物：“你一个人就去了？”“是啊。”“你没觉得很荒凉？”“是啊。”“你没想到让我们陪你去? ”“ 是啊。”这种回答几乎要让他绝望到发疯：“欧阳啊欧阳啊欧阳啊！你胆子再大也不能不要命啊！你敢去那样的地方，那是专门出人命的地方啊！就是当地人也没有人敢去那里的啊！”
唉，身处险境哪怕凶宅里的人都不会自知的罢。当车子向左转进入一块平地，并朝着一片圮败的废墟驰去时，我丝毫没有什么不安，反而觉得这环境十分祥和宜人。这是一座废弃的山神庙，没有住持和香火。天已完全黑了，摩托车前灯的照耀很刺眼，我看到在倒掉半边的山墙门框上，斜倚着一个戴草帽的瘦高个男人。他身旁的自行车上，载着一部破旧电影放映机和几个装满电影胶片盒的蛇皮袋。这，大概就是麦本所说“电影放映队”了。不知从哪儿冒出几个又脏又黑的7、8岁小孩，好奇地跟在我们后面，想知道我们要干什么。麦本象罗马统帅，很有气派地率领我们这支队伍向庙里走去。他在庙中间的空地盘腿坐下，让我坐在他身后。那瘦子则在我们背后张罗放映机。过了一会，麦本回过头来很柔和、很有礼貌地问我：“可以开始了吗？”我抬眼一看，发现我们面对的，正是山神庙里唯一的一面完整的墙。它是白色的且面积很大，正可作电影银幕。
麦本一声令下，电影开场了。所有坐在地上的观众都聚精会神望着前面的墙，那堵墙颤抖着，跳跃着，显现各色场景。果然，在一扇门的旁边，我们看到了身着军装、在会议厅里单独等待的斯大林。一会，他身边出现了一些保镖，他与手拿雪笳的丘吉尔轻松地交谈；身披黑色斗篷的罗斯福过来和他们汇合了，他们都着冬装，罗斯福已很衰弱，想来这是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雅尔塔协定作出了震惊中国的决定：让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上独立。影片里斯大林主动向丘吉尔走过去，大概是说了一句戏谑的话，三人都笑容满面。三巨头坐到一张长椅上，摆出拍照的架势，镁光灯一闪，整个银幕变成刺亮一片，各种符号胡乱飞舞，没完没了……这在观众中引起了一阵骚动。麦本威严地喊道“大家不要乱动!”随着他的喊声墙上的程序也恢复了，我们看到了美国的飞机工厂，许多飞机排列在车间里，无数的人围着飞机转来转去……过了一会，是一个工人在机床上切削一个零件，他很专心，这个镜头持续了很久……麦本看得不耐烦了，高声命令“差不多了，换一本！”这一本，拍的是大家最熟悉的海。开始是从空中拍海，然后从一个岛上拍海，接着从船上拍海，最后镜头不动了，呆呆地对着很远的一片波涛起伏的海水……说也奇怪，正在观众无比恍惚之际，这条水线上竟梦幻般慢慢浮起了一艘潜水艇的身影！大家期待潜艇立即投入战斗，或者它自己爆炸。然而不，它一动不动，象一条没有壳的蜗牛……这个镜头停留了20多分钟还不闪过，我痛苦地对麦本说“快把这个恶心的东西拿掉好么?”下一部电影，一上来就天旋地转让人晕眩，看了半天才看懂，原来是一个女人在荡秋千，她把摄影机绑在自己身上在拍摄！下一部，许多人围着桌子开会，但与会者的服装很不体面，显然他们不是“各国首脑”……再下一部，更离谱，彩色电影出来了，镜头从厨房延伸到花园，就开始对花园里每一根花茎作细部特写……我赶忙叫停！我知道，“各国首脑”再奢侈也不会用彩色胶片去拍这种内容，这离我们的主题“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太远了……
这样折腾到下半夜2、3点钟，我已精疲力竭。放映机还在“嗡嗡嗡”疯狂地放着电影，墙壁上光怪陆离。几个小人早已无影无踪，两个摩托车手倒在地上酣睡如泥。无声电影的间歇，庙后边山脊上蛇爬过的声音隐然可闻……这场景这气氛，终于让我感到了处境的险恶。我明白此时如果和麦本在这个陌生之地发生冲突，肯定凶多吉少。这么想着我缓缓站了起来，把车夫弄醒，同时漫不经心地拍着身上的尘土。麦本见状也警惕地跳起来，问：“感觉怎么样?”我笑笑：“呵这感觉……这感觉……钱不在身上，说了也无用。你让我再想想好吗？”他紧逼地：“你要想多久?”“ 一天可以吗?”就在他犹豫地说出“可以”的刹那，我已蹁腿跨上了已经发动的摩托车，“好啊，我们明天再商量啊！”我对他挥挥手，车子冲出破庙，驶过平地，踉踉跄跄堕入那一团无边的黑色之中。
我没有走远。清晨5点的时候，小旅店的房间还很暗，我听到有人在外面扭动门锁把手。是店主来催缴房费？他为什么不敲门？“是我。”门后面是麦本的声音，那个瘦子随他而来。进门后他不肯坐，站在屋中间强忍怒气问道：“你想得怎样了？”我反问：“不是说让我想一天吗？”他强横地：“天已经亮了，一天已经过去了！”这时我也觉得拖延很无聊了，就直接了当地说：“胶片内容和你原先说的不一致。不是各国首脑会谈。”他问：“你没看到斯大林? ”我说：“就是开头那一点，比例太小。而且这不是会议原始资料，只是新闻记录片。”他不想听这些：“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按我们说好的办。我赔放电影的钱——100元。”
话音未落只听得“咣”的一声，他把手里的酒瓶子往水泥地上狠狠砸下去：“没有这么便当！100元？你以为你的钱是美金？赔钱！你必须赔钱！”
我没想到事情会一下子剑拔弩张，也很不喜欢闻酒的气味。但我知道必须用镇静控制住局势，就问他要我赔什么钱，赔多少钱？他歇斯底里喊道：“赔头家的钱！你搅了他的生意搅了他的运气！你要赔偿损失!起码五千元！不拿钱你不要想离开这里!”他每喊出一句话都用尽全力，浑身都在震撼，发抖。空气似乎也在震撼，发抖。我克制着自己的气愤和恐惧答道“你说的话我没有一句听得懂。你说的头家我愿意直接去和他谈。只要是他说得出真的损失，我可以赔他。”没想到麦本断然地：“没有可能！完全没可能！头家答应，我舅舅绝不答应！”舅舅？什么舅舅？这是从他口里出来的新人物。舅舅在哪里？更没想到的是，麦本愤然叫道：“舅舅是我的合伙人！他就在这里！”他用手直直地指着窗外。我太不解了，将信将疑走到窗边往下一望，着实吓了一跳！那窗子离地面有两丈多高吧，在晦暗不明的墙下，竟活生生站立着七八个手执长矛的人！他们作一字排开，阴郁地把头朝着上方，对着我的窗口虎视眈眈，样子就是随时准备冲上来动手。矛是用整根的钢元做的，矛头在微曦中闪着寒光。
做好事落到这步田地，也算是值吧！这么想着涌上一股悲壮的情愫，心反倒沉静了。我转过身对他正色说：“麦本，我们都是男人。男人是要讲道理的。你一定要不讲道理，随便怎样我都陪你。你如果是有种的男人，我们单挑。打群架，不是汉子。”我忽然觉得这种“说理”太麻烦了，就指一下胸口：“不用多说了！现在就叫你舅舅上来。长矛，往这儿捅。这儿是心脏！直截了当！”
麦本怔住了!一个上海人竟有这种胆气，他无论如何想不到。这时他如果还要继续硬来的话，只有两种选择：或是立即杀人，或是立即抢钱。这两招他有心理准备么？他也在思想斗争，但气势并不稍减：“不拿钱你别想离开这个地方！五千块钱一分不能少！明天一定要拿钱！你要考虑就再给你最后一天时间！”说到这里已经无话可说了，二人悻悻而去。
这一带民风彪悍，杀人越货的事司空见惯。为对付打劫，每一家铺子、每一家住户大门的背后，都藏有砍刀。时时可见通缉告示贴在墙上，通缉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十个，一两百个。都是些在本地杀了人逃往外乡的人。血光之灾的起因，往往是些细微小事。当事人为了一棵果树、一场麻将抑或一道墙砌在哪里，就犯下命案、亡命天涯。望着那满墙满巷密密麻麻的案犯人头照片，行路的外省人都会发怵，匆匆逃离。
但我不能逃离。首先，从少年以后或者说有了人生观以后,我就认为人的行动辞典不应该有“逃跑”这个词，这是处事中最可耻的一种态度；其次我如果逃跑以后还要不要来这海边混了？第三，在这里我曾经对一些人和事有过承诺（这我在后面会提到），我不能没兑现承诺就失踪。一个男人要有担当。
日出三杆时，阿忠来找我。见到地上一片狼籍，他不由分说地：“先喝茶。”那时他还没有做车子的生意，是用单车载着我，去到了“灰窑头”（这地方古时候烧过砖，故名）后面的一家喝茶的地方。过了一会，老林也来了。他们叫了一份我一生中在任何地方没吃过的点心，那是一大盘用许多白果和榄仁、芋泥、豆沙、芝麻、焦糖、花生油炒出来的美食，叫“白果烧”。听说了麦本的事，两个人都瞪大眼，愤然嚷起来。海边固然野蛮，但也有几百年的商业规矩。取财有道，抢钱、讹钱、骗钱……为人所不齿。在船上做生意，说出来的话就是铁，不许反悔的，但这也有前提。船货分为明货和暗货。明货是买家当面看清楚的东西，经过“斗价”成交（类似今天的拍卖），只要卖手用锤子在船舱板上拍出响声喊了“成交”，那就是不可更改的; 即使是没有付定金，哪怕有人再出两倍的价，头家都不得再次卖出。同样，成交后买家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反悔，哪怕他看走了眼买的是一堆粪便（阿忠的原话），也必须按喊的价把钱付清。暗货则不同，买家在没有看见货物情形下出了价，这是一种购买意向，也可视为必要条件具备才生效的合约，这里的“必要条件”就是货物的全部情况必须与原先议定的完全相符，否则买家可以撤销原有意向，卖家也不得强卖。这种种“行规”，是海边人的共识，建立在公平、信用和契约精神基础之上的。
说到眼下的事，老林主张先去打听麦本的背景。阿忠认为来不及了，他喃喃地说，“如果一定要动刀，我和老林再叫几个人帮你吧。”我立刻制止，告诉他我最讨厌群架。阿忠又说如果了解到麦本是黑道上的人，他让陈烈出来摆平此事。我知道陈烈是阿忠的堂弟，早年靠走烟发迹，1980年代身价已经过亿了，在道上讲话少有人不听的。老林则不赞成这样做。他的想法，最好找到这批胶片的头家，和平了结。顺便再说几句这个陈烈，现今当地十几岁的孩子都能说他的故事，那是一个传奇。他被当地人称作“不死鸟”，是个性情豪爽又极有心机的戏剧性人物。九十年代初到惠州、淡水那边炒地产，搞开发区，爬上巅峰又跌至谷底，最终铩羽而归。过了不久，一两年吧，他神话般又东山再起，谁也不知他做什么生意“咸鱼翻身”的。他比以前更阔绰，盖起了高楼，还搞了一个占地十几亩的“新天地娱乐总汇”，张灯结彩，夜夜笙歌。再后来，他死了，才三十几岁。谁也不知是怎么回事。阿忠私下告诉我，他是染上毒瘾，走上了不归路。这是后话。
商议的结果，大家分头打探情况，第二天上午再作汇总，决定对策。这样说下来，心安了许多，一天很快过去了，晚上也睡得很熟。凌晨4 点时，听到一辆接一辆摩托车在黑暗中隆隆驶过路面的声音，又见到手电筒光晃在墙上的痕迹。我知道“夜行客”出发了。那里面会有阿忠，也会有老林。他们都是这个时分带一支手电筒去到烟涛微茫的海上去到船舱，争取把货看清楚。太阳一升起来，热闹非凡的“斗价”场面就会开始的。在斗价时，他们会去和一些人联络。我要等他们回来，把意见告诉我。这种等待有些消极，但也没有别的法子。过了一会，听到楼下街沿口卖煎海蛎饼和豆浆的小店在生炉子。反正睡不着了，就起来在窗口前吸了一会新鲜空气，洗了脸，慢慢踱下楼来。我进了那家熟悉的铺子，拣了个矮板凳靠墙坐下，等炉子旺起来，把豆浆烧开。望着串动的火苗子我在想我该怎样摆脱这险境呢？麦本会接受阿忠他们的调解么？我昨天说了“单挑”他会真的来找我拼命么？我努力搜索着我能不能打架。十年前和冬翌在四川北路精武会跟陈裕发先生练过一年多柔道，那是在垫子上摔，并由曾获全国拳击冠军的周老师负责力量和灵巧训练。后来又和伟宏跟王文忠老师学过很长时期。王是上海武术界大师级人物，精形意六合，技艺和武德相当了得。他因曾任汪精卫的侍卫长，解放后不得志。跟他学的是擒拿散打，因柔道也讲究“绞技”和反关节动作，所以王先生的擒拿格斗动作我比别的学生更容易掌握。他对我们说过：“我教给你们的，希望你们一生都不要用上一次。这不是到社会上去逞强、欺负人的东西。只有在碰到坏人、生命真正遇到危险时，才允许出招。”老师啊，学生今天如果被迫在这偏远的地方出招，你会允许么？
拂晓的风穿透过微明侵袭而来，很潮湿，很寒。我慢慢咬着海蛎饼，望着已经不冒热气的豆浆，忽地觉得自己太“文学”，太傻。无需把问题想得过于严重，我相信海边的潜规则，相信朋友们的义气，危机一定很快会过去的。为何不能把今天看作几天来最轻松的一天？为何我不放松自己？为何我不能笑一笑？哪怕是勉强的？……就在此刻，只听到“嘭！”的一声巨响，我的脑袋被重重地撞击在身后的墙上！眼冒金星，头痛欲裂！我想不出是怎么回事，又听到一声巨吼：“拿钱！马上拿钱！”声音好震撼，房上的瓦片都要震裂了。店里的人纷纷跳起来四散逃走。我努力睁开眼睛，看到恶魔样的麦本站在我面前。他先是以拳击将我的头撞向墙壁，接着死死用右拳把我的头顶住在墙上。他的左手，提着一把一尺多长的刀，就是当地械斗中常见的那种很锋利、不带血槽的砍刀。我知道血拼的时刻到来了。那就是王先生说的“不得不搏”的时刻。他还告诫过，“在这种时刻必须先发制人。绝不能等到对方的刀砍下来，或是已被打倒在地，那时你已经没命，什么都结束了。”我渐渐从矮板凳上站起来，他的拳头也随着我的头升上来。我看清了，那是一只中指比其他指头向前突出在外的流氓拳头，充满暴力和讹诈色彩，中指关节重重顶着我的额头，不让它动弹，左手扬起了刀：“你给不给？不给今天要你的……”不用说完了！我知道最后那是个什么字！举在头上的刀，可以是种威胁也可以随时砍下来！我毫不犹豫把手里的大半碗豆浆往他脸上扣去！他大惊失色向后退了几步，捂着眼睛再次冲上来，我一个横跃腾到了他的左边，这时已与他拉开了距离，我侧过身，稍跳起使足全力做了一个“锁喉”。他手中有利器不能近战不能抱摔，只能用这个动作。我们在李连杰的片子里常看到，很飘逸很洒脱，是身体横在空中脚飞出去象滑翔一样。但李走的是“套路”路线，好看而已。真正的击技不能这么玩的。当时对方左手有刀我不敢真的用腕骨去“锁”他的喉，但脚已狠狠踹到他膝盖外侧，他如分崩离析般向后噔噔噔退去，倒在了四、五米开外的地上。那把刀已脱手，在火成岩路面上当当当地来回弹跳。一般人都会以为这是恶战的结束，殊不知这是最危险的一秒钟，如果不立即做出第二个连贯动作，杀身之祸骤然而至。我迅疾地扑上去，他刚醒过来从地上抬起头，他的脸正对着我的脸。如果真的和歹徒搏命，按经典教程……那是必杀技。但我不会那样做。我只是迎着他上来的方向，一脚踩住了他锁骨和咽喉之间。这时，我反而无比平静了：“麦本，不要动。听我说。我要你知道，所有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不怕死的。每一个外省人的每一分钱，都是正当挣来的，用血和汗换来的，而不是让你这种人来讹的。听清楚了没有？你也老大不小了，也不能就这么在社会上混。回去找一条正道吧。你走吧。”我站起来，一松脚，麦本几乎是做了一个鲤鱼打挺的动作，蹭地从地上一跳而起。他什么也没说，站在街心口和我对视了一会，又望了一眼地上那把刀。因我说的话，他脸上可以看出有些波动。但那只是一瞬。他转过身，朝原先来的方向走去，那重重的脚步声随他远去，消失了。围观的人散去，小街又恢复了原貌，好像刚才那一幕从来就不存在，如海市蜃楼。
天还没放大亮，我回到了旅店，在床上躺下，企图平息自己的心绪。注意力不集中忘了锁门。朦胧中听到有人从旅店屋顶的天窗洞爬下来，翻过了3米多高的铁栅栏，在走廊里轻轻蛇行。过了一会，听到了转动我的房间门锁的声音。我睁眼一看，竟是放电影的那个瘦男人钻了进来！他局促地站在门边，对我声明说昨天发生的事和他没有一点关系，那是麦本的个人行为。我，躺着没动，告诉他，放电影的100块放在桌子上，他要的话赶快拿走，不然我要收起来了。我和麦本，现在已没有什么帐。没准儿，将来哪一天在哪个场子上喝茶遇到了，还会打招呼，还是朋友。
过了几年，有次我真的遇到困难，实在自己无法解决，想到了麦本。我去找他商量，他二话没说，半夜三点出发去了一个海边城市。第二天半夜他回来了，筋疲力尽，帮我办好了事情。他怎么也不肯收我的钱，只是疲惫地说：“现在我们扯平了，我不欠你的了。”
又过了好几年，我到了当地人唤作“三埔头”的地方，和一个生意人打交道，当他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麦固”这两字时，我猛然觉得这名字很熟悉，问他是否和麦本是亲戚？他说那正是他的亲弟弟，但家族里的人都不和他说话的。我问他的家在哪儿，麦固手指隔壁说那就是。我要他带我过去看一看，他拒绝了。我迳自走进那间小屋，是石头砌的破败不堪房子，7、8平方吧，放一张床和一个吃饭的方桌。那张床是要5个人睡觉的。屋顶濒临坍塌，有一大半已经斜倾下来碰到头了，用牡蛎壳和着石灰粘起来的一根柱子撑着。3个精灵的小男孩从地上爬起来问我找谁，一个淳朴的女人告诉我麦本出去找钱了。看着这些，我对曾经发生的故事又重新解读了一遍。我知道了人没路可走时才会鋌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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