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是欧阳老师和汤老师1974-1975年左右的照片吧

吴晏娇，看到你的来信，令我们大家都觉得温暖而有力量。这是圣亿存在的意义，也是给欧阳老师与汤老师最好的安慰。

梦想会永远陪着我们，直到生命的尽头。也请你，始终胸怀激情，永不放弃。欧阳老师和圣亿所有的人，都将一直关注你、鼓励你、陪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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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高中作文班的毕业学生寄给欧阳老师的道别信

赠别欧阳老师——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轻轨站的刷卡机冰冷了，再也不会有我触碰的温度。36个夜晚的旅途到这里划下了休止符。我曾经以为会来日方长，买单的催促却似乎那样措手不及。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欧阳老师的课合适

复旦对我而言，是迷离的梦？是爱恨情仇的江湖？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我确实知道，有一次为了复旦，我差点丢了命。

那一年海上来了一批货，是400多盘电影胶片。说“盘”是不确切的，应该是“盒”，那种50公分直径的扁圆马口铁盒子。有个叫麦本的人找到我，问我要不要这批货。我说电影片子是要看内容的，他告诉我那全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首脑会谈的原始记录。”今天的读者会断然说那根本不可能的，但在海上什么事情没发生过呢？那个世界的规则，如罗伯特·德尼洛在《浪人》里所说，“第一什么都可能；第二不要问为什么”。

我表面不动声色，心中一阵窃喜，如果他说的内容属实，那将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批重要资料。我曾在国际政治系资料室工作，深知这类资料的可贵。我逐字研读过《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谈纪要》，但那只是一个文字稿；更完整更原始的文献，当属电影记录。

那时外滩有一道后来举世闻名的“情人墙”，说白了也就是一段1000多米长、半人多高的防汛堤。那时没有什么茶坊咖啡馆,所有人住房拥挤经济匮乏，加之上海人喜欢“轧闹猛”的习性，在黄浦江边造出一时景观。从黄昏到入夜，人们汇聚江边，数千情人以双肘作支撑，以同一姿势伏在这毫无美感可言的水泥墙上，眼盯流水，背对如织游人，窃窃私语倾吐心曲。那场景可用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形容。这是个集体谈恋爱的地方，我和仪有天晚上也去加入了。一挤入那一系列“人链”顿生窒息感；由于每一对人都与旁边的两对人挨在一块密不可分，在外人看来根本分不清楚你是在和左边的人还是和右边的人亲昵。更有甚者，时时有一些不识相的男人混迹于恋人之间，只要稍见缝隙，这类＂外来户＂便马上硬生生挤入两对情侣当中，一边若无其事佯作沉思状，一边全神贯注偷窥、偷听他人谈恋爱的情状。其时我没有研究过社会学，对这些充满性饥渴的孤独者不仅绝无同情而且相当仇视，认定他们十分流氓。仪与我有同感，竟也愤愤然。于是我们后来再也没去那儿。这一截从南京路外滩伸展到延安路外滩的＂墙＂，可怜兮兮的、是可以列入当

2005年10月25日，这天阳光非常明媚，仪来接我出院了。她情绪非常欢快，安慰，手里紧捏着一瓶我最喜欢的“每日味全”葡萄汁。她让我坐在床边慢慢喝饮料，自己先去住院部办出院手续。回来后她专注地看着我，很心疼地摸了一会我的头，开始为我换衣服。她带来的是一条茶色长裤和一件淡紫色衬衫，特别干净，一粒一粒把纽扣扣好，然后蹲下来给我套上鞋，因为脚肿了穿得很费力，鞋带也系了很久。这当口龚医生进来了，他很感慨：“这次是涉险过关啊。”周阿姨听了应答道：“欧阳老师真的很坚强呀！”仪竟没有笑，而是很严肃、很自豪地：“是的，他一直是很坚强的！”她又伸过手来摸住我的头。这时我的心很酸。我有什么坚强呢？真正坚强的是一直陪伴着我的仪。陈衔城教授也来表示祝贺。他发现仪整理的书中有一本很厚的《神经外科学》著作，诧异地问：“这是什么？是谁的？”仪答“是我的，我陪欧阳老师时就看这书。”陈大惊失色：“啊，你怎么看这个？这太专业了！这样专业的书连我这样的人也不看的呀，看了也记不住！”他很感动地注视仪良久。一个中国第一流的医生，号称华山医院脑外

那些日子很温馨。我们每星期要会好几次面。仪已借调到《解放日报》理论部工作，有时她来多伦路的家里吃晚饭，有时我去到报社附近，站在街口等她。《解放日报》社在汉口路山东路，仪下班后背着书包匆匆走出来，远远地看到我就低下头笑了，更加快了脚步。会合后她常常把辫子向后一甩，问道：“去哪儿？”很飒爽的样子。通常我们会沿着汉口路向东，走三四分钟到外滩。这是到上海各处的公交车枢纽。我们几乎走过当时沪上有情人所有的必去之处：徐汇区湖南路，卢湾区思南路，虹口区甜爱路、山阴路……那些梧桐夹道落英缤纷的优雅小路，那些有烟囱、阳台和香樟花园的都铎式庭院，在我们初恋的青春年华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一边走一边说话一边看街景，非常忘情！有一回我指着那些房子肆无忌惮的说：“将来如果我们有钱，要不要住在这里？”仪又笑了。的确，这种神话实在离我们太遥远了。

仪和我一样，爱惜留恋人生经历过的所有事和物，极易受外部环境意象感染而动情

1974年夏季的一天，我正蹲在复旦的印刷厂的地上用大型切纸机裁切收集的文章报纸，旁边忽地响起一个声音：“欧阳，侬有女朋友伐？”我抬头一看，是校出版科的沈小兰对我说话。因编辑复旦校刊，跟她有些熟悉。由于她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王国荣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汤立仪，我后来的妻子。第一次会面是在虹口公园的门口，这是最靠近复旦的一个大公园，那年头除了这儿，几乎想不出别的约会地点。王国荣是汤立仪的姐夫，他后来告诉我，汤立仪非常热爱文学，当时姐姐问她要找什么样的对象时，她断然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文章写得好的人。”那个年代的“介绍对象”是没有喝茶之类的载体的，面对面默立一分钟，双方介绍人就撇下当事人悄然遁形了。公园并不是谈恋爱的去处，我们是沿着四川北路往溧阳路方向边走边说。从虹口公园到溧阳路四平路口47路站，这段距离今天量起来1公里都不到，但汤立仪有无数的话要说。她是毕业于同济大学附中，她说起和同班同学去三门峡和大同云岗演出和串联的事，好像后来成为作家的王小鹰也在其中。她告诉我现在在上海建工局任党委秘书，但并不喜欢文牍主义的例行公事；她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