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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彼时美好如花(2008-11-30 06:53)

——该是欧阳老师和汤老师1974-1975年左右的照片吧

吴晏娇,看到你的来信,令我们大家都觉得温暖而有力量。这是圣亿存在的意义,也是给欧阳老师与汤老师最好的安慰。

梦想会永远陪着我们,直到生命的尽头。也请你,始终胸怀激情,永不放弃。欧阳老师和圣亿所有的人,都将一直关注你、鼓励你、陪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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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高中作文班的毕业学生寄给欧阳老师的道别信

 

赠别欧阳老师——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轻轨站的刷卡机冰冷了,再也不会有我触碰的温度。36个夜晚的旅途到这里划下了休止符。我曾经以为会来日方长,买单的催促却似乎那样措手不及。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欧阳老师的课合适

复旦对我而言,是迷离的梦?是爱恨情仇的江湖?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我确实知道,有一次为了复旦,我差点丢了命。

那一年海上来了一批货,是400多盘电影胶片。说“盘”是不确切的,应该是“盒”,那种50公分直径的扁圆马口铁盒子。有个叫麦本的人找到我,问我要不要这批货。我说电影片子是要看内容的,他告诉我那全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首脑会谈的原始记录。”今天的读者会断然说那根本不可能的,但在海上什么事情没发生过呢?那个世界的规则,如罗伯特·德尼洛在《浪人》里所说,“第一什么都可能;第二不要问为什么”。

我表面不动声色,心中一阵窃喜,如果他说的内容属实,那将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批重要资料。我曾在国际政治系资料室工作,深知这类资料的可贵。我逐字研读过《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谈纪要》,但那只是一个文字稿;更完整更原始的文献,当属电影记录。

那时外滩有一道后来举世闻名的“情人墙”,说白了也就是一段1000多米长、半人多高的防汛堤。那时没有什么茶坊咖啡馆,所有人住房拥挤经济匮乏,加之上海人喜欢“轧闹猛”的习性,在黄浦江边造出一时景观。从黄昏到入夜,人们汇聚江边,数千情人以双肘作支撑,以同一姿势伏在这毫无美感可言的水泥墙上,眼盯流水,背对如织游人,窃窃私语倾吐心曲。那场景可用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形容。这是个集体谈恋爱的地方,我和仪有天晚上也去加入了。一挤入那一系列“人链”顿生窒息感;由于每一对人都与旁边的两对人挨在一块密不可分,在外人看来根本分不清楚你是在和左边的人还是和右边的人亲昵。更有甚者,时时有一些不识相的男人混迹于恋人之间,只要稍见缝隙,这类"外来户"便马上硬生生挤入两对情侣当中,一边若无其事佯作沉思状,一边全神贯注偷窥、偷听他人谈恋爱的情状。其时我没有研究过社会学,对这些充满性饥渴的孤独者不仅绝无同情而且相当仇视,认定他们十分流氓。仪与我有同感,竟也愤愤然。于是我们后来再也没去那儿。这一截从南京路外滩伸展到延安路外滩的"墙",可怜兮兮的、是可以列入当

2005年10月25日,这天阳光非常明媚,仪来接我出院了。她情绪非常欢快,安慰,手里紧捏着一瓶我最喜欢的“每日味全”葡萄汁。她让我坐在床边慢慢喝饮料,自己先去住院部办出院手续。回来后她专注地看着我,很心疼地摸了一会我的头,开始为我换衣服。她带来的是一条茶色长裤和一件淡紫色衬衫,特别干净,一粒一粒把纽扣扣好,然后蹲下来给我套上鞋,因为脚肿了穿得很费力,鞋带也系了很久。这当口龚医生进来了,他很感慨:“这次是涉险过关啊。”周阿姨听了应答道:“欧阳老师真的很坚强呀!”仪竟没有笑,而是很严肃、很自豪地:“是的,他一直是很坚强的!”她又伸过手来摸住我的头。这时我的心很酸。我有什么坚强呢?真正坚强的是一直陪伴着我的仪。陈衔城教授也来表示祝贺。他发现仪整理的书中有一本很厚的《神经外科学》著作,诧异地问:“这是什么?是谁的?”仪答“是我的,我陪欧阳老师时就看这书。”陈大惊失色:“啊,你怎么看这个?这太专业了!这样专业的书连我这样的人也不看的呀,看了也记不住!”他很感动地注视仪良久。一个中国第一流的医生,号称华山医院脑外

感谢(2008-11-28 05:16)
 
这里是汤老师的花园,独一无二,不容任何打扰。
今晚关闭了评论。请扰者自重。
 
我真心感谢曾来到这里的朋友。感谢曾陪伴欧阳老师与圣亿度过艰难岁月的学生和家长。感谢给予圣亿支持与帮助的老师和同行。
感谢所有心怀善意与真情的人。

那些日子很温馨。我们每星期要会好几次面。仪已借调到《解放日报》理论部工作,有时她来多伦路的家里吃晚饭,有时我去到报社附近,站在街口等她。《解放日报》社在汉口路山东路,仪下班后背着书包匆匆走出来,远远地看到我就低下头笑了,更加快了脚步。会合后她常常把辫子向后一甩,问道:“去哪儿?”很飒爽的样子。通常我们会沿着汉口路向东,走三四分钟到外滩。这是到上海各处的公交车枢纽。我们几乎走过当时沪上有情人所有的必去之处:徐汇区湖南路,卢湾区思南路,虹口区甜爱路、山阴路……那些梧桐夹道落英缤纷的优雅小路,那些有烟囱、阳台和香樟花园的都铎式庭院,在我们初恋的青春年华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一边走一边说话一边看街景,非常忘情!有一回我指着那些房子肆无忌惮的说:“将来如果我们有钱,要不要住在这里?”仪又笑了。的确,这种神话实在离我们太遥远了。

仪和我一样,爱惜留恋人生经历过的所有事和物,极易受外部环境意象感染而动情

1974年夏季的一天,我正蹲在复旦的印刷厂的地上用大型切纸机裁切收集的文章报纸,旁边忽地响起一个声音:“欧阳,侬有女朋友伐?”我抬头一看,是校出版科的沈小兰对我说话。因编辑复旦校刊,跟她有些熟悉。由于她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王国荣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汤立仪,我后来的妻子。第一次会面是在虹口公园的门口,这是最靠近复旦的一个大公园,那年头除了这儿,几乎想不出别的约会地点。王国荣是汤立仪的姐夫,他后来告诉我,汤立仪非常热爱文学,当时姐姐问她要找什么样的对象时,她断然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文章写得好的人。”那个年代的“介绍对象”是没有喝茶之类的载体的,面对面默立一分钟,双方介绍人就撇下当事人悄然遁形了。公园并不是谈恋爱的去处,我们是沿着四川北路往溧阳路方向边走边说。从虹口公园到溧阳路四平路口47路站,这段距离今天量起来1公里都不到,但汤立仪有无数的话要说。她是毕业于同济大学附中,她说起和同班同学去三门峡和大同云岗演出和串联的事,好像后来成为作家的王小鹰也在其中。她告诉我现在在上海建工局任党委秘书,但并不喜欢文牍主义的例行公事;她说起

如此幸运(2008-07-04 02:04)
今天把妈妈接回了家。放在床头,抬头就可以看见她的照片和痕迹。她的身下,铺着在青岛海滩上她戴过的玫瑰红和橘橙色的花卉羊毛披肩,那颜色依然艳丽。
从此日日夜夜,不再分离。
 
爸爸有时候说他们的种种故事给我们听,细细描述她那时的样子,学着她的腔调,模仿着她的声音,似乎是在重温她的温暖,如同她还在我们的身边。他的脸上,竟渐渐浮现出温柔的微笑,像迷失在童话森林里无限留恋的孩子,末了一声叹息,是不尽的自疚和思念。
人有记忆真好啊,再痛苦也是甜蜜,撕心裂肺,但刻骨铭心。所以要坚持下去。圣亿就是妈妈的梦呢。
我如此幸运,可以,可以背负她的深爱,可以继承她的梦想和热情。
 
前天这博客上有朋友留言问为什么《复旦生与死》没有继续下去,说一直等着看,现在写复旦历史的文章太少了。其实爸爸一直在写,只是没
第786天(2008-03-16 08:22)
2年多2个月,时间竟象静止不动。一切如她还在。
我往往置疑时间与空间的正负真假。-幻觉与梦比现实还真。抑或截然相反。
 
我不承认发生过。她不曾向我告别,怎会?
 
越无泪。越无救。
多想与她相聚哪怕一分钟,即使要付出生生世世的代价,即使从今生起算起、明天我便死去。
 
无比无比,无比地,念着她。
 
究竟要以怎样的方式,才能纪念?
 
世人愿意将痛苦缩小、隐藏到自己可以忽视甚至遗忘的程度,而我父我母如此执著深切,我亦
复旦藏龙卧虎,多少才俊。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本该以自己的无数天赋才情贡献于这个世界,却命里注定过早消逝远去。

 

现在我要讲到这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谭启泰了。复旦国际关系学院首席教授曹沛霖在一次会议上曾道:“复旦六、七十年代‘谭欧’并名,文采风流无有出其右者。”话说得过于绝对,但在复旦写文章的人中,谭启泰以他的天赋无疑是当得起“才子”之称的一人。百年校庆之际我曾回到复旦“燕园”。一个雨夜,小桥流水旁那幢小楼还在。那是我和谭18、9岁时常出没的地点,也是我后来遭放逐的所在;解放前在这里举行复旦联谊舞会、解放后是“老工会”的地方,如今已修葺一新,是“日本研究中心”。慢慢数着墙砖,过往的记忆穿梭而过,如楼上的灯光明灭不定。我无限怅惘流连于荷塘畔的草坪,想着谭,想着他令人惋惜的悲剧命运,许多许多的个人恩怨早已在心中消泯、无痕,洇入这凄迷的江南烟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