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诗人缪塞说：“我的杯子很小，可是我用自己的杯子喝水。”杯中之物，因人而异；我喜欢喝茶。我不讲究茶具的精美，随身携带的茶杯经常是用过的玻璃罐头杯，只要瓶盖拧紧不漏水就可以；我也不讲究茶叶的精致，只要新鲜、没有异味就可以。碧螺春、龙井是人所共赏，我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我更喜欢名声远远不及二者的“六安瓜片”、“扬州绿杨春”一类，大叶舒展，朴野、清新的乡村气息扑面而来。南京的“雨花茶”铁骨铮铮、味厚耐泡，也是我的喜爱。这几年，一到秋冬，格外喜欢浓酽的“铁观音”。我的茶杯很简陋、我的茶叶不高档，可是我自得其乐。一杯在手，我可以气定神闲地在书房里看书、写作；旅途奔波、舌耕间隙，一杯浓茶足以解乏。《菜根谭》中有两句深获我心：“茶不求精而壶也不燥，酒不求冽而壶也不空。”

    我喜欢听歌，有一款老式的MP3，在电子产品日新月异的时代早已落伍；当我散步、坐车的时候，听听MP3可以助兴、解闷。可是，我的MP3渐渐淹没在声浪之中。晚上，散步的广场上总是有露天舞会，老而弥坚、精力弥满的大爷、大妈们在翩翩起舞，卡式录音机震天响，要么是“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的红色经典，要

  《蜗居》火了。我后知后觉，在大家争相谈论的时候，忍不住好奇心，在线看完了。我觉悟低，觉得挺写实的，不错；而且我还常常想起那首老歌：“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对于我这样一个乡下人、异乡人，虽然也“化险为夷”地在南京购房了，可想想那种间不容发的幸运，还是有点后怕。

   然而，下面一番话，却让我汗颜了，粘贴一下： 

  12月9日，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制片委员会2009年度大会在北京建银大厦召开。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宣布，从明年开始，各省卫视播出电视剧的时长将被限制在整体节目时长的40%以内。他还批评电视剧《蜗居》是“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社会影响低俗、负面。

　　李京盛表示某些电视剧价值导向错误，直批引起广泛讨论的《蜗居》“有很大的负面社会影响，靠性，靠荤段子，靠官场腐败，靠炒作来吸引眼球。”并表示明年广电总局将狠抓电视剧的娱乐性、思想性及教育意义的统一。

    本学期疲于诲人，绝少打牌。2009年10月31日午后赴茶馆牌局；其时，秋阳煦暖，我只穿了一件衬衫。入夜，牌局终散，风狂雨骤，气温陡降15度，我抖抖索索的回家。临睡前，习惯性上网浏览一天的新闻，才发现：

    科学巨匠钱学森去世了；

    教育部长周济下台了；

    歌手陈琳跳楼了。

   深切自责。……

   只因我打了一场牌，惹得天怒人怨；这一切原本都可以避免，只因我打了一场牌。

    非鱼一周岁多就开始煞有介事地“写字”，信笔涂鸦，我对此从未上心；其实很惭愧，我小时候的图画课几乎就没有及格过。己身不正，何以正人？非鱼总是自娱自乐，乐此不疲。

    然而，今天下班回来，看到非鱼的涂鸦作品，我和她妈都大吃一惊。她妈激动地楼住她：“你是不是天才？”非鱼傻呵呵地笑着：“我不是天才，我是宝宝。”

    据非鱼说，她写的是阿童木。

    俞非鱼是个像铁臂阿童木一般瓷实的孩子，这为我们省了很多的心力。两周前，我带她去社区卫生院打防疫针，卫生院中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我有点发憷，如果俞非鱼也发作起来，那可要压倒众声；手脚挥舞，想按住都很困难。于是，我不停地给她鼓劲；当她袖子捋起的时候，我握起拳头作加油状：“宝宝，勇敢！”非鱼果然勇敢，眼睁睁地看着长针扎进胳膊，眉头都没皱一下；我想当年“刮骨疗伤”的关云长大概也就这么勇敢了。

    为了慰劳她，我带她去坐投币摇摇车；坐前叮嘱，胳膊不要乱动，刚打完针，会疼。然而，非鱼置若罔闻，如同一个赛车手，在车上直身、弓腰、斜侧，双手转动方向盘，非常兴奋，若无其事。之后一段日子，她经常会在家捋起袖子，自夸自赞：“宝宝，勇敢！”

    然而，阿童木也生病了，

    （已刊登）

    这是一个“概念”时代，名实不符、名虚胀而实萎缩的现象比比皆是。大约在本世纪初，我们在“世纪回眸”时，曾有机构发动评选二十世纪“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是众口一词，没有任何异议的，但是鲁迅、钱钟书是否能够入选却颇引发了一些口水仗。对于“国学大师”的标准，我们是如此得严苛；然而，新世纪未满十年，“国学大师”已经成了一顶可以随意奉送的桂冠。当“老师”是通称的时候，“大师”就是其中的翘楚，有别于一般的老师；当“大师”已经成为通称的时候，又如何有别于一般的“大师”呢？我们开玩笑，应该引入“天师”的概念，比如张艺谋，我们就不应该喊他“大师”了，而应该尊之为“张天师”。

    “博士”也曾经是一个煊赫的名头，如“胡适之博士”。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博士还是奇货可居，很能唬唬人的；即便是硕士，甚或是学士，也还都是颇能拿出手的。同样是进入新世纪，我国的博士、硕士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学士更是不值一提了。有这样的段子，某些清高自许的人在印制名片时，“博士”称谓后会加一个括弧，标明出产年份，如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因为据说，上世纪出

    (已刊登）

    钱钟书，字默存。钱钟书少年的时候议论风生，中年之后确实是“人如其字”，锋芒内敛，很少臧否时贤。不过，钱钟书有个习惯却是很多学者、读者都已发现的：那就是他文学作品中的很多人、事都是可以对号入座的；他借文学笔法极尽讽刺之能事。这不失为一种策略，既“呼之欲出”，却又“查无实据”。而且钱钟书照例会在著作中作“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如《人·鬼·兽》序言：“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捏造的”；《围城》序言: “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我偏偏就有点“考据癖”，我发现钱钟书先生在小说、散文中多处语涉林语堂，于是也就做了一点“索引”工作。

    短篇小说《猫》中的很多人物可以“对号入座”，如袁友春：“斜靠在沙发上，翘着脚抽烟斗的是袁友春。……他哄了本国的外行人，也哄了外国人——那不过是外行人穿上西装。他最近发表了许多讲中国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类公共的本能都认为中国人的特质。他的烟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好比

    俞非鱼九月中旬被外公、外婆带回了江都老家；其后，我和她娘每天至少一个电话过去“韶”。有时候，我和她娘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我们激动得大呼小叫，俞非鱼却嚷着要下地或者兀自玩电话线，对我们不理不睬。有时候，会非常听话地唱儿歌给我们听，如“小燕子，穿花衣，年年岁岁来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最具特点的是“为啥来”三个字，铿锵的扬州口音、恶声恶气地重重砸下，料想小燕子会被惊飞，再不敢故地重游。她还爱唱：“爸爸妈妈去上班，我上幼儿园”，有意思的是，她总是将“也不哭，也不闹”两个短句唱颠倒。然而，有一天，我的五脏六腑都被温软了，她在电话那头居然说：“爸爸一个人在家，想爸爸！”她外婆纠正：“妈妈不是在家吗？”她固执地重复：“妈妈上班，爸爸一个人在家！”她在众星拱月的热闹中，竟然体恤爸爸的寂寞！

    在郁炳隆老师之后，又一位像父亲一样待我的老师顾福生先生去世了。事情来的是如此突然，不像郁老师的去世我们都有心里准备。我到现在都很懵懂，没完全醒来；我今天停了一天的课帮助料理后事。悼念文章更要留待日后。呈上两幅挽联，一出自内子，一出自“风义师友间”的才子黄赞扬：

    诚知黄鹤归去，斯人难复，空余桃李悲秋露

    忍顾断鸿声里，诗书平生，惟愿兰桂化春泥

    忍顾随园唐风宋雨，最痛银杏落满路

    欢聚龙江祝福祈寿，空忆丹桂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