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二十年来，余秋雨先生是广大读者保护下来的。广大读者比文化界那些人优秀得多。例如，那三个人中的一个最近在网上说，余先生的老家不要保护，因为“身份不够”。他所说的“身份”，当然是指政治级别，余先生早在十八年前就辞干净了。他可能也指在“作协”、“文联”里的职务，但余先生压根儿就没有在那里出现过。然而，就这样一个什么头衔也没有的余先生，却被全国读者尊重着、喜爱着、守护着，而且热度越来越高。这是中国文化的巨大进步。
因此，保护余先生的老家，其实不一定要经过政府批准。完全可以通过网站或其他途
博文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余秋雨先生成了中国文化灵魂的主要代表者，这一点，几乎全国人民都承认，除了文化界那几个醋酸果，据我和杨长勋教授的长期研究，攻击他的人数量极少，主要是七个人，不断改头换面，但口气、文风一看便知是谁。后来有两人基本退出，一直还在乱叫的是五个人。但最近又有消息，一人得了胃癌，一个颈椎出了大问题，不大能写字了，因此只剩下了三人。挺可怜的，别管他们了。
北大廖风琪说那些天天只知辱骂别人的文人是“文化疯子”，正义可嘉。但是我还是觉得把那几个人抬高了。疯子还算是一道景观，但那些人早就引不起别人注意，只是在角落里边嗡嗡。我赞成余秋雨先生的一种说法：“汶川地震的大道释放，使这些年文化蚊蝇的狂欢时代终于结束了。”是的，那只是文化蚊蝇而已，可恶，也可怜，从来不敢正面说出自己是谁，却总在暗处准备咬人。它们的日子远去了，但在最后关头还会嗡几下，如此而已。因此，我希望谁也不要与他们辩论。他们根本构不成“争议”一方。
那么，要不要保留余先生老屋？当然要保留。他是一个惊人完整的文化巨匠。一切自以为已经熟悉他的读者，还不了解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一系列重大贡献，例如最近，他的学术成就便很丰硕，包括他对四千年前广富林文化遗址的判断，对更古远的内蒙红山文化的阐释，对西夏文化的猜测，以及对秦长城的实地考察。说他是文化巨匠，一点儿也不过份。（复旦大学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段话，那个人说余秋雨先生造成了“文化休克”，这实在太费解了。余先生不是国家领导人，不是文化部长，也从来不骂人，又几乎不评论别人的作品，只是一个在写着自己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怎么会造成别人的“文化休克”呢？
稍稍一想就明白了。原来是，余秋雨受到全国广大读者的热爱，有些自以为是的文人彻底被冷落，他们想卖弄学问，余先生的渊博学识使他们的卖弄无人理睬；他们想卖弄文笔，在余先生前面又显得那么苍白。他们本来应该好好学习，或改变职业，但他们又不是备好学之心，又没有从事其他职业的可能，因此只能发疯；但发疯又没有人理，因此就“休克”了。
余秋雨二十年来的文化功迹，正在于以自己的创造在中国文化界树立了新的价值平台，让一些本该离开的人“休克”了。这是世界上每个文化转型期每个文化大师都发挥过的作用。
余秋雨教授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我去听了，人满为患。耶鲁东亚系主任孙康宜教授说：“这是我多年来听过的最杰出的学术演讲。”他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也造成轰动。
余教授在休斯敦中央银行礼堂演讲，我听一位朋友说，闻风而来的人之多，难于想象。几百公里之外的达拉斯，还专门开来几辆“大巴”，运来听众。后来，连中国驻休斯敦的领事，也只能坐在礼堂门口的台阶上听，因为里边实在没有空隙了。听完，那位领事不断在感叹：“大家总是大家，大师总是大师！”
守护余秋雨，是中国文化近二十年来的巨大课题。这么一个毅然辞去了官职，孤身一人用双脚和眼睛亲历遗墟考察文化的当代壮士，一直被一些已被时代淘汰出局的嫉妒文人泼污，而别的文人为了自保也都袖手旁观。这种恶劣态势延续多年，居然没有损害余先生的创造意志，继续步步前行，不断地振奋读者。我认为，历史终将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形象是余秋雨先生。
余秋雨先生的家乡村民，文化程度不一定高，却深知自己游子的文化价值，下决心来保护他的老屋。我要对他们深表感谢，并致以敬礼！
有这么好的土地，才能产生这么好的大师。
在香港，金庸先生曾这样回答王朔对他的攻击：“北京有一位年青人在批评我时说浙江人写不好文章。我是写不好，但从鲁迅到余秋雨，都是浙江人。”
香港最著名的犀利作家陶杰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发表演讲时说：“如果诺贝尔文学家由华人读者集体投票，第一位肯定是余秋雨先生。”
香港最大的学者饶宗颐先生一再表示：“如果天假吾时，我也想写一本我的《文化苦旅》。”
香港台电组织市民评选最喜爱的华文图书，第一名是余秋雨先生的《千年一叹》。
前几年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他的夫人连方瑀女士发表一篇文章，介绍台湾民众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过程，这中间，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立下了“第一功”。后来，台湾出版连战先生访问大陆纪实，也专请余秋雨先生写了序言。
余秋雨先生在台湾的影响之大令人吃惊。每场演讲，听众都多达几千人。在台北演讲，由马英九先生亲自主持，听众为了抢座位居然不小心打掉了剧场经理的门牙。在台中，由胡志强先生亲自主持，听讲者多达四千五百人，胡志强先生还借此调侃马英九先生，说：“一个市长做得好不好，不看谁的头发多，而应该看余秋雨先生来演讲时第一场的听众是两千还是四千。”
大陆有一名教授到台湾讲中国现代文学课，讲到那些五四以后最被推崇的作家时，学生没有反应，而一讲到余先生的名字，全场鼓掌。
这正是台湾的文化追求。我书架里有一本台湾尔雅出版公司出
这实在是当众胡言乱语了。我们远在内蒙，也至少能说出余秋雨先生的以下四大贡献：
1、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文体，左右了一代文风；
2、在文化大散文中，他率先告诉全国，晋商必须研究，以一篇《抱愧陕西》重建了山西人的自信，打开了山西省的旅游，启发了《乔家大院》、《晋商》、《一把酸枣》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他又率先告诉全国，康熙皇帝应该予以肯定，清朝也有不少精采的人物，以一篇《一个王朝的背影》启动了一大批清宫电视剧的拍摄。此外，敦煌、周庄、天一阁、都江堰等等很多古迹，都是因为他的点化，才游客如潮；
3、为了研究中
余秋雨
在那想看书而没有书的年代，哪个人藏有一本或一部好书，很危险，很勇敢，因此也显得很神秘。“他为什么会有这本书而没有被抄走呢？”“他藏有这本书的消息为什么会泄漏出来呢？”“泄漏出来之后为什么没有被上级部门没收呢？”……这一些问题接踵而至，使我们对这个人敬佩起来。
我中学的同学曹齐（当时叫曹本厚），现在是上海著名的书画家，在文革时期却是我经常交往的小朋友。他的家住在静安区泰兴路一带，离我家不远。我们一起走过他家附近的一条弄堂时，他轻声告诉我，这里边有一个男子，藏下了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听说立即在弄堂口站住，如临圣境。直到今天，我走过那里，脚步还会放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