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汉语魅力  涵养人文情怀

“秋雨散文品读”博客即日起将在全球范围内征集秋雨散文点评

 

活动宗旨

 

开大文化散文先河的秋雨散文，每位读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可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余秋雨”。新华立品策划、华夏出版社新近出版余秋雨“文化苦旅全书点评本”之《寻觅中华》和《摩挲大地》，每篇原文后附有三种不同风格的点评文字，创造了一种新颖多元的“点评版”，旨在让读者多角度地亲近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者，真正感受秋雨散文独特又丰赡的魅力。为了让每个读者都有机会来表达自己对秋雨散文的理解和感悟，为此我们特辟专题博客。

 

 

 定价：￥35.00　当当价：￥24.50

 

 

活动纲要

 

1．本博客将尽全力打造成全球华人热爱秋雨散文“粉丝”（我们姑且先把他们叫做“雨丝”）的聚集平台，在这里“雨丝”们可以畅所欲言、秉笔直书，讲述经典文本的秋雨散文带给我们的感悟、启发等等。

2．热情参与，机会多多。积极参与的“雨丝”凭借热评文字可以有机会获得余秋雨先生亲自签名的“文化苦旅全书点评本”，已经推出的有《寻觅中华》与《摩挲大地》，还有4本有待陆续推出。另外，我们将组成评委团和余秋雨先生一起从广大“雨丝”的评点文字进行评选，择优文字届时有可能直接进入余秋雨先生作品点评本，或将精彩点评文字另册结集出版。感谢广大“雨丝”关注与参与！！

 

定价：￥33.00　当当价：￥23.10　

 

注：本次活动希望在博客上“雨丝”互动发帖，贴出属于你的精彩文字。本次活动力图公众化，透明化，让所有的人看出你与余秋雨先生的心灵对话文字，看到属于你的才情和灵性。也接受邮件投稿：yuqiuyufensi@sina.com 稿件请务必注明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余秋雨的文化普及价值

 

文/沙克
                          

    ［要义或提示］：如果说我对余秋雨的作品有不愿苟同之处，那就是，他对于才情和哲思的表现应该节制一些了，这是文章修炼的需要，也是生命过程的需要。当一个国度有上百万的读者同读一位学者型作家的文学作品时，他对社会的贡献自然就形成了。余秋雨在提升着人们的阅读层次和人文素养，具有比较深入的文化普及价值，让人们从他那里知道了文字、文章和文化的区别。

    余秋雨在没有成为文化现象以前，了解他学问的人是不会凑现在的这种余秋雨热的。因为余秋雨是八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界的前锋，是对新文艺批评颇有建树的纯粹学者，很受文艺学者、偏于前卫的文艺家们认可。对习惯于跟在炒作风后面凑热闹选择读物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余秋雨为国人熟知的前10年即1987年左右，肯定不知道余秋雨为何物。举个例子，那时候我在苏州读书，在从没听说过余秋雨的情况下，从苏州最大的新华书店买了他的《艺术创造工程》，连读了几个月后，把它放在书橱里放了10年，有时回头翻看一下，又放了近10年。从头到尾，没有第二个文朋艺友对它感兴趣，所有人看了书名就连碰它的想法都没有。这说明什么？也许说明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余秋雨没有文化普及价值，人们对那时的他及他的学问没有兴趣。
    如果我们了解余秋雨的学问，包括他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教研成果，读过他1987年春出版的《艺术创造工程》，大多数人就不会认为余秋雨是那种流行性的文化明星，是突然冒出来的名人，就不会群众性地热衷于戏说他的学问、文化，更不会随意批评谩骂他本人。这正是中国文化界的媚俗特色之一，不在乎文化价值本身，只关注热闹的文化人。其根本原因是，现代中国人并不佩服真才实学，只佩服有功名的人的那些才学，在现在这种文化多元化和以文化多元化为借口的时期，批评攻击功成名就的文化人是不需要负责任的，是对自己没有害处甚至可以捞到功名好处的。
    或许余秋雨从学者到泛文化人的转变，使他超出了学界而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进入大众的文化生活，从而使他跃升到文艺明星的境地。人们既然可以任意戏说花了自己消费款的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和男男女女的影视红星，就不能评说进入文化市场的余秋雨吗？我们到现在，虽然嘴上拼命喊文化市场建设，但怎么就没人把文化人余秋雨当成商品因素来分析，难道文化市场的主体不是文化人？如果余秋雨的书籍等文化产品进入市场了，到了广大消费者手里就是商品，难道不能对他出产的商品进行评判？即使评判错了，也没有关系，就像人们评判一本书的纸张和印刷质量好不好一样。
    金文明首先写了批评余秋雨的大作《石破天惊逗秋雨》、《月暗吴天秋雨冷》，他掏出书袋里的史书、史料等各种证据，来指摘余秋雨文章中的引用错误与模糊。切磋技艺，指正谬误，本属正常，余秋雨可以受用这些。中国历史很长，史料典籍巨多，谁能究其全面？余秋雨在《柳侯祠》一文中说：“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 金文明认为，“皆先生手迹”的说法错了，《剑铭碑》碑文落成时，柳宗元早已死了多年。显然，金的观点有些找茬子的味道。余秋雨的“皆先生手迹”是非常明白的，后人按柳宗元的文字刻成碑文，不是很普通的事情吗。在没有大师的近几十年，难得为一大家的余秋雨未必介意此类批评。
    一个作家和学者受褒遭贬，与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文化视角的不同看法有关，本属正常现象。就是对余秋雨的理论性批评，也有高低真假之分，有的文章罗列一些观点却无依据衬托，有的文章虽有一些观点和依据却缺少严谨的理论过程与逻辑证明。那些不研究学问，毫无观点构成与思想建设可言，专于挑刺找茬逞能的戏说余秋雨的文章，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没有任何益处。
    黑龙江有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张港，找到了在班级以外发挥初级汉语知识的机会，出版了《大师也有错———余秋雨散文知识性疏误点击》，对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等几部影响较大的作品进行挑错，“如‘北极的企鹅’这一常识性错误，企鹅生活在南极，而北极只有北极熊；再如误说‘《三国演义》是话本小说’，实际上它应该是章回小说；唐代的渤海国原本位于现在的长白山区，而余秋雨却说在东北平原。如此的常识性错误多达210处。”张港表示：“我出书的目的是想灭灭余秋雨的傲气。” 张港花了“数字数”的大工夫，专挑余秋雨诸多作品中的文法与史实错误，连“这个逗号少不得”，“作客”与“做客”的区别都指出来了。
    我们不能说张港在吹毛求疵，知识就是要讲究到一个标点、一个词汇，问题是他的“挑刺”缺乏著书立说的学术思想和创造价值，而且更缺乏语文教师最可贵的才气和人文性情。就像一位博学的语文老师在课堂讲解课文时，一个中学生老是指出他这个那个字的读音不够普通话，这句话那句话缺少主语一样；或者说，就像一位战功卓著的元帅在指挥一场大决战时，一个士兵指责他帽子没带正一样。我是说，别抓住别人的小缺点小疏忽不放，别用对中学生作文的起码标准来贬薄余秋雨，最终只能是反衬出自己的没出息。据我所知，即使是余秋雨做高中学生时的汉语功底，也不会差到你现在说他的那样吧，也许不会比你现在的汉语水平差得太多。
    有人不评论其文，专议论余秋雨其人，说他花公家的钱、出公家的差、抒公家的情、说公家的理、取公家的知识、写公家的文章，以公为大，便是他的大散文。我们满眼可见，那么多享受公家俸禄的文人学士，为什么都成了文化知识的复制者、文化垃圾的制造者，文化精神的蛀虫，而余秋雨却用自己的思想感情震撼了全国读者，引起人们对文化对历史深刻的反思？ 某君评论《山居笔记》时竟扯道，余秋雨是个西装革履、出入皆有轿车、住高级宾馆的都市人，在有山有水的地方暂住了几天，写点东西怎么能以“山居”为名，简直败了“山居”二字野趣与朴真。
    难道如此戏说余秋雨，就能把他贬低成浮躁媚雅之徒和伪学者了？说这些与文章本身何干？问题恰恰在于，批评余秋雨的人既没有批评文化商品的自觉意识，也缺少文化批评最起码的论理规则，而是用犀利辛辣、刻薄尖酸的文外功夫来谩骂，诸如“胡扯历史、文化杂种、情绪化动物”之类。其实从人生经历来说，余秋雨和许多谩骂者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妨碍他们的生活和事业中的功利，这就得从世俗孽根上去找原因了。比如一个缺少文化素质、谈不上审美素质的长舌妇和贫嘴男，可以像数落对门与自己有矛盾的漂亮姑娘一样，数落从没见过面的巩俐的撅牙、李玟的假胸、某明星的未婚先孕，难道就不能数落你余秋雨一番？
也有人说，余秋雨的文章是经史子集里经典故事的重复和解释，“有的只是模糊的名词，堂皇空洞的议论，廉价的多愁善感，肤浅的印象感受，堆砌的资料或故事”等等。我倒认为，余秋雨在借助经史子集里的经典故事，以自己的人文气质和纵横情怀为支撑，对当代生活情状作独特的玩味和解释，这恰是许多陷入故纸堆就喘不出气的小气文人做不到的。
    我想，当代文学佳作精品的总体旨趣、价值应该体现为：凝聚当代文化人最欠缺的真性情、真儒雅，启发当代文化最欠缺的反拨异议的思想，召唤当代社会最欠缺的生命感与艺术感，结构过去、现在、将来的畅达的人文精神，最后通过制作大众市场普遍需要的文化产品，来实现上述目标。20年来我选择并阅读余秋雨，从《艺术创造工程》到《文化苦旅》再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感到这些作品就包含以上的某些价值因素。
    不同的读者即使都喜欢余秋雨的作品总体，也会有不同的某些不喜欢的因素。我在读余秋雨的作品时，从来不介意他运用史料、典故、文采、句读的功夫，而特别注意他作品中的性情、艺术和思想，注意他对所有作家、学者的排斥性和独特性。如果说我对余秋雨的作品有不愿苟同之处，那就是，他对于才情和哲思的表现应该节制一些了，这是文章修炼的需要，也是生命过程的需要。
    所谓文化散文，其实无所谓大小，我以为它们不过就是文人气质感、历史文脉感浓郁一些的东西，它在用现代文明的话语，表现比哲学、文艺学富于感性和快慰的生命境界，指引或适应社会普遍的文化精神需要。余秋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自己的一部部著作为此作了诠释。当一个国度有上百万的读者同读一位学者型作家的作品时，他对社会的贡献自然就形成了。余秋雨在提升着人们的阅读层次和人文素养，具有比较深入的文化普及价值，让人们从他那里知道了文字、文章和文化的区别。

沙克，文革前生于皖南，文革起居于江苏。媒体资深记者编辑。中国地市报协会一等奖新闻专栏 “沙克在线”主持人。高校客座教授。市政府城市规划咨询专家。

《寻觅中华》：余秋雨的作品。我喜欢读余秋雨的文章：语言浑厚、圆熟、弹性、悠远、文化底蕴博大精深。李敖宣传自己说五百年才能出一个，我们活不过五百年，李大才子是否在吹牛，我们没法验证。余秋雨领风骚至少五十年，可以验证。江湖上对秋雨老师的指责甚多，惟独没人敢站出来像模像样评点一下他的文章。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喜欢余秋雨的文章，当年把他的《文化苦旅》压在枕头下，睡前必读一篇才能入睡，边边角角还幼稚地涂乌了若干“读后感”……至今仍能整篇背诵若干。今读《寻觅中华》惟恐稍微的歇息，便会损坏阅读美文才会有的饥渴感，故而一个通宵读完。我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于秋雨老师很不敬。他的文章，应该读三五言即停下来，抬头看看夜空，或者看看远方，再往下读……好在还会把它压在枕头下，还会一篇一篇地阅读、背诵。顺便说一句，余秋雨同时出版的《摩挲大地》多是已经出版过的“老货”，后面有三篇新货，写的是贵州几个少数民族地方的事情。同样值得认真一读。

 

 

杨长江，策划兼出版人，现居北京。

何必太在意

文/周黎明

 

在文人多如牛毛的浙江，父老乡亲能早早想到为余秋雨先生设立故居，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余秋雨有影响力；二，当地有关人员有眼光。但这个眼光不是对文学价值的判断，与此相似，余的影响力也仅指他的知名度，未必是文学成就。正如《纽约时报》称郭敬明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仅指他的畅销程度，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对余秋雨故居的保护也仅仅反映了他们的标准。

多数评论者认为，把一个尚健在文人的老宅变成类似文物保护的单位，为时过早；或者说，余的地位还够不到这一级。我恰恰觉得，桥头镇要比很多人更有远见。在眼下的中国，“故居”是一种政治待遇，你得够级别才能享受保护。我见过很多故居，都是花纳税人钱维护的，但门可罗雀，因为这些所谓“名人”其实根本没有影响力，只不过他们的官级够格了。

跟这些拥有“故居”的人物相比，余秋雨还真的挺行，经他妙笔一写，很多地方（如宁波天一阁）立马开出鲜艳的旅游业花朵。既然他的文字能使一个地方焕然一新，自己家乡为何不能从中获益呢？前年我去湘西凤凰，专程到沈从文墓地拜谒，发现那地方杂草丛生，破败不堪，如果凤凰人有桥头镇人的眼力，完全可以从我这样的旅游者身上赚到一张门票钱。（沈从文故居保护不错，但定价太贵。）

如果桥头镇完全从商业角度来申报这项“文物”，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要比官本位的论资排辈更值得肯定。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必斤斤计较对余秋雨的“盖棺定论”，即便郭敬明家乡开放郭的故居，从小女生那儿大捞一把，又何尝不可以呢？这叫做生意经。

余秋雨先生至今没有明确表态，但各种迹象显示，他至少是引以为傲的。他在书中曾写到乡亲收藏他老宅的家具，后来他又买下老宅赠送当地政府，就差没有亲笔写一封建议信了。你若说余先生在乎功名利禄，他当年放弃敞开的仕途，下海当一个自由职业的旅行者和写手，那需要多大的勇气；你说他不在乎，他似乎很享受专家权威的荣耀；说他先叛逆后被招安，听起来像是年轻人的出尔反尔。不可否认，在中国当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保持独立的心态，既不摆弄反权威的pose，又不为权势所诱惑。家乡政府的“好意”，虽然有明显的功利因素，但对于老式文人，无疑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确认，比多少奖多少津贴多少头衔响亮多了。

不知余先生想过没有，这种“乡情”并非来自某个乡亲，它最终属于政府行为。它在你扶摇直上时，为你摇旗呐喊；一旦风向变动，你的传家宝转眼可以变成必须摧毁的糟粕，因为那时，你就成了给家乡丢脸的人。今天他可以为你树碑立传，明天他照样可以挖你祖坟。不信你试试，上面某位大领导若说你两句坏话，别说故居，恐怕当地会写出权威论文，证明你不是那个地方的人。记得我上大学时，有好几个省市的专家出来证明蒋介石的老家不在他们那里；没过十年，那几个地方又出面争夺蒋氏的籍贯。对于文人，地方政府从来没有发自内心的骄傲，上面更是重政治立场远胜于文学成就，一切都是做戏而已，余先生大可不必当真，我们外人更应该一笑置之。

 

周黎明，男，著名影评人。此文转自周黎明博客。

《文化苦旅》的对比艺术赏析

文/韩金保

 

余秋雨先生作为文化学者、散文作家，他把学者的渊博与作家的才华融于一炉，让情感挟裹着独到的见识在“人文山水”间遨游，使哲理感悟充满了睿智的光芒。因此，他的《文化苦旅》也便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特有的风景。翻开书本，扑面而来的是那浓郁芳馥的文化氛围，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批判的眼光，感悟大千世界，认识人类自身，从而使作品显示出非凡的魅力。而对比艺术的运用，不能不说是起到了强有力的推波助澜、烘托渲染的作用。

一、对比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家机智的文化感悟。

散文是抒情艺术，不能不与作者主体意识联系起来。它在表现客观世界的同时，更侧重于表现作者的‘自我’情感，主体精神世界。每一篇散文作品都是作者个性的张扬，学习、精神、情操等最真实、最具体的展示。在《文化苦旅》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家的足迹遍及祖国大地，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余秋雨先生主体精神的流露，对祖国山水超人的文化感悟，而这种流露和感悟又往往给人以启迪、震撼，使读者不得不佩服作家独到的见识。

这里以《都江堰》的第一部分为例。在这一部分里，作家把长城和都江堰进行了美轮美奂地对比。对比之前，余秋雨匠心独运，不仅没有贬低长城，反而把长城歌颂到了一个至高至上的境地。 “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长城，已不能从地域上来界定了，它不只属于中国，它是世界文明的象征。说长城“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古老的长城，还是历史的见证。中华民族所有的屈辱与苦难、成就与辉煌，它都历历在目。没有了长城，到哪里去找这样公正刚直的巍巍证人。

先褒后比，难度增加了，但惟有这样跌宕回环的文势，才越能显示作家机敏的才华，独特的感悟和非凡的技巧。你看他不慌不忙地来一个“但是”，引出下文气势非凡地对比。

首先从时间上对比。“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这跟后文的“一查履历，长城还是它的后辈”遥相呼应。形象地印证了都江堰领先于长城。其次从规模上对比。“长城宏大”，都江堰“造福千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都江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两者比较，不相上下。第三从社会功用上对比。长城因“早已废弛”应该自叹弗如，而都江堰“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使“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又“沉着地”为“有了重大灾难”的我们民族提供庇护和濡养”r^langnp2p52 。惟其这样，“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都江堰，实实在在地是“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啊。功勋卓著、流芳千古的都江堰，岂是长城比得了的？最后从意义价值上对比。都江堰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是“灵动的生活”的文明，它“卑处一隅”“绝不炫耀、毫无所求”，有乡间母亲般的胸襟。哪像半是排场半是胆怯的长城摆出一副“僵硬的雕塑”的姿态，等着人们的修缮呢。都江堰，一个鲜活的流动的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精灵，长城，能比得了吗？

长城和都江堰都是我国两个著名的工程，本来毫无人气、灵气可言，但作家卓尔不群的文化感悟加上反复地对比，使得都江堰尽显了古老而又年轻的飒爽英姿、风流本色。

其实，《文化苦旅》中每篇精美散文都有这样的感悟，诸如《洞庭一湖》里的贬官文化，《莫高窟》圣洁、玄秘的底蕴，《贵州傩》里令人神往的傩祭傩戏等等，连人们司空见惯的夜雨在作家的笔下也显出了恢弘的蕴涵和无限的魅力。（见《文化苦旅·夜雨诗意》）

二 对比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家鲜明的情感体验。

读者看散文，除了能看到作家的文化感悟外，还可以透过作品看出作家的情感体验。书中这样的对比并不鲜见。《风雨天一阁》中藏书家范钦和其侄子范大澈的对比，范钦跟书法大师丰坊的比较，就表露出余秋雨对范钦的发自肺腑的敬佩与惊叹；《西湖梦》里有一段围绕着生命主题美的对比，“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和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这儿流淌的是作家对三位古人由衷的赞美。《华语情结》中一个又一个叫得出姓名跟叫不出姓名的华裔后人的描写，也无一不是倾注着作家饱满真诚的挚爱和钦敬。

《道士塔》中，通过对比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更多的情感体验应该是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对祖国辉煌灿烂文化的被毁的切肤痛心。

我们还是把目光退回到1900年5月26日清晨。当看管莫高窟的王道士早起清除积沙，突然，他发现了满满实实一洞的宝物。当时中国的官员是如何对待这些绝世珍宝的呢？“王道士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稍稍掂出了分量。甘肃学台、金石学家的叶炽昌建议藩台把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当中国官员的客厅里“茶香缕缕”的时候， “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一车队出发了。”“……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更可恨的是那该死的“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

强烈地对比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不仅是读者，只要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余秋雨先生写到这儿，当然愤慨了，激怒了，他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诺大的中国，竞存不下几卷经文。”但事实已经发生，作家只得无奈地悲怆：“我好恨”。 “我好恨”，三个字单独成行，力透纸背。作家恨什么？恨王道士为了几块银元而拱手送宝，恨中国官员目光短浅，恨外国冒险家廉价掠夺我国珍藏，恨自己未能早生几百年……虽然恨的内容作家并没有直接写出，但作家鲜明的个体爱憎，读者是能透彻地体悟到的。这，就是对比艺术的效果。

三 对比手法的运用，表现了作家强烈的人文精神。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余秋雨应邀在全国各地讲学，也同时游历了不少地方，而他“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这说明在他“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余秋雨语，见《文化苦旅·自序》）因此，他的文章也就当然盈满着可贵的人文精神。

《五城记·南京》里，为了突出南京的奇崛，突出南京“让人久久不能释怀”，作家把历代妓女跟南京的“秦淮八艳”比，“秦淮八艳”无论是哪一位，柳如是也好，董小婉也好，其具有的文化素养和政治见识，绝不是那些寻常历代妓女所能比拟的，从而使南京“整整一段政治文化史都染上了艳丽色彩”；把历代农民起义跟葬身紫金山的朱元璋和把南京定都为天京的洪秀全比，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又有哪一位有他们俩这样轰轰烈烈，壮怀昂扬，“闹成如此气象”的；把历代古都跟南京城比，历代古都又哪有南京城如此血腥和悲壮、凄惨和激烈。“一会儿被外寇血洗全城，一会儿在炮火中作历史性永诀，一次次搞得地覆天翻？”这三比，就比出了南京的人文底蕴毕竟不同于其它城市，毕竟要高出其它城市一筹，同时也就比出了南京的奇特和崛性来。

在文中，对比随处可见。作家还把南京跟北京、杭州比，赞扬南京的地理形势抒写着宽松畅达的人文思想。因为 “别的故都，把历史浓缩到宫殿”；而南京，“把历史溶解于自然”。而且在南京，“不存在纯粹学术性的参观，也不存在可以舍弃历史的游玩”。跟北京比，“北京是过于铺张的聚集”，跟杭州比，“杭州是过于拥挤的沉淀”，只有南京，“既不铺张也不拥挤，大大方方地畅开一派山水，让人去读解中国历史的大课题。”对比的运用，活灵活现地显示了南京地理位置的优越，作家强烈的人文精神也就通过盛赞充溢于字里行间。

没有文人的山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也不可能有山水的人文意义。经历多变的山川风物，江河大地，亭台楼阁之所以有了灵气，是因为有了历代文人墨客、官僚商贾等人的品评欣赏，于是，原本并无奇特之处的自然山水也就成了“人文山水”。

再以《狼山脚下》为例。中国的大山不少，狼山海拔只有100多米，充其量只能算是山中小弟，但是，狼山也是人文景观胜地，作家在文章的两个部分分别介绍了“初唐四杰”的骆宾王与清末状元的张謇，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历史名人，生活经历不同，创造的业绩不同，结局呢，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自然也大相径庭。两个名人，对比鲜明。

先看坟茔，骆宾王的小而冷僻，只在狼山脚下占了一个不到几平米的地方，而清末状元的张謇，死后的墓葬地气派就大得多了，占着整整一个南郊公园。再看业绩，骆宾王虽是幼年就能赋诗的文学天才，也曾投笔从戎，帮助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写了一篇“雄文劲采、痛快淋漓”的《讨武  檄》，但徐敬业失败后骆宾王便不知去向，传闻他出家皈依佛门，当了和尚，可惜他空有凌云志向，满腹经纶，只落得长影孤灯，向佛念经。而张謇却不同，他1894年中过状元，身处清王朝崩溃与北洋政权执政的混乱时代，在马关条约签定后，张謇主张兴实业、办教育，以挽救危亡的中国。他先后办了纱厂、油厂，冶铁厂、垦牧公司、轮埠公司，又办师范、职业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场、医院、气象台，狼山脚下搞成了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州——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张謇以自己的行动昭示了真正的中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着科学之外的蓬勃生命，这，岂是一  黄土之下的骆宾王所比得了的？

再拿诗句作比。骆宾王在“讨武  檄”中有“一  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的名句，这种颇近预言式的句子已是对他自己，扩大来说也是对中国文人神秘命运的写照，而张謇却截然不同，在狼山山顶上，有一副石刻对联：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举目四顾，海阔天空。其势着实气可吞天。张謇一生实践，虽未能完全实现宏愿，但也能基本上如愿。骆宾王呢，只能羡煞、气煞。

四 对比手法的运用，还显示了作家独特的审美价值。

看一个作家是否出色，主要是看他的作品，美学价值高的作品，也同时能折射出作家不同一般的审美观。《文化苦旅》就是一本能折射出余秋雨先生睿智的目光和独特审美价值的散文集。《白发苏州》的开头即是一绝好例子。

一开始，作家就把苏州置于世界大背景下去对比。先是跟美国比。“前些年，美国刚刚庆祝过建国200周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把他们两个世纪的历史表演得辉煌壮丽。”再跟澳大利亚比。澳大利亚也是200年国庆，热火朝天得“千帆竞发，确实也激动人心。”而“我们的苏州城，却悄悄地过了自己2500周年的生日” 2500：200，“简直有点让人发晕”吧。比一比，你美国、澳大利亚该排到哪个后生辈分上，自个掂量着去吧。

还嫌不够，又跟威尼斯相比。威尼斯算什么？当苏州“河道船楫如梭的时候”，你“威尼斯还是荒原一片”哩。而今的苏州，正“在清理河道，说要变成东方的威尼斯。”

这三比就比出了一个古老苏州、白发苏州来。开篇气势之大，扣题之巧，让人叹服。而超常的审美观，独特的对比角度更是让人折服。

《上海人》中，大大小小的对比有好几处。

徐光启是一个能将中西文化奇异组合的上海人，生前官至礼部尚书，死后被朝廷追封加谥，荣耀至极。如果单说徐光启怎样怎样，当然也可以，但因为缺少了参比对象，也就很难突出徐光启的“精明”，余秋雨是大家，自然懂得对比的妙处，于是，作家把他跟张居正相比，说他“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又把他跟海瑞比，说他“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又把他跟汤显祖比，说他“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因为参比对象都是历史名人，这样，便比出了一个“开通、好学、随和、机灵”的徐光启，比出了一个“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的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这样的审美角度就使徐光启的形象有了深度，厚度，文章的表达就更具说服力。

总之，在《文化苦旅》这本书中，作家广泛而娴熟地运用着对比这一常见的表现手法，不管是小到一两句的对比，抑或是整段整段的对比，也不管是一篇文章中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的对比。作家如椽之笔都能将其挥洒得出神入化,其变化之多，运用之妙，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击节赞叹。应该说，余秋雨先生对对比手法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看似随心所欲实则炉火纯青的地步。通过对比，作家的感悟、见识、睿智、情思全都融化在字里行间。《文化苦旅》的出现，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代散文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注：此文发在江西师范大学《读写月报》高中版）

作者单位：江苏通州市兴东中学 邮编：226376

 

如果余秋雨生活在古代

 

文/肖平

 

如果余秋雨生活在古代，我估计他会是一名金榜题名的进士、著名文学家和仕途畅达的官吏，此乃传统中国文人的理想之路。论学问，他可以在殿试时高中三甲；论才气，他可以让自己的文章青史留名；论功名，他可以凭自己的聪明圆熟笑傲官场。他身上几乎凝聚了所有中国文人的特性，算得上一个标本，一个活在当今的中国古代文人标本。

像古代许多优秀文人一样，余秋雨少年得志，很早就表现出好学和聪颖的一面，加之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很快就由普通的士子做到教授、做到院长。如果放在古代的话，那是飞快地由秀才、举人一路做到翰林了。不但要敲锣打鼓报喜，而且要赶紧打点行装随时准备进京赴任的。作为优秀文人，除了写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像戏曲史、昆曲之类的，当然也得应上面的意思写点其它文章，就如同司马相如和李白写一些吹捧皇上的文章一样，完全不影响他作为文学家的地位和成就。

寄情山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通病。苏东坡到了赤壁，写下前后《赤壁赋》；欧阳修到了醉翁亭，写下《醉翁亭记》；余秋雨到了都江堰和敦煌，也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雄文。文人嘛，总是多愁善感，走到哪儿，都喜欢抒发自己的情感。

除了写作，余秋雨还对古代的书院和教育制度情有独钟，身体力行。作为一个著名文人，哪能不讲学，不教书，不带几个学生呢？孔子、孟子暂且不说，你看张之洞、梁启超、胡适他们，即使做了大官，日理万机，也把讲学作为头等大事。这一点，余秋雨真是做得很不错。虽然常在青歌赛当评委，在电视台“秋雨时分”与年轻学士论道，有些人看不惯，但有谁知秋雨老师的一片苦心呢？

最近，余秋雨故居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有的人不以为然，我却认为是好事。放眼中华，当今有几个名人故居是真迹，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赝品。包括李白故居、杜甫草堂概不例外——而莎士比亚故居、托尔斯泰故居庄园确是货真价实的原装货。

如果余秋雨生活在唐代，他的名字或许可以跟韩愈排在一起；如果余秋雨生活在宋代，那么他跟欧阳修、苏东坡可能是文坛兄弟或官场同僚。总之，余秋雨如果生活在古代，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既能写漂亮文章又能做太守一级官职的典型文人。

 

肖平，成都著名作家，文史专家，现成都图书馆副馆长

再读余秋雨

 

文/阿琪

 

    经常听到别人批评余秋雨先生，我基本保持沉默。一来我个性不张扬，不喜欢成为众矢之的；二来，喜欢谁，或者不喜欢谁，实在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甚至有人把自己喜欢的书比作女人的私密内衣，轻易不透露给别人看，除非他乡遇故知。呵呵。

    年初，大雪封路的时候，我坐在家里发呆，对自己说，如果要找一本旧书来重读一遍，我会选择哪一本呢。在书房里巡视了一遍，最后居然把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找了出来。他的《一个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苏东坡突围》，《十万进士》，《历史的暗角》等等篇章，带给我的阅读冲击，并不亚于初读的那次。

    也是因为这几篇文章，奠定了我对余老师的基本的美好的观感。以后，无论别人说他什么，或者他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惹了众人不开心，都不会转变我对余老师其人其文的基本观感。这就有点象对待自己的一个相识多年的师长与朋友。他荣耀了，他沦落了，并不能改变我对他的尊敬和关注。

    我想，吸引我去一读再读的，是他的文章里，充沛的，时时涌动的激情。他的文字是有温度的。他的观点是有倾向的。他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他把不忍细看的历史撕开，让今天的我们去读，去想。他是一个坐拥书斋的饱学之士，却不艰涩。他是一个风尘满面的行走者，却不粗糙。

    我一直觉得余老师的内心其实是一个诗人。我只看见多少所谓的文人为了窥视一个位置，一个出国机会，一个女人，一块蛋糕，明争暗斗，斯文扫地。却只看见余老师轻易就辞去了名利双收的学院院长的位置，转身离去。那是何等的勇气。

    戏曲舞台上的关云长挂印封金，扬长而去，是为了成全他桃园三结义的兄弟之情；余老师的作为，不为他人，只为了成就他自己的一个读书人的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内心没有一点份量的人，是断然做不出如此潇洒之举的。

    读书是行夜航船，一路走一路读，你遇见的经常是一些面目模糊，言语无味的人，而终于有一天，你读到了《文化苦旅》，读到了《山居笔记》，读到了一个热情而真诚的人。当然，他是才子，难免也有一些让人皱眉的才子气。但是，我们却还是宁愿听一个真性情的才子胡侃一晚上，也不想与一个面目不清，言语寡味的人絮叨一刻钟。

     另外，作为男人，余老师好象也没有绯闻。他和美女马兰，才子佳人，花好月圆的幸福生活，让我们看了赏心悦目，内心欢喜。似乎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并不是世上所有的男人，都是花心的。也并不是世上所有的爱情，都是靠不住的。

 

 

阿琪：本名黄少云，专栏作家、畅销书作家。江苏人，现旅居北京。

职业资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

        1995年，中短篇小说集《影子朋友阿琪》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年，散文集《女孩子的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6年，小说集《女性聊斋》新华出版社出版。

        1998年，长篇小说《一世情缘》台湾红杏出版社。

        2002年，采访实录《写字也流行》北京出版社。

        2004年，随笔《单人房双人床——一个单身女子的原生态生存手记》重庆出版社。

        2005年，随笔《寂寞桃花》重庆出版社。

        2006年，随笔《我是谁的多宝鱼》中信出版社。

        2006年，情感笔记小说《果果的夜宴》。

        2007年，随笔《落花流水》中信出版社。

        2008年，随笔精选集《京城可采莲》远方出版社。

点评余秋雨《寻觅中华》
　　
　　1、《猜测黄帝》
　　黄帝是中华文明始祖，五千年前的史前人物，后世典籍记载并不完备，也未必真实（甚至包括《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录），所以只好“猜测”。关于这段传说，钱穆的小书《黄帝》有更为详备的记述，也与余文有较大出入。尤其余文漏提一点：黄帝败蚩尤后文治天下，政治治理清静无为，成为道家思想源头，所以世有老黄之说：黄帝与老子并称道家始祖。提及这一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寻觅中华》这部书里，作者展开了自“文革”期间开始的对中华文化的大规模梳脉理踪，穿越上下五千年，直抵当代。题目甚大。
　　
　　2、《天灾神话》
　　本文重述补天、填海、追日、奔月四则有关民族意志力的神话，既有幻想色彩，也富学术意味。本文似应提及：神话时代天灾横行，混沌世界尤其洪水泛滥（一如“混沌”两字皆从水旁）。洪水直接联系到帝尧、大禹时代的治水事迹，并促使中华首个民族/国家共同体意义上的夏朝的创立。可见彼时洪水是主要的天灾。
　　
　　3、《问卜殷墟》
　　1989年辞职后，作者走上漫长文明寻访的实证式“苦旅”，第一站为殷墟。本文记叙殷墟发现及甲骨文研究事迹，思绪颇多，大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抱负。作者惯于抒发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4、《古道西风》
　　商王向西迁都河南殷地迎来殷商黄金时代、孔子西行河南洛阳问礼老子、老子骑牛西出函谷关消失于旷野、孔子西行卫国开始周游列国……本文并置事件，以叙事胜，以隐喻胜。足矣。在史实面前，感慨往往是无力的话语泡沫。
　　
　　5、《黑色的光亮》
　　诸子百家时期，墨家和儒家同为显学，但最为统治者看重的是法家。法家重制度重治理，特别实用特别“外王”。而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定位过高，特别理想特别“内圣”。儒家居中，既有理想的标持，又是积极的行动主义者。汉代独尊儒术，其实法家当道，儒家成了缘饰法家吏事的道具。其实任何朝代，法家的权术莫不横行天下，儒家只是门面。披儒之外衣，行法之权术；思想上近儒，行为上趋法，我以为这就是中国的世道人心、集体人格。
　　
　　6、《稷下》
　　齐国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的自由主义文化大本营。在那里，知识分子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完全实现，亦师亦友取代了儒家君尊臣卑关系（这重要一点余文又未提及），权势让位于真理（所谓道重于势）。如此百年自由主义运动，后世中国从未出现过。那是人类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古罗马遥相呼应，人类的基础思想在中西方同时成型。
　　
　　7、《诗人是什么》
　　诗人是什么？诗人是孤独的“愤青”。《离骚》是什么？就是忧愤、牢骚。如果世无屈原，大概就不会有“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人幸”之类的说法。李白的壮阔跌宕、杜甫的悲愤沉郁积极呼应着《离骚》。最重要的是，屈原向后世文人播洒下忧患意识、悲悯情怀的种子，但也很可能播洒下矫情的种子。回到余文：作者质疑了“爱国诗人”的说法。看上去作者是在剥离文学的政治修辞，其实是对屈原的“妖魔化”。其混乱语境不堪一击。
　　
　　8、《历史的母本》
　　本文对司马迁的评述有独异之处，然后论及散文与历史的关系，倡导质朴叙事，并以《史记》为历史文化大散文的典范文本。作者高自标持，“摩挲大地”“寻觅中华”，原是以司马迁《史记》为师的。俨然“夫子自道”。
　　
　　9、《丛林边的那一家》
　　本文评述“三曹”文学成就。不出建安风骨、文学自觉定论之外。无甚高论。作者前文赞同司马迁“文笔的干净、朴实”，本文赞同曹操诗歌的“干净朴实，简约精悍，与我历来厌烦的侈靡铺陈正好南辕北辙”，以这一标准衡之作者本人的语言，多数时候我的感觉也正好“南辕北辙”。换句话说，余文缘饰、夸耀、煽情、矫情的痕迹并不少见。这也是学者散文的病症。文章无非评述，述为记述、叙事，是对事物的模仿、摹拟能力；评为议论、评析，是对事物的理解、领悟能力。述为体，评为用，或分道而行，或夹叙夹议，不过如此。《史记》的确为绝高范本。
　　
　　10、《千古绝响》
　　在我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完成了古典中国的成人礼，步入壮阔的青春任侠期。那时百家争鸣，自由之风勃兴，有为青年奔行大地。到了魏晋，大地劲吹任诞之风，中国正在度过它狂狷迷乱的后青春期。阮籍的“礼岂为吾辈所设”，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这一时期的精神肖像。一代名士玄谈、醉酒、磕药，啸聚山林，睥睨当世，造就“魏晋风度”。我注意到新儒家余英时将魏晋风度解读为反传统的传统，比如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就是这一传统的回声。本文评述散落于《世说新语》间的阮籍、嵇康经典事迹，人们耳熟能详，并无高见。
　　
　　11、《重山间的田园》
　　每读陶渊明《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都不免想到帝尧时的《击壤歌》和老子的“小国寡民”。前者是一个传说中的大同世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后者是老子的乌托邦社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世间没有桃花源，那个误入其间的渔父出后不能再入（尽管他一路上作了标记），甚至世外隐士闻讯前往也无路可入——那只是诗人虚拟的彼岸隐喻。也不妨说，“桃花源”颇为隐秘地触及了中国式终极关怀这一信仰神经，它超出余文所说的“使乱世获得文化定力”。“桃花源”是为“归去来兮”的中国式教堂。
　　
　　12、《从何处走向大唐》
　　本文描画造成大唐浩荡气象的文化融合路线图：北魏鲜卑族开凿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集粹起从希腊、印度到西域、凉州的中西文化精华，它们互相化育，为大唐气象注入浑朴的旷野之力。这里涉及的是国民心态、文化开放问题，本质上乃是统一黄河流域后的北魏国家主义对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广阔认同。
　　
　　13、《西天梵音》
　　佛教为什么传入中国？又为什么能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体系内扎根并迅速普及？本文论题甚大。小时侯视佛教为迷信，现在我依然无知于佛教。在欲望横行的功利主义世界，世道人心漠然于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也大有随风潜入的可能。我无话可说。
　　
　　14、《长安的闪电》
　　本文题目故弄玄虚，让人误以为事涉长安激烈的一面，其实写的是大唐向世界开放海纳百川晴空万里的一面。文章第一部分暗示了题目的由来，但与内容并无关系。为“干净朴实”计，可删除。题目另拟。
　　
　　15、《唐诗几男子》
　　“唐代诗坛有一股空前的大丈夫之气，连忧伤都是浩荡的，连曲折都是透彻的，连私情都是干爽的，连隐语都是靓丽的。”——这是所谓文笔？这是扯淡（法兰克福的哲学小册子《论扯淡》，对扯淡有精彩分析）。类似华而不实的语言，余文中比比皆是，严重败坏阅读胃口。本文描述安史之乱前后李白、杜甫、王维等诗人的人生际遇。一场国家丧乱左右诗人命运，也重塑了诗歌风貌。这些故事让我感觉亲切，正好在阅读本文之前，我也刚写完有关李白、杜甫的文字。我阅读余文更重于其间的故事性，那些空洞无物的议论只能使人生厌。既然对历史感悟难有期待，就只好看人讲故事了。
　　
　　16、《乱麻背后的蕴藏》
　　越过政治话语屏障，本文塑造了宋代文化风致，颇能体现作者的历史感悟。大宋王朝并不是积贫积弱的政治话语所能道尽的，尽管这个非统一中原国家屡遭北方辽朝、西夏朝欺凌，又被金朝驱逐南渡，最后被蒙古族铁骑灭亡，但宋朝文官制度的建立、大文人主导的社会改革、格物致知的哲学追求、三纲五常的社会规范、与唐诗并峙的宋词等文化成就远被后世。这里隐含的历史观是：对国民集体性格的塑造，文化话语的功力远甚于政治话语。
　　
　　17、《哪里来的陌生人》
　　传说中的黄帝游牧部落，曾经战胜炎帝农耕部落，黄帝于是被尊为天下共主。仿佛遥远的回响，蒙古族游牧文明战胜宋朝农耕文明，异族入主中原，使元朝一统天下。应该说，中国是一个国家/民族共同体，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宋元易代，民族主义积极认同国家主义。
　　先是辽灭金，金又灭辽，蒙古人又灭金。在这一走马灯似的北方王朝兼并中，通汉文的辽朝皇室后裔耶律楚材先是归顺金朝，后归顺蒙古军，参与成吉思汗西征，横扫欧亚大陆；东归后，又替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以汉族典章制度治理朝政；在南征宋朝时“不杀掠”，战胜但尊重中原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从而奠定元朝政治治理格局——这是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也是由民族认同国家走向国家认同文化的恢弘过程。
　　余文评述这段复杂的历史变迁，突出了陌生的闯入者耶律楚材的身份认同岐变。在我看来，这一个案的确堪为中国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明晰注脚。而文化影响力远比国家/民族影响力为甚。
　　
　　18、《总是那么郁闷》
　　明清世代将古代中国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极权主义推向颠峰，犬儒当道，思想腐朽，社会闭锁，人心禁锢，中华文明炎炎一息。本文对此发出检讨，并指出民间社会透过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舒展生机。但我认为，余文未能揭示更为重要的生机：明清儒学转向导致士与商的互动，使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秩序发生错动，从而开启近现代中国社会经世济用的文明潮流。即使没有“西学东渐”，儒学内部的乱像也足以终结漫长的古典时代。明清的“郁闷”同时也孕育着新技术、新文化、新思想的创造力。日后白话文的推行，居功至伟。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
　　
　　19、《到寒舍来坐一会儿》
　　本文正面体谅当代中国文化，为作者追踪中华文化的结束篇。
　　“苦旅”不易，“摩挲”、“寻觅”中贯穿着“重要文化人”余秋雨的忧患、悲悯、良知、道义、抱负、使命……在这些大词后面，谁都没有道理质疑他的文化责任承当。我的阅读谈不上什么“苦旅”，但也无甚快乐体验。我“寻觅”作者大词背后的“正心诚意”，然后“摩挲”他的“格物致知”。点评历史/文化大散文，语言、表达（或者词章）、历史感悟力（或者义理）、史料（或者考据）的三重考量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余先生有诸多独特感悟，但往往淹没于集体主义（而非个人化）的高蹈话语（煽情、矫情等）泡沫；重所谓文笔而轻表达的修辞策略，能够迎合读者对“文采”的诉求，但难免伤害理性。孔子说“辞达而已”，这是语言呈现的最低也是最高方式。的确，简洁的语言有助于表达任何主题。
　　作者寻觅个人心中的文化史，我则呈现一己的阅读方式；作者激发了我的文化想象，我也寄望于激发读者的阅读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