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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专题品读博客以来,雨丝们踊跃发帖,且有发来点评邮件。衷心感谢!此博客热烈欢迎雨丝们积极互动参与,点评或褒或贬均可,对于辱骂及人身攻击的文字我们一律删除!
《寻觅中华》封面

出版:华夏出版社

定价:35元

《摩挲大地》封面

出版:华夏出版社

定价: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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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汉语魅力  涵养人文情怀

“秋雨散文品读”博客即日起将在全球范围内征集秋雨散文点评

 

活动宗旨

 

开大文化散文先河的秋雨散文,每位读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可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余秋雨”。新华立品策划、华夏出版社新近出版余秋雨“文化苦旅全书点评本”之《寻觅中华》和《摩挲大地》,每篇原文后附有三种不同风格的点评文字,创造了一种新颖多元的“点评版”,旨在让读者多角度地亲近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者,真正感受秋雨散文独特又丰赡的魅力。为了让每个读者都有机会来表达自己对秋雨散文的理解和感悟,为此我们特辟专题博客。

 

 

 定价:¥35.00 当当价:¥24.50

 

 

活动纲要

 

1本博客将尽全力打造成全球华人热爱秋雨散文“粉丝”(我们姑且先把他们叫做“雨丝”)的聚集平台,在这里“雨丝”们可以畅所欲言、秉笔直书,讲述经典文本的秋雨散文带给我们的感悟、启发等等。

2热情参与,机会多多。积极参与的“雨丝”凭借热评文字可以有机会获得余秋雨先生亲自签名的“文化苦旅全书点评本”,已经推出的有《寻觅中华》与《摩挲大地》,还有4本有待陆续推出。另外,我们将组成评委团和余秋雨先生一起从广大“雨丝”的评点文字进行评选,择优文字届时有可能直接进入余秋雨先生作品点评本,或将精彩点评文字另册结集出版。感谢广大“雨丝”关注与参与!!

 

定价:¥33.00 当当价:¥23.10 

 

注:本次活动希望在博客上“雨丝”互动发帖,贴出属于你的精彩文字。本次活动力图公众化,透明化,让所有的人看出你与余秋雨先生的心灵对话文字,看到属于你的才情和灵性。也接受邮件投稿:yuqiuyufensi@sina.com 稿件请务必注明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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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文化普及价值

 

文/沙克
                          

    [要义或提示]:如果说我对余秋雨的作品有不愿苟同之处,那就是,他对于才情和哲思的表现应该节制一些了,这是文章修炼的需要,也是生命过程的需要。当一个国度有上百万的读者同读一位学者型作家的文学作品时,他对社会的贡献自然就形成了。余秋雨在提升着人们的阅读层次和人文素养,具有比较深入的文化普及价值,让人们从他那里知道了文字、文章和文化的区别。

    余秋雨在没有成为文化现象以前,了解他学问的人是不会凑现在的这种余秋雨热的。因为余秋雨是八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界的前锋,是对新文艺批评颇有建树的纯粹学者,很受文艺学者、偏于前卫的文艺家们认可。对习惯于跟在炒作风后面凑热闹选择读物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余秋雨为国人熟知的前10年即1987年左右,肯定不知道余秋雨为何物。举个例子,那时候我在苏州读书,在从没听说过余秋雨的情况下,从苏州最大的新华书店买了他的《艺术创造工程》,连读了几个月后,把它放在书橱里放了10年,有时回头翻看一下,又放了近10年。从头到尾,没有第二个文朋艺友对它感兴趣,所有人看了书名就连碰它的想法都没有。这说明什么?也许说明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余秋雨没有文化普及价值,人们对那时的他及他的学问没有兴趣。
    如果我们了解余秋雨的学问,包括他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教研成果,读过他1987年春出版的《艺术创造工程》,大多数人就不会认为余秋雨是那种流行性的文化明星,是突然冒出来的名人,就不会群众性地热衷于戏说他的学问、文化,更不会随意批评谩骂他本人。这正是中国文化界的媚俗特色之一,不在乎文化价值本身,只关注热闹的文化人。其根本原因是,现代中国人并不佩服真才实学,只佩服有功名的人的那些才学,在现在这种文化多元化和以文化多元化为借口的时期,批评攻击功成名就的文化人是不需要负责任的,是对自己没有害处甚至可以捞到功名好处的。
    或许余秋雨从学者到泛文化人的转变,使他超出了学界而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进入大众的文化生活,从而使他跃升到文艺明星的境地。人们既然可以任意戏说花了自己消费款的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和男男女女的影视红星,就不能评说进入文化市场的余秋雨吗?我们到现在,虽然嘴上拼命喊文化市场建设,但怎么就没人把文化人余秋雨当成商品因素来分析,难道文化市场的主体不是文化人?如果余秋雨的书籍等文化产品进入市场了,到了广大消费者手里就是商品,难道不能对他出产的商品进行评判?即使评判错了,也没有关系,就像人们评判一本书的纸张和印刷质量好不好一样。
    金文明首先写了批评余秋雨的大作《石破天惊逗秋雨》、《月暗吴天秋雨冷》,他掏出书袋里的史书、史料等各种证据,来指摘余秋雨文章中的引用错误与模糊。切磋技艺,指正谬误,本属正常,余秋雨可以受用这些。中国历史很长,史料典籍巨多,谁能究其全面?余秋雨在《柳侯祠》一文中说:“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 金文明认为,“皆先生手迹”的说法错了,《剑铭碑》碑文落成时,柳宗元早已死了多年。显然,金的观点有些找茬子的味道。余秋雨的“皆先生手迹”是非常明白的,后人按柳宗元的文字刻成碑文,不是很普通的事情吗。在没有大师的近几十年,难得为一大家的余秋雨未必介意此类批评。
    一个作家和学者受褒遭贬,与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文化视角的不同看法有关,本属正常现象。就是对余秋雨的理论性批评,也有高低真假之分,有的文章罗列一些观点却无依据衬托,有的文章虽有一些观点和依据却缺少严谨的理论过程与逻辑证明。那些不研究学问,毫无观点构成与思想建设可言,专于挑刺找茬逞能的戏说余秋雨的文章,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没有任何益处。
    黑龙江有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张港,找到了在班级以外发挥初级汉语知识的机会,出版了《大师也有错———余秋雨散文知识性疏误点击》,对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等几部影响较大的作品进行挑错,“如‘北极的企鹅’这一常识性错误,企鹅生活在南极,而北极只有北极熊;再如误说‘《三国演义》是话本小说’,实际上它应该是章回小说;唐代的渤海国原本位于现在的长白山区,而余秋雨却说在东北平原。如此的常识性错误多达210处。”张港表示:“我出书的目的是想灭灭余秋雨的傲气。” 张港花了“数字数”的大工夫,专挑余秋雨诸多作品中的文法与史实错误,连“这个逗号少不得”,“作客”与“做客”的区别都指出来了。
    我们不能说张港在吹毛求疵,知识就是要讲究到一个标点、一个词汇,问题是他的“挑刺”缺乏著书立说的学术思想和创造价值,而且更缺乏语文教师最可贵的才气和人文性情。就像一位博学的语文老师在课堂讲解课文时,一个中学生老是指出他这个那个字的读音不够普通话,这句话那句话缺少主语一样;或者说,就像一位战功卓著的元帅在指挥一场大决战时,一个士兵指责他帽子没带正一样。我是说,别抓住别人的小缺点小疏忽不放,别用对中学生作文的起码标准来贬薄余秋雨,最终只能是反衬出自己的没出息。据我所知,即使是余秋雨做高中学生时的汉语功底,也不会差到你现在说他的那样吧,也许不会比你现在的汉语水平差得太多。
    有人不评论其文,专议论余秋雨其人,说他花公家的钱、出公家的差、抒公家的情、说公家的理、取公家的知识、写公家的文章,以公为大,便是他的大散文。我们满眼可见,那么多享受公家俸禄的文人学士,为什么都成了文化知识的复制者、文化垃圾的制造者,文化精神的蛀虫,而余秋雨却用自己的思想感情震撼了全国读者,引起人们对文化对历史深刻的反思? 某君评论《山居笔记》时竟扯道,余秋雨是个西装革履、出入皆有轿车、住高级宾馆的都市人,在有山有水的地方暂住了几天,写点东西怎么能以“山居”为名,简直败了“山居”二字野趣与朴真。
    难道如此戏说余秋雨,就能把他贬低成浮躁媚雅之徒和伪学者了?说这些与文章本身何干?问题恰恰在于,批评余秋雨的人既没有批评文化商品的自觉意识,也缺少文化批评最起码的论理规则,而是用犀利辛辣、刻薄尖酸的文外功夫来谩骂,诸如“胡扯历史、文化杂种、情绪化动物”之类。其实从人生经历来说,余秋雨和许多谩骂者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妨碍他们的生活和事业中的功利,这就得从世俗孽根上去找原因了。比如一个缺少文化素质、谈不上审美素质的长舌妇和贫嘴男,可以像数落对门与自己有矛盾的漂亮姑娘一样,数落从没见过面的巩俐的撅牙、李玟的假胸、某明星的未婚先孕,难道就不能数落你余秋雨一番?
也有人说,余秋雨的文章是经史子集里经典故事的重复和解释,“有的只是模糊的名词,堂皇空洞的议论,廉价的多愁善感,肤浅的印象感受,堆砌的资料或故事”等等。我倒认为,余秋雨在借助经史子集里的经典故事,以自己的人文气质和纵横情怀为支撑,对当代生活情状作独特的玩味和解释,这恰是许多陷入故纸堆就喘不出气的小气文人做不到的。
    我想,当代文学佳作精品的总体旨趣、价值应该体现为:凝聚当代文化人最欠缺的真性情、真儒雅,启发当代文化最欠缺的反拨异议的思想,召唤当代社会最欠缺的生命感与艺术感,结构过去、现在、将来的畅达的人文精神,最后通过制作大众市场普遍需要的文化产品,来实现上述目标。20年来我选择并阅读余秋雨,从《艺术创造工程》到《文化苦旅》再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感到这些作品就包含以上的某些价值因素。
    不同的读者即使都喜欢余秋雨的作品总体,也会有不同的某些不喜欢的因素。我在读余秋雨的作品时,从来不介意他运用史料、典故、文采、句读的功夫,而特别注意他作品中的性情、艺术和思想,注意他对所有作家、学者的排斥性和独特性。如果说我对余秋雨的作品有不愿苟同之处,那就是,他对于才情和哲思的表现应该节制一些了,这是文章修炼的需要,也是生命过程的需要。
    所谓文化散文,其实无所谓大小,我以为它们不过就是文人气质感、历史文脉感浓郁一些的东西,它在用现代文明的话语,表现比哲学、文艺学富于感性和快慰的生命境界,指引或适应社会普遍的文化精神需要。余秋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自己的一部部著作为此作了诠释。当一个国度有上百万的读者同读一位学者型作家的作品时,他对社会的贡献自然就形成了。余秋雨在提升着人们的阅读层次和人文素养,具有比较深入的文化普及价值,让人们从他那里知道了文字、文章和文化的区别。

沙克,文革前生于皖南,文革起居于江苏。媒体资深记者编辑。中国地市报协会一等奖新闻专栏 “沙克在线”主持人。高校客座教授。市政府城市规划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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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使般的老人”
 
文/景志祥
 
记得我第一次看秋雨的散文是在上高二的那一年,那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我们县城的一个小书店里,在我翻阅之余,突然看见在这个小店里到处都是秋雨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当时我就想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那么畅销,连一个乡镇的小小的书店里,都是他的散文集.我知道散文这东西一直是不好畅销的.一般畅销的都是一些小说了.当时我就想可能是写得非常好,于是我花里22元买了一本.回到家后,我迅速的打开了他的扉面,从他的序看起,看了几页,我就被它给深深的吸引了,那个下午,我的屁股没有离开我的板凳半步,我花了整整一下午和一晚上的时间把的<文化苦旅>看完了,这是我从来没有的纪录.
看完后的第三天,我又再次的拿起了它,对着下午的夕阳,我再次花了同样的时间将此书看了一遍.那时的我是被他那华丽的词藻和优美的历史人物所感动,对着他的书,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
自从那个下午我买回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我就一发不可收拾,我相继在新华书店买回了他的所有出的散文集;'<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 >,<行者无疆>、《出走十五年》、《笛声何处》、《中国之旅》、《非亚之旅》、《欧洲之旅》、《心中之旅》、《晨雨初听》.花了我将近两百元的生活费,从自以后,我是每天从早到晚的看他的散文.看了一遍又一遍.于今也不知看了几遍了。总觉得他的散文是越看越想看,越看越耐看.
在次之前,没有那个作家的散文能有这么大的魅力,也没有那个作家是这样写的.他们不是写自己,就是写农民.没有说那位作家的散文是用历史来写的.他是第一位,也是仅有的一位.如今我是从学校毕业了,但我还是常常感叹他的散文,总觉得它饱睿智的思想,蜇伏于字里行间的嬗变的蜇思,似从近代上溯而去,而又多远古发散开来.用一句古诗来说就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读多了,我发现秋雨的散文关注最多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在他的笔下闪现出一大批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们都是才华横溢而又命运多蹇的人,苏东坡、范仲淹、王维,李白,柳宗元等。他们都具有“高贵又苦闷的灵魂”,他们因富有才华和个性而不容于朝廷,受到小人的诋毁。他们被冷落、被流放、被贬谪。他们的生命力受到挤压和摧残。但是,无论他们处在怎样的险恶条件之下,都有不变的文化良知。恶劣的环境没有折服他们,相反,反而磨练了他们的意志,激发他们更大的智慧,绽发出更灿烂的文明之花。我很喜欢秋雨写的这些人物.他们都是秋雨笔下的悲剧人物,他通过对传统文人的悲剧性命运的展示,使人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文明史是一部苦难深重的文明史,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和专制制度及愚昧野蛮不断进行抗争的搏斗史。
 我常常想:"为什么,我读秋雨的那么多的长篇大论而不感到枯燥呢? 相反,会读越喜爱呢?"我想这是取决于他的散文熔融在厚厚的历史之中,有着浓浓的历史味道.读他的散文就如同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有着万象的人生世态和丰富的个人情感。他的心是年轻的,他的心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因此他的人生应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正因为如此,他写的历史散文始终是年轻的.年轻的历史才是好的历史!

 景志祥,秋雨散文粉丝读者。供职浙江省丽水市万源水利水电工程技术咨询(开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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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苏东坡,海阔浪高余秋雨

              

 文/宋浩浩

                                  

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当代还是古代,能被称为开一代风气的人,屈指可数。我们先说古代,唐宋两朝,是中国文学最为繁盛的年代,文星璀璨,华章无数,但纵观整个唐朝,最杰出的诗人当属李白杜甫,而我个人偏向于潇洒不羁飞扬跋扈的李白,他的诗歌是唐朝文学的巅峰。到了宋代,讲究“理趣”的诗歌已经退为第二位,宋词才是整个宋朝文学的代表,那么宋代最杰出、称得上开一代风气的词人是谁呢,这个问题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正是四川苏东坡。

说苏东坡,先要说一说词史的流变。词这一文学体裁,非宋代才有,唐李白就写过两首词,一首称为《菩萨蛮》,一首唤作《忆秦娥》,因此李白被奉为词家之宗。当然李白之前有无唐人写词,这肯定是有的,但他们影响力不够,称不上宗师。到了晚唐五代,词这一文学体裁就非常流行了,这个时期的词作被称为花间词和南唐词。花间词的主要代表是温庭筠、韦庄,二人皆侧重写艳情离愁,但风格略有不同,温词秾艳华美,多给宫廷嫔妃演唱;韦词词则疏淡明秀,其他词人,多蹈温、韦余风,内容不外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仅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气势不阔,后世因而称之为花间派。我们想象一下,在繁花香蝶、金玉琼銮之间穿梭的词作,格调会高到哪里去?那么随后就出现了南唐词,词人代表是五代南唐两主李璟李煜和元老冯延巳,他们终日纵情声色犬马,不图进取,词作多有颓靡浮艳的浓重色调。只有后主李煜的词,与花间词相比,境界有所扩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也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词风较之温庭筠等花间词人,甚至自己的父亲李璟,境界与气势都有所扩大,但李后主仍不算是开一代风气者,只能说是承前接后,一个使词风有所变易的杰出词人。整体上,晚唐五代的词属于贵族词,当时,词这一文学体裁还未正式走向民间大众,那么这似乎在预示着、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就是开一代豪放与旷达词风的苏东坡。

 在北宋,苏东坡之前有个叫柳永的大词人,他让晚唐五代词稍微贴近了大众,因为他出生卑微,词作也只写承平气象和羁旅之思。不得志后干脆写些才子佳人情郎情女,格调可以想见,至苏东坡出现,这种词风才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宋代学者胡寅对此的评价最为恰当,他在《酒过词序》里写道“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花间如古时衙门中的使唤公差一样低微,柳永不过也似卑贱的仆人一般。花间、南唐派词风,在苏东坡面前顿时黯然失色,小气萎靡了许多。这也正如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里所说的一样:“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如天地奇观,倾荡磊落,确实可以形容苏东坡的词风,他的词风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豪放。苏轼词的豪放,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盛赞过:“世言东坡不能歌……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苏词挟带着天风海雨之势,可见其气魄与胸襟,是何等豪放不羁。这种风格,至《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完全体现了出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单此一句就足以震烁古今,气势如江翻海倾,那种雄迈伟岸的胸襟,寄慨遥深的思绪,接千载而通万里,每一个字都如惊涛骇浪般撞击着后世读者的心灵,词作的瑰奇壮丽、豪迈辽阔之境,宋代以降无人匹敌。

一是旷放。苏轼另一种词风正是旷放,而形成这种风格正与他天生旷达幽默的情怀有关,这种旷达词风也是苏轼首创,清代学人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里说“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写的就是苏轼的旷放风格,代表作如那首“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无云留迹”亦名为《念奴娇》的词作。事实上,苏东坡的婉约词亦不输于前人,豪放、旷放之词更是信手捏来,真正地开启了有宋一代的词风。宋词境界也因为有了苏东坡而为之一变,后来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晃补之、贺铸,甚至豪放派另一名将辛弃疾,亦模之习之,却无人能过之,苏东坡但开风气不为师,天下却尽师之,是为一代宗师。

 

                         

文脉千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江山代有人才出,苏轼开宋词风气,这一历史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也无法动摇。事实上,每一种文学体裁诞生并发展后,都会有开风气的人出现,赋有司马相如,论有贾谊,骈文有庾信,唐代散文有韩愈柳宗元,那么当代文学,也就是清代以后、五四以后到现代,真正开文学一代风气的人有哪些呢?鲁迅是其一,他的杂文匕首投枪,所向披靡,确实开杂文一代风气。小说开风气的人呢,可以说是钱钟书沈从文他们,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该算在其中。现代诗歌开风气的人可以说是徐志摩等人,郭沫若还算不上。至于开散文一代风气的人,还真不好找,林语堂、周作人、汪曾祺他们算么?他们不是提倡闲适就是崇尚幽默,不是流于闲情逸致,就是耽于平庸琐事,笔触所及并不高远,眼界也不开阔,属于明清小品文与西方绅士散文的一种融合杂交物,缺乏黄钟大吕的风格,缺乏惊涛裂岸的气势,缺乏悲天悯人的关切,缺乏行路万里的虔诚,缺乏大江东去的豪情。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散文沉寂已久的天穹上,横空出世了一位开启一代文风的散文家学者,他,就是余秋雨先生。

余秋雨先生所创新的散文文体,被学术界文化界称为“文化散文”,这种散文气势磅礴、豪迈苍凉、雄奇沉郁,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诗人气质、忧思豪壮的名士风度,悲天悯人的学者情怀,在文章里,余秋雨先生与读者一起寻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与文化故乡。一篇篇“文化散文”在余秋雨笔下流淌,正如宋词到了苏东坡手中,一改柔靡之风,变得如塞外黄沙漫漫、江川之水奔腾,势如五岳凌云,气吞万里河山。余秋雨先生的散文确实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给当代散文的长流注入了刚劲的力度和遒劲的气势,洒脱而奔放,文风一启,则跟风者无数,正如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黄庭坚以及词人秦观,皆投苏东坡门下,极力模仿他的词风。

南宋学者俞文豹在《历代诗余引吹剑录》里论及苏东坡的词,说“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可见气势壮阔的“大江东去”四字完全成了苏东坡遒劲词风的代名词。那么,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风格,应该用什么词来概括呢。我这里可以给大家引一段余先生的文字,那段文字不是余先生散文中的篇章,出自余先生《山居笔记》台湾版的后记里,大陆文汇出版社第一版第366页也能读见。那次,他是受邀去台湾巡回演讲,因签证繁琐,停留香港,一人独坐在滨海的一座大厦边,远处海风天浪。从台湾回来后,余先生这样洒脱地写道:

 

我坐在奔达大厦的石阶上,一手搭着箱子,箱子里装着《文化苦旅》,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可以说话,长长的苦旅,我从古代走到现代,一下子走上了绝路,没有荆棘,没有险谷,没有陡坡,却是真正的绝路。一箱子的家常闲话,一箱子的窃窃私语,讲的全是有关我们这个和我一般气喘吁吁、体力不支的人种,想在大海的对岸,找到对谈者,但人和话语都困住了,我坐在石阶上,海阔浪高。

 

从古代到现在,历史与文化,荆棘与苦旅,余秋雨先生一路走来艰辛而潇洒。现在他面对着茫茫大海,希望找到晤谈的对象,可眼前只有蓝天碧涛,鸥鸟飞翔,余秋雨先生只能轻捋衣袖,独自坐在石阶上,遥望远方,远方所及,海阔浪高。

(全文一万字,一次连载,分四大段刊出了,读者翻检可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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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中华》:余秋雨的作品。我喜欢读余秋雨的文章:语言浑厚、圆熟、弹性、悠远、文化底蕴博大精深。李敖宣传自己说五百年才能出一个,我们活不过五百年,李大才子是否在吹牛,我们没法验证。余秋雨领风骚至少五十年,可以验证。江湖上对秋雨老师的指责甚多,惟独没人敢站出来像模像样评点一下他的文章。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喜欢余秋雨的文章,当年把他的《文化苦旅》压在枕头下,睡前必读一篇才能入睡,边边角角还幼稚地涂乌了若干“读后感”……至今仍能整篇背诵若干。今读《寻觅中华》惟恐稍微的歇息,便会损坏阅读美文才会有的饥渴感,故而一个通宵读完。我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于秋雨老师很不敬。他的文章,应该读三五言即停下来,抬头看看夜空,或者看看远方,再往下读……好在还会把它压在枕头下,还会一篇一篇地阅读、背诵。顺便说一句,余秋雨同时出版的《摩挲大地》多是已经出版过的“老货”,后面有三篇新货,写的是贵州几个少数民族地方的事情。同样值得认真一读。

 

 

杨长江,策划兼出版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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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的对比艺术赏析

文/韩金保

 

余秋雨先生作为文化学者、散文作家,他把学者的渊博与作家的才华融于一炉,让情感挟裹着独到的见识在“人文山水”间遨游,使哲理感悟充满了睿智的光芒。因此,他的《文化苦旅》也便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特有的风景。翻开书本,扑面而来的是那浓郁芳馥的文化氛围,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批判的眼光,感悟大千世界,认识人类自身,从而使作品显示出非凡的魅力。而对比艺术的运用,不能不说是起到了强有力的推波助澜、烘托渲染的作用。

一、对比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家机智的文化感悟。

散文是抒情艺术,不能不与作者主体意识联系起来。它在表现客观世界的同时,更侧重于表现作者的‘自我’情感,主体精神世界。每一篇散文作品都是作者个性的张扬,学习、精神、情操等最真实、最具体的展示。在《文化苦旅》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家的足迹遍及祖国大地,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余秋雨先生主体精神的流露,对祖国山水超人的文化感悟,而这种流露和感悟又往往给人以启迪、震撼,使读者不得不佩服作家独到的见识。

这里以《都江堰》的第一部分为例。在这一部分里,作家把长城和都江堰进行了美轮美奂地对比。对比之前,余秋雨匠心独运,不仅没有贬低长城,反而把长城歌颂到了一个至高至上的境地。 “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长城,已不能从地域上来界定了,它不只属于中国,它是世界文明的象征。说长城“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古老的长城,还是历史的见证。中华民族所有的屈辱与苦难、成就与辉煌,它都历历在目。没有了长城,到哪里去找这样公正刚直的巍巍证人。

先褒后比,难度增加了,但惟有这样跌宕回环的文势,才越能显示作家机敏的才华,独特的感悟和非凡的技巧。你看他不慌不忙地来一个“但是”,引出下文气势非凡地对比。

首先从时间上对比。“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这跟后文的“一查履历,长城还是它的后辈”遥相呼应。形象地印证了都江堰领先于长城。其次从规模上对比。“长城宏大”,都江堰“造福千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都江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两者比较,不相上下。第三从社会功用上对比。长城因“早已废弛”应该自叹弗如,而都江堰“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使“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又“沉着地”为“有了重大灾难”的我们民族&#144;提供庇护和濡养”r^langnp2p52 。惟其这样,“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都江堰,实实在在地是“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啊。功勋卓著、流芳千古的都江堰,岂是长城比得了的?最后从意义价值上对比。都江堰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是“灵动的生活”的文明,它“卑处一隅”“绝不炫耀、毫无所求”,有乡间母亲般的胸襟。哪像半是排场半是胆怯的长城摆出一副“僵硬的雕塑”的姿态,等着人们的修缮呢。都江堰,一个鲜活的流动的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精灵,长城,能比得了吗?

长城和都江堰都是我国两个著名的工程,本来毫无人气、灵气可言,但作家卓尔不群的文化感悟加上反复地对比,使得都江堰尽显了古老而又年轻的飒爽英姿、风流本色。

其实,《文化苦旅》中每篇精美散文都有这样的感悟,诸如《洞庭一湖》里的贬官文化,《莫高窟》圣洁、玄秘的底蕴,《贵州傩》里令人神往的傩祭傩戏等等,连人们司空见惯的夜雨在作家的笔下也显出了恢弘的蕴涵和无限的魅力。(见《文化苦旅·夜雨诗意》)

对比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家鲜明的情感体验。

读者看散文,除了能看到作家的文化感悟外,还可以透过作品看出作家的情感体验。书中这样的对比并不鲜见。《风雨天一阁》中藏书家范钦和其侄子范大澈的对比,范钦跟书法大师丰坊的比较,就表露出余秋雨对范钦的发自肺腑的敬佩与惊叹;《西湖梦》里有一段围绕着生命主题美的对比,“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和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这儿流淌的是作家对三位古人由衷的赞美。《华语情结》中一个又一个叫得出姓名跟叫不出姓名的华裔后人的描写,也无一不是倾注着作家饱满真诚的挚爱和钦敬。

《道士塔》中,通过对比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更多的情感体验应该是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对祖国辉煌灿烂文化的被毁的切肤痛心。

我们还是把目光退回到1900年5月26日清晨。当看管莫高窟的王道士早起清除积沙,突然,他发现了满满实实一洞的宝物。当时中国的官员是如何对待这些绝世珍宝的呢?“王道士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稍稍掂出了分量。甘肃学台、金石学家的叶炽昌建议藩台把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当中国官员的客厅里“茶香缕缕”的时候, “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一车队出发了。”“……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更可恨的是那该死的“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

强烈地对比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不仅是读者,只要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余秋雨先生写到这儿,当然愤慨了,激怒了,他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诺大的中国,竞存不下几卷经文。”但事实已经发生,作家只得无奈地悲怆:“我好恨”。 “我好恨”,三个字单独成行,力透纸背。作家恨什么?恨王道士为了几块银元而拱手送宝,恨中国官员目光短浅,恨外国冒险家廉价掠夺我国珍藏,恨自己未能早生几百年……虽然恨的内容作家并没有直接写出,但作家鲜明的个体爱憎,读者是能透彻地体悟到的。这,就是对比艺术的效果。

三 对比手法的运用,表现了作家强烈的人文精神。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余秋雨应邀在全国各地讲学,也同时游历了不少地方,而他“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这说明在他“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余秋雨语,见《文化苦旅·自序》)因此,他的文章也就当然盈满着可贵的人文精神。

《五城记·南京》里,为了突出南京的奇崛,突出南京“让人久久不能释怀”,作家把历代妓女跟南京的“秦淮八艳”比,“秦淮八艳”无论是哪一位,柳如是也好,董小婉也好,其具有的文化素养和政治见识,绝不是那些寻常历代妓女所能比拟的,从而使南京“整整一段政治文化史都染上了艳丽色彩”;把历代农民起义跟葬身紫金山的朱元璋和把南京定都为天京的洪秀全比,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又有哪一位有他们俩这样轰轰烈烈,壮怀昂扬,“闹成如此气象”的;把历代古都跟南京城比,历代古都又哪有南京城如此血腥和悲壮、凄惨和激烈。“一会儿被外寇血洗全城,一会儿在炮火中作历史性永诀,一次次搞得地覆天翻?”这三比,就比出了南京的人文底蕴毕竟不同于其它城市,毕竟要高出其它城市一筹,同时也就比出了南京的奇特和崛性来。

在文中,对比随处可见。作家还把南京跟北京、杭州比,赞扬南京的地理形势抒写着宽松畅达的人文思想。因为 “别的故都,把历史浓缩到宫殿”;而南京,“把历史溶解于自然”。而且在南京,“不存在纯粹学术性的参观,也不存在可以舍弃历史的游玩”。跟北京比,“北京是过于铺张的聚集”,跟杭州比,“杭州是过于拥挤的沉淀”,只有南京,“既不铺张也不拥挤,大大方方地畅开一派山水,让人去读解中国历史的大课题。”对比的运用,活灵活现地显示了南京地理位置的优越,作家强烈的人文精神也就通过盛赞充溢于字里行间。

没有文人的山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也不可能有山水的人文意义。经历多变的山川风物,江河大地,亭台楼阁之所以有了灵气,是因为有了历代文人墨客、官僚商贾等人的品评欣赏,于是,原本并无奇特之处的自然山水也就成了“人文山水”。

再以《狼山脚下》为例。中国的大山不少,狼山海拔只有100多米,充其量只能算是山中小弟,但是,狼山也是人文景观胜地,作家在文章的两个部分分别介绍了“初唐四杰”的骆宾王与清末状元的张謇,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历史名人,生活经历不同,创造的业绩不同,结局呢,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自然也大相径庭。两个名人,对比鲜明。

先看坟茔,骆宾王的小而冷僻,只在狼山脚下占了一个不到几平米的地方,而清末状元的张謇,死后的墓葬地气派就大得多了,占着整整一个南郊公园。再看业绩,骆宾王虽是幼年就能赋诗的文学天才,也曾投笔从戎,帮助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写了一篇“雄文劲采、痛快淋漓”的《讨武  檄》,但徐敬业失败后骆宾王便不知去向,传闻他出家皈依佛门,当了和尚,可惜他空有凌云志向,满腹经纶,只落得长影孤灯,向佛念经。而张謇却不同,他1894年中过状元,身处清王朝崩溃与北洋政权执政的混乱时代,在马关条约签定后,张謇主张兴实业、办教育,以挽救危亡的中国。他先后办了纱厂、油厂,冶铁厂、垦牧公司、轮埠公司,又办师范、职业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场、医院、气象台,狼山脚下搞成了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州——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张謇以自己的行动昭示了真正的中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着科学之外的蓬勃生命,这,岂是一  黄土之下的骆宾王所比得了的?

再拿诗句作比。骆宾王在“讨武  檄”中有“一  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的名句,这种颇近预言式的句子已是对他自己,扩大来说也是对中国文人神秘命运的写照,而张謇却截然不同,在狼山山顶上,有一副石刻对联: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举目四顾,海阔天空。其势着实气可吞天。张謇一生实践,虽未能完全实现宏愿,但也能基本上如愿。骆宾王呢,只能羡煞、气煞。

四 对比手法的运用,还显示了作家独特的审美价值。

看一个作家是否出色,主要是看他的作品,美学价值高的作品,也同时能折射出作家不同一般的审美观。《文化苦旅》就是一本能折射出余秋雨先生睿智的目光和独特审美价值的散文集。《白发苏州》的开头即是一绝好例子。

一开始,作家就把苏州置于世界大背景下去对比。先是跟美国比。“前些年,美国刚刚庆祝过建国200周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把他们两个世纪的历史表演得辉煌壮丽。”再跟澳大利亚比。澳大利亚也是200年国庆,热火朝天得“千帆竞发,确实也激动人心。”而“我们的苏州城,却悄悄地过了自己2500周年的生日” 2500:200,“简直有点让人发晕”吧。比一比,你美国、澳大利亚该排到哪个后生辈分上,自个掂量着去吧。

还嫌不够,又跟威尼斯相比。威尼斯算什么?当苏州“河道船楫如梭的时候”,你“威尼斯还是荒原一片”哩。而今的苏州,正“在清理河道,说要变成东方的威尼斯。”

这三比就比出了一个古老苏州、白发苏州来。开篇气势之大,扣题之巧,让人叹服。而超常的审美观,独特的对比角度更是让人折服。

《上海人》中,大大小小的对比有好几处。

徐光启是一个能将中西文化奇异组合的上海人,生前官至礼部尚书,死后被朝廷追封加谥,荣耀至极。如果单说徐光启怎样怎样,当然也可以,但因为缺少了参比对象,也就很难突出徐光启的“精明”,余秋雨是大家,自然懂得对比的妙处,于是,作家把他跟张居正相比,说他“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又把他跟海瑞比,说他“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又把他跟汤显祖比,说他“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因为参比对象都是历史名人,这样,便比出了一个“开通、好学、随和、机灵”的徐光启,比出了一个“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的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这样的审美角度就使徐光启的形象有了深度,厚度,文章的表达就更具说服力。

总之,在《文化苦旅》这本书中,作家广泛而娴熟地运用着对比这一常见的表现手法,不管是小到一两句的对比,抑或是整段整段的对比,也不管是一篇文章中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的对比。作家如椽之笔都能将其挥洒得出神入化,其变化之多,运用之妙,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击节赞叹。应该说,余秋雨先生对对比手法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看似随心所欲实则炉火纯青的地步。通过对比,作家的感悟、见识、睿智、情思全都融化在字里行间。《文化苦旅》的出现,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代散文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注:此文发在江西师范大学《读写月报》高中版)

作者单位:江苏通州市兴东中学 邮编:22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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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余秋雨生活在古代

 

文/肖平

 

如果余秋雨生活在古代,我估计他会是一名金榜题名的进士、著名文学家和仕途畅达的官吏,此乃传统中国文人的理想之路。论学问,他可以在殿试时高中三甲;论才气,他可以让自己的文章青史留名;论功名,他可以凭自己的聪明圆熟笑傲官场。他身上几乎凝聚了所有中国文人的特性,算得上一个标本,一个活在当今的中国古代文人标本。

像古代许多优秀文人一样,余秋雨少年得志,很早就表现出好学和聪颖的一面,加之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很快就由普通的士子做到教授、做到院长。如果放在古代的话,那是飞快地由秀才、举人一路做到翰林了。不但要敲锣打鼓报喜,而且要赶紧打点行装随时准备进京赴任的。作为优秀文人,除了写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像戏曲史、昆曲之类的,当然也得应上面的意思写点其它文章,就如同司马相如和李白写一些吹捧皇上的文章一样,完全不影响他作为文学家的地位和成就。

寄情山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通病。苏东坡到了赤壁,写下前后《赤壁赋》;欧阳修到了醉翁亭,写下《醉翁亭记》;余秋雨到了都江堰和敦煌,也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雄文。文人嘛,总是多愁善感,走到哪儿,都喜欢抒发自己的情感。

除了写作,余秋雨还对古代的书院和教育制度情有独钟,身体力行。作为一个著名文人,哪能不讲学,不教书,不带几个学生呢?孔子、孟子暂且不说,你看张之洞、梁启超、胡适他们,即使做了大官,日理万机,也把讲学作为头等大事。这一点,余秋雨真是做得很不错。虽然常在青歌赛当评委,在电视台“秋雨时分”与年轻学士论道,有些人看不惯,但有谁知秋雨老师的一片苦心呢?

最近,余秋雨故居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有的人不以为然,我却认为是好事。放眼中华,当今有几个名人故居是真迹,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赝品。包括李白故居、杜甫草堂概不例外——而莎士比亚故居、托尔斯泰故居庄园确是货真价实的原装货。

如果余秋雨生活在唐代,他的名字或许可以跟韩愈排在一起;如果余秋雨生活在宋代,那么他跟欧阳修、苏东坡可能是文坛兄弟或官场同僚。总之,余秋雨如果生活在古代,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既能写漂亮文章又能做太守一级官职的典型文人。

 

肖平,成都著名作家,文史专家,现成都图书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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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品读

再读余秋雨

 

文/阿琪

 

    经常听到别人批评余秋雨先生,我基本保持沉默。一来我个性不张扬,不喜欢成为众矢之的;二来,喜欢谁,或者不喜欢谁,实在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甚至有人把自己喜欢的书比作女人的私密内衣,轻易不透露给别人看,除非他乡遇故知。呵呵。

    年初,大雪封路的时候,我坐在家里发呆,对自己说,如果要找一本旧书来重读一遍,我会选择哪一本呢。在书房里巡视了一遍,最后居然把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找了出来。他的《一个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苏东坡突围》,《十万进士》,《历史的暗角》等等篇章,带给我的阅读冲击,并不亚于初读的那次。

    也是因为这几篇文章,奠定了我对余老师的基本的美好的观感。以后,无论别人说他什么,或者他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惹了众人不开心,都不会转变我对余老师其人其文的基本观感。这就有点象对待自己的一个相识多年的师长与朋友。他荣耀了,他沦落了,并不能改变我对他的尊敬和关注。

    我想,吸引我去一读再读的,是他的文章里,充沛的,时时涌动的激情。他的文字是有温度的。他的观点是有倾向的。他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他把不忍细看的历史撕开,让今天的我们去读,去想。他是一个坐拥书斋的饱学之士,却不艰涩。他是一个风尘满面的行走者,却不粗糙。

    我一直觉得余老师的内心其实是一个诗人。我只看见多少所谓的文人为了窥视一个位置,一个出国机会,一个女人,一块蛋糕,明争暗斗,斯文扫地。却只看见余老师轻易就辞去了名利双收的学院院长的位置,转身离去。那是何等的勇气。

    戏曲舞台上的关云长挂印封金,扬长而去,是为了成全他桃园三结义的兄弟之情;余老师的作为,不为他人,只为了成就他自己的一个读书人的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内心没有一点份量的人,是断然做不出如此潇洒之举的。

    读书是行夜航船,一路走一路读,你遇见的经常是一些面目模糊,言语无味的人,而终于有一天,你读到了《文化苦旅》,读到了《山居笔记》,读到了一个热情而真诚的人。当然,他是才子,难免也有一些让人皱眉的才子气。但是,我们却还是宁愿听一个真性情的才子胡侃一晚上,也不想与一个面目不清,言语寡味的人絮叨一刻钟。

     另外,作为男人,余老师好象也没有绯闻。他和美女马兰,才子佳人,花好月圆的幸福生活,让我们看了赏心悦目,内心欢喜。似乎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并不是世上所有的男人,都是花心的。也并不是世上所有的爱情,都是靠不住的。

 

 

阿琪:本名黄少云,专栏作家、畅销书作家。江苏人,现旅居北京。

职业资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

        1995年,中短篇小说集《影子朋友阿琪》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年,散文集《女孩子的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6年,小说集《女性聊斋》新华出版社出版。

        1998年,长篇小说《一世情缘》台湾红杏出版社。

        2002年,采访实录《写字也流行》北京出版社。

        2004年,随笔《单人房双人床——一个单身女子的原生态生存手记》重庆出版社。

        2005年,随笔《寂寞桃花》重庆出版社。

        2006年,随笔《我是谁的多宝鱼》中信出版社。

        2006年,情感笔记小说《果果的夜宴》。

        2007年,随笔《落花流水》中信出版社。

        2008年,随笔精选集《京城可采莲》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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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经典

    沙原隐泉
  沙漠中也会有路的,但这儿没有。
  远远看去,有几行歪歪扭扭的脚印。
  顺着脚印走吧?不行,被人踩过了的地方反而松得难走。只能用自己的脚,去走一条新路。回头一看,为自己长长的脚印高兴。不知这行脚印,能保存多久?
  挡眼是几座巨大的沙山。只能翻过它们,别无他途。上沙山实在是一项无比辛劳的苦役。刚刚踩实一脚,稍一用力,脚底就松松地下滑。用力越大,陷得越深,下滑也越加厉害。才踩几脚,已经气喘,不禁恼怒。
  我在浙东山区长大,在幼童时已经能够欢快地翻越大山。累了,一使蛮劲,还能飞奔峰巅。这儿可万万使不得蛮劲。软软的细沙,也不硌脚,也不让你磕撞,只是款款地抹去你的全部气力。你越发疯,它越温柔,温柔得可恨至极。无奈,只能暂息雷霆之怒,把脚底放松,与它厮磨。
  要腾腾腾地快步登山,那就不要到这儿来。有的是栈道,有的是石阶,千万人走过了的,还会有千万人走。只是,那儿不给你留下脚印——属于你自己的脚印。来了,那就认了吧,为沙漠行走者的公规,为这些美丽的脚印。
  心气平和了,慢慢地爬。沙山的顶越看越高,爬多少它就高多少,简直像儿时追月。
  已经担心今晚的栖宿。狠一狠心,不宿也罢,爬!再不理会那高远的目标了,何必自己惊吓自己。它总在的,看也在,不看也在,那么,看又何益?
  还是转过头来打量一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吧。我竟然走了那么长,爬了那么高!脚印已像一条长不可及的绸带,平静而飘逸地画下了一条波动的曲线,曲线一端,紧系脚下。
  完全是大手笔,不禁钦佩起自己来了。
  不为那越来越高的山顶,只为这已经画下的曲线,爬。
  不管能抵达哪儿,只为已耗下的生命,爬。
  无论怎么说,我始终站在已走过的路的顶端——永久的顶端,不断浮动的顶端,自我的顶端,未曾后退的顶端。
  沙山的顶端是次要的。爬,只管爬。
  脚下突然平实,眼前突然空阔,怯怯地抬头四顾——山顶还是被我爬到了。
  完全不必担心栖宿,西天的夕阳还十分灿烂。
  夕阳下的绵绵沙山是无与伦比的天下美景。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进行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风,把风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
  于是,满眼皆是畅快,一天一地都被铺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净净。色彩单纯到了圣洁,气韵委和到了崇高。
  为什么历代的僧人、信众、艺术家要偏偏选中沙漠沙山来倾注自己的信仰,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站在这儿,我懂了。我把自身的顶端与山的顶端合在一起,心中鸣起了天乐般的梵呗。
  刚刚登上山脊时,已发现山脚下尚有异相,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鸟瞰一过,此时才敢仔细端详。那分明是一湾清泉,横卧山底。
  动用哪一个藻饰词,都会是对它的亵渎。只觉它来得莽撞,来得怪异,安安静静地躲藏在本不该有它的地方,让人的眼睛看了很久还不大能够适应。再年轻的旅行者,也会像慈父心疼女儿一样叫一声: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也跑来了!
  是的,这无论如何不是它来的地方。要来,该来一道黄浊的激流,但它是这样清澈和宁谧。或者,来一个大一点的湖泊,但它是这样纤瘦和婉约。按它的品貌,该落脚在富春江畔,雁荡山间,或是从虎跑到九溪的树阴下。
  漫天的飞沙,难道从未把它填塞?夜半的飓风,难道从未把它吸干?这里可曾出没过强盗的足迹,借它的甘泉赖以为生?这里可曾蜂聚过匪帮的马队,在它身边留下一片污浊?
  我胡乱想着,随即又愁云满面。怎么走近它呢?我站立峰巅,它委身山底。向着它的峰坡,陡峭如削。此时此刻,刚才的攀登,全化成了悲哀。
  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
  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亟亟地来试探下削的陡坡。
  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亲近。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咬一咬牙,狠一狠心。总要出点事了,且把脖子缩紧,歪扭着脸上肌肉把脚伸下去。一脚,再一脚,整个骨骼都已准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
  然而,奇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才两脚,已出溜下去好几米,又站得十分稳当。不前摔,也不后仰,一时变作了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
  再稍用力,如入慢镜头,跨步若舞蹈,只十来下,就到了山底。
  实在惊呆了:那么艰难地爬了几个时辰,下来只是几步!想想刚才伸脚时的悲壮决心,哑然失笑。康德说,滑稽是预期与后果的严重失衡,正恰是这种情景。
  来不及多想康德了,亟亟向泉水奔去。
  一湾不算太小,长可三四百步,中间最宽处相当一条中等河道。水面之下,漂动着丛丛水草,使水色绿得更浓。竟有三只玄身水鸭,轻浮其上,带出两翼长长的波纹。真不知它们如何飞越万里关山,找到这儿。水边有树,不少已虬根曲绕,该有数百岁高龄。
  总之,一切清泉静池所应该有的,这儿都有了。至此,这湾泉水在我眼中又变成了独行侠——在荒漠的天地中,全靠一己之力,张罗出了一个可人的世界。
  树后有一陋屋,正迟疑,步出一位老尼,手持悬项佛珠,满脸皱纹布得细密而宁静。
  她告诉我,这儿本来有寺,毁于二十年前。我不能想象她的生活来源,讷讷地问,她指了指屋后一路,淡淡说:会有人送来。
  我想问她的事情自然很多,例如,为何孤身一人长守此地?什么年岁初来这里?终是觉得对于佛家,这种追问过于钝拙,掩口作罢。目光又转向这脉静池,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唯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
  以此推衍,人生、世界、历史,莫不如此。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唯其这样,人生才见灵动,世界才显精致,历史才有风韵。
  因此,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当她在陋室里听够了一整夜惊心动魄的风沙呼啸时,明晨,即可借明净的水色把耳根洗净。当她看够了泉水的湛绿时,抬头,即可望望灿烂的沙壁。
  山,名为鸣沙山;泉,名为月牙泉。皆在敦煌县境内。

  点评一:
  每个人都会有的爬山心得,被作者描摹得细致入微。对泉水的拟人化描写,透露出作者胸中迷人的丘壑。小夜曲般的独奏,呈现的却是“寻找”与“隐匿”的主题。对自然造化的礼赞,因为作者的虔诚,使本来略显做作的感悟也可令人接受。(老愚)

  点评二:
  本文看上去就像一首散文诗。作者对上、下鸣沙山有着饱含质感的描述。然后对隐于鸣沙山的月牙泉进行抽象的精神分析,并一步推衍至人生、世界、历史的开阔语境,对此,好之者自然会看出深度、大气之类,恶之者则以为勉为其难。倒是“独行侠”用词精准,尤其是那个从泉边陋屋闪出的老尼,让人眼睛陡然一亮。(马策)

  点评三:
  本文写景述理。第一部分写关于沙中的脚印的思考,表达的意象是人应走自己的路,开自己的道。第二部分写爬山的感悟,那些关于“顶端”的议论多少有点禅悟禅意。第三部分写游月牙泉,赞月牙泉,悟游泉之路——不上高峰发现不了月牙泉,上了高峰又难以亲近它。第四部分是作者概括和联想部分,是对全文的升华和揭旨。(廖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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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经典

  问卜殷墟

  找回夏商周,花费了我很长的时间。
  一九七六年深秋下山时,满脑子还是“黄帝纪年”,只想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关顾一下家人的安危,然后快速回到那个纪年。没想到,山下的变化翻天覆地,我一时回不去了。
  山下,灾难已经告一段落,古老的土地宣布要向世界开放,而且立即在经济上动了起来。但我觉得,这最终应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因为如果不从精神价值上与世界对话,一切努力都可能成为镜花水月。而且,到时候会是破碎的镜、有毒的花、浑浊的水、昏暗的月。
  怀着这种深深的忧虑,我做了很多事情。
  先是花费八年时间集中钻研世界十几个国家的人文典籍,与中国文化对照,写成一本本书出版。后来又被自己所在学院的同事们选为院长,由于做得不错,被上级部门看中,一时仕途畅达。这一切,使我的个人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我对中华文化的忧虑。
  之后,这种忧虑越来越重。于是,出乎众人意料,我突然辞去一切职务,也离开了原来的专业领域,形影孤单地向荒凉的原野走去。
  “在这样的官位上你还是全国最年轻的,当然也最有前途,为什么辞得那么坚决?”三位领导者一起找我谈话,这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怕说了真话有“故作深刻”之嫌,只好“浅薄”地笑一笑,摇摇头。
  两位老教授找上了我,说:“你已经是我们这个领域的顶级学术权威,而且会一直保持下去,这多不容易,为什么硬要离开?”
  我还是笑一笑,摇摇头。
  几个老同学更是竭力阻止:“这年头多少文化人都在忙着出国深造,谁像你,打点行装倒着走?”
  我又是笑一笑,摇摇头。
  我知道,自己这么做,确实违逆了当时身边卷起的一股股大潮。
  违逆着做官的大潮、学术的大潮、出国的大潮“倒着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肩膀摩擦着千万人的肩膀,一个人的脚步妨碍了千万人的脚步,总是让人恼火、令人疑惑的。我只管在众人的大呼小叫中谦卑躲让、低头赶路,终于,发觉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少。
  怯生生地抬头一看,只见长河落日,大漠荒荒。

  这次独行,与半山藏书楼时的情景已经大不一样。
  当年只是天下困顿,躲在一角猜测猜测黄帝的传说;而现在,一种有关中华文化命运的责任,实实在在地压到了自己肩头。
  我看到中华文化突然出现了新的活力,但是,它能明白自己是谁吗?它的明天会怎么样?
  这么一个大问题,突然变得急不可待。
  在我之前的一百年前,中华文化濒临灭亡,也全然忘了自己是谁。有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站出来,让它恢复了记忆。记忆一旦恢复,局面就全然改观。
  这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不是通过向来文人所期盼的方式,例如创立学派、发表宏论等,来做成事情的,而是通过实物考证和现场踏勘,平平静静让一两个关键记忆慢慢恢复。
  他们恢复的关键记忆,与夏商周有关。
  夏商周!当年我离开半山藏书楼下山时,割舍不下的正是夏商周,现在绕了一大圈,又接上了。
  我心中闪现得最多的是那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奇怪面影,他们几乎成了我后来全部苦旅的最初动力。
  因此,我要腾出一点篇幅,比较详细地说一说他们。顺便,也弥补一下我搁置已久的夏商周。

  十九世纪末,列强兴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文化像水,而领土像盘,当一个盘子被一块块分裂,水怎么还盛得住?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趋势都束手无策。
  人类很多古文明就是这样中断的,相比之下,中华文化的寿命已经够长。
  它有一万个理由延续下去,却又有一万零一个理由终结在十九世纪,因此,这一个“世纪末”分量很重。
  时间很紧,从一八九五年开始世纪末倒计时,每年都危机频传,而且越来越凶险。一八九六、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
  没有挽歌,但似乎隐隐听到了丧钟。
  一八九九,深秋,离二十世纪只隔着三阵风、一场雪。
  十九世纪最后几个月,北京城一片混乱。无能的朝廷、无知的农民、无状的列强,打斗在肮脏的街道和胡同间。商店很少开业,居民很少出门,只有一些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粮店和药店,还会闪动着几个慌张的身影。据传说,那天,宣武门外菜市口的一家中药店接到过一张药方,药方上有一味药叫“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的龟甲和兽骨,上面间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这张药方的人,叫王懿荣。
  王懿荣是个名人,当时京城顶级的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他还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他对古代彝器上的铭文做过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尔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的古文字,立即敏感起来,不仅收购了这家中药店里的全部“龙骨”,而且嘱人四处再搜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余块有字甲骨。他收购时出钱大方,又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重的文物,不少人为了钱财也纷纷加入寻找有字甲骨的队伍当中。
  我没有读到王懿荣从自己的药包发现甲骨文的具体记载,而且当时药店大多是把“龙骨”磨成粉末再卖的,上面说的情节不足以全信,因此只能标明“据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个深秋,有字甲骨由他发现了。
  在他之前,也有人听说过河南出土过有字骨板,以为是“古简”。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速作出判断,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史记》中“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
  那就太令人兴奋了。从黄帝开始的传说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遥想过,却一直缺少实证;而眼前出现的,分明是那个时候占卜用的卜辞,而且是实实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询问天意,大事小事都问。最大的事,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吉、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仗,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并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结果刻上。
  我们的祖先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知遇到过多少灾祸和挑战,现在,终于可以听到他们向苍天的一句句问卜声了。
  问得单纯,问得具体,问得诚恳。问上帝,问祖宗,有祭祀,有巫祝,日月星辰,风霜雨雪,问天也就是问地。
  为什么三千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深秋?为什么在地下沉默了那么久的华夏先人,会在这个时候咣当一声掷出自己当年的问卜甲骨,而且哗啦啦地流泻出这么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华夏先人强烈地感知到了,他们的后代正面临着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危难。
  他们显然有点生气,掷出甲骨提醒后代:这是多少年的家业了,怎么会让外人糟蹋成这样?
  他们甚至恼怒了,掷出甲骨责斥后代:为何这么垂头丧气?至少也要问卜几次,最后探询一下凶吉!
  王懿荣似乎有点听懂。他放下甲骨,站起身来。

  门外,要王懿荣关心的事情太多了。
  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半年之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这八个国家的国名以及它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不想在这里复述了。我只想说一个结果,一九&#9675;&#9675;年八月十五日(农历七月二十一日)早晨,王懿荣被告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逃离北京。
  王懿荣,这位大学者这时又担负着北京城的防卫职务。他头上多了一个官衔——“京师团练大臣”,代表朝廷与义和团联系,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在中国历代关及民族安危的战争中,开始总有不少武将在战斗,但到最后还在抵抗的经常是文官,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恐怕也与中华文化的气节传承有关。王懿荣又是这样,他觉得首都沦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职,尽管责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越不应该离开职守,但又不能以中国首都防卫官员的身份束手就擒,成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证明他们胜利的道具。
  于是,唯一的选择是,在已经沦陷的北京城内,在朝廷离开之后,在外国侵略者还没有来到眼前的这一刻,自杀殉国。
  他自杀的过程非常惨烈。
  先是吞金。金块无毒,只是凭着特殊的重量破坏肠胃系统,过程缓慢,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他挣扎许久仍然没有死。
  于是喝毒药。在已经被破坏的肠胃系统中灌进剧毒,感觉必定是撕肝裂胆,但他居然还是没有死。
  最后,他采取了第三项更彻底的措施,爬到了井边,投井而死。
  从吞金、饮毒到投井,他硬是把官员的自杀方式、市民的自杀方式和农人的自杀方式轮了一个遍,等于以三度誓词、三条道路走向了灭绝,真正是义无反顾。
  他投井之后,他的妻子和儿媳也随之投井。
  这是一口灰褐色的砖井。此刻这里非常平静,没有惊叫,没有告别,没有哭泣。一个文明古国首都沦陷的最高祭奠仪式,完成在这个平静的井台边。
  事后,世事纷乱,谁也不记得这一口砖井和这三条人命。老宅和老井也渐渐荒颓。
  只在很久以后,王懿荣家乡山东烟台福山来了几个乡亲,带走了几块井砖,作为纪念。
  我一直认为,王懿荣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国难当头的关口上成了民族英雄。他研究的是金石,自己却成了中国文化中铿锵的金石;他发现的是“龙骨”,自己却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龙骨”。
  我相信,他在决定自杀前一定在书房里徘徊良久,眼光最不肯离舍的是那一堆甲骨。祖先的问卜声他最先听到,却还没有完全听懂。这下,他要在世纪交替间,为祖先留下的大地问一次卜。
  问卜者是他自己,问卜的材料也是他自己。
  凶耶,吉耶?他投掷了,他入地了,他烧裂了,裂纹里有先兆可供破读了。
  当时,八国联军的几个军官和士兵听说又有一位中国官员在他们到达前自杀。他们不知道,这位中国官员的学问,一点儿也不亚于法兰西学院的资深院士和剑桥、牛津的首席教授,而他身后留下的却是全人类最早的问卜难题。
  一九&#9675;&#9675;年的北京,看似败落了,但只要有这一口砖井、这一堆甲骨,也就没有从根本上陨灭。
  一问几千年,一卜几万里,其间荣辱祸福,岂能简单论定?

  王懿荣为官清廉,死后家境拮据,债台高筑。他的儿子王翰甫为了偿还债务,只能出售父亲前几个月搜集起来的甲骨。王翰甫也是明白人,甲骨藏在家里无用,应该售给真正有志于甲骨文研究的中国学者,首选就是王懿荣的好友刘鹗。
  刘鹗?难道就是那个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不错,正是他。
  刘鹗怀着对老友殉难的巨大悲痛,购买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接过了研究的重担。同时他又搜集了好几千片甲骨,在《老残游记》发表的同一年,一九&#9675;三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使甲骨文第一次从私家秘藏变成了向民众公开的文物资料。
  刘鹗本人也是一位资深的金石学家,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地划定了朝代,学术意义重大。殷,也就是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地之后对商的别称,一般称做商殷,或殷商。商因迁殷而达到极盛,是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在开创之初总是杀气逼人,刘鹗也很快走向了毁灭。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五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被罗织了罪名,流放新疆。罪名之一是“擅散太仓粟”,硬把好事说成坏事;罪名之二是“浦口购地”,硬把无事说是有事。一九&#9675;九年刘鹗在新疆因脑溢血而死。
  你看,发现甲骨文只有十年,第一、第二号功臣都已经快速离世。离世的原因似乎都与甲骨文无关。这里是否隐藏着一种诅咒和噩运?不知道。
  但是,这并没有阻吓中国学者。一种纯粹而又重大的学术活动必然具有步步推进的逻辑吸引力,诱使学者们产生惊人的勇气,前仆后继地钻研下去。
  西方考古学家在发掘埃及金字塔,发掘古希腊迈锡尼遗址和克里特遗址的时候,都表现出过这样的劲头,这次轮到中国学者了。
  刘鹗家里的甲骨文拓本,被他的儿女亲家、另一位大学者罗振玉看到了。他一看就惊讶,断言这种古文字连汉代以来的古文学家张敞、杜林、扬雄、许慎等也都没有见到过,因此立即觉得自己已经领受了一种由山川大地交给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他写道:

  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罗振玉以深厚的学养,对甲骨文进行释读。
  在此前后,他还深入地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的石室文书、古代金石铭刻、汉晋简牍,呈现出一派大家气象。对甲骨文,他最为关心的是出土地点,而不是就字论字,就片论片。因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点,才能理清楚整体背景和来龙去脉。事实证明,这真是高人之见。
  在罗振玉之前,无论是王懿荣还是刘鹗,都不知道甲骨文出土的准确地点。他们被一些试图垄断甲骨买卖的古董商骗了,以为是在河南的汤阴,或卫辉。罗振玉深知现场勘察的重要,他的女婿,也就是刘鹗的儿子刘大坤曾到汤阴一带寻找过,没有找到。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在罗振玉心上。终于,一九&#9675;八年,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使罗振玉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一个村落,叫小屯。
  洹河边?罗振玉似有所悟。他派弟弟和其他亲友到小屯去看一看,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很不容易走下来的路程。到了以后一看,实在令人吃惊。
  当地村民知道甲骨能卖大钱,几十家村民都在发疯般地大掘大挖。一家之内的兄弟老幼也各挖各的,互不通气;等到古董商一来,大伙成筐成箩地抬来,一片喧闹。为了争夺甲骨,村民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连村里的小孩子也知道在大人已经捡拾过的泥土堆里去翻找,他们拿出来的甲骨虽然大多是破碎的,却也有上好的佳品。罗振玉的弟弟一天之内就可以收购到一千多片。
  罗振玉从弟弟那里拿到了收购来的一万多片甲骨,大喜过望,因为准确的出土地点找到了,又得到了这么多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宝贝。但是,他又真正地紧张起来。
  一个最简单的推理是:村民们的大掘大挖虽然比以前把甲骨当做药材被磨成粉末好,至少把甲骨文留存于世间了,但是,为什么在小屯村会埋藏这么多甲骨呢?刘鹗已经判断甲骨文应该是“殷人刀笔文字”,那么,小屯会不会是殷代的某个都城?
  如果是,那么,村民们的大掘大挖必定是严重地破坏了一个遗址。
  这是最简单的推理,连普通学者也能想出。罗振玉不是普通学者,他从小屯村紧靠洹河的地理位置,立即联想到《史记》所说的“洹水南殷虚上”,以及唐人《史记正义》所说的“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冢殷虚”。
  他凭着到手的大量甲骨进行仔细研究,很快得出结论,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稳定、最长久的都城遗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辞就是殷王室之物。
  为什么殷墟的被确定如此重要?因为这不仅是从汉代以来一直被提起的“殷墟”这个顶级历史地名的被确定,而且是伟大而朦胧的商代史迹的被确定。从此,一直像神话般缥缈,因而一直被史学界“疑古派”频频摇头的夏、商、周三代,开始从传说走向信史。
  这是必须亲自抵达的。一九一五年三月,罗振玉终于亲自来到了安阳小屯村。早上到的安阳,先入住一家叫“人和昌栈”的旅馆,吃了早饭就雇了一辆车到小屯。他一身马褂,戴着圆框眼镜,显得有点疲倦,这年他四十九岁。这是中国高层学者首次出现在殷墟现场。
  文化史上有一些看似寻常的脚步会被时间记得,罗振玉那天来到殷墟的脚步就是这样。这可能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中国传统学者那种皓首穷经、咬文嚼字或泛泛游观、微言大义的集体形象出现了关键的突破。
  小屯的尘土杂草间踏出了一条路,在古代金石学的基础上,田野考察、现场勘探、废墟释疑、实证立言的时代开始了。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出现了最不可思议的三层图像:现实社会被糟践得越来越混乱,古代文化被发掘得越来越辉煌,文化学者被淬炼得越来越通博。罗振玉已经够厉害的了,不久他身边又站起来一位更杰出的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比罗振玉小十一岁,在青年时代就受到罗振玉的不少帮助,两人关系密切。相比之下,罗振玉对甲骨文的研究还偏重于文字释读,而到了王国维,则以甲骨文为工具来研究殷代历史了。
  一九一七年,王国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从来没有被证实过的《史记•殷本纪》所记的殷代世系,同时又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讹。此外,他还根据甲骨文研究了殷代的典章制度。
  王国维的研究,体现了到他为止甲骨文研究的最高峰。
  王国维是二十世纪前期最有学问又最具创见的中国学者,除了甲骨文外他还在流沙坠简、敦煌学、魏石经、金文、蒙古史、元史、戏曲史等广阔领域作出过开天辟地般的贡献。他对甲骨文研究的介入,标志着中国最高文化良知的郑重选择。而且由于他,中国新史学从一片片甲骨中奠基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国维还是延续了甲骨文大师们难逃的悲惨命运,也走上了自杀之途。难道,甲骨文石破天惊般出土所夹带起来的杀伐之气还没有消散?
  王国维之死,不如王懿荣慷慨殉国那么壮烈,也没有刘鹗猝死新疆那么窝囊。他的死因一直不明不白,历来颇多评说。我想,根本原因是,他负载了太重的历史文化,又面对着太陌生的时局变化。两种力量发生撞击,他正好夹在中间。这里边,甲骨文并不是把他推向死亡的直接原因,却一定在压垮他的过程中增添过重量。
  这种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也压垮了另一位甲骨文大师罗振玉。罗振玉并没有自杀,却以清朝遗民的心理谋求复辟,后来还在伪满洲国任职,变成了另一种精神自戕。
  甲骨文中有一种“贞人”,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我觉得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都可以看成是现代“贞人”,他们寻找,他们记录,他们破读,他们“占卜”。只不过,他们的职业过于特殊,他们的命运过于蹊跷。
  在王国维自杀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也许,是王国维的在天之灵在偿还夙愿?一九二八年,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派王国维的学生董作宾前往殷墟调查,发现那里的文物并没有挖完,那里的古迹急需要保护。于是研究院决定,以国家学术机构的力量科学地发掘殷墟遗址。院长蔡元培还致函驻守河南的将军冯玉祥,派军人驻守小屯。
  从此开始,研究院对殷墟遗地连续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董作宾,以及后来加入的具有国际学术水准的李济、梁思永等专家合力组织,使所有的发掘都保持着明确的坑位记录,并对甲骨周边的遗迹、文化层和多种器物进行系统勘察,极大地提高了殷墟发掘的学术价值。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在第十三次发掘时发现了YH127甲骨窖穴,这是奇迹般的最大收获,因为这里是古代留下的一个皇家档案库。
  后来,随着司母戊大方鼎的发现和妇好墓的发掘,商代显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美丽,也越来越伟大了。
  甲骨文研究在不断往前走。例如,董作宾对甲骨文断代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后移居台湾;比他大三岁的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也用心地研究了甲骨文和商代史,后来在大陆又与胡厚宣等主编了收有四万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
  由此看来,一九二八年似乎是个界限,甲骨文研究者不再屡遭噩运了。但是,仍然有一项发掘记录让我读了非常吃惊,那就是在YH127这个最大的甲骨窖穴发现后装箱运至安阳火车站的时候,突然产生了奇特的气象变化。殷墟边上的洹河居然向天喷出云气,云气变成白云,又立即变成乌云,并且很快从殷墟上空移至火车站上空,顿时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倾泻在装甲骨的大木箱上。
  再明白不过,上天在为它送行,送得气势浩荡,又悲情漫漫。

  此刻我站在洹河边上,看着它深邃无波,便扭头对我在安阳的朋友赵微、刘晓廷先生说:“与甲骨文有关的事,总是神奇的。”
  靠着甲骨文和殷墟,我们总算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商殷时代,可能比孔子还清楚,因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没有见过甲骨文。孔子曾想搞清商殷的制度,却因文献资料欠缺而无奈叹息。但他对商代显然是深深向往的,编入《诗经》的那几首《商颂》今天读来还会让所有中国人心驰神往。据说孔子有可能亲自删改过《诗经》,如果没有,那也该非常熟悉,因为这是那个时代大地的声音。
  我不知道如何用现代语言来翻译《商颂》中那些简古而宏伟的句子,只能时不时读出其中一些断句来:

  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
  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汤,
  正域彼四方。
  ……
  商邑翼翼,
  四方之极。
  赫赫厥声,
  濯濯厥灵。
  寿考且宁,
  以保我后生。

  还有很多更热情洋溢的句子。基本意思是:商殷,受天命,拓疆土,做表率,立准则,政教赫赫,威灵盛大,只求长寿和安宁,佑护我万代子孙……
  这些句子几乎永远地温暖着风雨飘摇的中国历史,提醒一代代子孙不要气馁,而应该回顾这个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使这些华美的句子落到了实处,让所有已经拒绝接受远古安慰的中国人不能不重新瞪大了眼睛。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华夏先祖是通过一次次问卜来问鼎辉煌的。因此,辉煌原是天意,然后才是人力。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华夏民族不仅早早地拥有了都市、文字、青铜器这三项标志文明成熟的基本要素,而且在人类所有古代文明中早早建立了最精密的天文观察系统,创造了最优越的阴阳合历,拥有了最先进的矿产选采冶炼技术和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设置了最完整的教学机构。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商代的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举凡外科、内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医学门类都已经影影绰绰地具备,也有了针灸和龋齿的记载。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商代先人的审美水平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司母戊大鼎的气韵和纹饰、妇好墓玉器的繁多和精美,直到今天还让海内外当代艺术家叹为观止,视为人类不可重复的奇迹。
  当然,甲骨文和殷墟还告诉人们,商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关系,以及当时中原地区有着什么样的自然环境、温度气象和野生动物。
  这么一个朝代突然如此清晰地出现在兵荒马乱、国将不国的二十世纪前期,精神意义不言而喻。中国人听惯了虚浮的历史大话,这次,一切都是实证细节,无可怀疑。
  许多无可怀疑的细节,组合成了对这个民族的无可怀疑。三千多年前的无可怀疑,启发了对今天和明天的无可怀疑。
  那么,就让我们重新寻找废墟吧。

  一切都像殷墟,处处都是卜辞。每一步,开始总是苦的,就像王懿荣、刘鹗、王国维他们遭受的那样,但总有一天,会在某次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中,接受历史赐给我们的厚礼。
  这又让我联想到了欧洲。大量古希腊雕塑的发现,开启的不是古代,而是现代。几千年前维纳斯的健康和美丽,拉奥孔的叹息和挣扎,推动的居然是现代精神启蒙。
  在研究甲骨文和殷墟的早期大师中,王国维对德国的精神文化比较熟悉,知道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温克尔曼、莱辛等人如何在考证古希腊艺术的过程中完成了现代阐释,建立了跨时空的美学尊严,并由此直接呼唤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贝多芬。在他们之前,德国如此混乱落后;在他们之后,德国文化光耀百世。此间的一个关键转折,就是为古代文化提供现代阐释。
  王国维他们正是在做这样的事。他们所依凭的古代文化,一点儿也不比古希腊差,他们所具备的学术功力,一点也不比温克尔曼、莱辛低。只可惜,他们无法把事情做完。
  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那就出发吧。什么都可以舍弃,投身走一段长长的路程。
  问卜殷墟,问卜中华,这次的“贞人”,是我们。


  点评一:
  这是一篇文化导游。作者如数家珍,为我们讲述殷商文明复活的故事。故事是旧的,讲述者袒露的情怀却是异常动人的。作为一个自觉的文化传人,其字里行间洋溢着以传递文化薪火为己任的澎湃激情。(老愚)

  点评二:
  1989年辞职后,作者走上漫长文明寻访的实证式“苦旅”,第一站为殷墟。本文记叙殷墟发现及甲骨文研究事迹,思绪颇多,大有为往圣继绝学的伟大抱负。(马策)

  点评三:
  问卜殷墟,找回了夏商周,找回了民族的记忆。三千多年前,华夏民族就拥有了都市、文字、青铜器这三项标志文明成熟的基本要素,并且在天文、历法、矿冶、农技、医学、教育等诸多领域成为独步者与引领者。这种问卜是一种开掘,更是一种浇铸,使华夏文明的基座稳固如山。问卜中华,从遥远辉煌的根脉中汲取养料,问鼎现代辉煌,这应该是作者的另一个良苦用心。
  作者把着力点放在让湮没的辉煌重见天日的过程里,以个体生命的艰辛行旅,远远地呼应着文明演进的整体艰辛。
  此外,文章结尾处的一段联想别有深意。欧洲人的古代发掘推动了现代精神启蒙,并导引出光耀百代的文明与进步;中国人也曾身体力行,却余留着未竟之业。这类比中的对比,比照出信念豪情,更昭示着责任使命,造就了读者情感起伏中新的浪高。(傅应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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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灾神话

  笃,笃,笃,有人敲门。
  在这半山住所,这还是第一次。我立即伸手去拉门闩,却又停住了。毕竟,这儿远近无人……
  门外喊起了我的名字。一听,是山下文化馆的两位工作人员。当初盛钟健老师正是通过他们才帮我找到这个住处的。
  我刚开门,他们就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就在两天前,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亡几十万人。
  “唐山?”我一时想不起在哪里。
  “北京东边,所以北京有强烈震感。”他们说。
  他们来敲门,是因为接到了防震通知,正忙着在各个乡村间布置,突然想到半山里还藏着一个我。他们担心,如果这儿也有地震,我住的房子很有可能坍塌,要我搬到不远处一个废弃的小庙里去住。那个小庙低矮,木结构,好像不容易倒下来,即使有事也更容易逃奔。
  我的全部行李,一个网兜就装下了,便随手一提,立即跟着他们去了小庙。其实,一旦地震那个小庙也十分危险,但我不相信北方刚刚震过江南还会震,就感谢他们两人的好心,在小庙住下了。
  住在小庙里无书可读。半山藏书楼属于危房,已经关闭,看管的老大爷也不上山了。我只得白天在山坡上到处溜达,晚上早早地躺在一张由门板搭成的小床上,胡思乱想。
  直到昨天,我的思路一直锁定在遥远的传说时代,因此即便胡思乱想也脱不开那个范围。只不过,刚刚发生的大地震常常穿插进来,几十万人的死亡现场与四五千年前的天地玄黄,反复叠影。面对天灾,古代和现代并没有什么界限。
  人世间的小灾难天天都有,而大灾难却不可等闲视之,一定包含着某种大警告、大终结,或大开端。可惜,很少有人能够领悟。
  这次唐山大地震,包含着什么需要我们领悟的意义呢?
  我想,人们总是太自以为是。争得了一点权力、名声和财富就疯狂膨胀,随心所欲地挑动阶级斗争、族群对立,制造了大量的人间悲剧。一场地震,至少昭示天下,谁也没有乾坤在手、宇宙在握。只要天地略略生气,那么,刚刚还在热闹着的运动、批判、激愤,全都连儿戏也算不上了。
  天地自有天地的宏大手笔,一撇一捺都让万方战栗。这次在唐山出现的让万方战栗的宏大手笔,显然要结束一段历史。但是这种结束又意味着什么?是毁灭,还是开启?是跌入更深的长夜,还是迎来一个黎明?
  对于这一切,我还没有判断能力。但是已经感受到,不管哪种结果,都会比金戈铁马、运筹帷幄、辞庙登基、慧言宏文更重要。凸现在苍生之前的,是最关及生命的原始母题,例如怎么让民众平安地过日子,端正地对天地。在这个关口上最容易让人想起几千年前就行走在这片大地上的那些粗粝的身影。他们很少说话,没有姓名,更没有表情,因此也没有人能够把他们详细描述,而只是留下一些行为痕迹,成为永久的传说。
  这让我又想起了从黄帝到大禹的传说时代。
  那个时代,即便在结束很久之后,还在无限延续。原因是,一个民族最早的传统和神话,永远是这个民族生死关头的最后缆索。
  反正这些日子找不到书了,就让我凭借着一场巨大天灾,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重温那些传说和神话。

  传说和神话为什么常常受到历史学家的鄙视?因为它们不在乎时间和空间的具体限定,又许诺了夸张和想象的充分自由。但是,超越这些限定、享有这些自由的,极有可能是人类的信念、理想和祈愿,这就远比历史学重要了。历史学作为世间千万学科中的一门学科,并没有凌驾全部精神领域的权利。
  有些历史学家比较明智,凭借西方考古学家对某些遗址的发掘,认为传说与历史未必对立,甚至尽力为神话传说中“有可能”的真实辩护,肯定那里有“历史的质素”、“事实的质地”。例如我在半山藏书楼看到过王国维在一九二五年发表的《古史新证》,其中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往往有事实之素地。”
  能这样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但仍然没有摆脱历史学的眼光。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眼光,传说中包含着一种属于集体心理的真实。集体心理不仅也是一种真实,而且往往比历史真实更重要。这就像晚霞给人的凄艳感受,修竹给人的风雅印象,长年累月也成了一种真实,甚至比它们在天象学和植物学上的真实更有意义。
  在所有这类传说中,神话更具有根本性的“原型”价值。
  在远古时代,神话是祖先们对于所见所闻和内心愿望的天真组建。这种组建的数量很大,其中如果有几种长期流传,那就证明它们契合了一个民族数代人的共同愿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型”,铸就了整个民族的性格。
  中国古代的神话,我将之分为两大系列,一是宏伟创世型,二是悲壮牺牲型。
  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羿射九日,都属于宏伟创世型;而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嫦娥奔月,则属于悲壮牺牲型。这中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嫦娥奔月这四则神话,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足以和世界上其他古文明中最优秀的神话媲美。
  这四则神话的主角,三个是女性,一个是男性。他们让世代感动的是躲藏在故事背后的人格。这种人格,已成为华夏文明的集体人格。
  先说补天。
  世道经常会走到崩溃的边缘,很多人会逃奔、诅咒、互伤,但总有人会像女娲那样站起来,伸手把天托住,并炼就五色石料,进行细心修补。要知道,让已经濒于崩溃的世道快速灭绝是痛快的,而要炼石修补则难上加难。但在华夏土地上,请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出来。
  文明的规则,并不是一旦创建就会永享太平,也不是一旦破裂就会全盘散架。天下是补出来的,世道也是补出来的。最好的救世者也就是最好的修补匠。
  后代很多子孙,要么谋求改朝换代,要么试图造反夺权,虽然也有自己的理由,却常常把那些明明可以弥补、改良的天地砸得粉碎,一次次让社会支付惨重的代价。结果,人们看到,许多号称开天辟地的济世英雄,很可能是骚扰民生的破坏力量。他们为了要让自己的破坏变得合理,总是竭力否定被破坏对象,甚至彻底批判试图补天的人物。久而久之,中国就普及了一种破坏哲学,或曰颠覆哲学。
  面对这种情况,补天,也就变得更为艰难,又更为迫切。
  但是,我说过,在华夏土地上,补天是基本逻辑。
  再说填海。
  这是华夏文明的又一种主干精神。精卫的行为起点是复仇,但是复仇的动机太自我,支撑不了一个宏伟的计划。终于,全然转化成了为人间消灾的高尚动机,使宏伟有了对应。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在有生之年看不到最终成果的行动。神话的中心形象是小鸟衔石填海,以日日夜夜的点点滴滴,挑战着无法想象的浩瀚和辽阔。一开始,人们或许会讥笑这种行为的无效和可笑,但总会在某一天突然醒悟:在这样可歌可泣的生命力盛典中,最终成果还重要吗?而且,什么叫最终成果?
  海内外有不少学者十分强调华夏文明的实用性原则,我并不完全同意。大量事实证明,华夏文明更重视那种非科学、非实用的道义原则和意志原则。精卫填海的神话就是一个雄辩的例证。由此,还派生出了“滴水能穿石”、“铁杵磨成针”等相似话语。这几乎成了中国民间的信仰:集合细小,集合时间,不计功利,终能成事。
  如果说类似于补天救世的大事不容易经常遇到,那么,类似于衔石填海这样的傻事则可能天天发生。把这两种精神加在一起,大概就是华夏文明能够在世界所有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灭亡的原因。
  再说追日。
  一个强壮的男子因好奇而自设了一个使命:追赶太阳。这本是一个近乎疯狂的行为,却因为反映了中国人与太阳的关系而别具深意。
  在“天人合一”的华夏文明中,太阳和男子是平等的,因此在男子心中不存在强烈的敬畏。在流传下来的早期民谣中,我们不难发现与自然物对话、对峙、对抗的声音。这便是中国式的“人本精神”。
  这位叫夸父的男子追日,是一场艰苦和兴奋的博弈。即便为这场博弈而付出生命代价,他也毫不在乎。追赶就是一切,追赶天地日月的神奇,追赶自己心中的疑问,追赶自身力量的底线。最后,他变作了一片桃林。
  我想,不应该给这个神话染上太重的悲壮色彩。想想这位男子吧,追不着的太阳永在前方,扑不灭的自信永在心中,因此,走不完的道路永在脚下。在这个过程中,天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喜剧性、游戏性的互诱关系。这个过程证明,“天人合一”未必是真正的合一,更多的是互相呼应,而且很有可能永远也不能直接交集。以此类推,世间很多被视为“合一”的两方,其实都是一种永久的追逐。
  最后,要说奔月。
  这是一个柔雅女子因好奇而投入的远行,远行的目标在天上,在月宫。这毕竟太远,因此这次远行也就是诀别,而且是与人间的诀别。
  有趣的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抬头观月,随之也可以凭着想象欣赏这次远行。欣赏中有移情,有揣摩,有思念,让这次远行有了一个既深邃又亲切的心理背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夜夜心”,是嫦娥的,也是万民的。于是这则神话就把蓝天之美、月亮之美、女性之美、柔情之美、诀别之美、飞升之美、想象之美、思念之美、意境之美全都加在一起了,构成了一个只能属于华夏文明的“无限重叠型美学范式”。
  这个美学范式的终点是孤凄。但是,这是一种被万众共仰的孤凄,一种年年月月都要被世人传诵的孤凄,因此也不再是真正的孤凄。
  那就是说,在中国,万众的眼、世人的嘴,能把最个人的行为变成群体行为,甚至把最隐秘的夜半出逃变成众目睽睽下的公开行程。
  想到这里我哑然失笑,觉得中国古代很多号称隐逸的文人大概是在羡慕嫦娥所取得的这种逆反效果。他们追求孤凄,其实是在追求别人的仰望和传诵。因此在中国,纯粹的孤凄美和个体美是不多的。
  这一则奔月神话还典型地展现了华夏文明的诗化风格。相比之下,其他文明所产生的神话往往更具有故事性,因此也更小说化。他们也会有诗意,却总是立即被太多的情节所填塞,诗意也就渐渐淡去。
  请看,奔月,再加上前面说到的补天、填海、追日,仅仅这几个词汇,就洋溢着最鸿蒙、最壮阔的诗意。而且,这种诗意是那么充满动感,足以让每一个男子和女子都产生一种高贵的行为欲望,连身体手足都会兴奋起来。
  这是最苍老又最不会衰老的诗意,已经植入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我在小庙刚住了半个月,已经把中国四五千年前的神话传说梳理了很多遍,对那个时代产生了进一步的迷恋。因此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不读书也能构建深远的情怀,甚至比读书还更能构建。这是因为,我们在失去文字参照的时候也摆脱了思维羁绊,容易在茫然间获得大气。
  但是,我毕竟又想书了。不知半山藏书楼的门何时能开。
  正这么想着,一个捧着橘子的老人出现在小庙窗口。我高兴得大叫起来,他就是看管藏书楼的老大爷。
  他说他也想我了,摘了自家后院的橘子来慰问我。他又说,地震来不了啦,下午就到藏书楼去吧。
  我故作平静地说:好。
  心里想的是,让一个人拔离乱世投入书海,是一种惊人的体验;再让他拔离书海投入幻想,体验更为特殊;现在是第三度了,重新让他拔离幻想投入书海,心理感受无可言喻。
  这就像把一块生铁烧红,然后哧的一声放进冷水里;再从冷水里抽出,又一次烧红,接着还是哧的一声……
  时间不长,铁的质量却变了。
  我对着老大爷轻轻地重复一声:好。
  半个月前当唐山大地震把我从书海拔离时,我已经结束对于黄帝时代的研习,准备进入夏商周了。几本有关殷商甲骨文的书,已取出放在一边。但这半个月对神话传说的重新认识,使我还想在黄帝和大禹之间再逗留一阵。
  神话传说告诉我,那个时代,实在是整个华夏文明发展史的“总序”。序言里的字字句句,埋藏着太多值得反复品咂的信息,不能匆忙读过。
  下午回到半山藏书楼,我没有去看那几本已经放在一边的甲骨文书籍,而是又把书库总体上浏览一遍,猜想着何处还有我未曾发现的与黄帝有关的资料。
  这不,三百多年前顾祖禹编的这部《读史方舆纪要》,我还没有认真拜读。
  翻阅不久就吃惊了。因为《读史方舆纪要》提到了黄帝和炎帝打仗的地理位置,我过去没有太多留心。
  史料有记,黄帝与炎帝发生惨烈战争的地方叫“阪泉之野”,这究竟在何处?有些学者认为,“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这就把阪泉和涿鹿两个地名合二为一了。也有学者认为虽是两战,但两地相隔极近。那么,具体的地点呢?一般说是今日河北省涿鹿县东南。但是,《读史方舆纪要》却认为,阪泉很可能在今日北京市的延庆,那里既有“阪山”,也有“阪泉”,离八达岭不远。
  我想,这个问题还会继续讨论下去。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战场靠近今天中国的首都。
  那么打得不可开交的黄帝和炎帝,会预料几千年后脚下将出现人口的大聚会,而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吗?
  如果略有预感,他们满脸血污的表情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炎黄子孙?”他们如果能够预感到这个名词,两人乌黑的眼珠必然会闪出惊惧,“我们这对不共戴天的死敌,居然将永远地联名并肩,一起接受世代子孙的供奉?”想到这里,他们一定会后退几步,不知所措,如泥塑木雕。
  这种预感当然无法产生,由他们开始的同胞内斗将延续长久。用同样的肤色外貌喊叫着同样的语言,然后流出同样血缘的鲜血。
  打斗到最后谁都忘了谁是谁,层层叠叠的朝代界限和族群界限像天罗地网,缠得所有人都头昏脑涨、手足无措。只有少数人能在关键时刻突然清醒,一旦道出便石破天惊。
  记得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那批勇敢的斗士发布文告,宣布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最终结束,文告最动人的亮点是一个小小的细节,那就是最后所署的年份——

  黄帝纪年四六&#9675;九年
  什么都包含在其中了。好一个“黄帝纪年”!

  其实,我们往往连眼下的事情都无法预感。我回到半山藏书楼不多久,就从两个路过的山民口中知道,一位重要人物去世了。难道,未被预报的大地震本身就是一种预报?不知道。
  当天我就决定下山。山下一定会有不小的变化,也许我的家庭也会改变命运,那就暂时顾不得传说时代和夏商周了。
  下山时我停步回身,又静静地看了一眼这座躲藏在斜阳草木间的半山藏书楼。这楼早已破旧得呈现一派疲衰之相,好像它存在的意义就是等待坍塌。原以为这个夏天和秋天它一定会坍塌的,居然没有。它还会存在多久?不知道。
  看似荒山,却是文薮;看似全无,却是大有。就在这无人注意的角落,就在这不可理喻的年月,只要有一堆古代汉字,就有了一切可能。我居然在这里,完成了我的一个重要学历。
  下山。一路鸟声。已经有不少泛黄的树叶,轻轻地飘落在我的脚边。


  点评一:
  “当代”成为背景,传说与神话走到前台,传递文明不灭的信念。行文飘逸,举重若轻。作者好像一位卓越的生物学家,如炬目光发现了塑造中国文明的文化基因、文明的力量、中国人的特性。(老愚)

  点评二:
  本文重述补天、填海、追日、奔月四则有关民族意志力的神话,既有幻想色彩,也富学术意味。(马策)
  点评三:
  女娲补天,说是最好的救世者也是最好的修补匠;精卫填海则实证着华夏文明更重视那种非科学、非实用的道义原则和意志原则;而夸父追日明证着“天人合一”未必是真正的合一,很有可能永远也不能交集,等等。
  无论是宏伟创世型,抑或悲壮牺牲型,那些神话传说背后的人格力量已深入华夏文明的肌体,活化为民族的血液,构建着、丰盈着华夏文明的伟岸身躯。一个民族最早的神话,恰恰是这个民族生死关头的最后缆索。文章将神话传说定位为整个华夏文明史的“总序”,准确而贴切。(傅应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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