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易中天的《劝君免谈陈寅恪》觉得文中的话精辟至极，令我有醍醐灌顶之感——“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

今天读了一下明史海瑞传，被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深深震憾。

海瑞也是孤独的一生。而且，如果有报应之说，显然他没有得到好报应。他没有子嗣，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咒语前，要抬起头来做人，很难。海瑞的人格是伟大的，可是是什么原因让这们民间传颂的清官，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我想了很多，很难一下子全部表达出来。随便说说吧。

中国要想构建法治社会，要重新重视孔子儒家思想（我强调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而不是汉以后被改造后的儒家思想），但是也要革除孔子儒家思想之弊。

众所周知，那个时代，那个砸烂一切、不与中国传统一刀两段势不罢休的时代，确实部分成功地割裂了我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然而旧世界我们砸烂了，新世界我们却没有建立得起来；旧思想我们摒弃了，新思想并没有真正植入人心。也难怪，大同梦中国人已经做了几千年了。中国人只有在最绝望时才会再次相信这个大同梦会梦想会真；只要给一点理智，如果还有人相信，要不就是单纯得近似于傻，要不就是伟大得确实令人敬仰。况且一个完全和传统文化割裂的文

    记得有篇我没有赶上学过的初中课文，课文内容就是笑谈中文中的“基本”的用法。作者反对不分场合地用“基本”，文章最后，他说，某男和某女基本上结婚了，基本上生了个小孩，昨天基本上下了一场雨。当时看了这篇文章，以为只是对文风的批判。不过，今天回过头来一想，其实很有针砭时弊的味道。

    “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29件，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近600件，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

    这一段话产权不是我的，是今天人大报告中的。这段话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当薛涌在自称自己是反智的书生的时候，他不会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在中国，学术、思想还没有真正掌握在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具有知识分子应有良心的人手中。“反智主义”能够为我们反对那些伪权威、伪真理、伪知识分子提供一面简洁而富有号召力的大旗。因此，我本没有必要反对反智主义。但是，思考再三，我还是觉得不能接受反智主义。薛涌的观点我不赞同，但是我不会因此否定他的人格。我尊重他的观点，但是我同时坚决驳斥他的观点。

薛涌是彻底的反智主义者，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失败的，他认为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的成分，知识分子的精神被君主专制腐蚀至今，几乎无药可治。他认为草根才是主流。坦率说，薛涌的观点除了过于激进外，还是有很多真知灼见的(但是其认为中国文化已经失败了，很不正确）。可是，他一旦自封信仰反智主义，就很容易误了一大批对现实不满却不知道怎么样用大脑思考的中国人。

反智主义，就其字面含义而言，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当每一个草根接触这个词语时，我估计很少会有人会从比较学的角

 

李丽云之死，不少人将矛头指向医院，有的认为医院是错误理解了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有的认为无论法律是如何规定，医院应当以人的生命为上。但是我认为，将矛头一味指向医院，有失恰当。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医院在患者面前是强势群体。但是，并不总是这样，在无知蛮横者面前，有时医院也是弱者。

设想一下，一个病人在医院病死了，医院没有一点过错，假设在这样的前提下，病人的家属聚集一帮老头儿老太太妇女和儿童在医院门前闹事，一天、二天、成天地闹。医院怎么办？打110？警察来了，会将无理取闹的人抓走吗？有的警察会，有的警察不会。因为中国人向来认为人死为大。死了人，家属有点情绪激动，很多人认为要给予理解。而且对于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好，会演变成关乎一些领导乌纱帽的不良事件。因此在处理时，主管机关很多时候都

 

孔子是孤独的，他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诸葛亮是孤独的，他在独撑危局，死而后已；鲁迅是孤独的，他在奋笔呐喊，可是几人在倾听？我不知道，史上有多少象他们这样孤独的人，在孤独地执着着。不过他们至少得以名留青史，更多的孤独者，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     我时常问自己，这些平凡的孤独者，是什么信念使他们度过了寂寮的一生？他们的执着，在他们之后有什么意义？     我徘徊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当我心向理想时，人群便离我渐行渐远，于是我发现，理想与现实是如此地遥远，自己在现实面前是如此地渺小。我看不出，我的执着，在我之时，能不能使我所在的环境有丝毫的改变；也更不看出，我的执着，在我之后，还能不能留下些许的痕迹？     前行的路上，只有身影相伴；前方没有路，只有荆棘。

 

    今天中央电视台12频道的庭审直播，报道的是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煤气公司安装的煤气管道是横向通过居民楼的每一层外墙，小偷比较以此为凭借进行攀爬。结果一栋楼9户居民一晚间全部失窃。居民将煤气公司告上法院，要求赔偿。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煤气道路增加了不安全因素，为小偷盗窃提供了便利，但是法院认为，为居民加装防盗设施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法律责任，因此判决煤气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这个判决，我觉得缺乏法理的深度阐述， 不能令人信服。

   首先，法院判决将社会责任与法律责任界定为没有种属关系，也没有交叉关系的两个法律概念，是不妥当的。我以为，社会责任有时是法律义务产生的基础。如同企业不使用童工，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法律又将其规定为企业的法律义务，两者并不是水火不容。法院判决竟然是建立在这个假命题的基础之上，真是悲衰。我猜想，法官可能是说，为居民加装防盗设施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法律没有将之规定为法律义务，因此企业毋

我国的政治制度是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共同向人大负责，在这样的构架下，同一级别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是平等的。现在都讲依法治国，那么首先要做到依宪治国才对。对照我国的政治现实，宪法对于政治制度的规定——如此重大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遵照。

谁都知道，各级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并不是平等的。

就行政级别的设定而言，从三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行政级别设定的不平等性，可以看出，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行政级别是低于行政机关的。拿县级国家机关而言，副县、市长是当然的副处级干部，行政机关的各局长是当然的正局级干部，然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副检察长、副院长只是当然的副局级干部，两院的科长、庭长在行政级别上并没有特殊待遇。而且，党的文件以及媒体通常将国家机关的领导班子表述四套领导班子，拿县级来讲，就包括县、市委，县市政府，县、市人大，县、市政协。这里面根本没有法院、检察院的事儿。

就党内的政治待遇而言，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也是不平等的。在很

     出于中国没有民主的实践（当然台湾除外），并且“吃不到的葡萄总是最甜的”的人性心理，对于民主我们会格外向往，因而难免会有人认为只要民主一来，现行中国的一切问题都会得以解决——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幼稚症。民主幼稚症不可取。因为如果要保证一个社会良性运转，民主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仅有民主，并不能确保社会良性运转。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使得民众形成了对政治权威掌控社会发展这一人治制度的依赖性。而要摆脱这种依赖性，就必须使民众形成遵守规则、尊重他人权利、包容异见的政治理性（像台湾某些党派那样，知道自己在立法院的投票中会处于不利地位，于是用阻挠开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就是缺乏政治理性的典型）。

    这个话题完全是因为看周永坤老师的博客而写出来的。

    我反对在中文歌中夹两句英语。周老师并不这么认为：'唱歌夹两句英语又何妨？一可以帮助人们熟悉英语单词，二可以活跃气氛，三可以押韵（在有的时候）等等。虽然我没有研究，但是我猜想现在的“汉语”里就有一些满语或蒙语。我看元代的典籍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即使没有上述好处，唱歌的人感到高兴本身就是一个意义。这当然是年轻人的专利，如果你还年轻，我建议你不妨试试。'

    我赞成保持汉语的纯洁性，理由主要是，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正是因为汉语在相当长期内保持了纯洁性，我们才能看懂几千年前古人的书籍，才能籍此和先辈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与世界交流确实必要，文化也必须具有开放性。但是，文化具有开放性与保持汉语的纯洁性两者并不矛盾。我觉得佛教经典翻译的信雅达的标准，就很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然，要同时做好文化的开放性与汉语的纯洁性，确实要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