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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人类学意义
2008年11月5日也许是美国人民永难忘怀的日子，也是值得整个地球村记住的一天。在一个现代史上曾经是种族主义肆虐、三K党横行的国度里，一位黑色人种的后代——姑且不论他还有半个白人的血统——居然当选了美国总统。
这件事引起了包括美洲非洲亚洲澳洲和欧洲人在内的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关注。据说，连美国当今外交政策上的宿敌伊朗总统内贾德也发去了热情洋溢的贺电，更不用说把美国当作人间天堂的中国识字阶层及其精英分子是如何手舞足蹈的了。
在一位博友底欢呼的博文后边，敝人留下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等看到了这半个黑人今后的表现再说话，他要是也明里暗里支持台独我操他祖宗！”——我骂人了我检讨！我的意思是不要对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方向予以过高的期许。
奥巴马当选的是美国的总统，可它却具有世界意义。这不光是因为美国的影响力大，就像该国目前还在继续的“金融风暴”一样；还因为它是自由世界的“民主”楷模。也正因为奥巴马是“人类的”一分子，这件事便具有了人类学的意义。
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具有人类学的意义，首先他是个美国人，并且其父母的祖籍分别是Africa和Europe，都是经过长途迁徙来到美国的。其次，他的亲生父母离婚后，母亲又与一位Asia的印尼人结了婚，还为他舔了一位妹妹。第三，这位亚－美洲混血的妹妹又与一位华人后裔结了婚，于是，奥巴马就有了一位祖籍是中国的妹夫了。
美国新任“民选”总统最亲近的父系、母系以及旁系分别与世界各大洲的人结了缘，尤其是他和我们中国人也成了亲戚！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自己的亲戚当了美国总统，或多或少会有些好处吧？虽然美国是真正的民主法治社会，人情世故总还会有一点？于是乎，“亲美”的中国人欢呼雀跃、手舞足蹈，而“反美”的中国人也放宽心了。
殊不知历届美国总统都发誓要效忠美国，“为了美国的利益！”是他们的口头禅，并不像中国的一些XX分子那么“先人后己”。 再者，奥巴马的祖籍——肯尼亚曾出了一位杀人魔王，那可是黑人杀黑人哪！就像一些博友拿来对比的西藏人一样——除了德国那位可爱、浅见的女总理以外，谁都知道西藏的农奴主是如何残忍地对待我们藏胞的！
人类的“交流”分为两大类：和平的和武力的，或曰贸易的和征战的。这是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发展史、任何地方的变迁史所证明了的：“发现美洲”和“鸦片战争”就是典型的范例。要想别人和平、公正地对待你，就必须武装好自己——从物质上到精神上。“落后就要挨打！”这是30年前“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中国人发出的历史最强音！
所以，面对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我们要做的是：丢掉幻想，准备谈判。要不行就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目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图案有这样两种说法:一是国徽上的图案是谷穗，如《辞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国徽上的图案是谷穗的这种说法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原定是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确定下来，由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具体负责草拟。1949年7月15～26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各大报刊上发布启事，向国内外征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图案，并提出了具体的设计要求:“应注意:（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形式须庄严富丽”。
开国大典后，国徽图案审查委员会聘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梁思成、张仃、周令钊等专家设计国徽图案。专家们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种国徽草图。主要有张仃等人设计的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以梁思成等人以民族形式设计的以“璧”为主要内容，并以绶带连接齿轮和麦穗的图案;周令钊设计的以天安门为主体加国旗五角星的图案。政协常委会讨论后，认为这三种图案“均未恰当”，但可以以周令钊设计的图案为主，加以修正，另制图案。
1950年6月23日，一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徽图案审查委员会拟定的国徽图案，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中解释说:“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也寓含着地广物博之意，以绶带紧结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
国徽图案通过后，塑造国徽浮雕图案的立体模型任务交给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高庄。高庄遵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国徽形象要“向上”（表现新中国蓬勃向上）和“响亮”（色调要明快）的要求，在塑造国徽石膏模型时改变了原图案麦稻穗参差不齐、绶带来龙去脉不清、缺少章法的弱点，解决了麦稻穗凹处留有缺口的问题，使整个图案更加刚劲、庄严、协调、统一、稳定。1950年8月18日，国徽图案审查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高庄塑造的国徽石膏模型。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命令》中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
综上可见，国徽上的图案应该是“麦稻穗”，而不是宪法上说的“谷穗”。尽管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谷”字不仅仅是指“谷子（粟）”，也可以指“谷类作物”、“稻或稻谷”。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图案应是麦稻穗的问题，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评春已在《
1991年3月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按照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制作说明》制作。”
黑 陶
黑陶鼎
〔按〕读了这篇博文，觉得有趣、也觉得有益，转发过来与同好讨论。
作者是谁？看完便知。
我 的 民 族 观
世界人类种族有三大类：黄种的蒙古利亚种、白种的高加索种、黑种的尼革罗种。中国人是黄种，其中又分了汉满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汉族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的老大，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土地上完全被其它种族统治的时期，只是十三世纪蒙族元朝，和十七世纪到今天的满族，加在一起，只有三百四十多年。蒙族人长得比较矮，眼珠黑，胡子少，但蒙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却灰眼珠，长得高，又有长胡子，可能混有满族的血液。十三世纪蒙族占据中国后，它把满族排名第三，叫满族做汉人，把汉族排名第四，叫南人；十六世纪满族占据中国，它同样把蒙族排在汉族之前，跟蒙族通婚，给蒙族和尚盖喇嘛庙，不许汉族种蒙族的地，也不许跟蒙族通婚，并且规定汉族在蒙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间。满族的用意很明显，他要联合蒙族，抵制汉族。
满族为什么防范汉族？因为汉族在中国做老大太久了，根大深了，人大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约束它的影响力和同化力。满族南下的时候，自中国东北越过万里长城，正像征了汉族的失败－－万里长城挡不住汉族以外的种族了。当时守长城的汉族总司令是爱情至上的吴三桂将军，听说首都北京被流寇攻进，皇帝上吊死了，他按兵不动；但接着听说在北京等他的情人陈圆圆小姐也被抢走了，他就不再忍耐，于是他跟敌对的满族拉手，借满族的兵，去救他的陈圆圆。这以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满族进了北京，不再走了。他用最隆重的丧礼来为明朝的殉国皇帝发丧，同时把孤零零陪这个皇帝同死的一个太监，陪葬在这三十五岁就自杀了的皇帝身旁，他们又消灭了攻进北京的流寇，然后在北京出现了满族皇帝。
满族对汉族说：‘杀了我们皇帝的，是我们的仇人流寇；杀了我们仇人流寇的，是我们的皇帝。'这是一种巧妙的代换，把汉族的皇帝的底片，跟满族的皇帝的底片重折冲洗，’皇帝'这个名词没有变、这个象征没有变，但是照片上的相貌，却不同了。
满族决定用一些具体而明显的方法来使汉族屈从，于是从头做起，先改变汉族的发型。用你肯不肯改发型，一望而知你肯不肯就范。汉族旧有的发型是留长头发，但是满族却是留辫子，留到今天，我们尽管恨满族，可是还是得跟着留辫子。
不过，满族虽然被汉族所恨，汉族说满族是异族、是夷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古代中国小，中原地区只是河南、山西这些地方，那时大家以为除了这地方的人，其它都是异族，其实都是老祖宗们的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屈股底下〔抗议！〕，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
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
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氏、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纪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满汉通婚，又一批新的杂种出来了。正因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汉族中的胡人成分。我们忘了唐大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
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里，岂不明显的有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母亲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
岂止是‘当今圣上'，就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五胡乱华那类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里面，绝对清洁一一没有胡骚味！
〔其实远古的黄帝也很可能是西北来的“胡人”，炎帝一族才是本土的。至于蚩尤一族敝以为是中国南方的，有人则认为是西方海外来的。究竟如何，待考.〕
所以，严格说来，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种夷狄观念，是根本就弄错了的，到今天谁是中国人，可难说了。回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它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夷狄视之，这种做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
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氏羌的、是吐着的。是苗谣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域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从这种科学的、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脱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
我们读古文‘吊古战场文’，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竞海为关，茶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惨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
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 ‘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
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五十八年前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以外，一八四0年以前，黄帝纪元公元前二六七四年以后，漫长的四千五百一十四年里，压很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他们都是中国人！
过灵山
游云雾山
晚宿信阳一木材公司招待所。
次日晨８时出发。刚出招待所，看到路边有一处博物馆，便下停车。这是喝茶的隐君子将就我这个文史迷。
为了普及文化，全国实行博物馆免费参观有日了，可这里还要收费。大家自然不愿意，于是留了影便走人。
游云雾山，抵鹰嘴石。
混迹茶田，冒充茶农。
邓小平
警告一 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 年P161~162）
警告二 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1990 年P364）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 年P229）
警告三 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 年P123）
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P139）
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P110~ 111）
警告四 20世纪末，就应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 年P373~374）
警告五 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 年P65）
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 1984 年P77~78）
警告六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
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 P43）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85年P145）
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责任。
……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是不那么重要了。……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1985 年P120~121）
警告八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P380）
警告九 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86 年P160）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 P164）
警告十 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1986 年P176~177）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
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 年P237~240）
摘自《邓小平文选》
2008年的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又为我们送来了有用的文史信息。
今天晚上，来自湖北恩施的原生态唱法4人“土苗兄妹”组合的一曲《花咚咚姐》，赢得了观众和评委由衷的掌声，他（她）们以98.86分的最高分获得了当晚比赛的第一名。
土家兄弟王爱民、王爱华是长阳知名原生态歌手，苗族姑娘张明霞和吴娟是两位“80后”。2006年的青歌赛土家兄弟止步第九，本届青歌赛他们连手组成“土苗兄妹”组合。
当他们演唱完毕，主持人照例采访歌手，问他们两个民族的歌手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那位漂亮的女歌手妙答：“土家是一捧土，苗家是一棵苗。苗在土里长，土苗不分家。”
歌手们不是政府发言人，更不是什么统战工作者。那不是一个“民族团结”的象征性表态，而是当地土苗人民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这种说法不仅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实际状况，也隐含着她们之间的历史渊源。
记得针对2006年夏季举办的第12届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透露的“文史信息”，我曾说过：“侗族和土家族、苗族这三个民族都是古代巴人后裔。” 众所周知，她们都集中生活在祖国的大西南，尤其是湘鄂西、川西南。
中国最早的地理志《山海经》曾记录：“西南有巴国。” 历来的史书关于巴国、巴人的记录都不多，有的寥寥数语，有的语焉不详。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后，关于巴人的记载就几乎消亡。然而，阆中的最后一战，并非巴人的“最后一滴血”。
巴国作为一个政权的符号虽然消灭了，但是在湖北、湖南以及四川的巴人并没有消失。他们大部分最终自成一族，或与相邻的民族、或与汉族融合而保留了下来，土家、苗、侗族就是其中一部分，更南边还有瑶、壮、畲族。
由于秦的“焚书”、汉的“罢黜”之类“行政干预”，巴人在史书上灭失了，但这终非历史的真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举办的“长江三峡文物展”就展示了不少三峡地域的巴人遗迹，如：悬棺和栈道。
后来川、鄂、湘、赣、云、贵、桂七省区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巴文化的历史存在。最轰动的发现有湖北的盘龙城、江西的大洋洲、四川的三星堆等遗址，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就是巴蜀图文、巴式矛-剑和虎纽淳于。
前不久CCTV.10频道播放了连续片《发现黄帝城》，片中虽然不乏陈旧的“中原中心论”的味道，但首次肯定了中华民族始祖有三个：蚩尤、炎帝和黄帝。这毕竟是一大进步。还原历史、尊重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
我们并不都是“炎黄子孙”，除了西北、东北的少数民族，还有生活在西南的少数民族，他们大都是蚩尤的后裔；他们也不是“龙的传人”，他们崇拜的图腾是虎，还有凤。这些事实又见证了在山东孔孟乡里建造所谓“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荒谬！
此博非彼博，乃博物馆之谓也。
“中国人民”铭文铜镜 年代：汉。
外形描述：直径18cm，缘厚0.6cm，钮高2.4cm。圆形，圆钮,圆钮座。四猛虎绕钮对峙，
内区五枚乳钉等距间隔，其间浮雕双虎、双鹿、神人戏龙、独角兽、双角兽。
外区一周有工丽的隶书铭文：“青盖作镜四夷服，多贺中国人民富，云雨时节五谷熟。”
看过武汉博物馆的人，没有不记住这面青铜镜的，那是因为在这面汉代铜镜铭文中出现了“中国人民”一词。此处之“中国”乃指传统华夷思想中以己为天下之中心的汉朝统治区域，而“人民”一词则是泛指的人群。
虽然汉帝国的疆域广大，却仍以江、河的中下游之间、汉、淮的全流域为中心。当今之东北、蒙疆、青藏、西南、华南及东南沿海以外，仍被称为四夷的。迫于战乱，东夷、南蛮之人虽然过海东迁了一部分，就地也被融合了一部分，可是在边鄙山间，统治薄弱之地，仍生活着不少非主流的人民。他们以汉以后的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称之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园中人”为代表。
政治中心在“中国”，而当时生活在中国的汉朝老百姓则是多民族的。即使是“中国人民”也已经不全是的“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江、汉之间仍有巴濮苗蛮，河、淮之内也不乏九黎后裔。所以，后来的无知自负的文人、附庸风雅的政客、满脑子生意经的商人乃至普通老百姓，硬派中华民族为“炎黄子孙”、强称中国人为“龙［图腾］的传人”，其实是历史的误会、霸蛮的行为。
今天天气，哈哈哈哈！
哦，新年到了，
喝酒喝酒，上茶上茶！
春节愉快，哈哈哈哈！
中国人里关于抗美援朝争论最多的大致有三：1．该不该。2．赢没赢。3．值不值。
对这些争论只有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标准，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冷战时期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摆脱美苏冷战的夹击。
抗美援朝的结果是什么？“赶走一个，送走一个”：美军被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苏军于1955年5月撤出了旅大。——赶走了美军，苏军也就没有了继续留驻中国的理由：中国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保卫自己。中国被雅尔塔协议剥夺掉的这项主权从此被中国又拿了回来。这是对中国抗美援朝的回报，是中国抗美援朝的一个间接的胜利果实，也是一个根本的标志：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的隐患从此彻底消除。这样的结果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摆脱美苏冷战的夹击——是更有利，还是更不利？
有人说因为中国抗美援朝，所以美军才干预台湾。中国是帮了朝鲜，丢了台湾。
这样说的人是瞪着眼说瞎话。朝鲜内战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美国于两天之后的1950年6月27日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开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中国于4个月后的1950年10月19日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干预台湾在前，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在后。这一切不是什么机密。这样说的人与其说是无知，不如说是无赖。
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多余，因为美军没有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的计划。
不知道这样说的人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什么样的铁哥们，对人家的心思如此有把握。对这样的说法，最好的答复是萨苏先生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评抗美援朝》中的一段话：
“在日本，阅读了大量关于甲午战争的史料——出乎意料的是，战争爆发之前，日军不但没有打到山海关的思想准备，甚至没有打过鸭绿江的作战计划！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虽然知道它的软弱，几百年前丰臣秀吉在大明的炮声中忧病而死留下的恐惧，依然使日本迈不开侵略的步伐。”
“是谁让日本军队杀进了中国？”
“日本人的记载有些荒唐——因为在平壤缴获了叶志超丢弃的大量装备，日军士气大振。清军陆军的行营炮和连发枪比日军的装备还要先进，却一触即溃，令日军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然而，他们还是遵令在鸭绿江停了下来，并没有敢轻易渡江。”
“这时，对岸却来了一支清军骑兵——这就是所谓的‘八旗铁骑’了。日军只有三十人的先锋部队隔江开枪射击，并且就地准备掘壕防守。不料清军几百人的马队立即蜂拥而逃，丢盔弃甲！于是日军小队长就自作主张渡江追击……后续的日军随即跟上。”
“违抗命令如何？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确切地说，这些违抗命令的日本兵只是发现了一个事实。”
“从那一刻，中国的尊严，在日本人的心中已经荡然无存了。”
“朝鲜战争之前，这种事几乎每年都在发生的。而朝鲜战争之后，再没有一个国家认真地准备‘征服中国’。即便对于中国的那个政府不满，想要推翻它，也要想出种种制衡的办法来，从政治上，经济上，从各个方面想办法。”
“要是能用战争解决问题，不是比这些复杂而麻烦的方法简单得多？”
“正因为无法征服，我们才有了和这些曾被称作‘列强’的国家坐在一张桌子旁平等说话的机会。”
“而我们这些普通中国人因为这种尊严得到的，就是几十年来不再有战争来破坏我们的家园。”
1950年统帅“联合国军”的麦克阿瑟就是个坚信“胜利者不受责难”、谁也不尿的主：不准越过三．八线？老子偏过。不准使用美军占领中朝边境地区？老子偏用。不准把朝鲜战争跟蒋介石扯上？老子偏访问台湾。怕引起中国干涉？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不过一群厨子裁缝，只会洗衣做饭，哪敢打仗？如果他们敢跟美国军队较量，那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对这样的将领而言，“没有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的计划”有什么关系？随时制定就是了。如果中国还象“李中堂”时代那样当缩头乌龟、一哄而散，谁能担保当年甲午战争的历史不会重演？
如果麦克阿瑟把“鸭绿江不是不可逾越的边界”的威胁付诸实施，当真过江入侵中国，根据《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军有权出兵。最坏的结果：又一次“日俄战争”——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不论谁胜谁负，战争的破坏都落在中国人头上。
即便美军不过鸭绿江，只是与中国军队沿江对峙，那又如何？中国必须随时随地防备美军打过来，必须在中朝边境处处设防，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的工厂必须内迁，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都要被打乱。更关键的是：苏联便有理由长期保持在旅大的驻军。这就使中国被牢牢绑死在美苏冷战的棋盘上愈陷愈深，离摆脱冷战这个根本目标越来越远。
抗美援朝最大最深远的影响：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第一次得出结论：“不要进攻中国大陆”、“不要在陆地上跟中国较量”。
列强如果1840年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了。如果甲午战争前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马关条约了。如果1900年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八国联军了。如果七．七事变前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八年抗战，尤其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可见这个结论何等宝贝。
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得出的却是另一个结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
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
“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这个结论是列强“用铁和血”得出来的，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决定出来的。
于是有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有了中国一系列的失败屈辱，有了满清七十多年内签定的一千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差不多平均每年14个，每月摊上一个还多。
百年来不知多少中国人试图靠“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而不靠“铁和血”来改变这个结论。无论是举人进士出身、八股文倍儿溜的曾国藩、李鸿章，还是留过洋的“蒋委员长”，身边都不乏能言善辩之士，“说空话”、打笔墨官司个个不外行。结果呢？“妙笔生花”和“三寸不烂之舌”改变了列强的“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的结论了吗？仅以1931年到1937年这6年为例：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请西方列强“调停”：“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怒含愤，暂持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列强调停建议：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国联》通过了“多数派决议”，“不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结果：日本退出《国联》，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多数派决议”一文不值。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1．28事变”，进攻上海。5月5日国民党政府签《上海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签《塘沽协定》，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长城线以南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签《何梅协定》，中国河北省主权大部丧失。
——193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签《秦土协定》，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
……
指望“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的结果，是用“漂亮的书法”在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上签字画押。——“铁和血”得出来的结论，只有“铁和血”才能改变。
中国人不是没有试过用“铁和血”来改变——八年抗战中国人付出的“铁和血”还少吗？但是那些“铁和血” 硬不过列强的“铁和血”：当美军介入朝鲜、干预台湾、兵临鸭绿江时，满脑子仍然是列强1840年以来“铁和血”的老结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
抗美援朝的“铁和血”彻底改变了1840年以来列强的“铁和血”的结论——从此不再是“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而是“不要进攻中国大陆”、“不要在陆地上跟中国较量”——中国人百年奋斗、八年抗战、牺牲几千万人、不知付出多少“铁和血”都没能做到的，毛泽东领导的抗美援朝用“铁和血”一举做到了——就凭这一条，能说中国抗美援朝失败了吗？
还不止于此呢。
既然推翻列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的结论“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这就意味着非打一仗不可。如果在中国领土上打这一仗，即便中国赢了，那中国本土也要饱受战争破坏。而抗美援朝却使中国既用“铁和血”推翻了旧结论，又使中国本土免遭战争破坏——就凭这一条，能说中国抗美援朝亏了吗？
中国大陆在抗美援朝之前战乱不断，从来没消停过。但自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大陆就再也没遭受过任何大规模战争。对于中国，1949年是分水岭：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战乱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和平的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是“准战争时代”的中国，又是免遭战祸的中国。扭转乾坤之举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当代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性分水岭。
俞可平说“1949年后”的中国没有了“以人为本”、否定了“人道主义”、“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言外之意：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以人为本”的中国，充满“人道主义”的中国，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不受到严重的扭曲”的中国——比起充满战争的“1949年前”，没有战争的“1949年后”居然是没有“以人为本”，可见俞可平不承认让中国人民免遭战争苦难是最大的“以人为本”，最大的“人道主义”，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常情理和心态”。——也就是说，俞可平口中“以人为本”的那个“人”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象他那样的“精英”。充满杀戮、死亡和破坏的战争不算破坏“以人为本”，“精英”感受不自在才算，可见“精英”的幸福感比让中国老百姓免遭战争苦难更重要——这条日本鬼子就能满足：当中国普通老百姓惨遭屠杀抢掠时，给日本鬼子当走狗的汉奸们不是过的很滋润吗？虽然在“太君”面前是条狗，但在“不是人”的老百姓面前却是“高等华人”，能充分享受“以人为本”、免受战争苦难的“人道主义”。可见俞可平的“以人为本”中的那个“人”只包括战争中能免受死亡苦难威胁的“高等精英”而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用老百姓的俗话说，这小子就俩字——欠揍：如果这厮领教过日本鬼子的皮鞭耳光拳打脚踢的滋味，领教过南京大屠杀的滋味，领教过战火纷飞朝不保夕忍饥挨饿的滋味，那他就知道让中国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算不算真正的“以人为本”了，就知道他一脸不屑的“1949年后”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了。
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上了苏联的当，为苏联当替死鬼，连武器都得自己掏钱，可见中国当了冤大头。
如前所述，中国抗美援朝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既然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那中国就是在为自己而战而不是在为别人而战，就不存在上当受骗当替死鬼的问题。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利益在抗美援朝这一点上一致，苏联提供的武器不少是要钱的，但白给的也不是没有。比如1951年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苏联就一次无偿赠送了米格-15歼击机372架。不过如果苏联一切都白给，那反而未必是好事：国与国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关系，宁可欠债，不可欠情。欠债算得清，欠情算不清。一旦有变，欠债可还，欠情难缠。比如两人恋爱，一方为另一方牺牲了一切：前途、机会、专业、工作、财产、亲情……却被对方占足了便宜后一脚踢开，那将会如何？搞不好能出人命。中苏分裂后苏联人对中国虽然恼火，却并不恨之入骨，因为当初中国并没有亏待苏联，只欠债，不欠情。赫鲁晓夫撕合同撤专家把事都干绝了又有点懊悔，很有点恋恋不舍当初能从中国得到的好处。结果：对美国联手干掉中国核力量的建议犹豫了一阵子。就这么一犹豫的功夫，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相反的例子是越南：跟中国打交道时一切白捞，占尽了便宜，很有点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看我多能耐。越南不理会“宁可欠债、不可欠情”那一套，当为傍苏联过河拆桥跟中国翻了脸时，中国人从上到下立刻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同仇敌忾根本不用动员，说打就打毫不留情。两相比较，到底谁更吃亏？
最精于算计的当属“蒋委员长”：抗日战争时吃定了美国的底牌是不能让中国垮掉，只要国民党没有投降日本，不管打不打、打得有多烂美国照样得给钱给援助。这竹杠不敲白不敲。于是一天到晚向美国叫苦要援助。但东西一到手就全留着对付共产党，不对日本动真格的。不管美国如何催促，“委员长”总是“以不变应万变”——要东西来劲，打仗不来劲：给我援助可以，要我跟日军拼命不干。小算盘是反正美国早晚能打败日本，自己可以稳搭“顺风船”，犯不着拼命，不如趁机发一笔，留着将来消灭共产党用——不愧“浙江奸商”兼“上海小开”，算盘精，“拎得清”。 （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回忆，“罗斯福终于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1944年日军到处吃败仗，唯独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之役大获全胜，打得“国军”一溃千里，望风而逃。美军驻华代表史迪威将军急了，要蒋介石赶紧调兵挽救战局。蒋介石说无兵可调。史迪威说你的胡宗南有四十万大军正闲着呢。蒋介石说那是对付共产党的，不能动。史迪威说既然你没兵那何不让我用美国武器装备共产党的八路军，由我带出去打日本。蒋介石勃然大怒，立即以“不撤换史迪威中美两国即无法合作”为最后通牒逼罗斯福调走了史迪威——表面上看“蒋委员长”大获全胜：赶走了对共产党有好感的史迪威将军，自己继续过“仗不打，美援白拿”的好日子，光占便宜不吃亏，让美国当冤大头。结果呢？美国立马放弃了陆地上靠中国军队打败日军的打算，转身求助于苏联。苏联正中下怀：求我可以，得有甜头——中国的主权。美国满口答应（这才是最狠的报复）。于是有了雅尔塔协议，有了苏联出兵东北。最后的结局：小算盘最精、最“拎得清”的“蒋委员长”被赶出了大陆，到台湾小岛上斤斤计较“拎得清”去了——只知算小帐，只知贪小便宜，见小利忘大义，总想白捞油水，有此下场奇怪吗？
整天拿抗美援朝“亏不亏”、“合算不合算”说事的人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找借口妖魔化毛泽东而已：现在中国“公款吃喝”每年有多少？贪官弄到国外的赃款每年有多少？“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有多少？中国的买办让外国老板从中国人身上榨取的血汗每年有多少？怎么从来也不见他们着急？怎么从来也不见他们象对抗美援朝那样斤斤计较、“拎得清”？
有人专拿中国抗美援朝的伤亡说事。首先，战争的目标是胜利。看胜利与否不是看代价大小，而是看是否实现了战争的战略目标。实现了就是胜利，否则就是失败。——能说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牺牲比德国大，所以苏联是战败国而德国是战胜国吗？能说中国抗日战争的牺牲比日本大，所以中国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吗？其次，根据中国的统计，武器装备绝对劣势的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伤亡总数并不比“联合国军”的伤亡总数高。某些人论及中方的伤亡数字不用中国的统计而用美军的估计，这本身就是偏见的表现。而对比伤亡数字时，故意用美国一家的伤亡总数来对比志愿军的伤亡总数，这实际在耍流氓：跟志愿交手的有十六个国家（包括南朝鲜）的军队，这十六家的伤亡数字加在一起与中国一家的伤亡数字相比才能说明问题。中国出兵时北朝鲜的军队基本打光了，那些伤亡数字不能算在中国头上。隐瞒所有这些事实，用美军一家的伤亡数字和美军估计的中朝双方的伤亡数字做对比，这难道不是玩弄数字游戏搞诈骗？
有人说抗美援朝招致美国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封锁禁运，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可见抗美援朝没好处。
前面已经说过，只要中国还没有摆脱冷战，那就不可避免要吃冷战的亏。美国干预台湾是因为冷战。封锁中国也是因为冷战。这就是冷战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是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代价。问题的性质是这样的向苏联“一边倒”的代价与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整个国土被美苏肢解那样的向美国“一边倒”的代价孰轻孰重；是“两害相衡取其轻”的问题，而不是在“有害”与“无害”之间作选择的问题。
美国的封锁禁运是一柄双刃剑，能伤人也能伤己。本来美国的算盘是封锁禁运能使毛泽东的政权即便不垮也发展不起来。但美国没想到毛泽东的中共是在被封锁被围剿的根据地这种环境中长大的，自力更生惯了，封锁禁运别人受不了，中国不但顶得住，而且摸索出经验来了，发展的路子步伐谁也干预不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美国越来越坐不住了：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禁止向古巴运进“进攻性武器”（导弹、轰炸机）。当时美国海军对驶往古巴的中国轮船概不搜查——不是尊重，而是一种无言的轻蔑：谅你中国船上没有“进攻性武器”。但仅仅过了两年，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1964年）。又过了两年，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6年）。再过了一年，中国氢弹试验成功（1967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仅仅5年，美国就再也没法对中国保持“谅你也没有进攻性武器”那种悠然的心情了。相反，美国不得不扒耳挠腮发愁：如果中国向“不友好国家、势力、地区”提供“进攻性武器”如导弹甚至核武器，那可怎么办？（实际上，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确实曾提出愿意花大价钱向中国买原子弹，但周恩来总理彬彬有礼地拒绝了：原子弹是不供出售的。）要求中国同意不出口“进攻性武器”？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国会听你的？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封锁禁运了二十年，能施的压力全施完了，再没什么可施的了。向中国开战？又不是没较量过。除非核大战，否则还能怎么样？设法让中国改变政策？美国与中国敌对二十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几乎是零，吃里扒外替美国效劳的“基金会学者”一个都没有，能指望谁说得上话？被封锁被隔绝的中国成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条约规定的制约。不管是美国还是联合国，不管是国际组织还是“民权团体”，中国可以概不买帐。谁也休想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美国越来越痛感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简直不亚于对中国利益的损害，越来越急着改变这种状况。尼克松说美国决不能让“几亿中国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潜台词是：一个愤怒而孤立的中国更能给美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还不如赶紧解除封锁禁运，恢复美国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精英”的影响力。所以到后来美国解除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心情其实比中国人自己更迫切，而且更彻底：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老布什坚决拒绝对中国重新施行严厉的封锁禁运。表面上说“不愿意孤立中国人民”，实际是历史的教训领教够了：对中国搞封锁禁运不但无效，而且到头来“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如果封锁禁运管用，美国才不会在乎是否“孤立人民”呢。比如对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那就封锁到底，毫不手软。）
抗美援朝导致的封锁禁运是坏事不假。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把这种坏事变成了好事，反而使美国从此以后再也没胃口对中国用这招了。一劳永逸——1989年中国就沾了毛泽东的光——这难道不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吗？这难道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民族利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