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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袁伟时

 

1999315日,中国修改宪法第五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第一款,法治成了宪法的内容。可是,在中国,纸面的东西要转化为现实是极其困难的。一个主要阻力是党政官员的阶级斗争观念和行为习惯。十多年来,周永康掌握政法大权,以维稳和反对颜色革命为藉口,践踏法治,留下许多劣迹。

更令中国在世界蒙羞的是:20132014年间,一些人明目张胆丑化和妖魔化宪政。在各界有识之士义正严词驳斥下,反宪政的马前卒原形毕露;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采纳了宪法至上和实行宪政——法治的观点。

宪政—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政府权力不能超越法授范围乱作为。为此要实行施政公开,接受监督等一系列措施。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对惯于全能型政府运作的官员来说,不啻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大革命。“人是思想的囚徒”。要推进这一变革,必须认真清理某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观点。肆虐已久、危害很深的阶级斗争论尤其是沉重的绊脚石。

 

历史的回顾

 

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卷入将阶级斗争理论付诸实践的漩涡,这场近一百年的理论和实践纷争至今尚未止息。把一部多姿多彩的人类历史简单化为两个阶级的胜败史,没有几个人会信服,不值得再费时间讨论。让我们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开始,简要回溯历史,看看把这一理论推至极端的恶果吧。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讲阶级斗争,也讲阶级调和。

19499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依据。这个文件规定构成“人民”的四大阶级(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要消灭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如果把帝国主义也当作一个阶级,那就是七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而它同时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并享有各项政治权利;讲的是四大阶级合作和利益调和。

不过,在同一年3月通过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即毛泽东的报告)中却规定:“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在当时的语汇中,一以贯之的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其中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又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确定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为国内的基本矛盾,不但《共同纲领》规定的四大阶级共赢的条款日后被弃如敝履,处理其他社会问题也毛病百出。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大部分错误都由于侵害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此习惯性地给后者涂上各种阶级色彩)。共和国成立前夕,犯此类错误的端倪已见。1947113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随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存在了。……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将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沈志华编:《中苏关系档案》)

这种极端主张,连斯大林也不赞同。他在1948420日给毛泽东的复信中提出:“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没收从小到大的所有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以及不仅没收大地主的财产,而且没收靠雇佣劳动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财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同上)

这些劝告中方听不进去,并且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七大通过的纲领《论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全都置诸脑后。掌握全国政权后十多年间,领导人一意孤行,加速废除了各个领域的私有制,并肆意界定阶级标准,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列入资产阶级队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制造了连绵不断的斗争。

 

令人豁然开朗的新论断

 

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义是告别这些错误,告别用阶级斗争观察一切、分析一切的极端理论,回归建设现代社会的正常轨道。

生活在中国、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分析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经验,做出无愧于时代的理论概括。不幸,在体制内外的改革者互相呼应为改革开放开路的同时,也有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作茧自缚,不但没有提供前瞻性的理论成果,甚至与时代格格不入,理论思维仍然滞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一个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

这些都是老话。作者是什么人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居然旧调重弹?所以说这个论断有代表性,在于数以千万计的现任和前任党政官员在各种场合都曾反复经受这个理论的熏陶,其影响遍及全社会。按理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变化很大,过时的理论应该逐步消退,却偏偏有人一再大肆张扬。旧意识形态的顽强,令人吃惊!

这个阶级斗争论错在哪里呢?

先从时代讲起。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消灭资产阶级,推进世界革命,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进入20世纪,列宁更确定资本主义已进入垂死阶段,世界正处于通过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时代。所谓两个主义的生死博弈正是这些论述的极端和简单化的表述。不过,与原教旨主义者不同,20世纪80年代后,中共中央对时代已有新认识。80年代初,接纳了何方等人的建议后,“到1982年,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85年邓小平更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何方自述》第423424页)明确否定了战争与革命年代的论断。

随着对时代认识的变化,再以阶级斗争观点去观察国际和国内问题,必然陷入非常荒唐的境地。

今日世界,国际纷争不断,实质是国家利益的矛盾。纷争的缘由很多,包括中日、中越、中印等国的领土争端在内,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博弈的影子。不过,在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下,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以中外关系为例,从东南亚到欧洲,中国与许多国家都宣布双方是战略合作伙伴。就拿影响巨大的中美关系来说吧,双方领导人说法不时有变,但实际内容是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和外贸顺差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则是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军事和政治领域,双方矛盾较多,美国佬的冷战思维未净,常有一些中方难以接受的举措;而中国的一些行动也是美方很难理解的。至于军事力量加强、调动以及进行间谍活动,是多数国家的常态,中美也不例外。再以两大阶级生死博弈的观点去观察和处理中美关系,与事实相距太远,必然危害两国的根本利益。

再看国内状况。这里是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死博弈的战场呢?

中资或外资私营企业是地道的资本主义。如果把国有企业划为社会主义,它正企盼前者进入,杂交成为混合经济;哪里有什么生死博弈?无论国企、私企,都有劳资利益的矛盾、纠纷乃至冲突,但是,双方明智的选择是寻求共赢而非你死我活。任何企业,劳资双方都是命运共同体,只要一方活不下去,另一方的利益必然受损。

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两个决议是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吸收现代思想、现代文化的成果。这里也没有两个阶级、两种主义生死博弈的影子。时至21世纪,仍然高唱阶级斗争颂,是令人吃惊的食古不化的原教旨主义,如果被采纳,必将给市场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恶果。

 

政治思想领域也不例外

 

是不是政治、思想文化、学术领域有那样的生死博弈呢?

这就涉及法治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冲突了。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法律不溯及既往;这些都是法治的基本常识。可是,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只要认定某人或某一群体是阶级敌人,就要坚决斗争,乃至用暴力镇压,至于对具体人的处理方案,则属于策略范围了。

反右和文革就是履行阶级斗争论的范本。它们号称“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是“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领袖的片言只语或某个官员的指示就是法律,毫无平等可言,溯及既往——“翻老底”更不在话下。在这样的状态下,法定的公民权利被阶级标准取代,任何人随时可以沦为囚犯。其实质是权力至上,权力在手的人们可以随意审判公民的思想、观点、言论,确定对象的阶级属性,从而任意整人,顺昌逆亡,乃至肆意剥夺别人的自由和生命。党的中央全会确立法治国家目标总结了历史教训,为的是防止这样的局面重演。

至于学术和思想文化,没有自由就没有创新。官员闯进这个领域指手画脚,实质是以自己可怜的水平去压制学术文化,是以权力侵犯学术、侵犯公民权利的不法行为。其深远影响是培植奴性,让中国人从小学会观颜察色,谨小慎微。压制创造力,戕害生机,莫此为甚!

自由和法治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要实行法治,就要告别阶级斗争偏执症。各类人群,各个阶级和阶层有矛盾,但主导方面是各方有共同利益,罔顾法律另立标准,制造敌人,只能误国殃民。公民自由权利,载于宪法,任何人无权践踏。史鉴昭昭,千万别重蹈覆辙!

一句话:法治和阶级斗争论无法并存。判断是否违法、犯罪只能以法律为标准,公民可以做法不禁止的任何事情;这是法治ABC,阶级标准毋容置喙。可是,党政官员多年学习阶级斗争理论,陈旧的观念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从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风波迭起的深层原因。中国理应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民主、自由和文明的大国,并由此成为资金和人才汇聚的中心。现实状况却令人忧心。有民调显示:中国60%的中产阶级已经移民或打算移民。这一群体是现代社会稳定的支柱。而只要留心自己身边这一群体的动态,许多人在寻求别国的护照或绿卡作为护身符,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是多年来斗争不断的恶果。不能实行鸵鸟政策对此视而不见。为国家和公民的前途和利益着想,应该痛下决心,清理错误理论和限制权力并行,真正让宪法和法律至上在中国生根,从而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奠立牢固的基础。

 

刊登于《炎黄春秋》2015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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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传来尚小明教授的大作:《国民党与袁世凯的较量可以如此曲解吗?——袁伟时《〈迟到的文明〉阅后小记》(团结网。以下引用此文,不再注明)我不认识尚教授,也未阅读过他的其他文章。仅从他的这篇大作看,立论的轻率和用词的轻佻在学者中非常罕见;深感必须回答,也许有助于年纪尚轻的尚教授警醒。

 

                   (一)立论轻率,令人惊诧

 

    尚教授的对在下的主要指责是:“袁先生认为,国民党的‘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协,不理解政治上有些东西要尊重现实,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第167页)甚矣,如此荒诞不经之言,袁先生竟也敢讲!”

尚教授摘引的那段话来自2011414日我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给同学所作报告《国学热中的几个争议问题》的现场答问的记录。当时同学问:“我们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还要走多远……”?我在回答中谈到:“从1912年至1926年间,北洋政府时期是20世纪中国最自由的时期、民间社会最强大的时期,但没有解决国家安定问题。任何国家要发展,就要稳定、自由,要有民间社会的力量和稳定的制度,几方面联合起来才有办法实现现代化。……但当时两股力量摧毁了稳定的可能性,一个是北洋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另一个是以国民党孙中山为代表的极端势力。我不想说国民党的出发点不好,但他们的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协,不理解政治上有些东西要尊重现实,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

孙文是政治家,不是街头小霸王,不可能天天闹事,有些地方讲点妥协,毫不奇怪。革命派,立宪派,北洋集团对缔造民国各有贡献;孙文也功不可没。但是,孙文和革命派(同盟会、国民党及其追随者)在关键时刻,“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却是铁的事实。既然尚教授为国民党辩护,就让我们看看孙文和国民党民初所干的五件大事吧。

第一,不惜牺牲主权和最大的商办企业向日本乞讨,破坏南北议和。

    清政府颁发《退位诏》之前没有几天,立宪派和北洋派正全力促和,逼迫清帝退位;孙文却以“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及中国两个最大的商办企业——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为筹码,乞求日本施恩,贷款给他。他对日本有关方面的代表说:“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 ”[①]日方对他的信用等级评价不高,这宗交易没有做成。当部分内幕曝光后,立即遭到当时的舆论猛烈抨击。后来即使苦心为其辩护的史学家亦不能不认为这是孙文的失着。孙文为了一党一派的私利,干出这样的勾当,对日本岂止妥协,简直是跪拜了!目的却是破坏国内各派正常的妥协!

   第二,炮制有重大错误的《临时约法》,企图剥夺袁世凯的行政权力,制造了民初政治乱象迭起的制度根源。

一个浅显的道理:要巩固和发展辛亥革命的成果,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派一定要合作。制定《临时约法》这样的大事,三方应该好好商量;最低限度要好好听听他方的意见吧?可是,这个宪法文件制定过程北洋派完全被排除在外。这是从现实出发的妥协吗?

此外,制定如此重要的文件,制宪机构本身应该有足够的公信力。临时参议院是革命派单方支配的机构。当时已决定要改进参议员选派的办法,为什么不等待新的临时参议院组成后,甚至国会选出后再来办这件大事呢?有这样玩政治的吗?

至于这个文件的内容更是漏洞百出。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笔者的私见,主要有以下几条:

1.改孙文当政时的总统制为内阁制,企图架空袁世凯,剥夺他的行政权力,否定了武昌起义后革命派一再对袁世凯作出的承诺。如此践踏妥协成果,令人吃惊!

2.没有规定公民自由的制度保障。

3.国会与总统、总理没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个残缺的内阁制。总统无权解散议会,无法把国事的最后决定权还给选民,成为后来的“万年国会”和猪仔议员的温床;把民初政坛搅成一锅浆糊,国无宁日。

4.总统与总理各自的职权和相互关系不明确。府院之争肇始于此。

5.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如此奇葩的宪法文件,各取所需,成为民初政治乱象的制度根源!当时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核心是不择手段,为一党一派私利夺权。哪里有从现实出发寻求妥协的气味?

第三,轻率发动“二次革命”,开启了用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的恶劣先例。

1913年的“二次革命”,孙文不顾党内外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强令动武,由于不得人心和力量对比太悬殊,不到两个月,全军覆没!后果是制造了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剥夺国民党议员当选资格的藉口,国会因而被迫停开;孙文和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国民党因此四分五裂!

从后果看,此次行动是鲁莽灭裂、无视现实、不愿妥协的典型。

不管动机如何高尚,政治家水平高低和是否成熟的标志,在于作出重大决策能否瞻前顾后,有利全局。所谓“二次革命”,国民党可说是陷入灭顶之灾。研究历史,指出孙文措施失当,有何不可?

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记者,曾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生态的变化。1922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②]将近百年过去了,号称研究民初政治,总该认真思考这一沉痛的反思吧?

第四,发动违法的“护法战争”。

袁世凯逝世,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机会再现。孙文如何操弄政治?

   他发动所谓护法战争。从法治角度看,有合法的中央政府在;支持这一行动的国会议员不足四分之一,根本达不到法定开会人数;是违法的举措。从闹革命的角度看,孙文提出一个根据:寻求真共和。他说:“如何分出真假?要从人物上看去,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便是以后反对共和之人,我们万不能相信的……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③]

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十分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曾在前清做过文官武将的以及立宪派、保皇党人等等宣战,因为他们都是“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从逻辑上说,这是荒唐的,因为过去不等于现在。而从语义上去考量,“真共和”、“假共和”的界定亦是一个难题。按严格的已经成为学者共识的现代民主、共和概念,孙文本人的言行就有不少与之背道而驰,其他军阀、政客更不用说了。可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像孙文断言那样“势力在手,又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据以定罪施刑;更不要说动用武力讨伐了。

在这个“战争”过程中,更干了不少违法勾当,包括收了德国政府的黑钱,《蒋介石日记》和德国外交部档案都有明确记载。

妥协云乎哉!

第五,南北和议的破坏者。

1917年开始折腾多年的所谓护法战争,实在混不下去了。迫于内外压力,南北开始议和,但总是无法达成协议。原因何在?参与谈判的胡汉民留下这样的记录:“初那南北议和……汉民与焉,欲辞不就。先生(孙文)谓,宜于其间为严重之监视者,不应放弃。姑于会期中南方代表将软化者,屡次以汉民意不可夺,事辄不偕。予固盛气凌人,且背后有先生与国民党,为渠辈所忌惮。”[④]原来不愿妥协者就是孙文。

综上所述,孙文在关键时刻,哪里有什么从现实出发寻求妥协?当时国内外的观察家,都把孙文看作不切实际的人物;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要否定这些口碑,颇为困难。

 

                      (二)学风粗疏说话不靠谱

 

再看看尚教授的另一大段指摘吧。为了方便阅读,让我们拆成四个小段,分别回答:

1.袁、赵是否为刺宋主谋迄今并无定论(此处暂且不论),不知袁先生何以认定赵秉钧就是‘杀人罪犯’?”

请问尚教授,笔者在哪里说过赵秉钧是“杀人罪犯”?阁下在同一篇文章中引用笔者的原文是:“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往来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把罪犯与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密切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说的是:“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

尚教授的学风粗疏,说话不靠谱,令人吃惊!

2.“袁先生将民初视为‘20世纪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的年代,也不过是他的错觉而已,有似痴人说梦。”

    政务公开的制度基础是权力互相制约和言论自由。请问尚教授,跟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相比,三权分立、有较大新闻自由的民初是不是政务更公开?

3.“他将上海地方检察厅传讯赵秉钧说成‘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则适见其出言不谨,所知有限。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戴修瓒就曾公开传讯执政段祺瑞,袁先生怎敢说‘绝后’?”

谢谢指教!戴修瓒传讯段祺瑞的故事,如果是真的,从逻辑上说,正好证明北洋时期司法比较健全,孙文发动“二次革命”是错的。

此说如此重要,尚教授没有注明来源,无疑不够严谨。估计抄自梁颂成教授的《论善德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文化传统》(武陵学刊,20105期),尚教授没有说明,不合学术规范。梁教授此文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尚教授认可沿用,理应查找、补注史料出处,鉴别真伪,守住历史文章的底线。尚教授违反治学常规,令人惋惜。

根据著名的《东方杂志》当时逐日记载,1926年三一八事件后至420日段祺瑞宣布决定引退、逃往天津的一个月零两天中,只有42日“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三月十八日国务院前惨杀案之结果,认执政府卫队为故意杀人,函请陆军部,交付军法审判。”,根本没有“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戴修瓒就曾公开传讯执政段祺瑞”之事。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教授及其助手遍查史料,编成《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与之相同,可以确认《东方杂志》的记录可靠,传讯段祺瑞的故事是虚构的。

把子虚乌有的东西拿出来指斥别人,尚教授学风粗疏,说话不靠谱,再添一证。

4.“袁先生强调‘宋案’应‘依法解决’……在他看来,‘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袁世凯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批准赵秉钧辞职,不就是证明么?可要命的是,袁先生的这个有力“证据”,不过是他虚构出来的。……赵秉钧于“宋案”发生后,为自证清白,曾屡屡提出辞职,可袁世凯的态度很明确:请病假可以,辞职不准!于是,我们便看到赵秉钧遵从袁世凯的意思,一次次续请病假,并以病体未复为由抗不到案,最终拖到‘二次革命’爆发,‘宋案’不了了之,袁世凯这才允许失去‘挡箭牌’作用的赵秉钧解职。”                       

     笔者不得不第三次提醒尚教授,您又为自己说话不靠谱提供新证据了! 1913320日宋教仁被刺;4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公布了宋案证据,包括赵秉钧与应桂馨的大量来往电信,舆论哗然;逼于压力,51日,赵秉钧辞职,袁世凯挽留给假,命段祺瑞代理总理,赵秉钧实际已解职,再也没有回到国务总理任上了。58日上海检察机关票传赵秉钧。这不是强大社会舆论的作用吗?“二次革命”不得人心,舆论逆转,国民党被视为“暴民党”,从而帮了袁世凯的大忙。71215日李烈钧、黄兴点燃战火;16袁世凯马上重新起用赵秉钧,任命他为步兵统领,兼管京师巡警事务。这时正式解除他的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的名义,不过是例行手续而已。

    还要补充一句,宋案也不能简单地说“不了了之”。除了武士英在关押中被毒死;应夔臣越狱后1914年在京津火车上被砍死;赵秉钧死在1914年在直隶都督任上;袁世凯则因众叛亲离于191666日抑郁而终。重要当事人洪述祖19193月由大理院刑事第一庭判处死刑。4月初被绞毙。

    尚教授认为当时司法机关软弱无力、不能真正独立也不准确。新生的司法系统健全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时确实有权力干预司法的恶劣案例。但总的说来,无论从体制和司法人员的品格看,都与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司法不可同日而语。总的说来,司法比较独立,司法人员相对地说尚能洁身自好。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传讯当朝国务总理赵秉钧之事了。民国元年任执业律师的曹汝霖晚年回忆:“当时法官真是廉洁自好,对于讼案,慎重审理,散值后犹携案卷回家工作。可当得清慎勤三字。”[⑤]可供参考。

 

                   (三)在轻浮言辞后面

 

不同观点的交锋是学术领域的常态。尊重对方的人格,平等、自由地讨论,是学术争论的常规。持势打人的棍子党徒,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泡沫和污垢。

不幸,文革过去多年,尚小明教授的评论用词十分轻浮,有如文革大字报,距离正常的学术评论颇为遥远。。

他说袁伟时“大发其谬论”,“荒诞不经”。如此用词,除文革期间外,十分罕见。

他拿拙著《迟到的文明》开刀,但又特别申明:“这里仅论与此主题相关内容,并非评价全书,读者务请注意。”

可是,笔锋一转,他评论的不但不限于他申明的一个主题,而且直接否定袁伟时的全部学术成果。他说:“他(指袁某)的一些认识实在肤浅、迂腐,乃至荒谬。若不信,请看他对民初国民党与袁世凯的较量是如何发表‘高论’的。某个主题仅是他全盘否定袁伟时的突破口。逻辑跳跃,十分惊人!

再看看此文的其他文字,其用心就昭然若揭了。

袁先生本人对历史的解释却常常背离基本事实,甚至可以说糟蹋历史

袁先生治学的特点其实就是两个字:‘敢说’。有一分材料敢说三分话,有三分材料敢说五分话,有五分材料敢说十分话,至于所说是否与史实相符,是否会误导读者,袁先生毫不在意。

以事实为根据的“敢说”没有什么错;这是拒绝犬儒的正气,是学术的尊严和自信。我已一再说明自己的信念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打算全盘否定某个学者的学术当然可以,但要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迄今没有看见尚教授如何证明袁某“有一分材料说三分话”!拿争论直接有关的拙作《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来说,笔者引用了82条史料;《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引用更高达182条。尚教授应该证明,袁某如何“有一分材料说三分话”。笔者拭目以待。

尚教授也许觉得这样骂袁伟时很爽。我却为一位年轻教授如此不自重感到可惜!须知文字体现一个人的学养和教养,千万马虎不得!

几十年来,笔者在中国近代史确实建构了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因而满肚子不合时宜,被某些人视为离经叛道。因此,打压,批判,禁止发声,禁止出书,被告密,屡见不鲜!不过,那些马前卒公信力不够,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们的话。现在挂着北大历史系教授徽章的人出来吆喝,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市场份额呢?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人越来越见多识广,如意算盘未必能打得响。

说到以《迟到的文明》一些文字为突破口,笔者要透露一个不是国家机密的秘密:2014年夏天笔者新出的两部书《迟到的文明》和《晚清大变局》(增订第四版),上架不久就被迫下架。不说任何理由。尊重出版者的意愿,我一直忍气吞声,没有公开证实这一件事。一年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为倒行逆施保密。

命令下达前有个重要情节:送北大历史系审查!当时我还心存徼幸地认为,尽管茅海建、杨奎松等顶尖教授已离开北大,名校做历史研究的总不会太离谱吧。我不知道哪两位教授承接了这件活儿,也不知他们的审查意见写了什么。不过,接踵而至的是强制下架。

不知道这活儿与尚教授有无关系。但尚教授的这篇评论,的确使我明白,原来北大历史系有人是这样写书评的。

12年前《晚清大变局》增订第二版(书名是《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面世,也有过离奇遭遇。有人向教育部和中宣部打小报告,说此书颠覆了圣人和经典的论断,应该禁止!中宣部下令追查。这一版的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社长闭门两天,通读全书后认为这是一部好书,便如实向江西省委宣传部报告。省宣要求他们组织专家审查。参审的专家阅读后也认为此书挺好,个别观点偏颇,亦是学术范围的事。审查报告上达中宣部后,主管副部长收回成命,使此书逃过一劫。

笑看尘嚣,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过是可以分析的材料。

北大和江西的专家前后对比如此强烈,真不知今夕何夕,知识人是不是堕落了!

 

                          2015年5月1写完于广州中山大学笑笑斋

 



[①] 孙文:《与森恪的谈话》(191223日),王耿雄编:《孙中山集外集》第1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9313;] 梁漱溟:<</SPAN>在晋讲演笔记>,《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736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9314;] 孙文:《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113页。

[&#9315;] 《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一册第431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桂林版。

[&#9316;]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春秋杂志社1966年香港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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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11月15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周年院庆人文讲座)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我看来,谈转型问题,离不开历史,有四个基本问题。

 

转型完成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首要的问题,否则后边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展开。关于“现代社会”标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政治上是不是宪政、法治,思想文化上是否多元。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的,那么这个标准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005年,我提出一个观点,现代文明的标准就是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当时,为了针对残酷的战争和种族屠杀、“生存空间”的叫嚣以及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剥夺公民自由,实行“意识形态恐怖”,肆意干涉私人生活和以社会福利为诱饵的新统治形式,美国罗斯福总统在19411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二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惧的自由”。

“二战”胜利前后,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和巩固“二战”成果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总结了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和新经验。《世界人权宣言》是由各国政府代表、学者、社会领袖人物共同商议出来的,包括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和民间学者代表,并经联合国大会批准。它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经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自那以后,所有的联合国人权文件及其他文件都贯穿这个精神。

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各国先驱一直为之奋斗的。不虞匮乏和免受恐惧的自由为什么重要?因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加上遍布各大洲的战争、纳粹的种族屠杀、苏联的特务统治和大肃反,让这两点的重要性格外突出。所以,这“四大自由”是新的经验总结,是文明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准。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这四大自由,那社会转型就算是完成了,否则就还处在转型的进程中。

 

转型的障碍在哪里

 

一个国家能不能接受“四大自由”作为现代化的标准?如果能接受,那么转型的阻力在哪里呢?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反帝反封建。

说到反封建,从学术层面考察,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按照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标准,秦以后中国实行的不是封建制度——分封制。我认为准确的说法是宗法专制制度。

二是过去认为进行民主革命——“反封建”的主要内容是分土地。可是,土改后很久了,人们发现“反封建”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文革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张李维汉提出、得到邓小平首肯的。

中国的土地状况非常复杂。不乏大地主的个案,但据1930年代的调查材料,全国46%的农户是自耕农,华北更高达67%,其中河北是72%,山东75%[i]中国的地主绝大部分是小地主,人均占有土地10亩左右。“广东地主人均占地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占地大约7.5亩上下。”[ii]

多年来有“关中无地主”的说法。秦晖和金雁翻阅了关中地区的土改材料和其他档案,证实了这个结论:“无论从史料看,还是从保存至今的地籍资料看,‘关中无地主’——自然是相对而言——并不是土改前与民国时期才有的现象,它至少已存在二三百年了。”[iii]关中土地改革实际解决的是一些乡绅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压榨农民。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反封建”或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分田分地。民主革命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建立民主制度,确立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人要从原来的臣民变成现代公民。可以说,人的解放——保障公民的自由才是“反封建”的关键。

现在传统文化大热,讲中国传统文化何其伟大辉煌。但是,传统文化不应该是那些一厢情愿的“愿景”,不是时贤对儒家经典的随意解读,而应该是当时社会的实际,特别是儒家思想凝结为制度的实况。我赞同陈寅恪教授一针见血的论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三纲六纪”。唐宋的法典,大明律,大清律例,都贯彻了“三纲六纪”,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行为准则——固化了的制度。在思想文化上,儒家的建树反而不如道家或者是佛家。有人说,传统制度是“儒表法里”。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和社会的权威瞿同祖教授的研究早就否定了这样的解释。他指出,法家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儒家讲等级、讲亲疏,中华法系和传统社会的特点恰恰是后者。我认为中国传统制度的特点是“宗法专制”。

中国传统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西方的封建制度有三点不一样:首先,西方是长子继承制,而我们是平分的;其次,中国历史上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第三,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没有西方人身依附的农奴制。所以,要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要解决社会自由、平等、发展问题,暴力土改、斗地主是没有用的,主要途径在发展工商业。我们讲台湾土改搞得比较好,那里地主的人身尊严不受侵犯,不斗地主;其次,财产权得到了尊重,政府用公有企业的股票收买地主的超标准土地,既解决了土地不均问题,又把资金转移去发展工业。

第二,反对帝国主义。首先,帝国主义对中国有没有经济侵略呢?当然有。19世纪的中国就很明显。它们打败了清政府,于是就要赔款,敲诈勒索。甲午战争,日本要我们赔付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这是敲诈。19世纪中国一共赔了多少钱?七亿两。其次,对外贸易的中的鸦片问题。鸦片战争后,鸦片进口增加了一倍,从年35000箱增加到72000箱,占到总贸易额的40%左右。此外,中国对外借债的利息很高。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压榨我们,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政府的信用很低。

但是,经济发展很慢不能怪列强,而是当时的政府扼杀了经济自由。中国人一点也不笨,也有经商的才能,但很多行业政府不允许民间经营,因为担心民间经济壮大威胁了它的统治。这是中国历代王朝主流和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明清一直压制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海上贸易。郑和七下西洋为了显示天朝国威,到处施舍;招揽“蛮夷”来朝贡,慷慨赏赐;财政无法负担,不得不终止。为了阻止继续“下西洋”,后来兵部尚书刘大夏把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全部焚毁了。严格限制出海,导致倭寇横行。其实倭寇大部分是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清政府继承了明代的海禁,甚至连国内贸易也禁止,从海上去直隶(河北)和奉天(辽宁)贸易就不批准(参阅拙著:《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第72-73等页)。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不得不优待洋人;官办洋务运动;但对民间商务仍然掐得紧紧的,结果弄出了大批假洋鬼子,花钱雇一个洋人为企业代表。最害人就是搞官办企业。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几乎同时进行。但是,日本人发现官办企业是无底洞,利润没有,还要财政补贴,1880年前后经过激烈辩论,顶住“国有资产流失”等指责,毅然把官办企业卖掉,工商业大发展,财政收入增加。大清帝国却一条死路走到底,改为“官督民办”,依然逃不脱官府的干涉和官僚的勒索,私人工商业发展迟缓,财政必然困难,成为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改弦易辙,中国民营企业开始发展起来。其实康有为、梁启超不是维新的首倡者,维新在甲午战败后已成为潮流。1898年戊戌变法搞坏了,康有为胆大妄为、冒险胡来要负很大责任。

帝国主义不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历史也证明,市场领域,不要动辄讲反对帝国主义,着眼点应放在扫除自由竞争的障碍。比如,当时的上海实际是经济特区,是中国金融中心,也是全亚洲的金融中心,东京、孟买根本就无法比;中国金融资本慢慢发展到30年代已经超过外资。竞争中中国人会慢慢取得优势,就好像香港最初也是英资占优势,后来华资一点都不必他们差,包括汇丰银行在内已不是纯粹的英资。

 

转型的关键是什么

 

真正要转型一定离不开三个关键。

第一个是自由。

首先是经济自由。19世纪,中国转型的困难的根源就是不给中国人经济自由。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手,但是他也有局限性:在一些行业搞垄断,民间不许办。例如,他在上海办纺织厂,就申请朝廷批准,不准其他人再办。张之洞看不过眼,说我也办一个,在他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在广东办,1889年调到武汉当湖广总督,就搬到汉口办。但他们都不允许民间资本办。

再看看现在,为什么中国自主品牌汽车那么落后?准洋人办了,但长期不准中国民营企业家办。为什么家电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因为开放和自由。自由、开放得晚的,就发展得慢。更麻烦一些是金融,到现在才真正开始准许民间办银行。

其次是政治自由。创新的关键是思想要自由,不允许人们“胡说八道”一番,不支持讨论,小孩从小胆小怕事,就培养不出现代公民独立自主敢做敢为的精神。没有自由,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论断来说:“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主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看看历史就知道,没有自由的地方就没有发展。

第二个关键是要稳定。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自由的是北洋时期,但是不稳定;主要的不稳定因素是民族主义极端势力。

第三要融入世界。

 

路径问题:怎么转?

 

过去讲,转型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改良。在我看来,中国转型只有一条路,就是现有基础上改良,改革就是改良。革命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人要求稳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多数人的意愿是努力改革和发展,改变落后面貌,别再搞什么革命。

改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可以从英国的历史得到一些启发。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后,18世纪有两大问题,国会选举一塌糊涂,议员席位可以买卖;二是言论自由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整个18世纪英国国内斗争很重要的就是反对政府压制人民。所以,自由没有那么容易得到。一直到19世纪,英国的言论自由才确立下来,而女性到1918年才有选举权;美国的妇女则到1920年才得到选举权。转型的历程是很漫长的。

而且,所有转型都必然有大腐败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也是转型的必然出现的现象。转型太难。中国只能够一步步地改革,还要经过二三十年改革才能够完成转型的历史任务。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是光明和黑暗同时共存的。我反对随意剥夺公民的自由,那是违法行为,是损害中国形象的蠢行。但要看到侵犯公民自由权利,随便一个国家历史上都有,必须经过反复博弈才能消灭这些黑暗现象。18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真正实现是实际人数高达千万的官员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大革命,是政府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大变革。推行肯定很困难。但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把这些纸上的东西变为社会的现实。这是早就应该进行的变革,不能再丧失时机了。

知识分子在当代要干什么事儿?2000年我就说做两件事,发财、发言。发财就是发展民间经济,为现代社会奠立牢固的经济基础。整个世界最可怕的是极端思潮,世界的发展最怕走错路,不要再搞革命,不要再整资本家,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或者变相没收。不能征收遗产税。一征收遗产税,资金会大量流失。香港原来征收遗产税,后来废除了。第二,不要效法某些国家搞高福利。贫富差距什么的不可怕,随着经济的发展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是应该的。但是,不要搞过分,要使大家有兴趣去竞争。发言是要以公民的立场批评监督,减少社会的黑暗面,不是等待天国的降临,而是积极参与到这个改革过程中去。

 

(本文根据作者演讲摘要整理,经作者审阅)

刊登于凤凰网《大学问》第187期(2015212



[i]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2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北京版。

[ii] 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1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版。

[iii] 秦晖 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第8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北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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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6 13:39)

——答《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张娱

20141113日电话采访)

 

问:曲阜市政府决定给每个村配一个专职的儒学教师。你怎么看?

答:当地的官员水平不高。为什么说他们水平不高呢?因为他们对当代政府的职责、政府应该怎样管理这个社会没有深刻全面的了解。他们没有想到,治理现代社会的最根本的方法是法治。政府应该只做它该做的事情,有些公民的事情它是不应该干预的。但是官员现在恰恰没搞清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界限。在思想文化方面,公民肯定是会有不同选择的,你不能用一种政府喜欢的文化来教化这些所谓的平民百姓。过去,我们把平民叫做子民,但现在我们称它为公民。对待公民是不能这样做的;我信基督教行不行?信伊斯兰教行不行?为什么不能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教化公民啊?用单一的教义教化民众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情绪,我认为这是不健康的。现在由政府出面,用儒家的思想教化所有公民,这个似乎有所不妥。

 

问:你认为儒家思想和政治的结合应该用一种怎样的方式才比较理智?

答:我认为不要笼统谈政治,要看从哪个层面谈。假如从制度层面看,儒学没有发言了,我们的制度和儒学完全没有关系了。我们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法治制度跟儒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儒学本身没有这些内容,儒学没有现代政治所需要的基因——自由与民主。

现在好多人在经典中找了一些民主、自由的遗迹,但是这些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是很片断的一部分,并不是制度性的。中国最传统的制度,是按照三纲六纪建构起来的。三纲大家都知道了,所谓的六纪就是六亲,简单来讲就是讲究宗法、讲究血缘关系。打个比方,同样是犯法,侵犯了最亲的亲人和侵犯了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判刑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制度层面),主要就是宗法专制,其他民主、法治都只是片言只语。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要继承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当然,传统的政治智慧里面有些观点和方法是可取的,但这与制度层面的关系不大。

 

问:怎么看待对老百姓教授“孝道”等传统儒学观念?

答:我认为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现在所谓的儒学课堂、所谓的儒学教化,它的内容其中一项是伦理,而这方面最主要是讲孝。但伦理教育对现代公民来讲应该有讲究。现代的伦理关系、人际关系的基础是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自由的,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表达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所以所有传统的伦理道德都应该按照现代的精神重新加以审视和改造。

其中有一些是要根本否定的,比如忠。什么是忠啊?我们过去说忠于某个人,文革的时候说要忠于伟大领袖,伟大领袖说什么都是最高指示,结果很多中国人跟着这些指示,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整个国家变成一个暴政和暴民专制大舞台。有人会说不是忠于个人,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我认为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因为民族利益的界定,在当今世界是比较困难的。那讲忠于国家吧。什么叫忠于国家?是不是凡是国家的代表——政府官员,他所做的事情我们都不能批评?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把政府和国家混在一起了。笼统地讲忠于国家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自己要捍卫些什么。如果是我,我忠于我的国家,要捍卫我的国家,我就会尖锐的批评某些官员不恰当的行为。但现在很多官员往往利用这个去攻击别人,别人批评他们,人家就是不忠于国家,这个是很错误的。再讲一个事实,军国主义日本就是以忠孝为思想支柱发动侵略战争的。当时他们说要忠于天皇,听天皇的话,结果给人类带来了大灾难。所以,忠是不能随便讲的。

对于其他伦理思想,我们也要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看看哪一些是可以继承的。比如修身,我认为应该继承,现在就该给官员好好讲讲修身。“一日三省吾身”,传统的观念是让官员好好反省自己,不要做坏事,这对官员来讲是很好的。而对老百姓讲孝道,我认为有它的作用,但要看你怎样讲、讲什么内容。如果用传统的讲法:用“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来教导老百姓,那就麻烦了;而传统蒙学课本《弟子规》里的精神,完全停留在父权社会,这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不要笼统讲孝道,如果政府拿老百姓的钱去给老百姓灌输这种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不符合法治的思想,那是极端错误的。

《弟子规》里面很多是违反现代科学常识的。如里面有一句“亲有病,药先尝”,要儿子去尝妈妈的药!乱吃药是要死人的,你给人灌输这种思想,出了问题找谁?另外《弟子规》教导小孩要做一个很听话的人,而且还不能有私有的东西。这可以培养出两种人。一种是乖孩子,就是那些谨小慎微的,很卑微的人,跟现代公民的要求完全不一样。另外一种后果,一旦小孩的个性发扬了,他的个性与这些规矩产生冲突,老师和父母讲的他不愿意听,内心有自己的想法,表面上又不得不按照书里说的做,这部分人就变成了小两面派。现在,儒学课堂上经常得意地说学儒学之后家庭矛盾减少了,小孩礼貌好了。我认为学儒学即使有这样的效果,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当地的家庭教育和义务教育彻底失败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讲礼节、尊重别人、尊重自己,大家平等相处都是父母应该从小教育小孩的,而义务教育阶段应该讲现代社会的礼节、现代人的相处之道。假如这些都不懂,还要另外花纳税人的钱办儒学学堂来教礼节,那就是自打嘴巴。

 

问:那政府为什么还要开展这种课堂呢?

答: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地方官员对现代社会的管理方法,也就是中共中央所说的“现代化的治理方法”不理解。第二个是官员想做出些政绩。第三就是民族主义情结。第四个是利益,通过儒学的传播来赚钱,了解内情的都知道,这是一盘大生意。

 

 

附记:

1,《环球时报》英文版和中文版风格完全不同,所以我乐意接受他们的记者采访。此外,这次采访不是专访,记者采访好些人写成综合报道发表,尚不知道她提及我哪些观点。

2.与曲阜的做法不同,广州市正在给每个社区配置法律顾问。对比鲜明,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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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传统文化热气冲天。合理的,极端的,纷纷出场。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从19世纪争吵到现在,该有一个清醒的小结了。为此必须纵看历史,横观世界,俯览现实,冷静思考几个基本问题。

 

纵看历史:震撼心灵的三大景象

 

检视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大景象:

耀眼的辉煌。

从商代起算至道光年间,三千多年的岁月形成了一个人口高达四亿多——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的共同体,其思想文化的主要支柱是汉族的传统文化。这个灿烂的文化拥有世界最丰富的典籍,源远流长的各个思想流派,独特的文学艺术,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医中药。这个文化大体上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且影响超越国境,泽被东亚。如此等等,都已铭刻在人类史册上。

第二.历史的危机

17世纪以后乃至更早,中国已经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15世纪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各大帝国并立并存的局面,以世界市场的开辟和扩大为基础,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兴盛衰败层见叠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逐步沦落尤为明显。近年来,在反西方中心论的旗号下,历史分流说流行一时;仿佛东方并未衰落,而是文明类型的差别,并无轩轾之分。有些国人因此沾沾自喜,甚至为直至19世纪中国经济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之类的话语所陶醉,忘乎所以。

先不说那些总量第一的估算是否可靠,1825年世界总人口约10亿[&#9312;],而中国人口已接近四亿,[&#9313;]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0%。“按当期购买力评价法计算,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下降到了不到五分之一。”“中国人均GDP1600年时大约只有英国的40%,与美国(地区)比较接近;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9314;]这是值得夸耀的第一,还是令人痛心的落后?

数字后面是制度落后,文化落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承袭宗法专制制度的大清帝国没有靠自己内生的力量转型为现代社会。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1840年起计算,仅仅辩论是不是应该接受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就花了60年!义和团闯了弥天大祸,京师第二次被占领,赔了巨款,大清帝国才开始老老实实全面学西方。主要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依据这个文化体系建构的社会制度。代表当时主流文化的朝野人士坚持什么?

1.中国是天朝上国,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这是儒家坚持的天经地义,核心价值!

2.在儒家三纲六纪固化为制度后,人都成为等级差序格局下的臣民、子民,任何超出圣人和经典教导的行动都是不容许的。

3.皇帝是最高无上的“圣上”,集全部统治权力于一身。只要他高兴,可以随时砍掉任何大臣的脑袋,死后也可以挖出来鞭尸。有些年代,他分给臣下较大权力;但这是随时可以收回的,而且分享者同样是大大小小的专制者,百姓没有相应得到更大的自由。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人不乏创办企业、发展内外贸易的冲动,但是官府的答复是两个字:不许!要办也只能官办!

18世纪就有大臣给乾隆爷上书,不废除科举,人才无法生长。皇上置若罔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少年,只能继续让自己的头脑被几部儒家经典箍死,现代文明的新成就要进入中国步履维艰!

时至今天仍有自封或互相吹捧的儒家“大师”,信誓旦旦断言儒学可以医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痼疾。他们故意回避1719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失败的主要障碍就是儒学!

第三.危机来自自身的缺陷。

古往今来的文化、思想、学术,都是在不断克服自己的缺失和弱点中前进的。可是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

1.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灌输信条为特征,对异端缺乏宽容大度。它与权力结合后,更不准他人议论,“非圣无法”,罪不容诛!没有外来的冲击,堵塞了自我更新的道路。

2.儒学自我定位主要是教化子民的工具,匡扶圣主的拐杖,汉以后就极少激烈的辩驳了。后果是形式逻辑不发达;怀疑和自由精神不足;儒生们以皓首穷经为荣,砍斫了儒学内生的自我更新能力。

3.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把数学、逻辑、法律等学科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主要上升渠道,导致知识阶层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如此等等都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明显至极的缺失,已经给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令人寒心的是,当代儒学信徒仍然热衷灌输信条,俯伏在圣人脚下,在堵塞儒学前进道路的同时,继续充当愚民的工具。

 

俯览现实:传统文化已摆脱了被摧残、压制的处境

 

如何判断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状况?

它已摆脱了被摧残、被压制的处境,“国学”已是今日的显学。

所谓国学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准确和不恰当的表达。学术无国界。日本人造出“国学”一词,旨在压抑外来的儒学和佛学影响,抬高本土的神道和武士道。中国人跟在他们屁股后面鼓噪,意欲何为?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掀起的所谓“学术批判”、“思想改造”,至文革期间登峰造极,导致一场“破四旧”大劫难,破坏公私财产和文化遗产,折磨知识阶层,视生命为草芥,罪行累累。当下的“国学”热就其可以理解的一面而言,是对文革时期摧残文化登峰造极的野蛮行为的反弹。

任何民族都应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护物质、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政府的责任;继承和弘扬本国和世界的文化则是知识阶层的本职。中国人要不要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个伪问题。传统是割不断的,它无所不在。除非你不说华语,不写汉字,传统文化无从回避。

在看到和不能忘记过去的压制和破坏的同时,必须注意当下的变化。

学术层面对儒学和其他传统文化的研究,早就不存在任何障碍;大批财政资金正源源不断注入这类项目。几个规模宏大、耗资巨大的整理典籍、研究古代文化的工程正在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儒藏》为代表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及重修清史工程等等;乾隆时代编四库全书,望尘莫及!

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习惯,也顺畅恢复。各地政府纷纷把一些民间庆典提升为当地的节日,娱乐和商业结合,煞是热闹。

总之,经过三十多年的拨乱反正,传统文化已上升为显学。说它仍然处于受压制或不被重视的状态,并不符合实际。细怿其意,不无过分抬高其地位或抵制他人议论它的是非得失之嫌。

 

当下的危险是儒学冀图超越它不应和无力超越的边界

 

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长短。正确的态度是扬长避短或扬长补短。

修身是儒学之长。剔除不符合自由、平等的内涵,它多年凝结的道德规范、修身方法等等可以直接继承。与此紧密联系的与人相处的某些智慧,也有可取之处。培养浩然正气,坚持正义更是珍贵遗产。好些政治智慧也是值得珍惜的。

问题是现在的某些儒学提倡者走的是歪道。

第一.构筑抵制外来文化的思想堡垒。

把所谓“国学”作为文化的聚焦点,就值得质疑。学术无国界。洋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算不算“国学”?20世纪从国外引进并已生根开花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不是“国学”?除了概念不清外,更可怕的是排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受难,更为残酷的攻击指向外来的现代文化。这一状况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一些国教派及其盟友——新左派今天仍叫喊反对“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研究“文化安全”也成了可以拿到大把政府资金的课题。

任何国家的文化只有在自由交流的情况下,才能扬长补短,避免僵化。文化的特点是在人们的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除了外敌入侵、军事占领下的奴化教育,世上没有所谓“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提出这样的概念旨在构筑限制文化自由交流的思想堡垒,在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英雄的同时,推销自己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极端思潮!

文化同样不讲国籍。在这个领域只分真善美还是假恶丑。国人喜爱洋鬼子发明的电影、话剧、歌剧、芭蕾……从小学习物理、化学等等外来科学、技术就危及国家安全了吗?或者是读莎士比亚是汉奸,看抗日神剧则成了爱国典范?一些人哄骗官员、忽悠百姓,说只要服食他们炮制的丹膏丸散,中国文化立马稳如泰山!其实那些直接或间接的封闭措施只能让中国人狭隘、猥琐,失去无所畏惧的创新精神,置中国文化于失去根基的危险地位。

第二.一群挂牌或没挂牌的国教派崛起,玩弄“政治儒学”,要求把儒学变为国教,冀图排除他们认为不利于自己特权的各种学术文化。

例如,他们鼓吹修改学术规范,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概念一一重新修改,把他们认为危险的思想因素一一剔除干净,建立“中国式”的概念体系。

学术没有定论,任何结论和概念都可以修改或推翻。但是,这只能在国际学术平台上自由讨论、问难辩驳中决定是非。而国教派追求的是依靠权力,把自己的主张宣布为“中国式”的真理,排斥他们眼中的“异端邪说”。揣迎上意,冀图与权力结合,忽悠芸芸大众,用政治帽子压制不同意见,阻碍求真,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又如,他们力求修改现代社会基本制度,谋求少数人的特权地位。

他们提出: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通儒院、国体院和庶民院。通儒院由儒学之徒组成,领袖人选应由学者提名,检验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国体院领袖由孔子的后代继承;其他成员则从圣贤、统治者和各大宗教领袖的后代中遴选。最后,庶民院应由大众选举产生或由各机构的领导担任。一项议案必须经过至少两院同意才能通过。最高原则是“保护儒家神圣合法性的首要地位”。[&#9315;]

说到底,就是他们这些自封的儒家大师和历代统治者及所谓圣贤的后代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拥有否决权。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通通被他们踩在脚下。问题是你们凭什么要享有这些特权呢?捧着四书就可以向上爬的年代早已过去。宪政就是宪政,与儒学没有半毛钱关系。把宪政或政治与某种宗教联结,往往导致社会动乱不止。中东的乱局、ISIS的猖獗触目惊心;中国也不乏宗教极端主义者,千万不要玩火!不要以为这些是少数人的梦呓,他们出书,办报,有一群信徒并与新左派结盟。在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揭露他们的谬误。

为了支撑这样的错误理论,他们明目张胆伪造历史。西周在他们笔下成了儒家宪政的典范。可是,他们引以为据的文献,居然是早有定论的伪书:《古文尚书》。以考古成就为基础的西周研究硕果累累,竟被他们一一踏在脚下。如此藐视学术,令人吃惊!

第三.他们哄骗乃至强制少年儿童读腐朽的《三字经》、《弟子规》。

广州市教育局不久前就拨款几千万在各校设置读这两部古代蒙学课本和其他儒学书籍的课程。有此类措施的地方比比皆是。这样的超出中小学教育纲要的措施恰当吗?为什么不用宝贵的资金建设书香校园,让学子们阅读全世界最好的儿童和青少年读物呢?

先看《弟子规》。“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讲的都是行为规范。真的言行一致,培育出来的是事事看人脸色的小奴才。说了不做,变为小两面派!“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教孩子们这样做,出了事,要不要追究法律责任?“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这是儒学一贯推销的礼仪,两千年来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假孝子,真两面派。时至21世纪,为什么还要贩卖这些破烂?“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养十万思想警察也办不到这一条。你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们相信这样的歪理,真是功德无量啊!

再翻翻《三字经》。这部书全文1722字,涵盖了当时天文、地理和其他自然知识,道德规范和各种人文知识,包括中国的朝代,学术史,典籍史。就学术维度看,这些知识绝大部分都应更新了。就教育维度看,内容繁复,根本不是孩子们所能理解的。儿童教育的始点应该是培育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怀疑精神,死读《三字经》与之背道而驰。“上致君,下泽民 。扬名声,显父母 。”它所传递的诸如此类的伦理观念,更值得斟酌了。

 

更大的潜在危险:中国人会不会在轴心时代缺席?

 

再从全球的角度看看中国文化问题吧。上述种种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是对外培植夜郎自大心态,对内灌输尊圣宗经和讲究尊卑等级的思维方法,压制人们的创造力。

请允许我说个故事:1987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利根川进获奖后回到日本。当被问到为什么多数日本获奖者是在国外工作时获奖的原因时,利根川进回答:东方文化不利于科学发展。释迦牟尼说:天上天下,唯我为大。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世界第一。这与东方文化讲究尊卑等级是不相容的(大意)。他的箴言很值得中国人记取。

日本文化在变化,思想自由度与欧美没什么差别了。他们获得诺奖的只有少数人在国外了。而中国人在学术领域依然与诺奖无缘。对挥舞大棒,在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把国界插入学术领域并说得天花乱坠的先生们必须大喝一声:你们贩卖的那一套限制自由,压抑创造,是毒害青少年的玛啡,为了中国的发展和13亿人的利益,请收起来吧!

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中国贡献了孔孟老庄和其他思想文化巨星,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记录。人们说,新的轴心时代就要到来了,中国文化要在其中占有一席;为此中西文化必须融合。

何时是新的轴心时代?这是几百年乃至千年后才会有定评。但有几条事实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17世纪至今,中国没有出现一个能引领世界向上的思想家。而欧美有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杰斐逊,哈耶克,波普尔,罗尔斯,诺齐克,阿伦特,雷蒙·阿隆……一系列光辉名字。

第二.新的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必然与解决世界两大问题紧密联结:一是世界实现一体化。二是建设一个没有战争、没有贫困、没有污染的美好世界。

第三.19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最长和最为艰辛的转型苦难,理应产生震古烁今的思想成果和震撼心灵的艺术。现实的答复是:没有!没有!

关键是辽阔的神州没有让思想自由飞翔、自由碰撞的天地。国教派及其追随者所作所为,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是在学术领域挑起国与非国的边界,把思想锁进牢笼!

 

东西文化融合与期望

 

人们津津乐道东西文化融合。论者期待用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去纠正或弥补西方现代文化,从而出现思想和学术奇迹。靠老祖宗的余荫飞天!

让我说句企盼被证伪的话:这是又一个黄粱美梦。

经过众多先驱努力,东西文化在各领域都已自然融合。

扫描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中国,哪里还有纯粹的国产品?即使是国画,不也吸收了众多西方艺术的成就?

一些学者期待用东方价值观念去纠正西方价值观的偏颇。可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足以服人的证据。

有人说:天人合一是东方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特性。但命题的提出就是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兴起后的事,创意是别人的;且天人合一的本义是天人之间的神奇感应,跟人与环境和谐与否毫无关系。这个套路与晚清一些先驱们的西学东源论,异曲同工。从议会到各种机器都是中国固有的,“礼失求诸野”,多好啊!

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特有的,足以矫正西方的个人主义。可是,各大宗教几乎都有类似的格言。犹太教:“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印度教:“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不要对别人做”。《圣经·路加福音》:“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们。”穆罕默德:“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9316;]心同理同,各民族人性相同,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

亨廷顿预言世界将陷入“文化冲突”。西方文明与所谓儒家文明冲突的预言没有实现。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似乎真的惊心动魄;实际矛盾发生在文明人与少数宗教极端分子之间,包括多数穆斯林在内都反对那些极端分子。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而不是不同文化的冲突。

应该认真进行各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各种文化应该平等对话,但是应该坦荡地吸取他者的成就,学者更应有世界人的眼光,不被民族情绪遮蔽自己,冷静地分析各种文化的成败得失。

期望奇迹从天而降是犬儒心态。

       

当务之急三件事

 

摆正被国教派弄歪的路标后,传承传统文化有很多事要做。在我看来,当务之急三件事:

第一.提倡全民读书,建设书香校园。

21世纪了。这个时候谈传统文化不要忘记时代背景。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中国正在走往文明大国的路上。眼睛不要只盯着几部儒家经典,把世界各民族的经典都请进校园,培育世界公民;中国才会涌现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大家。

请谨记:现代国家文化一定是多元的。文化选择权属于公民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各种文化才能共生并育,不会僵死。不能再走灌输信条的老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也须臾离不开自由问难和辩驳。

第二.捍卫汉语纯洁,医治新华体的痼疾。

传承中国文化,少讲大话,请从注意汉语的简洁、准确或言简意赅开始。

“举行会谈”,“进行会见”……这是新华社惯用的句式。那些记者约会,不知会不会说:亲爱的,我们举行吃饭吧!

记者们喜欢使用方言。提炼方言,丰富汉语是大好事,但要注意文化内涵。“一碗三十蚊”的美食您敢吃吗?改为三十文,与古货币单位衔接,还原这个粤语单词的本来意思会不会好一些呢?老板逃跑,变为“走佬”,与台湾一样写为“走路”,动词、名词定位准确,汉语不变味,多好啊!

第三.改进语文课本。

语文课本增加古诗文,这是好主意。比重如何,应该认真研究。请注意不要光增加文学篇章。要选一些实用文章,例如信函(尺牍)和其他应用文。中国大陆知识人在使用尊称和问候语中闹的笑话太多了,稍微注意,不难克服,问题在语文课本要改进。

 

袁伟时于20141024星期五

刊登于《财经》双周刊2014年第30期(20141027出版)第63-66

 



[&#9312;] 科林·麦克伊韦迪、理查德·琼斯:《世界人口历史图集》第419页,东方出版社1992年北京版。

[&#9313;]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4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福州版。

[&#9314;]刘逖:《160018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北京。

 

[&#9315;]蒋庆、贝淡宁:《儒家宪政宣言》,《纽约时报》2012-07-1125版。

 

[&#9316;] 《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第15015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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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总有人提议,将教师节改到928日,即孔子诞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当代教育?适逢孔子诞辰2565周年,带着这个问题,记者登门拜访袁伟时先生。老先生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从他身上,正能够领略教师的风度、教育的力量。“种种教育管制,根本不可能与孔子的教育思想共鸣”,袁先生说:“真正要传承孔子的教育成就,最好的办法是让教育家自由自在办学,让教师自由自在教学。”

 

&#9632;:袁伟时,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

&#9633;:曾繁田,中国孔子基金会《儒风大家》杂志记者

 

教师节:民国时期就定在孔子诞辰

 

&#9633;:有人提议将教师节从910日改到 928日,以此纪念孔子诞辰。袁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9632;袁伟时:我赞同将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先秦诸子以教育家论,首推孔子。这个没有争议。第二、华人世界都把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民国时期有正式的规定,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教师节就是孔子诞辰,台湾沿用至今,其他地方也约定俗成。共和国成立之后,原本没有教师节,后来大家认为应该有教师节,定在910日,好像与教育没有特别关联。把本国古代最著名教育家的诞辰定为教师节,顺理成章。不过,即使选择孔子诞辰为教师节,也不必过度解读,彷佛中国文化甚至政治从此转向了。

 

&#9633;:孔子影响中国教育两千五百年,且深且远。有人说,这是因为孔子通过教育实践将师道树立起来。也有人说,是由于统治者继往开来追授“至圣先师”等等封号。哪种说法更符合事实?

 

&#9632;袁伟时:一方面,孔子作为教育家和思想家对历史文化卓有贡献,他的思想和实践是应该认真研究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孔子被推到“至圣先师”的位置,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术。孔子死后一直被权势者利用,他们把儒学作为专制统治的工具。汉代独尊儒术,隋唐科举取士,知识阶层上升的渠道逐渐固定化,儒学随之变成敲门砖。历代所谓学问基本上在儒家典籍中翻筋斗,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紧箍咒。

 

理性精神:假如孔子见到苏格拉底

 

&#9633;:时下热议“中国人缺少信仰”,似乎忘了“中国人缺少理性”。重新推崇孔子,有益于信仰吗?有益于理性吗?

 

&#9632;袁伟时: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不同意,这个判断就有问题。现代社会的公民,信仰本是多元的、复杂的。现在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各自的信众,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不合适。不少人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毛当神拜。中国人有信仰,只是不再有那种大一统的信仰了。

 

中国人理性精神不足,这是很明显的。要是理性精神充分的话,就不会发生一系列狂躁行为了。国民党时期,把孙中山、蒋介石当神拜;延安整风以后,又把毛泽东当神拜。全民“大炼钢铁”、“亩产十万斤”等等让世界震惊的疯狂,半点理性精神都没有。至今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偏激的仇恨和斗争观念弥漫,影响中国向健全有序的现代社会转型。

 

儒学对培育理性精神有多大作用?一方面,“子不语怪力乱神”,这里包含理性精神。另一方面,《论语》作为语录传下来,灌输孔子自以为是的结论,理性的论证很不充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提倡国学的人里面,有不少很不理性。他们把孔子作为信仰的对象,搞“儒教”。这与孔子本人的理性精神相矛盾,不能这样提倡儒学。

 

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把孔孟当圣人,他们的教导和儒家典籍成了是非标准,不准怀疑。非圣无法,罪不容赦,哪里有什么理性精神?科举废除后,从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搞“党化教育”开始,现代中国的教育重现反智主义的错误;后来全盘苏化,变本加厉,流毒很深。靠孔子治不好这些痼疾。当下的改革应该是人类所有优秀文化一并赶来,兼收并蓄,激发中国人的创造力。

 

此外,不仅儒学,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形式逻辑。诸子百家都有这个问题,逻辑性不强,甚至强词夺理。在世界范围看,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但是,与差不多同时的苏格拉底相比显然有不足之处。苏格拉底将论辩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方法,就怀疑精神、批判精神、逻辑力量而言,孔子比不上苏格拉底。我们肯定传统文化的优点,同时不掩盖、不回避它的弱点,这样才符合孔子的精神。假如孔子见到苏格拉底,他会怎样?用孔子自己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今日提倡儒学者,有没有这样的胸怀呢?

 

文革期间所谓批林批孔,是发动者的政治游戏,非常荒唐。现在应该平心静气让孔子及其著作回归历史人物和历史典籍的本来面目。可是,现在一些人把孔子作为偶像抬出来,带来新的困扰。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神,中国人吃造神的苦头太多了,带来的灾难太大了。古往今来的任何人物都不是神。在当代,孔子应该是平等对话的对象,是自由、客观地加以研究的历史人物。

 

继承传统文化:所谓“国学教育”,所谓“儿童读经”

 

&#9633;:眼下政府、民间两方面都有贴近传统文化的意愿,也都有加强国学教育的要求。站在人文教育立场,应该如何回应?

 

&#9632;袁伟时:首先,国学这个概念就有问题,这不是我说的,是钱穆首先提出的。国学这个概念是从日本搬过来的。按其本意,旨在排除或削弱外来思想的影响。我们需要这样的国学吗?国学等于儒家经典么?诸子百家是不是国学?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二十世纪兴起的学科、积累的知识,算不算国学?二十世纪文史哲的学术思想成果,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现代社会科学,是不是中国的文化积累和思想财富?

 

用“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准确,不但包含汉族传统文化,应该将中国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也纳入其中。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应当继承发展。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都是常识。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但中国人在研究,外国人也在研究。任何思想文化,到二十世纪都变成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能狭隘地仅从民族立场看待传统文化。

 

共和国成立以后,传统文化教育严重不足,纠正之道首在加强汉语教育。台湾中学的“国文”课,文言文占百分之四十多,还有人建议提高到百分之五十。毋容讳言,与台湾比,大陆知识阶层本国语言的修养比较差,甚至闹出许多笑话。特别是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比重应该提高。这是应该切实做好的继承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工作,比各种花俏口号都重要和实在。

 

现在有些人提倡的所谓“国学教育”,把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引向歪路。所谓“儿童读经”,日复一日地死记硬背,根本不理解,那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儿童教育应该活泼,让孩子从全人类思想文化遗产中吸收精华。香港有的小学要求儿童一星期读一本书。许多国家办得好的小学,把全世界最好的少儿读物汇集起来,让儿童阅读,养成读书的习惯并开打文化视野,终身受益。“建设书香校园”比盲目提倡所谓国学教育好得多。

 

应当抵制“国教派”卷起的歪风。他们甚至诱导未成年人跪拜孔子。现代公民对任何人都不能跪拜。“国教派”说跪拜是礼仪,任何国家都讲礼仪,现代公民礼仪以平等、自由为基础,断不能诚惶诚恐,匍匐在别人脚下。“国教派”是在毒害少年儿童,有识之士不应该忽视。

 

各地搞少儿读经的人,漂亮言辞后面是利益驱动。出于志愿做这件事的是极少数人。现在所谓少儿读经是一盘很大的生意,教材出版的收入,学费的收入,一本万利。还有些国学班收高价,学费十几万、几十万。“弘扬国学”说得冠冕堂皇,其实是利用这个名堂赚钱。

 

压抑民办教育:对孔子无知,对世界教育发展无知

 

&#9633;: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说得准确些,伟大的民办教育家。比之官办教育,民办教育贡献何在?意义何在?

 

&#9632;袁伟时:中国教育除了官学以外,一直有民间讲学的传统。这些民办教育一方面弘扬正气、讲究风骨,另一方面认真研习传统经典。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成为民办教育的一支新力量,与中国先驱合作带来新的知识、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方式。1920世纪民办教育家创办私立学校,代表着与公办教育抗衡的另外一种教育体系。当时涌现出张伯苓、陈嘉庚、陶行知等一批教育家,他们所开办的学校,都有自身的特色,打破了大一统的教育格局。这种百家争鸣的状况,对中国教育非常有利。

 

国民党从广东执政时期,就开始搞党化教育;夺取全国政权后,把党化教育推广到全国。受到知识分子阶层严厉批评后,改成所谓“三民主义教育”,换汤不换药。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极力抵制党化教育。著名教育家陈序经先生,时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国民政府发布规定说,凡大学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必须加入国民党。陈先生坚决抵制,就是不加入。西南联大三个学校当中,南开是民办的,可见当时民办教育的水准。共和国成立以后,全部收编,民间教育消灭。

 

&#9633;:民办教育被消灭,现在又重新出现,但是办学水准一落千丈。今天人们不信任民办教育,尽量让孩子上公立学校,实在没办法才送私立学校。

 

&#9632;袁伟时:现在的中国民办教育,仍然没有走出困境。像幼儿园、技工学校、英语培训这些还算可以,其他的民办教育则很困难。关键在执政党没有给民办教育应有的地位。中国教育是大一统局面下办学,把学校分级。录取新生分一批,二批,三批;有教育部重点学校,还有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父母当然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读第三批学校,可是真正的民办学校几乎全在第三批。并不是民办教育自身没有活力,而是政府压抑民办教育,不合理的教育制度造成不平衡的教育局面。

 

这两年,民办教育开始显示新生机,同公办学校竞争。执政党还是力求控制,但是竞争局面已经打开。比如上海纽约大学,在现行教育政策底下,必须跟华东师大合办,但是教务方面由美方校长负责。再比如,香港中文大学进来深圳办学,教学上保证与香港校本部一致。李嘉诚始终对教育非常关心,文革前他出资办汕头大学,没有什么特色。现在他除了改造汕头大学以外,又在汕头办了以色列工学院,课程上完全复制以色列本土的以色列工学院,并且一、二年级在以色列上课。新东方俞敏洪很早就立志办一所新东方大学,地都买好了。但是在现行政策底下,只能依附另一所大学办一个耿丹学院。总之,钻体制的空子,民办教育正在冲开一条生路。民办教育还处在艰苦的萌芽阶段,只要枷锁冲破了,就会发展得很好。

 

&#9633;:政府一面推崇孔子,一面压抑民办教育,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9632;袁伟时:是无知。对孔子无知,对世界教育发展无知,对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无知。说到底,从教育官员、宣传干部到各级教育管理者,都没有深刻领会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意义。这是非常正确的指导思想,沿着这条路才符合全世界教育发展潮流,才能为中国的发展奠立稳固的基础。

 

教育独立:政治不能再干预教育

 

&#9633;:钱穆先生不愿列入现代新儒家,但是其儒家精神充实光辉,其教育实践令人振奋。钱先生讲过:“上则干济政治,下则主持教育。”这句话是否体现了孔子教育思想的某种原貌?

 

&#9632;袁伟时:钱先生的学术与思想,对“干济政治”起到过哪些实际的作用?实事求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实绩。要参与现代政治,一定要懂得现代政治学、现代法学、现代经济学;应该接受现代公民的通识教育,包括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钱先生的学术成就不在这些方面。钱先生主要的教育贡献是创办新亚书院,后来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应该肯定钱先生的贡献,那是历史性的贡献。

 

&#9633;:某些省市的教师资格考试专用教材当中,写有这样一段话:“在人类社会中,谁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谁掌握了国家政权,谁就能够控制精神产品的生产,谁就能够控制学校教育的领导权,并且通过对教育方针政策的颁布、教育目的的制定、教育经费的分配、教育内容特别是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规定、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的任命聘用等实现对教育领导权的控制。”这样一种教育观念,能否与孔子的教育思想产生共鸣?

 

&#9632;袁伟时:这是文革的遗毒。控制教育、控制精神生产,非常愚蠢。现代教育是开辟未来的,官员拼命控制,必定损害文化的发展,戕害国家的生机。教育应该独立、自由地发展。有些官员是武大郎,他们的水平有多高、认识有多高,教育水准就有多高。他们不是教育家,而是政治辅导员。他们把持教育,眼光不在推动学术自由发展,他们要的是全体师生乖乖听话。

 

必须提倡“教育家办教育”,否则必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否定教育的独立性,把教育作为政治的附属品。第二,以吏为师,官员、老师、宣传工作者三位一体。毛泽东一再说,不要怕教授,要让官员到大学去当教授。这样非常荒唐、非常腐败。

 

中国教育应当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匹配,适应中国作为现代大国的需要。现代大国不只是经济的大国,也应当是文明的大国,自由的大国。政府官员应当深入思考邓小平讲的“三个面向”,想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种种教育管制,根本不可能与孔子的教育思想共鸣。孔子是先秦时期的伟大教育家,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自成一家之言”。生活在百家争鸣时代,他从来不要求朝野独尊儒学。

 

今天中国的教育,为什么要控制每个学校、让全部年轻人都听话、让所有头脑都一样?不要说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无论继承哪一位教育家的教育遗产,都势必冲破这些思想钳制。现代教育必须保证学校办学的自主权,保证学校内部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否则,中国永远无法成为教育强国、文化强国。政治不能再干预教育了。

 

&#9633;: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当代中国教育?

 

&#9632;袁伟时:孔子的教育成就,来源于可以自由办学的客观环境和他本身自由探索的内在精神。没有什么人给他下莫名其妙的指示,让他填没完没了的表格,变着花样到他的私塾检查!当代教育工作者很压抑、很拘束,动不动就有人念紧箍咒,让人动弹不得,甚至糊里糊涂就犯下个所谓“错误”。所有这些都非常荒唐。真正要传承孔子的教育成就,最好的办法是让教育家自由自在办学,让教师自由自在教学。

 

 

《儒风大家》杂志简介:

中国孔子基金会主管、主办,以“传承经典、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求是、求真、求正”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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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答新浪网王芳

 

(发表时王芳加了一段导语:他从来不一味批驳,也没有刻意逢迎。他敢说,说的话都很“干净”,没有目的性,只是单纯的尊崇自己的研究成果,哪怕这些成果和主流有所不同,所以常常会引发剧烈的反响,但他仍然坚持;

他不但有学术影响,更有人格的魅力。他生性豁达幽默,喜欢接受各种新鲜事物,别人称他为“老顽童”,他对待初学后生从来不厌其烦、不摆架子、谦恭有礼,展现出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儒雅风采和教授风度。

为什么要采访他,这些就是主要原因。他是中国近代史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

                    

对改革的期望

 

新浪:有种观点认为“中国缺少能够引导国家走向的思想哲学”,您认为呢?

袁伟时: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强调要寻找一种思想哲学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会产生很多争议。有些人已提出中国要回到儒家去,有些讲要加强马列主义,有些人讲要有宗教信仰等等,各种各样的主张都有。中国要发展,关键在建设自由、民主、法治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现代国家。这是现代文明的常识,实实在在,无可争议。至于思想哲学,让骚人墨客或好学深思的学者各抒己见,从容争论去吧。

中国要怎样转型,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国家?要坚定不移建设国际化、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现在的政府已经采纳了的一个观点。不国际化,不跟国际接轨,怎样跟国外做生意?我国参加了WTO,必须遵守市场规则的共同准则。我们的市场还有很多违法乱纪的行为,需要按照法治化的精神认真整顿。中国需要法治化、国际化的市场制度,这个是目前阶段中国改革的最核心的内容。目前中国改革迫切需要的不是哲学问题。哲学是多元的,再讨论一千年,也不可能有统一结论。但是中国的改革不能停留,要紧紧抓住当前的关键。

围绕这个核心有很多具体内容。包括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市场准入和市场经济改革,每一个方面都要展开。你要法治化的话,整个司法体系要全面改革。要国际化的话,包括政府机构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市场规则,都要好好改革。

 

新浪: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被认为是改革元年,您也一直关注改革,您认为哪些领域的改革在2014年值得期待?

袁伟时:最值得期待的就是经济方面的改革。现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朝野在大的方面没有争议。我们虽然采纳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惊人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跟国际接轨,将香港市场经济很多具体制度吸收进来,中国大陆的经济面貌会有很大的变化。那些规则没有什么政治性,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为什么不采纳?

第二个是行政体制改革。一些政府机构太臃肿了,太腐败了,应该精简、公开、接受公民的监督、接受报刊的监督,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接受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尊重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这些是很重要的改革,看来今年会有比较大的进展;

第三个是司法改革。司法腐败太厉害了,上一届的司法领导人是不懂法的,甚至本身就贪赃枉法。新的领导人,从提出改革方案和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看,应该讲是懂法的。按照改革的要求,从体制上摆脱地方政权的干扰,把司法体系统一到省。将来应该全国统一,中国人口太多,情况比较复杂,先在省市一级统一起来,可以接受;但是逐步要做到全国统一。这方面的改革过程相当复杂相当长。我相信今年会有比较大的进步。但是呢,一开局,旧的观念和做法已经在一些案子里面体现出来了。改革不会一帆风顺,还是会摇摇摆摆。原来说好不要去干扰办案,完全依法办案;现在看来有些案子明显有人在干扰,不是真正按照法律处理。

 

新浪:既得利益集团是不是改革的难点?

袁伟时:不要强调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好像现在做不好,就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任何时候都有。关键是政府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决心,如果他们有决心,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既得利益集团是挡不住的。问题的关键是观念,说到底,是政府领导人认识水平、决心;加上一条很重要的是公民要出声、要发言,监督各级官员。在公民与政府的互动中,改革才会推行下去。没有公民的监督,光靠少数几个人,根本行不通。

 

新浪:2014年改革最大的难点和阻力?

袁伟时:改革最大的难点就是官员本身的观念和制度建设的决心。要建立制度才行,不是靠某一个临时的措施。所谓制度就是规矩法制化。规矩立好了,大家都依法办事,加上各种监督交叉,织成天罗地网,政府就会认真改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种新闻舆论、公民个人都发声,看到官员的错误或者政府的措施不对,立即提出意见,这样政府就会推进改革,慢慢走向正轨。没有监督是不行的。

 

教育改革的困境和进展

 

新浪:“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您研究晚清民国的历史,您认为,民国教育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袁伟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科学技术发展领域,很多重要的骨干基本都是民国时期培养的,或者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民国的教育是有很多优点值得现在的教育研究、学习、继承的,民国教育有三个很明显的特征。

第一,一开始创办就力求跟国际接轨,特别是跟北美、西欧教育接轨,很多大学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办。比如蔡元培在德国留学多年,就吸取德国教育的精神来办学。现代教育的核心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是大学教育最基础的东西,民国时期办学精神和制度是和世界的现代教育接轨的;

第二,民办教育蓬勃发展。在国民党执政以前,民办大学、民办的中小学就很发达,外国人办校也很多。这些学校,政府不怎么管;对外是学校自治、独立自主,对内是尊重学术自由、教授或教师治校。不但大学这样,很多中小学也按照北大的精神和制度办学。

第三,就大学来讲,教师大部分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术功底很扎实,跟国外的学术联系很密切,学术交流很方便,加上学术自由、基础训练很严格,在这样的情况下,培养出一流的优秀人才不太难。

国民党从20年代在广东执政起到把全国政权夺到手,就搞党化教育和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对学校干扰很大。但知识分子的风骨和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没有被摧毁;那时没有什么人敢说要改造知识分子,许多学校和教师依旧我行我素,敢于抵制国民党的错误措施,现代教育的灵魂——学术和思想自由没有退场。

民国的教育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一些办得好的大学,跟当时国际上办得好的学校水平差距不远;

 

新浪:您觉得现在的教育跟民国时期的教育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袁伟时:其实上面讲的三个特点就跟现在的教育很不相同。

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全盘照搬苏式教育,有些领域甚至变本加厉,把他们的错误发展到极端。苏联实行校长负责制,教授和专家的待遇是优厚的,也没有在教师中搞思想改造,反右派。那个时候以为苏联的教育就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教育。其实苏联的教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俄罗斯的传统,这个传统有好有坏,不能一概否定。好的地方是教学很严谨,但自由度不够。苏联时代则把教育看成无产阶级是专政工具,把学校看成是国家政权的附属机构。那样就把学校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位置搞错了。

中国长期奉行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什么是无产阶级政治呢?有些领导人气盖山河,临场发挥,说几句话就成了教育方针;有的官员则把执政党短期的方针政策等同于无产阶级政治;实际上否定了教育的独立使命,把教育继承人类文明和创造发展新文明的使命抛弃了!第二个,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官员们往往把生产劳动看成体力劳动,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没有深入的考虑。这样的方针怎能不把中国教育带上了灾难性的道路?

此外,苏联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职业教育、专业教育。一些学生一进入大学就要分专业,明文规定要把人培养成为工程师或者专门人才。最好的情况下。学科技的缺少必要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训练;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则没有科学技术的最基本的训练。通识教育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对人才成长非常不好。

 

新浪:南科大曾经被寄厚望于试验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但后来出现了各种问题,学生退学、教育部“收编”、原校长朱清时离任南科大、新校长李铭到任不再兼任书记,“去行政化”的口号遭质疑,对于现在的南科大,您怎么看?

袁伟时:我对南科大的情况了解不多,不愿意妄加评论。这是一个中国学者想突破原来的教育弊端的尝试,这个尝试刚刚开始,对它的探索应该抱宽容的态度。大家都很担心南科大会受到旧的体制、旧的课程体系的干扰。我也有这样的担忧,但是现在时间太短,还要再看看。

与南科大强烈对比,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创办了上海科技大学。从报纸上介绍的情况和校长江绵恒的讲话来看,路子是对的。上海的魄力很大,他们是按照国外研究型大学的模式来办学的,没有太多的创造,都是从国外成功的国外研究型大学搬过来的;但这个恰恰是现在中国的大学需要的制度。比如采取分大类的方法来招生,三个大类,一个是理科实验班,一个是生物科学类,一个是电子信息科学类。这就对头了,一开始不是按照系、专业来招生。还有一条就是教师阵容很强大,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几十个两院院士,并且强调每一个进来的学生跟教师的密切联系,每一个本科生都有导师等等。不动声色,按照现代大学的规格来办,口头上没有强调什么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啊。在中国现行的情况下,少说多做也未尝不是好事儿。

相对而言,办南方科技大学,广东省的魄力就没有上海那么大。但这是好事儿,形成竞争。加州3830万人口,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大学:钱学森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三藩市加州大学等等。广东省一亿多人口,也应该有大批一流大学,现在远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未来会怎么样?省领导会不会警觉,会不会奋起直追,还要看一看。

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外国或者境外的的一些大学进来办学。这一条对中国的教育会有很大的冲击,比如上海纽约大学,讲明教学是由美方的校长负责的,希望有大的突破。

广东汕头那边也有新气象:李嘉诚办了一个以色列理工学院,就是按照国际著名的以色列学院来办的,教学任务是由以色列院长负责的,学生进来第一二年是到以色列去学习,这对中国原有的教学也会有冲击。

以色列理工学院是全世界仅10间曾经组建及发射人造卫星的大学之一,而在过去9年,3名学院的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殊荣。最近在彭博发表的全球出产最多科技行政总裁的10大大学排名中,以色列理工学院位列第7,与麻省理工学院齐名,亦是唯一非美国院校。

中国教育的弊端积重难返。大学自己的改革是一条路,但是光这样不行,要有一批新的大学包括外来的大学与老大学竞争,中国的教育才会有新的面貌。

 

新浪: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了高考改革的信号,提出要“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招考分离”;改革“一考定终身”,等这些变化对于中国教育改革的意义在哪里?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在哪里?

袁伟时:这些都是国外教育通行的做法,这个改革很好,表明教育部还是想改革的,这些措施落实下去,并且不断总结经验,会对中国的教育起到推动作用。

但是,最根本的是教育部门要很清醒,以后要少管学校的具体事情,让学校本身多一些活力,这是关键。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员指手画脚,把中国的教育管的死死的,那些官员以为自己代表国家利益,代表党的教育方针。现代教育不需要过度管制。

这些措施不是教育改革的核心。现在必要的措施是把教学、办学的大权还给学校,让教育家去办学,官员少指手划脚。这是必要的前提必要的措施,没有这条,其他的改革无从谈起。

教育改革的核心,是把培养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放到第一位。现代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教育公民继承和发展文明,必要的条件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没有这条,一切都谈不上了,培养“大师”更没门。

原教育部长、清华校长蒋南翔或何东昌,记不清是哪一个说:培养出来的的人要“听话,出活!”既听话,又能干!这就是中国教育领导人心目中的理想教育。我们教育的弊端用一句话说清楚了。这跟现代教育本质南辕北辙。唯唯诺诺,不管多能干,与与精巧的机器人有什么区别?我们的教育要培养自由的、独立的公民,这样的公民是能够继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新浪:您认为政治学是高考的必考学科吗?

袁伟时:应该改为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人人都知道中学、大学的政治课充斥假话、大话;有些话不少讲课的老师自己都不信。何必自寻烦恼呢?让学生们学习点法律知识、历史知识、市场经济知识和正确的思维方法,这不是很好嘛?不要再搞自欺欺人的事。

 

思潮变迁

 

新浪:您以前说过一句话是:“人是思想的囚徒,决定国家、社会发展能不能顺利进行的,归根到底看当时的思潮,思潮所占的位置怎么样。”提到了现在的三个思潮,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社会基本常识,现在是哪种思潮占主流,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袁伟时:目前民族主义思潮很猖獗。有些人鼓动要跟日本打一仗,要跟美国打一仗。这些都是无知的、盲目的民族主义。1984年开始,中国政府就明确当前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年代。热衷鼓吹打仗,太荒唐了!跟日本和美国打不起来,跟台湾更加不可能开战。这是整个世界发展趋势决定的,是国际经济交融的状况决定的。世界走向全球化,自由贸易区正在涌现,这是谁也挡不住的历史潮流。民族主义者的脑袋滞留在20世纪40年代;在较低层次的民众中有很强的蛊惑力。好在现在的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是比较冷静的,不会接纳这些极端主张。民族主义煽动性很厉害,这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很有关系。

马克思主义怎样啦?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就知道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执政党着力吸收现代文明的基本知识,抛弃马克思主义里面那些僵化的东西,总的说来坚持了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思想路线。看看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60条决定,你就会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向什么方向发展。

现代文明的基本制度、基本知识,不能简单等同于自由主义。很多人在提倡,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中国发展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应该采纳这些内容;不采纳,历史就会大倒退,老百姓就会受苦受难,这是60多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在中国,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的基本知识,越来越深入人心,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新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生有着一股哲学热,然而时至今日,哲学书已经很难再在大学生手中见到,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您认为中国人是否更需要哲学的沉淀?哲学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哲学需要推广么?

袁伟时:20世纪80年代,刚刚打开国门,当时有股哲学热。萨特、波普尔、哈耶克等人的著作受到热烈欢迎。现在国门打开那么久了,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历史研究的成果,大量的涌进国内,大家读书有更多的选择,我想没有什么坏处。

现在应该读的东西我认为最重要是三方面的东西,现代经济知识,法治的基本知识,还有世界和本国历史的基本知识,这三方面是中国人当前急需认真了解的东西。

通过这三方面知识的学习,会提高或改变我们的哲学观念。哲学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价值观念,一个是思维方法或者逻辑。说现在的读者不关心哲学了?我认为不是。通过各方面的学习,越来越多人明白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现代社会根本性的价值观念,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思维方法和逻辑,有很多不同的主张,但很多基础的东西是大家都遵循的。不要盲信,一定要有怀疑精神、批判精神;论证问题一定要有根有据,逻辑要严密、自洽等等,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不要以为现在人心冷漠了,对哲学不关心了;实际上中国人的思想水平在提高而不是倒退。

 

新浪:您怎么看待网络谩骂?有人说,中国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信仰,所以肤浅而焦虑,做事无所顾忌,缺乏诚信,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袁伟时: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会有些人很极端。这个不奇怪,但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各种意见自由发表,自由讨论,只有这样,多数人会趋于理性化。不论是政府的权力还是民间的权力,越是压制思想言论,只会引起极端思想的流行、反弹;这是很危险的。关键在要让大家自由发言、自由讨论。在这个过程里面,多数人慢慢会理性化,比较冷静。如果按照某一个官员的意志断定一切,不但无法解决问题,而且越来越被公民厌弃。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到刚才讲的:要有法治。

 

新浪:春秋时期有“十教九流”,各个学派观点鲜明,百花争艳,但是现在虽然学术领域有圈子,但是学派特色却并不鲜明,这是因为思想更多元,还是因为思想更保守?

袁伟时:思想更多元化了是事实,但是要成为一个学派,必须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旺盛的想象力、创造力。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还没有一个学术群体形成公认的的学派,在世界上崭露头角。面对这样的现实,与其焦急,毋宁致力扫除学术自由、表达自由的障碍。清理掉这样的障碍,假以时日,一定会有大师出现,有各种各样的学派出现。官员要明白,所谓学派、所谓大师不是官员或者官方封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出来的!这是简单的道理。不按照最简单的道理办事,一定南辕北辙。

 

 传统文化被遗忘了吗?

 

新浪: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似乎在被遗忘、质疑和漠视,传统文化正在流失,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吗?对于传统文化的流失,我们是需要任其自然发展,还是需要做点什么来守护?

袁伟时:这是危言耸听的假问题。传统文化没有被遗忘,也没有被漠视。

从出版物来看,大量的传统典籍在出版,可以说盛况前所未有。现在要买传统的文献、书籍非常容易,而且有多种版本推出来。这是一门生意,有利可图,没有中断之虞。加上电子技术发展,四库全书、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很多人的电脑上都有。网上查找这些资料更易如反掌。

另外,各种读经班、国学班,热火朝天。多半收费不菲,愿打愿挨,也没有中断之虞。

复兴国学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俨然显学啦。

至于中国传统文化跟现代化的关系,那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首先要问,两个东西有没有交集点?中国目前急需建设现代化的制度和确立现代的治理方式。如果老老实实回答,就会坦然说:这些东东在传统文化里面是没有的。所以要学习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人家积累了几百年的经验,我们应该学习,择善而从。

传统文化里面,有关制度方面的内容,不适合现代社会,肯定会被淘汰。比如讲三纲五常,讲尊长、讲等级,要专制,这些东西能继承吗?只能淘汰啦。做市场经济,有人说要按照管子的方法做,有人说要弄儒家经济;过过口瘾,赢个虚假面子,没问题。但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知道,虽然有不同流派,现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完全是洋学问。国民经济要发展,企业要生存,不能不学。市场竞争激烈,容不下花花假假的东西。一句话,在制度领域,历史已经做了结论,传统文化没有发言权了。硬要加上一点传统花边,只能是很皮毛、很表面的装饰。

不过,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会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是永恒的,暴烈如文革也消灭不了它们。例如,优秀的文学艺术;很多有价值的修身观念和道德观念,会自然留下来。又如中医是不是传统文化?要消灭中医是办不到的。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独特的价值观念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这里要注意三个观点:

1.现代国家,最根本的价值观念是公民的独立,自由,平等;国家的民主,法治。这些是各种制度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础。

2.只要政治家、思想家喜欢,可以提倡其他观念。但一不能与上述观念和制度相背离,不然的话,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几个人会理睬;二不要随便胡吹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免制造国际笑话。例如,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特有的。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就留下这样的文字:“毗耶婆说: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东西,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向往渴求的事,也该希望别人得到——这就是整个的律法;留心遵行吧。”我看不出两者有什么区别。

3.必须承认思想文化是多元的,要尊重各种流派的思想文化,必须有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用行政的权力硬把一种文化推广,结果就是这个文化僵死。有些国家把一种宗教定为国教,必然带来很多副作用,伤害国家的发展,甚至带来很悲惨的命运。现代社会的文化,只能够在多元、自由竞争的环境里面自然更替、优胜劣汰,取长补短。

 

新浪:春秋时期有为了真实记载“崔杼弑庄公”,有被杀害的史官三兄弟;而现在各行各业的职业操守更多的成为玩笑噱头,食品、药品安全;建筑质量问题;环境污染破坏问题……当下困扰着中国人的一系列难题,究竟是源于信仰的缺失,还是源于经济发展?

袁伟时:这不是信仰问题,完全是制度问题。

就从你举的例子说起。现在有很多史学家也是秉笔直书的。史学界分化了,即使有些人继续讲假话,但是很多人特别是优秀的中青年史学家在现有的环境下,仍然不屈不挠还原真实的历史。这些优秀的史学家很值得我们尊敬。有些官员不懂装懂,要打压这些史学家,这不是信仰问题,要通过法律去解决。

另外你提到的几个问题,都是因为没有规则,都是法制问题,不是信仰问题。

信仰是多元的,信仰由谁来解释?由教主来解释?由牧师、和尚、道长来解释?由某一个官员?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诚信问题。所以说,重要的是有规矩,保障学术自由,保卫环境和消费品的安全都要制度化。有制度了,大家依法监督;这些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新浪:有很多观点谈到了中药是伪科学,您怎么看?

袁伟时:中药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经验学科,几千年积累的经验。中药能治病,但是还没有成一个完整的科学;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药理、病理都是这样。有人说它是“伪科学”,但是中医为什么能够治好那么多病?怎么能轻率断定它是“伪科学”呢?只能说整理研究工作做得不够,药理、病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每一种药的功能还有很多很多要研究。不光是医药研究者要参与,要有多学科的人共同研究。这是很重要的文化遗产,不能也无法扔掉。要是用暴力强制禁止,老百姓不会答应。

 

根据录音整理

删节后发表在新浪网《思辨2014》专栏第二期

(2014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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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迟到的文明》自序)

 

这部书的出版拖延了好些时候。一部书迟到,司空见惯,作者、编者都有点麻木了。

一个国家在历史行程中迟到,这可是大事!随之而来的是谁都不想见到的景象:冤魂、饿殍遍野,万千百姓化为厉鬼、人殉,甚至国家全境或部分地区沦为他国的殖民地。不幸,人类踏入现代文明后,东方各国大都成为迟到者,中国是其中突出的典型。

中国为什么会迟到?海内外历史研究者都在求索这个斯芬克斯之谜。

有话直说,原因无非两条:

第一,先天不足!

毫无疑义,祖先给我们留下众多宝贵的文化积淀。摧毁文化遗产者,不外三种人:蠢货、疯子或罪犯!不过,同样毋容讳言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也孕育了绵延不绝的宗法专制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有非常不利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五大缺陷:

1.个体的自由和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以儒学为思想基础的宗法专制的核心是严格的上下、亲疏、贵贱等级体系——三纲六纪。直至秦代“君之于臣,父之于子,都是有生杀权的,到了后来则适用于君臣而不适用于父子之间了。”而直至清代仍然坚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原则,“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1]而在经济上,父母、祖父母在,不准“别籍异财”——分家和拥有私财,从而剥夺了个人独立的经济基础。

在三纲体系控制下,个人只是宗法关系中的一颗棋子,人际关系毫无平等可言。尽管清代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体现三纲六纪秩序的族规族法牢牢控制着每个人,个体的婚姻自由,经济活动的自由,说话的自由等等,无不被剥夺或受到严格的限制,个体的尊严和创造无从谈起。

2.社会上没有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

西方自古以来鼓励和保护贸易自由,支持海上牟利探险乃至掠夺,成为他们率先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

与他们相反,中国民人当然可以按部就班,从事农耕、狩猎、手工业和一定范围的商业活动。可是,在重农轻商的传统下,有些跨越省区的贸易特别是到一些边疆从事经济活动,常在禁止之列。海外贸易更屡屡被禁。创办新式企业则要督抚甚至朝廷批准,机遇丧失殆尽。市场经济在政权重重压制下挣扎,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生机被剥夺殆尽。

3.思想文化领域尊圣宗经,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

非圣渎经,罪不容赦,并且不准以夷变夏,堵塞了推动思想文化不断更新的内外动力,社会转型从而失去了方向和灵魂。

西方的宗教也禁锢思想,留下不少残酷镇压的记录。但在天主教内部也有保护异端的机制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加上民族国家的王权与大一统的神权的矛盾,教内的革新和反叛,存在许多自由的空间。

4.与西方封建分权、城市自治和相对独立的司法大异其趣,中国朝野把大一统奉为天经地义;没有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和地方自治,行政与司法统一,商人、独立劳动者得不到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保护。

5.不讲形式逻辑,科学和理性难于发展。对比一下先秦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思维方法差异和理论思维的高度,优长和弱点一目了然,何必讳疾忌医!

简单地说,不是中国人愚蠢,是祖传的僵化的制度和思想绳索捆住了他们的手脚,社会转型失去了内在的动力,遇到难于逾越的障碍。

第二,后天路径选择错误!

基础塉埆,自行转型艰辛;如果谨慎择路,见贤思齐,亦可减少赶路时间和代价。在闭关锁国环境下生长、见少识浅的中国知识阶层,打开国门后面对现代文明,同东方各国一样出现了欢迎和抗拒两大派。抗拒者固然辨不清方向;赞成向西方学习的人士在惊叹西方富强,艳羡其自由、民主的同时,遭遇19世纪以降席卷各国的极端思潮也眼花缭乱。如何看待主流文化和抗议黑暗的正义而偏激的思潮?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两端博弈中一误再误。他们在屈辱和激愤情绪支配下,冀图“毕其功于一役”,半醒半醉中成为极端思潮的俘虏。

一误于把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拒诸门外。

可是,顶层从乾隆爷到慈禧;臣下愚昧如倭仁、刚毅;草莽无知如义和团,异口同声“不准以夷变夏”!更令人惊讶的是,博学睿智如梁廷楠也反对“师夷长技”!他说:“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2]即使大门被冲开,也坚守思想壁垒;现代文明的传播异常艰难!

二是沉溺于“革命”和夺权,而疏于具体制度建设。

经过鸦片战争后六十年的挣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大清帝国好不容易施行新政,开始进行现代社会的制度建设。辛亥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理应更执着全面更新社会运行规则——各项制度。不幸,国民党的夺权心态未变,一部旨在把权力从总统(袁世凯)那里夺到国民党手中的《临时约法》,打乱了力量平衡和三权分立的正常运作机制,引发了民国初年延绵不断的政争![3]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北洋各派内战、“国民革命”、国民党各派内战、国共内战、继续革命,人们热衷于相砍相杀,不愿包容反对者!

直至噩梦惊醒,只好从头做起,锐意改革开放。如果容许说句真话,那不过是赓续清末新政没有做完的事情!

为什么先天不足不能补足,后天的选择却屡屡出错?人,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行动都是受思想支配的。观念错了,一切皆错。制造偶像,编造信条,强迫或哄骗人们顶礼膜拜,这是历代统治者和暴民首领的愚民术。

历经瞩目惊心的沉沦、挫折,中国人理应大彻大悟,铭记血的教训,敢于冲破思想牢笼。

首先应该抛弃的是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

家国之恋,出自天然。问题在于怎样才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固守传统,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拒绝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明,必然走入死胡同。

文明与野蛮永无止息的争斗,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几个国家率先树立了文明的标杆。跟进还是抗拒?令人眼花缭乱的史剧围绕着这个轴心展开。

17世纪乃至更早,西欧、北美跑到前面去了。随着世界市场日益生长,世界逐步走向一体化,经济和思想、文化冲破一切障碍,在国际间交流。是否接受现代文明,融入世界,成了国家和民族盛衰荣枯的生死线。偏偏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阶层却死抱着天朝大国心态不变,堵击现代文明,悲剧就上演了。

这个思想牢笼没有随清王朝坍塌而消逝。从孙文被封为文武周公孔孟道统的继承者,国民党中宣部宣扬的“中国本位文化”,到当下一些人洋洋得意鼓吹的“中国模式”,“反文化侵略”,“植根传统”,“儒家宪政”,如此等等,都是它的面目各异的修订版。

这样的蠢举长期无法纠正,在于它用“爱国”的华丽外衣包装自己。谁敢说半个不字,敢于揭露本国历史和现状的不足,谁就是“汉奸”、“卖国贼”!

是时候了,察古观今,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应该敢于大声宣告:先贤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世界一体化正在敲门,欢迎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中国争奇斗艳,当下各国的利益冲突都是可以化解的小波澜,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其次,应该告别阶级和阶层斗争偏执症!

各类人群,各个阶级和阶层有矛盾,但主导方面是各方有共同利益。中国百年动荡,知识阶层和政治家中一部分人思维偏执难辞其咎。沉溺革命,就要不断制造敌人。

撇开华丽言辞,清末革命党人心目中的的敌人是满族,他们要恢复大汉江山、汉官威仪。[4]辛亥革命后,北洋各派、国民党与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内部各派忽友忽敌,变化之快,叹为观止。

中国共产党人的敌人名单更长:地主;资产阶级,后来限制为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国民党;托派;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国民党残渣余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等等。自然还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大错误的主要根源是以偏概全看待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以及所谓依附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是把不应消灭和消灭不了的群体当作敌人。

资本的经营和管理活动是经济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不承认这一条等于抹杀市场经济在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任何劳动者只要努力掌握和创造知识,都有可能上升为人力资本家。

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阶层都是经济范畴,以政治和思想、文化主张乃至学术观点划阶级,制造敌人,是摧残知识阶层和扑灭言论自由的荒唐和罪恶。

在国际关系上,动辄树敌亦属政治家的大忌。不要再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吓唬中国人!现在是和平与发展时代。领土争端是历史遗留;间谍活动、炫耀武力,彼此都有。有识的政治家应该盯住未来,举重若轻化解这些小矛盾。要是有人仍然沉迷于寻找“帝国主义代理人”,应该提醒他们重温苏联昔日的历史和当下邻国的勾当。

再次,要明确界定什么是社会主义。

经过34年的改革开放,对比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实,老一代领导人说不清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普通中国人都了然于心了。

不是那么神秘,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无非是普惠的社会福利制度。

条条大路通向社会主义!

纵观历史,俾斯麦就在刻意经营福利制度。

横看世界,所有现代民主国家,哪一政党执政敢不顾选民的福利?

不过,人不是猪狗牛羊;社会主义不过是现代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还有其他内涵。

首要的一条是人的自由和尊严。以财产权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自由;以头脑不受管制和人身不受威胁为前提的言论和信仰自由;加上适当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这一切的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这些都是自由和尊严不可或缺的要素。

1948年12月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说得好:“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旗帜,也是现代文明的标杆和现代国家的制度。简明扼要一句话:四大自由就是社会主义的真谛!

明乎此,苏联及其同类国家毫无疑问是假社会主义。

最后,必须牢牢记住现代社会是生长出来的。

现代文明是观念,也是制度。所谓制度无非是观念固化为社会运行的规则。逐步修改规则是成本最低的路径,革命则是以大量生命和财富的毁灭为代价的游戏。

千万不要忘记革命的代价。17世纪的英国革命带来近四十年的动荡和40万人死亡(英格兰当时只有500万人)。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期是82年,以1871年3-5月巴黎公社起义和被镇压为标志,局势才大体稳定。20世纪俄罗斯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留下的是71年的短命王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后一任中宣部长雅科夫列夫说:“仅仅这个世纪(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到1991年覆没时为止,全苏联只有2亿8700万人。“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5]至于中国的故事,读者耳熟能详,不再赘言。

过去的革命是客观存在,没有告别与否的问题。创巨痛深,最少在中国,今后应该坚决摒弃这一变革方式。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社会,改革是永无休止的过程。百年来,机遇一再消逝,知识阶层和政治家的极端思维难辞其咎。

早在1919年,胡适就大声疾呼:“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6]走出极端思维,倍觉先贤的睿智。

眼睛紧紧盯着各个领域具体的制度改革!这就是中国发展的康庄大道。

总结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发展的不二法门是:

1.稳定,以民主、法治达到真稳定。

2.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积极性,与创造无缘,更谈不到人的尊严和幸福。要是说基本上把经济自由还给人民,中国人喘过气来了,支撑了昨天的发展和繁荣;为了让中国人活得自由自在,保持长期持续的发展,推动世界公认的文明大国的崛起,必须全面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3.融入世界。

少说空话,沿着这条道路实实在在走下去吧!

 

2013年12月21日星期六



[1] 《瞿同祖法学论著集》第17、2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北京版。

[2] 梁廷楠:《夷氛闻记》第172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

[3] 参阅拙作:《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摘要刊登于《品味·经典》2011年第一期第40-59页;《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98-106页(7月15日出版);全文见《江淮文史》2011年第3期 第4-30页。

[4] 参阅拙作:《昨天的中国》第82—10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杭州版。

[5] 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第10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北京版。

[6]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2)第5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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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既得利益者:变革共识与阻力

——答《长江日报·求知》理论周刊记者李晨问

 

求知:晚清政府变革是在反复受挫之后才选择改革?晚清的既得利益者主动掀起一场改革的原因是什么?

袁伟时:不要以为既得利益者肯定一味反对改革。在覆没的威胁下,他们也要寻求生存的希望和道路。这是他们的最大利益。晚清70年,改革成败得失都与既得利益集团息息相关。

1865年开始的自强新政(洋务运动)是改革。三次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战争),内外强敌敲打,统治者不得不变。不幸,这样的片面改革没有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真正全面系统的改革是最后十年的“新政”。这场改革是两大因素促成的:第一,经过19世纪五场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京师两次被占,民穷国困,清政府不改革就维持不下去了。第二,国门打开,现代文明的信息日益普及,朝野上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不接受现代文明不行了。当时朝野各方梦寐以求的是“富强”。而用当时顺天府尹胡燏棻的奏折《条陈变法自强事宜》中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更无致富强之术。”这既是当时的中国梦,也是甲午惨败后朝野的共识。

求知:如果没有革命党,清廷统治者会真心实意的改革吗?

袁伟时:“真心实意”还是“假情假意”,这类词汇是政治斗争中惯用的煽动性语言。判断主观动机,随意性太大;研究历史的学者,不会太在意。分析行动主体的实际措施和客观效果,有根有据揭示过程和原委,这才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辛亥革命后,由国民党开其端,竭尽所能夸大革命党人的作用,许多读者上当受骗了。其实,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些革命小团体力量和影响都十分有限,对清末新政的作用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同盟会成立后,马上就分裂了,几次所谓“革命”,带有很大的军事冒险性质。1911年黄花岗之役,孤注一掷,代价很大——一百多位参加者大都是留洋的精英和同盟会的骨干,经费用尽,几个小时就失败了,没有掀起激发巨变的大波澜。而改良派——梁启超他们参与和推动改革却有实实在在的记录。例如,那些出国考察宪政的大臣们的考察报告,好多都是掏钱请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代笔的。

求知:有人认为,晚清政府变革的最主要方面是经济,而政治上不改,体制上不改。为什么会是这样?

袁伟时:晚清新政经济领域成效最著。这符合事实。但是不能说它政治上不改,体制上不改。

预备立宪搞得有声有色,从中央到基层都在尝试建立三权分立的体制。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吗?

法律和司法系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新政期间,毅然抛弃了司法与行政统一的传统制度,废除了沿用两千多年的中华法系,移植西方的大陆法系,并制定了一系列现代法律。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都非常慎重对待清末制定的法律,基本上是在沿用的基础上适当修改。清末法律和司法系统的变革幅度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教育体制大变革,科举被废除,又是一项划时代的大变革。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新式教育体制,并且采取措施,妥善安排了原有的举监生员,稳步过渡,波澜不惊,非常成功。至今仍有人惋惜科举被废除。应该提醒这些朋友注意,科举的所有优点,都被袁世凯时代开始建立的公务员考试制度继承了;而没有新式教育,中国要向工商社会、现代社会转型必然寸步难行。

清末新政是一场上下结合的大变革。美国有位学者把这一时期的改革称为“新政革命”,是很有见地的论断。

不幸,清政府没有完成这场大变革。但是,接踵而至的政治集团也没有完成啊。我们现在所做的仍是清末新政开其端的体制改革的未竟事业。

求知:改革需要共识。当时是如何达成共识的?利益集团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袁伟时:鸦片战争后有四次大变革或变革的尝试:太平天国后的变法自强;戊戌前后的维新;义和团事件后的新政;1910—1911年的请开国会运动;都是中国和列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丢失领土乃至亡国的危机感,激发了统治集团和民间变革图存的意识。

19世纪,皇族和满汉大臣的共同利益是保护江山不变色:内不被民众推翻,外免被外国占领。在这个共同利益下,分化出两大派:以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文祥等改革派和人数众多的保守派。后者有两个特征:

1.坚持华夷之辨,坚守一些僵化的制度,不愿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改变。例如,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要让外国公使进驻京师?更不要说信教和传教自由了。在经济领域也不愿意向洋鬼子学习,与国外的自由贸易固然抗拒,对国内的贸易也设置重重障碍,民间想办新式工厂、航运企业,比登天还难。光是要不要修铁路,就辩论了将近30年!

2.害怕改革使自己丢掉官位。利益攸关,不肯轻易让步!

义和团事件,顽固保守派和无知团民乱杀外国人和本国无辜的罪行,导致八国联军入侵,京师第二次被占领。血腥的罪行终于使朝野猛醒:再不接受现代文明就要亡国了!认真学西方的新政才得以开始。

改革共识是挨打逼出来的。保位子的私利则是改革的阻力。

1910年开始的要不要立即召开国会实行宪政的辩论则是直接的利益冲突:广开参政门路——还政于民还是坚持皇族专制统治?清廷用实际行动作出明确的回答:

1.组织皇族内阁,减少汉族官员人数,加强集权专制。1911年5月8日,他们先后颁发几道关于组织内阁的圣旨,分别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两位内阁协理大臣和十位各部大臣,组成所谓责任内阁。十三人中,汉族4人;蒙古族1人;满族8人,其中皇族又占了5位。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比较开明但以贪婪和颟顸著称;度支部大臣戴泽等三人居然是二十来岁的皇族,德与才都无法服众。舆论称之为皇族内阁。

2.收兵权。除其他措施外,竟让毫无实际军事经验的二十来岁的皇族毛头小伙子廕昌、戴洵分别出任陆军、海军大臣!而在新练陆军中最有威望和实际权力的袁世凯则被迫退休,回乡“养病”!

求知:这对立宪派转变为革命派有什么影响?

袁伟时:拒绝在1911年召开国会和皇族内阁上台后,立宪派绝望了。他们转向与革命派结盟。由于他们在知识阶层和工商界中有巨大影响,在各省谘议局中占据优势和领导地位,同时有自己的武装——各城市的商团,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推动了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并维护了过渡期的治安。但他们没有成为革命派,对革命派后来一些错误举措是坚决抵制的。准确地说,他们一直是辛亥革命前后的稳健力量。

求知:义和团事件后,有哪些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是怎么达成“新政”共识的?利益又是如何分配的?

袁伟时:政坛免不了有各种派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晚清新政期间最著名的有所谓总督岑春煊、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的党争等等,好些史书记录了不少他们争斗中的生动故事。这些都是查有实据的。不过,这些都是利益或官位之争。就大的方面——支持新政而言,大体上是一致的。

可能一直受“路线斗争”教育的熏染,中国人好像特别喜欢用派别观念去解释政治。其实,不一定符合实际。皇族要保皇位,这倒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其他政治势力往往变动不居。

求知:革命派、北洋派和立宪派三种力量的共识是“有限革命”。而“有限革命”是部分利益妥协的结果。“有限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袁伟时:我不知道革命派、北洋派和立宪派三种力量有什么“有限革命”的共识。辛亥革命后的纷争,正好说明他们缺少共识。有人认为没有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就是“有限革命”。除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都不会废除私有制,因而都是有限的。凡是实行封建制的国家,都要废除这个制度,连日本那样的维新(改革)也不例外。回到中国的实际,他们对史实的解释有牵强附会之嫌。

历史研究贵在切实梳理史料,慎重概括论点。玩弄概念,没有多大意思。

求知:“辛亥革命”是谈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您怎么看这一观点?这是否也可理解为一种共识?

袁伟时:革命派(同盟会、国民党)一直想打,但他们力不从心。谈判期间,他们还想以一些出格的条件,换取日本政府的支持,用武力统一全国。日本政府和军人权衡利害得失,没有同意。他们参加和谈是被迫的。另一方面,皇族也不是那么心甘情愿交权,最后同意退位,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两极都是打不下去了,才真的愿意谈判。

形势比人强。清帝退位、袁世凯政府成立,是当时各方以实力为基础,相互妥协产生的共识。

求知:有人认为,预备立宪没有得到实现的主要原因是满洲人是一个特权集团。您怎么看?

袁伟时:清末,500万满洲人已是腐化和破落的集团。他们丧失了军事能力和统治能力,也没有生产技能,原有的薪俸又不足维持不少人口较多的家庭。其贵族阶层特别是皇族,是真正的特权集团,关键时刻不接受宪政,主要是他们作祟。

宪政必须在保障公民自由、实行民主基础上以分权制约政府权力。上面说过,1911年5月,清政府却以实行内阁制为名,进一步把大权集中到皇族手上。皇族最大的私利是保住皇位和专制权力,从这点说,清末新政功亏一篑的最大原因是皇族不肯放弃特权。

另一方面,革命派也抓住清帝国是少数民族占据皇位的弱点,鼓吹恢复大汉江山。这是武昌起义所以能得到各地迅速响应的重要原因。

求知:按照现在的改革定义,清廷的改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还有后来的戊戌变法,再到预备立宪。这看起来,清廷一直在改革,为何它还是垮了呢?

袁伟时:说来话长。总的说就是一句话:由于传统包袱太重,不愿切实学习、移植现代文明。在《晚清大变局》一书中,我用一整章40页的篇幅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有几个原因:

1.选择了错误的发展道路。着力最多的发展经济,依靠的是办官办垄断企业,民营企业长期没有发展的自由,经济失去自我发展的活力。

2.没有及早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培养足以满足社会转型需要的大量方方面面的人才。

3.沿用摧残人才、压抑生机的政治体制和腐化、无能的官僚机关,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

4.领导核心见识短浅和软弱。慈禧总是挑选小孩接班,选用的多半是庸人,听话啊。

归根到底这是文化封闭的必然恶果。朝野的观念变革跟不上改革的需要,排斥现代文明的天朝大国的心理挥之不去。

求知:有人认为,清朝的灭亡不是改革改的,而是太平天国运动推动的。您怎么看?

袁伟时:有些史学家认为剿灭太平天国过程中,实权转移到地方督抚,特别是汉族督抚手中,造成清帝国的瓦解,甚至导致后来的军阀混战。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第一,清帝国所以覆灭,是不能当机立断实施宪政的结果。拙作《大清帝国的两道夺命符》(已收入《晚清大变局》)有详细论述。

第二,地方有实权不可怕。所有现代国家都是实行地方自治的;统一是宪法共识和实施宪政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后的混战领导人有几个是原来的督抚?

不要忘记极端思潮的体现着——国民党,一直认为全国政权没有抓在自己手上,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因此不惜三度挑起战争。可是,1928年全国政权到手,国民党内部的内战也连绵不断。

宪政是现代国家统一的基础,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求知:您在《晚清大变局》里谈到,“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那么,清末新政又有那些成绩被后来继承了,那些被中断和废止了?

袁伟时:清末新政的成果在北洋时期被全面继承下来了。不幸的是袁世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称帝后,没有哪一人和哪一股政治势力足以维持全国稳定的局面,改革无法进行到底。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法律被继承下来了,地方自治和市场经济体制也大体上被继承下来了。但政治领域摧毁了清末新政追求、并在辛亥革命后建立了的三权分立体制,倒退到一党专政,取缔言论自由。

 

 

2014年2月11日星期二

刊登于2014年2月13日《长江日报·求知》理论周刊第11期头版,

题目改为:《既得利益集团搅黄了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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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札记

 

昨天下午15点45分在网易微博给一位不认识的网友发了一条私信,晚上打开微博,收信人居然把私信公开,予以痛斥。此事跟帖不少,称得上是一场茶杯中的风暴了。

今天这位博主又发了一条微博:

“袁伟时曾是我尊敬的长辈。以他(1931-)年纪与功底,应对1949至今政治-学术人物了如指掌,无需我等多言!但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无端颠倒黑白——为江青“文革-梁效”极权鹰犬汤一介、钱伟长开脱“文革”罪行——还给我扣上“乱骂这些人”的帽子——呵呵,我就摆出历史事实——老先生哑口无言,至今也不敢回应……唉,学者一旦舔菊,就难做人了……”

博主在第一条微博中嘲讽在下“老年痴呆症”,让我十分开心,应该致谢!鄙人忝为80后,常常忘记老之已至,干活、走路不知轻重、远近,害得家里人老埋怨:你以为你还年轻呀?我想这是袁某特色的“痴呆症”——痴心+书呆!书生气十足,痴心企盼这个国家和比我年轻的一代不要重蹈覆辙;有话直说,惹人不快,活该挨骂!

不过,此事殃及汤一介教授,于心十分不安,不得不申说几句。如果诸位看官能从中感悟某些臧否人物应该注意的事项,那就大喜过望了!

我给某博主的私信全文如下:“张维迎是杰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汤一介、钱伟长等是真正的学者,钱伟长还蒙冤受屈当了右派,不要乱骂这些人!”

从本科到研究生学的都是经济,但时代迫使我告别经济。养成挥之不去的习惯是喜欢读言之有物的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在我敬重的经济学家中,其中一位是张维迎。他与吴敬琏、周其仁、张五常等人,既给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又学到一些观察经济走势的方法。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号角,把张维迎视为统治者的奴仆,与实际情况相距太远了。我无法沉默。

更令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是对汤一介兄的攻击。我和汤兄及乐黛云大姐交往主要在八九十年代,近年因研究的领域不同,慢慢没有什么联系了。但我一直敬重他们,对他们的过去也略知一二。

文革期间,汤一介确实奉命参加臭名昭彰的梁效(四人帮控制下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而且是副组长。当年只有一个雇主,除非你不想吃饭了,老板的指令难于抗拒。问题在你在其中干了什么;任何单位都有好人和坏人。

朋友圈中都知道的一个重要情节,老汤接到任命后,马上与一位重要角色商量:该怎么办?此人是时在中央党校工作,后来被某军头踢了出去的孙长江。孙兄足智多谋而又大义凛然。他是冲破冰河的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修改人和定稿者。他指点老汤:进去后争取管行政和后勤,并把每一天干了什么记录下来。

1976年10月6日晚上,四人帮的大限到了。消息灵通的孙长江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蹬自行车一个多小时赶到北大,敲开汤一介的家门,报告这个喜讯,预见“梁效”终结和全体成员无法避免的审查。汤兄果然坦然通过了严格的审查,良心是清白的。

汤一介和孙长江的这些故事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付专制统治者的睿智、义气和捍卫良知的记录。

术业有专攻,汤一介教授学术上有哪些成就得失,鄙人不敢妄置一词。但众所周知,他有两大建树已经刻入史册。

一件是上一世纪80年代带领一批朋友和年轻人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出任院长。它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为导师。它组织学术研讨会,出书,为青年和研究生办讲习班。一条红线是启蒙,直至90年代,它都是思想文化领域一面旗帜。编辑出版了包括《梁漱溟全集》在内的一百多种图书,影响很大。

一件是组织全国各地的学者编《儒藏》,点校有关典籍,预计十亿字,2020年完成。中国有《大藏经》,《道藏》,就是没有收集儒家主要著作的《儒藏》,这个空白早就应该填补了。

从上述关于片段材料看来,博主对汤一介的否定显然过于轻率。要给被博主点名的其他学者恰当评价,也是要认真收集材料,冷静分析的。中国知识阶层饱受蹂躏,除了统治者的鹰犬以外,每一位都应受到公正的评价,大字报式的攻击于事无补。

钱伟长的曲折人生,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笔者不再赘言。以最受海内外非议、也受到博主一再抨击的冯友兰来说,他当然有很多错误,但不能忘记三条:

“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这是他的学术成果的概括。三史指的是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其贡献在海内外学界早有定评。六书指的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部哲学著作,奠定了他成为哲学家和新儒家代表者之一的地位。

他有过歌颂专制统治者的错误。但在1943年秋西南联大国民党员教授联名,由他执笔上书蒋介石要求实行宪政:“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介石看了也为之掉泪。对颂毛,他承认了错误,后来在其重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七册中对毛作了新的评价。尽管这个评价现在看来非常不够,但在当时已经导致这一册长期无法在大陆出版,几年后幸得一批有心人出奇制胜,才冲破桎梏面世。

晚年,他回归自我,在《三松堂自序》中承认过去三十年中“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纠正先前的错误,重写中国哲学史,在89风波中表现很好,1990年就驾鹤西去了。

愚意以为,冯先生的错误就思想根源而言,主要有三:1.国家主义,跳不出民族洞穴。2.迷信领袖。3.名利思想。这些应该引以为训。

一个现代国家,思想文化必然是多元的。这位博主的主张也是某一流派的一小部分。博主的思想特点似乎是好走极端。请看他的一条微博:

“下岗职工值得同情?怨谁?他们本是党国大功臣——49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57年‘反右’帮凶、66-68年通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89年‘经受了考验’,牛B啊!自己不努力(有绝活儿的下岗吗?)自己少年贪玩不学习不考大学(个别人混进大学也是‘混’)、也不升官、也不下海自食其力发财、就想吃‘官饭偷懒’——一群猪民,活该!”

不用再说一个字,他的思维特点已表露无遗。中国人受极端思维带来的灾难太深了!我估计绝大部分中国人不会轻易再成为此类思维的俘虏。

顺便啰嗦几句,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社会转型,有几条任务是回避不了的:

1.外反侵略,维护国家独立。

2.内反专制,实现每个公民的自由、平等。为此要建立为保障公民权利服务的法治和宪政制度。

3.从前现代的农耕经济转变为现代工商经济,在经济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

核心是人的解放。每个公民都享有不可侵犯的自由、平等和尊严。在现代国家,即使是罪犯,也有自己的人权和尊严。那种以为除了自己的小圈子或自命为精英的少数人外,其他都是贱民或猪狗的错误思潮,是产生新的专制统治者的思想基础。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嗤之以鼻的。

这位博主年过花甲,本人给他的是一封私信。如果以为鄙人的私信说错了,回信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或不予理会,继续在微博上揭露他认为的错误言行,都是可取的办法。我不理解的是居然未取得发信人的同意,就把私信公开。这种不合文明规矩的做法,实际在昭告世人:与我交往,没有通信秘密,你得小心一点!与博主素不认识,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招致这一后果,仅证明袁某无知人之明。称之为痴呆症发作,谁曰不宜!

 

2013年6月2日

2013年6月3日发表在《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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