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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6 13:39)

——答《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张娱

20141113日电话采访)

 

问:曲阜市政府决定给每个村配一个专职的儒学教师。你怎么看?

答:当地的官员水平不高。为什么说他们水平不高呢?因为他们对当代政府的职责、政府应该怎样管理这个社会没有深刻全面的了解。他们没有想到,治理现代社会的最根本的方法是法治。政府应该只做它该做的事情,有些公民的事情它是不应该干预的。但是官员现在恰恰没搞清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界限。在思想文化方面,公民肯定是会有不同选择的,你不能用一种政府喜欢的文化来教化这些所谓的平民百姓。过去,我们把平民叫做子民,但现在我们称它为公民。对待公民是不能这样做的;我信基督教行不行?信伊斯兰教行不行?为什么不能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教化公民啊?用单一的教义教化民众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情绪,我认为这是不健康的。现在由政府出面,用儒家的思想教化所有公民,这个似乎有所不妥。

 

问:你认为儒家思想和政治的结合应该用一种怎样的方式才比较理智?

答:我认为不要笼统谈政治,要看从哪个层面谈。假如从制度层面看,儒学没有发言了,我们的制度和儒学完全没有关系了。我们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法治制度跟儒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儒学本身没有这些内容,儒学没有现代政治所需要的基因——自由与民主。

现在好多人在经典中找了一些民主、自由的遗迹,但是这些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是很片断的一部分,并不是制度性的。中国最传统的制度,是按照三纲六纪建构起来的。三纲大家都知道了,所谓的六纪就是六亲,简单来讲就是讲究宗法、讲究血缘关系。打个比方,同样是犯法,侵犯了最亲的亲人和侵犯了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判刑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制度层面),主要就是宗法专制,其他民主、法治都只是片言只语。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要继承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当然,传统的政治智慧里面有些观点和方法是可取的,但这与制度层面的关系不大。

 

问:怎么看待对老百姓教授“孝道”等传统儒学观念?

答:我认为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现在所谓的儒学课堂、所谓的儒学教化,它的内容其中一项是伦理,而这方面最主要是讲孝。但伦理教育对现代公民来讲应该有讲究。现代的伦理关系、人际关系的基础是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自由的,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表达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所以所有传统的伦理道德都应该按照现代的精神重新加以审视和改造。

其中有一些是要根本否定的,比如忠。什么是忠啊?我们过去说忠于某个人,文革的时候说要忠于伟大领袖,伟大领袖说什么都是最高指示,结果很多中国人跟着这些指示,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整个国家变成一个暴政和暴民专制大舞台。有人会说不是忠于个人,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我认为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因为民族利益的界定,在当今世界是比较困难的。那讲忠于国家吧。什么叫忠于国家?是不是凡是国家的代表——政府官员,他所做的事情我们都不能批评?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把政府和国家混在一起了。笼统地讲忠于国家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自己要捍卫些什么。如果是我,我忠于我的国家,要捍卫我的国家,我就会尖锐的批评某些官员不恰当的行为。但现在很多官员往往利用这个去攻击别人,别人批评他们,人家就是不忠于国家,这个是很错误的。再讲一个事实,军国主义日本就是以忠孝为思想支柱发动侵略战争的。当时他们说要忠于天皇,听天皇的话,结果给人类带来了大灾难。所以,忠是不能随便讲的。

对于其他伦理思想,我们也要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看看哪一些是可以继承的。比如修身,我认为应该继承,现在就该给官员好好讲讲修身。“一日三省吾身”,传统的观念是让官员好好反省自己,不要做坏事,这对官员来讲是很好的。而对老百姓讲孝道,我认为有它的作用,但要看你怎样讲、讲什么内容。如果用传统的讲法:用“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来教导老百姓,那就麻烦了;而传统蒙学课本《弟子规》里的精神,完全停留在父权社会,这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不要笼统讲孝道,如果政府拿老百姓的钱去给老百姓灌输这种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不符合法治的思想,那是极端错误的。

《弟子规》里面很多是违反现代科学常识的。如里面有一句“亲有病,药先尝”,要儿子去尝妈妈的药!乱吃药是要死人的,你给人灌输这种思想,出了问题找谁?另外《弟子规》教导小孩要做一个很听话的人,而且还不能有私有的东西。这可以培养出两种人。一种是乖孩子,就是那些谨小慎微的,很卑微的人,跟现代公民的要求完全不一样。另外一种后果,一旦小孩的个性发扬了,他的个性与这些规矩产生冲突,老师和父母讲的他不愿意听,内心有自己的想法,表面上又不得不按照书里说的做,这部分人就变成了小两面派。现在,儒学课堂上经常得意地说学儒学之后家庭矛盾减少了,小孩礼貌好了。我认为学儒学即使有这样的效果,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当地的家庭教育和义务教育彻底失败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讲礼节、尊重别人、尊重自己,大家平等相处都是父母应该从小教育小孩的,而义务教育阶段应该讲现代社会的礼节、现代人的相处之道。假如这些都不懂,还要另外花纳税人的钱办儒学学堂来教礼节,那就是自打嘴巴。

 

问:那政府为什么还要开展这种课堂呢?

答: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地方官员对现代社会的管理方法,也就是中共中央所说的“现代化的治理方法”不理解。第二个是官员想做出些政绩。第三就是民族主义情结。第四个是利益,通过儒学的传播来赚钱,了解内情的都知道,这是一盘大生意。

 

 

附记:

1,《环球时报》英文版和中文版风格完全不同,所以我乐意接受他们的记者采访。此外,这次采访不是专访,记者采访好些人写成综合报道发表,尚不知道她提及我哪些观点。

2.与曲阜的做法不同,广州市正在给每个社区配置法律顾问。对比鲜明,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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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传统文化热气冲天。合理的,极端的,纷纷出场。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从19世纪争吵到现在,该有一个清醒的小结了。为此必须纵看历史,横观世界,俯览现实,冷静思考几个基本问题。

 

纵看历史:震撼心灵的三大景象

 

检视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大景象:

耀眼的辉煌。

从商代起算至道光年间,三千多年的岁月形成了一个人口高达四亿多——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的共同体,其思想文化的主要支柱是汉族的传统文化。这个灿烂的文化拥有世界最丰富的典籍,源远流长的各个思想流派,独特的文学艺术,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医中药。这个文化大体上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且影响超越国境,泽被东亚。如此等等,都已铭刻在人类史册上。

第二.历史的危机

17世纪以后乃至更早,中国已经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15世纪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各大帝国并立并存的局面,以世界市场的开辟和扩大为基础,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兴盛衰败层见叠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逐步沦落尤为明显。近年来,在反西方中心论的旗号下,历史分流说流行一时;仿佛东方并未衰落,而是文明类型的差别,并无轩轾之分。有些国人因此沾沾自喜,甚至为直至19世纪中国经济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之类的话语所陶醉,忘乎所以。

先不说那些总量第一的估算是否可靠,1825年世界总人口约10亿[①],而中国人口已接近四亿,[②]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0%。“按当期购买力评价法计算,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下降到了不到五分之一。”“中国人均GDP1600年时大约只有英国的40%,与美国(地区)比较接近;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③]这是值得夸耀的第一,还是令人痛心的落后?

数字后面是制度落后,文化落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承袭宗法专制制度的大清帝国没有靠自己内生的力量转型为现代社会。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1840年起计算,仅仅辩论是不是应该接受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就花了60年!义和团闯了弥天大祸,京师第二次被占领,赔了巨款,大清帝国才开始老老实实全面学西方。主要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依据这个文化体系建构的社会制度。代表当时主流文化的朝野人士坚持什么?

1.中国是天朝上国,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这是儒家坚持的天经地义,核心价值!

2.在儒家三纲六纪固化为制度后,人都成为等级差序格局下的臣民、子民,任何超出圣人和经典教导的行动都是不容许的。

3.皇帝是最高无上的“圣上”,集全部统治权力于一身。只要他高兴,可以随时砍掉任何大臣的脑袋,死后也可以挖出来鞭尸。有些年代,他分给臣下较大权力;但这是随时可以收回的,而且分享者同样是大大小小的专制者,百姓没有相应得到更大的自由。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人不乏创办企业、发展内外贸易的冲动,但是官府的答复是两个字:不许!要办也只能官办!

18世纪就有大臣给乾隆爷上书,不废除科举,人才无法生长。皇上置若罔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少年,只能继续让自己的头脑被几部儒家经典箍死,现代文明的新成就要进入中国步履维艰!

时至今天仍有自封或互相吹捧的儒家“大师”,信誓旦旦断言儒学可以医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痼疾。他们故意回避1719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失败的主要障碍就是儒学!

第三.危机来自自身的缺陷。

古往今来的文化、思想、学术,都是在不断克服自己的缺失和弱点中前进的。可是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

1.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灌输信条为特征,对异端缺乏宽容大度。它与权力结合后,更不准他人议论,“非圣无法”,罪不容诛!没有外来的冲击,堵塞了自我更新的道路。

2.儒学自我定位主要是教化子民的工具,匡扶圣主的拐杖,汉以后就极少激烈的辩驳了。后果是形式逻辑不发达;怀疑和自由精神不足;儒生们以皓首穷经为荣,砍斫了儒学内生的自我更新能力。

3.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把数学、逻辑、法律等学科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主要上升渠道,导致知识阶层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如此等等都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明显至极的缺失,已经给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令人寒心的是,当代儒学信徒仍然热衷灌输信条,俯伏在圣人脚下,在堵塞儒学前进道路的同时,继续充当愚民的工具。

 

俯览现实:传统文化已摆脱了被摧残、压制的处境

 

如何判断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状况?

它已摆脱了被摧残、被压制的处境,“国学”已是今日的显学。

所谓国学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准确和不恰当的表达。学术无国界。日本人造出“国学”一词,旨在压抑外来的儒学和佛学影响,抬高本土的神道和武士道。中国人跟在他们屁股后面鼓噪,意欲何为?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掀起的所谓“学术批判”、“思想改造”,至文革期间登峰造极,导致一场“破四旧”大劫难,破坏公私财产和文化遗产,折磨知识阶层,视生命为草芥,罪行累累。当下的“国学”热就其可以理解的一面而言,是对文革时期摧残文化登峰造极的野蛮行为的反弹。

任何民族都应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护物质、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政府的责任;继承和弘扬本国和世界的文化则是知识阶层的本职。中国人要不要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个伪问题。传统是割不断的,它无所不在。除非你不说华语,不写汉字,传统文化无从回避。

在看到和不能忘记过去的压制和破坏的同时,必须注意当下的变化。

学术层面对儒学和其他传统文化的研究,早就不存在任何障碍;大批财政资金正源源不断注入这类项目。几个规模宏大、耗资巨大的整理典籍、研究古代文化的工程正在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儒藏》为代表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及重修清史工程等等;乾隆时代编四库全书,望尘莫及!

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习惯,也顺畅恢复。各地政府纷纷把一些民间庆典提升为当地的节日,娱乐和商业结合,煞是热闹。

总之,经过三十多年的拨乱反正,传统文化已上升为显学。说它仍然处于受压制或不被重视的状态,并不符合实际。细怿其意,不无过分抬高其地位或抵制他人议论它的是非得失之嫌。

 

当下的危险是儒学冀图超越它不应和无力超越的边界

 

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长短。正确的态度是扬长避短或扬长补短。

修身是儒学之长。剔除不符合自由、平等的内涵,它多年凝结的道德规范、修身方法等等可以直接继承。与此紧密联系的与人相处的某些智慧,也有可取之处。培养浩然正气,坚持正义更是珍贵遗产。好些政治智慧也是值得珍惜的。

问题是现在的某些儒学提倡者走的是歪道。

第一.构筑抵制外来文化的思想堡垒。

把所谓“国学”作为文化的聚焦点,就值得质疑。学术无国界。洋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算不算“国学”?20世纪从国外引进并已生根开花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不是“国学”?除了概念不清外,更可怕的是排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受难,更为残酷的攻击指向外来的现代文化。这一状况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一些国教派及其盟友——新左派今天仍叫喊反对“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研究“文化安全”也成了可以拿到大把政府资金的课题。

任何国家的文化只有在自由交流的情况下,才能扬长补短,避免僵化。文化的特点是在人们的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除了外敌入侵、军事占领下的奴化教育,世上没有所谓“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提出这样的概念旨在构筑限制文化自由交流的思想堡垒,在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英雄的同时,推销自己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极端思潮!

文化同样不讲国籍。在这个领域只分真善美还是假恶丑。国人喜爱洋鬼子发明的电影、话剧、歌剧、芭蕾……从小学习物理、化学等等外来科学、技术就危及国家安全了吗?或者是读莎士比亚是汉奸,看抗日神剧则成了爱国典范?一些人哄骗官员、忽悠百姓,说只要服食他们炮制的丹膏丸散,中国文化立马稳如泰山!其实那些直接或间接的封闭措施只能让中国人狭隘、猥琐,失去无所畏惧的创新精神,置中国文化于失去根基的危险地位。

第二.一群挂牌或没挂牌的国教派崛起,玩弄“政治儒学”,要求把儒学变为国教,冀图排除他们认为不利于自己特权的各种学术文化。

例如,他们鼓吹修改学术规范,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概念一一重新修改,把他们认为危险的思想因素一一剔除干净,建立“中国式”的概念体系。

学术没有定论,任何结论和概念都可以修改或推翻。但是,这只能在国际学术平台上自由讨论、问难辩驳中决定是非。而国教派追求的是依靠权力,把自己的主张宣布为“中国式”的真理,排斥他们眼中的“异端邪说”。揣迎上意,冀图与权力结合,忽悠芸芸大众,用政治帽子压制不同意见,阻碍求真,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又如,他们力求修改现代社会基本制度,谋求少数人的特权地位。

他们提出: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通儒院、国体院和庶民院。通儒院由儒学之徒组成,领袖人选应由学者提名,检验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国体院领袖由孔子的后代继承;其他成员则从圣贤、统治者和各大宗教领袖的后代中遴选。最后,庶民院应由大众选举产生或由各机构的领导担任。一项议案必须经过至少两院同意才能通过。最高原则是“保护儒家神圣合法性的首要地位”。[④]

说到底,就是他们这些自封的儒家大师和历代统治者及所谓圣贤的后代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拥有否决权。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通通被他们踩在脚下。问题是你们凭什么要享有这些特权呢?捧着四书就可以向上爬的年代早已过去。宪政就是宪政,与儒学没有半毛钱关系。把宪政或政治与某种宗教联结,往往导致社会动乱不止。中东的乱局、ISIS的猖獗触目惊心;中国也不乏宗教极端主义者,千万不要玩火!不要以为这些是少数人的梦呓,他们出书,办报,有一群信徒并与新左派结盟。在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揭露他们的谬误。

为了支撑这样的错误理论,他们明目张胆伪造历史。西周在他们笔下成了儒家宪政的典范。可是,他们引以为据的文献,居然是早有定论的伪书:《古文尚书》。以考古成就为基础的西周研究硕果累累,竟被他们一一踏在脚下。如此藐视学术,令人吃惊!

第三.他们哄骗乃至强制少年儿童读腐朽的《三字经》、《弟子规》。

广州市教育局不久前就拨款几千万在各校设置读这两部古代蒙学课本和其他儒学书籍的课程。有此类措施的地方比比皆是。这样的超出中小学教育纲要的措施恰当吗?为什么不用宝贵的资金建设书香校园,让学子们阅读全世界最好的儿童和青少年读物呢?

先看《弟子规》。“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讲的都是行为规范。真的言行一致,培育出来的是事事看人脸色的小奴才。说了不做,变为小两面派!“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教孩子们这样做,出了事,要不要追究法律责任?“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这是儒学一贯推销的礼仪,两千年来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假孝子,真两面派。时至21世纪,为什么还要贩卖这些破烂?“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养十万思想警察也办不到这一条。你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们相信这样的歪理,真是功德无量啊!

再翻翻《三字经》。这部书全文1722字,涵盖了当时天文、地理和其他自然知识,道德规范和各种人文知识,包括中国的朝代,学术史,典籍史。就学术维度看,这些知识绝大部分都应更新了。就教育维度看,内容繁复,根本不是孩子们所能理解的。儿童教育的始点应该是培育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怀疑精神,死读《三字经》与之背道而驰。“上致君,下泽民 。扬名声,显父母 。”它所传递的诸如此类的伦理观念,更值得斟酌了。

 

更大的潜在危险:中国人会不会在轴心时代缺席?

 

再从全球的角度看看中国文化问题吧。上述种种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是对外培植夜郎自大心态,对内灌输尊圣宗经和讲究尊卑等级的思维方法,压制人们的创造力。

请允许我说个故事:1987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利根川进获奖后回到日本。当被问到为什么多数日本获奖者是在国外工作时获奖的原因时,利根川进回答:东方文化不利于科学发展。释迦牟尼说:天上天下,唯我为大。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世界第一。这与东方文化讲究尊卑等级是不相容的(大意)。他的箴言很值得中国人记取。

日本文化在变化,思想自由度与欧美没什么差别了。他们获得诺奖的只有少数人在国外了。而中国人在学术领域依然与诺奖无缘。对挥舞大棒,在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把国界插入学术领域并说得天花乱坠的先生们必须大喝一声:你们贩卖的那一套限制自由,压抑创造,是毒害青少年的玛啡,为了中国的发展和13亿人的利益,请收起来吧!

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中国贡献了孔孟老庄和其他思想文化巨星,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记录。人们说,新的轴心时代就要到来了,中国文化要在其中占有一席;为此中西文化必须融合。

何时是新的轴心时代?这是几百年乃至千年后才会有定评。但有几条事实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17世纪至今,中国没有出现一个能引领世界向上的思想家。而欧美有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杰斐逊,哈耶克,波普尔,罗尔斯,诺齐克,阿伦特,雷蒙·阿隆……一系列光辉名字。

第二.新的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必然与解决世界两大问题紧密联结:一是世界实现一体化。二是建设一个没有战争、没有贫困、没有污染的美好世界。

第三.19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最长和最为艰辛的转型苦难,理应产生震古烁今的思想成果和震撼心灵的艺术。现实的答复是:没有!没有!

关键是辽阔的神州没有让思想自由飞翔、自由碰撞的天地。国教派及其追随者所作所为,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是在学术领域挑起国与非国的边界,把思想锁进牢笼!

 

东西文化融合与期望

 

人们津津乐道东西文化融合。论者期待用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去纠正或弥补西方现代文化,从而出现思想和学术奇迹。靠老祖宗的余荫飞天!

让我说句企盼被证伪的话:这是又一个黄粱美梦。

经过众多先驱努力,东西文化在各领域都已自然融合。

扫描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中国,哪里还有纯粹的国产品?即使是国画,不也吸收了众多西方艺术的成就?

一些学者期待用东方价值观念去纠正西方价值观的偏颇。可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足以服人的证据。

有人说:天人合一是东方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特性。但命题的提出就是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兴起后的事,创意是别人的;且天人合一的本义是天人之间的神奇感应,跟人与环境和谐与否毫无关系。这个套路与晚清一些先驱们的西学东源论,异曲同工。从议会到各种机器都是中国固有的,“礼失求诸野”,多好啊!

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特有的,足以矫正西方的个人主义。可是,各大宗教几乎都有类似的格言。犹太教:“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印度教:“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不要对别人做”。《圣经·路加福音》:“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们。”穆罕默德:“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⑤]心同理同,各民族人性相同,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

亨廷顿预言世界将陷入“文化冲突”。西方文明与所谓儒家文明冲突的预言没有实现。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似乎真的惊心动魄;实际矛盾发生在文明人与少数宗教极端分子之间,包括多数穆斯林在内都反对那些极端分子。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而不是不同文化的冲突。

应该认真进行各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各种文化应该平等对话,但是应该坦荡地吸取他者的成就,学者更应有世界人的眼光,不被民族情绪遮蔽自己,冷静地分析各种文化的成败得失。

期望奇迹从天而降是犬儒心态。

       

当务之急三件事

 

摆正被国教派弄歪的路标后,传承传统文化有很多事要做。在我看来,当务之急三件事:

第一.提倡全民读书,建设书香校园。

21世纪了。这个时候谈传统文化不要忘记时代背景。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中国正在走往文明大国的路上。眼睛不要只盯着几部儒家经典,把世界各民族的经典都请进校园,培育世界公民;中国才会涌现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大家。

请谨记:现代国家文化一定是多元的。文化选择权属于公民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各种文化才能共生并育,不会僵死。不能再走灌输信条的老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也须臾离不开自由问难和辩驳。

第二.捍卫汉语纯洁,医治新华体的痼疾。

传承中国文化,少讲大话,请从注意汉语的简洁、准确或言简意赅开始。

“举行会谈”,“进行会见”……这是新华社惯用的句式。那些记者约会,不知会不会说:亲爱的,我们举行吃饭吧!

记者们喜欢使用方言。提炼方言,丰富汉语是大好事,但要注意文化内涵。“一碗三十蚊”的美食您敢吃吗?改为三十文,与古货币单位衔接,还原这个粤语单词的本来意思会不会好一些呢?老板逃跑,变为“走佬”,与台湾一样写为“走路”,动词、名词定位准确,汉语不变味,多好啊!

第三.改进语文课本。

语文课本增加古诗文,这是好主意。比重如何,应该认真研究。请注意不要光增加文学篇章。要选一些实用文章,例如信函(尺牍)和其他应用文。中国大陆知识人在使用尊称和问候语中闹的笑话太多了,稍微注意,不难克服,问题在语文课本要改进。

 

袁伟时于20141024星期五

刊登于《财经》双周刊2014年第30期(20141027出版)第63-66

 



[①] 科林·麦克伊韦迪、理查德·琼斯:《世界人口历史图集》第419页,东方出版社1992年北京版。

[②]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4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福州版。

[③]刘逖:《160018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北京。

 

[④]蒋庆、贝淡宁:《儒家宪政宣言》,《纽约时报》2012-07-1125版。

 

[⑤] 《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第15015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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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30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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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 铭记家乡的山•水•人(二)

(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

 

20世纪上半叶,美好的自然环境,没有带给罗岗人富裕的生活。

经济仍然停留在农耕时代。农历258圩日,周围几十里的乡民挑着各种各样的产品来赴圩,满街都是人。

乡民的产品和千年前没有什么差别:猪,牛,鸡,鸭,糕点,米粉,凉粉,竹木器具、各种粮食,还有松香等等。

唯一算得上现代工业的,是远房堂兄袁伟良办的发电兼碾米的工厂。走近罗岗圩就能听到机器的响声。后来,家父俊森也在圩尾办了一间同样的厂。货物主要靠肩挑和独轮手推车(鸡公车)。人到哪里都靠两个脚。善述围号称富裕,十几家人只有两辆自行车。绝大部分村庄则根本没有。坐轿的也一年难见一回。除了猪要两个人扛,柴、粮食、竹子、木材……都靠肩挑。逢圩日,公路上连绵不断的是人肩上绑成的三角架的竹子或杉树。平日,头上绑着水布,肩挑盐箩的江西老表,十来人一队排成单行,步伐明快、整齐,北上罗浮回赣南。汽车主要用于货运,没有专门的客车,货车司机后面有一列“二隔”可以挤上四五个人。公路已经通到罗浮,但到那里的汽车很少。汽车主要往县城方向开,由于路段垄断,罗岗的车通常开到合水,再转车到龙田或兴宁县城。家父就办了一家汽车运输公司,有三四部货车行走罗岗——合水线。

竹木水上放排;车站中堆满一大包一大包的米。在熙熙攘攘的店面中,困苦随处可见。那时家父在街上开了一间南华号杂货铺,卖油盐米醋糕点之类。经常有农民拿着几个铜板,来买一勺即1%升米!当时量米筒最小的是合(十分之一升),伙计只能随手拿一把米放入一个圆锥形的纸角中给他。站在旁边的我,内心为之一缩;这一勺米,煮粥也是很稀啊!他们显然以吃番薯等杂粮为主,白粥、米饭难得一见。

最悲惨的是冻饿而死。本地人没有听说饿死的,乞讨的“叫化”多是外地人。未成年的我,最怕看死尸。可是,冬天早上上学,快到罗岗圩的时候,挨近一处水碓有间浅窄的土地庙,常常见到禾杆草遮盖下有双僵直的脚伸出到路边,我赶快走过,又忍不住回过头去看一眼。据当时住在街上的黎念广同学说,在她家饭店附近的店门口,早上也经常有冻死的尸体。

抗日战争,潮汕沦陷,大量潮汕人逃难到兴宁。公路上不时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潮汕人北上,到江西去寻求活路。谁家愿给一两斗大米,他们就把十来岁的小姑娘留下,一步一回头,含泪离去。

与薄弱的经济相匹配是卫生和医疗条件很差。农村喝井水,罗岗圩乃至兴宁县城都是到河里挑水吃,挑回来后倒进缸里,拿起一根底部开个洞放着明矾的竹竿,在水缸里搅几下,让杂质沉淀。

当时农村最流行的疾病是疥疮、痢疾、疟疾、肺结核。那时还没有链霉素,染上后者,几乎必死无疑。我有两个堂哥就死于肺结核。当时整个家族约100人,算是比较富裕的,比例居然高达2%。儿童的死亡率很高,我有两个弟弟夭折,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当时有句骂人的话:粪箕撅的!夭折的孩子连棺材都没有,放进粪箕中,拿到山岗上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将粪箕也撅在上面,旁边放着碗筷,让小阴魂找饭吃吧。小孩拉屎拉出一条长长的蛔虫,几乎是人人都有的经历。

街上有几间中药铺,有中医坐堂或出诊。中医穿中装,手上拿着一把折扇,来回都安步当車,显得特别斯文。到我家出诊,开完药方后,蕉青叔送上诊金,他必然摇摇右手,表示不要给啦,左手却接过来,慢慢离去。儿时感到很奇怪,想笑又不敢笑。现在看来,这就是“儒医”范,也是好些儒者的自然风范吧。有两间卖西药的,醒群大药房和耀明药房。老板彭醒群和陈耀明行医兼卖药。他们是另一种派头,头戴当时流行的“通帽”(越南至今仍挺时髦),脚蹬自行车,行动迅速。开得最多的药是阿司匹林和大健皇(奎宁丸)。给孩子印象最深的是“鹧鸪菜”(驱蛔灵),味道不错。此外,民间也施药。我祖母的痢疾药就很有名,周围几十里都有人来要。据蕉美满姑回忆,她经常随祖母入山采药;主药是五指草,配上蘿网藤、乌脚魯箕、凤尾草;晒干后,磨成粉,按一般煎中药的方法煎食。祖母的储藏室中有两个很大的缸,下放石灰,一个上面放着一包包的药,另一个放着令我们嘴馋的糖果等食物,都用缸盖盖好,可以保存很久。

罗岗墟上一间旧祠堂里有家政府办的卫生院,唯一印象是他们的护士到二中(罗岗中学)给我们打过一次防疫针。

最旺的要算卖布兼缝衣的布匹店,其中铺面最宽的是维新社。做件新衣服,对哪一家都是大事。妇女们经常的劳作是一针一针纳鞋底,做布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广州等地出产的胶鞋才在鹏兴隆等商铺中出售。有两处卖鸦片的,门口贴着“谈话处”几个大字,透过门帘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躺着吸鸦片的人。还有分散在农村各处卖鸦片的。蕉坑村公路旁的玉树山房的裕牯,就卖凉粉兼卖鸦片。抽大烟的人比例很低,整条蕉坑村不下四五百人,恐怕连1%都不到。赌博、卖淫亦稀少。没有公开的赌馆、妓馆,偷偷摸摸干的,都被人指摘。同班一位姓巫的同学,据说他妈妈卖淫,同学们老笑他背钱袋的,气得他说要打人,但没一次敢打。我一个过继来给早逝的伯父传宗接代的哥哥,因为染上赌博恶习,屡教不改,被我父亲赶出了家门,不知所终。

60多年过去了,家乡依然停留在农耕时代。2010年,罗岗镇71853人,非农业人口仅5128人。不过,农业人口真正留在家乡的不多,到外地打工或经商的估计有一半。这一年财政收入512万。镇上的干部,每月工资两千多。

 

2013329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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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30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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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 铭记家乡的山·水·人(一)

(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

 

中国社会百年大变,处处、人人都留下变迁的印记。近年与故乡接触较多,心弦一再被触动:这不就是中国变迁的侧影吗?发愿记下,又深感动手晚了,先辈一一离去,许多情况难于弄清了。亡羊补牢,随手记下若干鳞爪,为家乡的过去留下几片枝叶。疏漏之处,留待异日修改补充。

离乡别井65年了。家乡不但给了我永世不变的乡音,也留下一些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1931年末来到世间。按照当时的称谓,出生地是广东省兴梅专区兴宁县罗岗区。那时,汕头和周边各县大部分被日军占领,兴宁成了粤东的政治经济中心。兴梅专员公署设在这里,管辖兴宁、梅县、平远、蕉岭、五华等县。经济畸形繁荣,与韶关和江西来往频繁,纸醉金迷,商业很发达;纺织和酿酒、造纸、制笔墨等手工业也颇为兴盛。它又是军事中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闽粤赣边区司令部就设在兴宁县城郊神光山下。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挂帅,兴宁和梅县的地位倒过来了。叶帅的故乡是梅县,梅县就跑到前面去了。即使在梅县,原来公认梅州中学比东山中学办得好,但东中是叶帅的母校,各方大力扶持,自然把梅中抛在后面。地区招牌变换几次,现在叫梅州市,兴宁归其管辖。兴宁长期叫县,几年前也改称市。罗岗则过去叫区,现在叫镇。政治变幻改不了百姓的习惯,依然称为兴宁罗岗。

罗岗是兴宁北部的山区,隔几十里地,就是江西南边的寻乌。

以我家所在的蕉坑村来说,它在区政府所在地罗岗圩旁边,但开门见山,举目是山。山,永远是那么翠绿。笔直高大的杉树,无边无际的松涛,漫山遍野的鲁箕,还有一片一片的油茶、柚子和杜鹃。坐在家里就能听到雉鸡飞鸣;要是正在念高中的蕉村叔在家,往往立即拿起猎枪赶去,我则跟在后面去捡猎物。从大人口中常常听见哪里有老虎、豹子露面;后生们不时上山打野猪、黄猄,常常可以吃到他们的战利品。有一年我还看过一帮人在罗岗圩尾河旁劏老虎,腥味四溢,而人们久久不愿离去,围观这难得一见的盛事。家乡人相信戴上颈圈,鬼神摄不走孩子的灵魂。我小时候有一个银颈圈,上面挂着各有寓意的小物件,其中就有一颗虎牙。

这些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山林茂密!蕉坑村有一个地方叫崩岗湾里,显然是山体滑坡的遗痕,我记事时,那里已长满密密麻麻高大的松树、杉树,遍地鲁箕。各间围龙屋或四角楼后面肯定有一片或大或小的风水林。动风水树,神人共愤,没有人敢轻易尝试。当时没有听说过环境保护四个字,实际上人人注意保护环境,难怪家乡如此优美。

最迷人的是水!弯弯曲曲的罗岗河,十多二十米的河面,两岸是连绵的翠竹、芦苇和赤孽花。水车、水碓、陂头点缀其间。蕉坑村前面的罗岗河有两条水陂(水坝),最大的是柳树陂。水陂是用松树为骨干,再用鲁箕草和砂石塞住空隙。松树不怕水,越浸越硬、这样的水坝容易修筑,却不易冲垮。陂头上弯弯曲曲的河道既宽又深,实际是颇具规模的水库。附近的农田因此可以自流灌溉,收成很稳定。只有大旱年景,才用得着脚踏或手摇的水车。陂头的小瀑布下是小水潭,夏天放学后,孩子们都到那边去玩水,一片欢声笑语。

白天,不时有木排、竹排越过陂头,顺流直下,可以到达兴宁县城。罗岗圩屹立在河边,一边是街道,另一边是竖满杉树、绿竹的约十间做竹木生意的树园。每间周边是木片钉出来的樊篱,与河边的柳树相映成趣。

粗壮的麻石嵌出来的坝尾桥,有个突出的桥墩,我喜爱坐在那里发呆,仰望蓝天远山,俯观清流激浪。去白水寨外婆家,或者学校带我们到到雷公岬远足,都可以看到飞流直下的瀑布。此外,去深不见底的柳树陂钓鱼,运气好可以钓到一斤左右的大鱼;有时背着小鱼篓跟着蕉村叔去河里打渔,背回来一两斤鱼并非难事。

家乡是广东省认定的著名古村落之一。先祖父述初公营建善述围是这条古村落的核心建筑。人们谈起客家人的建筑,以为代表作就是围龙屋,其实有另一类型叫四角楼,善述围则是其代表作。灰塑,壁画,刻在石柱上的对联,印象中不比山西阎锡山的故居差。在中门的石柱上刻着两句古诗:“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正是罗岗美景贴切的写照!

农村居民喝的是井水,但圩上居民就在河里挑水喝。倒进缸里后,用尾端挖了一个洞,内藏明矾的竹筒搅几下,让泥沙沉淀。

罗岗的水,也有为祸的时候。1945年夏天吧,大雨加上上游的洪水冲来,大片农田被淹,水浸罗岗圩,好些店铺倒塌,黎汉雄开的罗岗大饭店就倒塌了。最惨的是河边的树园,竹木漂走,房屋夷平;坝尾桥旁第一家树园老板张官麟被水冲走,尸体被冲到下游十几里处。凹下的公路桥被冲毁,多年无法修复。

1991年,阔别44年后第一次回乡,蕉坑村一带的罗岗河成了小溪,罗岗圩旁边的河面漂浮着各色垃圾,几乎成为臭水沟!长排岗上的杉树只有碗口大小。处处都记下历史的深沉和艰辛。

什么时候柳树陂消失,罗岗河成了小溪?集体化后几经折腾,各地林木遭殃,水流慢慢减少,木排、竹排消失。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官员提出要“去弯取直”,增加耕地,改善灌溉。用心良好,辛劳苦干,增加了十多亩耕地,改变了原有生态,罗岗河成了一条小溪,估计几十年内都无法恢复原来的宽广、幽美的状态了。不能怪那些组织“会战”的农村干部,在计划经济笼罩下,他们肩负保障农民生活的重任,当时高官尚且不知环境保护为何物,何况日夜奋战在基层的干部!他们真心相信集体化——公社化——学大寨是康庄大道,有谁知道后果如此严重!

至于长排岗上的树木,二十多年来,我多次回乡看到,总是那么稀疏,好像永远长不大。我好奇地询问,承亲友们告知:尽管山地的产权划分到户了,但每户只有一亩左右,那棵树长到差不多了,老是被人偷去,大家就懒得经营了。记得文革期间在干校,奉命帮助周边生产队,也累见好端端的树,没几天准被人斩掉,只剩下树根。集体财产,不要白不要,不是你偷就是我斩!没想到几十年后,流风余韵依然难于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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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札记

 

一场追寻历史真相的热潮,正在中国大地蔓延。这个令人欣慰的浪潮,出自人的求真本能,也是对清末民初以来政治家或政客以历史为刍狗的反抗。

中国文化有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传统:“疾虚妄”!

倡导者是两千年前的王充。面对独尊儒学和谶纬迷信风行,他大声疾呼:“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论衡·自纪篇》)“案圣贤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篇》)深思细想,如果没有忘掉这个传统,20世纪的中国人,可以减少多少苦难!

1985年,我的第一部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杀青后有感,信笔写下几句话:“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三十多年来,“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是我执着的追求。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的学术生涯从此屡有风波相随。

虚妄是人造的。构筑华丽或壮烈的故事,始作俑者往往宣称这就是正义;追随者多半出于思维偏激,某些人则渴望从中分一杯羹。从学术文化层面看,谎言是渣滓,最终会变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把谎言奉若神明,不过是社会病态的表征。

人,总有一点热血吧!面对虚妄,沉默还是道破?说穿了,有人会暴跳如雷,通常还有阴招伺候。可是,没有对固有结论的挑战,人云亦云,倒来倒去就是那几句,个人自然安逸,学术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就全部付诸东流了!不说,社会责任感安在?内心如何安宁?

嘴巴总要吃饭、说话,意见纷纭是常态,虚妄也是多元中的一元,各种观点的纠缠无可避免。制造虚幻与求真的缠斗不可能止息。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进入21世纪,虚妄的破灭在加速,各界泰然接受,没有激起旋风、巨浪。多年来,笔者参与了戳穿泡沫的过程,有时招致始料不及的反应。不过,不管潮涨潮落,我的心情都特别宁静。说的是陈年旧事,结论有根有据;没有亵渎自己的良知,维护的是自己的尊严;追求的是迟来的中国梦:人人可以自由说话、自在生活,以文明和蓬勃创新的高大身影赢得举世尊重的一流大国。任何纠葛都妨碍不了按时漫步校园、伏案工作和呼呼大睡!

应该特别说明,书中涉及的具体人,都与笔者没有任何私人恩怨。他们不幸成了某种观点或思潮的俘虏。彼此的分歧,说到底是不同思潮不可避免的论辩。观念变革是社会变迁的先导或侧影。从更广阔的层面去观察,最近几十年的思想文化冲撞,不过是现代文化与尚未消逝的思潮的缠斗。这部小书收集的文章,是这个尚未止息的过程的侧影。是耶,非耶?留待历史和读者去审判吧!

 

201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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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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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埋头干活,下午五点多,要收工了,上网逛逛,看到了正来今早6点多逝世的消息。

一个生气勃勃话篓子形象一再浮现。

上世纪90年代与正来有多次交往,记忆犹新的有两次。

90年代初吧,快到中午,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老袁,我到广州了,刚下飞机,中午到华海大夏一道吃饭吧。”我答应了。中午欢聚一堂的约十位朋友,我认识的只有他。他给我的见面礼是一部他主持翻译的两百万字的《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厚重如一块水泥砖,从北京背来,真难为他了。饭后一位司机开车送我们两人进入东山广州军区总部旁边一家大门紧闭的印刷厂,看到了整齐排列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影响深远的市民社会和学术规范问题讨论,就是这两家刊物发起的热门话题。它们是在香港注册出版的,是他和徐泽荣两人合作办起来的。没有想到实际的出版和发行的地点是广州。“没人敢到这个地方来查的。”他笑笑说。我想这个地方不问可知是泽荣利用关系找到的。泽荣父母都是延安老干部,父亲原来是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少将部长,母亲是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

一两年后,还有一次印象深刻的见面。

杭州的一个学术会议后,一部分与会者(记忆中有汤一介、庞朴等人)再到复旦大学聚几天。在复旦旁边一家宾馆住下,分配我与正来同住一间房。晚上回到房间,听他滔滔不绝讲话和不停地吸他的二手烟!其中讲得最起劲的是两件事:

在北京建一座中国社会科学大厦,地块和资金都没问题,有哥们搞掂。他念念不忘的是建立民间研究机构,出版刊物,全面超过官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栖居在建国门内5号低矮的楼房中;至于刊物嘛,他根本看不起《中国社会科学》,认为他办的两份刊物早已超过它。

另一件是:“将来我要竞选总统!”我听后哈哈大笑,并给他提了两条建议:“第一,戒烟!第二,戒掉‘三字经’!”他的烟瘾惊人,一直接一支,没有停歇,整间房烟雾腾腾。私下谈话则是三五句就夹一句粗俗的“三字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树立公共形象,这两条不能省。

两件事都是镜花水月。要是实现了,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和政治发展肯定与当下迥异。我奇怪的是89风波后他怎么会有那么大胆的奇思妙想。

以后高兴地看到他的哈耶克著作翻译一部一部出来,并收过他惠赠的译本。

进入本世纪后不知不觉中断了接触。

2012年6月参加复旦和韩国财团合办的上海论坛。我参加的经济历史分组的会场刚好在他任院长的复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那个楼层,有过看看这位院长的冲动。但他的办公室大门紧闭,里面没人;论坛参加名单和介绍资料中也没有提到他,估计他外出了。再看看周边墙上的介绍,大体知道他的法学观是北大朱苏力教授一路,兴趣就索然了。因此,虽然复旦社会科学高研院的顾肃教授与我在同一个分组,我也没有向他打听他的院长近况如何。

正来,你过早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你的名字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阶段融在一起了。祝你一路走好!

 

2013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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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27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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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札记

袁 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个学期上课,花了四个礼拜讲《论语》。一个研究生问,课程的参考资料为什么里没有于丹的书。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因为那些书错得太离谱。

    《于丹<论语>心得》是她谈《论语》的第一本书。全书的头一句是:“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真是一开口就错。宋朝的开国宰相是范质、王溥和魏仁浦。赵普是建国4年以后才当上宰相的。

    至于于丹对《论语》的解释,那错得更多。随便举个例子。《于丹<论语>感悟》写道:“孔子说,忠恕之道,一以贯之。对己对人,都应该是这样。我们想,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心都不能宽容的话,那何谈宽容别人呢?”按于丹的讲法,孔子是个大大咧咧、散漫随意的老头,主张对别人宽,对自己也要宽。不过就在几页之前,于丹引用了孔子的两句话,认为人们对别人要求要宽,但对自己要求要严,犯了错误要自责,不能宽容自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见其过而内自讼”。于丹的话跟孔子的主张势不两立。这是怎么回事?

    孔子的确提倡“恕”,不过他明确说,“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于人”四个字清清楚楚地表明,“恕”是对别人的态度,而不是宽容自己。要是孔子主张宽容自己,他老人家就会说“勿施于己”了。

    朱熹在解释孔子的忠恕思想时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那就是说,“忠”是绝不原谅自己,做事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恕”是把自己的愿望推及别人,不让别人经受自己不愿经受的事情。忠是严格地要求自己,恕是宽厚地对待别人。孔子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于丹的书引用了朱熹的讲法,而且明确说:“朱熹对‘忠恕’两个字解释得非常好”。既然如此,她干嘛还讲出完全违反孔子意见的话?

    有人说因为于丹缺少知识。我不赞成。孔子曾经自称“不知老之将至”。于丹把这句话译为“不知道我的生命已经垂垂老矣。”但是,“老之将至”怎么会是“已经垂垂老矣”呢?连小孩子都知道“将”和“已经”的意思很不相同。“妈咪将会给我一个芭比娃娃”肯定不是“妈咪已经给了我一个芭比娃娃。”于丹无论如何不至于连这样的知识都没有。问题应该出在别的地方。

    好长时间以来,我总觉得有一种玩弄权威的风气。有些人讲话写文章,动辄就说儒家思想认为如何如何,或者某某理论认为如何如何。但你翻遍了儒家或某某理论的经典,却根本找不到他们说的如何如何。实际上,那些如何如何是他们自己的主意,所谓儒家思想之类不过是他们鼓吹自己想法的工具。广州话里有“扮鬼吓人”的讲法,大概就是指这类把戏。玩弄权威的人对权威当然不会虔诚。于丹不断地对读者说,孔子多么神圣。但她自己却潇洒得很,高兴说啥就说啥,对孔子的原话毫不在意。

    这样玩弄孔子自然惹来好多不满。于丹回应说:“一些学者站在纯学理的角度,认为我这样解读不通,我完全能理解。......我觉得,那些严谨治学的学者不一定是教传媒的,他们的角度是一种研究的角度,而我的角度是一种普及的角度。”这是一种挺古怪的讲法。有可能一个意见从“研究的角度”看是错误的,从“普及的角度”看却是正确的吗?所谓“普及”,是指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把专业研究的结果传播给普通民众。普及不是不顾“严谨治学”另搞一套。要是一个主张从研究的角度看是胡闹,那么用通俗的办法传播,它还是胡闹。如果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某种食物有害,传媒却说它延年益寿,这算哪门子的科学普及?

    于丹又解释说,她讲的是自己个人的“心得”、个人的“感悟”:“解读《论语》的角度可以不同”,“千颗心有千种所得,万颗心有万种所得,而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心之得。”的确,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感觉。但不是每一种感觉都正确。例如一个人说他觉得苏东坡的词比柳永的好,另一个人说她觉得柳永的比苏东坡的好。由于艺术爱好和饮食口味纯粹是个人的主观感觉,那两个人的讲法都只是说有这样一个事实:说话的人有某种感觉。要是咱们能证明这个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有那样的感觉,那么,尽管两种讲法针锋相对,它们都是正确的。

    不过好多关于感觉的讲法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于丹说她觉得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宰相,这个讲法就牵涉两个事实:首先,她是不是真的有那样的感觉。另外,更要紧的是,赵普是否宋朝的开国宰相。即使她说的感觉确有其事,那句话还是不符合第二个事实,所以是错的。

    对于一个事物,符合事实的认识是真理,不符合事实的讲法是谬误。千个人有千种感觉,可能有些感觉准确,有些感觉离谱。万颗心有万种所得,可能有些感悟高明,有些感悟荒唐。孔子不赞成宽容自己,这是历史事实。不管于丹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悟,不管她是做研究还是搞传媒,她的讲法违反了这个事实,所以是一定是错误的。

    我绝不反对于丹推崇孔子。但推崇孔子就该真心尊重孔子。要是孔子主张男女平等,随便说他轻视妇女是不尊重孔子。要是孔子轻视妇女,硬说孔子为男女平等奋斗也是不尊重孔子。不管咱们赞成不赞成,孔子的主张就是孔子的主张,随意篡改就是蔑视古人。如果有人把孔子做成一个木偶,威风凛凛,又面带伟人谦虚的微笑;那人躲在幕后,自己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却让偶像的嘴巴一张一合,叫别人相信那些高论都是圣人之言,那么,凡是知道底细的,都会说这是大不敬。

    毫无疑问,在现代文明国家,大不敬属于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于丹可以继续随心所欲地讲《论语》。当然,其他公民也有权利跟她抬杠。至于我自己,当教师多少得照顾教学质量,所以没敢把于丹的书列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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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访谈

本刊记者:陈潇

 

 

袁伟时简介

袁伟时,1931年出生,广东兴宁人,中国近代史学者。1950年考进中山大学经济系,1957年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毕业,后转入中国近代史研究,1970年代起,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近现代哲学史。

 

儒家礼治限制不了皇权

在儒家传统里,寻找政治改革的资源,清末的康梁维新变法即为典范,名之“托古改制”。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转变及经济的崛起,80年代思想启蒙阵营急剧分化,以引介斯特劳斯的保守主义为代表的刘小枫,以及研究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秋风,陆续转向传统,影响遍及整个学术界。除此,当代儒者蒋庆,2001年仿效明代大儒王阳明,在其昔日谪居修道之地贵州龙场,建阳明精舍,倡公羊学派的内圣外王之道。蒋庆作为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自由与传统》一书的中文译者,他的选择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面对此种思潮,袁伟时教授一一作了回应。秋风受到汉代儒生董仲舒的启发,认为天命可以制衡皇权,最终实现士人与皇帝共治天下。袁伟时直言不讳地说,这只是妄想。提倡独尊儒术、天人感应的董仲舒,试图以阴阳灾异之说规劝汉武帝,结果被判了死刑,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老命。引入天命是不是可以成为制约君上的紧箍咒呢?董仲舒不能说完全没有约束君王胡作非为的意思,但主要内容是下要绝对服从上,全体要绝对服从君王。秦始皇肇始的中央集权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一直是前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宰相和其他大臣的权力,皇帝可以随时收回,他们的生死荣辱,都取决于皇上的喜怒。袁伟时认为,天和上帝都是虚的,受不受实实在在法律的约束,是法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分水岭。

关于士大夫与皇权的关系问题,袁伟时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已说的很清楚。清廷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之后,1900年居然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派兵围攻驻华使馆!为此,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慈禧不但不接纳,谏议者反而无一幸免。这说明,在关键时候,士大夫和儒家礼治根本无从制衡最高权力者。

在儒家寻宪政资源,有个前提,皇权必须受到真正的制衡。应明确规定,皇权犯法所必须担负的成本,如陈水扁东窗事发,就必须进监狱。读儒家,一直有个问题,天子即便犯下弥天大罪,至多就是士人谏议,史书谴责,皇帝实际一点损失也没。礼法在关键时刻约束不了皇权,而且没有明确皇权犯法所必须承担的代价。

袁伟时认为,宪政的核心是保护人的自由,手段是分权制约和坚持民主、法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政治学家麦基文认为:“宪政的实质,是政府权力和独立的法院审判权的平衡,美国宪政的根源可经由英格兰历史而追溯至古代罗马。”法国大革命宣布的“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更是政治学的常识。中国自古至19世纪,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是统一的。这个国情,路人皆知。

 

“儒表法里”不成立

袁伟时教授曾经和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就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进行过一次深层次的对话。

现在流行一个观点:“儒表法里”。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也讲,儒家非常完美,不好的东西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袁伟时认为这个观点不成立。

人们通常都说,秦朝实行的是法家学说。袁伟时却认为陈寅恪先生独具慧眼,指出秦始皇“行同伦”是将儒家伦理法制化了。汉承秦制,此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没有大变化,是学界的共识。历代法典的基本架构就是儒家的三纲,魏晋以后,法典进一步儒化,这也是众多中华法系研究者认可的不刊之论。这与法家也是专制制度和三纲的支持者,并不矛盾。三纲是儒法两家的共识。但法典的演变是把儒家的经典作为释法的根据,同时加进了法家不能接受的按尊卑、亲等判刑的内容,现存的传统法典确实是儒家学说的法制化。摒弃秦代的苛政,是西汉始建以后,众多儒生致力的事业。陆贾《新语》、贾谊《过秦论》等名篇,起了重大作用,但他们都是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要求注入仁政而已。

杜维明认为三纲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疑问是。《白虎通义》里,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袁伟时则认为,民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想对三纲重新解释,有人把君为臣纲,解释为职业的忠贞精神,对上级的尊敬、尊重。非常勉强。现代社会的这种关系,人格、法律地位平等,与三纲格格不入。三纲确如陈寅恪讲,无可疗救。

同时,袁伟时教授认为孔子诛少正卯是因言治罪。《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袁伟时说,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中,除了第一、二条,所谓心险、行辟难于界定的罪行外,后三条都是言论罪。说孔子是摧残言论自由的先驱,可谓有根有据。

 

袁世凯不是卖国贼

袁伟时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对一般的教科书所说“辛亥革命推翻掉2000多年的帝制”的结论不太认同,他觉得有没有皇帝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讲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国家有皇帝,但宪政依旧推行得很好。

研究历史的人都有一个说法,辛亥革命失败了。但对于失败的解释有各种各样,有一些观点认为袁世凯是偷窃革命果实,他登台意味着辛亥革命失败。袁伟时认为这个说法跟历史事实不符,因为袁世凯是经过法定手续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届正式大总统也是经过法定程序当选的,所以不存在所谓“窃”的问题。另外,他是不是卖国贼?历史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个结论,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中的表现得到了历史学家的赞扬。

“二十一条”分5部分,关于第5部分要求在中国政府各个部门请日本人做顾问,要用日本的武器或者跟日本合作在中国制造,中国的警察、军队要请日本的教官等,袁世凯说这些部分坚决不讨论,所以“二十一条”第5款那部分根本没有进入议程,其它部分他也竭尽全力拖延谈判或是讨价还价,将消息透露出去,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给日本施加压力。到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达成的协议不过十多条。所以历史上有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但没有中日之间签订的“二十一条”。签字之后他马上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中国的损失。实际上那十多条协议最终都没有实行。所以,战后日本一著名首相吉田茂应大英百科的要求写一个《百年日本史》,中文翻译是《激荡的日本百年史》,里面对“二十一条”下了结论:这个全部没有实现,徒然增加了中国对日本的不满。

过去我们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袁伟时认为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政权后,从意识形态角度美化自身,涂污北洋政府的结果。除了袁世凯应对日本“二十一条”的态度,袁伟时从其他外交方面,论述了北洋政府的功绩。他认为,北洋政府是收回中国主权的开端,维护了中国主权。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角度而言,蒙古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要求独立,沙皇俄国试图将蒙古变为殖民地,段祺瑞政府就进兵蒙古,第一次把蒙古收回,而袁世凯在世时也通过谈判迫使沙俄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所有的关税自主权、司法自主权以及其它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都有努力谈判。1919年爱国学生要求收回青岛主权、山东主权,华盛顿会议就将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北洋政府不是一个卖国政府,而是收回中国主权的开端。

 

孙中山对自由和法治的认识不足

近年来,近代中国的许多历史人物纷纷走下神坛,中国人开始了解历史真相。环顾20世纪的中国,甚少触及的最后一尊偶像是孙中山,宝相庄严、灵光闪烁。

袁伟时认为,讨论孙中山功过是非,先要弄清楚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什么。他以为最重要的基准线是严复说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任何有关的言行和事件都应以此为基准去考量,有利于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者是,不利者非。并不是所有反对袁世凯的人和事都应肯定。性质正义并不意味着手段正义,更不表明正义一方的各种举措都是正确的。

袁伟时以宋教仁案、临时约法、北伐战争等几个具体实例,论述了孙中山对法治和自由的认识不足,从而导致的一些不良后果。

因宋教仁被刺案,而发起的“二次革命”,袁伟时表达了不同看法。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袁世凯复电同意。但是应夔臣的辩护律师认为此举违法。司法总长许世英也认为组织特别法庭没有法理根据,不惜以去就力争。司法部致电上海地方审检厅说:“宋前总长为民国伟人,本案审理自当格外慎重,程都督拟组特别法庭,即系此意。惟与《约法》、《编制法》不符,碍难照办。本部斟酌再三,仍应由该厅负完全责任,审理所有一切。……该厅即速依法进行。”

当时全国各界异口同声,呼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宋案,实行法治,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最大的“国情”!可惜,孙中山等国民党要员充耳不闻,先是冀图暗杀袁世凯;继而不顾党内外反对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意图用枪杆子决是非,法治进程因此中断,一个多月后,全军覆没。

在国家进入正常治理程序时,孙中山、黄兴等人以兵争替代法治。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在800个席位里占据了大部分,但它没有真正按照法治程序推动这个国家向民主法治道路前进。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表退位诏,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要求将首都迁到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将首都迁到北京,孙中山和黄兴非常不满。临时参议院说,若不同意,总统有权按程序退回参议院重新讨论。结果,孙黄二人没有践行其一贯追求与倡导的民主法治,而是选择了以武力胁迫参议员,迫使他们通过将首都改为南京的决议。

孙中山对自由的认识不足,从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思想就可略知一二。孙中山在《来校最后训话》中说:“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政治教育大纲草案》规定:“若是主张个人的自由,不肯遵从党章与军纪,便是叛党叛军的行为。”这与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英国革命也是残酷的

英国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曾发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文,反思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式的激进革命道路,倾向英国经验主义式的渐进改革。由此,哈耶克提出启蒙的两个传统,一是法国的传统,二是苏格兰的传统。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十年新政超越了戊戌变法的预期。随后清政府错误压制请开国会运动,成立皇族内阁,导致汉族士绅对政治体制改革绝望;9月7日武力镇压保路运动,杀死32人,激发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坚持战斗一个多月,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但也由此开启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流血牺牲的革命旅程,中国知识分子对此有着切身的痛楚。随着伯克和哈耶克的思想传入中国,这种崭新的理论与受到革命情结困扰的中国思想界一拍即合。1988年,美国康斯威辛大学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中译本传入中国,林毓生作为殷海光和哈耶克的弟子,以其学者的崇高地位及精湛学术,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顾准的学生吴敬琏先生也抱有类似的观点,他曾这样描述:“世界近现代社会主要有两大思潮,一是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改良主义道路;二是革命专政式的直接民主,后者很容易形成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到这里,中国问题的解答也就呼之欲出了。可惜后来顾准死了,而我则继续往前走。”

现在人们喜欢称英国的革命为光荣的革命、和平的革命,称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导致了法国社会的混乱。袁伟时说,这些朋友用心良苦,想提醒中国人吸取历史教训,避免中国社会再度动荡,但不符合历史事实。法国雅各宾派专政在巴黎杀了17000人,全国40000人被杀,当时法国人口2600万。英国革命过程互相砍杀,从1640年革命爆发到1688年光荣革命花了38年,20多万人丧生,当时英国人口450万。无论杀人的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都远远超出法国大革命。朱学勤教授认为接受英国的传统就不会出现人类的灾祸,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英国的革命同样是血腥的。

袁伟时认为,法国大革命有《公民权和人权宣言》,但随之而来的是血腥屠杀,假自由的名义剥夺自由。这并非他的原则不对、启蒙者的主张不对,而是另有原因。英国光荣革命后走向文明,它的标志是1689年之后实行了法治,不再诉诸革命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不能因此就掩盖英国革命残酷的一面。不论法国和英国,如果权力不受到制约,肯定会带来灾难。

纵观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结合欧洲各国的经验,袁伟时语重心长地说道:国家改革成功的标志在于法治的确立。所有的社会矛盾、民族的冲突需要遵循法治的程序,人有反抗压迫包括革命的权利,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是合理的,但回过头来总结历史经验,以后解决矛盾不能再走那条路。

 

2012年7月12日

刊登于《侨星》杂志2012年7月下第1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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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札记

《南方周末》版文科综合自测题

袁伟时所拟部分

 

【题记】

    应邀为《南方周末》草拟文科综合高考题(发表时改为自测题)。我估计现在的高中毕业生乃至大学毕业生90%以上恐怕考不及格。说到底不是学子不合格,而是我们的教育特别是通识教育不合格。我所以乐意参加这次活动,寄托着我对中国人文教育的期望,提示一个受过义务教育的中国公民应该知道这些。离开这些基本内容,传承和繁荣文化毫无意义,甚至会误入歧途。

    希望五年或十年后,情况会有大的改善。不过,希望也许会再次落空!

    应邀为《南方周末》(2012年7月12日A6—7版)拟题的有十多人。发表出来的自测题,语文共6题,一半是我拟的。历史7题,5题出自鄙人。政治11题,4题来自在下。我所拟的材料分析题也入选了。本人草拟的简答题(其实一点也不简)13道,第11、12题没有入选,其中意蕴,不说自明。

                               袁伟时

                                 2012年7月13日

 

 

                简答题

 

1. 康德和马克思都说:我是世界公民。简要回答这个论断提出的背景、内涵和现实意义。

2. 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有什么差别?他们各自不同的方法,分别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学术发展有什么影响?

3. 公元一世纪,王充写出《问孔》、《刺孟》、《非韩》、《书虚》等名篇,抨击“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提出“疾虚妄”的思想原则,质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可是,两千多年来,这些出类拔萃的思想被淹没,读经、解经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违反圣贤教导和尊长指示成了罪责,“离经叛道”可以置人于死地。请问,这种状况与中国社会结构有什么内在联系?破解之道又在哪里?

4. 张载说:“仇必和而解。”简析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它与斗争哲学的同异。

5. 有人说:私有财产是无恶之源。有人则认为:私有产权的保护是社会进步和公民自由的基础。你认为呢?

6. 请列举贝多芬的四篇作品,并分析我国现行教育体系中美育有什么缺失。

7. 请列举各国公认的四位俄罗斯世界一流的作家及其代表作。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是什么人?他的代表作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8. 《诗经》把诗分为哪几类?请每类列出两篇诗名。请列举元曲的四位作家及其代表作各一部,并用一句话说明这部作品的内容。你认为我国中学古典文学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9. 洛克的代表作和主要贡献是什么?

10. 孟德斯鸠的代表作和主要贡献是什么?

11. 1948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到法治的保护。”请以四个国家的治、乱状况为例,分析这些论断有什么启示?

12. 1911年5月开始的保路运动历时三个多月不但没有化解矛盾,导致8月24日开始罢市、罢课、罢工、罢耕,四川人以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和平示威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9月7日成都市民请求释放被扣押的保路同志会和咨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请愿,四川总督竟然下令开枪镇压,杀死32人、伤一百多人,终于导致同志军起义,战斗一个多月后,激发了武昌起义,推倒了大清帝国。请分析其中的教训。

13. 苏联坍塌的内部原因有哪些?

 

               材料分析题

 

要不要推迟退休年龄,引起热烈讨论。

主张推迟者认为:

第一,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是20世纪50年代规定的。当时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50岁左右。目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3.5岁。对于女性,55岁正是一生事业的黄金期,强行让她们退休,不仅是对女性的歧视,也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第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从2015年起,将从9.98亿的峰值开始逐年下滑,年均减少366万。预计到2050年,我国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比2010年减少约2.3亿人。2030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

第三,去年养老保险基金大约13000亿,支出的养老保险基金近1万亿,当期的结余有3000亿,累计的结余有15000多亿。但是,账面盈余全靠国家补贴,近年每年补贴2000多亿。我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养老制度之前就缺乏基金积累,现收上来的钱长期垫付此前的欠账,造成养老金空账(约1.9万亿)。这不是长久之计,推迟退休可以缓解资金不足。

 

反对者则说:

1.  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城乡加起来超过2000万人,但我国每年实际只能提供城镇就业岗位1200多万个,如果将法定退休延至65岁,加剧就业矛盾。将来劳动力不足,应该靠技术进步去解决。

2.  靠推迟退休不是解决资金空账的治本之策。

3.  65岁退休,预期寿命73岁,只能享受晚年之乐8年。

4.  老官员观念普遍比较落后,推迟退休,不利于官员更新换代。而目前待遇双轨制,官员赖在台上,方便他们继续捞取好处。

 

请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双方论证的是非得失。假如你是国务院总理,会采纳怎样的方案?

 

                                 2012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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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访谈

——答云南《都市时报》记者吴亚顺

                              

《都市时报》:您在微博上谈到您为小孙子准备生日礼物时的感想,其中说“人无论大小,自主最重要。《弟子规》不必读,更不能照着做!”有人认为言之有理,有人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我的问题是,在教育儿孙这件事情上,您是否主张儿孙“自主”?

      袁伟时:独立自主的自由公民是现代社会的支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就要体现自主、自由精神。一岁多乃至四五岁了,仍以父母喂食为主,在中国司空见惯。而美国家庭则把幼儿放在餐椅上,这种椅子座位前有餐盘,把食物放上去,让孩子自己吃,从用手抓开始,好玩,开心。用餐与玩耍融为一体,自主习惯从这里起步,何乐而不为?这样的餐椅中国的超市也开始卖了,好事一桩。

“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这是《弟子规》的奴性训条之一。用这样的思想熏陶孩子,最好的效果是左耳入,右耳出,仅是浪费了时间,挫折了学习兴趣。如果记住了,并且身体力行,那就惨了!或是成为谨小慎微的顺民,或是表里不一的两面派!这个康熙年间编成的蒙学课本,适合培养宗法专制体系下的臣子,与现代公民需要的敢作敢为而又信守法治的性格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陈腐观念去摧残少儿的心灵呢?

《都市时报》:在传承文化这一个话题上,人与土地的关系相当重要。我有次采访,一个城市的孩子告诉我,稻米是从超市里来的,他不知道稻米怎样抽穗,怎样被收割等,这让我有点吃惊。现实的情况确实如此,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失去很多常识,不知道节气,不知道当令的食物,更别提耕读传家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袁伟时:人与土地的关系当然重要,产权、环保乃至诗情画意都由此而生;如何处理,关乎国计民生。社会冲突不断,就与土地产权没有还给农民息息相关。

但就文化传承来说,不能以偏概全。地域确实对人类的认知带来局限,在交通不便、信息传播速度很慢的自然经济时代尤其明显。生活在水草丰美的江南童子,很难想象“大漠孤烟直”的景象。

进入信息时代,随着电子传媒普及,孩子们的知识来源丰富,地域限制微不足道了。有些孩子不知稻米怎样生长,这是科普缺失,稍加注意,花一个小时就能补足。我的小孙子是在Discovery Channel(探索频道)、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等电子视频和《十万个为什么》、 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等读物伴随下长大的。从他读初中开始,好些方面就是我的老师了。譬如,电脑,手机,埃及考古有什么新成就,好玩的化学实验、机械模型、瑞士军刀,各种武器的性能和参数,固然如数家珍;就是野外求生怎样找食物,附近有哪些药用植物,知识恐怕也不比农村孩子差。

“耕读传家”是农业经济时代的老概念,向现代社会转型,城市才是历史舞台的中心。我的家乡——兴宁是广东东北部的山乡,先祖父述初公(1850-1926)是活跃在清末民初的地方士绅。他留下一副作为家训的对联:“世界大英雄是从孝悌忠信中出  家庭长事业必须耕读勤俭外求”。没有舍弃传统的他已感知时代正在变化,必须冲破耕读传家的窠臼了。事实也证实了先祖父告诫的高明。他的固守耕读传统的子孙,全都默默无闻;而敢于闯荡四方在城市中求发展的,大都有大小不一的业绩。百年过去,我们更没有必要为消逝的时代感伤。

当务之急是改善农村孩子的教育条件,让他们与城市孩子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不是迷恋耕读传家。

《都市时报》:有评论者认为,在传承这件事情上,与人关系最直接的问题可能不是传统被破坏,而是如今的人们沉溺于消费、娱乐、网络,对传统文化之美比如戏剧、手工等有隔膜,对美的感受也变得迟钝。对这一看法,您如何评价?

袁伟时:观察社会现象最忌片面或信口开河。例如,说“对美的感受也变得迟钝”,有没有数据足以证明这个结论?教育普及了,美感应该提高才是。

以传统文化来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无论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在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工艺品已经成为规模很大的产业,精品也不少见。传统戏曲也在恢复和得到保护;有些戏曲节奏太慢,年轻人不喜欢,有待艺术家不断改进,不要轻易责怪观众。至于醉生梦死之徒,历代都有。是不是当今尤烈?要作认真的社会学调查研究。

总之,市场经济是双刃剑,它带来人的自由度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文化繁荣;也导致部分人唯利是图,沉溺声色。不要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

《都市时报》:与传家相关,学校也是传承文化的一个重要“据点”。您是大学退休教授,觉得高校在传统文化的教育方面做得如何?是否需要在熟悉现代公民的特点后再对传统文化加以重新认识、熟悉?

袁伟时:当下的高校正在改革,各校情况千差万别。各校普遍开设必修的“大学语文”课,还有不少关于传统文化的选修课。如果教和学都认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会有太大的缺失。值得忧虑的倒是“过敏症”蔓延,一些应当开设的课程没有开设,当代大学生往往没有现代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常识,历史课则灌满虚假信息,对他们健康成长和社会发展非常不利。

《都市时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余英时先生提出反省与重建,其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传统如何与现代衔接。中国传统应如何与现代衔接,以使其中优秀的部分能得以传承下来,仍然能发挥积极作用?请您简略回答一下。

袁伟时:余英时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我没有看过他这方面的论述,不敢妄加评论。

就当下吵得沸沸扬扬的所谓传统与现代关系而言,我认为是一个不值得过分关注的假问题。

多年来,人们热心从中国传统典籍中挖掘自由、民主思想并有所收获。不过,这些吉光片羽虽有激励正气之功,却无法改变前现代中国社会无法自行转型为现代社会的严峻现实。作为社会制度的自由、民主无疑是舶来品。

其实,只要不受到强制,公民自由表达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没有被剥夺,文化——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或哪一国家的,必然在自由讨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自然融合,自由发展,从而出现多元并存,百家竞秀的繁荣景象。许多书斋中相像出来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因此,与其花费精力去争论这些书生式的繁琐哲学,毋宁尽力推动兼容并包、自由表达的现代文化制度的建设和确立。

《都市时报》:对于子孙后代,有哪些事物您认为值得承续下去?又如何去传承?

袁伟时:传承,应该适应中国明天的需要。企盼明天能自由自在生活,不是过于奢侈的愿望吧?最低标准是生活富裕,福利制度健全;治安好,政府清廉勤奋而又规规矩矩,不敢肆意监控和侵害公民;环境优美,食品安全;老百姓过得舒心,不用提心吊胆。稍高一点的期望:自由公民的创造力勃发,中国不但是世界经济的重要中心,而且是学术、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艺术和各种时尚潮流的引领者。

这样美好的前景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只能经过几代人含辛茹苦奋斗才有望化为现实。但愿人类文化史辟专章记下:

21世纪,中国上升为世界文化继往开来的几大中心之一。

它的经验是:

1.治愈狭隘民族主义痼疾,不再死盯四书五经,死背陈腐的蒙学课本,各国优秀经典都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2.教育思想和方法大改革,自由灵魂,法治习惯,怀疑精神,探索方法,贯穿教育的全过程。

3.社会生活自由自在,不虞匮乏,恐惧消逝,鼓励创新,自主研究者可以得到应有的资助。

4.勤奋和注重教育的传统没变。

 

                                  2012614星期四

  刊登于昆明《都市时报》2012625星期一B12版。刊登时略有删节,题目改为《袁伟时:不要迷恋耕读传家》。这是没有删节的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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