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百年沧桑的客家大屋内，近百袁氏宗亲济济一堂。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此前素未谋面，此次为了同一个目的，从全国各地赶赴聚首。昨日是兴宁袁氏祖居——— 善述围的大日子，市政府正式对其授予“十大古民居”的牌匾。

作为客家文化的经典符号，每一座古民居都代表了一处客家历史文化遗产。今年3月起，兴宁市开展古民居调查，包括罗岗善述围在内的“兴宁十大古民居”正式出炉。

 

方向：朝“国宝”级文物进发

10米长的鞭炮爆响，金灿灿的醒狮在古屋大门外蹦跳，罗岗镇蕉坑村善述围久违了的热闹于昨天再现。罗岗镇镇长陈东辉大声宣布，“要依托善述围这样的客家民居，打造文化大镇”，并为其挂上“兴宁十大古民居”的牌匾。

根据调查，兴宁市历史在60年以上、保存完整、特色鲜明的古民居超过4000座。兴宁市从中挑出30座，邀请省文化部门专家组成评审组评出“十大”，当中以善述围最为精美。

兴宁市方面介绍，为保护好善述围古民居，“授匾挂牌只是其中一环，接下来将为其出版古民居专辑，并向省及国家文化部门申报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精巧“四角楼”为家族设计

与客家常见的圆形、半月形围屋不同，善述围是方方正正，讲究对称的四角楼。它由兴宁袁氏十八祖袁述初主建，始建于1884年(光绪13年)，工期历时13载，可见工程之庞大。

承载袁氏110年沧桑的善述围，占地面积约3600平方米，为4栋4横的砖瓦土木两层建筑结构，共有房间354间，20个会客厅，大小天井25个。鼎盛时期，整个袁氏家族约有200多人居住在内。

从外面看，4个高出主体的“楼角”分别分布在房屋外围的东南西北四个角落，因而又称“四角楼”，远望就像4个披甲提刀的武士守卫着大屋的安全。

这座庞大建筑有着良好的通风和采光，得益于正屋5个大小门和分布均匀、结构合理的25个天井疏通调节。据说建筑的设计师并非科班出身的专家，而是开基祖袁述初之子——— 袁作良。

 

保护：后裔坚持半世纪捐资捐劳

虽然曾受过文化大革命和土地改革的破坏，善述围依然可见雕龙画凤的琼台楼角。照壁假山上，仍残留灰塑的痕迹；厅堂里的楹联壁画，部分更是当年保留下来的真迹。

相比周边受到严重损毁的客家大屋，善述围可谓弥足珍贵。“文化大革命后，大屋厅堂一度变成猪棚，各种雕刻有被凿坏的，有被覆盖以水泥的，也有被盗的……于是，离家在外发展的族人发起保护祖屋的行动”，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介绍道。

袁伟时目前是善述围直系后裔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包括他在内的袁氏族人，为祖屋修缮捐资捐劳，坚持超过半世纪。随着这座宏大建筑的渐渐苍老，各种精美装饰腐朽速度也在加速。今年年初，善述围的墙体才耗费数万元重新粉刷，半年风雨洗礼后，部分涂料已出现剥落。

“不要把善述围看成孤立的建筑，这里汇集的是整个蕉坑村的客家建筑精华”。据统计，在蕉坑村周边10多公里内，就有20多座客家四角楼，但大部分都没有被保护好，留存最精美的还数善述围。袁伟时认为，光靠私人集资对善述围进行保护还远远不够。对此，兴宁市方面表示，“十大古民居”挂牌后，政府将拨出“力所能及”的资金给予帮助。

 

背景知识

客家古居

为何“庞大”？

客家古居有近2000年历史，它是客家人所创建的一种聚居形式，与客家人从古代中原地区南迁而来有关。

由于当时地理条件较差，生活艰苦，再加上当地土著人的威胁，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保持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房屋建筑也一直保持着从远古流传下来的独特建筑形式——— 土围子。

这种居住形式，既为一个父系大家族的所有成员提供了居所，又可在与外族械斗或战乱时，保护家族的生命财产安全。土围子形式多样，有方形的，也有圆形。墙壁上皆配有外小内大的枪眼，只要将大门一关，土围子就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堡垒。

 

善述围尽显“维新”思想

善述围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它浸透的丰富思想文化。走入中厅，两侧刻着苍劲有力的“忠、孝、廉、节”四个字，每字足2平方米大。据传这是袁述初教育家人的座右铭，也是袁氏后裔历代珍藏的镇堂之宝。

整座宅楼里还有许多书写、雕刻于梁柱、墙壁、屏风上的诗联、图案，皆寓意深刻。袁伟时称，这与当时中法战争后，“维新”思想之风遍吹，影响到当时十分偏僻的蕉坑村有关。

进门正厅的石柱上，刻有一句“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袁伟时说，这充分表现爷爷袁述初先进的主张。“他鼓励后人要独立自主，超越前人，千万别只依靠过去和族人”。

又如祖公堂的一副对联，“家庭长事业必须耕读勤俭外求”，讲述的是在传统儒家思想里，长事业必须耕读勤俭。“然而袁述初却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外求’”，袁伟时指，“时代一直变化，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向往发展已萌生需求”。

事实上，袁述初用实际行动印证了这一点。他开创式地把子女送往日本留学，把儿孙送往全国各地。如今，兴宁袁氏后裔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人数过千。在良好家训影响下，袁氏后裔成为国内知名学者、医生、企业家的达300多人。

其中包括，打造“回力”鞋的上海正泰橡胶厂原厂长袁树森；台湾屏东市原警察局局长袁云香；曾参与原子弹、导弹发射试验的国防科技大学高级大校袁伟谋；台湾台北海陆空总医院院长袁振球等。

 

2009/09/18 08南方都市报  记者 谭伟山

本报记者  吴小攀 翁小筑

 

动乱年代走上学术路

 

羊城晚报：您的学术研究范畴，主要在于晚清和中国近现代，这从您正在上市的这九部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来。您的学术关注焦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段上？是偶然的，还是有意的？有什么样的研究心得？

袁伟时：我做的就是晚清和民国的历史的研究，这首先跟教学有关系，因为我教这一段的哲学史，其中很大部分是政治史、思想史。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是我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一个基础。

我出生于“9·18”那一年（1931年底）。一直在战争环境下成长，不由得你不考虑：中国为什么老被人家欺负？为什么我们整个国家民不聊生？为此，十几岁，在广州南海中学读高中的时候就读了很多书。其中很多就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特别大的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还有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等，都是讲这一段历史的，后来还包括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些书在1949年以前我都读过。那时是诗歌迷，读拜伦、雪莱、海涅、普式金，也读艾青。当时几乎天天去汉民路（今天的北京路）的书店看书，买《观察》和《世界知识》等杂志，还读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一类书籍。这样，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就成为我的世界观的基础，我成了一个左倾的青年。

后来，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爱国民主协会”（解放后称为“广州地下学联”），广州解放不久，我就成了我们学校青年团的团支部书记。

羊城晚报：您在中大读的是历史专业？

袁伟时：不是，是经济专业，那个时候就想搞经济建设。

羊城晚报：那怎么会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的？

袁伟时：1957年我在复旦研究生毕业，回到中大教书，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一塌糊涂。我这个人好研究，好思考，想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当时只能够按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调子给学生讲课，而且很多经济资料都列为机密，拿不到。那样一种情况下，我就慢慢地，发展自己的爱好，变成研究历史了。

我也没有想到后来研究历史的结果竟会否定掉我原来对于历史的许多印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或者叫思维方法——你讲的东西，要有根据，要有数据，才能说服我，没有根据，没有材料，我不信。转到历史研究后，我感觉到我自己也确实是希望能够自由地研究，自由地思考，但后来才知道是不可能的。

 

历史研究“自高自大”不盲从

 

羊城晚报：在那个年代，研究历史也是不可能完全自由思想的。

袁伟时：原来以为是可能的，后来才知道不可能。我从小就没人管，都是自己看书，自己思考，自己寻找自己的道路，所以，有的人总是说我“这个家伙自高自大”，连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的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崧华都这样说我。我就是一个不盲从、只相信自己的思考的人。

羊城晚报：有人说您“是一个老顽童、新青年”，直言不讳。但在现实中，很多单位包括高校的官僚化现象很严重，在这种氛围下，潜规则之一就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下级只能唯唯诺诺，世故油滑成了处世良方。

袁伟时：呵呵，有人叫我老顽童，可能有些根据。

从小父母只管饭，不管思想。

一辈子没离开过学校。高中的校长曾镜涵教授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海归，功课抓得很紧，也不管思想，但不准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学校活动。中山大学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冯乃超非常谦逊，不整人。长期实际负责校务的黄焕秋教授的习惯是随时倾听教师的意见，推心置腹同你交谈。

这样的环境下成长，有话直说，顺理成章。不过，现在我老担心年轻人以言贾祸，一再提醒他们说话小心，是不是也有点油滑了？

羊城晚报：您觉得做一个人还是要坚持讲真话？

袁伟时：讲真话是做人的底线。环境不许可，宁可沉默，也不要说假话。

 

两个世纪“交学费”，“非正常死亡”两亿人

 

羊城晚报：刚刚您说回顾了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大概经过。做了这么多年，也出了这么多成果，您觉得晚清及近现代史研究有什么让您觉得特别“过瘾”的地方？

袁伟时：近代其实是一个转型社会，19世纪到21世纪都是转型社会。转型社会要解决什么问题？特别是东方社会，转型里面会碰到什么问题？这个已经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对话，原来学的那一套，阶级斗争，慢慢慢慢变了，为什么东方社会转型是这样？西方社会转型又有什么不同？

羊城晚报：要相互参照？

袁伟时：一定要参照，如果不参照，根本理解不了。

羊城晚报：拿过去来作为现在的参照，拿西方来作为中国的参照。

袁伟时：对啊，很多不同啊，但西方也不是统一的，有一个流派叫“东方主义”……

羊城晚报：“东方主义”？

袁伟时：对，东方有它的特点，但是，它认为西方破坏了东方的文明，西方文明不足取。有种流行观点，认为没有外敌入侵，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其实不可能，根本不可能。1975年，顾准就提出这个结论。你不了解西方社会一开始就跟中国传统社会不一样，你就没有办法了解现在的中国。我的《晚清大变局》开头一章，就详细分析这个问题。

羊城晚报：您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是怎样的呢？

袁伟时：现在社会正在转变，但转变的时间太长了，整个十九世纪基本上都是在交学费，一直持续六十年。那段时间基本上十年一次大的战争，中国人付出很大很大代价。义和团以后，才真正摸到门道：要学西方，要真正地学习。义和团事件以后，没有新的外敌入侵，国内就是三大革命，很了不起。

羊城晚报：哪三大革命？

袁伟时：一个是以1905年废除科举为标志的教育革命，过渡得非常平稳；一个是法治革命。先改良，将《大清律例》中最残忍的那些酷刑——什么斩首、千刀万剐什么的去掉，那太不人道了，重新制定《民律》、《刑律》，《民事、刑事诉讼法》等等。还有一个革命是政治体制革命，叫做预备立宪。从世界记录看，英国革命后社会动荡断断续续持续了48年，1688年“光荣革命”后才稳定。法国从1789大革命开始，大概80年左右走上正轨。其他国家就是在英法之间这样的一个幅度里波动。中国从辛亥革命算起，到“文革”结束为标志，都是动荡的，从鸦片战争算起则是一百多年。代价是十九世纪非正常死亡1亿多人，饿死的，相砍相杀死的，其中洋鬼子杀得很少，大多是中国人自己杀自己。二十世纪，非正常死亡也是一亿人左右吧。有的学者根据公开了的档案算出，光是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就有3700多万。

 

提防伪通识教育

 

羊城晚报：谈到教育改革，想起最近中山大学成立了一个由甘阳任院长的博雅学院，据说想用来培养伟大的思想家？

袁伟时：伟大的计划，祝他成功！不过，一千年来，中国还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此外，甘阳的有些主张也实在不敢恭维。

羊城晚报：为什么?

袁伟时：他是公认的新左派。多年来他到处提倡中国要成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他的这个高见，我在不久前发表的《用世界公民的眼光观察一切》中已作出回应，这篇文章收进我刚刚出版的新书：《文化：中国与世界》（岳麓书社），网上也很容易找到，不必重复。

羊城晚报：对他提倡的博雅教育，您怎么看？

袁伟时：就当代而言，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大体上是同一件事，只是香港和台湾的叫法不同而已，香港现在也流行称之为通识教育。这是现代大学教育的通行做法，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已经有一套成熟的经验。港台已推行多年，做过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教授在他的有关论著中就有过精辟的论述。有关通识教育的专著市面上很容易买到。90年代以来，我们的很多大学也在逐步推行，不是什么新东西。

现在要弄清楚的是通识教育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提防鱼目混珠。

针对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有三个要点是鉴别真伪通识教育的试金石：

第一．核心是培养学生现代公民的基本观念和素养。

陈寅恪上个世纪50年代重申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现代公民安身立命的基础。离开这个基本点去谈通识教育必然走入邪路。但这个根本理念要通过多方面的知识和课程去培养。进入20世纪以后，更不要说21世纪了，即使是所谓培养绅士或少量精英的狭义的博雅教育，如果离开这个立足点，肯定误人子弟。

第二．读中西经典，弄清中西文化的基本区别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与不足。

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主要经典都必须读。能读其他文明体系的经典更好。对中国人而言，既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要敢于反省其中的不足。不敢正视自身弱点，不愿学习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太可怕了。19世纪以来，盲目的民族自大情绪害惨了中国人，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姓中姓西，姓资姓社，把中国人折腾得死去回来。好不容易，邓小平一锤定音，才冲破这个魔障，千万别走回头路！现在新左派利用人们的健忘症和民族主义情绪，又在叫嚣要从西方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的愚蠢命题。应该拷问思想是不是正确，而不必追问姓中还是姓西。

第三．合理设计涵盖现代文明基本知识和人文与科技平衡的课程。

我们的大学全盘苏化的遗毒尚未肃清，很大程度还是知识传习所。学科技的不学人文、社会科学；学人文、社科的没有现代科技的常识。通识教育必须弥补这些缺陷。特别是现代法学的基本知识，每个现代公民都必须懂得，否则不利于社会稳定。

有些新左派蛊惑人心，提出要维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体性”，要修改人文社会科学的规范和基本概念，以免上洋鬼子的当！太好玩了！鼓吹“伟大的主体思想”的是朝鲜；1935年国民党中宣部操纵十位教授提倡“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不知他们究竟要学朝鲜，还是步国民党中宣部的后尘呢？

 

 

总谈老问题是还历史旧债

 

羊城晚报：现在纠缠着我们的那些问题其实还是老问题？

袁伟时：还是老问题，19世纪的老问题，我们现在是在还历史旧债。

羊城晚报：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在谈老问题？

袁伟时：东方社会要转变为现代社会，很艰难。现在还有些东方国家仍在摸索，甚至中东一些国家还和我们义和团时代差不多。历史是不能躐等的，跳不过去。历史旧债要还啊。

羊城晚报：说要还历史旧债，在现实层面怎么操作？

袁伟时：一个就是要推动思想界深入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现代性，这是致命的因素。一个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就要推动思想观念变革，这个变革的核心是人的解放，让中国人从臣民蜕变为公民。

推动思想观念的变革这个工作，很多人在做，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做。关键就是要通过教育，让2000多万公务员转变观念，懂得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

羊城晚报：在历史研究中，您曾经写过很多翻案文章，比如对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重新评价，所以很多人抨击您是为翻案而翻案，甚至骂您是卖国贼，您怎么看？

袁伟时：学术本来不必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结论。从同盟会、国民党开始就把历史看作是工具，执政以后，更变本加厉歪曲历史。历史学家的责任是拨乱反正，尽可能恢复历史本来面貌。我不过是做了一点该做的工作，观点是不是对，让时间去判断吧。学术是实打实的；骂人，讲不出足以服人的话，只能证明自己无能甚至没有教养。

 

(此文见2009年8月29日《羊城晚报》B5版。发表时有少量删减。）

                                 《华商报》记者 狄蕊红

                            “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

 

    早上六点，78岁的袁伟时准时起床，他的第一项安排是做广播操，然后快走5000米，这大约用去一个多小时；每天，他是菜市场第一批顾客，买回最新鲜的蔬菜带回家；早晨八点整，他开始八个小时的工作，傍晚，他再次做广播操和快走5000米。

    “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这是袁伟时对自己生活的总结，他说，退休前，就是这样的日子，以后，至少还要再过十年吧！

    这几天，摆在他桌面的依然是各种史料——有关北洋军阀的、有关袁世凯的，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和一本《华盛顿传》。他喜欢买书，家里的两间书房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因为他的书侵占了饭厅等地，家里再无法容纳，一位朋友干脆在自己的办公楼挪出两间房给他放书。

    “反正喜欢就买，哈哈，好像还要再活一百岁。”快要八十岁的老人爽朗地笑了起来。

    工作的八小时，他全部交给了历史研究。休息时他的爱好是看小说，广州几乎所有的文艺刊物都能在他的书房里找到。他说这是消闲，和自己喜欢听古典音乐、看电影一样。

    晚上，他偶尔上qq和熟人聊天，对这位上网十年的78岁“资深”网民来讲，打字速度虽然不能像每天的一万米快走那样健步如飞，但绝对称得上不慢。

    在和这位健康、快乐、爽朗的老人接触几次后，记者开始了本次读书周刊的重点人物专访，倾听他用历史的视角谈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热点。

 

                                  大半生读史  练就深刻目光

 

    记者：我们常说“读史明智”。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大半生，可以说毕生在读史，对这句话您最有发言权。就您个人而言，研究历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袁伟时：读史的好处体现在我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上，让我知道历史的智慧，因此看问题站位更高，眼光更宽，比较中外古今，有很多启示。比如，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那么艰难，如果和国外历史比较一下，在转型期间，西方有什么因素导致它顺利转型？中国少了哪些因素，导致转型艰难？英国的社会转型是因为有法治传承，在13世纪，1215年，也就是我国的南宋末年，英国制订了《自由大宪章》，规定了国王与贵族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自由大宪章》规定，不能任用不懂法律的人做法官。但在中国达到这一步很艰难，1998年贺卫方教授，在《南方周末》刊发文章时谈到，中国的法官必须有足够的专业素养，不是谁立场坚定、出身好就能去做法官；立即受到批判。但是没过几年，国务院司法部发了文件，指明中国法官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规定哪一级法官应该达到什么学历。英国13世纪的宪章的内容，我国在20、21世纪之交还要争论。英国后来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的法治有很大关系。

    所以，不要将中国100多年来社会转型的艰难归罪于某一个人，要看得更深入，眼光要更深刻，要看到我们社会结构里面有缺陷，原来的传统社会有缺陷，原来传统文化有缺陷，才造成后来的发展那么艰难。这样的角度看历史，眼光很宽，看问题也就比较深刻，这就是读史的好处。

    记者：前几年，随着百家讲坛的兴起，出现了一批泛历史读物，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因为大多的历史读物总是板着面孔，所以“解读”性读物才能被广泛接受，但这几年这种读物的市场又日趋黯沉，你觉得怎样历史读物最能让大家接受？

    袁伟时：好的历史读物，一方面，内容要丰富，不单是讲故事，还要有思想，能启发读者在阅读时好好思考，作者的思想和智慧融合在里面；更重要的前提是不歪曲历史，如实揭示真相。当然，表达方式也要好，文字流畅，雅俗共赏；八股文章谁都不爱看、不爱听。达到这样高度的历史读物，我相信很多人会喜欢。

    记者：您的《晚清大变局》从1992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是公认的好的历史读物。

    袁伟时：对我个人来讲，它融入了我的价值观和生命追求。除此之外，书里是用史料来说话，所有论点都有根有据。第三点，我不人云亦云，别人提出来的论点、流行的结论，我都要经过重新考察、论证、思考，看它站不站得住脚，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后，我觉得我的文字流畅，很容易接受。

 

                               揭示历史真相，义不容辞

 

    记者：《晚清大变局》刚出版就引起过广泛关注，您的一些观点还曾被批判。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您认为您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袁伟时：我的研究领域是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责任有两个方面：

    头一个是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导致历史真相被淹没，有些是史料限制，而更大程度是意识形态的干扰。从国民党开始，甚至从同盟会时期就开始了，孙中山搞革命当然要宣传革命，但他把历史作为工具。例如，刘成禺受孙中山委托写《太平天国战史》是为了革命宣传，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是：“扬皇汉之武功”，因此拼命歌颂、夸大天平天国的成就，从推翻满清统治的角度来全盘肯定。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也是这一类宣传品。其实太平天国运动是很腐朽、很落后的，不值得那样吹捧。大家都知道，洪秀全有80多个老婆，官员封建等级化，老婆多少也是按照官位大小，太腐朽了！他们生活的奢华是惊人的，和历代皇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天朝田亩制度》整个设计就很反动，对历史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它要求绝对平均，消灭私有制，从基层到中央实行绝对专制统治，这是阻碍历史发展的，这种制度建立起来，中国要倒退100年都不止。

    揭示历史真相是我的责任。从同盟会时代到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很多时候干涉学术自由，歪曲了很多东西，作为历史研究者，就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这是一个责任。

    另外，还要总结历史经验。还说中国的社会转型吧，19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但这个转型非常艰辛，付出的代价非常大，仅仅19世纪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大约1亿多，20世纪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两亿多冤魂，多么悲惨！中国受外敌入侵很多次，割地赔款，国困民穷。这是什么原因？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要总结经验，将历史挫折变成历史的智慧。这要很多人一起来做。我选择历史研究作为终身事业，义不容辞要做这个工作。

 

                                    委屈和不解 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记者：在网站看您的书评，大家公认您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在您选择的这条事业道路上，也曾经受过一些委屈。您怎么看待自己的挫折？

    袁伟时：我的信念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绝不人云亦云。那些挫折，我自己做选择的时候，已经考虑过了。这是很困难的路，假如跟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迎合尘世，我会活得很风光，很受重视，但那是违背自己良知的，一辈子会活得很羞耻。我不愿走那条路，我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负责，我也应该对自己的同胞——中国人负责，写出无愧于历史的作品来，这样，才不会受到良心谴责。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观点，因为我认真研究过，经得起考验，有充分的学术自信，当时受到挫折没关系。

    读者读了我的书有收获，是给我的最高的奖赏。有些人不理解没有关系，要看得长远一点，说不定过些时候就变了。那些委屈、不理解，都是历史现象。对历史学家来讲，所有社会现象，都是历史的一个部分。你要认真思考，为什么会有那些言行、那些现象，是什么历史条件下发生了那样的事？这样，那些争论、不理解就变成了很好的历史故事，成为历史篇章里的一个部分。

 

                          公共知识分子 要揭露黑暗监督公共权力

 

    记者：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您自己怎么理解？您认为当下还有谁能担当这个角色？

    袁伟时：现代社会，需要有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整个社会才会健康发展。就全国来讲，男士先不说，应该讲讲我们的女士。我认为有三位女杰——章诒和，中山大学的艾晓明，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我认为她们是最杰出的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代表。

    请大家不要将公众人物理解为公共知识分子。公众人物可以没有社会担当，可以没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可能不会批判社会的不良现象。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苏格拉底讲的牛氓，特点是批评揭露社会黑暗面，监督公共权力，维护法治，坚持社会正义，推动整个社会更好发展。没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不守护正义，是称不上公共知识分子的。

    比如，刘晓庆是公众人物，但她是娱乐大众的公众人物，就是让大家笑一笑啦。但也有一些公众人物，在让大家笑或者哭的同时，还带着思想，让人知道什么是、什么是非，加上艺术造诣很深，那就是杰出的艺术家了。所以说，不要将公共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混为一谈。

    记者：公共知识分子远没有公众人物受普通读者关注，比如，青少年追星，是只认公众人物，而忽视公共知识分子的。您对这个怎么看？

   袁伟时：人生有多方面，让所有人都活得快快活活，需要有娱乐。年轻人追星，是娱乐生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多数人追星不过是成长过程的一个阶段，少年轻狂，过些时候，多数人就会思考，走上成熟，不那么狂野，会有更多社会责任感，有更多社会关怀，多数人会慢慢成熟。所以，他们崇拜偶像的时候，不要指责他们，要让他们自自然然快快活活成长，但要提醒他们多读书，多思考。

     我有两个孩子。我觉得培养孩子最重要的环节，是培养他们看书。书也有好坏，但多数是比较好的，有读书习惯后，他们会自己拓展自己的知识，拓展眼光，提高自己欣赏水平，慢慢就会成熟。崇拜偶像很大程度上是情绪、感官满足。我坚持一个观点，欣赏一个艺术家，那一定要从艺术和思想角度，去分析、思考他们，才会提高自己的层次，也是提高自己的品味。要引导孩子不要老是停留在幼稚的盲目崇拜阶段，思考偶像让自己崇拜的原因，分析他与别的明星的不同之处，那就很好了。

 

                           神化鲁迅 是社会视野太狭窄

 

    记者：鲁迅应该是近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最近，因为中学教材选录他作品的问题，曾引起了一场风波。网络上有人认为之所以有传闻称教材减少鲁迅作品，是作品生涩难懂，而且语文老师水平不高，也难辞其咎。五四之后，鲁迅文章一路风行，伴随几代人成长，今日出现这样的风波，以您对五四的深入研究，能否谈谈您对此的看法？

    袁伟时：我认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篇章。他的小说和杂文都很好，语文教材完全应该收录，这是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应该珍惜、并引以为傲的东西。至于选哪些恰当，哪些不恰当，是学术问题，不该炒作那么厉害。

    另外一方面，我们编教材应该胸怀更宽一些，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胡适的成就也很高。他是白话文的开创者之一，也应该收进他的作品。

    总之，要将语文课编的丰富多彩，适合传承中国文化，不要那么狭隘。前几天我才跟记者谈到，中学语文里，文言文比重应该提高；台湾的文言文比重占到国文课45%，我们现在的比重应该适当提高一点，有利于中国文化传承。

    记者：您觉得这场风波是媒体炒作？

    袁伟时：鲁迅文章除掉少数文言作品，我想没有什么读不懂的，不会比选入教材的文言文更难懂，说难懂是炒作。第二，这次的风波里面有公众的逆反心理。

    多年来，我们将鲁迅神化了，把他定位一个神，他讲的都对，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对历史研究来说，这些都不准确。现在中年人、老年人都是在神化鲁迅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提起鲁迅都很敏感。作为业余爱好者，他的全部文章我最少读过三遍，我感觉他成就很高。但20世纪，除了鲁迅，还有一些成就很高的人，甚至有比鲁迅成就更高的人，比如，在思想文化领域，我认为胡适的成就超过鲁迅；沈从文的小说也很好。这应该作为学术问题，让大家发表意见，我们现在的视野太窄，有些问题又不恰当地意识形态化了。

 

                                 大师的根本要求是维护正义

    记者：如果有人称您为大师您会不会接受？现在社会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大师称谓的广泛使用，例如被称为文化大师的作家余秋雨。以您对历史的研究，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大师？真正的大师们具有什么样的品格？

    袁伟时：现在“大师”是顶廉价高帽，5分钱一顶，呵呵，随便买，随便卖，也没有严格标准，对这个，笑一笑就可以了。有人喜欢人家叫就叫，喜欢这顶高帽并且戴着很舒服，就让他戴，社会那么复杂，高高兴兴就行啦。我自己当然不是大师。一个人，自己怎么称呼别人，把谁称大师，代表了你的水平。这就要考虑了，你要愚蠢地、人云亦云地，随便叫人大师，那你就是那么个层次的人；你如果是有追求的，是有素养的、高水平的人，说每一句话都有标准、都有依据，那你就不会随便叫人大师。

    我认为，大师，专业造诣要很深，这个标准不能低，他在学科里，要有非常重大的、系统的贡献；二，他要有社会良知，守护社会正义毫不含糊。

    你注意我的用词，我不是要求他在道德上是完人，这是不应该的。比如我们的大师鲁迅，他有很高成就，不是也有“第三者”许广平吗？他没有离婚，就与许广平同居。从新道德来看，他很勇敢，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按旧道德来看，是有缺陷的。还有胡适，他接受传统婚姻，但他也出轨啊，和表妹曹成瑛，共同在西湖生活了几个礼拜。胡适的白话诗大部分不怎么样，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却留下了优美动人的诗句：“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他们两位在婚姻上都很可怜，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当然有权利追求爱情。鲁迅就说，‘我也要爱’！他们勇敢地突破思想罗网，不能捡起泥巴往他们身上扔。

    但是，他们两位在守护思想和正义上毫不含糊。胡适虽然和蒋介石合作，但他反对国民党专制，1929年到1930年代初的人权论争里，胡适说，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孙中山不能批评？他直截了当说：按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标准，国民党是反动的。他当面对蒋介石讲应该让反对党存在。这就是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思想自由，和鲁迅用文章批判国民党摧残文化、屠杀年轻一代一样可贵。

    维护正义是大师的根本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之前被称为大师的余秋雨根本不入流。他就是一个作家，文字漂亮一点，也读了一点书，但以这两个方面衡量，他够格吗？

 

                  养生要诀四句话

 

    记者：您每天坚持快走锻炼身体，78岁的高龄，常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您能否对很多年纪轻轻就被颈椎病、腰椎病、鼠标手、失眠、抑郁症、脂肪肝等各种现代病缠身、心力交瘁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袁伟时：一个人，想在人生道路上有一番成就，想不要那么平庸、有所建树，就要有一套养生办法，保护身体，使得你能长期坚持工作。这是一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我的健康，归纳起来是四句话：心态平和；饮食健康；生活规律；适度运动。最重要的是心态平和，用广州人喜欢的话来说是：“天跌下来当被冚（kan盖）。”人不可能不遭遇困难、挫折和压力。如何应对？虚静，坚守良知，学术自信（对不是研究学术的人，则是：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三者相加就是最好的抗压墙和智慧催化剂。

  

 

                                             2009年8月15日
                             原载西安《华商报》2009年8月22日星期六

 

 

 

　　中国近代史家袁伟时作品集即将出版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8月下旬开始，岳麓书社的大部头作品集《袁伟时书系》将陆续与读者见面。近日，记者走近袁伟时先生在中山大学蒲园区的家，提前了解这部广受关注的作品集的新看点。一下午的畅谈，袁公对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文化出路，一份始终贯穿的宏大关怀意识流露无遗。

 

　　专题撰文  本报记者 李文  摄影 袁潇

 

　　《告别中世纪》

　　增补最多

　　作为岳麓书社今年重点推出的大书，《袁伟时书系》共有9种，今年8月下旬到9月初计划先推出第一批6种。其中四部是增补版：《晚清大变局》（最新增订版）、《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增补新版）、《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修订版）、《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增补版）。两部是初版书：《风骨·风情·人生》和《文化：中国与世界》。随后，第二批将推出《近代中国纵横》、《民国：苦难与辉煌（1919～1926）》和《蒋介石时代的兴起和终结——我读蒋介石日记》三本新作。袁老率性地坚持，后三部作品还在修改当中，没最终定稿，暂不多谈。但从他本人历史研究的脉络上，民国时期的历史是他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是自己的重头作品。

　　袁老对这次出版的作品都做了大量增补、修订工作。《晚清大变局》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正值论争峰起，书中的理念和全所未见的分析，震撼着不少读者的心灵。这次的新版本，增加了10%左右的内地未刊印篇幅。《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文献加评述，更是增加到了77万字。文献资料的选取范围变为从鸦片战争到二战结束以后。袁老表示，之所以做如此大的增补，是因为过去习惯一提新文化运动，就围绕着“五四”运动这个时间点来展开，而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是伴随社会转型全过程的观念变革历程。《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在1987年刊印后，引发了学界不小的轰动。不过当时的印量仅千余册。20多年后，再次刊印，袁老做了许多修订。他笑说，20年后，自己很多想法都已经变化了，当然要改。

 

　　谈教育：

　　应提高中学语文文言比重

　　广州日报：您也反对让小孩子背经学经典？

　　袁伟时：我反对小孩子从小就背这些东西。中国传统文化是需要保护和传承的，可是要注意方法。中国的语言文字非常优美和丰富多彩，一定要珍惜。我觉得可以提高中学语文课文言文的比重，让中学生更好传承传统的语言文化。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大陆作家、学者、记者写的文章，与台湾的同类作品相比，书卷气明显不足。台湾的国文课，文言的比重高达45%，这值得我们借鉴。教小学生或者幼儿园的孩子学一些浅显的古诗词就很好，完全没必要强迫这么小的孩子读经，违背教育规律，摧残他们的性灵。

　　广州日报：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要求整齐划一、守纪律，这种培养方式一直影响到我们的大学生。您认为是吗？

　　袁伟时：是。大学成了技术训练班。所以钱学森不满意我们老培养不出科学技术领域将、帅之材。其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加严重。耶鲁大学经济学陈志武教授有句话更一针见血：“中国现在的教育决定了中国只能成为制造业国家，不能成为创新国家。”把中国人从小就培养成一二三，开步走的乖孩子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严重侵害，应该迷途知返。

 

　　谈书：

　　自己的“儿子”个个都可爱

　　广州日报：《袁伟时书系》将出版的9部书里，您最满意或者最能代表您思想理念的作品是哪一部？

　　袁伟时：自己的“儿子”个个都可爱，每部书各有特点。《晚清大变局》和《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可能是大家一贯比较推崇的重头书吧。即将出版的《民国：苦难与辉煌（1919～1926）》和《蒋介石时代的兴起和终结——我读蒋介石日记》在我看来也是重头。因为从晚清到民国，这几部作品一路下来，对我而言，构成一条完整的学术研究理路。

　　广州日报：贯穿您这几部作品背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袁伟时：应该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与出路问题。中国为什么必须转型，与中世纪告别。为什么这个转型的过程如此漫长？其中包含着什么不能忘记的教训？可以说，转型的历史是我关注的核心。

　　广州日报：晚清大变局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转型的最初尝试为什么失败？

　　袁伟时：在中国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洋务派选错了改变的道路。洋务运动走官办经济的路，是不能拯救中国的经济的。晚清的变革没有推动社会体制从根本上的变革，也没有真正树立与世界接轨的理念。从客观条件看，当时保守势力非常强大，“国学派”当权，阻力冲不破。

 

　　谈社会转型：

　　改革开放扩大了经济自由

　　广州日报：您认为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出路何在？

　　袁伟时：三纲六纪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已经无可疗救，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而吸收现代文明的已有成就成为无法抗拒的必由之路。例如，要确保经济自由，让民间资本可以自由办企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大清帝国光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整整花了半个世纪！相应的还要解决市场主体和公民的权利如何保障，这就离不开法治和宪政了。

　　广州日报：为什么是法治？中国的传统文化能提供这一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要素吗？

　　袁伟时：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法治的传统，需要一个逐渐生长的过程。

　　有种说法是假如没有外敌入侵，中国社会会自行缓慢地转变为现代社会。《资本论》已经说到，古代社会，已有资本主义式的手工业、工厂这一类经济成分，但不成为一个体系。也就是说，萌芽早就有了。值得研究的是这些萌芽为什么不能转化为社会制度？要成为一个体系（社会制度）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变革，这样的变革要有很多社会条件配合。其中就需要法律体系，对财产权和其他公民权利的保障。比如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用62条条文详细规定臣民享有的自由权利以后，在第63条宣告：“英国教会应享自由，英国臣民及其子孙后代……充分而全然享受上述各项自由，权利与让与。”哪些权利？城市自治、经营商业的自由权利、财产权、选举权、不随便纳税的权利，还有司法独立的权利、国王不能选用没有经过训练、没有法律知识的人来做法官等。1215年，在我们南宋时候，中国有这样的保障自由的宪章吗？没有。

　　为什么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不是发明了某种技术，而是有适合的制度。简单地说，因为英国提供了产业革命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制度环境。产权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包括经济自由在内的公民的自由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那样的环境推动了产业革命。

　　个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人的切身经验也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结论。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奥秘，无非是改革僵化的制度，逐步扩大了公民的经济自由。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足够的内在力量自行向现代转型，因为它是一个宗法专制社会。它从思想文化到制度的核心是三纲六纪。中国的传统法律——中华法系有丰富的内容，但是以刑法为主，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核心是三纲六纪（六亲）。犯了法，按照亲疏不同有很大差别。假如骂人，骂一般人无所谓，骂尊长是犯罪，如果骂了皇上则是大不敬，要千刀万剐。财产权的保障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在三纲六纪的法律中，普通公民是不能随便保有财产的。一个罪名是“别籍异财”，只要父母、祖父母在，另立户口，分割财产，要判刑。

　　中国社会不能自行转型，是顾准在1975年作出的判断：“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所以要吸收现代思想推动变革。

 

　　记者手记：

　　岭南学术界“老顽童”

　　如约按响袁伟时先生在中大蒲园区家里的门铃时，这位年近八旬，笑称自己“正当壮年”的岭南学术界“老顽童”还在书斋电脑前，忙着整理自己即将出版的书稿。在通常人家摆电视机的位置，放着有些年头但品质不错的音箱。袁老说自己算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CD不少是儿子送的。电视多数只有夫人看，于是摆进了夫人经常活动的饭厅。袁公的两个书房已经不够用，他的书柜“堂而皇之”入侵到饭厅。“我太太说这是帝国主义入侵。”袁老笑道。

　　袁老谈起话来谦逊、随和、完全没有架子，说起写文章骂仗，就会泛起一股20岁人的活力，难怪常有年青的后辈跟他成忘年之交。

　　虽然袁老刚上大学读的是经济，对历史的爱好却从高中时代就埋下种子，“那时每天下午吃完晚饭，就到汉民路（现在改名北京路）的书店看书，多是‘打书钉’——只看不买。那时喜欢看《观察》和一本‘左派’的《世界知识》杂志。影响我最大的书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受书的影响，袁公一是爱上了近现代历史，二是参加了爱国民主协会（广州地下学联），开始了实实在在的地下革命工作。

　　著名经济史家梁方仲是他大学的老师。“不过，我学得不好，复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中山大学工作，我便老老实实再听一遍梁老师的主要助手汤明燧师兄讲的中国经史。”袁伟时也从经济逐渐转向历史，并在其后的几十年间，形成一套自己的转型历史观，享誉学术界。

 

    

     

    

 

（刊发于2009年8月15日《广州日报》B11“博阅”）

 

 

（2009年3月28日在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的报告）

   

    都是同行。很高兴有机会向大家请教。

 

                       思想文化欠债

    有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是不是中国在思想文化上欠了全人类一笔大债？前一段都在聊，说中国要作为大国崛起。有些法国的报刊就说，你中国不是一个思想输出国，现在还要向人家学习，谈什么大国。我认为他们讲的是实话、真话。百年来中国没有出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大思想家，能够影响人类进程的思想家。近200多年，中国的历史那么曲折，全世界很多社会改革方案都到中国来实验。再加上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胆子很大，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实验；到后来邓小平扭转了历史行程，又有很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变化里面，我想有很多内容需要总结，需要从中上升到理论。但这个工作应该讲做得很差，没有真正出一些很重要的学术成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学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人类欠债。这个总结工作必须做；不然的话很可能重蹈覆辙。当然不一定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但是会有很多类似的错误出现。

    面对这个任务，广东人文社会科学能不能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个很难讲。虽然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是学术上应该讲是比较后进的地方，左的势力很大，守旧的东西很多，真真正正敢开拓的很少见。要寄希望于比我年轻的学者们。我抛砖引玉提出问题。为什么选这个题目，主要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我提出这个报告的原因，还在于最近看了一些东西，感到非常奇怪，非常震惊，老在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些玩艺？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表明中国社会在进步，多元的观点可以发表，这是大好事。但是有一些观点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这是完全出乎预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最近发表的鼓吹国家主义的几篇文章，值得找来看看。

    其中一篇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强世功写的。他提出“中国宪政的特色就是党政军三位一体主席制”，一看题目就非常惹人注目。请注意，这里讨论的是宪政问题，不是讨论什么人可以领导党政军。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告“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这是现代宪政和法学常识。各国宪政都有自己的特点，作为学者，你说我要推翻现代宪政理论，得拿出经得起推敲的东西来。要另外建一个宪政和法学理论体系，非常伟大，应该热烈欢迎，期待他做出这样的贡献。但是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在中国讲主席领导下三位一体，一点也不新鲜，不过是明目张胆恢复改革开放以前的个人凌驾于集体以上的体制。这不是要把国家主席推到炉火上烤吗？理论上站得住吗？实践上会带来什么后果？堂堂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提出这样的理论，我感到很震惊。

    中国学术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下面我想就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几个比较大的争议提出一些意见，也许有助于大家思考。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首先，什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

    中国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以来逐步形成的世界现代文化的延伸，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先导。这个定义蕴含三点要义：1.中国传统社会无力自行转化为现代社会。2.中西文化有很大的落差。3.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在西方，是它的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结合，促成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

    过去流行一个观点，假如没有外敌入侵，中国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论断已被历史事实否定了。上一世纪五零年代开始，为了“注经”吧，很多历史学家起劲地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参与的人很多，出了好多书，不少人靠这个评上了教授。不幸，从整体看绝大部分是印刷垃圾，浪费了不少史家的青春。原因在于不敢冲破思想牢笼，没有认真研究中西社会差别，也没有认真读马、恩。

    马克思老早就讲过，作为资本的因素，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在古代社会就有了。全世界都有；中国先秦殷商，就有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但一个传统社会要转变为现代社会或者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简单的经济成份问题，而是社会条件允许不允许把这些经济因素转变为完整的现代社会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分封制，没有司法独立和地方自治，众多因素结合起来，它不可能自行转化为一个现代社会。这个论断首先是由顾准作出的。一些史家不会像顾准那样思考问题，比较中西社会，学术方向搞错了。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前提：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距。这样讲是不是妄自菲薄呢？不，是面对现实。

    中国传统文化有它自己的杰出成就，有些成就到现在还在起作用，比如中医，而且它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又比如中国史学典籍的丰富，中国诗词的成就，我想是其它国家很难比美的。又如独特的思想资源，丰富的伦理思想，如此等等都不能否定。但另一方面，从理论思维领域，中国古代思想有很大缺陷。

    轴心时代——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大致相当于古希腊。中国有没有政治学的观点？有，各种各样治国安邦的主张都有，但我们没有出现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完整的理论。我国古代数学有很多成就，但偏重于实际运算，没有上升为完整理论。我们没有《几何原本》那样完整的几何学。中国有逻辑思想的萌芽，一些学者还在《墨子》里面寻找中国逻辑学的起源，但是有一条学术界是推翻不了的，中国没有发展出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孟子他们论证问题就是不讲逻辑的。例如：“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1]一下子就下结论：这是无父无君，没有逻辑论证过程。科举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知识阶层无需接受的数学教育；数学、天文，是少数人的专门学问。西方中世纪讲七艺，是知识层一定要学的，其中一项就辩论，实际上是逻辑课程。他们有数学课，有法律课，这在中国的古代教育里面都是没有的。为什么后来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那跟我们的教育传统有关系。

    古代落后了，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落后了。承不承认？作为学者面对这些事实，不能不承认。它不是价值判断问题。世界上所有民族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在某一个方面，文化成就和学术，不能讲就没有高低之分了。

    17世纪，英国革命爆发了。恰恰这个时候满清入关，1644年，同一个年代，建立起大清帝国。大家分道扬镖，走的路完全不同。

    17、18世纪三个大革命中诞生的三个文件很重要。英国革命的《权利请愿书》；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大革命继承、总结了英美革命的思想成果，提出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共十七条，西方有的学者提出它有这点、那点不足，我认为就基本方面而言，它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东西。“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这个结论推翻不了吧。“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无罪推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等。这些有什么不对？这三大文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珍贵成果。

    为什么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过去说生产力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但现在史学界多数人同意的结论是相反的。正是因为英国确立了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才提供了产业革命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制度环境。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说得好：

    “产业革命的技术不是出现在结构变迁以前，而是在其之后。尽管火药、指南针、优良的船舶设计、印刷术和纸张在西欧的扩张中起了作用，但结果却很不相同。与产业革命相联系的技术变化要求事先建立一套产权，以提高发明和创新的私人收益率。”[2]

    产权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经济自由、公民的自由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那样的环境推动了产业革命。用另一诺贝尔经济学奖（1973年）得主哈耶克的话来说是：

    “英国人在18世纪所享有的无可争议的个人自由造就了一种空前的物质繁荣”。[3]

    个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人的切身经验也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结论。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奥秘，无非是改革僵化的制度，逐步扩大了公民的经济自由。上述三个大革命产生的三个文件内容就是公民的自由诉求及其制度保障。

    我们有没有差距？我们为什么从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追求富强始终受到挫折？说到底是强大的封闭堡垒，思想和制度的堡垒，不愿意接受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

    文明在继续前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争论非常激烈：人类往何处去？苏联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答案，过去认为它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新阶段，现在看来是一个噩梦。历史证明苏联走的那条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代价非常沉重。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希特勒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同样是人类的灾难。这些都是事实判断。

    面对这两个国家的实践和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它是第二大世界大战同盟国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也明确表态认同四大自由。1945年9月27日路透社记者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泽东主席的回答是：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4]

    什么是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前两个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思想的结晶。后两个自由，是社会主义实验正面和负面经验的总结。希特勒的种族屠杀是大恐怖，他还搞意识形态恐怖。苏联搞的也是恐怖统治。克格勃怎么监视老百姓众所周知，社会精英包括知识阶层和党政军高级干部被监视、被屠杀触目惊心。罗斯福提倡免于恐惧的自由，是针对所谓社会主义的实验，对它的负面东西作出回应。社会主义是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一定会实现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个领域都应该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自由，包括基本生活得到切实保障。在工人运动的威胁下，俾斯麦德国开始建立福利制度。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在福利方面有很多建树。1929年的大危机以后，罗斯福提出不虞匮乏的自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理想是对的，但是路径选择不同，后果有很大的差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各国政治家和人文、社会学家共同研究，联合国接连制定了几个文件和公约，主要有：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7、1998年，中国政府先后在这两个公约上签了字，这就是承认它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中国人应该认真读读《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污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掷地有声！这些话凝聚了历史智慧，每一个公民特别是知识阶层应该铭记在心。

    这些就构成人类文明的新高度。这是又一个高峰。

    回顾人类的历史，要是遵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个人权文件走下去，可以避免很多灾难。否则就会造成对国家、特别是老百姓的福祉很大的损伤。

    新文化运动无非就是传播现代文明的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分期

    广义上来看，中国新文化运动起源于鸦片战争前。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在广东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世界的先进文化，不但介绍他们的科学技术、而且介绍他们的社会制度。其中最精彩的，是介绍了英国的国会制度、他们的法治。说这些国家有“国之公会”，就是国会；这些国家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实行法治，君主和老百姓都都要受法律的制约。为什么要有法治？为什么要有国会？核心是人有自主之权，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

    此后，不断有西方传教士在思想文化领域努力耕耘。他们办的《万国公报》成为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中国人也做出自己的回应。那个时候，从魏源到王韬，他们都察觉到中国的文明落后了。魏源在《海国图志》的绪论《筹海篇》和按语中都提出这个问题。谈到国家领导人选举的时候，他说我们古代理想的境界三代之治在美国实现了。他还提出一系列改革自己国家的主张，包括在虎门划出类似特区的一个地区，让外国到那里投资，中国商人也可以在那边办厂；不但办军事工业，还要办民用工业；但是不要官僚过多插手。这些思想都是很先进的。

    后来王韬在英国和法国考察，给他亲友的信中认为中国不但科学技术落后了，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道”——文化、道德、教化也落后了。实地看看人家的生活和社会状况，比较一下，差距非常明显。

70年代，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传播新的文化，新的观念。但甲午战争前，整个新文化传播工作还处在萌芽阶段，主力是西方传教士。

    第二阶段，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前，以严复、康、梁为思想领袖开展了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传播新文明的责任从外国的传教士转到中国的思想家手上。

    甲午战败后，必须回答为什么中国会被日本打败？严复大喝一声，“国贵自主、人贵自由”，国家兴旺不兴旺盛衰关键在“自由不自由”。

    我想整个二十世纪，我们多数思想家没有达到严复的高度，现在很多所谓知识分子，也没有达到这个高度。追求国家独立——国贵自主，没问题，普遍认同。关键是人贵自由。懂不懂得这一条？很多新左派的朋友，很多民族主义者，就不懂得这一条。国家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这里讲的是公民自由不自由。孙中山也不懂得这点。他讲中国公民的个人自由太多了，现在要的是国家自由。所谓国家自由是什么呢？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通的。马克思指出，所谓国家自由就是国家可以自由侵犯公民的权利。真是一针见血。国家有独立问题，但是国家的管理机构——政府不能为所欲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要受到公民诉求的约束。

    人的自由，人的解放是贯穿新文化运动全过程的基本诉求。离开这个基本点就无法理解19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运动——广义的新文化运动。

    第三阶段，辛亥革命后到1927年，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基本主张是人权与科学，从它创立开始就讲，两者是车之两轮、人之两翼，后来才将人权变成民主，变成民主与科学。但是即使讲民主与科学的时候也讲人权。科学指的是反对迷信，思维方法理性化，是与人的解放相联系的，不是所谓唯科学主义。想想后来俯伏在伟人脚下干了多少荒唐绝伦的事，就不会轻率地嘲笑个性解放了。

    第四阶段， 1927至1949年。

    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以后，知识阶层反抗它的专制统治，要求思想自由。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人权论争；40年代以《观察》为代表的思想文化抗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新篇章。

    第五阶段，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过中断，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又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

    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工作。只要承认中国的文化有差距、有落差，与《人权请愿书》、《独立宣言》、《公民权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等文件有差距，新文化运动就会继续。现在还应该加上一个欧盟的文件，世界走向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对国家所处的地位重新思考，欧洲又一次走在全人类的前面，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仇恨，以法国、德国、英国三个国家的世代仇恨化解为契机，成立了欧盟。尽管有曲折，但是它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高度。这就是我们的差距，中国人的学习任务还没有完成。

 

                   注视当前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

    我们的学术界、思想文化界现在是什么态度呢？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个基本态势没有改变的人恐怕不是太多。相对来讲，另外一种声音非常尖锐。

    比如，这几年甘阳提出一个主张：我们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我们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第二次思想解放就要从西方解放出来。中国不要建立现代国家，中国要建立文明国家，把国家建立在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基础上。更具体讲就是要继承三个传统，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非常精彩，要是实现我们都变为孔老夫子的信徒。但是你要推敲一下，几千年的中国文明能给中国带来一个现代社会吗？这不用讨论。甘阳是留学回来的，政治学常识应该学过。他提出这个理论，就是向现代政治学挑战。他的这个理论要是成立，整个政治学理论要重写。

    一个这样重大的争议摆在我们面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向何处去？

    他的主张有理论，有论证。比如他说土耳其想融入西方，西方不承认它，另一方面它丢掉了伊斯兰传统，搞得国内也分裂了。这里面牵涉到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常常是眼界和学术基础受到限制，懂中国历史的不懂世界历史。土耳其的历史是不是他讲的这样的状况？我们就要回答，土耳其的道路对还是不对，坚持政教分离对还是不对？你光是说它不对不行，要拿出学术成果来。另外他讲，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后就讲到要警惕土耳其的道路，要回到中华的文明。但是那一段是梁启超思想走弯路的时期。他要作为一个参政党的代表去参与袁世凯的政权，反而被袁世凯利用。最后他起来反抗，但他前面和袁世凯合作，政治上没有起到反对党的作用，作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参政党，起了粉饰袁世凯统治的作用。他提出这些思想文化主张事先与袁世凯有默契，是为他的政治行为服务的。要拿出东西来证明他这样讲是对民国初年的历史无知。

基于义愤、讨厌他远远不够，要拿出学术的成果证明他的东西不对。

     他说要继承三个传统，即几千年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传统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传统。改革开放前毛泽东的传统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传统也要。从他来讲他有他的逻辑，有学术上的挑战。学术界要作出回答。

    他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传统就是平等，我们要继承这些。那个时候确实有过很多促进社会平等的措施，比如男女平等，从民国时候就开始了。查一查《民法》，保障婚姻自由、保障男女平等，不是人民共和国以后成立以后才有的，为什么你不说我继承国民政府的传统呢？要是说有新的内容，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的在哪里呢？经济领域，是计划经济，消灭私有财产，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也没有的，你要继承吗？在政治领域，是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平等是在全面专政的基础上来定义的，这个平等不给敌人，你要吗？谁是敌人是要按照最高指示来界定的，不是法律界定的，这个平等你要吗？然后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兴无灭资，由少数人控制学术文化。知识阶层中有平等吗？这个东西能够给中国的科学、文化带来繁荣、发展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又有平等吗？所以我认为他是信口开河，是经不起推敲的。

    他那个所谓继承三个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再进一步推敲问题就更多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为什么要用儒家来定义国家的性质？儒家定义国家的性质在学术上首先是对宪政理论的挑战。用一个民族中的一个流派的思想来定义一个国家，也是对世界经验的忽视。例如一些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带来的是社会的动荡、教派的纷争，要不要走向这样的道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以汉族的传统文化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那么，藏族文化和汉族不同，所以藏独分子提出要单独立国，新疆少数人要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伊斯兰国家，岂不是有理了吗？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主张。

    他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继承它的“亲情”。太有趣了！哪一个民族不讲亲情？甘阳不是说要从西方思想解放出来吗？离开来自西方的现代法治观念讲亲情会带来什么？睁开眼睛看看陈水扁一家子和他的追随者吧！看看我们周围的太子、大少、衙内和大小官员的亲友故旧怎样以权谋私吧！

    但是诸如此类的主张提出来以后，没有受到足够的抵制，很少有人公开批评。这些主张同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建立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国家，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思想文化要不要改造

    争论里面提出的很多问题，不但来自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而且来自自由派内部。多年来有些朋友一再否定新文化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个观点是威斯康辛大学首先林毓生教授首创的。1988年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传入中国，当时有两个学者写文章批判他，一个是王元化，还有一个是袁伟时。后来王元化先生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他在90年代一再反思；袁伟时则顽固不化，连续写文章和林毓生教授辩论。现在有些朋友继续提出这个问题，有道理吗？这里面有很复杂的理论，牵扯到很多学术问题。

    首先从历史事实来讲，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起源是义和团。用暴力摧毁文化，是从义和团开始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不管一些人的意见是对还是不对，它是多元的，进行的方式是自由讨论，没有政府权力或社会暴力夹杂在里面。它的主张对还是不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开拓了学术文化和言论自由的制度环境，拓展了自由空间。文化是在自由讨论、自由选择、自然更替中向前发展的。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没有人听他的。

    再从实践后果来看看新文化运动。它唯一和权力结合的是通过全国教育会议的讨论，建议小学要以白话文为基本教材，政府接纳了这个建议。这是功德无量的成果。除了这个成果以外，各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发展的契机，带来中国学术的大发展，大繁荣，还有文学艺术的大发展。说中国文化到这里就断裂了，没那么回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硕果累累。而各种传统文化究竟是继续活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逐步成为只有研究者感兴趣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典藏，只要没有暴力介入，是公民自由选择带来的趋势，恐怕任何人都难以扭转。

    但是有很多学术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是不是凡是革命只能够搞政治革命，不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必然带来灾难？

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但是伴随着的必然是思想文化的变革。任何国家的社会变革、政治变革都是以思想为先导的。没有启蒙，没有思想作为先导，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乃至辛亥革命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事实。正如哈耶克说的：

    “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5]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推动思想变革，而在于你提倡的是什么思想。如果拼命鼓吹暴力，即使目的是政治革命，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

    第二， 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梁启超、鲁迅他们提出要个性解放，要改造国民性，这些朋友认为都错了。

    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思想家、学者提出的主张是推动中国思想文化正常变革、正常更新。没有先驱们反复呼吁，会有婚姻自由吗？有男女平等吗？这些都是以思想变革为基础的。

    所谓改造国民性实质是推动中国文化从臣民文化转变为公民文化，让中国人成长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内容无可挑剔。

    进行的方式是自由呼吁，自由交流，信不信由你；与强迫进行思想改造风马牛不相及，更与“文化大革命”中用暴力“全面专政”背道而驰。

    第三．哈耶克提出启蒙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法国的传统，一个是苏格兰的传统。他认为现代社会是自发秩序生长过程，思想文化是不能改造的。这个怎么理解？

    先讲自发秩序。我刚才讲到中国按照它的社会结构，不可能自发发展成为现代社会。哈耶克自己就说：

    “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在贯彻保护公认的个人私生活领域的公正行为普遍原则的情况下，十分复杂的人类行为会自发地形成秩序”。

    但他自己也深知“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几乎还没有人理解”法治和守法政府的理想。[6]在另一个世界——拒绝保护个人私生活领域的社会，离开思想文化的改造，离开外来思想的浸润，显然不可能自发产生自由秩序。这是中国启蒙——新文化运动必要和艰难的现实基础。

     进一步要讨论对英法不同的启蒙传统怎么看？我认为哈耶克论断忽视了两国思想相互交融的一面。

     任何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复杂的，而且思想没有国界，即使在信息传播比较缓慢的年代也会向周边地区扩散，英法两个近邻更是如此。法国和英国两个传统是互相交叉的，法国有过很多很极端的东西，英国则有掘地派、平等派，那些主张一样是空想的。

    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1516年发表《乌托邦》一书，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实行高度集中计划，把恐怖统治神圣化，是后来一切政治意识形态所不及的。”“国内政策是以一种神圣的恐怖来推行的，至于政治讨论只有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方能容许。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和19、20世纪的其他革命灵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7]

    至于孟德斯鸠受英国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写作《波斯人信札》和《法的精神》的灵感都来自对英国制度的考察。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也反映了他对英国的深刻认识。1789年法国大革命诞生的《公民权和人权宣言》则继承了英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思想成果，并且是在美国驻法公使杰斐逊官邸中制定的。

第四，我认为这些朋友用心良苦，想提醒中国人吸取历史教训，避免中国社会再度动荡，但没有注意到历史实际。

    法国大革命伴随恐怖，原因在哪里？首先看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差别在哪里？1793年的雅各宾专政光是在巴黎就杀了17000人，另外一个数字是全国40000人被杀，当时法国的人口2600万。英国革命过程相砍相杀，从1640年革命爆发到1688年光荣革命整整花了38年，20多万人丧生，当时英国人口是450万。无论杀人的绝对数还是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都远远超出法国大革命。朱学勤教授认为接受英国传统就不会出现人类的灾祸，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英国革命同样是血腥的。

    一个是历史实际，再一个是进入到理论层次，值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深入思考。为什么很多人类文明的成就、正确的原则，结果带来的是恐怖。法国大革命有《公民权和人权宣言》，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血腥屠杀，假自由的名义剥夺自由。这不是由于他的原则不对，启蒙者的主张不对，而是另有原因，我们需要作出答复。

    雅各宾专政原因在哪里？一种政治势力的理想对，但是道路不对，会带来很大的灾难。任何民族都有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野蛮到文明标志在哪里？

    英国光荣革命以后走向文明，它的标志是1689年以后，实行法治了，不再诉诸革命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不能因此就掩盖英国革命残酷的一面。

    法国1789年革命，社会一直稳定不下来，到1799年拿坡仑专制结束了这个混乱的局面，但是整个国家还没有稳定下来，一直到1870年后才稳定，花了80多年。这是经验积累过程，也是摸索国家机关如何合理建构的过程。不论法国和英国，如果权力不受到制约，肯定带来灾难。雅各宾俱乐部，克伦威尔，拿破仑都有不受限制的权力。

    中国从辛亥革命算起，进入了革命和战争时期。稳定是从文化革命结束后开始的，跟法国所花的时间差不多。这些需要我们在学术上作出回答，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所有的国家逐渐告别野蛮、转化为现代社会都是长期复杂的过程，成功与否的标志在于那个国家能不能确立法治；所有的社会矛盾、民族的冲突要通过法治途径解决。人有反抗压迫包括革命的权利，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是合理的，但回过头来总结历史经验，以后解决矛盾不能再走那条路。

自由和爱是永恒的人性

《南方周末》2009年03月05日  

    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的一年间,两度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阅读《蒋介石日记》和其他档案,每次三个多月,都得到很多朋友帮助,其中帮忙最多的是唐嘉猷、洪源远一家。每周上超市购物,电脑、手机出了问题……第一个求助对象就是嘉猷。

　　认识他们就是一个爱心故事。若干年前,杨小凯教授写作《百年中国经济史》,把初稿发来征求意见。帮助他处理来往电邮的是他的关门弟子张居衍。小凯仙逝后,居衍回国在成都西南财经大学执教,夫人在美国加州大学(Davis)读博士,他每年有颇长时间在Davis做研究工作。我抵达斯坦福大学所在的PaloAlto后的第一个星期五,居衍驱车两个多小时来看我,到胡佛研究院的档案室帮我摘抄蒋介石日记,教我用大得有点吓人的美式洗衣机、干衣机,用吸尘器……带我去看住在校园里的嘉猷一家,说“我离得远,以后请他们照顾你吧”。这样就认识了嘉猷、源远夫妇和他们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启轩和三岁的女儿琦美。

　　很快,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他们是从新加坡来到美国的华人。斯坦福大学给博士研究生提供了颇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带着孩子上学的,可以租用一厅两房的小公寓,租金比校外大约便宜一半。走进他们的家,客厅中与斯坦福大学全景挂毯相辉映,是张大千的小条幅；尽管是复制品,仍给人留下主人自觉保持东方文化特色的深刻印象。他们与孩子们交谈,坚持用汉语；音响中不时传出中国音乐,甚至播出佛家的乐曲。启轩会背《三字经》和《大学》。这是他们一句一句耐心传授和借助光碟辅导的成果。后来,我送给启轩一张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的光碟。据说,两个小家伙临睡前听孙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他们处理人际关系,也是挺有东方情调的。嘉猷要是回去探亲,要跑四个地方:他拿的是台湾护照,妹妹和好多亲友在台湾,自然要去。爸爸是西贡附近一家外资工厂的主管,拜见爸爸、妈妈,越南当然要去。源远是新加坡华人,要到那里去见岳父、岳母。还要去泰国。他在那里长大,与一位教过他的老师感情很深,几乎每年都要特地去看看这位师尊。“朋友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朋友”。这是东方的习惯吧。于是,不论哪位朋友的什么人要来斯坦福,他们就要忙好一阵子了。

　　不过,一谈及东方,他们似乎有一言难尽的复杂感情。

　　有一天,我告诉他们:有位在新加坡工作的著名学者写文章吹捧新加坡模式,顺便谈及不少中国官员以新加坡为典范,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疑虑。用嘉猷的话来说是:“我爱新加坡和亚洲,关心东亚地区的发展,希望有方法让她更好。”但现状令人“忧心忡忡”。这使我想起杜维明教授曾经对新加坡带动儒学复兴寄予厚望,为此专门写了一部书,在中国也流行了一阵子。后来维明兄也对这种经济繁荣、福利周全,但用民主形式掩盖威权统治的模式深有保留。他虽然提倡儒学,但极力守护民主、自由。我曾当面笑称他是自由主义儒家。他没有否认。

　　我没有去过新加坡。一再耳闻被人打小报告之类的故事,留下的印象是你要批评执政当局可能带来大小不等的麻烦。

　　新加坡官员清廉,工作效率高,有口皆碑。据说,他们很注意挑选和培养人才。不过,这种挑选和培养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每年派人到各初级学院(相等于中国的高二和高三)去考察,把学生分为几等。其中最优秀的不惜工本,派到世界一流大学去培养。斯坦福大学就有几百名新加坡官派的学生,一律公费,生活优裕,并有官员带队管理。这些幸运儿是将来的社会精英。但是,这些官派的学生一定要回国工作,如果毁约,就算依照合约赔偿,也会遇到出乎意料的困扰。而如果你没有进入其中的等级,注定将来只能做比较低下的工作,升迁也慢。换句话说,初级学院毕业那一年,你的前途和社会地位也大体决定了。

　　源远本来成绩优异。但进入初级学院后成绩下降了。原因是她对应试教育极为厌倦,不知道为什么而读书。她面临的是新加坡教育体制的症结———学生为应付考试而学,缺乏独立思考的训练!于是,她迷上了戏剧,老往嘉猷所在的话剧院跑,结果连最低等级都没有进入。气氛低迷,前途茫茫。

　　幸好,戏剧活动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她自由地思考,让她恢复“当人的信心”。这时,机会意外降临:美国科罗拉多学院招生。其中一个项目是要写一篇自述。她敞开心扉,把自己对新加坡教育的感受和喜爱戏剧与自己的朋友的经历抒写得淋漓尽致。凭着真诚和非常漂亮的英语写下的动人的自传,她被录取了,并且得到全额奖学金。在美国,她不但以优异成绩读完四年本科,而且顺利进入公认世界一流的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举目皆是一个教授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研究生的景象不同,美国的教授通常一年才招收一两个研究生,甚至几年才招一个。但招进来以后就有比较充足的经费,不但可以维持有尊严的生活(一般每年能拿到两万多美元),而且有足够的研究经费。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来说,理所当然要到世界各地去收集资料和实地调查,否则论文很难通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能申请到必要的经费。而在中国,所谓“博导”(其中好些被人们戏称为“驳倒”———一驳就倒)也只有少数能做到这一条,遑论研究生!

　　今年上半年,她就要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了；顺利拿到学位没有什么悬念,不少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作机会也正在向她招手。

　　在西方的教育体系里,一个东方体系的等外品,用自己的才华,开辟了一条人生的康庄大道!

　　这种应试教育也是中国的故事,源远的困境与许多中国学生的遭遇如出一辙。不过,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没有源远那么幸运,要是进不了大学,最大的可能是加入民工流到异地去闯荡。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要完成繁重的学业确实不容易。源远的幸运是找到一个好丈夫。从做饭到带孩子、开车、购物,全由嘉猷包了!我每个星期五晚上都在他们家里蹭饭,经常变换花样的中西菜式和主食确实做得非常可口。长得帅,脾气好,多才多艺,嘉猷是个难得的模范丈夫!他是在美国学表演艺术的,毕业后到新加坡工作,后来又念了一个管理硕士,事业非常成功。在新加坡最著名的话剧院———实践剧场(www.ttp.org.sg)从当演员开始,后来做导演,当经理,可说是一帆风顺。前两年毅然辞职到太太身边做专职家长———炊事员、保姆兼司机!当今世界,全职太太并不罕见,全职丈夫却颇为稀有；在东方各国更与传统相悖。对妻子和孩子的挚爱,推动他作出这个勇敢抉择!源远学业繁重,经常要到中国等地收集论文资料,有时一去就几个月,琦美中耳炎要做手术,为了妻子,为了女儿,他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他说,要等源远找到稳定的工作后,他才会重新工作。不过,源远不能开车,汽车一加速,她就手足无措。在孩子长大拿到驾照以前,嘉猷注定是全家的专职司机!

　　与喜欢拿中西文化大做文章的中国文人不同,我没有听他们谈过这个问题。但在这对夫妻身上东西文化自然交融,既欣赏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也热爱东方传统文化。其实,文化无国界；人性的自然伸展,是现代文化选择和发展的基础。尊重人的权利,少点喧嚣和干预,让人们自由自在生活,自由地创造,人性的光辉和潜能就会展现,包括艺术、人文和科学技术在内的文化的繁荣就会计日程功。“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些18世纪文献的精辟论断是文明发展的标志,又是持续不断地推进文明的基本保证。不是说要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体系吗?自由是现代教育的灵魂。一辈子没有离开学校的笔者衷心祝愿:魂兮归来!让我们的孩子们别再受变相科举的折磨,让被压抑的奇才异能脱颖而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呼喊此起彼落,君知否:为什么13亿人阻挡不住阵阵“韩流”?为什么人均收入雄踞亚洲前列的新加坡却没有在文化艺术领域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个中奥秘,耐人寻味。

说话、写字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作为思想和感情的载体，它表达的可以是野蛮，也可以是文明。

文革是中国野蛮史的高峰。文革结束之际，比经济极度贫穷更可怕的是中国人的思维也陷入极端贫困和野蛮状态。“火烧###”、“油炸###”、砸碎###狗头”、“打倒”、“打退”之类语言暴力后面，是人们满脑子“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钦定的信条绝对不容置疑。复杂的社会简化为壁垒分明的阶级阵线，每个人有明确的阶级定位，历史成了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图。对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个脚”，理所当然。

众所周知的大事不必唠叨，说件令人哭笑不得的小事吧。文革结束后不久，上中学的小儿回到家里说：一位同学在课堂上捣乱引起哄堂大笑；语文老师板着脸孔教训大家：“笑什么笑？笑有革命的笑，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的笑！”这位普通教师的即时反应，是当时环境下阶级斗争 “天天讲”的必然产物。仇恨的毒汁——“狼奶”无孔不入，潜移默化，成了普通人言行举止中的习惯，肃清余毒十分困难。

上个世纪90年代，艾晓明教授在她的长篇小说《血统》中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告别文革的时间。”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

不幸，至今还有一些中国人没有告别文革。浏览互联网，除了娱乐至死的各种花样，“汉奸”、“卖国贼”等政治帽子满天飞成了另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线。后者正是文革余毒在作祟。

最新的案例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布他领导下的团队的研究成果，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划定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后， “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立即从四面八方飞来：

茅于轼“走向了背叛自己祖国、背叛中华民族、背叛做人良心的汉奸之路。”

“茅于轼肯定是当代汉奸伪军，看看他的资助老板就知道了。”

“对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份报告，除了‘卖国’，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评价。”

一项研究成果发表后有赞成、反对等不同声音非常正常。有些学者提出重要数据质疑茅先生的结论；有的则从研究方法上提出商榷意见；如此等等，展示了观点多元化的喜人景象，有助于学术和重大政策研究的深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检验需要足够的时间，不可能是非立判。这个领域特别需要冷静、宽容和多元的声音。

与之背道而驰的上述暴力语言说明什么？

棍棒背后是无知。这些谩骂的首要特点是缺乏知识。

他们的唯一论据是：“如果有人拿了外国人的钱，想办法让外国政府、公司赚钱，却置本国人民于挨饿的风险之中，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在卖国？”这个论断正好有一系列知识性错误。

第一．富裕起来的公民捐出财产或者是社会名流募集资金成立私人基金会，从事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仁人志士走在前面，中国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们正在冲破僵化的体制限制仿效西方先驱，展示了自己的崇高情怀。西方当然有政治性的基金会，但福特基金会等绝大多数基金不在这一行列。骂人的先生们，您能拿出证据证明茅于轼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的研究经费是保藏祸心的黑钱吗？你们指摘他们拿的是外国人的钱，是不是应该反过来问一问：为什么茅于轼等著名经济学家，研究的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却在自己的祖国拿不到区区三十万元研究经费？

第二．正常的外国政府的职能不是赚钱；外国公司同中国公司一样，确实是要赚钱的。如果拿外国人的钱为外国公司服务就是“卖国”，在外国公司工作的数以几十万计的中国人岂不都成了“汉奸”、“卖国贼”？中国是不是要中断开放，把这些公司拒之国门之外？

第三．挥舞棍棒的暴徒往往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幡，自封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化身。这一次他们振振有词斥责茅于轼“置本国人民于挨饿的风险之中”，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卖国贼”；似乎他们挺身而出，为的是人民的福祉。这正是缺乏知识的又一铁证。

首先是对学术研究的无知。茅于轼的这项研究明明是考虑如何加快中国的发展，改善百姓生活，对粮食的供给应该如何解决提出自己的建议；怎么能把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肆意断定为谋害中国人的阴谋诡计呢？

其次是对现代文明的无知。一言九鼎，判定别人“卖国”，是文革中累见不鲜的现象。不过，那是对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的破坏和亵渎。

在现代社会，确定什么行为属于“危害国家利益”，只有两个途径：

1.     法律明文规定。

2.     合法的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按照民主程序通过决议。

学术研究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学术自由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只能证明自己对现代文明的无知。

其实，在学术领域挥舞棍棒只是证明自己腹中干枯，除了骂街，别无长技。承袭文革故伎，羞辱的不是对方，而是自己。

说来令人痛心，老中青不同年龄段中，都有这样的勇于自我侮辱的无知无畏的勇士。灌满他们脑子的毒汁有两个源头：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的浸润。“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开明如孟轲，尚且有如此专横的一面；奉孔孟之道为圭臬的历代专制统治者更变本加厉，对异见极不宽容，制造了一桩桩血腥的文字狱。从文革到现在给论敌乱戴帽子的逻辑，是与这个文化专制主义的传统一脉相承的。

另一是从苏联取来的歪经。“寄生虫”、“人民公敌”、“资产阶级分子”、“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十月革命后众多俄罗斯科学家、作家、教授、党政官员和军队将领在这样的政治帽子压制下被投入监狱，甚至丧失生命！摧毁苏联的主要功臣，是苏联各个领域的棍子党！

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外壳，把你的学识、人格、道德和教养表露在人们面前。告别文革就是告别野蛮。敬请洁身自爱，不要再往自己脸上擦黑！

 

2009年1月12日星期一

原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月17日

 

告别极左思潮
——答《新京报》记者王梦菁（新京报《100人阅读》采访）
            袁伟时
1、2008年读过值得推荐的书？

    袁伟时：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是2008年我读过的书中最值得推荐的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极左思潮就困扰着中国知识阶层，30年代特别是进入40年代后，这股思潮已经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其实，这也是世界范围思潮变幻的缩影。对这个历史现象，我们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彻底的反思。这部完成于1954年的名著和1983年出版的《雷蒙•阿隆回忆录——50年的政治反思》说的是法国的事，其实是对影响世界历史发展极为深远的思潮的清算。这两部书先后在我国翻译出版，给中国知识阶层带来一面明亮的镜子，值得所有关注人类命运的读者仔细阅读。

2、30年阅读史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书？

    袁伟时：三十年来，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波普尔和哈耶克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国共两党和民主同盟无不为苏联计划经济成就的虚假宣传所迷惑，知识阶层也是如醉如痴，认为那是实现国强民富的必由之路。连正在念中学的我也深信不疑。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3年）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挑战谬误，不但捍卫了人类最宝贵的价值——自由，而且在方法论上给人深刻的启迪：“我们永远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中。”“对‘理性’和‘明智’的最恰当的解释是向批判开放，即随时准备接受批判和渴望自我批判”。在我看来，这两部书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生入门的必读书。

                                    2009年1月13日星期二
                                   原载《新京报》2009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