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和爱是永恒的人性

《南方周末》2009年03月05日  

    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的一年间,两度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阅读《蒋介石日记》和其他档案,每次三个多月,都得到很多朋友帮助,其中帮忙最多的是唐嘉猷、洪源远一家。每周上超市购物,电脑、手机出了问题……第一个求助对象就是嘉猷。

　　认识他们就是一个爱心故事。若干年前,杨小凯教授写作《百年中国经济史》,把初稿发来征求意见。帮助他处理来往电邮的是他的关门弟子张居衍。小凯仙逝后,居衍回国在成都西南财经大学执教,夫人在美国加州大学(Davis)读博士,他每年有颇长时间在Davis做研究工作。我抵达斯坦福大学所在的PaloAlto后的第一个星期五,居衍驱车两个多小时来看我,到胡佛研究院的档案室帮我摘抄蒋介石日记,教我用大得有点吓人的美式洗衣机、干衣机,用吸尘器……带我去看住在校园里的嘉猷一家,说“我离得远,以后请他们照顾你吧”。这样就认识了嘉猷、源远夫妇和他们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启轩和三岁的女儿琦美。

　　很快,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他们是从新加坡来到美国的华人。斯坦福大学给博士研究生提供了颇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带着孩子上学的,可以租用一厅两房的小公寓,租金比校外大约便宜一半。走进他们的家,客厅中与斯坦福大学全景挂毯相辉映,是张大千的小条幅；尽管是复制品,仍给人留下主人自觉保持东方文化特色的深刻印象。他们与孩子们交谈,坚持用汉语；音响中不时传出中国音乐,甚至播出佛家的乐曲。启轩会背《三字经》和《大学》。这是他们一句一句耐心传授和借助光碟辅导的成果。后来,我送给启轩一张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的光碟。据说,两个小家伙临睡前听孙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他们处理人际关系,也是挺有东方情调的。嘉猷要是回去探亲,要跑四个地方:他拿的是台湾护照,妹妹和好多亲友在台湾,自然要去。爸爸是西贡附近一家外资工厂的主管,拜见爸爸、妈妈,越南当然要去。源远是新加坡华人,要到那里去见岳父、岳母。还要去泰国。他在那里长大,与一位教过他的老师感情很深,几乎每年都要特地去看看这位师尊。“朋友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朋友”。这是东方的习惯吧。于是,不论哪位朋友的什么人要来斯坦福,他们就要忙好一阵子了。

　　不过,一谈及东方,他们似乎有一言难尽的复杂感情。

　　有一天,我告诉他们:有位在新加坡工作的著名学者写文章吹捧新加坡模式,顺便谈及不少中国官员以新加坡为典范,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疑虑。用嘉猷的话来说是:“我爱新加坡和亚洲,关心东亚地区的发展,希望有方法让她更好。”但现状令人“忧心忡忡”。这使我想起杜维明教授曾经对新加坡带动儒学复兴寄予厚望,为此专门写了一部书,在中国也流行了一阵子。后来维明兄也对这种经济繁荣、福利周全,但用民主形式掩盖威权统治的模式深有保留。他虽然提倡儒学,但极力守护民主、自由。我曾当面笑称他是自由主义儒家。他没有否认。

　　我没有去过新加坡。一再耳闻被人打小报告之类的故事,留下的印象是你要批评执政当局可能带来大小不等的麻烦。

　　新加坡官员清廉,工作效率高,有口皆碑。据说,他们很注意挑选和培养人才。不过,这种挑选和培养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每年派人到各初级学院(相等于中国的高二和高三)去考察,把学生分为几等。其中最优秀的不惜工本,派到世界一流大学去培养。斯坦福大学就有几百名新加坡官派的学生,一律公费,生活优裕,并有官员带队管理。这些幸运儿是将来的社会精英。但是,这些官派的学生一定要回国工作,如果毁约,就算依照合约赔偿,也会遇到出乎意料的困扰。而如果你没有进入其中的等级,注定将来只能做比较低下的工作,升迁也慢。换句话说,初级学院毕业那一年,你的前途和社会地位也大体决定了。

　　源远本来成绩优异。但进入初级学院后成绩下降了。原因是她对应试教育极为厌倦,不知道为什么而读书。她面临的是新加坡教育体制的症结———学生为应付考试而学,缺乏独立思考的训练!于是,她迷上了戏剧,老往嘉猷所在的话剧院跑,结果连最低等级都没有进入。气氛低迷,前途茫茫。

　　幸好,戏剧活动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她自由地思考,让她恢复“当人的信心”。这时,机会意外降临:美国科罗拉多学院招生。其中一个项目是要写一篇自述。她敞开心扉,把自己对新加坡教育的感受和喜爱戏剧与自己的朋友的经历抒写得淋漓尽致。凭着真诚和非常漂亮的英语写下的动人的自传,她被录取了,并且得到全额奖学金。在美国,她不但以优异成绩读完四年本科,而且顺利进入公认世界一流的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举目皆是一个教授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研究生的景象不同,美国的教授通常一年才招收一两个研究生,甚至几年才招一个。但招进来以后就有比较充足的经费,不但可以维持有尊严的生活(一般每年能拿到两万多美元),而且有足够的研究经费。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来说,理所当然要到世界各地去收集资料和实地调查,否则论文很难通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能申请到必要的经费。而在中国,所谓“博导”(其中好些被人们戏称为“驳倒”———一驳就倒)也只有少数能做到这一条,遑论研究生!

　　今年上半年,她就要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了；顺利拿到学位没有什么悬念,不少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作机会也正在向她招手。

　　在西方的教育体系里,一个东方体系的等外品,用自己的才华,开辟了一条人生的康庄大道!

　　这种应试教育也是中国的故事,源远的困境与许多中国学生的遭遇如出一辙。不过,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没有源远那么幸运,要是进不了大学,最大的可能是加入民工流到异地去闯荡。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要完成繁重的学业确实不容易。源远的幸运是找到一个好丈夫。从做饭到带孩子、开车、购物,全由嘉猷包了!我每个星期五晚上都在他们家里蹭饭,经常变换花样的中西菜式和主食确实做得非常可口。长得帅,脾气好,多才多艺,嘉猷是个难得的模范丈夫!他是在美国学表演艺术的,毕业后到新加坡工作,后来又念了一个管理硕士,事业非常成功。在新加坡最著名的话剧院———实践剧场(www.ttp.org.sg)从当演员开始,后来做导演,当经理,可说是一帆风顺。前两年毅然辞职到太太身边做专职家长———炊事员、保姆兼司机!当今世界,全职太太并不罕见,全职丈夫却颇为稀有；在东方各国更与传统相悖。对妻子和孩子的挚爱,推动他作出这个勇敢抉择!源远学业繁重,经常要到中国等地收集论文资料,有时一去就几个月,琦美中耳炎要做手术,为了妻子,为了女儿,他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他说,要等源远找到稳定的工作后,他才会重新工作。不过,源远不能开车,汽车一加速,她就手足无措。在孩子长大拿到驾照以前,嘉猷注定是全家的专职司机!

　　与喜欢拿中西文化大做文章的中国文人不同,我没有听他们谈过这个问题。但在这对夫妻身上东西文化自然交融,既欣赏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也热爱东方传统文化。其实,文化无国界；人性的自然伸展,是现代文化选择和发展的基础。尊重人的权利,少点喧嚣和干预,让人们自由自在生活,自由地创造,人性的光辉和潜能就会展现,包括艺术、人文和科学技术在内的文化的繁荣就会计日程功。“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些18世纪文献的精辟论断是文明发展的标志,又是持续不断地推进文明的基本保证。不是说要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体系吗?自由是现代教育的灵魂。一辈子没有离开学校的笔者衷心祝愿:魂兮归来!让我们的孩子们别再受变相科举的折磨,让被压抑的奇才异能脱颖而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呼喊此起彼落,君知否:为什么13亿人阻挡不住阵阵“韩流”?为什么人均收入雄踞亚洲前列的新加坡却没有在文化艺术领域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个中奥秘,耐人寻味。

说话、写字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作为思想和感情的载体，它表达的可以是野蛮，也可以是文明。

文革是中国野蛮史的高峰。文革结束之际，比经济极度贫穷更可怕的是中国人的思维也陷入极端贫困和野蛮状态。“火烧###”、“油炸###”、砸碎###狗头”、“打倒”、“打退”之类语言暴力后面，是人们满脑子“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钦定的信条绝对不容置疑。复杂的社会简化为壁垒分明的阶级阵线，每个人有明确的阶级定位，历史成了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图。对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个脚”，理所当然。

众所周知的大事不必唠叨，说件令人哭笑不得的小事吧。文革结束后不久，上中学的小儿回到家里说：一位同学在课堂上捣乱引起哄堂大笑；语文老师板着脸孔教训大家：“笑什么笑？笑有革命的笑，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的笑！”这位普通教师的即时反应，是当时环境下阶级斗争 “天天讲”的必然产物。仇恨的毒汁——“狼奶”无孔不入，潜移默化，成了普通人言行举止中的习惯，肃清余毒十分困难。

上个世纪90年代，艾晓明教授在她的长篇小说《血统》中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告别文革的时间。”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

不幸，至今还有一些中国人没有告别文革。浏览互联网，除了娱乐至死的各种花样，“汉奸”、“卖国贼”等政治帽子满天飞成了另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线。后者正是文革余毒在作祟。

最新的案例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布他领导下的团队的研究成果，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划定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后， “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立即从四面八方飞来：

茅于轼“走向了背叛自己祖国、背叛中华民族、背叛做人良心的汉奸之路。”

“茅于轼肯定是当代汉奸伪军，看看他的资助老板就知道了。”

“对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份报告，除了‘卖国’，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评价。”

一项研究成果发表后有赞成、反对等不同声音非常正常。有些学者提出重要数据质疑茅先生的结论；有的则从研究方法上提出商榷意见；如此等等，展示了观点多元化的喜人景象，有助于学术和重大政策研究的深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检验需要足够的时间，不可能是非立判。这个领域特别需要冷静、宽容和多元的声音。

与之背道而驰的上述暴力语言说明什么？

棍棒背后是无知。这些谩骂的首要特点是缺乏知识。

他们的唯一论据是：“如果有人拿了外国人的钱，想办法让外国政府、公司赚钱，却置本国人民于挨饿的风险之中，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在卖国？”这个论断正好有一系列知识性错误。

第一．富裕起来的公民捐出财产或者是社会名流募集资金成立私人基金会，从事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仁人志士走在前面，中国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们正在冲破僵化的体制限制仿效西方先驱，展示了自己的崇高情怀。西方当然有政治性的基金会，但福特基金会等绝大多数基金不在这一行列。骂人的先生们，您能拿出证据证明茅于轼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的研究经费是保藏祸心的黑钱吗？你们指摘他们拿的是外国人的钱，是不是应该反过来问一问：为什么茅于轼等著名经济学家，研究的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却在自己的祖国拿不到区区三十万元研究经费？

第二．正常的外国政府的职能不是赚钱；外国公司同中国公司一样，确实是要赚钱的。如果拿外国人的钱为外国公司服务就是“卖国”，在外国公司工作的数以几十万计的中国人岂不都成了“汉奸”、“卖国贼”？中国是不是要中断开放，把这些公司拒之国门之外？

第三．挥舞棍棒的暴徒往往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幡，自封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化身。这一次他们振振有词斥责茅于轼“置本国人民于挨饿的风险之中”，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卖国贼”；似乎他们挺身而出，为的是人民的福祉。这正是缺乏知识的又一铁证。

首先是对学术研究的无知。茅于轼的这项研究明明是考虑如何加快中国的发展，改善百姓生活，对粮食的供给应该如何解决提出自己的建议；怎么能把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肆意断定为谋害中国人的阴谋诡计呢？

其次是对现代文明的无知。一言九鼎，判定别人“卖国”，是文革中累见不鲜的现象。不过，那是对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的破坏和亵渎。

在现代社会，确定什么行为属于“危害国家利益”，只有两个途径：

1.     法律明文规定。

2.     合法的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按照民主程序通过决议。

学术研究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学术自由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只能证明自己对现代文明的无知。

其实，在学术领域挥舞棍棒只是证明自己腹中干枯，除了骂街，别无长技。承袭文革故伎，羞辱的不是对方，而是自己。

说来令人痛心，老中青不同年龄段中，都有这样的勇于自我侮辱的无知无畏的勇士。灌满他们脑子的毒汁有两个源头：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的浸润。“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开明如孟轲，尚且有如此专横的一面；奉孔孟之道为圭臬的历代专制统治者更变本加厉，对异见极不宽容，制造了一桩桩血腥的文字狱。从文革到现在给论敌乱戴帽子的逻辑，是与这个文化专制主义的传统一脉相承的。

另一是从苏联取来的歪经。“寄生虫”、“人民公敌”、“资产阶级分子”、“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十月革命后众多俄罗斯科学家、作家、教授、党政官员和军队将领在这样的政治帽子压制下被投入监狱，甚至丧失生命！摧毁苏联的主要功臣，是苏联各个领域的棍子党！

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外壳，把你的学识、人格、道德和教养表露在人们面前。告别文革就是告别野蛮。敬请洁身自爱，不要再往自己脸上擦黑！

2009年1月12日星期一

原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月17日

告别极左思潮
——答《新京报》记者王梦菁（新京报《100人阅读》采访）
            袁伟时
1、2008年读过值得推荐的书？

    袁伟时：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是2008年我读过的书中最值得推荐的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极左思潮就困扰着中国知识阶层，30年代特别是进入40年代后，这股思潮已经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其实，这也是世界范围思潮变幻的缩影。对这个历史现象，我们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彻底的反思。这部完成于1954年的名著和1983年出版的《雷蒙•阿隆回忆录——50年的政治反思》说的是法国的事，其实是对影响世界历史发展极为深远的思潮的清算。这两部书先后在我国翻译出版，给中国知识阶层带来一面明亮的镜子，值得所有关注人类命运的读者仔细阅读。

2、30年阅读史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书？

    袁伟时：三十年来，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波普尔和哈耶克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国共两党和民主同盟无不为苏联计划经济成就的虚假宣传所迷惑，知识阶层也是如醉如痴，认为那是实现国强民富的必由之路。连正在念中学的我也深信不疑。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3年）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挑战谬误，不但捍卫了人类最宝贵的价值——自由，而且在方法论上给人深刻的启迪：“我们永远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中。”“对‘理性’和‘明智’的最恰当的解释是向批判开放，即随时准备接受批判和渴望自我批判”。在我看来，这两部书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生入门的必读书。

                                    2009年1月13日星期二
                                   原载《新京报》2009年1月17日

                             林达：关于伊拉克的三篇战地采访

编者按：本文作者林达系旅美中文作家。作品有《带一本书去巴黎》、《总统是靠不住的》等，新著《西班牙旅行笔记》（台湾版名《西班牙像一本书》）。零八年九月以亚洲週刊特约记者身份赴伊拉克採访。
 

林达：恐怖阴云继续笼罩巴格达

    《亚洲周刊》／恐惧下的非理性、重建国家的困难、处处设防的繁琐、高度警觉的城市氛围——巴格达证明，极少数人确实有能力把一个地区长期置于未知的恐惧之中。而面对这种恐惧，国际社会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应对。

    我从公路行车三百多公里进入巴格达。一路看到恐怖战争下重建伊拉克的困难：公路边栽倒着一个个扭曲的大型输电塔，如痛苦死亡的巨人。辛苦建完一个输电塔，恐怖组织只需派一辆车，夜晚在旷野中拴上钢缆，瞬间就拖倒了。

    这就叫恐怖战争，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我打算去巴格达，所有的人都说不要去，非常简单的印证是保镖价格。从巴格达机场单程前往市中心的“国际安全区”（IZ），保镖车价格是单程八百美元。巴格达机场公路以“死亡之路”闻名，沿路一度经常有恐怖分子发射迫击炮火箭炮，打中过不少汽车。

    我看到恐惧下的非理性：既然威胁是炮弹，保镖有什么用？虽然这条路的最后一次袭击是两年前，可是身临其境，“死亡之路”听上去感觉就是不同。另外，住安全区的外国公司雇员出安全区，公司都要为他们雇保镖，价格最高的德国保镖一天一千五百美元，最低的伊拉克保镖是三百美元，据说后者反应不够快。

    那天我向为联军工作的英国女子海蕊、美国商人亨利请教，如何去巴格达，正说着亨利就接到一个电话，是他在巴格达的一个雇员打来：一个亲戚被绑架，要紧急出售整套办公室设备以筹款救人。海蕊的工作是分析巴格达安全情报，而亨利曾在巴格达遇炸，所以他们对我说的是：恐怖袭击是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可你不知道那剩余的百分之十在什么时候发生。你撞上对你就是百分之百。海蕊是好人，对亨利大叫，让他劝说我不要去巴格达。我辩解说巴格达有中餐馆，有许多马来西亚劳工，我长着东方面孔。他们说，你不一样，假如有恐怖分子截拦，美国护照和记者证件就是死亡证书。亨利那段时间要去他的巴格达办公室，我希望跟他进去。后来我知道他离开库尔德就有十六个武装保镖跟着，我琢磨跟他去可能更不安全。

    最后亨利为我找了个美国人凯西同行，她在二零零四年进伊拉克，这次有事要去巴格达。我告诉从巴格达来的阿拉伯旅馆经理，我要经公路前往巴格达，他对我摇着头说：“这很不明智。”我只是没有选择。出发前一晚，我发现自己问了凯西几次，走公路是否安全，她不置可否。我们坐GMC（小型客车）去，坐七个人。我问她为什么不选择大巴，她说GMC人与人之间紧，假如有人打电话向恐怖分子通报车上有美国人，旁边的伊拉克人会听到，大巴就没有这个条件。我这才知道她也紧张。我事后庆幸自己走了公路，那是看到关键转折后的变化：所有检查站都由伊拉克军队接管，看不见美军。检查站非常多，绝对不准拍照，我远远拍了几张，车上的人都极其紧张，到了巴格达我才知道违规可能后果严重。那是斋月之后的节庆期间，公路上车辆增多，也显示安全信心在增加。

    巴格达国际安全区有十平方公里，在市中心，严密封闭，只很少几个出入口，出入口关卡是最危险的地方，被炸过多次。新闻中心附近出口外有个警察局，据说修了炸、炸了修，最后就放弃了。伊拉克政府机构，包括国会和各大部都在安全区内。在巴格达局势控制之前，安全区也经常被炮击，尤其是靠边缘的建筑，国防部大楼就这样废弃了。安全区划分众多小区域，身份证分门别类经常更换，非常复杂。我第一次进去经过八九个关卡，其中一个关卡是检查汽车，必须打开全部车门和前后车盖，留下行李待查，人员另外列队搜身。守关卡大多是从尼泊尔、乌干达和南美来的雇用兵。联军新闻中心核发的记者证能通行的只是其中很小一个角落。即便如此，从最近入口进来也要经过四个关卡，因手机经常被恐怖分子用来启动炸弹，手机必须卸去电池。

    联军新闻中心的记者工作室一进去就是一张招贴，公布了二零零七年被杀害的所有记者名单。这里严格规定，在新闻发布会上，镜头只能对准采访对象，不得拍摄周围同行和士兵，违者将立即吊销记者身份证。因为几年前发生过从安全区出去的十几个伊拉克人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事件。凯西告诉我，她从来不敢连续走同一个入口，怕被守在安全区入口外的恐怖分子盯上。美国一些报刊在巴格达设有记者站，CBS的记者告诉我，现在巴格达不是热点，一般只一个记者留守，可都有自备车和安全住房，通常有四十名伊拉克雇员支持，当然包括保镖。

    我最后决定离开安全区进入市区采访。安全区外也有涉外旅馆，如著名的“巴勒斯坦”，都重兵把守，价格约二百六十美元一夜。我想住普通旅馆，就在离开安全区之前请人打电话，连续打了十一个旅馆，都不敢接受持美国护照的旅客，最后总算找到一家吃了豹子胆的。我入住第二天就遇到美军在旅馆旁的一栋楼里捕捉狙击手。

    巴格达内战停止、大势扭转已经一年多，城市气氛仍然是高度警觉，街上到处是伊拉克士兵、警察和觉醒组织的成员设的路障和检查站，街上不准拍照。第一天我拍七张照片被伊拉克军队扣了两次，第二次检查下来照片并没有军人或者军事设施，还是被收去护照和证件，来了三批官员，不知打电话去哪里查证我的身份，足足被扣了三个小时。这都是由巴格达人举报的，朋友告诉我，这是好事，说明民众觉醒后开始保护自己的安全，以前没有人这样做。处在反恐前沿的士兵和记者，也总是紧张的。安全区工作的美军大多从来不出去，一直陪我的女兵对我说，只要出去你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一个穿着非常西化也很摩登的伊拉克女记者告诉我，她在去年八月被绑架六小时，打断了鼻梁，能活着出来已经很幸运。美国记者杰米在我到巴格达的三十天前，跟装甲车出去被炸。我曾经随联军装甲车队去一个小学采访，跳下车只见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冲上来和美军士兵打招呼。美军一路进去，三人一组保持非常专业的防守队形，我后来才知道，在巴格达有过一次同样的情况，恐怖分子利用这样的时机下手，炸死两个士兵，死伤八十几个巴格达的孩子。有过一次这样的教训，军队就丝毫不敢疏忽。这样的城市警觉会长期维持。

    站在巴格达街头，我深切体会恐怖战争：极少数人确实有能力把一个地区长期置于未知的恐惧之中。孟买刚刚传来东方版的九一一袭击，面对恐怖战争，国际社会事实上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应对。

战争与和平的困惑：你不知道的伊拉克的故事

    亚洲周刊林达／我从九月下旬进入伊拉克，在那里将近一个月，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只觉得自己和伊拉克有了生死之交。库尔德斯坦伊拉克自二零零三年来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阿拉伯伊拉克却不仅面对萨达姆残部和外国恐怖组织的挑战，更严重的是什叶、逊尼两派对立而爆发的内战。

    如今，阿拉伯伊拉克也已经过了那个转折点，而觉醒的根本原因，是内战双方民众渴望过正常生活的本能。我本来打算从土耳其由公路进入伊拉克，可是伊土边境正炸著，只好改了飞机。按平常做法，在售机票网站输入自己出发地和目的地城市，却根本没有结果。我只好去找一些论坛，见一欧洲女子千里寻夫，要去伊拉克探望在联军中的丈夫，不得其门而入在那里求助，局内人纷纷出招，我就按图索骥找到了飞往库尔德斯坦首府阿尔比尔（Arbil）的奥地利航空公司。

    另一选择是从安曼飞巴格达，但有人说这家航空公司一度拒绝西方护照，我就不敢考虑。另外可以从中国走，可实在太绕了。旅馆资料也一样扑朔迷离。离家前那个晚上，我独自在查阅资料，天亮了，发现自己什麽也没准备好，什麽都不清楚，对巴格达的阅读令我震惊。也许是一夜未眠体质下降，我在临行前觉得自己突然只剩下本能恐惧。

    在维也纳机场的登记口，我幸运地遇到从英国探亲返回的库尔德斯坦教育部办公室主任拉希达（Rasheda Zaher-Draey），她出生英国，随夫到库尔德工作。后来在教育部办公室，我发现她的能干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那种。伊拉克在萨达姆倒台后，从国外回来一批这样的官员。她为我找到了在伊拉克的第一个旅馆。

    伊拉克将近一半是沙漠（西部），居住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狭长地带。库尔德斯坦在北部，面积佔这个地带的三分之一，人口佔五分之一。进入库尔德我深感困扰，不知道所谓信息时代是什麽意思，新闻报道究竟喂给了大家什麽「真相」。我自诩生活在信息最通畅地区，没有人告诉过我，二零零三年美军入侵之后，该地区进入伊拉克建国近百年来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黄金时代」，这是库尔德朋友阿布杜拉的说法。此后我还听到不同的人对这五年如此形容。在这里走一圈，发现这个说法并不夸张。阿尔比尔五年前还是个破旧小城，现在正以一个现代城市的规划在建设。城市道路宽敞，私家车非常普遍，道路标识清楚规范，兼有库尔德语和英语。大型建筑遍地开花，可大多当地人不屑于当劳工。项目投资者多为各国阿拉伯商人，劳工不少是东南亚引入的外劳。阿尔比尔近郊有个基督徒聚集的小城安卡瓦（Ain Kawa），非常西化。阿尔比尔是新首府，原首府苏利马尼亚更是被称为「小欧洲」。

    进入伊拉克之前，我关注过妇女著装，看资料感觉是从头到脚蒙一个黑。在城市街头，这样蒙黑的很少，妇女装束各异，有根本不带头巾的，也有女牛仔模样，即使严格守伊斯兰妇道的装束，讲究上衣长，却以收腰弥补，色彩花色搭配，感觉现代而有品味，加上阿拉伯女子本身的美娒，真是漂亮。服装百货剐窗和中国没什麽大区别，西式婚纱专卖店和婚纱照相馆更令我意外。库尔德各城市的老街都熙熙攘攘，有些叫卖手机电话卡的小摊兼换外币，一摞摞各国货币就当街摆在小桌上。

    外界关注的土耳其边境轰炸和可能扩大之衝突，对这个地区丝毫没有构成威胁。它真正在防范的是来自区域外部的恐怖分子。乍到阿尔比尔，感觉怪诞，论城市建设欣欣向荣，却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士兵——全是库尔德人。

    第一天，我在旅馆登记后下楼，下到一半就犹豫，只见穿著迷彩服的士兵背抢在门外，走出去更发现到处是武装岗哨。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些库尔德兵保障了这里五年来的和平发展。库尔德斯坦只象徵性地驻扎了约二百名美军，且驻在根本看不见的军营里。一些军人迷彩服上印有「US ARMY」（美军）标志，我一问都是库尔德兵，他们只是以著美军军服为荣，就连服装店的模特都有全套美式装备的。

    在伊拉克的最大体验，就是知道了什麽是恐怖战争。阿尔比尔要防的不是正规军而是恐怖分子。但完全杜绝恐怖袭击是不可能的任务，这里也有过多次爆炸，只能说把袭击降到最低点。所有入境公路都层层设卡（check point），对车辆人员严加盘查。巴格达在库尔德之南，而恐怖分子现在的最后据点穆苏（Mosul），距阿尔比尔仅一个多小时车程。我的库尔德朋友哈米德（Hameed Fawzi），妻子是穆苏人，她母亲兄弟还在穆苏，她兄弟来探亲，按库尔德政府要求，必须有人送他到中途检查站，由库尔德亲属带担保书亲自到检查站接，验明正身，最后再以同样方式送出去。

    我在库尔德地区採访，持有当地政府通行证，一路仍然被再三盘问检查。哈米德的妻子回去探亲，他从不敢送她进去，都是送到中途检查站，由兄弟接她进去。阿拉伯伊拉克人移民库尔德也必须有亲属担保。

    我一直想去穆苏採访，但没有一辆车敢送我过去。我朋友在阿尔比尔给他在穆苏的朋友打电话商量半天，商量中途接送交接、找採访对象，可是最后还是卡在检查站怎麽过。对方说众多穆苏检查站中，个别可能有恐怖组织内线，而我的美国护照、通行证上的记者身份，都是绑架的首选目标。商量半天，最后，他还是放下电话对我说：「你算了吧。」两天后，就有四名伊拉克记者在穆苏被杀。我在巴格达时，消息传来，穆苏有十名基督徒被杀，造成穆苏近千基督徒家庭外逃。基督教在现代伊拉克始终被接受，在萨达姆时代基督教也受到保护，无宗教衝突问题。恐怖组织选择性谋杀，只是要製造耸动新闻。我后来想，穆苏人口一百八十万，但要造成巨大恐慌，只要一个三人小组即可做到。

    内在紧张和偶发的炸弹袭击，一点没有影响库尔德民众想过好日子的愿望，建设脚步一点不迟疑，只是处处都见穿迷彩服挂著枪的兵。由于伊拉克长期和外界隔绝，突然开放还处处显得和国际不接轨，一切都是现金交易，豪宅名车都不例外。

    库尔德如此防范，就是因为其他地区紧张。大多媒体不仅没有指出两个地区的天壤之别，也似乎无力传达这里究竟发生了什麽。读新闻能读到的就是伊拉克以前爆炸现在也爆炸。实际情况是，二零零三年来，伊拉克进行了两场战争。一场是美军和萨达姆政权的常规战争。这场战争从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日开始，二十一天基本结束。第二场战争是联军和新伊拉克共同面对的恐怖战争。

    第一场常规战争如此顺利，照伊拉克国家图书馆馆长萨德博士说法，不是美军打垮了萨达姆政权，它是自己垮掉的。只要看一下伊拉克人口分布图和萨达姆统治史，就知道这个说法有道理。库尔德斯坦的几乎全部几千村庄都曾被萨达姆下令推平，家变成一片零散石块。我去了其中一个村庄，原来六十多户，这几年有八户陆续回来，有一家回来才一年。这几年大旱还没有电，从零开始非常艰难。萨达姆类似的迫害镇压也发生在南部的什叶派地区。库尔德和什叶派一北一南两大地区佔了伊拉克人口分布的绝大多数。因此萨达姆执政时期始终是紧张的。即使在巴格达和周围逊尼派地区，萨达姆的严酷专制也使得民众敢怒不敢言，伊拉克只有极少官方报纸、与外部世界隔绝，一点抱怨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足球队踢输了，队员都会被残酷体罚甚至有性命之虞。

    伊拉克富产石油，应该和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同样富裕，可萨达姆连续打仗，尤其是两伊战争打了整整八年。我和一个伊拉克人谈今天政府的腐败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是个富国，官员贪污都不要紧，以后只要不拿钱去打仗就好。」萨达姆给公务员包括教师工资月薪三美元。他实行严格兵役制，大学生毕业后一年兵役，没考上的服役三年，一打仗就没有时间限制。两伊战争时期，一些士兵趁机投向伊朗，以获得离开伊拉克的机会。所以第一场战争，即美军打下萨达姆政权非常顺利，虽有残部，但大部分地区迅即平定。有一次我和几名伊拉克记者一起去萨达姆家乡，上黑鹰直升机前都在穿防弹背心，一名摄影记者感慨地说，二零零三年联军打进来，他就是萨达姆的兵。他告诉我们，在萨达姆时代防弹背心是特权象徵，全伊拉克只有萨达姆一人可穿，前线士兵反而无权穿防弹背心。在美军进来之前，他们已经半年没有领到军饷。士气可想而知。

    必须说明的是，战事顺利和战争合法性是两回事。大多数伊拉克人盼望萨达姆政权倒台和由外国军队入侵推翻这个政权，当然也是两回事。九一一恐怖袭击显示了恐怖战争的无预警大规模杀伤的特徵，也挑战质疑了联合国维护各国安全的能力。受袭的美国认为，既然联合国指望不上了，自己有权基于反恐和安全的判断，「先发制人」发动攻击，这是伊拉克第一场战争的起因，也引起至今未休的极大争议。

    萨达姆曾在哈拉布迦（Halabja）使用化学武器，当场死亡至少五千人，留下大量眼伤受害者。我在那里採访的一个小学教师，他妻子和六个孩子当场死亡，弟弟妹妹都是瞎了一个眼睛，另一个眼睛严重受损。阿尔比尔地区行政官明确对我说，他本人赞同美国的判断：「萨达姆是危险分子，他对自己人民都用化学武器。」他理解「美国入侵是基于自己的反恐目标和利益」。

    在外界的一般印象里，伊拉克战争是连续的，但是我採访的伊拉克人，包括巴格达人都很清楚，第一场战争结束后，对于平民有过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这段时期的长短各地不同，至少是一年。虽然第二场恐怖战争立即开始，有间隙的爆炸等，主要是萨达姆残部和蜂拥而至的各色国外恐怖组织在做，阿拉伯伊拉克受到袭击的频率远高于库尔德斯坦，但民众对尽早恢复正常仍然存在希望。

    真正的恶化源于宗教派仗的爆发。它的开端是两派重要清真寺遭到爆炸，两派穆斯林各自认为是对方所为，在血腥刺激下，什叶、逊尼两派突然对立爆发内战。有几个伊拉克朋友对我说，事后回想，最初双方清真寺爆炸，很可能就是恐怖组织的挑唆行为，就像零四年库尔德两党总部大爆炸一样。由于萨达姆之后形成权力真空，宗教狂热背后就有两派政治争权夺利的背景，形成大规模武装派仗、绑架、对平民的死亡威胁等等。派仗的手段也是恐怖袭击，造成死伤民众无数。(chine 巴格达最糟糕时期是零六年中至零七年中。这是三股力量的较量。一是国外专业恐怖分子和萨达姆残部；二是武装衝突的当地宗教派别。由于前者也是宗教极端分子，也就都能利用当地宗派得到隐身和支援，这段日子是他们的恐怖战争最成功的时期。第三股力量是刑事犯罪，萨达姆在倒台前释放了全部刑事犯，此刻趁乱而起。另一个背景是新伊拉克的军队警察都还没有准备好。三股力量的纠合，把巴格达变成了人间地狱。所谓「伊拉克战争平民死亡」绝大多数在这一时期被恐怖分子恶意谋杀。

    伊拉克的第二场战争的最初发动者，即恐怖组织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要製造伊拉克永无宁日的国际印象；二是不让这里的人过上好日子，以证明美军入侵伊拉克的第一场战争是错的。恐怖战争的手段就是尽可能多地多杀平民。这个目的基本达到。从国际压力来说，杀害的伊拉克平民越多，美国国内和国际反应都不是谴责恐怖袭击，而是谴责美国政府、增加要求撤军的压力。很少有人想到，如此反应是在间接鼓励恐怖组织，导致相反后果：既然以杀人製造舆论压力有效，伊拉克平民就被杀得更多，撤军更困难。

    恐怖组织的第二个目的也基本达到，巴格达民怨四起。支持推翻萨达姆是因为想过好日子，现在陷入恐怖战争，自然会想，那还不如过去，至少能活下去。不要说炸弹，恐怖袭击造成基础设施的恢复困难就很致命。夏天巴格达气温高达摄氏近六十度，夏天水电不能保证，这一条就让人活不下去。二零零三年，遭受战争创伤最严重的巴格达在被攻陷的时候，民调显示有三分之二巴格达人认为，支付这样的代价推翻萨达姆还是值得的。一年以后这个比例降到百分之五十七。我在巴格达的时候，巴格达人对我说，他们感受非常複杂，没有思想准备遇到战后如此局面。

    二零零七年中，内战民众突然觉醒，意识到他们自己被外国恐怖组织和犯罪集团利用，两派联合成立名为「觉醒」的组织，走上街头协助军队反恐，反对派政治领袖不再号召抵制宪法，而是选择成为体制内反对派。巴格达形势突然实质扭转。

    一年多前巴格达还是城市战场，平均每天报告的恐怖袭击为四十次，一年后降为四次，只是零星爆炸。对于一个七百万人的大城市，已经不是全面安全威胁。一次我在联军新闻中心参加新闻发布会，是美国副外长和伊拉克外长谈撤军问题。就在会议之中，安全区外发生爆炸，距离会场仅两三百米。我们当时感觉不到。现在的巴格达人，大多也是通过看电视了解恐怖袭击情况。

    内战带来的转变对理解伊拉克战争局势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同样的内战过程也曾在库尔德斯坦发生。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后，萨达姆曾涉嫌对库尔德族的种族灭绝，联军在伊拉克实行三十六纬度禁飞区，库尔德斯坦有了高度自治空间，获得自由只安静了很短一段，原来合作反抗萨达姆的两大党库尔德爱国联盟(PUK)及库尔德民主党(PDK)就开始为争夺权力打内战，打到一方向伊朗求助，另一方向萨达姆求助，引狼入室，导致萨达姆坦克部队进入阿尔比尔大开杀戒。我的一个库尔德朋友被抓，因萨达姆在当天下午二点下令不再屠杀，他就活了下来。我採访的另一个女记者，她父亲就在二点前被杀害。库尔德人内战也是流了足够的血，打了五年直到双方厌倦才罢手，九八年由美国调解两党妥协签订和约。萨达姆倒台后，阿拉伯伊拉克几乎是重複了一遍这个历程。二零零三年美军入侵，库尔德斯坦内战已经结束，相对成熟，因而能够直接进入经济建设的黄金期。

    库尔德斯坦的前车之鑑和今天的快速发展，对比阿拉伯伊拉克的内战弯路和觉醒后的转折，对许多伊拉克人来说是一个反省机会。我想起和伊拉克国家图书馆长萨德博士聊起「自由以后怎麽办」的话题，提到内战教训，他笑著说：「我们有石油，可没脑子。」

    阿拉伯伊拉克已经过了那个转折点，转折的关键是自己的觉醒。觉醒的根本原因是内战双方民众渴望过正常生活的本能。我在巴格达街头看到日常生活在迅速恢复，我到达的前两天，巴格达一个果蔬批发市场还是空的，突然就挤满摊贩。我见到的日用品批发市场更是兴旺。

    为保护商家，巴格达沿商店市场的街边都是大水泥块的屏障。恐怖战争的成本非常低，恐怖组织不谈人性底线，因此可以预见，恐怖袭击不会杜绝，形势依然严峻。也可以预见，在很多年里，巴格达街头仍然会布满军警检查站。

    但是，伊拉克的石油生产已经恢复了三分之二，正在继续恢复中，伊拉克政府规定任何石油公司的合同，必须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伊拉克公司的利益在内。有库尔德斯坦的范例在那里，这个原本应该非常富裕的国家，前景仍被许多阿拉伯商家看好。

    今年斋月结束的十月庆典日，巴格达有五十万人在公园游览庆祝。巴格达突然到处都在举行婚礼。巴格达记者穆汗纳德邀我参加一个婚宴，我真想去，但算了一下日子，我正好那天离开巴格达。我从九月下旬进入伊拉克，在那里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只觉得自己和伊拉克有了生死之交。

 林达：美国立即撤军？伊拉克问题没有神话

    《亚洲周刊》／美伊新安全条约刚在伊拉克国会通过，协定美国三年全部撤军。这是务实的计划，在奥巴马就职之前就会定局。眼前的伊拉克问题，完全没有“立即撤军神话”实现的空间。

    奥巴马在竞选前到了一次伊拉克。一张著名的照片是奥巴马坐在黑鹰直升机上俯视下面的巴格达。他的竞选口号之一是他将结束伊拉克战争和实行十六个月撤军。大约三个月后，在巴格达的联军新闻发布会，巴格达地区的哈蒙德将军（General Hammond）向我们介绍了巴格达的最新安全状况。在此前后我采访了两名联军的美国将军，负责伊拉克北部区域的司令官赫特林将军（General Hurtling)，以及巴格达的斯旺将军(Robin Swan)。

    在现场的人都很清楚，伊拉克发生的是两场战争：第一场战争，美伊军队对抗，有平民的战争误伤并不多；第二场反恐战争，美伊军队在同一战壕，共同面对恐怖战争，试图维护民众安全，伊拉克平民死亡大多在这一时期，几乎都是由宗教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恶意谋害。反恐战争过程是：第一阶段，伊拉克国内外恐怖组织袭击，美军为反恐主力；第二阶段是恐怖组织加国内宗教派别内战（主要在库尔德之外），美伊共同承担反恐；二零零七年中开始的第三阶段，内战逐渐中止，伊拉克军队转为反恐主力，内战双方开始共同协助军队反恐，正不压邪的局势根本扭转。

    因此，奥巴马在选前到伊拉克视察时，伊拉克大局已定。国外恐怖组织在伊拉克站不住脚，开始外逃，一个主要方向是阿富汗，阿富汗开始吃紧。因此，奥巴马所谓由他来“结束伊战”的说法，是利用了民众的不知情，混淆两场战争性质，其实很不诚实。奥巴马既然到了伊拉克，就应该很清楚，今天的成果是五年来联军和伊拉克军民努力的结果。哈蒙德将军向我们提供的数字是，一年前巴格达平均每日遭受恐怖袭击四十次，现在是平均四次。

    赫特林将军告诉我，大局扭转不仅反映在袭击次数的大幅下降，也由被抓获的恐怖分子的证词证实，他们变得行动困难。另一个关键转折，是五年来的美军训练，终于使得伊拉克军、警能够担当基本反恐作业。我所看到的近百个公路军队关卡和巴格达街头关卡，日常作业都由伊拉克军警负责，联军已经基本移交。可是，正因为是反恐战争，局面不会像正规战争那样清楚。大势扭转并不意味敌军首领签字停战，敌军全部缴械投降。只是军民联防建立起来，使得恐怖分子越来越难以藏身、难以展开大规模活动。但是，一定数量的恐怖袭击，会长期维持。同时，到现在为止，恐怖组织退缩到几个据点，有待解决，其中有北方的第三大城市穆苏（Mosul）。假如需要依靠军事打击扫除据点，还是需要联军作为主力。

    另一个外界很少想到、大多伊拉克官员却非常重视的延缓撤军理由，就是新生的伊拉克目前需要一个中间力量来平衡周遭国家的威胁。照伊拉克官员的说法，美军哪怕维持一个军事基地，平时军人根本不出来，都是必要的。我在伊拉克和不同的人谈全部撤军，基本判断都是至少三年，和我在现场得到各种信息之后的判断差不多。

    最近美伊新安全条约已经在伊拉克国会通过。这个条约定的就是三年全部撤军。这是一个务实的计划。这在奥巴马就职之前就会定局。奥巴马其实不可能对伊拉克的未来局势有什么特别作为。眼前的伊拉克问题，根本不是“结束战争”的问题，也完全没有“立即撤军神话”实现的空间。

    在伊拉克的土地上走过，有过和联军士兵、伊拉克士兵以及伊拉克人交往相处的经历、在巴格达和士兵们一起观看美国政治家们的竞选宣传，和坐在美国家里看，感觉太不相同。奥巴马当选后，他的助手正在对中国解释：竞选时说的一些话只是为了竞选，不可当真，这似乎已经是竞选心照不宣的规则。

    我在采访斯旺将军时，最后有意问了一个我知道答案的问题，我问将军对竞选中的撤军议题怎么看。斯旺将军非常清楚地回答我：“和其他国家一样，军人不干政。政治家做决定，作为军人服从命令。”这也是我不止一次赞扬过的制度设置，可是，面对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一寸寸在争取胜利的将士，一个未来的三军总指挥，论及严肃战事，对“下属”说话竟然可以完全不依据战场现实，看着实在不是滋味。

    既然奥巴马“结束伊战”、“立即撤军”是空中楼阁，延伸开来，奥巴马改变国际关系的承诺，或者说国际社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性改变，也存在许多虚幻成分。美国及国际关系的一大焦点仍然是在中东，进一步，中东问题的长期死结以巴问题，也不可能有本质改变。

    在伊拉克感受中东问题是具体的，具体到每一个人。我在伊拉克和不同类型的人交谈，只要问到以色列，几乎无一例外毫无商量余地地持敌对情绪，哪怕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犹太人。即使一向对大阿拉伯主义反感的库尔德人，也因为处于伊斯兰宗教文化圈而持有同样强烈的感受。美国外交政策有它非常恒定的一面，它不可能放弃长期来试图协调以巴的角色。这种角色在伊斯兰国家的国民眼中，永远是另外一种色彩。

    更何况，阿富汗问题在升级，恐怖组织的越界流窜，仍然可能引发联军越界攻击。也就是说，阿富汗仍然可能继续引发美国和巴基斯坦的矛盾。虽然明年一月即将执行的美伊安全条约规定，驻伊联军不得以伊拉克为基地向邻国发动攻击，最近伊拉克几个邻国开会，也作出不向伊拉克发动攻击的对等协定。可是众所周知，其实现状是不对等的，伊朗和叙利亚是最近几年恐怖分子进入伊拉克的主要通道，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可能恶化。这种恶化都会如同池水中投下石块，一圈圈向外部扩散。

    所以，为了竞选成功，奥巴马可以口头承诺任何“改变”，国际社会还是要冷静面对现实。

 从后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看冲突与融合
                   袁伟时
   
     以1991年12月苏联瓦解为标志，冷战时期划上句号。十多年来，中日关系风浪迭起，个中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日前与友人闲聊，问难辩驳，放言无忌。录之如次，聊博读者一粲。
                   矛盾客观存在，冲突还是融合却取决于双方决策
 
     友：最容易激发中国人民族情绪的当属中日关系。起起伏伏，令人捉摸不定。福田上台，胡锦涛五月访日，满天乌云又好像消散了。日本政客和右翼文人是麻烦制造者，他们一再挑动事端，讨厌极了。
     袁：上一世纪5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一再剑拔弩张。我也不喜欢那些信口开河的政客和文人。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中日矛盾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其实，不少矛盾是复杂的，能有今天这个局面，来之不易。
 经济上互以对方为最大市场之一，日本又是中国主要资金和技术来源地之一。有好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但一直和平共处。
     双方领土、领海争端——东海划界和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虽然没有最终解决，终归缓和了。
     吵得最厉害的历史问题，包括慰安妇、强迫劳工的赔偿、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对侵略罪行的认识等等。
     最深的疑惧则是日本会不会介入台海冲突，会不会支持台独？
     其他问题还有：如何对待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如何看待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军事、政治同盟？
     处理这些问题，成败互见，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友：两国关系总的说来是日本处心积虑要侵略或压制中国。
     袁：从1874年日本派兵入侵台湾开始，140多年的恩恩怨怨，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日本野心逐步膨胀，冀图把中国变为它的附属国、殖民地，是中日矛盾尖锐的主要根源。不过，1945年特别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因就比较复杂了。
     简单地说，双方的决策对矛盾的尖锐或缓和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是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起，冲突不断。中日达成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留待以后解决的协议以来，虽然犯规事例不时发生，但总的说来局势比较稳定，小的冲突通常都能及时化解。
     80年代中国处理中日关系摆脱“革命外交”的羁绊，双方受益良多。90年代起，突显历史问题，弄得彼此都很不愉快。今年中日关系有很大改善，其中奥妙之一是历史问题点到为止，归于淡化。
 
                  如实认识现状是正确解决或缓和矛盾的前提
 
     友：这样淡化，是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不清算历史罪行，以史为鉴，日本人还会玩花样。他们老想包围或孤立中国，一再冀图与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国家结成针对中国的联盟，就是其中之一。
     袁：日本的一些政客，观念还停留在冷战年代。他们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重要情况：中国是个转型国家，是帮助还是阻挡中国融入世界，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他们不时玩弄一些小动作是冷战思维尚未祛除干净的表现。
     不过，总结历史经验，处理认识领域的矛盾，我认为有三点是应该遵守的。
    第一．尊重和等待。
     认识总是多元的，即使你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也应该尊重他人坚持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至于你或他们的观点会不会改变，只能耐心等待。
     第二．现实利益高于认识的分歧。
     纠缠于认识分歧往往会陷入意识形态陷阱，要寻求绕开认识分歧寻求双方利益的交汇点。
     历史问题是认识问题，再吵三十年，也不一定能吵出双方满意的结果。有丰富外交工作经验、后来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八年的何方先生说得好： “要逐渐淡化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更不可把历史问题定为两国关系的基础，而应当是邓小平说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 ‘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如果以历史问题为基础，那我们几乎会同所有邻国和主要西方国家都无法搞好关系。例如俄国占了我们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连列宁、斯大林都一直不承认；同其他邻国如朝、越、印度等也都有无法达成共识的历史问题；而当年一再侵略中国的列强又有哪个承认侵略呢？难道和所有这些国家都要算历史帐？”[ 《何方自述》（十三）电子版。]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一再提出这个观点，可谓远见卓识。把历史问题还给历史，让历史学家们从容切磋、论难；政客和平民百姓则各自慢慢思量，有何不可？
     淡化历史问题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求同存异的正确选择。
     第三．冷静、全面地认识世界现状是清醒地处理内外矛盾的基础。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几十年间，我国一切错误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对世界现状缺乏清醒的认识。
     1957年以后，变本加厉在国内外大搞阶级斗争，弄得国内哀鸿遍野，国外到处烽烟。就在这个时候德国、法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相继驶进快车道，我们则仍在“革命”迷宫中打转，被远远抛到后面去了！
     20世纪下半叶有冷战，但在眼花缭乱的现象后面，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哪一国家和地区掌握住这个主旋律，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相应地扩大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自由，健全法治，实现民主，对外开放，就能走上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如果被局部现象迷惑，整天算计如何“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轻则内外矛盾交迫，发展迟滞；重则国家瓦解、灭亡，苏联就是典型。
 

     友：难道与日本关系紧张，也是我们认识错误造成的？
     袁：日本方面当然有处理不当之处。责任是双方面的。我们反省自己的。
 中国人最担心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不承认侵略罪行。人多嘴杂，社会现象繁复，这些指摘当然可以找到这样那样的例证。可是，片面和无知是近邻；全面了解有关事实，许多人的情绪也许会平和一点，不再采取不恰当的措施激化矛盾。
     1.1972年以来，从天皇到内阁总理，日本21次承认侵略中国和道歉。
     2.日本制度变革的深远影响。被强迫民主化后的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制度设计上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杜绝了军人和元老干政的渠道，要复活军国主义谈何容易！
     3.日本的军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很低，集中资金发展教育和经济，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他们得到的和平红利与导致整个国家毁灭的战争后果对比如此强烈，要煽动年轻一代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已经不可能了。
     4.日本民众和社会精英反省侵略罪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没有停息，并逐步上升为主流。总的趋势是清醒的声音越来越强。
     最初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人数不多，至20世纪70年代，承认和揭露侵略罪行的活动逐步拓展到主流学者和报刊。
     《产经新闻》是日本影响最大报刊之一，以保守著称，乃至被目为“右翼”。1974年8月15日它开始连载《蒋介石秘录》，历时一年多才登完。这部十五卷的书，是他们派出社论委员古屋奎二等人收集、阅读大量资料包括四千多万字当时没有公开的档案后写成的。其基调之一是谴责日本侵略。看看他们怎样叙述卢沟桥事变吧：
     “日军的目的是向中国挑衅，所谓‘一名士兵失踪’，根本是捏造，以作为武力攻击的藉口。”“实则这个所谓失踪的士兵则是因解手而离队，20分钟之后便已经回到队上，但日军却隐瞒这个事实，坚持非进入宛平城不可，以造成开火的藉口。”[ 《产经新闻》社撰：《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四卷第2页。]
     指着鼻子骂日军发动侵略战争，态度何等鲜明！
     再以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南京大屠杀来说，它是这样记载的：
     “日军首先将未及撤退的中国军人解除武装以后，使列队于长江岸边，用机关枪扫射，悉数杀戮。
     继之，残杀的对象更及于妇孺老弱。设置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国际难民委员会’所属‘妇女收容所’收容了7000多妇女，被日军用卡车载运出去，加以强暴以后，再行杀害。”
     “像这样地不管战斗员、非战斗员和不问老幼男女的大屠杀，达2个月之久，有说是屠杀了30万，有说40万，直到今天都还未能明了其确实数字。”
     “据东京军事法庭判决，在南京屠杀的军民合计至少20万人以上，被掠夺、放火的民居约为全市的三分之一。”[ 同上，第38~39页。]
     进入21世纪以后，否认侵略罪行的右翼明显居于劣势。标志性事件是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社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的《检证战争责任》一书在2006年出版。正如该社总裁兼总主笔、81岁的渡边恒雄所说，如今，除了个别报刊外，“日本的主要媒体在战争责任和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已形成重要共识。”谴责那场战争的“侵略性、残忍性”，批判靖国神社游就馆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的谬误，已经成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新华网东京2007年8月1日电(记者冮冶　吴谷丰)。]
    作为多元社会，日本国内有各种各样为侵略辩护的奇谈怪论；反省近代日本的侵略罪行，仍是日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彻底解决还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但是，总的趋势是反省历史罪行、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逆转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是突出历史问题，还是专注关乎中国发展和国家现实利益？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后果。

     友：那时他们正处心积虑消灭中国，想对外开放也不行。
     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大使馆不想离开中国，通过多个渠道表达美国政府力图与新政府建立联系的意愿。
    二是张治中等民主人士直截了当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议：对外不要一边倒。毛泽东公开拒绝了这个明智的建议。
                     
  对历史的片面认知是矛盾激化的重要根源

      友：恕我直言，你这些观点正是饱受指责的汉奸言论。什么“对日新思维”等等，被网友骂得狗血淋头！
      袁：“汉奸”是不严谨的概念，中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当然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贼”，汪精卫一伙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为了金钱出卖军事情报等机密的无耻之徒，他们是不是所谓“汉奸”、“卖国贼”则要烦劳法律专家认真研究了。我说的国家机密是指真正的事关国家利益的机密，而不是别有用心随意编造的所谓机密。
     现在时兴的骂别人为汉奸的那些狂热分子，大都是无知而偏激之徒。随意在政治层面诋毁他人，激化矛盾，说轻一点是无知。如果是为人正直的年轻人，将来见识增长了，会内疚和脸红的。
     即使是历史人物，不少被目为卖国贼的，其实也是无知加偏激制造出来的。
 

     友：你想为他们翻案吗？
     袁：不是翻案，而是要排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干扰，还原历史真相。看看“汉奸”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非常有趣。
     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被守旧大臣和无知文人咒骂为“汉奸”，原因无非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敢于直言中国不但在器物层面落后了，而且在整个文明发展水平包括价值层面都落后了，已沦为“无道”之国！他不过是为了救治自己的国家说了大实话，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救国先驱！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大批文人说他出任对外公使就是“事鬼”，应该连他的祖屋都烧掉！
     远的不多说，讨论一下民国时期的情况吧。
 

     友：难道说曹、张、陆一伙是卖国贼也错了？
     袁：正是如此。              
     1919年五月四日的爱国大游行，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国贼指的是：曹汝霖（1877~1966）、章宗祥（1879~1962）和陆宗舆（1876~1941）三人。壮烈的一幕是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其实，曹、章、陆的“国贼”帽子都戴得有些冤枉。要是说五四当天学生们烧别人的住宅是爱国情绪支配下违法的过激行动，时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笼统地指斥他们“卖国”，就有治学不严谨之嫌了。
     他们为人诟病之处主要是参与对日外交中的表现。其中有四个标志性的事件：
    1.二十一条谈判。
     曹汝霖（外交部次长）、陆宗舆（驻日公使）都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但在袁世凯支持下，他们和其他参与者一道，对侵犯中国主权最严重的第五号的七条要求[ 第五号的主要要求包括：“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之日本人”，“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此外，还要求在福建享有特权，在全国有“布教”权和几条铁路的建造权等等。]，坚决不予讨论；其他条款也想方设法减轻了中国的损失；在当时条件下能够这样做不太容易。“汉奸”、“卖国”云云，显然根据不足。顺便说说，在上下一心抵制下，被迫答应的那些条款也大都没有执行。
     2.西原借款。
     首先要肯定民国建立后，政府长期入不敷出，任何人当政都不能不借外债。借债不等于卖国。为什么借日本人的钱？王芸生有个精辟的分析：“自欧战以来，日本工商业大为发达……当时政府乃以对外投资为政策，计为外国发行债券几达六万万元，其中英国国债为二万八千万元，法国国债为七千六百万元，俄国国债为二万二千二百万元，其对于中国之投资，不过施行其同一政策，西原特为其政府推行而已。”[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洋军阀》（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7页。]
     1917至1918年间，日本寺内内阁上台，一反前任大隈内阁的外交政策，对华比较友好，以民间名义，委托西原龟三为中介，先后提供七笔共计一亿四千五百万元贷款。与当时其他外国贷款不同，这些贷款不打折扣，十足支付，不收手续费，低利率，大部分没有切实的担保，没有附带政治条款，在民国初年的贷款中是最为优惠的。民初中国政府对外借款通常是合约上写借一百元，实际只能拿到90元左右甚至85元。在此以前，只有1916年由驻美公使顾维钧经手的一笔500万美元的贷款也是比较优惠的[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版第145－146页。]。难怪1918年9月日本寺内内阁垮台，原敬继任内阁总理，就不愿意再提供这样的优惠贷款了。
     再从用途看，与流传甚广而未经核实的宣传文字不同，实际情况是：“借款的五成多用于中国交通银行之整理及支付内外债之利息，三成多用于参战准备的军事费，其他一成多用于用于一般行政费用。”[ 秦孝仪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史事部分（一）第377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87年台北版。]“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的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110页，三联书店2005年北京版。]
     条件优惠而且大部分没有归还，白白给中国人用掉，日本政客在本国挨板子理所当然。中方有关人士被目为“汉奸”，那就有点冤枉了。何况这些贷款即使有问题，主要责任人也是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和段祺瑞，跑腿的曹、章、陆承受不起那么大的罪名。
     3.胶济铁路交涉。
     1914年7月28日，欧战爆发。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同日与英舰共同攻击德国租借地青岛，占领胶州湾的军事行动开始。9月2日日军万人在龙口等处登岸，奸淫抢掠，军纪很坏；此后节节进占，10月6日侵占济南车站，胶济铁路全线落入魔掌。赤裸裸的侵略令人发指。
     面对各国的压力和中国的抗议，几经交涉、折冲，双方达成协议。1918年9月24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章宗祥旋即覆照后藤：“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同上第167、168页。]日军撤退，民政权收回，减轻了侵略后果，乍看是好事。不过，这些权利本来应该从德国人手中直接收回，这样互换照会，等于承认日本有权继承德国侵占中国的权益，为日后交涉留下大患。这就是在巴黎和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所谓中国政府“欣然同意”的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的由来。
     这是卖国罪行，还是经验不足的失误？王芸生在九一八以后编纂的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说：“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然当时欧战大势显然属于德败，我为参战国之一，关于山东问题，自以留待媾和大会为得计。乃当时中国与日本有此一幕枝节之交涉，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同上第167页。]这个论断是公允的。
     4.抗日战争期间的言行。
     认真研究过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史的多数学者都会承认，这一时期，尽管华北傀儡政府和僞汪政权曾将 “咨询委员”、“顾问”之类的帽子加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头上，但他们都变着法子不到任，没有做损害国家利益的坏事。
      从以上四件事看，大体上可以断定他们不是什么卖国贼。
 

    友：成见与真实相差太远了。
    袁：政治介入或利用学术，麻烦就出来了。
 占领道德制高点，把自己装扮成爱国和革命的化身，而反对自己的则是汉奸、卖国贼，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现象。于是，一些专制统治者和政客惯用的伎俩是宣布自己不喜欢的人是外国反动势力的代理人，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异己分子，冀图挑起公愤而谋私。
     抗日战争期间，陈独秀对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力倡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王明、康生之流，居然闭着眼睛说瞎话，诬蔑他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可是，弄巧反拙，1938年3月15日开始，《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王星拱、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陶希圣等九位著名人士的公开信揭露这个谎言，说一些报刊“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 唐宝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6页。]
     诬陷对手为“汉奸”，更是蒋介石的惯伎。翻开蒋介石日记，一个突出现象是“汉奸”、“卖国贼”、“反革命”的字眼连篇累牍。胡汉民、孙科、陈济棠、龙云、邹鲁、阎锡山……都曾被他加上这些歪帽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笔下的“共匪”）更不在话下，全是与日寇勾结随时准备投降的卖国胚子。盖棺论定，绝大部分都是此公信口雌黄、不值一驳的捏造。
 

    友：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言论居然有不小的市场？
    袁：这与中国文化的几个根本缺陷息息相关。
     一是没有自我反省的精神。
     中国缺乏深厚的忏悔传统。个人修养还讲点“一日三省吾身”之类的话，就民族文化而言，总是认为已经达到极致，出现问题不过是执行圣贤教导不力所致。
     19世纪以降，中国成了一个一再被侵略者打败的国家，一个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国家。古方正药已经不足医治痼疾。除了谴责侵略者的凶狠，分析客观困难外，走出困境的基本方略是找出自己的弱点，学习一切人的长处，勇敢地改造固有制度，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障碍。
     强者从来不害怕反省；讳疾忌医是弱者自我毁灭的蠢行。不幸，百年中国的悲惨遭遇，使一些人染上被迫害的强迫症，不但自己不愿也不准别人反思本国的弱点。谁敢违反这个潜规则，谁就是大逆不道！
 胡适的“买办文人”即准汉奸帽子就是这样戴上的。
     二是不讲形式逻辑。
     学术界多数人早有共识，从先秦起，形式逻辑没有生根和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缺陷。这个弱点与历代专制统治者的愚弄民众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既妨碍现代科学诞生，也妨碍社会转型。当下的狂热民族主义者继续在这个泥淖中打滚。一说19或20世纪的大清帝国或民国统治者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有错误，就说你是为帝国主义辩护，是汉奸、卖国贼！把A和B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搅成一锅糨糊；如此弱智，令人哭笑不得！
     三是有深远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
     天朝大国的狭隘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一些固陋之士挨打时痛骂敌人是蛮夷，大言不惭中华道德文章举世无双，不准“以夷变华”，把自己装扮成民族大义的化身，冀图一举跃上文化和道德的制高点。几经挫折，不得不学习洋人的本领，开始走上经济发展的快速路，这类人的继承者则变个调子，胡吹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人永世无法企及的特殊基因，敢持异议者，肯定是崇洋媚外之徒！于是，无论顺境还是困逆，乱派“汉奸”帽子都是沽名钓誉的捷径。
     四是以“革命行动”定是非，或曰“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以极端分子的激愤言论和口号为标杆，横扫一切。
     五是没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传统。
     公民社会的成熟以自由讨论为首要条件。一个现代国家，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公民对历史和现实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非常正常，也是多数公民在多元比较、辩驳中逐步走向理性、成熟的基础。不过，中国的传统是思想统一，泛道德化，泛政治化，以圣贤和圣上的是非为是非，不准越雷池半步！依傍权势的棍子党应运而生，被压抑的沉默多数在浑浑噩噩中沉沦！
     动辄斥责别人为“汉奸”、“卖国贼”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嗜好和有利可图的勾当。头一笔红利是显示自己爱国主义立场无比坚定，政治正确，道德高尚，比对手肯定高出一筹！
     于是，谔谔之士视为敌对分子。知识群体犬儒化，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消磨殆尽，大批沦为清客、侍从、御用文人，创新锋芒消失，学术棱角磨平。
     公正地说，那些肆意诬陷别人“卖国”，不惜制造和激化矛盾的家伙才真正是损害国家利益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人。
 
 调和矛盾、融入世界是不发达国家的唯一出路
 
     友：肆意激化矛盾当然不对；但是不管形式怎样，矛盾总是通过斗争解决的。
     袁：斗争哲学在中国的遗毒很深。概念之争可以弄得很烦琐，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我们还是让哲学回归社会生活吧。在中国的语境中，“斗争”的内涵通常包含冲突。
    我同意矛盾无所不在，但是解决或发展的过程没有命定的规律，人们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从而塑造出不同的过程和结果。就社会矛盾而言，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处理过程不断调和，避免决裂；结果是融合新旧，综合各方，力求完美。
    要达到这样的过程和结果非常不容易。障碍在于过时的观念把中国人的手脚捆住了，必须冲破自我设置的牢笼，解放思想。

    友：去年三月，温家宝总理再次提出要解放思想，一年多了，还在吵这个问题。
    袁：积重难返啊。中国社会转型三十年了，走出了死胡同，值得庆幸。涌现了一批筚路蓝缕的英雄豪杰，但也弥漫着转型期特有的庸人综合症。主要病征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斗争哲学。眼光狭隘，观点陈旧；但是一披上民族大义和为穷苦人说话的大衣，反对者似乎就有罪了。
 

    友：你历数了不少陈旧观点，眼光狭隘有什么主要表现？
     袁：在民族主义和民粹情绪支配下，以阶级斗争多疑症的偏光眼四处搜索，根本看不清世界发展的全局。
    有些人把被侵略和被压迫的历史记忆化为道不完的国家和民族的恩怨情仇。他们忘记了任何民族都由吃人生番演化而成。从累见不鲜的血亲复仇开始，群体或个人互相砍杀，归根到底是人类野蛮史的一页。记住仇恨是为了化解仇恨。以协商、谈判、民主、法治代替杀戮为解决个人、集体、民族、国家的矛盾，寻求双赢，是人类文明不可抗拒的进程。西欧再次成为文明发展的领头羊，法德世仇化解就是让人景仰的典型。合理的联想是：中国和日本为什么不能化解矛盾，携手共进？
    全球一体化无法抗拒，也是促进人类福祉的康庄大道。地区自由贸易区、地区共同体是全球化的过渡步骤。中国人应该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促进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乃至亚太共同体降生。热衷给别人乱戴汉奸、卖国贼帽子的人，对这些都是反对的，鼠目寸光，太可怜了！
 

    友：还要不要讲国家利益？
    袁：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化解国家之间首先是同周边国家的矛盾，促进联合，让各国都能集中精力发展和改革自己，就是最好的维护国家利益的途径。
 

    友：你太理想化了。全球化是大国支配全球，不发达国家吃大亏了。
    袁：要看穿新左派和民族主义分子反对全球化的陈词滥调。一百多年特别是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以1978年为界，闭关锁国与融入世界，不是冰火两重天吗？一些国家现在还在饥饿线上挣扎，与富裕国家差距拉大，不检查自己的方针政策，将落后和腐败的责任一股脑推给帝国主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无疑在谋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同一个世界，不发达各国的状况却大不相同；说到底无非是坚持狭隘民族主义、斗争哲学还是主动调和矛盾、融入世界一体化过程的不同后果。激化矛盾，制造冲突，再过一百年也走不出困境。调和矛盾，按照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改造本国社会的运行机制，融入世界，是所有不发达国家提高人民福祉的唯一出路。
     2001年中国毅然参加WTO，1997、1998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主要人权公约上签字，总结和巩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既是制度选择，也是文化选择，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都体现在其中了。标准非常明确，问题是要落实。希望在前，但道路漫长，艰险，需要各方出力和监督。

 
2008年7月12日星期六
                          原载《SOHO小报》No.91第40—49页 ，2008年7月北京

 《何方自述》（十三）电子版。
 《产经新闻》社撰：《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四卷第2页。
 同上，第38~39页。
新华网东京2007年8月1日电(记者冮冶　吴谷丰)。
 第五号的主要要求包括：“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之日本人”，“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此外，还要求在福建享有特权，在全国有“布教”权和几条铁路的建造权等等。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洋军阀》（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7页。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版第145－146页。
 秦孝仪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史事部分（一）第377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87年台北版。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110页，三联书店2005年北京版。
 同上第167、168页。
同上第167页。
 唐宝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