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看云起的BLOG

下乡那会儿，要是谁的家里来人探望，是最让人羡慕的事情，如同过节，大家跑前跑后，就像是来探望我们大家似的，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连里没有招待所，男宾住男宿舍，女宾住女宿舍，总是有人主动倒出自己的床铺，献一份战友之情。男女生之间多了共同的话题，关系也比平时密了许多。

七一年的夏天，娴的姐姐带着放暑假的小弟来到了农场。他们的到来一下子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尤其那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儿，白白的皮肤、大大的眼睛，一说话，就露出了一对兔板牙，让人觉得好玩极了，大家都由衷地喜欢上他，亲切地称他为兔小弟，连他本来的大号都没人叫了。

晚上睡觉时，兔小弟被迎进了男宿舍，那是一种极隆重的礼遇，男生们为他开了一个“联欢会”，还特意不关门，就是让我们女生也听听他们是如何折腾的。有人吹笛子，有人唱歌，还有人说天津快板，一直折腾到小半夜。

兔小弟白天可是属于我们女生的，大家喜欢与这个小男孩儿唠家常，他喜欢听故事，且是是一个接着一个，我们轮着班，他却不换主儿，很快我们的故事就被他掏空了。望着他那天真的眼神，没人好拒绝，只好现编现卖编起了“瞎话”，这“瞎话”他也喜欢，百听不腻，从此更是没完没了……过去，男生们从来不光顾我们女生宿舍，自从兔小弟来了之后，时不时地就有人在我们门口探头探脑，我们知道他们是来找兔小弟的，却故意不让他出去，急得门外的人像热锅上的蚂蚁直转磨磨儿，憋的实在没辙了就冲着屋里喊道，“求你们了，姑奶奶们，快让兔小弟出来吧！”大家笑过之后，这才让他出去。在那段日子里，有关兔小弟的话就挂在每一个人的嘴上，一说起这个话题，就连最口讷的人也变得健谈起来，单调的连队生活里出现了少有的活跃和快乐。

男生们带着兔小弟到麦田里和水塘边上玩，给他捉蝈蝈儿、水老鳖，还有人用麦秆编蜻蜓蚱蜢什么的。每次兔小弟回来，双手都捧着“礼物”。他对那些大哥哥们非常崇拜，一说话就是哥哥们如何如何，这让我们这些女生很是妒忌。闲暇时，兔小弟就把他的这些宝贝摆放在窗台上，每天不知会摆弄多少遍。

娴的姐姐比我们大两岁，由于身体不好，再加上娴下乡走了，这才被留在了城里，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她请假代替父母来看娴，小弟非吵着闹着要跟来看二姐，于是她们就一起来了。她给娴带了家里炒的油茶面，还有一大瓶鸡肉炒瓜子的咸菜，数量虽说不多，可宿舍里的每个人都尝到了一点。当时我的感觉这炒瓜子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味了，眼见着窗台放着的咸菜见了底，有人提议倒点开水涮一涮还可以当汤喝。每个人都想象着这汤说不定有多么鲜美，手快的人把暖水瓶里的水倒进了瓶子里，大家又喊她多放点水。水快满的时候，突然听到“啪！”的一声响，瓶子从底边处齐刷刷地炸了开来，瞬间水就流了一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香味。瞅着好端端的一瓶鲜汤，顷刻间竟化为乌有，大家惊诧地望着那只破碎的瓶子，心中甭提有多懊恼了。

兔小弟来连不久就赶上了麦收，也赶上了雨季，三天两头下雨。农场提出“龙口夺粮”的口号，搞起了麦收大会战，场部机关及直属连队的人都下去抢收麦子，为此连里还杀了一口猪。

连着几个阴雨天，麦子被浇得倒伏在地，无法用机器收割，就只好靠人力大兵团抢割。尽管如此，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靠人割哪能割得过来？割下的麦子很湿，时间一长就捂发了芽，晒干了磨成面吃到嘴里又粘又辣。那一年，下雪了，还有许多麦子长在地里。

麦秆潮湿任凭你再快的镰刀，割上去也是涩涩的，镰刀下去成了半割半拽。地里的水已经饱合了，就像踩在海棉上，不一会儿鞋缂里就进了水，一迈脚一呱唧，那样子甭提有多狼狈了。有的女生来了例假，也照样下地，平时我们本来有三天假，可到了会战的紧要关头，根本就没人去顾及自己，人人都成了“拼命三郎”。

几天后，娴的姐姐想带弟弟回去，可走不了了。我们连地处偏远，离场部有三十多里的路，一下雨公路就不通车了，要等路干了才能通车，这下随了兔小弟的心愿，他和大家都混熟了，正好不想回家呢。平时，他不愿和姐姐干巴巴地呆在宿舍里，于是就跟着炊事班送饭的人一起下了地，为大家送开水，跑前跑后乐得屁颠屁颠的。

有人问兔小弟长大了干什么，他脱口就说，“等中学毕业后我也上你们这儿来……”“我们这儿的条件艰苦你不怕吗？”“我才不怕呢，这儿多好玩啊……”

娴的姐姐嘴上急起了泡，更怕家中的父母着急，她只跟厂里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在这里却耽搁了半个多月了。好不容易盼着晴了天，连里为了补充给养，早饭后派一辆胶轮拖拉机去场部拉面，一听这个消息就有人赶快告诉了娴的姐姐。天虽晴了，可公路一时半会儿还无法通车，拖拉机不能上公路，只好走乡间的土路，姐弟俩人与几个老职工的家属一起上了拖斗车。我们都出来送兔小弟，大家送给他的东西装满了一书包，食堂还专门为他烙了油糖饼留在路上吃。车开动了，兔小弟扶着栏杆向我们招手，他大声地喊着，“我明年还来看你们……”

兔小弟回家了，连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说来也怪，那一天所有的人心情都不好，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吃饭干活全没了精神，有的人还无缘无故地发着脾气。吃过中午饭，外面又下起了小雨，不能下地了，许多人倒头睡觉。快到三点钟的时候，娴被连里的人叫了出去，听说拉面的拖拉机出事了……

还有七八里地就到场部了，在小石桥上坡时，由于路面湿滑，拖拉机一下子失去了控制翻向了桥下……娴的姐姐腿被摔折了，她顾不上自己的疼痛，爬着呼唤着小弟，弟弟的头碰在了一块大石头上，还在向外流血，她一边撕开衬衣给弟弟包扎，一边大喊着，“求求你们快救救我的弟弟吧！”话没等说完人就疼昏了过去。一同坐车去的人都受了伤，就属她们姐弟俩人的伤势最重，没等送到医院，弟弟就已经停止了心跳，他的两只手死死地抓住那个黄书包……

兔小弟被埋在小石桥下，旁边就是大片的麦田。下葬那天，连里所有的人都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他的坟添了土，望着一点一点拢起的土包，所有的人都哭了。娴趴在坟上不让大家埋，她用手使劲地往外抠着土，指间流出了血，她哭喊着说，“小弟没有死，他只是睡着了……妈呀，都是我害了弟弟……”

兔小弟不仅是娴的弟弟，也是我们大家的弟弟，每年麦收的时候，我们都去他的坟头看望……眼下，又到小麦发芽泛绿的季节了，麦田随风而长，一天一个样，很快就会成为一片麦浪翻滚的海洋。我们都回城了，却留下了兔小弟永远在那里守望着……

紫萍说，“女人是花，我是一朵小小的豌豆花儿……”听她说这话时我们还都在农场，当时也就二十四五岁，正是女人的当花季节。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她时，我就会想起一种紫色的、清新的、毫不张扬的、美丽的小小豌豆花儿……

七六年的秋天，我们好几位女同志都相继生了小孩儿，连里无法单独解决这部分带孩子女知青的住房（爱人不在本连），所以，我与焦紫萍一起被安置在场部院里的工业连队。场部在我住的那个城市的远郊区，虽说离市里的家要倒换好几路公共汽车，可我们毕竟是可以每天回家住了，不用再在连队住宿，就如同变相招了工一样，能有这样工作条件的人甭提有多高兴了。既然是工业连队，就有车间有厂房，我们车间是专门生产传送带的，是过去苏联产的老式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上用的那种大传送带。

场部建在一片荒郊野地，连里的老知青说起当年建车间时，这里还有好几座坟，后来都迁走了。一想到脚下曾是片坟茔地，好多胆子小的人自然就想到鬼。明知道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可面对空旷的四周，我们上夜班时，总觉得偌大个院子里蒿草舞动，如同鬼影憧憧，来回出入车间总是觉得后背凉嗖嗖的。我那时吃夜班饭都不敢喝稀的，说起来可笑，是害怕上厕所，想当年我在山里走夜路都没这样害怕过。遇到要方便的事，只好几个人结伴一块去。从车间到厕所有一片一百五十多米长的开阔地，几个人手拉着手，一列横排，恁谁也不敢落在后面。在回来的路上，要是有人恶作剧地喊一嗓子“鬼来了！”吓得我们都“妈呀！”一声大叫着一路狂奔往回逃，就好像鬼真的追来似的。每个人都拼命地跑，连平常不善跑的胖刘都跑得飞一样的快，跑回到车间后心还扑通扑通地跳。几个人捂着肚子你瞅瞅我，我瞅瞅他，一起又笑弯了腰。

紫萍不怕鬼，她会讲好多神鬼狐仙的故事，活灵活现绘声绘色不由你不信。我曾奇怪她小小年纪怎么就会那么多的故事？她大大的眼睛就那么瞅着你讲，随着故事的跌宕起伏，使每个人的心会一直被揪得紧紧的，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她的故事都是从老人们那儿听来的，她说自己从没见过鬼，所以根本就不相信这世上有鬼。她人缘极好，特别乐意助人，还会点小推拿，有人闪腰歪脚挫了手指头，找到她揉巴几下准好，市里有陈氏周氏整骨医院，因此，我们就叫紫萍为焦氏，她也不恼，还笑呵呵地说，“好啊，过去的女人没有名都叫氏吗……”

有一回，我和小齐在抬传送带时，不小心歪了脚，脚立刻就肿了起来，别说走路，连地都不敢沾。紫萍二话没说，抱起我的脚就开始揉，她当时正怀她们家老二，七个多月的身孕，蹲下起来身板都不太灵活，于是她就坐在地上，把我的脚抱在怀中，让我的脚紧紧地贴在她的肚子上。她说骨头没坏是筋扭了，捋巴几下就没事了。说来真是神奇，刚才还疼的我爹一声妈一声地叫唤，不一会儿的工夫就不那么疼了。我试着小心地站了起来，脚下虽说还有些微微的疼，可却敢着地了。

紫萍的娘家就在附近郊区住，周围也是一片荒草甸子。小孩子们喜欢到甸子里玩，看见坟包也不知道害怕，倒是大人们一到天黑就把自家的孩子找回去，把门拴紧，无论外面有什么响动都不让小孩儿们出去。当年文革刚结束，能看到的书有限，所以听紫萍讲故事就成为我们的一大乐趣。有时趁着干活休息的空儿，我们就会围在紫萍的身边，有人提议说，“焦氏，讲个故事吧！”紫萍就会眯起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慢声拉语儿地打开话匣子，她的眼神神秘得像一潭深水，那声音空灵灵地使人毛骨悚然。

“我小时候听大人们讲，有一年，邻居家二驴子他舅傍天黑的时候赶马车回家，路过小石桥那个地方，有五六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嘻闹着爬上了马车，有抱他脖子喊大爷的，也有拽他皮袄喊叔的，他当时刚喝过酒也没在意，以为是附近村子的孩子放学回家搭便车呢。快走到村口时，他想问那帮孩子都是谁家的，一回头却发现哪还有他们的半点踪影，他们什么时候下的车竟一点都不知道，这一惊酒也醒了，这才想起刚才路过一片坟地。回到家后他大病了一场，家里人埋怨他喝多了看花了眼，也有人说二驴子他舅是撞见小鬼了……”

听紫萍讲故事那真是一种刺激，越是害怕就越想听，有人戏谑地说，“焦氏，你讲这些故事，小心真的招来鬼……”一听这话，紫萍立刻正色地说，“我才不怕呢，别说没有鬼，就是真有，我妈说我是松柏木的命，硬着哪，魑魅单找胆小的人！”

紫萍真的说对了，虽说是玩笑话，可却有了应验。小东是胆最小的人，也从来不敢跟我们唠这些闲喀。有一天晚上她上夜班，偏偏就出了事……

小东与黄姐夜班加工木链条上的压力盖，俩人一个干前半夜，一个干后半夜。那是一台老式的冲床，小东干的时候，黄姐就躺在一边的长条椅子上歇着，她们说好十二点交接班。就在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小东无意中回头看墙上的挂表，只听她“妈呀！”一声大叫，黄姐赶忙过来，发现小东躺在地上昏了过去。

黄姐到车间喊来其他上夜班的人，大家又是掐人中，又是捏合谷，折腾了半天，小东这才醒过来。她呜呜地哭个不停，说自己看见鬼了，就在半夜回头看表时，看见一个穿着白衣服没有头的人，后面的事就不知道了。黄姐连忙问，“小东，你是不是看花了眼，看的是我呀！”小东摇头说，“你，我还能看差？”

第二天早上，我和紫萍上白班，一到车间就听说了这件事，我小声地对紫萍说，“我们这儿真的有鬼，要不然小东咋就遇上了？”紫萍连忙捂住我的嘴说，“别瞎说，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小心有人打‘小报告’。”不久，主任找小东谈话，随后，又找了紫萍和其他几个人也谈了话。车间还召开了批判会，大家全都正襟危坐，紫萍代头批判发言说，“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我小时候竟在坟圈子里玩，要真有鬼十个八个总能碰上吧……”她用自身的说教来告诉大家没有鬼……

小东再也不提及那晚发生的事，有人问她，她总是一样的说辞，“那晚上我太困了，黄姐过来接班，吓了我一跳……”大家都相信确实是小东看花了眼，本来就胆小，疑心生暗鬼吗。除了小东的变化外，紫萍也有了许多变化，她不再给我们讲那些故事，无论谁说什么，她只是缄默不语。

七九年知青返城，我与紫萍分手后，再也没见过她。前几年听人提起，说她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全家都过去了。

每当豌豆花儿开时，我就会想起与紫萍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想起她讲过的故事……如今紫萍这朵小小的豌豆花儿早已是子粒饱满、儿孙绕膝，成为他乡客了。

                       一

小继是我们连最不修边幅的男生，喜欢穿一件肥大的旧中山装，一天到晚邋里邋遢。有人说他的皮箱里竟好衣服，其中还有一套将校呢的军装，可他就是不爱穿。下乡时，我们都挣一级农工工资三十二元，有人戏谑地称之为三百二十大毛，这可是生存的钱，所有的人都盼着发薪这一天。小继有钱三天乐，开支后，他就经常地光顾营里的小卖部，其实小卖部也没有什么太好吃的东西，无非就是那么几种简单的水果罐头，如黄太平果、苹果、梨什么的，再有的就是一种梆梆硬的蛋糕。偶尔改善一下生活还可以，可要是经常“光顾”，那点工资就不够了，所以，不等到月，小继的囊中就已羞涩。家中倒是时有接济寄些钱来，有指兴的小继就更不把花钱当作一回事。

有一次，正赶上工资花光了，家里的钱又没寄到，这可苦了小继，于是就想方设法地蹭饭吃，同来的哥们都吃遍了。要知道我们当时每个人都不富裕，老是这样，就有人开始厌恶他了。我们从食堂把饭打回到宿舍，坐在自己铺边上吃，一到吃饭时，无论小继讲什么逗人的乐子都没人搭理他。无奈之下，小继只有干坐在那儿，等着别人有吃不了的好帮忙，年轻人饭量大，尤其是那些大男生们，本来饭菜的油水就少，又是定量，很少有吃不了的。吃饭的人偶尔回头说句话，再回过头时，就会发现盘里的馒头少了一个，明知是小继拿的也不好发作，只有自认倒霉，离他远点，换个地方再吃。有时实在是揩不到什么油，见窗台上有大家吃剩下的好几天不要的干巴馒头，他也能拿来嚼吧嚼吧来充饥。

小继平时在连里的表现一般，最令人不齿的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有人去厕所发现他正从杖子缝向女厕所看呢！当时农村的厕所都非常简陋，我们连的男女厕所连在一起，中间用木板杖子隔着。当然他什么也没看着（我们连里的女生少，晚上都不敢上厕所，几个人找个黑暗处方便了事），为此，小继挨了连里的批判，他自己也感到抬不起头来。

这件事没过多久，小继的母亲来了。她穿了一件洗得泛白的干部服，齐耳的短发，头上戴了一条花布头巾，朴素极了，人也特和蔼，身上没有一点架子。连里人说这打扮像陕甘宁来的，还得说是延安大生产时期的。小继的妈妈找到指导员，提出要把小继带走参军。指导员坚决不答应，他列属了小继一系列的“劣迹”，不能走的理由是百分之百的肯定，为了对他负责任，小继必须在北大荒彻底改造自己。小继的妈妈笑着说，“谢谢你们这么负责任地帮助我儿子，请你放心，解放军部队是个大熔炉，我一定要让小继在那里得到最好的锻炼……”要迁关系时，连里拒绝出手续，小继的妈妈也没多费口舌，径直找到了团里。她在团长面前出示了自己的军人证件，那上面的正师职让团长一下子肃然起敬，团长立马敬了个举手礼。要知道我们团长也是现役军人，他只是个正团，见着首长能不敬礼吗！后面的交涉就一路平坦了……

小继下乡不到两年，随母亲参军走了，行李也没回连取，后来，还是连里给寄了回去。听说小继当兵后，进步很快，不久便入党提干，还被保送上了军事院校读书……

                  二

林知青是我们营的赤脚下医生，他叫林先进，是六八年下乡的。他为人随和，老职工习惯成叫他林知青。我认识他那会儿，他已经不是赤脚医生了，不仅不是，还成了一个被劳动监督改造的人。他穿了一件黑棉袄，袖头儿与前襟都磨得铮亮，有的地方还露出了棉花，腰里扎了一条小麻绳，灰头土脸的。他每天在卫生所挑水、劈拌子、烧炉子、倒污物桶……才二十岁出头的人，造得胡子拉碴，跟小老头似的。

我们去卫生所看病就能看见他，他总是低着头干活，从来不说话。有时与我们走个对面，就赶紧把头扭向一旁，他越是这样，就越引起大家的好奇，常会有人小声说，“就是他，栽到那个女人的身上……”

林知青原是四连的卫生员，在营里小有名气，正赶上营里组建卫生所，就被点名调了去，当了一名“赤脚”医生。他勤奋好学，就是经验少，因营里的条件有限，团卫生院离我们又很近，所以到卫生所看病的多是些头疼脑热的，就为拿点小药。他接触不到更多的患者，无法实现他从医的远大抱负。

有一回，卫生所另外两位医生去团里办事，留下小林值班。那天他们连的一个女生正巧去看病，她跟小林说，自己的下身处有点不好受，想拿点药。这个女生自从小林调到营卫生所后，就常来找他看病，关系非常熟悉，有时还开点小玩笑。于是，小林说，“没检查我怎么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不好给你开药！”那女的究竟是怎么同意的就不得而知了，正在小林给她检查的工夫，又有别的人进来了……

这件事很快被汇报到团里，认为林先进的品行恶劣，在知青中影响极坏。出事后，小林被立即停职反省。按团里规定：第一小林不是正式大夫，没有行医资格；第二小林不是专职的妇科医生，无权检查女人的生殖系统疾病，第三小林作为男性医生不能单独给女性看这种病。来调查的人问到小林的当时想法，他只是说，“我就想检查一下她到底得的什么病……”他写了极为深刻的检查，团里卫生院的老大夫们集体讨论认为，小林是违犯了医疗规定，而不是道德问题，让他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几年后，林知青考上了某市的一所医学院，他毕业后当上了一名真正的大夫，实现了自己的远大抱负。

                 三

小沙是个回民，我们连里的人背后都叫他小回子。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他被调到连炊事班工作，主要是让他另起炉灶做自己的饭菜，这样，他就可以放心地吃饭了。许多时间他都是呆在食堂那个地方，一是不放心自己用的那些锅勺，时刻提防着有人恶作剧地用它盛什么荤腥，二是他不愿意呆在宿舍里，认为没有什么人可唠心里话。

我在后勤排工作，有时食堂忙不过来时就被叫去帮厨，同是一个排里的人，我曾主动找小沙说过话。他谈吐正常，人也显得很腼腆，只是你问一句他就说一句，从不多说一个字，给人的感觉他是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了。不过，我总觉得小沙的眼神中似乎缺少一种这个年纪的人应有的热情。

有一天下午，我去食堂帮厨，刚走到食堂仓库门口，突然听见里面传出一声声如孩童般地惨叫声，我赶紧从门缝向里望去，这一望吓得我半天不敢出气。我看见小沙在里面正用铁丝勒一只猫的脖子，那是一只来偷嘴吃的大狸花猫，见状我正要去制止，却发现已经不赶趟了，猫停止了挣扎……我感到了浑身的发冷，胃也向上反，甚至不敢再看一眼，于是捂住嘴跑回宿舍。晚饭我没去吃，早早地钻进被子里，虽说是刚入秋，我却冷得上牙打下牙，连里的卫生员过来看我，试体温三十八度六，她给我打了一针退烧的药，又看着我把两片安乃近就着水咽了下去，这才离去。

我躺在被子里迷迷糊糊地睡去，浑身燥热。我梦见自己躺在一个大舞台的上面，台下一片漆黑，突然，黑暗处有一只小牛犊般大的金猫一下子窜跳到了台上，张牙舞爪地冲向了我，它的两眼灼灼冒着金光，声音惨烈地叫着……

早晨我醒来后，发现烧退了，同屋的人笑着问我，夜里老喊什么，怪吓人的，我不好意思地说出自己的梦，谁知她们一听全乐了。炊事班一个叫珍的人说，“昨天夜里我们宿舍走廊里真来了一只猫，听说是小回子白天给勒死的，猫死后，他又用铁丝扎瞎了它的双眼，然后扔到土堆上了。都说猫有九条命，这猫沾到土气儿就又活了过来，从食堂到我们宿舍要经过一个六十多米宽的操场，一只瞎了眼睛的猫竟在半夜找了来。它找到小回子的宿舍门口，像是讨债似地一声声嚎叫着，难怪你做梦会听到到猫叫，我们都不敢出去看，最后那只猫让他们男生用门愣是给挤死了。”这件事真是奇怪，一只死了的猫活过来后还知道寻仇，真是不可思议，私下里大家一直议论了好常时间……

七九年，小沙随大批知青返城了，在一个城郊奶牛场上班，他工作勤恳，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小霞是我儿时的伙伴，比我大一岁。我们俩家住在一个大院里，读小学的时候又是前后桌，所以，俩人每天都是一起上学放学，几乎是形影不离。听大人们说，小霞两岁的时候父亲就没了，为了生计，母亲带着她改嫁到李叔家，她随李叔的姓，也喊李叔为爸，可小孩儿们都知道他不是她亲爸。

小伙伴们常在一起玩耍，小霞性格敦厚，不善言语，有时玩恼了，有的小孩子就骂她“带犊儿”“拖油瓶”，每当这时，小霞的大脖筋就会绷起老高，红着脸回骂道，“你才是带犊儿拖油瓶呢！”那时我也不明白这“带犊儿”“拖油瓶”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觉得不好听，于是就帮腔说，小霞就是李叔的女儿，你们看她长得多像李叔。这话是话赶话，脱口而出，是小孩子的义气使然。其实我也知道，小霞与自己的五个弟弟妹妹们长得一点都不像，就更不像那个胡子拉茬又黑又瘦的李叔了。

小霞人长得白晰，皮肤白里透红，眍喽眼，头发卷曲发黄，跟我们院里的小孩儿长得都不一样，有点洋气。大人们私底下猜测她可能是老毛子的混血儿，不是个二毛子也是个三毛子四毛子什么的（哈尔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生活过许多白俄）。当然猜测终归是猜测，谁也没得到佐证。

小霞每天放学后都要帮母亲照看弟妹，除后背背一个最小的外，还要一手拉着一个稍大点的，七八岁的孩子累得东倒西歪，大人看了都心疼，说这孩子命可真苦。李叔是个工人，工资收入不高，小霞妈要揽些手工活贴补家用。我记得她们家靠门的地方总放着一个大麻包，里面装满花花绿绿的小碎布头（棉线衣裤的下脚料），拆成棉线，一公斤能挣角八钱。小霞出来带弟妹玩时，也不忘带出一包活儿和几把小锯齿，于是我们就帮她一起拆线……

68年下乡后，我分到离团部较近的连队，而小霞分到较为偏远的农业连队。当时知青都挣1级农工的工资，每月32元，工资对小霞来说，简直如同挖到了金矿。扣除自己的简单花销后，余下的钱她全部寄回家，自己连雪花膏都不舍得擦。她大多是托连里出来办事的人给寄钱，很少自己来，偶尔出来一次，就会到我那里去坐一会儿，说点悄悄话。

有一次，她告诉我，连里有一个长得相当不错的男生偷偷给她写信，要与她交朋友，被她“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我故意逗她说，“谁让你长得漂亮招风，你看怎么就没人给我写呢？”小霞急头掰脸地说，“我们是来屯垦戍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再说兵团还有‘三不准’，我才没功夫搭理他……”是啊！那时我们虽是青春萌动，却真的不敢有这方面的半点想法。

小霞的出身好，阶级觉悟高，不怕吃苦，抢着干脏活累活，总是被评为五好战士，当上了排长，还入了党。71年，我们连调到内地，家也因父母下放到农村而搬离了老房子，从此，我与小霞失去了联系……

 85年，一次在路上，我意外地碰到了小霞，发现她一脸倦容，比实际年龄老了不少，眼角处有了鱼尾纹。她说，“我们家也不在那个大院住了。”“知道，返城后我去找过你，听说李叔厂子给房子了，现在你们家条件好了。”一听我说这话，她突然难过起来，叹了口气才说，“我爸77年得肺癌走了，母亲看我在乡下太苦，就让我顶他的名额返城接了班，那可是个国营指标啊！你知道我不是我爸亲生的，谁不想上国营厂子当工人？我妈劝住了弟妹们要接班的念头，并让我保证今后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家。从此，我顶起了家中生活的大梁，每月如数把工资交给母亲，这才知道我爸当年的担子是多么的重……”讲完了她眼里满是泪水，我赶紧递给她一块纸巾，有意岔开话头，“你的小家一定幸福吧！”小霞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还没结婚呢！”

接下去，她又叹了口气说，“我帮助弟妹们一个个都成了家，这才发现自己倒成了困难户，当初不想搞对象有人上赶着，而如今想结婚却成了难嫁的老大姑娘……”我试探地问，“你选择对象都啥标准？有合适的我给你介绍一位。”她连想都没想就说，“我是个党员，怎么的他也得是个党员啊！”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大致有个谱……

小霞的条件虽不算太高，可问了几个却都不合适，我实在不是当“红娘”的那块料，这件事一撂就是几年，几乎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后来我去小霞上班的工厂找过她，却发现厂房早已夷为平地，成为一个建筑工地，一打听才知道厂里的人都下岗回家了，就像上一次我们俩人的偶遇一样，不经意中又失去了联系。

去年秋天，我们战友聚会，见到了许多熟人，就是没有小霞，有个叫明兰的过去跟小霞是一个厂，从她那儿我打听到了小霞这些年发生的事，她告诉我，“小霞38岁才结婚，爱人比她小两岁，姓刘，家里有房子，是她师傅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师傅的撮合下，他们结婚了。文革期间，小刘由于出身不好，在单位干活总受人欺负，一次实在忍无可忍，失手把人打伤了，被判了三年刑，出来后工作就丢了。人虽然不错，可别人一听他是服过刑的，谁还敢跟他处对象？因此也就成了老大男了。

小刘没工作，结婚头几年每天在街边戳大岗（卖零工），后来身体不好就干脆呆在家里。他们婚后没有孩子，单位有人出差，在火车上捡到一个女弃婴，就给她抱了回来……一家三口全靠她一个月几百元的社保金生活，好在小霞又在环卫部门找了个扫街的差事……”

一天下午，外面下着蒙蒙细雨，我找到了那趟街，也找到正在干活的小霞。她穿了一件桔黄色的风衣特别显眼（环卫工人的标志），手中一把大扫帚不停地清扫着。这样的天气还扫街，真够辛苦了。于是我喊了声“小霞”，当她发现是我时，竟像小孩子似地挥舞起大扫帚，高兴地大喊大叫了起来。小霞跟同组干活的人请了一会儿假，说是家就在附近，非让我到家里坐一坐。

她家果然离得不远，拐过一趟街就到了，我们一直上到七楼进了她的家。听到门响一个中年男人出来迎她，没想到小霞还带来了我这个“陌生人”，他显得有些不自然。我打量眼前这个人，只见他腰间扎个小围裙，大概正在厨房干活呢，一看就知道，绝对是个居家过日子的老实男人。他人长得又黑又瘦，倒有些像李叔。他见小霞跟我说话，打了个招呼说是要买酱油就匆匆下楼去了，我想他是有意躲出去吧。这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四十多平米，屋里家俱不多，却干净明亮。

我们随意地唠着家常，她女儿不在家，说上学还没回来。小霞一边为我倒着水一边自嘲地说，“你看我混得还不错吧！”我点了下头，看我不说话，小霞问，“你也听说过他的事？”我又点了一下头，于是，她语气凝重地说，“我不能老赖在家里不走，弟弟不说什么，弟妹却常摔脸子，为了找个安身的窝才嫁给他。我知道他有打人的‘前科’，就让他保证婚后一定不能打我。我们的日子虽穷点，可他从来没动过我一手指头，对我真的挺好……”

天色渐暗，小霞还在班上，不便久唠，又说了一会儿话我就告辞了。走到街上，小雨还是淅淅沥沥地下着，我把风衣的帽子戴上，眼前不时会碰到一两个扫街的人，桔黄色的雨衣很像一种菊花的颜色……我踏着路边的落叶一步一步向家走去，心想哪个女人年轻时不曾是一朵花呀！走过一家商铺的门口，一只孤独的音箱被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簇拥其中，正传出了邓丽君唱的那首《雨夜花》……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每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春节刚过，我去早市买菜，虽说是打过春了，但北方的早晚与白天的温差还很大，依旧很冷。在人流中，我听到了一声清脆地吆喝，那声音充满了音乐的质感，与一般小贩吆喝不同的是，它快慢有度、张驰有序。受那声音的吸引，我停下了脚步。耳边传来 “挂面、挂面，北大荒挂面……”那个荒字有意被拖长了。也许是北大荒有我无法忘却的情怀，我本能地就喜欢上了这个叫卖声，更何况这声音听起来还有些耳熟，它令我想起一个人……

我走近她的摊位前，只见一位中年女人站在那里，脸有些黝黑，在冷风中两颊冻得通红。羽绒服的外面套了一件破旧的皮大哈（光板的老羊皮袄），手抄在袖筒里，显得人有些娇小。像她这样的穿着很适合于当年刮大烟泡的北大荒，在现代城市里纯属老古董。她面带微笑，见我看她，就赶忙招呼，“姐妹，来两斤挂面吧！”难道是她？我犹疑着怕认错人， 一时竟没有说话。毕竟我们有三十多年没见过面，有些拿不准眼前这人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这时，有人要买挂面，就在她侧身找钱的一瞬间，我看见她右脸颊上闪现出了一个深深的小酒窝……我一下呆住了，胸海中浮现出一个年轻女孩子的身影……

那一年的冬天，我们连调来一个叫田晓雅的人。听说她是从十六连来的，尽管连里什么都没说，我们还是把她与十六连的卫生员对上了号。听说她善于针灸，平时有人头疼胃疼的小毛病，只要她给扎上一两针，总能手到病除。她的不幸恰恰是因为针灸引起的，那年夏天，连长犯了胃病，晓雅到家里给他针灸，有一次赶上他老婆不在，连长用暴力占有了她，并有了身孕……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农场，在知青中引起很大反响。更何况施暴之人不仅有老婆孩子，还是掌控知青前途命运的一连之长。尽管他被判了刑，得到应有的惩处，可随着晓雅的出现，我们许多人的心头产生了一丝莫名的忧郁。

眼前的晓雅，脸色苍白，一付产后虚弱的样子，人也怔怔的。右脸上有一个深深的小酒窝，那里漾的不是笑，却象是专门盛载苦涩的。就这样，也依旧无法掩饰她姣美的面庞，举手抬足间带有一种凄楚柔弱的美，更让所有看到她的人心生怜惜。正好我铺位旁边有一个空位，于是就帮她铺上了被褥。

有一天半夜里，宿舍的人都睡了，我听见她在被窝里抽泣，于是就轻轻推了一下，她忽地坐了起来，手紧紧地按住胸口喃喃地说， “吓死我了……”说完这话她“呸！”“呸！”朝地上吐了两口吐沫又躺了下去。常听人说，做恶梦后吐几口吐沫就能化解厄运。第二天，我问她，“昨晚是不是又做恶梦了？”她点了一下头，笑得有些勉强，我说，“你看大家都非常同情你的遭遇，就忘记那些事情吧……“虽知她却忧郁地说，“我不要任何人的同情，那会更让我记得自己所受过的屈辱……”大家背后都叫她“拼命三郎”，无论连里分配什么活，她总是抢最重最脏的活儿干，别人休息，她却不休息，由于她的人缘好，过去的事渐渐地被淡化了。

我冒然地喊了一声“晓雅”。听我喊，她先是一愣，手中拿的钱也掉在了地上。接着就上上下下打量起我来，向后退了两步（那地方也只能是退两步的地方），突然，她眼睛里充满异样的光彩，兴奋地跳了起来，全然不像她这个年龄的人，隔着摊子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说，“真的是你？你可想死我了……”我们俩人使劲地拉着手，高兴地笑了起来，这惹来好些人的侧目，我们只是笑啊笑，不知不觉中眼里竟淌出了泪。

晓雅拉我进到摊床里面，有四五个编织袋子装满了挂面立在那儿，她脱下那件羊皮哈铺在仅有的一只方凳上，非摁着我坐在上面。这是一个露天的占道市场，早市只能出两个小时，八点钟以后就要撤摊了。有太多的话不知从何说起，我忙问，“晓雅，这些年你生活得好吗？”她笑笑说，“头些年不行，返城后，我被分到一个街道小厂，后来下岗了，一大家人就靠老李那点工资。”说这话时她耸了一下肩，那是她习惯动作，我忙问，“那现在怎么样？”“前几年向银行贷款，我和老李开了一家小粮店，收益还不错，贷款早还清了。这不，一大早让老大给我把挂面用小车推过来，一斤挂面赚两毛钱，卖点得点，还得赚出养老钱。”她说得轻描淡写，省略了那段窘迫的日子。我说，“你怎么卖起北大荒的品牌来？”“也许是缘分吧，咱们在那儿呆过，它的粮食质量好，有信誉，也好卖，我还经营北大荒的米和面。”

她口中提起的老大是她的孩子吗？我于是问，“你有几个孩子？”她乐呵呵地说，“三个，不过没一个是我生的，都是我们家老李的。”说这话时她用眼睛睃睨一下周围，见没人注意才又说，“你说这女人也怪，不该生时偏偏就有了，可想要却怎么也生不出来……”

 “你们家老李知道那事吗？”“知道，一开始就没瞒他，咱这大岁数嫁人能没点说道？他接纳了我，说这不是我的错……” “你找过那个孩子吗？”其实我想说找过你儿子吗？可话到嘴边还是变通了一下。晓雅的眼圈红了，她揉着眼睛笑笑说“你看，站市场都站成了风流眼了。”接下去她小声告诉我，“没找，都送给人家了，那家人不错，还找什么找？”见我不解就又说，“不过也托人打听过，你也知道，北边农场尤其改革后，人口变动大，听说那家人调到别的农场去了。想想那孩子现在也是个小老爷们了，早成了北大荒新一代的拓荒者了。”这时，有人要买挂面，我们的话被打断了。

我以前从别的知青那里听说过，晓雅三十五岁才结婚。她嫁给一个死了老婆的男人，是一个很本分的工人，比她大七八岁，生活条件不太好，还带了三个孩子，她口中的老李就是那个人了。我坐在老羊皮哈上，还是感觉有点凉，于是站了起来。这时，见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推车过来，那人见我站在里面有些意外，晓雅走过来说，“这就是我们家老大，快散市了，来接我回去。”我注意瞅这个比晓雅也就小十来岁的汉子，一看就是忠厚老实之人，有几分木讷地冲我点着头，叫了声姨。他谦恭地听小雅的吩咐，看他那样子，我能想象出晓雅这个继母在家中一定是说了算的。我没听他叫小雅什么，于是揣想他大概不会叫她妈吧！晓雅指点着，他们忙着撤摊儿。我还没买菜呢，就匆匆与晓雅告别后，赶紧去买菜。

    回家的路上，我有些兴奋，满脑子都是小雅现在的样子，风霜中自有一份沉稳，她才是一个生活的强者，勇敢地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其实年节好过，日子难熬，这些年她一定是不容易。我突然想起当年晓雅教我唱的一首歌，于是就哼唱了起来，“北大荒黄昏多么美丽，遍地盛开金玫瑰，夕阳西下红胜火，大雁归巢野花醉……”有俩个年轻人从我身边走过，回头相视一笑，笑我吗？也许不是，随他去好了……

我们连驻守在杨树通的一山坳里，经常遇到蛇，尤其是在下大雨前，常会看到蛇从道上爬过，有时能看见好几条，老职工说，“蚂蚁搬家、蛇过道，眼看大雨就来到！”事实确实如此，蛇过道后，很快就下起大雨来，有时还会是连雨天。老职工喜欢抽一种地产的旱烟叫“蛤蟆头”，又辣又呛，蛇最怕这种味道，他们每人腰间都别着一个旱烟袋，蛇一闻到烟袋油子味就赶紧溜之。

听说蛇害怕烟味，有个别知青就偷偷买烟抽，自解地说，“可以忘忧不想家，还可以防蛇。”连里有个外号叫书呆子的人经常背后抽烟，没走到他近前就能闻到一股烟味，供销社不卖给知青烟，因为兵团有“三不准”，他就托老职工去买。有一次，他在草甸子干活被蛇咬了，送到团部抢救，我和连长去看他，只见那条腿全是紫黑色，肿的比他腰还粗，要不是抢救及时差点就丧了命。

从书呆子被蛇咬以后，人人谈蛇色变，抽烟拒蛇的理论也动摇了。

我们这些女生，没有不害怕蛇的。听人指点，我们在山里走路，手中常拿一根树枝，边走边拨拉着路边的草，这是打草惊蛇，意即告诉躲在草丛中的蛇有人经过。蛇是知趣的，听到响声不等我们发现它，早已藏身于别处去了，男生嘲笑我们是扫蛇娘子军。

有一天，傍晚收工回来，看见好几个男生围成一圈比比划划的，走到近前才发现，一条二尺多长的青花蛇被放在一个大盆里，有人用小棍捅那蛇，蛇就高昂着头，口中吐着蛇信，发出嘶嘶声。我们几个女生一看是蛇赶紧往后靠，见状有人就说，“兵团战士还怕蛇？见到敌人可怎么办？”本来我想走了，一听这话就来了气，蛇和敌人有什么牵扯？当时正是六九年，边境形势严峻，我们地处边境，随时准备打仗。于是我替女同胞们回敬道，“谁说我们怕蛇？”“不怕蛇你就抓抓看？”“抓就抓，我才不怕呢！”我可知道了什么是逼上梁山，一句脱口而出的大话就把你给僵在那儿了，你想不抓都不行，几个女生也深怕我反悔竟一个劲地往前推我。

其实，我就是一只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明明是心里怕得要死，可嘴上却绝不会服输，有几个男生在起哄，女生们就怂恿我抓蛇。有叫好的，有鼓掌的，我心里那个后悔，自己干吗要嘴欠，可被逼出来的勇气也得展示一下，不然在这些人面前还不落下话把？我走到近前，看了一眼那条蛇，只见它昂着头，两只小眼睛又黑又亮，我犹豫着不知如何下手。别看蛇头并不大，可蛇的嘴特别大，它能吞下比它身子还粗的耗子（这是我在科教片的电影中看过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条毒蛇？大家只顾注意我脸上的表情，却万万没有想到我会突然伸手猛地抓住了蛇尾，把蛇提了起来。其实，这些人都是我的战友，意在吓吓我，嘴上服个软也就算了，没成想我还真的把蛇拎了起来。也许我出手太快，完全出乎看热闹人的意料，就是那条蛇也没有马上反应过来。

只是那么几秒钟，蛇被激怒了，被揪尾巴的滋味一定不好受，刚才是被这些人用木棍给捅累了，这一下又重新激起了它的斗志。蛇头立刻反转过来，身体向上迅速拔起，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倒勾，它张开大嘴，眼看就要够着我的手，有人大声喊道，“快放手！”我一惊赶紧松开了手，还好，那蛇又掉进了盆里……我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不怕蛇的，腿虽有些发抖，可我的脸上愣装出一付坦然的样子，在啧啧称赞声中我有些踉跄地走回了宿舍。

那天晚上睡觉，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森林里全爬满了蛇，大蛇、小蛇，全张着大口……蛇没了……又出现一群张牙舞爪的穿着花花绿绿服装的敌人……

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点不假。我虽然没被蛇咬过，可从那件事后，我怕蛇怕得更厉害了，走在道上只要有人喊蛇，我就会惊悚地跳起来大叫大嚷。其实这都是同伴们存心跟我开玩笑，过后，大家哈哈大笑了事。有时，我也会去吓她们，开玩笑呗！心想我又不是倒霉蛋儿，哪儿就真的那样巧与蛇狭路相逢？

在山脚下有一眼山泉，我们常去那里洗脸刷牙洗衣服。有一天我一个人端着盆去打水，那是连里顺着山坡修的一段土路，两米多宽，正好能走一辆水车。快到泉眼时，突然听到左边的草丛中发出窸窣响声，随后，窜出了一条蛇。它爬向路中间，正挡住我的去处，这一惊非同小可，我“妈呀！”一声大喊并随手把盆扔了出去。要知道我的“调门”是全连少有的高嗓儿，不知是摔盆声还是我那一声喊，把蛇吓了一跳，只见它迅速地扭动着粗粗的腰身向我右侧的石砬子爬去。

石砬子是北方对石头山崖的一种叫法，有些地方就是用石砬子命名的，如白石砬子、黑石砬子……蛇顺着岩石往上爬，离我不足半米远，我一直盯着它，哪还有跑的勇气？这是我在这里见到过的最大的一条蛇，足有一米多长，比小孩胳膊还粗，浑身长满咖啡色与黄黑的花纹。我的心狂跳着，不等它反过劲来，一弯腰，搬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朝那条蛇砸去。只听“砰”的一声响，随即那块石头向谷底滚去。我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蛇的肚子被砸开一条大口子，肠子露了出来，还有几块黄亮亮的东西软软地挂在那儿，蛇扭动了几下就不动了。它死了？怎么这么不经砸？蛇真的死了，我闻到一股血腥味，于是干呕了起来。我想站起，可腿软软的一点也不听使唤。

我的衣服全被汗湿透了，风一吹凉嗖嗖的。望着死去的蛇，我却无名地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有几个人也来打水了，我抹了一把脸站了起来，耳边传来空灵灵地问话声，“这么大一条蛇是你一个人打死的吗？”“你可真行啊！”……我无语以对，想说话却发不出一点声，只好傻笑着去草丛中捡回被我扔掉的脸盆。

好事的人把那条死蛇用棍子挑了回来，挂在离食堂不远的树杈巴上，好些人都围过去看，有人告诉我，老关也去了。老关在老职工中是山林经验最丰富的人，他一边抽着蛤蟆烟一边说，“这么大的蛇不多见，是一条母蛇，极毒，还带着蛋呢……”

过了一天，听说那条蛇不见了。有人说怪吓人的，连里让人埋了，也有人说是让人给炖着吃了，不管谁说什么，我从没在人前炫耀过自己打蛇的事，我知道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害怕蛇。那一砸是被恐惧逼出来的，即使今天说起这件事，我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那种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