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人把所有的功夫都花在这一世上。修成君子，沦为小人，贵为“东陵侯”，贱为“青门种瓜人”，都得在这一辈子了结。为子孙计、为社稷计，算是计深远。养出“浩然之气”，也是为了一个世俗的目的：“千古留名”。从孔子不谈“死”，到现代的“无神论”，汉族人活得非常脚踏实地，同时也很沉重。连<聊斋>里那一群来无影去无踪的艳鬼，也要跑到人间来成家过日子，实惠而辛苦。能变成蝴蝶便是我们汉族哲人(庄子)和情种(梁山伯、祝英台)最浪慢的好梦。

            西藏人不是这么活的。他们活在空灵的雪山中，天蓝得像魂魄，湖蓝得像圣灵。这山川雪域本是一座没有樊篱的城池，在这里梦和智慧可以走在大街上，而人和转轮则可以飘浮在空气里。这里本没有鬼气，也没有铜臭味。只有用雪山、灵湖、天珠、经幡......那样一些异样的文字定义的“过程哲学”--轮回。就像汉族人不懂藏族人怎么能把父母的尸骨肢解了喂鹫，

民主是一種制度﹐更是一種精神。為了對付人性的弱點﹐我們需要民主的制度。但是再好的制度都是有局限的﹐都是有空子可鑽的。而民主的精神則可以填補民主制度留下的空隙。仿制一種制度﹐其實要比確立一種精神容易得多。選民投票計票﹑議員發表競選演說﹐這是實行民主制度的具體操作﹐還不能等同於“民主的精神”。有兩黨制度監督官員﹐三權分立分散官員的權力﹐這是民主制度的具體功能﹐也還不能同於“民主的精神”。那麼﹐什麼是“民主的精神”呢﹖美國“超黨派議會(The Unicameral Legislature) 之父”﹐內布拉斯加州的喬治. 瑙瑞斯參議員 (George William Norris (1861-1944)) 說過一句話﹐可以解釋什麼是美國小鎮人理解的“民主精神”。喬治. 瑙瑞斯說﹕“公民為先﹐議員為輔。”意思就是說﹕如果誰要想在民主制度裡當議員﹐掌握權力﹐他/她應該首先是一個合格的獨立公民。議員﹐只是他作為公民的義務。

根據這種精神﹐在美國的小鎮﹐任議員﹑市長等官職﹐並不和個人的經濟利益或工資收入相連。小鎮的議員﹐市長沒有或只有很少工薪收入。就是當了州議員﹐工薪也不夠謀生。換一句話說﹐他們必須有自己的職業﹐不能靠當官過生活。他們當議員﹑當市長是為民

生活是一門藝術。我們是藝術家。藝術家有好有差﹐作品也可以風格不一。能把生活過得鋪天蓋地﹐分秒必爭﹐是一種風格。美國大城市裡的人﹐差不多過的就是這種風格的生活。大城市人口多﹐競爭多﹐機會也多。五花八門的工作﹐人頭濟濟的勞工﹐像一幅迎面壓下來的重彩油畫﹐讓人氣喘吁吁。能把生活過得行雲流水﹐清靜淡泊﹐也是一種風格。美國小鎮的生活就是這樣的風格。鎮小﹐人少﹐人心平和﹐競爭就不是一個非有不可的生存條件。或者說﹐激烈的工作競爭市場在美國小鎮基本上是沒有的。也許﹐這是許多美國人喜歡住在小鎮的原因。

人活得像人﹐不是看你有多忙﹐或有多重要﹐而是看你是不是把自己活得像自己。“像自己”有兩種解釋﹕一是活得像社會要求你成為的“自己”﹐譬如說﹐活得有成就﹐有責任﹐有地位﹔二是活成你自己想成為的“自己”﹐譬如說﹐活得盡心盡意﹐自得其樂。前者叫“天降大任與斯人”﹔後者叫“天生我才比有用”。

無論美國小鎮的生活多麼浪漫﹐多麼閒暇﹔無論在小鎮長大的人多麼善良﹐多麼傳統﹐他們也都會碰到這兩種不同定義的“自己”。於其說小鎮年輕人會和城里人一樣面臨就業壓力﹐倒不如說他們更多想到的是選擇成為怎

3. 水碼頭的小孩子
           
            水碼頭的小孩子大多會釣魚。水碼頭一帶湖多水多﹐當然魚也多。水碼頭一帶的魚多得讓人不能想像。老馬租了我的房子住的時候﹐有一次長老基姆釣了一天魚後﹐來我家找他。長老基姆把一根連魚餌都沒上的魚杆兒忘在流過後院的法國小溪裡了。第二天﹐他再來取魚杆的時候﹐居然夜裡就有一條魚兒自動上了鉤﹐被他連魚杆一起帶走了。這使我相信了中國遠古傳下的那個“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典故。中國遠古魚兒一定也多得自己往鉤上跑。水碼頭的魚不僅多﹐還大﹐能像五歲小孩子來麼大。所以﹐對水碼頭的孩子來說﹐釣魚是體育運動。釣到了﹐不一定能拉得上來。拉上來的魚如果小於六英吋﹐水碼頭的鎮法規定得一律放回去。
            水碼頭孩子玩的第二種體育運動是滑雪。水碼頭附近有一個滑雪場﹐叫“華茲堡滑雪場”。這個滑雪場是一個瑞典籍的老太太開的﹐老太太九十多歲﹐依然很漂亮。滑雪場的大餐廳裡﹐貼著她年輕時﹐在二次大戰中在

2. 水碼頭的農民們
 
            住在水碼頭鎮裡的居民多半是農民﹐而住在鎮轄區的居民﹐基本上全是農民。農民們種玉米﹐土豆和毛豆﹐還養一些馬。這一帶雨水充足﹐種什麼都長得水靈。雖然有了電視﹐電腦﹐農民的生活方式依然是農民式的。男人們大聲說話﹐女人們穿鄉裡鄉氣的花褂子。他們只關心收成和兒女結婚﹐不關心政治。在一定意義上﹐水碼頭的農民和中國農民有許多相似之處。水碼頭的農民大致分成三個宗派。
            第一派是艾密詩人(Amish)。艾密詩人是極端的自然主義﹐他們不喜歡現代科學和任何現代科學帶來的方便。他們電話不打﹐電燈不用﹐汽車不坐﹐以蓋房子﹐做木工﹐種田﹐做甜點心為生(鷹飯店的甜點心就是他們做的)。他們人數不多﹐但是一個抱得很緊的小宗族。想了解他們的生活細節﹐基本不可能。他們的圈子是打不進去的。他們只和艾密詩人來往。連他們的孩子都不上公立學校﹐而上艾密詩人自己的學校。所以﹐我對他們的了解只限於看著他們的孩子穿著黑衣服﹐戴著寬沿小帽﹐坐著馬車去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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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有許許多多小鎮。絕大部分美國人喜歡住在小鎮裡。他們是美國選民的大多數﹐他們的子女組成美國軍隊的主體。每一個小鎮常常有自己代代相傳的文化。這些文化不是紐約文化﹐不是芝加哥文化﹐也不是落山磯文化﹐是美國的文化。這種文化不是一種狹隘的競爭﹐不是一種深淵的知識﹐也不是一種無止境的野心﹐而是一種自得其樂地寬厚﹐滿足和洋洋得意﹐外加一些山野村民式的浪漫。
            其實﹐大部份不上電視﹐報紙的普通美國人都是這麼生活的。美國的小鎮文化代表著美國的文化﹐至少﹐代表著很大一部份美國的文化。下面﹐我來介紹美國的小鎮文化。我要說的這個小鎮叫“水碼頭鎮”。是我居住的小鎮。這裡有深遠的歷史和獨特的鄉村文化。這個小鎮裡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構成了和美國大城市迥然不同的風格。這樣的小鎮是美國無數小鎮中的一個﹐這個小鎮裡的人和事都是普通美國人的故事。可以算是風土人情﹐也可以算是人文歷史。我覺得認識美國文化﹐恐怕應該從認識這些普通美國人開始。而我因為認識了他們﹐又產生了一些對我們自己文化的思

One Breath in
(By Randall Nake)

These old walls, this old carpet
Every spot and every line
One breath in
Every footstep and every sound
These old seats, this old light
One breath out

(中文翻译）
那些老墙，这张旧地毯
每一个点和每一条线
在纳新
每一步脚印和每一声回音
这些老座椅，这盏昏黄的灯
在吐故

Zen Poem
(Brendan O'Connor)

To stop grasping it
Is to see it disappear
When I lift my feet
The river stops moving

I fall in love again
I smile
When I remember
I'm not different
I am when the river stops moving

(中文翻译）
别再试图去理解
就这么看着它消失
当我抬起我的脚
老河就不再流动

我重新恋爱
我微笑
这时我还记得
我什么也没变
当老河停止流动，我依然在。

Wind

当春，该红的红了，该绿的绿了。虫儿肆无忌惮地叫起来。小雨在池塘上跳着欢快的圆舞，踢踏踢踏直响，把一池春水折腾得琐琐碎碎。蛤蟆扑腾扑腾蹦上冷清了一冬的睡莲，有滋有味地将一些单调的“呱呱”声唱成一台戏。春天的生机此起彼伏，连一天静谧的星星，也挤眉弄眼，似乎想鼓噪起来。男人的心里便有一些莫明其妙的东西不可抗拒地萌发了。荒唐，荒唐得就像当春时节的野草，说长就长得遍地都是。
帕克斯招呼安农去酒吧喝酒。安农说：“不去。”帕克斯就一个人带着两只狗去了。帕克斯和狗一走，宿舍里和院子里都安静了，安农心里又觉得空荡荡的。他决定开车出去。一边开一边很奇怪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放纵一下？”虽然这样想着，安农的车还是开到了实验室。没有人在春天的周末还呆在实验室里，那里只有一排电脑在傻乎乎地工作。看见那些和自己一样老实的电脑，安农心里的孤独感减轻了，他也开始工作。他是个工作狂。
安农很机械地编写着一段计算机程序。这段程序枯燥得像一根干巴巴的枝条。安农顺着这根枝条一点儿一点儿地爬下去，搜索每一个可能分出岔儿的地方。他的

我小时候会干恶作剧，但我不会演戏。不会演戏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不会装模作样。比如说故意把眼睛瞪得很大，露出一副佩服地五体投地的神情，或把嘴巴张得很圆，显出一副吃惊万分的样子。因为不装模作样，我从小干尽坏事，还不遮不掩，引以为乐。就说一件我干过的跟演戏有关的坏事吧。人们立刻就知道了我不是个是好油灯。我家后门通一个小戏厅。我刚够到桌子高，就把一碗墨汁放在那做道具用的桌子抽屉里。那时候人们总是演<红灯记>。戏一开演，一个位受了伤的交通员在李玉和家歪歪倒倒地坐下来，李玉和从桌子抽屉里拿出那只碗，说：“同志，喝口水吧。”我在下面看著那李玉和的眼睛突然在那碗“水”的上方猛地瞪大，不知所措。可是，来不及了，那伤病员闭著眼睛，接过碗，装出一副一饮而尽的样子。接着，从他的下巴到他白衬衫的前襟突然黑了粗粗的一长条。我在下面是又兴奋，又紧张。心里一阵捅破了大人们的西洋镜的快乐。当然接着是挨了大人一顿打。

后来，我长大了，一到有了可以干恶作剧的机会，依然非常兴奋，对演正经戏剧提不起兴趣。因为，人一大，开口说话，举手办事都像在演戏一样，或著，要讨上司的欢心，或者，要显示自己的桌越，累得很，倒不如

美国西部是有个性的地方。西北风一吹，叶子落了，大平原上的树就瘦了。大雪里再一冻，到雪化了的时候，树就只剩下弯弯曲曲的筋骨，分不清是桃还是李。它们有时候一棵接著一棵，有时候又只有孤零零的一株，立在一马平川黄土地上，静静地，像是从大地的身体里抽象出来的灵魂。它们的枝枝桠桠带著一种升张的印象，托起了西部的辽阔，使西部的天，蓝得更大气；云，白得更简单。在这样的情景里，人实在不能不问：到底什么是生命的终极意义？

西方人讲灵魂。再偏僻的小镇，最大最好的建筑一定是教堂。教堂是一个通道，让个人的灵魂和永恒的上帝沟通。人们必须保证灵魂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为，西方人把肉体和灵魂分开，肉体的强壮不能保证灵魂就一定健康。肉体的享乐也不一定就能提供灵魂的平静。肉体的存在被理解为只是一种偶然，肉体是要毁灭的。在肉体死亡了以后，灵魂可以回到上帝的乐园，与上帝一起永生。寻求永生，害怕毁灭是生命意志的本能，也就是人作为物理存在的本能。人希望安全和被保护著，灵魂的永生是对生命的一种安慰。

西方人并不把他们的肉身等同与他们的“自我”，而让他们的灵魂等同与“自我”。这点很重要。柏拉图把那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