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今天的报纸，有偷腊肉的，有偷地里的大蒜的，有偷水果的，当然还有偷井盖的。可是偷的地方不是开心农场，而是别人家的阳台，菜地，店面！不知道如果这些小偷被抓住会不会被判刑，在欧美国家偷“维持生计的面包”是不会被判处刑罚的。偷食物的事件频繁发生说明了两点，一是实在太穷了，活不下去。因为你说人家偷腊肉、大蒜是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表现实在是太勉强了。二是物价涨得太厉害了，买这些食物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当你的收入只能够支付房租和食物的其中一项时，你只能选择偷食物，因为你没有办法偷房子。而同时，我们最神秘的有关部门在发布数据时依然厚颜无耻地宣布物价同比下降了多少，或者说同比增速下降了多少，收入环比上升了多少，等一些乱七八糟的比法。那些乱七八糟的比法或许对研究经济的发展有作用，但对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老百姓只问你一个问题，物价涨了没有，你说涨了那就OK了，说工资降低了没有，你说降了也就OK了，说其他的玄乎其玄的鸟东西做什么，说再多都是为了掩饰物价的上涨与收入的下降。进而说我们的社会依然在和谐中发展。我们要和谐发展，但不能被和谐。
(2008-09-23 21:26)
法制史里有一句话，是关于继承制度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意思是身份高的，即使不贤又不长，仍然是第一人选，身份一样的，就看哪个年纪大了。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度继承的是身份，不包括财产。在现代来说，可能大家会觉得有身份有什么用，财产才是最重要的，那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已经大不相同了，身份已经几乎不可以被继承了。这样你才退而求其次希望得到财产，而不是原来财产就比身份重要。在古代以及现代的大家族中，身份就意味着财产。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继承了身份，你就继承了统治地位，所以，这种继承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统治者的选拔制度。而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用人制度，即任人以贤不以能。先看身份，再看年纪，再看道德，然后才是才能。身份很简单，就看你爸妈是谁，长也很简单，就是看你年纪大小，那么评价一个人是否贤呢？主要是看是否懂礼数。这是由礼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决定的，看刑法制度中的“出礼入刑”就知道了它的重要性了。这种用人制度在现实中的反映就是：一是顶替制度。这个不用多讲，不用说在古代，就是在我们“社会主义”体制之下也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因为“革命者”的身份也是可以继承的。二是论
《人生》是路遥81年的作品，说的是那时的人，那时的事。但我想，读者大都可以把主人公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把高加林的所遇所求当作是自己的生活写照。
故事是这样的，高加林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但上学所熏陶出来的气质，形成的习惯，训练出来的思维却深深影响着高加林。在回村教了三年书之后，由于村长的傻儿子高中毕业，赤脚教师这块高加林最后的遮羞布也被扯掉了，家里缺米少盐，被逼进城卖白面馍馍，知识人的脸皮在普通人的肚皮之间痛苦地权衡。就在这痛苦的时刻，一个暗恋了加林很多年的美丽少女巧珍，终于不忍心让心爱的人再痛苦而要求与加林同甘共苦，加林接受了（告诫：不要在愤怒与痛苦的时候作出决定）。而且，接下来他们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日子，虽然有各种流言蜚语。一封来自新疆的信，改变了这一切（当你满足于某种现状时，就会有诱惑来促使你打破现状，所以，害死你的是你的好奇心）。这是来自将要做地区劳动局长的加林的二叔的信，马上，加林走后门进了县城做了通讯员，并且凭着真才实学干得很出色，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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