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王世泽

杨廷玉

随父亲工作地点的变动而迁居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1969年秋，我们全家从外地搬回到了老家—邓县罗庄公社青冢大队坡杨村。

我也从位于赵集的县第十三中学转学到了青冢学校插班上初中一年级。

上学的第一天，随着上课的钟声响起，班主任老师站在教桌前说：同学们，今天仍有王“先儿”给我们上医疗卫生课。我感到很好奇。心想，我这几年已在四所学校上过学，从未听说设置有什么医疗卫生课，怎么老家的“戴帽”中学还有这样一节课。“戴帽”中学是指当时为了普及教育在完全小学的基础上而新增的初中班。我正纳闷，一位清瘦而干练的中年人走上了讲台，给我们讲起了针灸治病的原理、方法及针灸的穴位。他边讲边用银针扎进自己左手腕上的内关穴，向同学们做示范，让记准穴位和用针要领。并把随身带的十几根针灸用针发给同学们，让同学们在手、腿上练习找穴位，体验针刺穴位时神经系统产生酸麻的感觉。他讲的语言精炼，条理清楚。一节课下来，我就基本上知道了针灸治病的简单常识，记住了合谷、内关、外关、曲池、足三里等常用穴位及主治的范围。

我不禁对王“先儿”肃然起敬。

以后每隔半个月左右，王“先儿”就来给我们几个班轮流讲课。除了针灸还有生理卫生、土单验方治病、采集种植中草药的知识。这些知识的学习使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受益匪浅。

过后我知道王“先儿”叫王世泽。“先儿”是我们当地对医生的尊称。也有直称之为王大夫或王医生。他是大队的村医。

王医生就住在我们村里。母亲让我称呼为“王叔”。母亲说这是按青冢村我姑奶家的排行叫的，因为王医生的妻子也是青冢村人，娘家就在我姑奶家房后不远处，但我姑奶家姓刘，而王医生的妻子姓王，我不知道她们两家有啥亲戚关系，反正我“王叔”、“王叔”的叫，王医生也就亲切地答应着。

王医生是白牛公社王冲人。生于1923年。小时家境贫寒，早年在家乡的一个药铺子里当过学徒。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邓县修建湍惠渠，在罗庄修坝拦住湍河，向赵集、裴营等地修渠灌溉农田，其中一部分受惠地方还是自流灌溉。当时全县各地都派有工。我们村子紧邻规划中的湍惠渠段，村子里成了“段”指挥部，除了住一名工程师指挥挖渠，也住了一部分民工。王医生当时是民工，因为干过跟“医”和“药”沾边的活，懂些医理药理，就成了小医生。那时农村缺医少药，哪位民工或村子里谁家有了病人只好请他给治一治。经他治过的病人大部分都好了，以后附近村的人也来找他看病，慢慢地就有了名气。

渠修好了，民工撤走了。但王医生不愿走，他在这儿住得与乡亲们有了感情。而乡亲们更不愿他走，他们感到有王医生在，看病吃药方便，花钱少。但怎样才能留住王医生，把他的心拴在坡杨呢？几位老人商量个办法，把紧邻的青冢村里美貌的姑娘王朝云介绍给王医生。但招亲的倒插门女婿名声不好听，会招人看不起，所以就在坡杨村择地盖了两间房子，把王姑娘娶过来成了亲，就算是坡杨人了。坡杨村也在方、宋、杨、刘四姓上又加了个“王”姓，变成方、宋、杨、刘、王村了。

王医生聪明好学，除了种地，给人看病外，闲一点就看医书，字也写得不错，算是有点“墨水”的人。解放后还担任了十林区高庄公社联合诊所的所长。联合诊所撤消后，回到我们大队当大队卫生所所长，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当时社会条件下全国性对乡村医生的称呼，也就是不脱离农业生产，不发工资，而由生产队记工分给一定补贴的村医。王医生当时除按劳动力记工分外，另外大队每月补助8元钱。

大队卫生所有6个医生，其中一位既是医生也是司药，吃住都在卫生所。6个医生家庭住址分布在大队所辖的3个自然村。平时也参加生产队劳动，有病人需要治疗则可以不上工。一般是看病开处方，配药在大队卫生所。几位医生均配有药箱，装有一些常用药品和急救用药，作为夜里有病人用药或需急救病人的备用药品。

王医生不论刮风下雨，夜晚还是白天，总是随叫随到，热情周到。并且平时就注重防治结合，以防为主。他总是利用大队放电影前或是大队开群众大会前讲上几句，宣传常见病、季节性传染病的防治及保健强身的知识。到春季王医生就带队医采挖茅草根、蒲公英根、地丁根发到各生产队和学校熬成“三根汤”，分给群众饮用。1973年至1974年，国家连续两年向群众分发防治疟疾的药片，王医生按上级“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发药到手不吃不走”的精神，和其他医生一起把药片分发到每一户每一人，看着乡亲们把药片吃了才离开，结果使疟疾完全灭绝了。

实行合作医疗后，群众每人交一元钱，治小病不再收费，治大病按比例大队给补助。每年群众交的二千多元钱，加上上级各级的补助，不精打细算是难以维持的。王医生就和其他医生一起种药。大队给拨了10亩地，医生们自己种起了柴胡、丹参、麦冬、荆芥、紫苏等中草药。几位医生轮流日夜管护，有空闲就除草施肥。到秋末，他们就到内乡的深山里去采药，然后用架子车拉回来。平时就到各生产队和群众家里去，把茄根、辣椒根、桑叶、荷叶、鸡内金等搜集起来，用土单验方给群众治病，还真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

渐渐地我们的大队卫生所出名了，有领导来考察，有人来参观取经。大队的群众除了夸青冢在外边工作的“官”多，就总在夸卫生所，特别是夸王医生。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大潮对卫生事业也有所冲击。很多村卫生所名存实亡，纷纷搞起了单干。虽然我们大队的卫生所也随大队的名称改变而称之为“村”卫生所，但卫生所没有散。王医生一心为乡亲们服务的热情没有变。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忙碌着，人们仍然尊敬地称着“王先儿”。并由此，他也带出了受人尊敬的“周先儿”（周畅然、周廷政）、“刘先儿”（刘国义、刘祖尧父子），还有其他我现在叫不上来名字的医生。

1984年10月，王医生去世了。乡亲们很痛心，纷纷为他送行。他静静地躺在村南紧邻村子的地方，身边躺着的是他恩爱的妻子。他在部队工作的儿子为他立了一块碑，碑文很少。但乡亲们的心中也有一块碑，字很多。他们记住了，永远记住了那个瘦高帅气的“王先儿”—王世泽医生。

 注：
这是市政协组织出版的大型系列丛书《历史文化名城邓州》之一《中医中药文化》中收录我的一篇文章。
丛书由原政协主席杨德堂主编，其中之《中医中药交化》由我和徐君泽编著。于2007年出版由作家出版社发行。

 杨廷玉 

 二00九年十一月九日

   承蒙市文化局局长闫富船同志赠阅书写其母胡秀兰一生的《春华秋实》一书，读后深为闫母的慈爱形象所感动，不禁潸然泪下。

   在祖国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历经艰难向前的进程中，亿万象闫母这样的伟大女性和中华民族其它儿女一起，默默忍受着时代变革中的阵痛，勤劳，勇敢，善良，至情至爱的奋力负重而行。

   1973年至1978年间，闫母在生产队劳动之余，徒步跋涉拉架子车去几十里外的湖北省老河口酱菜厂拉回酱菜向乡邻兑换薯干等杂粮，赚取微薄的差价以贴补家用。有的年景一个春上就往返十数次。一个瘦弱的农村女性不惧难、不畏苦，大爱无言的品格精神，促我提起笔截取了一个画面。

几声瘦瘦鸟鸣滴落

土路空旷寂寥

春寒冷风吹乱狂沙

一辆架子车

两道深深辙印

如心中深沉的爱

烙在坚强热土

温暖生命大美

辽阔眼神

慈祥的深入灵魂质地

向地平线的更远处张望

熟稔足音敲响梦中鼓点

粗重呼吸中漂浮希望旋律

孱弱疲倦身体

挺拔成高空不屈的标杆

柔和了土路朴素的语言

眉间抗拒清贫的坚毅

成为一种象征

生动起来

伴随燃烧的粒粒汗珠

溅在土路上开出花朵

幻化为严肃图腾

路正长

缀满沧桑背影

弯弯曲曲牧放

一句句迤逦诗行

这是郑筱萸案一审判决后纪检监察机关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进行调研时我应上级委托所写的一篇文章。郑筱萸案终审维持原判处以死刑。郑案尘埃落定，但新的“郑筱萸”层出不穷，说明反腐败斗争的方式方法很值得反思。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正在进行新一轮机构改革，新《食品安全法》也调整了食品监管职能，但很多人对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还了解不多，所以我把过去的这篇应时之作贴出来以供讨论！

漫谈郑筱萸案件及对反腐败与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再认识

杨廷玉

二OO七年七月

郑筱萸案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也引起了我们诸多思考。

为什么现在官员腐败案件越来越多，贪污受贿金额越来越大甚至是前“腐”后继，越反越烈，越反越盛。

郑筱萸案发后，中纪委驻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纪检组组长曲淑辉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认为郑筱萸案的主要教训有五个方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今年2月8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加强食品药品整治和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郑筱萸案件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教训极为深刻。

几个方面归纳起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可谓中肯，切中要害。

怎样防止大大小小的郑筱萸们的腐败呢？特别是对郑筱萸这样的“一把手”实行有效监督呢？“病”我们实际上早已看准了，但光能看出病还不够，必须能治病才是个好医生。那现在就看我们开的“药方”是否能对症下药了。我们过去已开了不少“药方”，比如官员的述职、述廉、任职公示，对官员的检查考核，民主测评，受理对官员的控告，对官员进行各种专项活动学习教育等。这些都是必要的。那么为什么官员的腐败案件还是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官员还是“腐”而不惫呢？

我看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现在的反腐败工作还是停留在“以官查官”、“以官治官”的老路上，是制度设计上有缺陷。

“以官治官”说它“老”是古已有之，但实践证明不是好办法。

我们现在实行的纪检监察“巡视员”制度，实际上古已有“八府巡案”，那是所谓授予“天子宝剑”，有生杀予夺“先斩后奏”之权的。

古代封建社会就设有纠察官员的监察机关，明朝更是设有直属皇帝，直接向皇帝负责的“东厂”“西厂”，对官员腐败罪大恶极的实行剥人皮的严刑峻法，并把“人皮鼓”置于各级衙门内以示警诫，可谓处心积虑，但效果并不怎么样。

我认为有一点我们现在没有运用好或者说已有的传统没有继承下来。即动员人民监督政府，让人民监督官员，打一场持久的反腐败的人民战争。

1945年7月，毛泽东主席与黄炎培先生讨论我国自古以来政治成败的原因及规律。黄炎培先生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也，其亡也忽也！’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因苦，只有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也隋性发作。由少数演变成多数，到风气形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

毛泽东主席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现在正象黄炎培先生说的那样有一部分人渐渐地不那么“聚精会神”了，“自然隋性发作”了，又一轮的怪圈似乎在向我们扑来。

我们也曾有过政治清明，干部比较清廉，万众一心的时候，正是我们的“清明”打败了蒋介石的“腐败”。正是我们的“清明”，凝聚了人民之心，才创造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

我们的改革开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各种复杂的经济成分共存，一部分富起来的人的奢侈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官员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一些一夜暴富者在经济上挥霍无度，在政治上要求决策权参政议政权等，或在官员中寻租代理人，以维护即得的利益，求得更大的利润空间。而郑筱萸们也正是通过不法商人谋求把权力变成商业利益。这样官商勾结，相得益彰。

由于官商勾结、官“黑”勾结谋私的过程看似是官员正常的行使权力，一些权力运作也是按“程序”“合法”地进行，很多是“心领神会”，而又“无懈可击”，各自心知肚明，心照不宣，成为一种“时尚”，拉关系，走后门，这种“潜规则”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家会不自觉地遵守“潜规则”。遵守“潜规则”就成了为人之“道”，为官之“道”。在社会活动中，谁不遵守“潜规则”就是个不会事、不懂关系的“不正常”人。而“潜规则”又是在罪与错之间游荡的东西，为了避免“罪”，也为避免成为“不会事”人，只有找平衡，拿一根竹竿，横在手里走钢丝。这根“竹竿”就是相互利用官员手中的权力，就是官官相护，盘根错节厚实的关系网。现在的查案成为人们常说的“找谁谁就有事”“隔墙撂砖头，砸住谁是谁。”虽然绝对或偏激，但不无道理。人们不说什么事，只说谁被“潜规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有女演员让“潜规则”了，不用明说，那就是肯定是该女演员与导演上床了。这些都见怪不怪，大家哈哈一笑就是了。

而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官员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使之众目睽睽难以腐败，不敢腐败，使之产生腐败的土壤和温床根本不能存在，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依靠群众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就是给人民以权力。有监督官员，评议官员，随时向官员提意见的权力。即是提的问题有出入也不得随意扣上诬陷的帽子。允许群众有监督官员的“自由度”，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支持保护群众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

不依靠群众而是内部整风的思想教育活动，群众称之为“舒舒服服洗温水澡”。说他“舒服”是因为搞形式走过场，检查其写了多少字的笔记，看其谈了几次心实际上并不能触及灵魂，因为结果是人人都过关人人都能过关。以至于胡长清案揭露出来后，媒体曾惊呼：胡长清是怎么过的“三讲”。胡长清贪污受贿生活腐化不也过了“三讲”吗！大大小小的郑筱萸们不也曾“舒舒服服”地过了各种教育活动了吗？

现在一说起“群众广泛参与”，一些人马上想起两个字，即“运动”。以至于谈“运动”色变。实际上“运动”是个名词，而不是实际内容。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是我党的一个传家宝，那有执政党怕群众的道理。

中国共产党是一党执政的政党，一般来说缺乏外部监督和约束，而其寻求外部监督的力量态势取决于党的民主程度，只有加强内部自身的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内部整风整顿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吐故纳新”的活动才能实施有效监督。

即使过去的“运动”可能过激，也伤害过一些人，但平心而论，确实能使干部平时小心谨慎，踏踏实实，没有那么多非分之想，生怕“挨整”。即使“运动”中挨批的人，绝大多数“运动”后期也都“解放”了，官复原职了，但思想上确实触动了。使官员真正知道必须让群众满意才能过关。而让群众满意就应该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

现在不搞“运动”了，官员思想上也没有负担了。有的认为可以为所欲为了。结果发展到一经发现就是大案、要案、窝案、串案，一抓一大批。还有多少没有被“砸”住的，不是没问题，而是暂时运气好罢了，现在实际上落马受刑事处罚的官员数量比搞“运动”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之不依靠群众而是靠内部闭门造车的整顿是不能奏效的，而只有放手发动群众，群众广泛参与的“整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另外，反腐败的手段应继续总结利用过去我们常用的手段，如“倒查法”：即核查官员及其家人的工资及合法收入与其住房、用车、孩子上学费用等大项开支是否相符，即可计算出清廉程度。这样成为制度，可以使贪官有钱无处花，有钱不敢花。也能从中发现案件线索。

下面谈谈郑筱萸案件以及对药监工作的再认识

郑筱萸被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按刑法光其受贿罪就足够了。但以受贿罪判处死刑似乎理直气却不壮，所以非要与他担负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任结合起来不可。

郑筱萸案光从受贿数额上与丛福奎（河北省副省长）、刘芳仁（贵州省委副书记）、慕绥新（沈阳市市长）、李嘉廷（云南省省长）、韩桂芝（黑龙江省政协主席）相比，受贿金额比他们少，却判的最重，最重要的原因是玩忽职守，对涉及国计民生的药品安全监督工作严重不负责，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具体内容为：（一）违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和民主决策程序，草率决定并启动专项工作。（二）不认真履行职责，对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专项工作疏于职守，领导不力，审查把关不严。（三）不正确履行职责，草率同意给违规审批的药品换发了药品批准文号。正因为有这三项，所以郑即使主动坦白交待悔罪态度较好，也就非杀之不可。

“杀”字一出，郑本人，其辨护律师和社会各界及国内外媒体都感到“意外”，这个“意外”是那么的“意味深长”！

《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而过去各省卫生部门均制定有地方标准，改变“诸侯”割据一方，统一标准是法律赋予药品监管部门的职责，为此而进行“地标”升“国标”的活动，这本身并没有错。统一实行国家标准重新换发药品批准文号，不是审批新药，是对以往即有的批准文号进行清理、规范和整顿，其涉及的15万多个品种的药品实际是已经生产上市的药品。从效果看，也确实清理出1万多个品种存在问题，没有再批准生产，这样实际上阻断这些药品继续生产上市的链条，保证了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至于说到有6种假药没有被发现而获批准从而形成渎职的罪名很牵强。这几种药品均是企业擅自改变给药用途，而被药监局判定为假药，应属于《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的“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的情形或者是企业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情形。药监部门没有批准，而企业生产了，药品出厂前应该检验而未检验，这是企业的责任，而与药监局统一换发批准文号何干？

即使真的有6种假药，应该被筛选出来却获批准，这应该追究过去批准该药品生产的部门的责任和这次批准让其“漏网”的事实审查者的责任，郑只能负领导责任，而不是负具体的“罪”责。

药品审批的程序是很严格的，先由各省局初审，经国家局审评中心专家审评，且经国家局有关处室审定，司长签字，再报局长处签发。可见各省局是事实审定，如事实不符，应负主要责任。国家局人力有限不可能对15万多个品种逐一到现场核实，真要有这方面的要求，也是不现实的，过份的。国家局的责任是形式责任，即把关的是材料是否齐全，材料是否符合规定。如果材料不齐，材料不符合规定国家局才能负责，可是现在存在的问题不属于国家局应该负责的情形。

还有一条郑的罪责是换发药品批准文号时把国家局应负的事实审查责任推给各省局，是降低了标准，还说到国家局药品注册司只有十几个人，让其审查15万多种药品时间安排太草率，没有很好计算工作量，郑应负责任，这真有点强人所难。法律规定必须要干，人少也不能不干，谁让这个药品注册司没有编制多一点人呢？明显地干不完，确实让这十几个人来逐一现场核实，恐怕十年、二十年也干不完，不得己让省局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把关有什么不对。过去各省卫生厅批准上市那么多药品，是否就一定对人民用药安全造成危害了，那么过去省卫生厅负责审批还没有更上一级进行形式把关，这些谁应该负责呢？

只要不是降低了药品执行标准，只是方式方法上规定由哪一级具体负责，这就是罪恶吗？就应该由这个部门的最高负责人负担罪责吗？什么都要国家局干，那么还要基层单位干什么？

药品生产出现问题，需要郑筱萸承担罪责，那么卫生部门医改失败，看病难，看病贵，药价虚高，收回扣，收“红包”，农村学生上不起学，全国一年出现了那么多矿难，那么多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那么多杀人、放火、贩毒，银行那么多呆坏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黑恶势力横行，那应该抓多少部门的“郑筱萸”！

我们的法律好象是个“面团”，强权势力随心所欲，想捏成啥样就捏成啥样，很多时候畸轻畸重。

杀郑被说成是彰显了我们反腐败的决心，这种说法就像是“野鸡钻沙窝，顾头不顾尾”。杀郑彰显决心，而不杀李嘉廷（受贿4109万元）之流是不是彰显我们过去就没有反腐败的决心呢？

前不久，国家局发言人在国务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正确认识药监工作，把药监工作与郑案分开来看，近日，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在国家药监局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表示：“郑筱萸的问题与提高药品标准，规范药品文号管理的专项工作无关。并说，郑的犯罪行为“必须与国家药监局的工作严格分开来。”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能出现郑案，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就是一蹋糊涂。

现在的药监体系本身就是个发育不全、先天不足的难产儿，国家局1998年建立，至2002年初才组建县（市）局，当时县(市)局只有局长1人，确要担负全部的工作责任，后又增加了领导班子其它成员（3——4人），一些地方至到今天还没有满编。很多省市的县级部门按编制只有十几个人，最多的加上技术监督即药品检验力量也才30来个人，有的山区县市只有几个人，人员不足，经费不足，交通工具不足，这与担负的工作任务是那么不协调。当食品监管的“三项”职责即综合监管，组织协调，依法对重大事故查处的职责交给药监部门的时候，那么药监部门只能做一个“悲壮”的“英雄”。“小牛拉大车”即鲜明地写照着我们的状态，从在国家所处的地位来说，是副部级单位组织协调正部级单位，从基层来说是药监部门协调的十几个手握重权的“大单位”。政府主管的“十几个大檐帽管不了一头猪”的尴尬，转移到了在政府与职能部门之间加的这个“楔”上，让药监部门充当了一个“活事佬”的“抓手”角色。似乎很大权力，但实际没有权力，既没有执法权，也没有实际监督权（如：如果被监督的执法部门不听指挥或工作不到位有处分的权力）。最大的权力只是向政府汇报，只能是个上传下达的传声筒，只能是一个有责无权的具有看似“庞大权力”，而实际是“媒婆”角色的工作者。

我们的工作靠什么，相信并依靠各级政府！是的。可过去政府管的时候，不是“十几个大檐帽管不住一头猪吗？”那现在就要靠我们这个“抓手”在目前“潜规则”下周旋的“个人魅力”去工作啦！

即使这样，我们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仍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普遍建立了纵向到底的“两网”：即药品监管网络和供应网络，使市场得到有效净化。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目前的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却远不到现在宣传的“谈虎色变”、“人人自危”的程度。首先是不安全食品和假劣药品从市场经济运作以来本身就存在，只不过舆论当时没有一边倒的宣传，大家不知道而己。二是现在与过去比较，不但大大减少，而且我们现在有手段去发现并且能迅速消除危害。以“齐二药”为例，当我们建立的不良反应监测体系接到有人注射“丙二醇”注射液引起肾衰竭的报告后，即使在“五一”黄金周假期期间，也迅速予以检验认定，迅速进行宣传布置，并在全国范围内大清查，短短的几天时间，全部追回“齐二药”产品，做到一支不漏。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实际上现在许多的假劣药品并不是过去传统意义的“假劣”。如现在很大一部分“假药”是一些厂家在冒充“名牌”以期卖个好价钱，这是法律意义的“假药”，但经化验药用成份并不“假”。正因为我们有了GMP、GSP制度，我们能迅速判定假劣问题出在那个环节。而出问题的产品不是不法分子有意造价，就是企业在执行法定的工艺流程上有偏差。这当然有药监部门监管不到位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市场”的责任，是“企业”的责任，企业才是第一责任人。正因为有了药监部门的辛勤工作，不法分子才不敢为所欲为，因为有了药监部门的辛勤工作，才使人民有了比过去更多的安全感。过去那种乡级卫生院就可以生产大输液的现象没有了，代之是设备先进的生产车间、药监部门还派有专职监督员，过去病人因为使用假劣药品造成伤害而不知道，而现在病人使用假劣药品的机会很少，并且上上下下都建立了不良反应监测应急机制和处置手段，群众有相当宽泛的知情权，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在群众实际上不满意的是看病难、看病贵、药价高，医生看病收红包，药品广告忽悠人，这些相当一部分是记在药监部门头上的，而实际这都不是药监部门的执法职责，药监部门不是执法主体。说明药监部门组建晚，宣传不到位.看病难，是卫生部门的事，药价高是发改委的事，吃回扣收红包虚假广告是工商部门的事，.但社会各界大都不太知道。还有食品监管.从农业种植、水产养殖到歺桌这个链条很长，有十几个单位分段分块监管，但很多人认为你既然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出问题就是你的事。药监部门在当冤大头，哎！不过谁让咱是政府的“抓手”呢？

总之，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评价应该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希望仍在，这似乎才是对我们工作的准确定位。

秋  柿        

用太阳的颜色涂染

用月亮的柔美润泽

用殷红的血液

贯穿每根经脉

抖落叶子的柿树

胴体鲜亮的果实

集四季之气

叠穹籁之韵

随风起舞

低吟浅唱

尽情展示成熟的烂漫

丰满浑圆

溢满乳香

浸泡在眼睛里

靖驻在心灵中

畅漾生命的精彩

装点九万里秋天

红果红了  

根系扎在土地的皱褶里

凸起的根须印满沧桑

一抹抹枝桠

从季节深处伸向天空

体内液体流动的声音

一支优雅的曲子

以悠响弥散出成熟的芳香

叩击游子的心弦

密密簇簇的红果

填满叶与叶之间的缝隙

象火燃烧在苍翠之间

透过飒飒秋风

穿过疼痛的梦

撑起蓝天

撑起秋的思念

父   亲       

清风明月里

我深情的呼唤

海雨冰雪里

我深情的呼唤

一次次  一遍遍

心透长天 望断天涯

觅找每一片云彩

细寻每一处星座

在疯长的思念中

您回来了

披着一身燕尾剪出的云霓

带着微笑

目光中含满慈祥

颀长的身躯

奕奕的神采

风度依旧

您伫立在家乡的村头

向您的儿女

向您走过的路

久久的张望

你欣慰的看着

所走过的山山水水

已一片葱茏

绿色缠绕

您带领群众翻身解放的乡村

涌进的阳光仍在驻足

您治理淮河时劳动的身影

和着千万建设者的汗水

已凝结成巍巍的堤堰

困住肆虐的蛟龙

您指挥重建的湍河大坝

导引湍惠渠行云流水

弹奏的音韵

依然动听

您满怀祈望的富裕

在您担任区长的地方

已盛开出和谐的花香

您奋战的引丹工程

南水北调的渠首

已叠满旅游者的缠绵

从乡村到城市

再回到乡村

从邓州到郑州

再回到邓州

绵绵的路啊

您走的很辛苦

您走的很豪迈

您的目的地很远

在那地平线上

与亿万劳动人民一起

和神鸟一起翱翔

和太阳一起旋转

可碎心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那可恨的

二十三点二十七分

一股来自天外的飓风

吹折了您高飞的翅膀

把您无限的情愫定格

在永远的四十六岁上

您这位两岁失去父母

由人民养大的儿子

靠在家乡的胸膛

那么庄重

那么安祥

儿女的心中

为您铸起了丰碑

您叮咛燃烧的云霞

唱着不朽的挽歌

蓝天下翔舞的眷念

坚毅地风干腮边的泪

新鲜挺立

生命的花朵如笑

执著的激情传延

您叩启的心灵

在追求

在奋斗

在希望的大野上

拔节一羽羽

永无穷尽的怀念

晚香之约

青春在岁月的喘息中远去

时光摇曳着

擦亮鬓发

历尽沧桑的生命

已刻满皱纹

可我并没有远离

心中已经烙上的容颜

千年万年也不会褪去

我们已经过了丰艳欲滴的花季

但仍抱着晚香相拥在一起

守望一枚枚飘逸的梦

在夕阳燃烧的余辉里

踏着时光小径

相互搀扶向着远方

不歇脚步

走过一路风雨

夏  雨 

一滴  两滴  三滴

千滴万点

磅薄飞泻的雄魂

带来宇宙的问讯

带来缠绵的爱恋

风急雷吼

声声在深情的呼唤

滑落的天音

催开的雨花

惊起蛙音一片

青山更绿

稼禾更茂

江河更肥

大海更厚

心随汇集的雨水

顺江河直下

牵着流云

唱着乡谣

奔向海洋

去托起千叶船帆

驶向梦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