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建明
11月8日晚，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实验高级中学高三5班学生李金川在学校服毒自杀，经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年仅19岁。正当人们对他的离去充满疑惑之时，警方在其课桌上发现七八页遗书举报学校不正之风，这遗书的出现瞬时激起千层浪。（11月23日 《中国青年报》）
一个风华正茂的年龄，本该是早上七八九点钟的太阳，然而却因无法忍受师德败坏，选择极端的解脱方式撒手人寰，这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纸血泪控诉，更是一个沉重的问号？少年之死是谁之过？
笔者以为，少年以死相谏触动的并非简单的师德沦陷之痛，而是击中了现行教育体制下市场化规则运作的软肋。少年之死固应痛陈师德沦陷之痛，然而我们更应针砭造成师德沦陷的深层次原因，即市场化规则在教育体制内的演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淡化了教育事业的公益性，挖了尊师重道的墙角。
从乱收费、体罚辱骂到课外有偿辅导，再到嫌贫爱富、眷顾官宦子弟……诸如范跑跑事件引起的人们对师德沦陷的口诛笔伐已经层出不穷。但是师德似乎在众目睽睽之下总是越发紧张，以致窘相毕露。而另一方面师德培训、师德教育、师德提倡从未停过，人们不禁要问，作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难道不能超乎物外，君子自律吗？
事实是，恰恰是这样一个疑问绑架了教师职业的崇高道德，将尊师重道束之高阁，大有要求授业者不食人间烟火之势。焉知教师也是物化的平凡人，也需要有经济保障，不让马吃草，马儿岂能跑？当然我们不排除个人至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造成部分教师师德沦陷。但笔者以为，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在教育体制内过度演绎，导致经济人的理性追求超越了教育本身的公益性，使传道授业带上更多的交易色彩，这才是导致师德败坏的根本原因。
近几年来，国内物价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水价、电价、油价日上三竿节节攀高，看病、买房这些关系民生的生存要件已是今非昔比。在市场规则驱动下，作为物化的个人而言，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教师超然物外，君子固贫？
相反我们可否能够再次呼唤社会对教师地位的保障，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乃至引申到社会对教育投入过少的现实。从实现教育投入达到GDP的6%，到陈至立同志曾提出的2010年达到5%，即便是标准一而再地降低，但可否实现依然值得社会去监督。因此，教师道德的沦陷，不应只从教师本人找问题，从根本上，还要市场规则入手，从社会的分配方式不合理上找问题。
在市场规则导向下，传道授业染上浓厚交易色彩，而尊师重道也逐渐淡化，乃至师德产生信任危机。近日，北京一些幼儿园装上监控，由“第三只眼直播”教学情况便充分显示了人们对师德的不信任，对尊师重道传统的蔑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古人对教师的尊重，可以上升到对父亲尊重的地位，同样教师也对学生及其负责，嘘寒问暖，不在话下。而今，教师群体却有“声名狼藉”之势，背负着“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缺乏职业道德”等指责。“人梯”、“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些美誉被追名逐利、嫌贫爱富的不正之风所侵蚀。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道德悖论。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然而教育技巧的根本核心不仅在于授业群体知识的博大精深，更在于师德体制健康完善。试问一个不懂得尊师重道，只懂得追名逐利缔造GDP指数的社会又怎能是富强文明的社会。19岁的李金川以死相谏，我们要做的不是重新掀起新一轮对师德败坏的口诛笔伐，而是揪出师德败坏背后的真凶。
作者：尤建明（本文已发11月24日新华网、赣江潮评、东南网，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日前指出，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干部政策，坚决纠正干部任职年龄“一刀切”的错误做法，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11月21日新华网）
李源潮强调指出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显然是有着鲜明的针对性的。近年来，我们频繁看到“24岁副处”、“29岁市长”、“80后副厅”等现象，再如，招考公务员年龄不得超过35岁。一些地方提拔领导干部过分强调年龄，出现了将“年轻化”与“低龄化”混同的误区。
笔者以为，干部选拔任用应以才为本，任人唯贤，而不是唯年龄论。干部老龄化应该警惕，干部年轻化亦勿需礼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何需纠结于年龄？年龄并不代表智慧和能力。师无长幼，能者为师，甘罗十二为相，姜子牙年至古稀大器晚成便是佐证。
从过去到现在，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战略性并未动摇，这也是预防干部队伍青黄不接，保证后继有人的良策，究其根本是接班的年轻人必须选对、选好、选强，而不是年龄问题。所谓少年强国家强，少年富则国家富，少年进步社会进步；同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志不在年高，怀鸿鹄之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不满29岁的清华硕士周森峰当选湖北省宜城市“最年轻市长”；25岁的孙靓靓出任江苏省泰州市团市委副书记，年仅24岁的绵阳小伙赵臻出任昆明市委办公厅厅务委员……大家之所以争议，症因不在于干部“太年轻”，而是这些年轻“高干”，异于常人进步的速度，这种类似神七式的擢升，难免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人们不禁担忧一些干部虽然凭年龄优势脱颖而出，却因缺少基层历练，社会认知较为浮浅，成了典型的家门—校门—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诚然这些年轻干部需要培养、成长与锻炼的机会，然而破解公共服务问题，岂能将百姓当作试错机来开练？上任时虽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最终恐怕只能“虞兮虞兮奈若何”了！不言而喻，干部年轻化的本质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拔苗助长式的逐级低龄化，难免会寒了大器晚成、厚积薄发者的心。
孔子对人生概括为，“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四五十岁者以其不惑和知天命的人生阅历来提供公共服务正是鼎盛时期，而被“年轻化”招牌拒之门外，则容易导致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
年轻化不等于低龄化，年轻化是一个相对概念，40岁相对于50岁是为年轻；知识化也并非是学历化，学历只是学习经历的证明并不等于能力。干部队伍年轻化本质在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唯才是用的能力本位，而不是纠结于年龄高低的唯年龄论。人们质疑的是平步青云的神速而绝非不拘一格降人才。只要有能力执政为民，英雄何需问出处，擢仕何需纠结于年龄？
作者：尤建明（本文已发11月20日新华网、赣江潮评，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如果你失恋了，就可以请5天的“失恋假”用来治疗情伤，近日上海某企业推出的这样一条新福利，让不少员工感到既新奇又感动。无独有偶，剑走偏锋大打情感牌的还有厦门某企业的“恋爱奖”，该企业员工恋爱后年终可以获得500块现金奖励（11月18日《海峡导报》）。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恋爱奖”打开了严禁办公室恋情的冰冷枷锁，区区五百元奖金也看似不多，但瓜子不饱暖人心，5天假期和500元奖金缔造的却是不可估量的认同感，这种员工的认同和幸福感将生产力放大到现实中来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列出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反过来说效用=幸福×欲望。显然，企业的经济效益=员工幸福感×员工物质需求满足程度。由此可见，企业经济效益并不简单的与员工物质报酬成正比，只有员工拥有正向幸福感时，才能发挥巨大的生产力。反之，权位越高，报酬越丰厚，压力越大，当财富与幸福处于执盏隔帘相望冷的尴尬时，经济效益也必然黯然失色。
幸福生产力固然重要，但幸福生产力并不完全等于爱情生产力。有关企业员工的幸福福利，想必温州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正泰集团的员工心理援助，天正集团和红蜻蜓集团的员工精神福利，桂香村请员工家人来温看看，云天楼给员工定期旅游……这些福利在温州已时过境迁。实行学费医疗费报销、帮助外来民工子女办理入学手续、提供免费上下学接送服务、举办员工子女免费夏令营……从过去对员工自身实施免费旅游、探亲补贴、股权分红、技术入股，提供员工公寓、夫妻房、婚房等，逐步向员工子女延伸，以便解决外来员工的后顾之忧，增强企业凝聚力。这些下一代福利已经将温企的幸福生产力推向职工二代。
5天失恋假和恋爱奖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姑且不论各中是否存在炒作嫌疑，就爱情生产力而言本身就是硬币的两面。马克思与燕妮的美满爱情和吴三桂与陈圆圆的不幸爱情对事业的影响便是最好的教材。5天失恋假固然令人感动，但如何避免嗜好“练”爱的员工动不动“失恋”便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请失恋假无疑昭告天下“我又被甩了”，这种揭伤疤疗情伤无异于饮鸩止渴。至于恋爱奖如何破解办公室恋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恐怕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试问一个企业里又有多少员工需要二度恋爱，而奖励恋爱对已婚员工显然存在厚此薄彼的不公。将幸福生产力寄托于爱情上显然并不明智。
如今的私营企业老板显然已经注意到了劳资关系不能是周扒皮式的逮住一只蛤蟆挤出尿，可以相敬如宾是同志，也可以情如手足是兄弟，而谁能把握让这么多兄弟去谈恋爱就不会让爱情削低智商，而谁又能把握5天失恋假就能帮助兄弟们度过空窗期从此发奋图强为企业卖力，而不是愈战愈勇，屡战屡败？由此，笔者不禁要问，幸福生产力一定要打爱情牌吗？作者/尤建明 （本文已发东南网，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近日，温州商报报道了《在外温州商会“代言”温州旅游》，温州商会遍及全国，各地温州商会在为温商提供服务之余，今后还将成为温州旅游“代言人”，发挥在外温州人和异地温州商会的强大信息流、资金流等优势，拓展温州旅游营销平台，塑造温州旅游形象，宣传温州旅游产品，助推温州旅游发展。如果说传统营销模式是温州旅游第一条道路，那么温商代言家乡旅游就是第二条道路。笔者以为，代言式营销针对异地市场，而培养式营销则是针对本市市场的温州休闲旅游的第三条道路。所谓培养式营销主要是开发我市休闲旅游，将备受热捧的开心农场、争车位、钓鱼等游戏复制到现实中来，再加上传统农业周期来培养二度消费市场。
在现代化缔造的坚硬城市里，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拥有自己的农场，租下一片田地，盖上小木屋，在泥土的芬芳中收获耕作和丰收的喜悦。培养式营销模式下，休闲旅游作为第三方提供农场，市民可在农场里租一小块地，种上喜欢的蔬菜瓜果。过了一定农业周期，约上家人和朋友，到自己的菜地里务农。待到作物成熟后，还能将自己亲手种的菜在农家乐烹煮享用。从农场租种一次消费到烹饪自己种的菜宴请朋友二次消费，逐渐形成一个稳定循环并依次扩大的消费市场。
这种休闲旅游的营销生态有别于传统吆喝式营销模式。以农家乐为例，传统农家乐往往是“几张桌椅一口塘，钓鱼吃饭加搓麻”，这种休闲只不过是换个地方打牌、吃饭、睡觉，恐怕乐得一回就乐不了第二回了。而培养式营销模式，侧重对二度乃至三度消费市场的培养和开发，利用传统农业周期将各次逐级扩大的消费市场串联起来，形成稳定可期的循环生态。
目前温州市不仅拥有丰富的休闲旅游资源，而且拥有雄厚的闲置资本。如苍南的蘑菇、草席、四季柚、紫菜，瓯海的瓯柑、杨梅，泰顺的茶叶，瑞安的马蹄笋，洞头的羊栖菜，永嘉的乌牛早茶，乐清的鲨鱼加工基地等特色农副产业资源均可列入培养式营销模式进行开发。另一方面，据温州银行监督机构的一份信贷分析报告显示，2008年底，我市有大量民间资本以各种形式回归银行，从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1月末，温州市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4045.46亿元，同比增多了183.22亿元，其中企业存款余额966.76亿元，比年初新增98.17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16.69亿元，比年初新增378.67亿元。如此大幅增加的雄厚民间资本如若引入温州市休闲旅游产业，将使温州市旅游业在三条营销道路上健步如飞。
在当前金融危机下，人们的消费特点是“大钱不敢花，中钱不用花，小钱敞开花”，表现在旅游业上就是“远途旅游减少，中途旅游稳定，近程旅游增加”。培养式营销将人们的休闲与旅游整合起来，将需求与市场对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营销生态。在吃、住、行、游、购、娱集合的服务平台上，传统式营销和代言式营销之外，培养式营销是温州休闲旅游的第三条康庄大道。
2009年11月8日温州火车南站—榕城福州
作为三大行业节日之一，这是中国第10个记者节，于我而言，这是第一个，这也是我首次坐动车体验地上飞的感觉，虽说有点俗不可耐，但还是对自己再次成为单位三个代表暗自窃喜。欣喜有三，“福利性被代表”、“年轻骨干标签”、“回味榕城记忆”。不得不感谢安利温州狠狠地拍了记协这一记马屁，掉下了这次海西采风活动。
早上6点轻装上路，这座城市只有这个时候才浸淫在秋日凌晨的薄雾里，显得些许恬静。温州火车新客站工地性质的形象正是这个城市往日常态的写照，这个被铁道部规定10月1日要准时完成的工程如今依然奋斗在“让市民进得去出得来”的阶段。
7：38钻进车厢，找好自己的坑。一等车厢的乘务员mm果然也是一等的容貌，这秀色可比这城市那副尊容靓丽得多了，所以谓之“倾城”吧。
9：24抵达福州，榕城的车站和城市一样的格调，些许怀旧和慵懒的印记。窝在这里的老车站藏着我曾经多少记忆。进进出出的流动，有时候有人接，有时候没人接，每次游历都有一番滋味。师大的小吃街、左海、金牛山、江滨还有森林公园，鼓山涌泉寺的素佛跳墙，对荔枝肉的念念不忘，对福州鱼丸和肉燕的回味，还有麻糍的香甜……榕城，我又来了，但却陌生了，熟悉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曲终人散步声微，自是人间别久不成悲。
10：30森林公园一睹老榕王，没有新的风采，一个新的镜头是旅游景区门口摆满卖菜的摊子。
11：20老福州小吃宴，荔枝肉、鱼丸、肉燕、米黄糕、夹层肉……吃得众位领导和大记们不甚满意。
12：30福州大剧院内，“钱多、人傻、快来”，高级茶叶推销之道，一位衣着得体开着辆现代伊兰特的中年男子站在路边向来往的游人推销，“这是我远道而来带来送某位领导的，对方拒收或人不在，现在折价便宜卖了，货源有限欲购从速”。
14：30永泰县青云山御温泉酒店，休息至5点半，之后是山下欢乐村农家菜
晚上20：30—23：00我把自己扔进水里喂鱼。168元温泉套餐享受108种温泉浴，感谢晚报xjy童鞋斥资请我们几个入水喂鱼，让我们几个这把贱骨头也享受与热带亲亲鱼零距离接触的鱼疗。
流水一记，第一个记者节。
作者/尤建明 （本文已发新华网、赣江潮评、大学生村官网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温州市出台《关于建立完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和社区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明确了今后我市大学生村官的选聘制度、培训培养、待遇保障等内容。（11月5日温州商报）
今后大学生提拔和重用有章可循，有效改善了大学生村官候鸟生态。据了解，温州市自2006年公开选聘大学生到农村和社区工作以来，已有2711名大学生到岗服务，截至今年7月仍在岗人数为2416人。对于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村官而言，破解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农村差序格局，塑造自身政治权威，是解决当前大学生候鸟式生态的治本之道。笔者以为，可以探索'模拟村官'培养模式，对大学生村官从校门到村口定向培养，破解大学生村官候鸟式生态。
笔者了解到，造成大学生村官候鸟式生态的原因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是就业压力大，大学生村官门槛低。在鼓励大学生下基层的政策指引下，村官选聘易考造就许多非本土化和非专业化的大学生与农村错位对接，一旦遭遇挫折难免撂挑子。二是缺乏政治权威被排斥在村民自治领域外，成为招来挥去的文书服务生。三是待遇低，对未来预期不足。一位在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某村工作的大学生透露，大学生村官工资还不够请一个保姆，当村官只是就业形势下权宜之计。四是激励机制短期化，大学生村官缺乏适应能力。在骑驴找马投机价值观取向引导下，难免见异思迁。
将校门与村口对接，是培养本土化、专业化新型大学生村官的客观要求。如果说'社会学'、'公共事业管理'等是针对诸如农村公共领域治理的学科的话，那么温州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也可以说是'准村官'专业，而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早在2004年就已经创办'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其主干课程所培养的核心技能正是一名村干部所应当具备的。
温州新农村建设的客观形势要求大学生村官既要是专才又要是通才，既要了解本地农村工作，又要有组织和社交、沟通和协调、应变和创新等多方面的能力。有一份面向温州市龙湾区茶山街道的调查显示：40%的村民认为农村最需要'有组织能力，能够维护农民利益，促进村民当家作主的人才'，29%的村民认为是'懂农业科学技术的人才'，26%的村民认为是'带领村民致富的人才'。校门与村口对接式的定向模拟培养将满足我市新农村建设的多样化需求。
目前，温州市村官培训的内容中虽然已经涉及地域文化、现代科技、温州人精神和温州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知识，但是社区（村）工作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实务训练方面的内容还是一大缺失。对农村工作中计划生育、宅基审批、土地补偿、拆迁安置、信访疏通、家族势力等依赖于传统型权威差序格局的破解，主要取决于大学生村官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村民的认同，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真正的尊严和威信，以维持并加强自己'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地位和力量。
模拟村官培养模式将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在农村工作实践中融合运用，构筑法理型和魅力型的新型权威。在模拟培养模式中，专家与大学生村官的裙带关系并未因从校门毕业到村口就职的过渡而断裂，而是始终捆绑在大学生村官的成长中。
在提高大学生村官待遇，并出台政策明确其政治前景基础上，模拟村官培养模式，将校门与村口对接，让多元学科捆绑利益分化的村务工作是破解大学生村官候鸟式生态的良策。
(本文已发11月6日新华网、赣江潮评、湘江评论、东南网等，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作者/尤建明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纷纷涌现，“删除网帖”成他们生财之道，被美其名曰“网络危机公关”。记者调查得知某公司删贴价格大致四五千元，找网站内部人员去操作删帖，私下给一些钱，而不是攻击网站、使用黑客。（11月2日中广网）
笔者以为，这种“网络危机公关”实际上是伪危机公关，是民意表达的一剂毒药，删帖职业化是社会权利贫困的缩影。这种伪危机公关是悬在民主政治头上的达摩利克剑，它拷问的不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而是网络舆论生态和网站的道德良知，是对公民政治参与程序正义赤裸裸的绑架。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本无可厚非，然而这种利用自身社会资本运作的低成本盈利是建立在职业道德沦丧基础上，用人性瑕疵谋取私利的行为。删帖能够职业化，说明有市场需求，简而言之，一个硬币不可避免存在两个面，人非圣贤岂有完人，缔造地狱远易于打造天堂，于是对网络舆论低成本传播的不安导致寻求“网络危机公关”的非常态帮助。这种“网络危机公关”通过自身社会关系，收买网络资源掌控者，企图操纵网络舆论的去留，是一种伪危机公关，显然给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一记响亮的耳光。
删帖职业化的盛行也恰恰反映出社会权利的贫困。由于制度环境的制约，弱势人群普遍缺乏参与制定规则和制度的渠道，缺乏替他们代言、为他们的权利鼓与呼的合法民意代表，他们难以充分有力地表达和伸张权利。而网络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低成本民意表达渠道。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利益诉求多元化下，要在利益博弈中寻找平衡，不同的声音和观点的碰撞正是政治参与的体现。而删帖公司的出现犹如一把利刃，拷问着现时网络舆论的生态和从业人员的道德良知。对于少数企业或者部门或许是福音，而对于多数民众却是噩梦。对意见表达和信息对称的诉求一不小心便“被不明真相”。删帖职业化若愈演愈烈将让社会资本运作断送政情民意表达的康庄大道，使人民处于道路以目的境地。从躲猫猫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再到天价烟事件……这个曾让人们一度欢呼的网络监督生态恐怕要被这游离于法律边缘的小丑所污染。
试图技术性删除于己不利的声音的行为是对民众政治参与程序正义的隐性绑架。事实上，社会认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而非信息技术上。删帖职业化利用低廉的社会资本造就了新的信息不对称，并不能弥补客观上存在的道德缺失。删帖职业化是社会舆论监督的一剂毒药，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删除负面网帖恰恰可能适得其反，引发更多猜疑和谣传。
俗话说，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来自民间的声音往往能提供另一个视角，给掌权者以参考和启发。网民问政不必然是找麻烦，而是公民关心热点问题的热情使然，也体现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程序正义。因此，草民议政并非总是“不明真相”，人民群众的眼睛更多时候是雪亮的。试问不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又如何能真正执政为民？
(本文已发11月4日温州商报，南方时评网刊第七期，若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作者/尤建明
近日，有媒体报道，《温州市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估体系》结合温州民企和社会发展实际，通过经营责任、权益责任、环境责任、诚信责任以及和谐责任等5大部分，对民企股东、管理者、员工等所有利益相关者责任提出了100多项评估标准。今后衡量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了“一杆秤”。（11月3日温州商报）
这杆秤使得温州民营企业担当社会责任有量可循，不再模糊。实际上，民企社会责任包括法定责任和道德责任双重担当，并非单纯利他，而是一种战略投资。责任评估的秤砣一方是社会道德，不能单看到其道德色彩，应辩证区分道德投资具有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
笔者以为，民企的社会责任意味着民企在发展的同时，必须为影响他人、社会、资源和环境等方面承担相应的责任。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要对劳动者权益、社会道德和商业伦理、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负责。
民企的社会责任包括法定方面和道德方面双重担当。法定责任是由国家权力强制性规范而必须履行的义务，而道德责任则往往由公众舆论和社会评价来约束，这部分责任往往只有道德自律高或者意识到有利于自身长远发展、增强自身竞争力的企业才积极主动承担这部分责任。因此，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除了履行法定责任外，道德责任的履行往往也并不出于单纯的利他动机，而是具有一定的战略意识，是一种隐性投资。慈善和捐赠只是民企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是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给设计在企业战略当中，从战略的高度思考企业应该为社会、为环境保护、为员工、为股东、为社会、为合作伙伴做什么。而利益相关人通过言行和道德评价而对企业形成的一些合理期待，也是企业道德义务的一部分。
法律通过强制性规范所赋予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种不能豁免的义务。一旦怠于履行或拒不履行该项义务，就属于违法行为，企业就得为此付出代价。而企业的道德责任则往往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企业家常纠结于究竟哪些社会责任属于法定的任意性规范或倡导性规范，哪些是在公众中自发形成的伦理规范。
从新出台的评估体系看，不言而喻，对经营责任和诚信责任的担当是一种追求企业自身效益最大化的投资行为，而对权益责任、环境责任以及和谐责任的担当则是带有道德色彩的隐性投资。企业对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负责，获得人力资本和经济效益的回归；企业对资源环境负责，取得成本绩效和公共政策支持；企业对社会慈善负责，赢得品牌形象和社会认可。因此，民企在社会责任上的投资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和深刻的社会意义。社会责任与在商言利并无相悖，利润的最大化与社会责任担当协调起来，可以为企业家找到财富的道德基础和价值源泉。有研究数据表明，70%的欧洲消费者认为生产商的社会声誉是购物选择的重要标准，20%的消费者愿意多花钱购买对环境和社会有利的产品。显然，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并非财大气粗，也不是有钱没地方花，而是彰显企业软实力的一种表现，更是企业的长远战略投资。
就像公权力的确立需要一个合法性基础一样，财富的创造同样需要寻求道德基础和价值取向的支持，对社会责任担当使民营企业在人文关怀价值取向上赢得社会多方认可，同时也为财富创造寻得广泛的道德根基，而这些无论作为内部人力资本还是外部社会资本都是民营企业良性投资的回报。
(本文已发11月3日温州商报，转载请注明)
首批创业板28只新股10月30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28只创业板股票被资金狂热炒作。乐清人周旭辉在成都创办的金亚科技，当天涨幅超200%，成为创业板开市收入最牛股票。事实上，金亚科技的表现正是首批创业板28只新股遭集体爆炒的缩影，当天有20只个股遭遇二度停牌。（10月31日温州都市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温州股民创业板开户数达到5万多户，共有60亿元左右的资金参与之前的创业板新股申购。从新股遭遇爆炒屡次停牌看，不乏有炒新狂热症发作的影子，但对新股的追捧也反映了充裕的民间资金对真正具有潜力的优质公司的期待。然而这种期待似乎轻松地淡化了创业板融资培育高新企业的初衷，而凸显了对红涨绿跌一如既往缔造虚拟财富的向往。
笔者以为，创业板应该是高新企业的孵化器，而不是富翁的加工厂。对新股狂热的爆炒，拔苗助长式的追捧，侵蚀了新股未来几年的成长空间，它们以畸高的发行价推向市场，实际上穷尽了它们在未来若干年内的成长性，将它们本来所具有的投资价值消耗掉了。这种将新股价格推向风尖浪口的执着，确是无异于悬崖上跳高。
按照市场管理部门的说法，推出创业板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难，培植中国本土类似微软一样的科技创新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更好的吸金，把高新技术发展上去这才是创业板的初衷，而不是在股市里翻云覆雨，缔造一波又一波虚拟指数神话。虚拟指数固然是财富的一种，然而对于28家上市企业而言，偏离业绩过甚，以炒作为依托的资本虚拟运作令人担忧，其缔造数百名亿万富翁的神话并不值得弹冠相庆。就像喝啤酒的人都知道，激荡后的啤酒层层泡沫下又有多少杯中酒呢？
我们不能忘记创业板的初衷，不能忘记世界上只有一个比尔·盖茨，也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巴菲特。不管人们是热衷于概念式的爆炒，还是回归理性的思考，作为创业板的主角和其监管者都应有陈力就列式的扮演意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相对于主板上市公司大多以做实业为主，创业板更多依赖于创新“概念”。对于轻资产甚至零资产的概念“创新”很难有现实标准可以衡量，对其认识，笔者以为作为高新企业孵化器来投资更加恰当一点，而不是作为富翁加工厂狂热地追捧。
诚然，股市风云变幻，跌宕起伏，几家欢乐几家愁，显然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道明的。“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是股民投资的不二法门，对于创业板，从市场监管者、机构投资者到散户乃至已在创业板“圈”到钱的上市公司经营团队，都应该从监管、投资到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构建一个健康的股市生态，切莫上演“剃头担子一头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