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5-30 21:09)
叮当一进超市，便照例不知去向。我也懒得理她，径直去蔬菜摊那边。
有一天我们三个人饭后散步，叮当远远地跑到前面，她妈妈老盛问她为什么不能一起走，她撇撇嘴：让你们俩自己说说话不好吗？
我怀疑她是不是养得大，因为她也许已经很大了，就像一个老妖精寄住在小女孩的身体里。老盛不愿意多讨论这个问题，但她认为这一切都归咎于我。
“你们俩话说得太多了，而你一直都把她当大女孩子看待，”她顿了顿说：“你应该严厉一点。”
但是她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
买完蔬菜，正准备拿几瓶果汁，叮当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站在我旁边，半天不说话。我知道她又有节目，想装作看不见，但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怎么了？
她问了一个很怪的问题：爸爸，我们是穷人吗？
我说是啊，怎么样呢？
“没什么。”她好像很快活的样子，又跑开了。
我不由自主地把果汁放回去一瓶。
结账出来，她又那
(2009-05-30 02:15)
什么人会把博客当作贴论文的地方呢？愚蠢的人。博客应该是什么地方？应该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地方。
但是如果没有思想情感需要表达，或者这思想情感原本就肤浅做作（老天知道这多么常见），该怎么办呢？
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编故事，借某个虚构的人物说话。好东西都算自己的，没意思的都由人物扛着。就这样半真半假地过一天算一天。
凡事总有开头，开头最难，因为要决定设置什么人物，让他或者她怎么出场，出场干什么。但是这些问题往往是想不清楚的，想清楚了，故事也就结束了。这一点，妈妈们最明白——小孩当时糊里糊涂就出来了，也不知道他们这一辈子是来做什么的，问呢又不说。
等到他或者她愿意说并且能够说的时候，又总是鬼话蠢话连篇，比方说：我要做飞行员！我要永远跟妈妈在一起！我是最美丽的公主！我，我真的是街上捡的吗？我错了，以后再也不做错事了……等等。也难为做妈的总是相信，没办法，她也没看到剧本。
但是这总好过他或者她一出生，便同妈妈相视一笑，说：难为情，耽误了这老半天的功夫！洗洗
文学终结之三：走向“理论的时代”
那么，文学终结论者就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遗民吗？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但是又不止如此。一方面，像朱国华教授这样的终结论者在历史意识和精神气质上都亲和于法兰克福学派；另一方面，他们藉以分析和批判大众文化的方法论基础，从福柯、布迪厄等“后现代”理论家那里获益更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立场而后者方法，因为一种犀利的知识批判，往往会点燃现实批判的激情。这一点在国内另一文学终结论的阐发者金惠敏教授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一书中，金惠敏教授——在拟像/形象的维度内——为文学设定了这样的使命：“第一，恢复‘形象’，也就是恢复‘形象’的现实指涉，使它有负载、有深度而意味隽永；第二，揭露商品语法对‘拟像’的阴谋利用，以纯粹之审美追求对抗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商业化。一句话，戳穿拟像／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将是文学及其理论一项伟大而庄严的社会使命和审美使命。”[1] 这番慷慨宣言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所谓“文
摘要：本文以朱国华教授《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一书为基本材料，对“文学终结论”的三个向度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文学终结论所反映的与其说是文学的危机，不如说是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文学理论的危机，它本身正是文学理论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努力。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救治文学边缘化，而是如何实现和维护文学理论自身的价值。
关键词：文学终结 历史 权力
理论
何谓“终结”？
朱国华教授《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一书于近期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是值得关注的事情。这是一本有关文学终结的书，更明白地说，这是一本宣扬“文学终结论”的书，它是要用一本书的规模论证文学的时代已然终结。这毫无疑问将引起争议，事实上，这本书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场激烈论争的结果。这场论争肇始于2001年美国文论家J.
希利斯·米勒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文章《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在这篇文章中，米勒发挥了德里达有关现
历史深处的访问
——徐斌教授《王羲之传》读后
每个或古老或年轻的行业都会有自己的宗师，为这宗师写一部传记，是晚辈后学们的梦想。之所以为宗师立传，大抵是因为他们超群的艺能，但是当好的传记写出来时，我们会发现重点不是艺而是人。所以当徐斌教授着手写《旷古书圣——王羲之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纳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时，书法艺术的高门槛只是让他多了几分虔敬，却不足以让他缩手缩脚，畏葸不前。从2002年写作《论衡之人——王充传》开始，自谓“三北人”的徐斌教授已经与浙江文化名人朝夕相伴了6个年头。《王羲之传》刚刚出版，他又一头扎入了《马寅初传
“亮度”与“深度”
老师们经常抱怨，今天的大学生四年光阴就是拼一份简历，为了让简历上有更多亮点，学生们每天忙着参加各种竞赛，把专业丢到了一边。这种抱怨当然不太公道，参加课外活动和专业学习未必水火不容，有些同学参加了很多竞赛，照样漂亮地完成了学业；而有些同学什么也不参加，考试成绩也不见得光彩。年轻人总有精力要发泄在专业学习之外，让他们选择性地参加一些竞赛、竞技活动，多一些凭借个人努力获得社会承认的经历，甚至多一些挫折体验，总归不是坏事。之所以用人单位重视简历中的这部分内容，也正是因为它至少说明求职者大学四年过得积极，是一个勇于挑战、勇于竞争，适应现代生活的人。青春本来就是闪亮的，将这种闪亮化成一些大大小小的成绩写进简历中，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以上只是就大学生活的“亮度”而言，而“亮度”——也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功指数”——并不足以衡量大学生活的全部。这就好比姚明在休斯敦火箭队的地位，是不能仅仅由得分、篮板之类统计数据显示的。亮度之外还要有深度，所谓深度，并不是说一个
前两年，网上有段时间讨论北京的民工准入制度，所以有此议论。题目是网站的编者加的——
我们只是渴望中国走一条正道
我认为准入制度还是要的，美国不就自从19世纪初开始实行了准入制度吗？所以它才欣欣向荣，至于其它地方越来越穷，那是另外一回事，不干美国的事嘛！
而且，我主张准入制度要全面铺开，而不要只搞北京，那样为奥运服务的意图太明显了，太像是专挠痒处了。上海难道不要实行准入制度？凭什么？不过我相信，如果北京实行，上海一定会实行的。而且各省省会现在也越来越嘈杂，给广大市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怎么能不实行准入制度？何况，几个大城市一设槛，大家不都窜到省会城市来？公平吗？
但这样一来，地级市又不卖帐了，咋啦？就兴
80年代与理想主义
这样的话题总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坚持理想主义”与“反思理想主义”的斗争不需要预热，因为它一直都热气腾腾。看多了当然不免重复，不过大凡论坛好像都差不多。这跟“知识分子与农民”一样，都是最经典的知识分子问题。对这类问题当然可以做一些玄奥的理论探讨，不过一般人都没那雅兴，大家就把它当作论坛的保留曲目，隔段时间就拿出来练练，倒也其乐无穷。
但是，由于所有人对这一套都是烂熟于心，谁来担当这个“理想主义者”就成了问题。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好玩儿，但谁也不愿意给别人做靶子（除了忠厚丫头如许襟辈，但我怀疑她是“拖儿”，呵呵），这次老朱的文章被叶兄如此挪用，而且效果如此之好，的确让人忍俊不禁。老朱这个人容易严肃，何况实在有些委屈，我挺同情他的。不过他要是不受委屈，大家也就不好玩了。
之所以说他委屈，是因为拿
我们一直缺少好的城市小说。这不是因为我们的作家不努力，实在是城市的审美化必须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要在车水马龙间找到一条通向美学之境的坦途决非易事。在这方面，作为中国最早现代都市化，同时都市文学发展得最成熟的地区的上海，已经有了它小小的传统。这个传统虽然一直不被推崇（当然这几年是翻身了），但它至少可以保证上海能够以整体的、鲜活的面貌，不断出现在一部部优秀之作中。既不会见木不见林，也不会如贾平凹写西安那样，把闹腾腾的城市写成一座废墟。怎样形容这个传统呢？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三点一线”的图景。三点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一线就是上海的情与爱。
上海的情与爱，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正是聒噪。这个聒噪不是机床车辆的嘈杂，它是审美化了的，或者说，它是审美的情与爱本身。
话其实一说就明白。爱情聒噪不聒噪？当然聒噪。时下铺天盖地的爱情歌曲，只是这聒噪的冰山一角。爱情就像一个无底洞，使你不得不无休止地投入精力，投入语言。几千年封建社会，爱情一直躲在幕后，偶尔的几次出场，要么一见钟情，因缘前定；要么青梅竹马，顺理成章，用
每年大学新生报到，都能看到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有些新生为踏入大学校园兴奋不已，东西南北还没有摸清楚，已经忙着交朋友、入社团、装饰寝室和床铺了，那几天见谁都打招呼，给家里人打电话也是一口一个“你们放心”，仿佛他天生就属于大学，感觉是如鱼入水；另一种则正好相反，愁容满面，唉声叹气，看什么都不顺眼，什么都好像冲着他来，莫名其妙地就会担心害怕，稍一不顺，便伤心落泪起来。这两种学生，大家当然都喜欢前一种，而对后者直摇头。独立性、适应性本是现代人最看重的品质，有些大学生一入学就输了一仗，未免前途堪忧。
不过这其实也没有太值得焦虑的，今天的大学生的确比以前更“娇气”些，但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暂且不去讨论。需要说的是，适应能力强固然是好事，但是适应能力的高低，并不只是由初来乍到时的表现去衡量。尤其是从外地到上海的学生，开始时很少有不牢骚满腹的，毕业的时候却大多愿意留在上海，不管他们当初有多么不适应，一旦适应了就会产生感情。在学校、专业的问题上也有同样的例子，自从有高考制度以来，每一届学生中都会有被录取到不喜欢的学校或专业的，但我们不能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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