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生瑜，何生亮——我总是带着这句话来看待这两个东亚国家的互动。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广场协议”。当时美元汇率过高而造成大量贸易赤字，为此陷入困境的美国与其他四国发表共同声明，宣布介入汇率市场。此后，日元迅速升值。当时的汇率从1美元兑240日元左右上升到一年后的1美元兑120日元。由于汇率的剧烈变动，由美国国债组成的资产发生帐面亏损，因此大量资金为了躲避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补贴因为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金融缓和政策，於是产生了过剩的流通资金。由此，日本产生了泡沫经济，并深深影响了日本经济。
回首日本泡沫经济，有两点启示深深影响着后来人：其一，围绕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涨跌，是否应该继续加息的议论不绝于耳。不错，作为一国的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持物价的稳定，如果不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似乎就没有立刻加息的必要。可是，当我们在考虑物价稳定时，是应当注重眼前的价格指数呢，还是长期持续的物价稳定？另外，维持物价稳定毕竟还只是手段，我们真正的目的应该是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日本对其80年代后期发生的泡沫经济的反省中认识到，CPI的变动对泡沫经济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对我们国家当前在对经济发展作决策时应有借鉴意义。
其二，就是我们如何辨别何为泡沫，何为正常的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在判断出现差错，出台了错误政策的情况下，哪个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造成的危害大？对于这个问题速水优认为：“实际上，在泡沫扩大的过程中，是否是泡沫的判断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我们无法否定这是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可能性。比方说，在当时东京地价暴涨时，人们所举的一个在当时很难分辨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理由是：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的提升。必然的，中央银行总是面对着两个不同的风险，……一个是，经济在正要获得飞跃性的发展时，如果错误地采取紧缩政策，就可能剥夺一个大好的成长机会；另一个是，把只不过是虚幻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误以为是真实的，放任泡沫的扩大。中央银行在进行政策判断时，不能光注意哪个风险的概率高，还要关注在政策判断出现失误的情况下，哪个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高这一问题的评价。泡沫经济时期的经验显示了，对于把只不过是虚幻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当成是真实的这一错误，从长远来看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一点，当时的日本银行的认识是有所不足的。”
其实，无论怎样？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经济囿于既往的发展模式，日本经济的奇迹主要在于科技带动高尖端制造业，出口圈钱、投资国内及海外，包括日本公司大规模扩张、国内土地的升值、以及购买美国产业、楼宇等等，一轮又一轮的圈钱，一轮又一轮的扩张，往简单的去看这个过程，可以总结为：高科技转化先进制造业挣钱，投资土地及企业扩张花钱。日本土地及房地产升值最高峰时，日本三大都市圈的地价总值超过美国全国的国土总值，也就是说如果买下日本三大都市圈的全部房产的钱能买下整个美国。广场协议，日本决策的战略失误导致金融领域被美国操控计划实现，日本赚的钱通过金融杠杆大量流入美国及欧洲，使得日本经济长期得不到恢复，并且拉近了日本、美国、欧洲的发展水平，日本遥遥领先的地位不复存在，除小泉时代的投资拉动使得日本经济有几年的缓慢复苏外，其余均为零增长或负增长。特别是目前，日本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表明固有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日本经济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
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是世界最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亦是世界最强的，日本可以很自信的相信，日本目前的科技水平要优于美国，远远强于欧洲，储备的经济发展的能力是巨大的。日本的服务业亦是世界最好的，对市场的深入挖掘，对服务业的认真态度，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乃至于日本的创新能力、文化经济发展能力都是世界第一的。日本的政治民主，亦对经济是正面作用。那么，日本的经济症结究竟何在？
对日本研究的学者普遍提出：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外向型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大，敏感性强，等等。但我认为，欧洲经济最发达的经济体比如瑞典、瑞士国内市场也狭小，也是外向型经济为主，但和日本模式有着本质不同，欧洲最先进经济体在劳动效率、综合国力、服务意识上和日本相距甚远，而国民福祉要远远强于日本，北欧及瑞士等欧洲最先进经济体享受世界最先进的福利体系，我在文中将此类国家称之为福利国系，而参与全球非科技创造性的市场分工及竞争（显而易见，这些先进经济体不是大国，考虑科技创造力方面要远逊于日本）却创造了比日本更加人性化的财富（考虑国民福利、国民工作时间及付出等方面），能推出如下的悖论：日本的创造财富的效率高（工作时间、工作态度、企业发展及管理的精细程度等），收获的财富效率低（对比福利国系，如此辛苦创造的财富却只能和这些国家持平或更低）。
这个悖论我权且称为四季悖论，四季悖论是日本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如何解决这个悖论，就解决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深层瓶颈。我从理论层面和操作建议方面去论述。
日本经济出现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不是创造财富的态度及能力不够强大，而是太过强大。无论是宏观的市场还是微观经济层面的企业管理，市场是一个杠杆，创造财富和消费财富是杠杆的两端，杠杆维持平衡经济才能永续发展。美国智库将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于制造业工业国（如中国、印度等）创造财富出口换汇，而不去消费，使市场流动性过低而使流动性失衡。中国智库则将此次金融危机原因归结于美国式的过度超前消费，引发流动性过高而使流动性失衡。简单的说，美国人的观点是如果世界经济只是中国和美国两个人，叫中国的人不断的劳动，把产品卖给叫美国的人，而叫美国的人不断的买中国的产品，给中国以美元（有必要说一下，此模型没有考虑贵金属支撑货币的问题，如果是以黄金做支撑的瑞郎，可能导致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而美元和金价是负相关）而中国不去买美国人的东西，逐渐市场上流动性短缺，美国人没钱了，只能依靠强势美元的地位印钞票，导致美元贬值，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人的观点正好相反，这个叫美国的人无休止的消费，而不去生产，国度的超前消费，只能靠创造金融衍生品来圈钱，流动性被虚拟的衍生品抬高，最后通胀预期破裂，金融危机爆发。
这两种观点其实都对，本身就是一个镜子的两个方面，之所以拿来解释，是想说明日本的问题，日本如果放在这个模型中，会是一个尴尬的角色，日本早已摆脱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国，步入以创造和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分析日本对分析此类地区均有利，比如北京），但日本又不是和美国一样的消费国，不是世界分工的制造业部分，就会出现经济空洞化：产业外流，流到马来西亚，流到印度尼西亚，流到越南，流到台湾地区，流到中国大陆，不能通过杠杆的创造财富这端平衡经济，如果在杠杆这端，可以利用金融危机淘汰落后产能，创新工业发展，货币手段平衡贸易等等，日本基本上所有产能都是世界最先进的，没有可淘汰的余地。又不是杠杆的另一端，消费财富端，其实消费财富端有更多的手段提振经济，除了收窄的金融政策外，能更好的利用货币及贸易手段平衡经济，甚至提早谋划，提早布局，在全球物产低迷的时候抄底，为下一轮发展做好准备。我也一直认为有担当和远谋的领导人才是真正的好领导人，如果只是在这个时候规避风险，收窄金融政策（从消费端的视角，从生产端就是放宽金融政策，比如中国，大规模投资等等）并不是明智的。作为领袖，在经济发展的眼光上，必须能够忍受以目前的低迷、紧缩和阵痛换取未来更长久的发展，这点比如中国的朱镕基。
日本所处的尴尬位置就决定了日本出现的四季悖论，这已经是积累了20余年的病，如果只从产业换代，更新替代产业上去考虑，依然无法解决日本根本的经济问题。最重要的，日本经济停滞不是不够先进，而是太过于先进；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不是国民不够努力，而是太过努力；日本对产业挖掘不是不够深入，而是太过深入。这一点不到一个月的日本生活真的体会太深了，后文日本生活感悟中再细提及，如果读到这里你认为这篇文章只需扩充就可以完成这个项目，那就大错特错了，每一个标点都需要被讨论。
一言以蔽之：日本像一个在世界经济中的领跑者，甚至不仅是经济领域，而是对全人类包括科技、社会、管理经验贡献等领域的领跑者，跑的太快了，所以现在停滞不前。从这个角度去说，我想说，这失去的20年，并非完全没有好处，而是为新的起飞奠定基础，储备了太多可以飞速发展的因素，仅就一点：日本的机器人产业如果普及全国1亿2千万人中的8000万，这是一笔多大的财富？日本的核聚变发电技术如果能够普及全球，这又是怎样的财富？而这些20年后才有可能实现的产业，在20年前已经被日本储备作为发展的动力，我们为什么要囿于这个悖论而不对未来抱有最大的希望？要知道，现在被世界奉为经典的日本的企业管理模式以及对市场分析的许多方法，依然是日本20年前乃至40年前创造的东西。
那么，从理论上我们明白了这个悖论，并且探寻了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以及日本所处杠杆的位置，如何有具体的行动解决这个四季悖论呢？
第一，把握氢经济时代发展的核心产业，建设符合氢经济时代发展的快乐日本经济模式，促进新消费的升级。
东京尽管申奥失败，但其提出的“举办世界上最紧凑精致的奥运会”的理念运用在宏观经济走向上，完全符合时代经济的发展，氢经济时代，低碳化的到来。我想这里的低碳化不仅指的是经济的绿色及经济结构的合理，亦是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实体的灵活多样。
我认为在自民党时代，自民党长期执政权的根本因素有两个，一是派系文化，二是经济能力。而终结自民党执政的亦会是这两个因素。派系文化使自民党保持相对民主，保持活力，保持制衡政治，而长期的派系政治，已经使这个主导了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政党在内耗中进入暮年。任何东西都有使用年限，保质期一年的饼干非要三年后吃，就会拉肚。公司、政党、王朝也有保质期，自民党面临的正是政党面临的最麻烦的事——气数已尽。民众眼中的自民党，保守、代表大财团、派系内斗的没有活力的政党，而自民党最擅长的经济执政能力，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在大背景不景气的情况下，也无计可施。
根本的办法是改革，而对自民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么改活，要么直接改死——古今政治组织无论王朝还是政党某不过如此，在必须改革的时候，往往缺乏改革的动力，即使碰到一两个政治强人，一通变革，结果往往是延寿的少，直接改死的比比皆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越南奉行的改革开放及革新开放莫不是非常成功的。当然，不改革，也只有等待寿终正寝的时刻——比如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
自民党的选举策略也由此展开——继续依靠大财阀，充分唤起日本民众对自民党执政的依赖——虽然不想再将政权交给自民党，但交给(没有执政经验的)民主党也让人不安是很多中间选民的普遍想法。毕竟让日本由一片废墟成长为世界第二的是自民党，日本经济最为辉煌的时代历经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经历岩户景气、奥运景气、
伊奘诺尊景气三大景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又历经十年稳定时期，社会事业充分调整……这一切都是自民党的贡献，可以说，自民党是世界政党史上执政最为成功的。
然而，现在日本由于在后工业化、科技等方面发展过渡——我始终认为这是日本经济面临严重困境的根本原因，过于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狭小的市场无法克服，即使大幅拉动投资热、金融热，变革社会事业（比如改变终身雇佣制、改变日企文化，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邮政私营化改革等等）的修补也无法使日本真正走出困境。自民党无计可施，可以预见，偏社会化的相对向左的民主党更无计可施，不过民众更愿意用选票惩罚自民党——大部分民众会以现在而不是过去积累的生活质量评价一个政党，没有执政经验的民主党（平成4年-7年短期联合执政）也就没有包袱。
日本经济，需要真正的活力的注入，在这方面日本亦非不是没有优势，科技可以扶持在龙头产业和龙头企业上，当然，日本那些大财阀都是龙头企业，不需要扶持，产业就需要了，比如能源。在氢经济时代（高中的时候写过专门的文章，论述氢经济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即将到来）占据先机。能源、环保这些龙头产业会使日本进入新的高度，摆脱新兴工业国的同质化竞争，并且作用诸如文化创意等诸多产业，氢经济，在我的理论中，亦是轻经济，而笨重的日本大财阀经济如同笨重的自民党，如果不尽快把包袱卸掉，是无法在氢经济时代立足的（某国更是一样，那些靠垄断，无论政府垄断还是资本垄断早就的巨无霸，在石油经济时代由于产业对冲很难出现覆灭的理论已经不太适用了，尤其是在这次喻示氢经济时代到来前的金融危机面前）。日本应该多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一点台湾有与众不同的心得），实现应对氢经济时代的灵活与富于创造力。
建设“快乐日本”、“幸福日本”是否可行？日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日本世界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
关于中国外汇储备和世界外汇储备本质不同的论述，以及政府很有钱、企业很有钱的优势。奥巴马为巨额赤字感到心慌，任何坐在他位置上的人，在平均欠每个国民4000多美元的时候，进行平衡经济的措施都很有限，再深奥的理论也敌不过一个真理：有钱总比没钱好。日本经济停滞在于太有钱了而无处花钱，无法创造新的财富，市场运转不起来。
什么是快乐日本呢？核心就是假日经济、创意经济融合的新经济模式。日本有着很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业，随着新干线从博多向南延伸，向北跨越清津海峡工程的实施，对新干线动脉进行升级提速，以至于计划中提到的京阪一小时磁悬浮中央新干线工程，日本将实现全国六小时经济圈（日本南北长3500公里左右，最北端中心城市距最南端中心城市约2000公里）日本经济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凡事都要加之创意，拿乡村经济来说，饺子、栗子、青梅些很普通的农产品及食品，都会有很多的包装。比如青梅君的形象，比如宇都宫车站的饺子雕塑之类的。而且一乡村一特色，对创意挖掘的很深入。（在日本农村经济给中国的启发一文中我再详细论述）如果能把快乐日本的理念深入人心，从体制上改变日本劳动过于辛劳的局面，增强养老年金等福利年金的保障（对于有钱的日本政府来说要比美国容易的多，美国任何改革都需要加上一条：不给财政增加新的赤字）大力挖掘和扶持创意日本经济、快乐日本经济，鼓励员工多休息，多放假，多增加出游的机会，进而带动新的消费热，不仅增强经济的内在活力，更从实质上增进了日本民众的福祉。企业是日本经济的载体，从企业管理来讲，改变目前日本企业的过分绩效文化，建立多消费的“快乐日本”取代过去太注重生产的“奋斗日本”，才能真正盘活日本经济这盘棋。文化创意相当强大，以及科技的高度发达的日本，只要从经济制度上鼓励日本人民摆脱僵化的思维，势必会实现新的消费升级，在这一过程中，老龄化、信仰缺失等等（思维僵化的极致往往是信仰的缺失与迷茫）社会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过去日本在经济全球化的体系中分工重要，未来将新开启在全球最为独特和高端的经济高地。
能源、环保、文化创意、旅游、金融应是新日本“快乐经济”的核心产业，当然，从贯穿南北的新干线的延长，到羽田机场国际化、关西机场扩大，都市消费圈的扩大，主题乐园的兴建等等，我们依然看到日本正向充满活力的方向迈进。
第二、建设以东京为中心的3字形经济发展轴，外交及政治上展现强盛大国的决心，加强同亚洲大陆的紧密联系，和美国的关系分清政治和经济，经济上要同美国展开长效竞争，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强势日元的政策引导.
首先，解释一下3字形发展主轴，在经济地理学上，产业轴的制定和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依据，轴带动面，如果发展轴选错，则会严重影响整体发展。在中国有着经典的T字形发展主轴，即由辽宁城市群、首都城市群、山东城市群、长江三角洲、海西城市群、珠江三角洲构成的沿海发展轴和由成渝城市群、华中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构成的长江发展轴。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这个轴上展开的布局，而大三线建设时代，由于点、轴、面设计不清晰，不符合经济地理学发展轴的理论，导致投入很大，对局部促进作用明显，对整体无效的败笔。在1980年代，中国中央政府讨论是否开始由沿海发展转向内陆，由东部转向中部，甚至由东部跳跃中部直接发展西部的双轴发展带，最终的结果仍是坚持了T字发展轴，而到1990年代末再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否则，中国目前的经济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3字形产业带是我为日本经济设计的发展主轴，从宏观上讲希望20年内形成，则日本依然不仅能够保持现有经济地位，更能得到提升，这就要求日本必须有新的定位：强盛大国。我认为一个区域无论集中程度多少，最多形成3个中心，从世界形势来看，欧洲向伦敦集中，美洲向纽约集中，亚洲则以东京为首，形成多元化竞争。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乃至首尔都在各自领域对东京形成威胁：新加坡是期货贸易及港口、香港是金融中心、上海是航运中心、北京是企业总部及企业影响力、首尔则是枢纽方面对东京形成压力。除北京、上海外，其余城市均已形成相对成熟的经济发展期，随着北京更多中国中央企业的崛起，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一旦挖掘即使不到日本的10%，亦是不可想象的庞然大物（北京的世界500强总部已超越纽约及伦敦，集中了中国8成的资金资源，北京谋求的是世界城市的定位）。东京如何在众多竞争中继续保持优势，必须摒弃脱亚入欧的思维，脱亚入欧入美无论是从经济上，抑或文化、社会上对日本都是自废武功的行为。日本在过往有脱亚入美的思潮很正常，因为日本在全球的竞争节点不是中国，而是欧洲和美国。而今，世事变迁，日本必须由脱离亚洲，到亚洲的引领者角色的转变。
3字形产业带更确切的描述是反E带，竖即纵贯日本3500公里的本土发展轴，E字形的最上横为东京——莫斯科轴心，中间一横为目前在日韩中三国领导人峰会上已经重点规划讨论的东京——北京轴心，最下的一横加拐弯为东京——新加坡轴心。
具体分析一下，本土发展轴作为辐射世界的核心发展轴，继续以高端产业为主，强化内在联系，日本计划斥资8.44万亿建设京阪磁悬浮新干线，以及新干线的提升，将日本缩为6小时产业带。这一轴带我命名为核心发展主轴。
东京——北京轴心：“亜細亜新幹線－幻の東京發北京行き超特急”——70年前，日本就提出这样的设想。,中日韩三国总理在此次会谈上重点提及打通经釜山至中国大陆的海底隧道，日本及韩国境内走向为佐贺县唐津~壹岐岛~对马岛~釜山，继而由韩国打通通往中国的海底隧道，由山东接入世界最庞大的高速铁路网络——中国高铁网。这是日本未来发展的主轴，无论是虚拟的轴线还是未来有朝一日东京北京真的能实现高铁通达，这一主轴必须被日本所重视。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海外市场，这一论述已慢慢成为现实，从日本开放对华个人旅游签证及迎接中国自由行首发团的规模空前就能看出日本对华的经济重视程度。这已是日本朝野的共识。日本担心日中更紧密的经贸联系会使日本先进的资源向中国流失，事实证明，高铁的修通和更紧密的联系，会使中心更加中心，围绕中心形成新的分工，无论是京滨圈、京叶圈、阪神圈都是如此，不会出现液面效应：高的液面流向低的液面，达到平衡。北京和东京在相当程度上是非常相似的，无论是经济结构、模式、中心地位、企业集中程度等等，均是如此，东京不应因惧怕竞争而疏远北京，反而应当积极地利用优势，参与到竞争中并谋求领军者的地位。由于接通欧亚大陆，未来甚至可能实现东京——伦敦轴的可能性，实现世界两大全球性金融中心的融会贯通，对日本的腾飞和世界中心地位的巩固有着非凡的意义。这一轴带我命名为：金融科技服务业为主的未来发展主轴。初期涉及东京、首尔、北京三座中心城市。
E最上面的轴为东京——莫斯科轴，这一轴我命名为：能源发展主轴。具体设想为建设连接东京——北海道——萨哈林岛——俄罗斯大陆（远东、叶卡捷琳堡）——莫斯科的高速铁路，以及连接第一亚欧大陆桥，最终指向鹿特丹。东京和莫斯科有着文化上的相近关系，俄罗斯面临北亚大开发，日本可以以此轴作为未来氢经济时代核心产业——能源产业的发展轴，而轴的另一端的莫斯科可作为技术及资金输入的主轴，不仅可以规避金融科技服务业这条未来发展主轴的风险，更可加强东京中心地位的确立。
E最下面的轴或者说3字最拉长的一笔我命名为产业发展主轴，这一轴主要连接的是东京和其产业输出的地带，包括台湾、东南亚、新加坡、印尼、香港等，这一轴最关键的环节是台湾，北京已计划修通北京至台北的高铁，而东京如果修建通往台北的高铁以现在的政治环境去考虑不仅是台北不会同意、北京不会同意、日本内部亦不会同意（风险不可测），所以东京——北京轴心相较更加容易。这一产业发展轴必须经过台北，接入台北高铁，进而进入岛链南端，除非台湾问题解决，或国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否则无法想象。但本文前面已经叙述，轴无论是实在的高铁修通连接，或者是依靠物流、金融、贸易、文化交流的虚拟连接，意义都是重大的。仅从经济层面考虑，东京——新加坡——香港轴线的节点是全球和区域的金融中心，能够带动轴上自北到南到北的产业带的升级和发展，更是日本经济影响圈的核心轴线，产业链完整，日本作为产业链最高端，密集产业链的联系，对日本经济振兴意义重大。这条轴的远景可连接到澳洲。
4条轴线一旦建成，东京将成为亚洲及太平洋真正意义的核心，进而强化其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能进一步带动强势日元的政策，实现国际金融规则和国际顶端事务规则的制定，获得和美国一样的优势地位。
对日本国内，应效仿瑞士，建立特殊金融体系，吸引全世界的资金流入，并且开足马力拓展市场，实现财富的吸收和融通。这就势必要求日本的定位为强盛大国，而不仅仅是经济强国。这种定位势必要和美国制定规则，日本无条件服从和依附的现状冲突，必须摆脱美国的金融规则，就必须改变日本的外交战略，政治上和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盟国关系，而经济上应当大胆设立“东京时间”，和美国保持距离乃至于和美国竞争世界经济规则的主导权。4大轴线是日本重振经济所必需思考的主轴，日本不应再以岛国思想去发展经济，而是大胆的参与到世界经济的竞争，凭借多少年积累的先进经验、科技实力、最高素质的劳动力及最优良的国民素质，完全能够在融入轴线的过程中，完成涅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