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前面说过，进了新民中学你就到了天堂，虽然每天只吃两顿饭，但基本上能吃饱，每周还打两次牙祭，这是在金溪庙做梦都做不到的。但是你也得说实话，你还是常常觉得饿，对这一个发育中的孩子，营养毕竟是太不够了。所以你直到初中毕业，身高还只有一米三二，现在想想简直不可思议。餐外补充一点营养，那是连想不要想的事情，一方面是离小镇太远，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余钱。
每天傍晚时分，偶尔有些农妇会提着一篮一篮的炒黄豆到学校门口来卖，一分钱一小竹筒，真的很便宜，有些学生就会买点来吃。你记得在初一的时候，还只能看着别的孩子吃，馋得连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可身上就是摸不出一分钱来。那个时候你母亲每个学期寄给你五十块人民币，这五十块一到手就全部交给了学校，学校包了一切，包括作业本。将近期末的时候，再退你两块钱，充当回家的盘缠。你在第一个寒假被伯父的几个耳光打出来之后（参看《在老家的最后一个除夕》一文），便不再回老家了。后来期末退回的两块钱便可充做平时的零用。因为你寒暑假不再回金溪庙，你母亲又加寄你一点钱，这样你手头便宽裕一些，于是偶
1957年暑假，你从衡阳县新民中学初中毕业，北上武汉，后来考进了武昌实验中学。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衡阳，跟新民中学的同学也都失去了联系，其中虽然有几个人时不时地出现在你的记忆中，但你想这一辈子大概再也不会见到了。
但不料整整半个世纪以后，2007年的冬天，你竟然在台北见到了五十年未见的老同学邹发祥，他是被台湾请来训练射击运动员的。他离开新民后成了运动健将，后来又成了国家队的射击教练，教出了好几个世界冠军和国手。台湾这个时候正在准备参加2008年的北京奥运，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居然请了他来做教练，在台湾呆了一两个月，训练基地在桃园。那天周末，他特地到台北来看你，你陪他在台北玩了两天，又在你的山居住了两夜，聊起许多尘封的往事，居然还会像五十年前那样相视大笑。临别时他要你在笔记本上写几句话，好回去后带给新民的老同学看，你就提笔写了四句诗：
“同学新民共车衣，呆鹰岭上看鹰飞。
重逢已是白头后，夜话滔滔仍忘机。”
儒家的宗旨在我看来就是两个字——“仁”和“礼”。“仁”以和同，“礼”以别异。人和人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这两面合起来才是人类社会的真相，单讲一面是不全面的。“仁”就是讲如何处理人与人相同的一面，“礼”则是讲如何处理人和人相异的一面。我已经有篇文章讲“仁”（参看《仁——把人当人看待》一文），这篇文章则专门来讲“礼”。
人和人在作为一个“人”上，也就是“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另外一个人当“非人”（畜生、奴隶、手段、工具）来对待，这就“仁”的精神，即强调人和人是相同的。但是如果把这种人格上的相同理解为全等，一切都一样，这显然既非事实，也不合理。正如同人和人之相同是真理一样，人和人之相异也是真理。人和人之相异是显然而普遍存在的，这其实不必多加说明。例如男人跟女人当然不一样，男女平等是人格上的平等，不可能一切平等，男人不能取代女人生孩子。家庭的成员平等，讲的也是人格平等，父母不能倒过来当儿女，儿女也不可能倒过来把父母养大。革命队伍的同志平等，但中共中央主席跟一个普通党员当然是不同的，小
喜欢评论人物大概也是人的天性之一，普世皆然。但中国人好像特别擅长此道，传统源远流长。汉末魏晋时代，此风最为发达，还出了不少专家，专以评论别人为职业。例如著名的许靖许劭兄弟，就非常认真地把评论人物当作事业来做，不仅给乡党人物一个一个做出评语，还要每个月根据这些人物的表现更改评语，这就是有名的“月旦评”。甚至连曹操这样的枭雄在没有出名之前，都要缠着许劭给他下个评语，这样就有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两句名言，一直流传至今。没想到这种传统到了近代大有发展，月旦评已经被系统化、组织化、现代化，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几乎要不断地经过层层叠叠的、花样繁多的月旦评，小到班主任的评语，大到单位鉴定、组织结论，莫不是月旦评的一种延伸。
我对这一类的月旦评向无好感，但想要避免却几乎不可能。公开的月旦评倒还没有什么，最恐怖的是那些秘密的月旦评，你完全不知道它说些什么，却掌握着你的生死大权，而且被密封在一个牛皮纸袋里，跟着你的屁股走到天涯海角，如影随形，到死方休，甚至到死不休，简直没完没了。文化大革命当中为了批判牛鬼蛇神，这些秘密的月旦评往往有意
我喜欢书法，也常常写几个字，甚至还在纽约、东京、台北办过几次书法展，勉强可以算是一个业余的书法家。因此也就常常有人向我索字，我基本上都是来者不拒。但必须是你来求，我不会主动赠送。这并不是因为架子大，因为你来求，表示你欣赏、你喜欢我的字，如果你没有求，而我主动送给你，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岂不等于说：鄙人是个书法家，送一幅字给你，请你笑纳。——对不起，这种事我是不干的。
我也从没卖过字。在哥伦比亚大学办展览的时候，就有一个老美表示愿意用一千美元买我一幅字。我说：“对不起，中国读书人是不卖字的。”那老美很惊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的话也不确，其实中国读书人也还是卖字的，近代连齐白石都卖画卖字，闻一多刻图章也要收钱，遑论他人？只能说我自己的思想有些古板，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总觉得文人落魄了才卖字。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曾在淡江大学兼任，教了一个学生叫魏明政，人很憨厚，又勤奋好学，有一次向我求了一张字，我记得写的是张载的《西铭》。他拿去裱，有一位先生在裱字店里看到这幅字，愿意出十万新台币买下，问这位学生愿不愿意割爱。我这个学生说：“这怎么可
九月十日是大陆的教师节（不清楚为什么定这一天），后天，即九月二十八日，是台湾的教师节（孔子的生日），所以最近常常收到一些我两岸的学生们发来的短信，或送来的小礼品，我都很开心。近来报纸上有不少文章讨论学生到底该不该给老师送礼，有说该送的，有说不该送的。我是赞成派。学生当然应该给老师送礼，就好像儿女给父母送礼一样，这再自然不过。对养你教你的人，在适当的时候送些礼品表达自己感激的心意是必要的，如果连这点表示都没有，这个世界就未免太冰冷无情了，冰冷无情的世界是不适合居住的。和谐社会必须首先要有温情，温情都没有的社会是和谐不起来的。
人是符号的动物，人之区别于其它动物，就是人会使用符号。语言和文字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中最重要的符号。符号的功能在于它能够表达意义。人类的了不起就因为他能够运用各种符号来表达思想与感情。思想与感情是不具象的、看不见的，符号的作用就在于把这种不具象的、看不见的思想和情感变成具象的、可以看见的符号。思想和感情是稍纵即逝不能保存的，而符号却可以保存。人类使用符号就
我1981年9月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91年2月通过博士论文口试，5月拿到博士证书，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十年之久。我在1990年9月已经写完了博士论文，9月28日到台湾，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这最后一年，除了口试跟毕业典礼之外，其它时间并不在哥大。但即使把这一年去掉，我在哥大校园生活的时间也足足有九年之久。一个人一生中有九年十年的时间生活在世界一流的大学校园里，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极为幸运的事。
我很怀疑自己在三十岁之前是否知道世界上有一所哥伦比亚大学，鼎鼎大名的胡适是哥大毕业的博士，照理说我们这些读过几本书的人都应该知道，但是1955年大批胡适反动思想，我尚在衡阳乡下读初中，未能躬逢其盛，何况我们要批的是胡适的反动思想，至于胡适光荣的学历跟履历是没人宣传的。听说我进了哥大以后，我曾任教的三阳路中学的一位英语老师还说：“什么哥伦比亚？从来没听说过，肯定是野鸡大学。”想来我也不会比他高明到哪里去。有一点非常确定，就是我在三十九岁到达美国之前，肯定没有做过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梦。就是到了美国，也是半年之后才敢有这个念头。我
1960年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武大根本没有进入你的视野。落榜之后，武汉居然成了高不可攀的学府。有一次，你与一位同龄的青年老师穿过武大校园去东湖游泳，他忽然指着远处绿荫丛中的一幢小洋房对你说：“那是胡承晖爸爸的家。”胡承晖是你们的同事，他父亲是武大的教授。你“哦”了一声，没有说什么。以你年少轻狂的个性，坦白地说，你从前并没有把当大学教授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但现实却是，你连大学的门坎都进不了，武汉大学的教授在此刻对你已经是一个飘渺的梦境，你说什么好呢？去东湖游泳吧，这个跟你不相干。
你当时不可能也绝对没有料想到，漫长的十几年以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之后，在你被打到地狱边缘的时候，你居然会时来运转，你居然会踏进武汉大学的校门，你居然成了那位住在绿荫丛中的胡教授的学生。真所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还有更巧的，当你坐公车去武大，在武大校门下车的时候，突然看到当年指着胡承晖爸爸的洋房给你看的那位青年老师，他叫高宏，居然也从公车的另外一个门里走下来，身上跟你一样背着一个背包。你们两个几乎同
两年前，一位复旦大学的同行访台，我们初次见面，席间他问我：“唐先生，你是专门搞什么研究的？”我说：“古今中外都搞一点。说得好听一点是杂家，老实地说呢，就是万金油。”他狐疑地望了我一眼，就不再问了。我这话虽说有点自我调侃的味道，但也是实情。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开的课程，大学部是《世说新语》和《大陆现当代小说选读》，研究所则开《魏晋玄学》与《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外加一门书法，岂不是古今中外都沾点边吗？业余还写写诗，写写散文。要问我到底是什么专门家，我实在说不上来。当然，我肯定不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我这个万金油不出文史哲的范围，是只能外用不能口服的。
我在武大读研究生时，有一个老师叫吴林伯，是国学大师马一浮复性书院的学生，他虽然不是我的导师（是易中天、陈书良的导师），但我们师生关系不错。他是研究《文心雕龙》的专家，他就常对我们强调，研究学问要专，他说：“如果有人问你研究什么，你说研究古典文学，那算什么？古典文学这么多。你说古代文论，那又算什么？古代文论那么多。你要说研究《文心雕龙》，这才像话。”他说他自己《文心雕龙》读了几十
我们家乡有一句话叫“爱探闲事”（或“好探闲事”），其中“闲”发古音，读“寒”，因为普通话中没有，所以写起文章来常常把此语写成“好管闲事”（或“爱管闲事”）。其实“爱探闲事”跟“好管闲事”是大有区别的，把“爱探闲事”写成“好管闲事”，不仅走了意义，连味道也变了（例如沈从文的小说《好管闲事的人》就该写作《爱探闲事的人》才对）。这原因是因为“探”和“管”这两个字本来的意义就不相同。“探”是打探、探听的意思，打探、探听只是想知道，却不一定要管，而且多半是不管。“管”则是要插手的，不只是止于知道知道而已，所以“好管闲事”是说并非自己分内的事却喜欢插手去管一管，而这非自己分内的闲事有各种各样，得其下者固然令人讨厌，而得其上者则反而有“爱打抱不平”，甚至“助人为乐”之意。所以“好管闲事”在普通话里并非总是贬词，反而时常以褒义词的面孔出现，例如“我这个人好管闲事”，就往往是自夸，而非自贬。“爱探闲事”则无此意，没有人会洋洋得意地说“我这个人爱探闲事”。
在我们家乡，说一个人“爱探闲事”，不仅是批评，甚至有鄙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