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润笔：我就是我

    好久没有画画了，今天拿起了笔，心中有些忐忑，战战兢兢地完成，自我感觉不好啊，看来什么事情还得长期坚持才对。明天继续画，力争比这张要有进步。

希望家人一切安好2

川剧里面有一种享誉中外的变脸特技，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揭示剧中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变化。其实生活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呢？一个人，从出生到死去，有些角色伴随一生，而有时候又同时两三个甚至更多的角色在交替着。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和芸芸众生一样，一切的人生轨迹都没能脱离圣人千年前的哲言。

二十七八岁之前，我活在自己梦一般的世界里，让家人特别是母亲忍受着比其他母亲更多的心理煎熬，更可怕的是竟然没有站在母亲的角度考虑过自己的一丝一毫，我总以为父母还年轻、还健康，其实我错了。当父亲出了一次意外的车祸之后我彻底醒悟了，明白了人活着有多好，人健康着有多好。活着、健康，变成了我对父母唯一的期望。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慢慢的关注起父母来，他们的喜，他们的怒，他们的哀，他们的乐，逐渐占据了我生活的全部。也恰恰是在那段时间里，母亲被查出来患有高血压，随之，我结婚了，算是了了母亲心头的头等大事。可母亲并没有过多的想过自己的病如何如何，而是想着我和妻子的工作忙，以后有了孩子她还能不能照顾？

母亲，一个人世间多么普通的，但又是多么伟大的称谓啊，在我的母亲身上完完全全展示出来。

母亲操持着一家的生活，每逢周六、周日，算是她最忙碌的两天。我、妻子、小妹、父亲都在家，母亲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做几顿好吃的，她总是说：“你们平时都忙，还要工作，还要自己做饭，难得吃上可口的饭菜啊。”于是那两天中，她基本上不叫我们早起床，一个人忙忙碌碌的做饭、炒菜、打扫卫生。周日下午，母亲会早早地给我们做好饭，不仅让我们吃了，还要让我们再带一些。

一年多后，我的儿子出生了，在家里，最忙的还是母亲，她除了要照顾全家人的饮食起居，还得照看我那年幼的孩子，有时候她在家忙的连自己的降压药都顾不得喝了，而我们，由于各自忙着各自的工作，没有人能够及时地提醒她，似乎也习惯了被她照顾着、牵挂着。直到我去西安给父亲看了几次病后母亲的高血压突然严重了，一连两三天，母亲的血压不见下降，始终在160——170之间徘徊，坚持服用了四五年的降压药也不起任何作用了。我的单位离家有四十多里的路程，对母亲的牵挂只能变成心中的焦虑。我打电话让小妹带母亲去医院，已经在家门口工作的妻子每次下班主动承担起了一些家务，情急之中，我在网上又为母亲订购了价值1000元的药，让妻子把钱准备好，等送货员到家后付钱，可母亲知道后嫌药贵，让我必须把药推掉。无奈，我只好依了母亲，但我又不甘心，从一个亲戚口中知道了一个药方，周末回家，赶紧去药店买了药回去，再三嘱咐母亲一定要按时吃药。好在经过家人的齐心努力，母亲的血压总算是降了下来，那天早晨，我打电话问母亲，她说感觉比前几天轻松多了，我一颗选了很久的心终于放下了。

母亲，你一定要好好的，虽然儿子不能经常在你身边像你照顾小时候的我一样照顾你、关心你，但是希望你在家一切安好，因为你健康了，身为儿子的我才能在生活中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因为你健康了，你才能更好的在家和你淘气又可爱的小孙孙享受美好的天伦之乐。

希望家人一切安好1

去年腊月至今，我的心情因为家人身体的原因，长久地处于一种忧虑的状态，没有多余的精力考虑其他事情，甚至一次有一次不得已将自己的写作计划延长再延长。

刚刚进入腊月，父亲的腿开始疼了，整天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地行走，似乎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一截。起初，家人都没在意，父亲也没在意，以为不是什么大的毛病，用不了几天就会自然好的，可谁想，随着年关的推进，父亲腿瘸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当医生的父亲自己给自己开了一点药先吃着了，但是腿瘸的症状依旧。而后，父亲终于在小妹的陪同下去医院拍片，才查清病因，原来腿瘸的原因是腰椎盘突出造成的。腊月二十七日那天，我偶然知道了西安韩森寨有一个专门治疗腰椎突出的私人诊所，听介绍的人说效果很好，于是我决定正月初六同父亲前往。

正月初五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虽然我刻意不让自己去想给父亲去治病的事情，虽然我也知道腰椎盘突出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睡眠，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地处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六点，父亲站在我的床下将我唤醒，匆匆忙忙起床洗漱完毕，在母亲的叮嘱中我和父亲走出了家门。外面黑咕隆咚的，整个村子异常安静。和父亲站在路边，我点燃一支烟，一边吸着一边望着班车开来的方向。等了五六分钟，终于看见黑漆漆的远方两盏灯由远及近而来，行至我们面前，我才看清是开往西安的车。车停了，我和父亲上去，刚好，有两个空座。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颠簸，我们到了西安。

古城的城墙、街道、行人、车辆等，全都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中，安静而又热闹。在街边，我和父亲上了一辆出租车，随即融入有些慵懒的车流中奔向此行的目的地——韩森寨高楼村。司机在村口停下车，我们下了车站在高楼村村口的牌楼下便看见了诊所的招牌。我跟在父亲身后，朝那个诊所走去。

也许是刚刚过了正月初五的缘故吧，诊所里面稀稀拉拉只有两三个病人，很快就到父亲看病了。父亲拿出在县医院拍的片子给那个医生看，我则坐在凳子上环顾诊所四周的墙壁，上面挂满了锦旗，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一个挨着一个，证明了这个医生医术的高超。那个医生看完父亲的片子，将父亲领进里间的治疗室中，我们有跟进去，只听见那个医生在里面让父亲这样做那样做，才三五分钟的时间，父亲便出来了。医生又给父亲说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晚上十点前不能睡觉，比如不能干过重的体力活，比如要有适当的身体锻炼，再比如每天坚持做五十至一百次弯腰。最后，那医生又说七天后再来做第二次推拿。我和父亲连连道谢，匆匆忙忙又往回返。路上，我问父亲觉得效果如何？父亲笑笑地说还行。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

回家后的那几天里，我们始终提醒着父亲要牢记那个医生的吩咐，都是希望他的病能尽快好起来。正月十三、正月二十，我又和父亲去了两次，时至今日，父亲的病并没有完全消失，隔几天走路好好的，隔几天走路又开始跛了，但是并没有之前的那么严重了。父亲已快六十岁了，我也过了三十而立的年龄，以后，我会逐渐取代他在家中的位置，所以对于父亲，我有责任让他永远健康下去，就像我小的时候他希望我一直健康的成长一样。

文/一支润笔

那一年刚刚放暑假，我便带着我的第二本小说去省作家协会想找位作家帮我看看小说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身边的人看了小说都说很好，但是为什么寄去出版社就没有音信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带着打印好的小说稿，大清早在家门口上了一辆开往西安的车，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10点多的时候车进了明得门汽车站。下车出了站，摸了摸口袋忘记带烟了，走进街边一个商店买了两盒。

在路边我上了一辆开往钟楼的公交车，到站下车后看着路牌一直往前走。满街的人来人往车来车往很热闹，我不知道到了省作协该去找哪位作家，只想着不管找到的是谁，只要他是省作协的，就一定能诊断出来我的小说到底得了什么“病”。这样想着我继续往前，心里默默念着“建国路，建国路。”也不知道走了多长的时间，终于看到了“建国路”的路牌，再往前走了几步，那个几乎让我魂牵梦绕的”陕西省作家协会“的牌子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就像是基督徒们历经千山万水终于踏上了圣地，看看时间十二点了，作协应该下班了，那我进去能找到谁呢？还是等等吧，现在我可以先去吃饭。我在一座写字楼下面吃了一份盒饭，然后买了一瓶矿泉水夹在胳膊下从作协门口慢慢悠悠地走到了建国门。这个地方比较偏僻，街上的人很稀少，偶尔过来一个，我的眼睛就会把他送去很远的地方。我想起了在一篇文章中看到的情节，说路遥晚上写作，感到肚子饿了，出来在建国路上买不到吃的。我是相信这件事情的，繁华城市僻静一角的建国路，可能最适合作家们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了。再看手机时，离中午上班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我赶紧起身往作协走去。

到了作协大门口，我看见从里面出来一位老人和一个戴着眼睛的小伙子。老人的头发全白了，个头高高的，背有点驮，眼睛看上去很有精神。啊，是京夫，对，就是京夫！虽然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但我确定他就是京夫！他，我在师范的时候经常听到他的名字，以至于我把他的名字和经历都深深的刻在了心里。他毕业于陕西省商县师范（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一所学校，现在叫“陕西省商洛市职业技术学院”），先在离商县腰市镇不远的一所小学教书，平时笔耕不辍，后来被一个伯乐发现调去文化馆，再后来又到省作家协会工作！这些年来，我一直梦着自己也能有京夫一样的经历，可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别人的时候，我听到的却是另一种声音：“别做那样的梦了，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时代了。”是啊，时代是变了，但是我相信文学的神圣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当时我多想在街道上把京夫老师拦住，但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情绪，我不想让自己的贸然举动把自己尊敬的一个老作家给吓着。我傻傻的站在那儿看着京夫老师和那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拐过街角消失了，我不遗憾，因我懂得尊敬！

我终于踏进了省作协的大门，年轻的门卫拦住我问：“你找谁？”我说：“我不知道找谁？”门卫说：“怪了，找人呢还不知道找谁？！”我说：“我写了一本小说，想找位作家帮忙修改修改。”门卫说：“那你先登记一下，我帮你找个人吧。”在一张表上填了一些内容，那个门卫说：“你去找×××（没有记住名字）老师，这个老头儿人很好，住在作协办公楼旁边的那幢楼的第三层。”我继续往里走，穿过一个圆门看见了作协的办公楼。进去，没想到里面的大厅里还有一个门卫，透过小小的窗子，发现是一位老大爷，他正爬在桌子上睡觉。我没有打搅他，蹑手蹑脚地上了三楼，一扇门挨着一扇门看过去，全部上锁。我灰心丧气地下了楼，不打搅老大爷都不行了。我轻轻地敲了敲窗子，老大爷抬起了头，满脸的慈祥。我赶紧拿出烟给了他一支，他接住笑呵呵地说：“小伙子，你找谁？”我说：“我找×××老师，想让他帮我看看我的小说。”老大爷说：“你出了圆门，他就住在旁边的那幢楼的第三层最里面。”我谢过老大爷，出圆门上了那幢楼。那楼的年龄看起来不小了，里面的格局很落后，楼道里杂七杂八地堆满了落满灰尘的物品。我看门卫老大爷说的那扇门紧闭着，我想×××老师这时候恐怕正午休呢，还是在外面等等吧。我在那幢楼里下去上来了十几回，还好，没有看见一个人，要不然别人还以为我在找丢了的魂魄。其实这些年为了文学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丢了魂魄，脑子里只想着和文学有关的事情，把自己的工作干的一塌糊涂，把自己的婚姻一拖再拖，都快三十的人了，还是孑然一身，为此没少挨父亲的骂和母亲的指责！在楼道里呆了很长时间，我横下心来决定进去了。我敲了敲×××老师的门，他开了门出来了，我赶紧进去。他满脸疑惑的问：“你找谁啊？”我有些紧张地说：“×××老师你好，我是商洛来的，写了一本小说，想让你给指导指导。”×××老师“噢”了一声说：“坐吧，坐下说。”他给我倒了一杯茶，自己坐在我的对面，我给他掏出一支烟点着，他吸了一口就不再吸了，对我说：“你喝茶，喝茶。”我喝了一口，他又说：“我现在退休了，年龄大了，眼睛也不好使了，平时还要管我的孙子，所以小说我现在都不怎么看了。”我的心有些冷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把眼睛在他的办公室乱转。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书法，从落款上我知道了×××老师退休前是陕西省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他从床底下拿出一本书说：“小伙子，你恐怕对现在的文学现状还不了解。文学现在正是低谷期，大多数的书都是自费出版，还要自销，出版社为了市场只出版著名作家的书。这本书是陕北××县（县名忘记了）的一个人写的，他的儿子在国外，所以人家不愁没有钱，只是了一个心愿而已。”我把那本书大致翻看了一下，里面的文体还挺全的。“小伙子，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就去出版社自费出版吧，小说里面的问题编辑会帮你修改的。”我苦笑着说：“自费出版我的经济实力实在是不允许啊。”我说的是实际情况，我爸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我妈只是一个更普通的农民，我虽然工作了，但是却在一个离家一百多里的小学教书，每月也就六百左右的工资，2000年才参加的工作，还要把少的可怜的工资攒下来帮家里供小妹上大学呢。既然是这样的情况，那我还能说什么呢？我闷闷不乐地离开了×××老师的办公室。

我坐在作协办公楼的台阶上，心里酸溜溜的，真的不甘心就这样离开。我刚刚点了一支烟，身后有人喊我：“小伙子，事情办的怎么样了？”我回头看，原来是那个热心的老大爷。我站起来出于礼貌笑笑说：“哎，不行啊。”老大爷裂开嘴笑了，说：“小伙子，别灰心，来，我帮你找个人。”我的精神又来了，跟着老大爷进了门房。老大爷拉开抽屉，拿出一张表格戴上眼镜说：“老陈（作协主席陈忠实老师）事情多，不然的话你就直接去找他。”我看见老大爷的那张表格上面就是作家们的联系信息。老大爷在上面看了一会儿说：“你上去找冯积岐，他专门写长篇小说呢，人也热情。”我按照老大爷提供的情况来到冯老师的办公室前，敲了好长时间的门也不见有人出来，我猜想冯老师不在。我下了楼对老大爷说了说情况，他说：“没关系，我再帮你找一个人。”还是刚才的那张表格，他看了看说：“你去找×××老师。”我又上楼，敲了×××老师的门还是没人开。第三次我又来到老大爷的面前，他依然那么热情，看看那张表格说：“找李国平，《小说评论》的主编。”当我站在李国平老师的办公室前时，我不知道是由于自己的连续上下楼气喘的缘故，还是由于自己太紧张，只觉得心跳特别厉害。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敲了敲门，有声音说：“进来。”我推门进去，看见里面的那个人坐在堆满书的办公桌边忙碌着，我想他就是李国平老师了，于是我拿出打印好的小说说：“李老师你好，我写了一本长篇小说，想让你给指导指导。”李国平老师接过我的小说有些歉意地说：“对不起啊，你看我工作这么忙，实在抽不出时间，还有，我们的杂志《小说评论》只关注名家的作品。”我说：“哦，那打搅你了，我走了。”他对我点点头把小说给了我。我再次带着失望下了楼。老大爷似乎早会料到我的结果，他说：”呵呵，小伙子，想办事情就不要怕麻烦，这次你去找《延河》的主编常智奇，但是要记住了，如果他问谁告诉你去找他的，你可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对不起了老大爷，我在这儿把你给出卖了）。”我连连点头，还是有些担心，说：“他肯帮我吗？”“没事儿，找了说不定就能行。”我只好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到常智奇老师的办公室前敲了敲门，有人说：“谁啊？请进。”我进去，挨着窗子的一位胖乎乎的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说：“什么事儿？”我走上前，拿出烟递给他一支，他说自己不会抽。于是我收了烟把小说草稿放在桌子上说：“常老师你好，我写了一本小说，想让你给指导一下。”他的脸上堆满了微笑拿起小说草稿边看边说：“修改的还是挺认真的啊，不过我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要不我给你找个人吧。你是哪儿的？来西安还有其他事情吗？”我回答道：“小说我已经修改了六遍了，存在什么问题我实在看不出来了。我是从商洛来的，这次来西安就是想找个人帮我指导一下小说。”他抓起桌子上的一张纸边写边说：“胡锦生，你们商洛市镇安县的文联主席，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给你写张便条，再给他打个电话，你去找他吧。”他把纸条写完给我，拿起电话正要拨号时我插话道：“我的小说就在咱们的陕西青年文学网上面贴着呢。”他听了把电话挂断说：“那我就联系刘锋吧，他就是陕西青年文学网的站长。”他掏出自己的电话本，找到了刘锋的电话拨了过去。电话接通了，我听那边说：“是常老师啊，你好，有事儿吗？”常老师说：“刘锋啊，有个事情我想拜托一下，商洛有位小伙子写了一本《空空千世泪空空》的小说，在你的网站上面呢，你能不能找几个人给指导一下，然后把意见反馈给我？”刘锋说：“可以啊，不过我在外地出差，星期四才能回西安，回来后一定找人给他指导。”常老师说：“好的，好的，我等着你的消息。”说完他挂了电话对我说：“我把刘锋的电话告诉你，私底下可以和他联系联系。”我记完了电话，把打印的那份小说给常老师留下，道了别出了他的办公室。

在楼下大厅我紧紧握住那位老大爷的手说：“大爷，今天特别感谢你啊，要不是你的帮助，我还不知道找谁。大爷，假如我的小说能够出版，我一定再来谢你，真的，我特别感谢你今天帮了我的忙啊。”是的，在我们每个人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得到过多少人的帮助呢？或许就是那关键的小小的一次，从此就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

我走出省作协的大院，在街边给刘锋发了一条短信，他很快回复了，说他看完我的小说后会尽快给我意见的，并说还要让另一个70后作家周瑄璞（在刚刚结束的陕西省第五次作代会上当选为理事，而且她是最年轻的理事）也看看呢，我立刻回信说静等佳音！我的手有些抖，掏出一支烟点燃抽，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买的烟是假的——我竟然用两盒假的东西换来了这么多人真诚的帮助！

堂哥去世的那天早上，我正在给学生上课，小妹突然打来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哥，大堂哥去世了。”我还以为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心想着怎么可能啊，大堂哥才四十来岁，端午节放假回家我在路上还看见他了，并且说了几句话，怎么了这是？我的心好像是被谁狠狠地揪了一下，于是追问小妹：“真的吗？是真的吗？”小妹回答：“是，这是真的。”我挂了电话，似乎像丢了魂魄一般走进教室，我想给学生先把课上完，但我的喉咙里比塞了一块石头还难受，任凭我站在讲台上怎样调整自己的情绪，怎样大口呼吸，都无法控制我的眼泪。学生们不知道我怎么了，傻傻的看着我。我放下书，泪流满面的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的手在颤抖，掏出手机拨了去镇上开会的校长的号码请了假。

坐上公交车，我边擦眼泪边想，堂哥到底是怎么了，端午节才过了四五天怎么人就没有了呢？他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为了生计常年在省城收破烂，不会和谁结下冤仇，再说收破烂这个工作也没有什么危险性，绝对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事故。思前想后，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只盼的快一点儿回家，好见堂哥最后一面，再跪在他的灵前痛痛快快的哭一场。

终于站在大堂哥的家门口了，看着满院子的亲戚，每个人都在忙碌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沉重的，如同覆盖了一层灰尘不曾清洗。他家的两层楼才盖了两年多，里里外外还没来得及收拾一下，到处堆满了杂物。他的人生才过了一半，后面的风景还不能预测有多美丽，他来不及欣赏的时候，就这样撇下了我的已经七十多岁的二伯二婶，就这样撇下了自己还没有好好享受过的新家，就这样撇下他的妻以及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一个八九岁的儿子，就这样撇下满院子的亲戚们自己先去了。新房堂屋中间的凳子上平放着堂哥的遗体，脸上盖着一张火纸，显得异常的安静。新房拐角的厦房里传出他的妻和大女儿悲伤地哭泣声，对面旧厦房里传出我的一个堂姐的哭声。唉，一切的悲伤都从她们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里迸发出来，但是再也无法唤醒堂哥。

那时候我没有哭，或者是之前自己的眼泪流完了，或者是自己被悲伤搞的不知所措了。我木讷地在院里院外跑前跑后，帮着找凳子，帮着找桌子，很想把自己累得精疲力竭忘记悲痛。

堂哥的去世对于院子中的每一个人来说真的太突然了，下葬必须的寿衣、棺材、坟墓等等都没有，毕竟他还年轻啊，毕竟我的二伯二婶身体还算硬朗啊，毕竟他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啊，毕竟在这个人世间还有他太多太多难以割舍和值得留恋的东西啊……可是他毕竟匆匆忙忙的走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死如灯灭，必须的东西还是要准备的。寿衣去街道买了，棺材也是买的，修坟墓必须的沙子、水泥、砖块、墓拱等陆陆续续买回来了，我和另外几个堂兄弟们一人挑起一根扁担，一次担着十几块砖紧咬着牙关往屋子后面的坡上送。半坡上的坟地里，经常干泥瓦匠工作的四叔领着三五个人正在紧张的施工，他们必须赶在三天后人下葬前将新坟修好。有一次我把担着的砖块刚刚倒在坟前的土堆旁边，四叔就趴在他正在修的坟上面哭了。两行热泪，顺着他那张五十多岁的满是沟壑的脸庞肆无忌怛地流下来。是啊，他三十多年间给人修过的坟墓不知有多少，我想这一次恐怕是他最伤悲的吧。旁边有人让我把四叔扶回家去，我没有，我看到了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比悲痛。

晚上，堂屋中间的灵堂已经搭好了，苇席前放着一张桌子，中间放着堂哥的遗像，下面是香炉，三炷香正在燃烧，两旁的烛台上两支白蜡在摇曳，苇席正中贴着一个白底黑色的奠字，苇席后面放着堂哥的遗体。（2011年11月2日23:00）堂哥下葬前的几天里，我时常想难道在我们活着的人和去世的人之间仅仅只隔着一张薄薄的苇席的距离？那为什么从此以后便永远不能再见？此时堂哥的遗体已经被放置在了冰棺中，嗡嗡嗡的声音从冰棺下面传出来，我们几个堂兄妹们，还有堂哥的三个年幼的孩子都坐在灵堂旁边的麦草上。二伯有两个儿子，去世的这个是老大，老二儿子这几天为了哥哥的丧事忙的马不停蹄，这会儿没见个人影，许是又张罗其他什么事情去了。夜慢慢的深了，看了又看堂哥的遗像，白色的蜡烛依然，燃烧的三炷香依然，可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了。悲哀，为什么人不能左右自己的生命呢？为什么人的命运不看年龄呢？说消失就消失了，说不能相见就再也不能相见了。堂哥比我大十几岁，在我刚刚上学的时候，堂哥已经上中学了，而我便常常依赖于堂哥，几乎每次上学都要和他一块儿；稍大一些，几乎每天下午去割猪草的时候都要跟在堂哥身后；再大一点儿，时不时的晚上还要和堂哥一起睡觉；成年后，几乎每次堂哥从省城回家，都要去他家里和他聊聊，听他讲讲收破烂时遇到的趣事，但是现在，属于堂哥的一切都被定格了，属于我们的过去都变成了以后不能忘掉的记忆。

第二天晚上，我们依然坐在灵堂下面，二堂哥终于有了时间，胳膊下夹着一瓶酒进了堂屋，盘腿坐在我身旁。明天堂哥就要下葬了，前来吊唁的乡亲们络绎不绝，他们在堂哥的灵前磕三个头，作一个揖，堂哥的三个孩子也还人家同样的礼。喝酒的二堂哥再给人家倒几杯酒，抽烟的就给人家发一支烟。院中的凳子上坐满了人，小声说着话。二堂哥将酒瓶给了我，我仰头狠狠地喝了几口又给他，他也将酒瓶搭在自己的嘴上，咕咚咕咚喝了几口，两三个来回，我们两个人喝下去一大截子酒，二堂哥“哇”地一声跪在堂哥的灵前张开大嘴哭了起来。他这一哭引得院中好多人都在掉眼泪，他这一哭将几天以来积压在心中的所有疼痛、悲切全都释放出来。他哭，父母失去了一个好儿子；他哭，三个孩子失去了一个号父亲；他哭，一个妻子失去了一个好丈夫；他哭，自己从此以后失去了一个手足至亲。从院子里走进来几个人，拉着匍匐在地上的二堂哥，但是无论如何他就是跪在地上不起来。他们让我也劝劝他，我擦擦眼角的泪，我知道，我的劝解此时也毫无作用。我看着他依然匍匐在那里，我听着他一声接着一声的哀号，他倾听着他一句接着一句的重复：“不要拉我，不要拉我，我哥，明天就要下葬了，今晚上让我好好哭一回吧。”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当兵出身的二堂哥的性格就和他曾经的身份十分相称——倔强、坚强。可是现在，他的眼泪、他的哀号、他的姿态、他的声音，让他又显得是那样的脆弱。

第三天早上，堂哥终于要下葬了，可是主事的人却不让我们十几个堂兄妹们去坟地送他最后一程，就是最后的一面也不让我们去见。无奈，我们只好去了隔壁二堂哥家。十几个人在院子里或站着，或坐着，听着一阵一阵揪人心肺的哀乐声，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得异常凝重，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两行热泪，只能在心底默默祝福：“堂哥，一路走好，天堂里没有寂寞！”

时隔多日，有一次我和二堂哥聊天才听他说，原来大堂哥在端午节回家的时候身体就不舒服，已经四五天不能大小便了，可是节俭的大堂哥啊，再次回到省城也没有去医院给自己好好检查检查，更令人伤心的是去世的前一天还和三四个人一起搬运了一车的货物，为了撑起一个沉重的家，到了晚上彻底垮了，肚子胀的就和一面鼓一般，就这样急匆匆地去了。

哎，堂哥啊，假如我拨通了存在自己手机里面的你的电话号码，你会和弟弟说说话么，哪怕一句也行啊！                                            

                               2011年11月02日  23:56  草稿

                               2011年11月10日  21:59 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