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正在备受煎熬的广大养猪农户来说，这是一条姗姗来迟的利好消息。眼下的猪肉价格暴跌，已经让很多养猪农户亏损惨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5月中旬全国大中城市的猪肉批发均价为14.49元/公斤，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3.6%。另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在很多养猪大省，猪肉价格与粮价之比降到4.99：1，远远低于5.5：1的盈亏平衡点，已经进入价格红色预警区，生猪生产严重供大于求。
可是，居住于城市的众多网友，似乎对猪肉价格的暴跌并无真切体认；相反，面对三部委启动冻猪肉收储防生猪价过度下跌，各种非议与质疑的声音随即充斥着整个网络。很多人大呼“又要吃不起猪肉了”，还有人质疑“暴涨的时候不管，刚跌一点就要干预”，也有人指出“猪肉价格不是太低了而是太高了”……因为前一段刚刚回过农村老
由于各地的文化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录取比例千差万别，文化教育发达地区的士子为取得晋身之阶，总是千方百计冒籍前往偏远地区参加科举。比如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出生于河南郑州，后来“冒籍”到安徽宣城参加乡试，取得礼部考试名额，考中进士。
因为士子“冒籍”，会占用所冒地区的指标，变相地剥夺了所在地区士子的“受教育权”，破坏了地区公平原则，统治者就制定了严格的规程，要求各州县的士子必须在其原籍报考。但是，为了求得功名，很多士子仍然不惜挖空心思，甚至丧尽廉耻，有认人为父的；有落户别家，以其三代“为己名讳”的；有重贿官员，获取籍贯的。像庐州（今安徽合肥）士子为了冒籍开封，就认已取得开封籍的哥哥王修为父。
中华民族，向来安土重迁；统治者为便于管理，也强力推行严格的户籍制，流动人口稀少。这种情况下，冒籍者犹然如过江之鲫，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已经成了常态，如果再以严格的户籍制来限制高考移民，自然事倍功
此消息一出，便引发了多方热议，怀疑声、质询声风起云涌，冷嘲热讽接连不断。温文尔雅的专家称，信访专业的就业渠道恐成难题。而激动的网友则愤懑异常，毫不客气地指责这是一场政治表演秀，认为是一项不假思索、主观臆断的“拍脑袋工程”。
其实，和许多人一样，乍读新闻，当“信访专业”、“领导提议”这类极具冲击力的字眼现身眼前时，我也会浮想联翩。犹豫中做着判断，谨慎中做着选择。但最终，我自然地发现，其实，这个专业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难以接受，而事情经过也并没有多么的诡异。
事实上，“信访专业”的准确叫法是法学专业信访方向。其所进行的依然是法学教育，讲授的课程是在法学主干课的基础上增设12门课程，有信访学概论、公共管理学、社会调查、档案管理、心理学等。这些课程的开设，是在沈阳大学教师精心准备、充分考察论证后才确定的。而目前的大部分法学专业学生，只学习各门法律课程，
河南驻马店市慧层天乳幼儿园大班的张老师，因为小李明(化名)“不听话”，就让别的小朋友脱光了他的衣服，在全班小朋友们面前站了几分钟。遭此惩罚后，这个孩子“像变了一个人，白天在家里发呆，夜里做噩梦……”，小李明的爸爸李营对记者说。事后，张老师在道歉信中反复强调“我当时心里是很生气”，“我真的很生气”。
凭自己的情绪做事，是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的权利。张老师只知道自己“很生气”，却不懂得，或者说不考虑，自己的行为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怎么连这样做会给孩子造成精神创伤这个道理也不懂？难道他的心智也退化到儿童水平了？
一个教育者，失去了对痛苦的体察，他的教育行为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最基本评判的标准，如善良、正直、正义等。
昨天，写了《当教师成为善男信女》一文(见昨天时评版)以后，总是在琢磨，现代教育，跟求神拜佛是格格不入的；一个教师，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又用这些知识去教育学生，他至少应该具备对知识的信念与信仰，他怎么还能接受另一种对立的信仰——姑且承认迷信也是一种信仰——而且还十分虔诚。一个有真信仰的人，别人要强迫他接受另一种信仰时，
粽子，千百年来所承载的只是人们的文化寄托。而如今，各种各样的高价粽子，尽管受到大多数消费者的冷落，但个别“天价粽子”，却让这种传统食品变了味。
节日来临时，走亲访友免不了礼尚往来一番，随着粽子礼盒的需求增加，其身价自然水涨船高。一些商家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乘端午节玩起了搭售和配套餐的搭售手法。天价商品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值得探究。
市场上出现的豪华粽子，究其原因，一是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商家希望能从包装上赚取超额利润。二是不良社会风气造成一些人买东西专门为了送礼。“吃的人不买，买的人不吃”，由此一来，豪华粽子背离了食用本质，成为高档礼品。另外，职能部门监管系统性不强，过度包装界定标准空白也是豪华粽子“现身”的两大因素。
继豪华月饼之后，使用名贵馅料、搭配其他各种物品的“天价粽子”又闪亮登场。如今，最“天价”的要属网上销售的“乡土情”端午神农礼盒和端午国宾礼盒，售价分别高达3398元和2398元，号称“首次跨界整合剪纸、香囊、金蛋、慈铭体检卡等产品和服务”。（5月29日《法制日报》）
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的鲜肉
我国经济领域的“对内开放”步伐明显地落后于“对外开放”，明显地落后于我们对市场发展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许多外国资本都能够进入的产业领域，却为民营资本继续保留着原来的重重障碍
近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同时公布了发改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相关政策，以带动社会投资”。
其实，中国经济在发展速度比较快的时期，和现在这样遇到较大困难的时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经济增长缺乏效率和内在活力，民间需求长期不足，民间投资受到经济管制、特别是金融管制的限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需求和政府投资的拉动。
不可否认，经过30年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民营经济获得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向民营经济敞开了大门，但是，同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经济领域的“对内开放”步伐明显地落后于“对外开放”，明显地落后于我们对市场发展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许多外国资本都能
谁是合作者，谁是竞争者？这永远是企业的首要问题！在全球化市场的黄金时代，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运用五项标准来选择合作企业：量、价格、影响力、支付条件、客户化条件。如今，在动荡的时代，本行业领跑的影响力企业或岌岌可危、自顾不暇，或破产拍卖，沦落市井。“与谁合作？”为幸存者带来深度的困扰。
在以突发事件和变异干扰为特征的新商业环境中，那些能够从突变中迅速恢复的坚韧组织是最可靠的合作者。那么，如何判断潜在合作者的“坚韧性”和“可靠度”呢？根据维克和苏克丽（Karl Weick, Kathleen Sutcliffe）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演出十项判断的依据。虽然行业间差别很大，有下面特征的组织就是我们的理想合作者。
1. 孤独求败的意识。常态管理者以“求胜”为目标，变态管理者以“求小败”而避免大事故，不败为胜。在求败的意识指导下，组织把成功当作暂时稳定状态，因此，它们自觉地搜寻可能破坏稳定的因素。有求败意识的企业重视不确定性，不放过微弱的异常讯号，习惯聆听坏消息，用以十对一的力量遏制任何变态干扰。
2. 证伪学习的方法。人脑在筛选数据信号时，有两种倾向。求胜者习惯于证实
2006年、2007年股市大牛市过后,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经济的跌宕起伏,让经济学家身价倍增。最近，一份《部分经济学家出场费一览表》在网上流传,不少人感叹“专家的钱来得太快”!其中,郎咸平以12万元居首。
经济学家确实来钱快，但这与一些明星动辄数十万的出场费比较起来，其实是小巫见大巫。从某种角度看，经济学家的身价原本就是个伪问题，其演讲的劳动所得，难道一定要比明星唱一首蹩脚的歌曲或者演一个庸俗的小品低上几个档次，才叫合理吗？
从世界范围来看，主流经济学家大多并不排斥演讲，也并不是说只有埋头苦干、不和外界接触且“固穷”的经济学家，才是好的经济学家。从弗里德曼到克鲁格曼等，这些国际上响当当的、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是优秀的专栏作家和出色的演讲家，都是靠合法劳动获得高额报酬的“楷模”。他们的学术成就证明了学者热衷于抛头露面、热衷于通过演讲传播自己的观点并不必然导致学术的荒废。郎咸平的演讲其实也能说明问题，他的演讲主要是基于案例分析法下的学术研究成果，所以才受人欢迎，这也印证了知识的价值。而那种“满嘴跑火车”、毫无研究建树的所谓专家，在演讲上是难
随着媒体形式的不断发展，媒体语言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语言材料空前丰富，语言风格空前多样，语言智慧空前激发，语言探索空前活跃；然而，也存在着粗糙化、游戏化、媚俗化、朦胧化的倾向。某些媒体从业人员，缺乏对语言应有的敬畏感。为了充分发挥媒体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我认为应该努力提高媒体语言的六个“度”。
第一是正确度。遗憾的是，“无错不成报”、“无错不成刊”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克服。象、像不分，的、得混淆，“权力”误为“权利”，“启事”误为“启示”，“不以为意”错成“不以为然”，“失之偏颇”错成“有失偏颇”,至今仍是媒体的常见病。“戴上紧箍咒”、“公安局召开发赃大会”这些错误的表达，几乎成了媒体的流行语。去年杰克逊一案，国内媒体不约而同地用的是“娈童案”，殊不知“娈童”一词完全是用错了的。
第二是规范度。语言是发展的，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同时语言表达必须符合规范的要求，但我们的媒体往往对这一点认识不足：一是对语文法规缺乏充分的尊重，滥用繁体字、异体字，甚至擅自类推简化，如把“巨片”写成“钜片”；继续使用已经废弃的计量单位用字，不遵守国家规定，如该用“
近日，山东省潍坊市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市人事局给全体干部下了“死任务”，每名干部至少要为3个毕业生落实就业岗位。潍坊市人事局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逄峰说，给干部下达这样的任务是头一次，为了完成任务，干部们需要到企业、到社会上去找门路、想办法。为了保证落实这项任务还采取旬报制度，定时上报落实就业的情况。(5月16日《京华时报》)
当地为保大学生就业的初衷是好的，但如果违背就业规律，强行摊派，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因为这种强行摊派的做法，只不过是转移压力而已，受压的末端不是其辖下的各级官员，而是企业和社会。因为干部最终会把压力转移到企业上去，干扰企业的正常运营。而把大学生硬塞到不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同样不妥。
说白了，这种强行摊派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指标主义。不同于一般指标主义的是，行政指标主义因为权力的介入，它更具有强制性和危害性。
这些年，关于行政指标主义，我们并不陌生，比如在一些地方有交警罚款指标、死亡指标，至于有的地方还下发红头文件要求下级部门在公务接待时必须喝××酒、抽××烟，每个单位必须一年内完成“任务”数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