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去了海边游泳。最好的时段竟然是下午四五点的光景，阳光柔和，夕阳西下，水温刚刚好。不需要在身上抹太多的防晒油，也不需要回来忍受脱皮之痛。离开的时候回望，看到紫霞满天，月上树梢，海天一色的美丽景象。想到06年11月的三亚之旅，我亦为海痴迷，每天都要泡在盐水里过把瘾，确系对海有着亲昵的情绪。这些年，尝试许多的休闲方式，发现游泳是最能缓解压力的，水的浮力，令人轻飘且松弛；简单的泳衣却去了平时着装的束缚，如回归最初的生存状态。南方的夏，优柔的夏，穿梭在海货味极重的海边人家中，一串串牡蛎壳挂在石头砌的房墙上，弥漫着淳朴的气息。离开了空调满室的办公之地，才知道夏天可以做许多有趣且快乐的事情，而且必须在夏天里，才能如此彻底地去完成。

 

 

 

 

晋太康年间左思的《咏史》其二里有这么一句诗：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指的是仅有一寸粗的山上树苗，竟然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表面上写的是自然景象，实际上借此隐喻人间的不平。诗以“涧底松”喻出身寒微的士人，以“山上苗”喻世家大族子弟，意思是：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不管有无才能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平现象。

 

这些天频繁因晨运而登高望远，总能想起这句诗来。身边有些朋友，会因为对比他人而抱怨自己人生起点的太低，遭遇了艰难而曲折的奋斗历程，这些是怀才不遇的表现；而又有些朋友，尽管人生的起点不高，却认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心态平整而乐观，并无愤世嫉俗的情绪。其实古往今来，人间的不平从来就未有过一刻停止。吟诗作赋进行批判是必要的，倘若这些不平无人鸣诉，便无社会进步之说。然而不断抱怨后只是临渊羡鱼却是极其悲哀的事情，到头来平添心里的忧伤与烦扰罢了。换个角度想，之所以看得到“山上苗”是因为站在很高的地方去俯视，远离了“涧底松”，所以有了这样子的视觉效果。假如站在松下仰望呢，可能就开始羡慕“涧底松”的郁郁葱葱，而不觉“山上苗”存在优势。人生境界的高低，不仅仅在于所看到的事物，也在于看事物的位置和心态。在乎与不在乎，乐观与不乐观，使到一样遭遇的人，拥有不一样的人生。植物的位置是固定的，人却是能走能跑能跳的，起点低并不等于永远都低，与其终日郁郁寡欢，不如放下心中芥蒂或者逆流而上，寻求更广阔的心灵天地。

早上忙于晨运，未有上网时机。午休后上网，睡眼朦胧中突然看到屏幕下方弹出的新闻标题：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病逝。整个人似被什么敲了一下脑袋，猛地清醒了过来。我一直以为他是那种值得活过百岁的福气老人，并未想到他在98岁就要离去。郁闷时，将心中隐痛诉于母亲：向来敬重的季羡林老先生今日去世了。母亲安慰：老人家其实已达98岁的高龄。我依然痛惜不已地摇头：他是“国宝”，活越老越好。今日一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国失瑰宝。

 

季老先生接受媒体的专访并不多，但凡有他的消息，若是报刊，我总爱用剪刀剪下，不时翻出来再看，此外，并未剪过报刊的任何消息。休产假前收拾一遍办公桌，还从第二层找到一张剪报，是羊城晚报07年11月刊登的《解读季羡林》，又看了一遍，再折起放进抽屉。文章的最后两问是：羊城晚报：季老一生做学问的特点是什么？《季羡林》的作者卞毓方认为：最大的特点，没有新意，决不写文章。他是以此自律的。羊城晚报：说到季老的思想新意，比如中国通史必须重写、中国文学史必须改写，他是基于什么考虑？《非凡人生——季羡林先生》的作者王树英认为：他的考虑是这样的，比如提出重写中国通史，他考虑到建国后，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出了几本曾经极为流行的《中国通史》。他认为在死守教条的基础上，在迎合上意的前提下，写出来的决不会是好书，甚至是违反作者本意的，这也包括中国哲学史。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文学史》在论述作家作品时，主要是根据政治教条。他认为衡量一部作品的标准，艺术性应该放在第一位。如果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无用处。他主张研究历史，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这些是季老先生对文字的态度，点评得恰到好处。百年风雨，时代竟迁，他能坚持己见，固守做学问的道理，实见人之纯粹。

 

犹记得十年前去了趟湘西凤凰，那时那里尚未被开发成著名的风景区。偶遇沈从文老先生的导演朋友，被当地旅游局邀请去拍摄凤凰的宣传片，一路同行前往沈老先生墓地。肃静的墓地，墓石上安静地点缀着几株黄色小菊，面对着悠悠流过的沱江水，如他之行文，平实且安静。导演临别前说的一句描述沈老先生的话：他是一名纯粹的文人，一语道破了我们颠簸前往的寻索缘由，并非为了凤凰的美景。读沈老先生的文字，需要一份喜欢的心情，包括对其人，以至于爱屋及乌。若是浮躁，或太喜欢情节的刻画及华丽的辞藻，则不合适。读季老先生的文字，亦是如此。这些老先生都很纯粹，他们作学问不喜欢虚构或者浮夸，也不喜欢将文字玩弄得五花八门，只是去记录和描述。因为没有了商业化的市场运作，在他们的笔下，文字可以是一棵小树苗，慢慢地姿展开来，最终枝繁叶茂，为世人遮阳却暑。而你爱看不看，爱读不读并不重要，我只写我的，如心所云。

 

季老先生对于学子而言，尤其是爱文字的学子，是无与伦比的榜样。前年去北京大学看未名湖，在湖边还跟朋友提起：季老先生是镇校之宝，没有他，北大可能会象就没了灵魂人物。后来知道他曾经就读于清华大学文学院，对于清华学子而言，同样地德高望重。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诸多教授级人物抄袭的丑闻，文学界实实在在写“有根”文章的人太少太少。所谓“有根”，就是不将历史改得乱七八糟而误导子子孙孙对人物和事件进行公正评价的。“对骂”的现象有时候也令人厌倦，自己写文字就好了，读者们自有选择，非要歇斯底里地拿出来对峙，惟恐天下不知。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对于这类偏激的文学现象确实好奇，甚至为支持所喜欢的作者立场而去排斥另一方的作者文字。年近三十，看回一些实在的文字，方知并不需要立场鲜明地对待文字。季老先生做的学文，海纳百川，柔中带韧，不攻击人身，不为难晚辈，一直是他所痴迷的研究领域，所坚持的表达，杂念甚少。能这样，才是对待文字和学问的最高境界。有德大于有学问，是他为国人崇敬的最大原因。榜样的力量无穷无尽，想必北大与清华许多能潜心学术研究的人，是受他影响。而这两所学府的学术氛围，又将引领全国学府一直向前。惠及到我如此微小的一个学子，是慢慢学着树立起认真与勤奋的人生态度。

 

匆忙中写了这几段字，实难以描述清楚对于季老先生的爱戴。迈克的离去，对音乐界来说，是巨星陨落，美国为之大肆报道，世界为之潸然泪下。季羡林的离去，意味着对梵文、巴利文研究的暂时中止，对国人来说，更应该痛惜与不舍。然而熟悉他为人的人可能知道，他不需要华丽的棺木与盛大的葬礼，他需要国人继续他所未完成的研究与坚持他对做学文的坚持。晚上我看出生仅两个多月的儿子，狂妄却又出自肺腑地说：我不需要你有钱，不需要你有势，若你毕生潜心做学问，能做第二个季羡林，我少活几年也愿意。然而我深知，中国仅此一位国宝级的大师，他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与人生境界，再难有人追及其成就。

 

哀其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心徒悲伤。

这几日偶尔翻看刘逸生的小札，尤为喜欢《唐诗小札》与《宋词小札》。那种心情，有如雨后看这样干净的天空，总是莫名感慨于古时文字的干净与精辟，不需要象现代文字如此繁缛与冗长。怕是高考那篇叫做《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也是因为写成了古体长诗，才被特别青睐。南朝刘勰以为：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现代许多文章，确实辜负了刘勰的这句话，只是围绕一个中心，便大谈其谈。尤其是散文，过多地去堆砌辞藻，读起来心累甚至不知所云。倒还不如读读唐诗或宋词，理解起来既不艰涩，又能节省出许多时间来。想必高考的字数限制，也有此意。否则如有考生夸夸其谈，改卷老师便要浪费时间在一些无谓的阅读上。在我看来，辞藻的堆砌并不难，难的是言简意赅又意境深远。此后的高考作文，可尽量要求字数少些。功底深厚的学生，是不怕这种提炼的，反而能更显语文学习之基奠。

    孔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此话缘于其弟子宰我善于作自白，行动却不是那么回事，气得孔子大呼上当。

    现在对许多人和事的觉悟，亦不离古人之感怀。比如明星代言的广告，初始因为爱屋及乌，就信飘逸的头发是那样子洗出来的，洁白的牙齿是那样子刷出来的，强壮的身体是那样子吃出来的，正正是“听其言而信其行”，后来买了洗发水、牙膏或者保健药品回来屡试屡不见奇效，甚至得知某些在质量检验方面落下马来，才呜呼广告不可信。

    情话也常如此。因为正盲目地恋爱着，就只在乎耳朵听到的山盟海誓，不怀疑对方的所作所为，结果一起走入婚姻的殿堂，才发现当初所承诺的诸多事项，均只是嘴皮一张，未见落实。此后即便时时以“听其言而观其行”点醒自己，也是为时已晚。女子若是懂得恋爱的时候“听其言而观其行”，结婚了当个明白的“傻瓜”，“听其言而信其行”，求个心不烦气不躁，倒是聪明之举。

    还有现在的聚会，除非真挚良友几人，歇斯底里地互吐真话外，许多素面之人，都似乎喜欢彼此“忽悠”。尤其常听到的是“项目”二字，常被摆在饭桌上作为抬高身价与拉关系的法宝。我淡淡喝汤，安静听下，只等日后，看看他们是否真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其中不乏真有才识能力的，但实在分辨不清，只能先一概以“忽悠”论之，再待“其行”为之平反。现代人的信任危机，比古时更加严重。真被“忽悠”了，恐怕不会象孔老先生那样大呼上当，只是苦笑几声作罢。

    今天在书柜翻到曾智中与牛文愚94年6月第一版的《绝响——一百个中国文人的临终绝笔》，成都出版社出版。顾城的遗言，竟然显示在第一页上，令人不得不暗叹这个颇具争议性的朦胧诗派诗人，对中国文学界所造成的强烈冲击与震荡。

    那遗言是这么说：我把谢烨打了。不要管我，我已非死不可。不要看着我。时至今日，关于顾城之死，仍旧有许多的猜测，但基本上集中于书中的推测：“第三者”英儿希望通过顾城出国过一种现代的生活，对顾城的“天国花园”并不感兴趣，并对顾城弃绝现代生活感到厌恶，最终选择了出走。而妻子谢烨在英儿出走之后也表达了离开顾城的愿望，她希望与顾城离婚之后，能与陈大鱼结婚移居柏林。英儿的离去击溃了顾城关于“天国花园”的梦想，谢烨随之而来的决意离开则断绝了他的最后一线生机。

    在朦胧诗作的披盖下，这些在当今社会被深恶痛绝的婚外恋、情杀等等，都好象有了一些可被解释或理解的余地，这倒是让我心里觉得好笑的地方。

    惟独顾城在自杀前约十天，给父亲顾工寄出的一封信里，说了段合乎情理的话：胖子（顾城之子木耳的乳名）十分可爱，以为他变样了，还那样，却好看了许多许多，眼睛也大了，又懂事，又活泼，抱一抱心里真安宁。人真是，不明白，劫过了，才知道，骨肉真胜万种种虚幻的事情。人要能爱已有的一切，便是福了……现在每天都能和胖子一起，我在学他的儿童英语，地久天长，愿有一天能带他回家。他得到了太多的爱，因为他好。

    1993年，顾城杀妻自杀的人间悲剧发生时，5岁的小木耳并不在现场。此后，顾家始终对木耳守口如瓶。多年来，木耳一直在新西兰的一所小岛上成长，陪伴在他身边的是顾城的姐姐顾乡以及顾乡的儿子弥乐。由于常年在新西兰小岛上生活，他的中文听说能力都十分差，甚至没有看过父亲顾城母亲谢烨写的诗歌，因为其中文能力还达不到阅读诗歌的程度。06年顾城之父顾工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们都没有跟木耳说过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加上在新西兰知道他的人不多，因此他未必知道当年发生在自己父母身上的悲剧。”

    现在的木耳，也许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的成长，充满了异国的语言，少了中文朦胧诗歌的委婉与感性，却也是好的，不至于重蹈覆辙其父的精神历程。

    顾城写的话，有一句是实用的：人真是，不明白，劫过了，才知道，骨肉真胜万种种虚幻的事情。人要能爱已有的一切，便是福了。倘若他真知这句话的意义，便不至于杀妻，以及寻求短见。恐怕我实在太世俗与平凡。若是在诗作繁华留世或与子共乐乐之间作出选择，我会选择后者。空念的，总不及骨肉来得真实。

这些年很少有机会这么长时间地呆在老家。

上午坐在窗台边用手提电脑上网，光斑偶尔跳动到键盘上。

恍惚间觉得自己抽离了那个喧嚣城市中浮躁的自己。

手指轻轻在父亲书房中书柜的玻璃门上拨动，看到喜欢的书，停下来。

翻开书卷味极其重的纸页，浏览一下，直到选到最想看的书为止。

答辩的那天，父亲去开作协的会，他问同是会员的我是否有新作。

我极惭愧，以答辩之借口搪塞过去，让他代我请假。

远离老家不能参加会议是冠冕堂皇的借口。

而实际上，我觉得占着会员的位置却不再写些什么，才是一种恶举。

所幸，接下来休养生息的这大半年，继续拥有了可以写字的安静时间。

不需要象工作时那般地为琐事奔走。愿能看书，写字，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