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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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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谈朱占魁往事及其他

 

一位霸县、今天的霸州地方志的研究者——专门研究冀中十分区抗战史的同志对我说,我以前写的一篇“晋察冀人物志研究——从马学刚谈到朱占魁”被“和谐”掉了,要我找到原稿用邮箱发送给他,他要参考一下。

 

我起初不信,记得不久前——几个月前,还有人同我谈起过这篇文章的内容,专门讲起过马学刚和朱占魁的历史问题。今晨,我仔细翻看了全部博文的目录,发现果然如此,这篇文章真的被“和谐”掉了,连标题都没有被保留下来,内容更是一个字不剩,全部都无影无踪。

  

                                            我自己写的文章,我竟然找不到哪里去了?

 看到这个景象,真让我欲哭无泪,投诉无门——这是历史研究呀,没有涉及到现实的政治问题,有什么不能谈的?除非无意中揭出了某个人见不得人的那一段历史,他的子女不愿意了,举报了上去,这篇约万字的历史研究性质的文章被彻底查封。根据我的仔细推敲和认证,我这篇文章的观点并不“反动”,也没有“反动文字”和“反动言论”,查封这篇历史文章毫无道理。

 

霸县的那位地方志朋友说,原文章被查封,很大可能是由于朱占魁这个人,有人不愿意谈冀中抗战让朱占魁出现。但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十分区的早期、中期的抗战历史都离不开朱占魁这个人。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我还是要从朱占魁谈起。

 

关于那个马学刚,其实惹下的麻烦还要大些。用十分区第三任司令员刘秉彦的话说,这个马学刚“是朱占魁两次叛变的联系人”。但这一次为了避免麻烦的出现,暂且放下马学刚不谈,只谈朱占魁这一个人。

 

朱占魁是晋察冀军区十分区司令员,第一任,老的称谓是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朱占魁从未在一分区干过,给我谈起朱占魁这个人的,是我太太的母亲,霸县人,原本姓郝,哪个村就不提了。她是谈自己参加抗战历史的时候,稍带出朱占魁这个人的。


  

                                                        为我讲朱占魁故事的那个人

 太太的母亲,我简称为老太太,1938年十五岁,小学六年级文化,当过她小学校长的,叫马建民。这个人名气不大,但一提起杨沫的丈夫、老鬼的父亲,大家就知道这个人了。

 

马建民后来担任霸县县长兼十分区战报社社长,他把自己教过的一大批学生都带了出来,参加到抗战活动中去。老太太,当时还姓郝,没有改名字,最初属“地方干部”,即县抗日政权所辖的干部,霸县某个区的妇救会主任,相当今天的区妇联主任。

 

一次她下乡到某个村工作,正赶上日伪军下乡清剿,她躲闪不及,被兜了进去,只好隐藏在老百姓的人群之中。那一年老太太十五岁,据她自己说,跟人民英雄刘胡兰牺牲时同一个岁数,但勇敢精神就差远了。

 

一百多鬼子、伪军把全村一千多口人集中在村中心的空场地上,逼问:“谁是八路军?谁是抗日干部?”

 

她头一次经历这个场面,吓得浑身吁吁发抖,她身后,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娘搂着她说:“闺女,不怕,有大娘在,就有你在……”

 

1938-39年,还属于抗战的初期,正是日本鬼子和伪军在冀中地区“刁买人心”的时期,尤其是处于平津之间的十分区,是日伪军极力要争取的对象。1941-42年的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极度敌视心理尚未形成。那一次日伪军撤走,没有过多的为难老百姓,只是将几个怀疑是八路军的可疑青壮男子带走了。

 

回到分区妇救会的老太太,这段遇险的经历很快就传遍了分区机关,那一次十分区司令朱占魁听到后,大发雷霆:“让一个小姑娘冒险,男爷们干什么吃的?”于是下令,将老太太留在分区机关,放在分区政治部管辖的烽火剧社。

 

老太太多次感慨地说:“不是那一次朱司令下令把我留在机关,我会死很多回,根本就躲不过去。”

 

有一次谈抗战期间的地道战,又谈到了朱占魁德被俘。最初谈狼牙山一分区为什么没有地道战,因为到处都是大石头山,土层很薄,根本就挖不动地道。即使是平原地区的冀中,在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根本就没有“地道”,只有“地洞”,洞与洞之间并没有联系。194111月朱占魁被俘,就是吃了钻“地洞”的亏,跑没处跑,野外的青纱帐早就在秋收时被砍掉了,除了被俘,没别的出路。

 

1945年抗战胜利,从延安回到冀中的朱占魁参观了四通八达的地道网,感慨地说:当年我要有这玩意,还能被鬼子抓住吗?鬼子在这头挖洞,我早就从那一头跑掉了。

 

朱占魁这个人有自己的长处,他是个底层出身的大老粗,粗通点文化,所以会善待有文化的念书人,他待人真诚、厚道,是有了名的,在十分区知识分子干部中留下的印象不差。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任命朱占魁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任命朱占魁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应该是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后的组织的决定,朱占魁如果当时被看作是坏人,早就被拿掉并秘密处置了。1939年的冀中肃反是何等的残酷,熊大缜、李晓初、河北农民游击军许多师以上领导干部被冤杀,惟独朱占魁这个人能躲过那一劫,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留给大家的印象很好,所以冀中肃反杀人那么多,却从没有人想到要拿朱占魁开刀。

 

我曾举例过,除了共产党八路军方面,国民党方面对朱占魁的印象也不差,即使是朱占魁的敌人。解放战争一打响,国民党方面声势很大,最终取胜的呼声很高,当时担任晋察冀地方部队副旅长的朱占魁,在敌人的引诱下叛变投敌。到了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入关,国共军队的力量发生根本性转变,被任命为河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的朱占魁,1118日在天津西率部下两千多人投诚。

 

朱占魁投奔过来,是不能空着手的,朱占魁的“礼物”是准备骗国民党军统头目“第二指挥室”主任、绥靖总队长少将陈恭树过来,然后活捉陈恭树向共产党献礼。但朱占魁不善做戏,被陈恭树识破,没有上当。陈恭树晚年写回忆录《英雄无名》系列,在台湾热销。陈恭树对朱占魁的评价是:“他不会花言巧语,甚至有些个木讷,我看不出这是造作,反而觉得他是一个纯朴的老实人。”

 

老太太最后一次见到朱占魁,是在1949年初的进北京——那时还叫北平——之前,集结保定。一大帮老十分区干部们见了面,都是1942年以前一起在十分区,1942年“五一大扫荡”一起突围到冀西山区的一分区,1943年初各奔东西,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十一军分区、以及又回到冀中坚持抗战,现在又到一起来了。

 

大家见面,听说1942年带领他们一起突围的十分区老政委帅荣也在保定,于是大家一起去看帅荣,在那里又见到了老司令周彪。是周彪和帅荣提议,要他们去看望一下住在后院的朱司令。大家一愣,突然都省悟过来:原来“朱司令”指的就是朱占魁。此时刚起义后的朱占魁担任着冀中军区独立第一支队的支队长,但有名无实,跟他一起的那些手下已被改编,只有他一个人在华北军区保定的后院闲住,等候上级对他的处理。

 

(此处空一段,无论如何贴不上。)

 

朱占魁在平津地区的早期抗战是有功的。1935年,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平津地区,从西北军分裂出来的二十九军接管平津地区,朱占魁此时任河北省永清县保卫团第4预备队队长。1936年,朱占魁这支队伍被当时的天津市市长、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收编,移驻到霸县,正式成为一支听命于二十九军指挥的抗日力量。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朱占魁部队参加了袭扰日军的区域性行动,随着二十九军退出平津地区,共产党力量进入平津地区,朱占魁果断下定决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9382月,朱占魁带部队加入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任河北人民自卫军独立1团团长,6月改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1支队司令员,10月任冀中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19408月任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司令员。

 




 我比较了一下当年从河北本地出身的那些“土著”民团领导人,朱占魁以比较能打仗的一位而闻名。处在平津“夹角”位置的十分区,与日伪军发生的军事冲突也是最多的,从1937年到1941年底的四年间,十分区能生存下来,发展壮大,同这四年的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的频繁战斗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根据日军文件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也记载了朱占魁当时的历史作用:

第十军分区

在此次冀北作战中,被击溃的朱占魁匪部,似南下,或向唐县方面败逃。

司令 朱占魁

参谋长 肃津槐

政委 帅荣

所属部队 第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二团。

管辖县 新城、固安、永清、雄县、霸县、新镇、文安、容城、徐水。

 

1939年的晋察冀包括冀中地区,极左政策影响下的肃反形势十分严酷,许多抗日干部都是在这个时期被冤杀掉的。等到19395-6月间从延安来到晋察冀的彭真、许建国等领导干部紧急叫停冀中的肃反,可惜大局已定,那些不该杀的早已经被杀掉了。

 

朱占魁能在冀中的这一严酷形势下不仅没有受到怀疑,反而被改编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被任命为重要职务——军分区司令员,没有个反复调查和绝对信任是不可能的。但他毕竟是吹鼓手出身,半路参加到八路军的地方势力,被红军领导干部取代成为必然趋势。

 

取代朱占魁的就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1955年中将周彪。

 

周彪是19391月跟随贺龙一二〇师来到冀中的,就像吕正操向贺龙表示要辞去冀中军区司令员一职给贺龙一样,朱占魁当时曾当众表示要辞去军分区司令员职务给周彪,但被周彪拒绝了(贺龙也拒绝了取代吕正操)。周彪(也包括帅荣)都明确表示过不同意用“清洗”的方式拿下朱占魁。所以说朱占魁一直在十分区安然无恙,背后得力于这些红军干部的有力庇护。

 

据说,一个人的前半世运气用得太多,后半世就不会有运气了。朱占魁也是这样。

 

194111月,冀西山区的晋察冀反扫荡刚结束不久,朱占魁偏偏往那跟前凑合,在保定南边清苑县大李各庄的一次日军搜索行动中,运气不佳的朱占魁被俘。抓住朱占魁的恰好是负责狼牙山以南唐县地区的日军第163联队下属部队。

 

在日本《华北治安战》一书中:

 

在此次作战中,据悉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魁15日在水上部队占领其根据地大保镇(安平西方16公里)前,向西方逃去。

824日,方面军报道部长关于晋察冀边区的剿共作战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此次日军进行作战的晋察冀边区,是华北的抗日根据地中实力最强、成为华北治安最大隐患的地区。今年初夏以来,日军在冀东,冀中作战中,到处击败,捕捉敌军。俘虏了第十三团长陈群,使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魁负伤。

冀中北部作战(冀北作战,新号作战)

在方面军的指导下。由第一一O师团主力及第二十一、第二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各一部参加。对敌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魁)根据地的白洋淀以北地区进行了肃正作战。

我作战部队,610日开始行动,逐步压缩四周的封锁线。6月中旬消灭了新城附近朱占魁的据点,取得了极大战果。

:朱占魁,以后于1127日在大李各庄(保定南方约30公里)被我第一一O师团步兵第一六三联队俘获。

 

从日军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朱占魁先是率部作战负伤,然后再从霸县一带向西突围,最后在清苑县大李各庄被日军俘获。

 

关于朱占魁当年被日军抓住,从日军战犯的笔供那里找到了出处。当年任日军163联队长(日本人写作“连队”,相当于各国军队中的“团”;中国一律译作“联队”,以区别于中国的“连”)的战犯上坂胜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供述:

 

“那是19411127日的事情,我率领步兵第163联队包围了河北省清苑县大李各庄。第3大队进村以后,派出以1名上等兵为首的5名侦察兵进行侦察。他们看到一个院子没有关门,便走进去,没想到从里面打出了子弹,他们马上应战。互相射击一阵之后,里面没声音了。他们马上冲进去,抓住了3名八路军。他们把这3个人带回大队部一审问,才知道其中一个人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的司令员朱占魁将军。我命令第 3大队把这3名俘虏送到联队本部来住了一夜,第二天便把他们送到石家庄的第110师司令部去。听说后来,朱占魁将军被日军从北京押送保定时成功地逃跑了。在那次战斗中,包括朱占魁将军在内,我联队抓捕了35名俘虏,杀害了50名八路军战士,掠夺了步枪约60支。”

 

朱占魁被俘,关押在石家庄战俘营,或者叫日军110师团战俘营,在李振军八十年代主编的一本原石家庄被俘人员的回忆文集中,还可以看到有关朱占魁的文字。当然评价不高,怀疑朱占魁当时已经叛变。这并不奇怪,如果朱占魁在八十年代的社会地位很高,这本回忆录中自然会是另一种评价,但朱占魁当年只是一个省政协文员,而撰写这本回忆录的成员,很多都已经是军一级,甚至社会地位更高的领导干部。

 

在何天义的《石家庄集中营始末》一文中提到:“由于阶级同情心和民族同情心,多数战俘管理干部,对待自己的难友比较关心。对主动投敌的叛徒、汉奸非常憎恨。战俘劳工入营审讯时,对于回答崇拜汪精卫的,往往得到的是训斥和臭骂;对于自称带枪投敌又屡教不改的汉奸,则以其是‘假投降’,给以革命的惩罚,狠揍一顿或借敌人之手给以教训。例如冀中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被捕后,贪生怕死投靠日军,王铭三、赵玉英等人就动员大伙孤立他……”

 

在《聂荣臻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天他突然到军区驻地寨北来找我。据他讲,他是在敌人押运中,跳火车逃出来的。他讲得天花乱坠,越说越离奇,越说越让人不相信。他吹他怎么大闹日本人的公堂,怎么识破日本人的美人计,日本人拿他没办法。我对他说的这些很怀疑。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朱占魁叛变过好几次,这一次他已经叛变了,是被敌人放出来的。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叛变了。朱占魁是个流氓,很有一套鬼把戏,不从长期的行动上考察,往往会上他的当。当时,我是有警觉的,所以没让他再回冀中去,留在寨北住了一段时间。一九四三年,我们到延安去的时候,把他带到了延安,本想对他认真审查,但是,在延安,没能给他作出结论,问题拖了下来。

 

在聂荣臻等人的回忆录中,有关朱占魁在抗战期间的叛变记载是不确实的。实际上,朱占魁被俘的半年后,利用一次日军陪同人员的疏忽,朱占魁在从北平到保定的火车途中跳车逃跑。最近一些年,在萨苏有关日文历史史料的研究中,发现当年朱占魁的确是“跳火车”逃回来的,这属于鬼子在押送他的过程中的严重失误。

 

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专门提到过朱占魁:方面军本想利用朱占魁在冀中展开政治工作,但他在被护送途中于1942528日在望都附近逃跑。朱为原冀中第十分区司令,于194111月连同其卫兵被110师团俘虏。方面军指挥官召见了他,并通过华北政务委员会启新院对他进行了约两个月的怀柔工作。朱逃走后师团对朱占魁进行过通缉,但朱终于跑掉。由此可见,要让坚强的共产党员变节背叛,是很难办到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史料,审查中,朱占魁如实交代了被捕后的一切经历,当然,延安审查朱占魁的部门中央社会部是似信非信,但当时又无从详细核实,于是引起了朱占魁的以死抗争。据说,在审查中的朱占魁因为说话不被人相信,曾愤而投崖自杀。朱占魁跌伤后被抢救,为了怕造成恶劣影响,最后,延安保卫部门只能姑且信之,但从此朱占魁不受信任,被降级使用。

 

接受审查后回到晋察冀,朱占魁19458月被任命为八路军热河纵队独立一旅副旅长,19461月任冀东军区第十四军分区副司令员,但这时已没有了实权,据说是一直都不被信任。19469月,华北地区国共内战开始的第二个月,朱占魁自述因不被信任,叛变投降国民党军。

 

朱占魁到底是主动投向国民党军还是在意外的战斗遭遇中被俘?至为关键!

 

据国民党方面的记载:抗战胜利后,匪酋贺龙派他助萧克窜扰于冀东长城内外等处,被国军俘获,解南京。当时朱的职务,相当于一个旅长。朱某投诚后,因表现良好,政府乃予以优容。先留用于国防部,于三十六年秋随“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北上,出任安次县县长。被捕后的朱占魁,据说仍由马氏家族出面向国民党说情,朱占魁于当年10月被委任为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视察专员。19471月任冀中五县联防司令兼安次县县长,19485月任河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朱占魁在国民党那边写的史料居然能找得到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朱占魁当时属肖克、罗瑞卿指挥的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在晋察冀东战场——冀热察战场作战。但是在朱占魁被俘的19469月,肖克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处于守势,作战部队严重不足。国民党军队的文件证明朱占魁当时不是主动投敌,而是被俘。

 

国民党方面记载:“迨至三十七年底(注:1948年底),局势逆转,朱某不稳,竟以扩大游击面为借口,诓我‘第二指挥室’及‘直属突击队’深入匪区,意欲裹胁投匪而未得逞。翌日证实:朱占奎叛变了。”

 

194811月,经地下党做工作,朱占魁率部在天津西乡解放军投诚,算是对解放天津有所贡献。朱占魁在天津战役的前夕再次回归到共产党一边,也让国民党天津守军高层大感突然,国民党方面对此检讨说:“由这件事我们可以深深体认,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其本质总是难以改变的。这是血淋淋的事实,可作为我们反共斗争中惨痛的教训。

 

这两段史料说的是:朱占魁先后两次落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的手中,都是在战斗中被捕。而且,朱占魁这个人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眼里,都是始终不肯背叛共产党的一条汉子。不管是被日本鬼子抓住还是被国民党军抓住,只要一有机会,他还是会跑回来的

 

很多人想不到:朱占魁为什么能回来?回到他背叛过的共产党一边?

 

对共产党的绝对信任是朱占魁归来的主要原因。

 

以这个线索和主题去实事求是研究朱占魁这个人,而不是简单的扣上个叛徒的帽子彻底否定,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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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道生

分类: 天津记忆

画界奇才阎至阳

尹树鹏
  1913年11月15日,《大公报》刊发《书画慈善会启事》:“现在时届旧历年关,所有津埠居民贫乏不能自存者,更仆难数。或告贷之无门,或饔餐之莫继。甚则以无处谋食丧也,啼饥儿也,号寒种种惨象实有令人不忍闻者。爰集同人组织书画慈善会,暂假天津红十字会为地址,拟以售出书画所得笔资尽数捐助红十字会,购买玉面以备年终散放贫民,聊补生存之计。如再有慈善大家,热心壮举者敢请速来本会报名,俾使万善同归,众擎易举,则穷黎受惠为不少也。”启事末尾附有书画家名单,阎至阳是其中最年轻、画技最佳的画家。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多次慷慨解囊,用自己的润格救济社会。阎至阳名道生,字子阳,四十岁后改至阳,号阅庐,别号北溟剑士,1884年生于静海扬芬港村。

  20世纪初的天津是一个充满着生机的城市。从1902年开始,为落实北洋新政而规划出来的大经路,充满新的文化元素。位于中间地段的劝业会场及周边建立起直隶学务公所、教育品陈列所、直隶图书馆,而后又建立了博物院和美术馆,再加上位于中心的公园,这种文化空间吸引了一批接受新思想的精英在此聚集,其中就包括阎至阳。各种新思想得以交流,助推了文化的转轨与创新。当时的津派画家,接受了西洋画法中的透视、比例、明暗、色彩,使天津画界呈现出朝气蓬勃的创新局面。陆辛农和阎至阳为此时津派画家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画出的新国画色彩丰富,比例得当,立体感很强。

  严智开创建美术馆的本意就是要用全新的联系社会实际的艺术,为公众服务。为此,他有计划地开办了美术作品展,经过精心挑选,将阎至阳的作品作为首展。阎至阳当时是活跃在津门画坛的奇才,《益世报》等多种刊物都对阎至阳的艺术成就做过报道和介绍。1909年,阎至阳受聘于直隶教育图书局、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绘制教科书插图,1912年兼任《民约报》画刊编辑,1912年至1915年在直隶学务公所社会科从事改良年画工作,任主笔,编绘教育画报多种。在年画改良方面,他投入极大精力,创作了庆祝共和、新式教育、戒游惰、戒早婚、讲卫生、讲团结等题材的新年画,被直隶教育司推向全国。他经常到南开中学观看话剧,到李家花园采风,创作出大量的新国画。

  阎至阳的日记是一部鲜活的天津近代史资料集,但大部分遭到损毁。在残存的日记里,我们可以读到如下内容:“民国十九年一月一日为旧腊二日,严智开(季聪)与姜般若创办美术院,邀余作画,开展览会。余之画将携东京与日人赛。”“十月,卞宅定画寿屏,十二条数百元,先交二百元用,明夏交件,我冬日稍舒服。”这些记载颇具史料价值。其中,“余之画将携东京与日人赛”是说天津美术馆将其作品推荐到日本参加中日现代绘画联展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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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南北武林角技杭州


                                         君 羊

 

 


  前一段时间,格斗选手徐晓冬KO太极传人雷公的比赛,以及徐晓冬向整个武术界的挑战,受到网民的广泛关注。究竟传统武术是不是已经沦为花拳绣腿,实战与健身、技击与演艺哪个更重要?一时引发热议。

  1929年,由中央国术馆和浙江省政府操办,在杭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武术擂台赛,即浙江省国术游艺大会,是一次聚集了南北武林精英的比武盛事,史无前例。

  笔者根据中央国术馆文献及凌耀华先生留下的史料,回溯这段往事,以期对我们解除传统武术的某些困惑,有所帮助。

  尚武时代的创举

  民初,孙中山先生提倡尚武精神,武术勃兴。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国术一词开始通行天下。中央国术馆曾举办两次全国性的国考、一次全国武术擂台赛,旨在唤醒全国同胞,雪东亚病夫之奇辱

  192810月,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第一届国术国考,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武术精英。全国各地的武术名家、高手数百人纷纷赶至南京参加此次国术国考。通过首场预试者就有333人之多。比赛则更趋惨烈,伤筋断骨之事时有发生。有人甚至把棺材抬至场下进行比赛。经数日恶斗,许多名家、大师纷纷落马。最后优胜者只剩下17人。为避免发生意外,通过文试决定最优等15人,河北定兴朱国福名列首位,其两个兄弟朱国禄、朱国祯也进入前15名,轰动武林。究其原因,朱氏三兄弟在学习传统武术的基础上,还研习西方拳击,所以胜人一筹。这也是这次国考中的新现象。

  国考之后,许多国术精英被选拔进入中央国术馆。一场全国性的更大规模的擂台赛也在酝酿之中。

  1929年初,由中央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动议,提出全国打擂比赛的设想,但苦于没有资金。浙江省主席张人杰得知此事,答应并支持李景林举办全国打擂比赛,经费来源及名称由浙江省政府研究决定。

  关于其经费来源,还存在另一种说法,是由上海大佬黄金荣、杜月笙资助。据说,当时李景林拔出手枪轻轻放在台上,开玩笑地说:你们是有名的大流氓,这次我暂当一回大土匪后来黄、杜两人各出两万大洋,剩余经费经过协商由浙江省政府解决。

  1929927日,张人杰通电各省市政府,恳请广为延揽国术人才。通电发出后,各省市纷纷复电,支持这项创举。截至开幕日,先后报到表演者345人,登记比试者125人,因时局形势或道路险阻,报而不到或迟到者皆不在列。报名选手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名家、新秀。报名单位从中央国术馆、陆军49师,到省市国术馆都有人参加,涉及数十个拳种。

  南北武林实力悬殊

  会前,大会发布《爱国游艺大会敬告民众书》,用语浅白,对国术一词的解释通俗易懂:你们不是看过走江湖、卖拳头的吗?你们不是见过小说有什么摆擂台、打大言牌的吗?你们见到之后,不知作什么感想?大概不过说他是卖钱的、献本事的;那就错了!要晓得这种技艺,确是我中国几千年的国粹,也是现在保国保种的唯一方法!中央国术馆已经把这种技艺,定了很简洁、很郑重的一个名称,叫做国术;就是说中国固有的技能,也是保国的法子。

  原定于1115日下午开始的开幕典礼,因天雨改于翌日上午9时举行。16日,平日沉寂的旧抚署逢此盛会,车水马龙,顿成闹市。钟鸣九下,台前早已万头攒动。在省政府各位要员、各机关团体代表、新闻记者出场后,军乐齐奏,国术游艺大会开始。此日观众达三万人。

  大会分为演武和比武两个阶段。几天的演武过后,21日,比武擂台赛开幕,观众达六万人。原定于上午11时开幕,因未参加表演及迟到者尚多,故仍先行表演。至下午1时整才开始摇珠分组,用圆木珠先刊明比赛各员号码、姓名,由监察委员将珠投入铜球中去,铜球上布满了比珠略大的圆孔,先后摇出,以珠号之先后为比试次序。

  比试者原为125人,报到109人。共分四组,无门派限制,一、二、三组各32人,第四组13人。比赛采用分组循环双败淘汰制,即第一轮比赛完毕,再从负者中抽签比试,胜者转入第二轮比试,以免遗珠。参加比试者均穿大会灰色布短装,腰扎一带,分为红白二色。比试双方对立于台中划定之粉圈上,候评判委员长一声鸣笛,各上前互行鞠躬礼,再鸣笛开始。另由监察委员二人执红白二旗,在台上管理指点,并于必要时制止犯规的动作。

  比赛规则曾做几次更动,一次比一次简单,第一日主要是打点得分。打擂不准用护具。规则严格规定四禁:不准挖眼、不准扼喉、不准打太阳穴、不准取阴。上场前一律换上大会提供的比赛服,即无袖、无领、无袋的短布衫及短裤,不穿袜子,杜绝夹带,完全是空手赤脚。三局两胜制,每局三分钟。外国人要比试,规则另定之。西湖博览会时,外国人极多,但这次比赛龙争虎斗,各种技艺均可用上,相搏异常激烈,外国人无一人入场求试。打擂比赛中发生死伤,概由本人负责,大会不负责任。但大会提供急救,设立三间中西医疗室,并准备薄板棺材一副,死一人提供三百大洋抚恤金。此举使技能较差者望而生畏,听了细则后,有16人自行退出。

  首日共比试了两组。比赛中出现了有趣的现象,事先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南方武林,因与北方技击差异太大,所以习南法者全部败北。南北拳对打往往是一动手即见分晓,所以打得快而利索。主要原因是,南方选手虽然功架精湛,但平时苦思苦练,不轻易与人比试,因而缺乏临阵经验。如在拳术表演中获得观众好评并被寄予厚望的浙江章选青,比赛中,不到三四个回合就被河北选手丁宝善摔出圈外。

  鉴于南北武林实力过分悬殊,后为照顾南派,抽签时将南北分开。这也成为本次大会的不足之处。如,改变抽签方式后,章选青被丁宝善打败,名次反列丁前。又如, 与浙江裴显明打平手之河南申得明列第80名,而裴为第17名。因北派与北派打时,申、丁二人早早地被淘汰。这造成了北方选手的不满。

  不过,从最后的结果看,前十名最优等获奖者,前五名全部是河北人,第六名为安徽选手,其他都为山东人。其实这也反映出民国时期南北武林的真实差距。

  擂台之上无名家

  22日,因前一天比试双方拳脚往来难分胜负,故规则又作了以下改动:打倒为负,或自认输者为负。如打四分钟未见胜负,休息两分钟再打,如仍无胜负则以平手入下次比试。比赛中不听从评判委员长笛声指挥者,取消资格。

  这一天的第三组比试,第一对为刘高升与曹晏海。这是观众期待已久的对决。

  刘高升,55岁,湖北襄阳人,上海永安先施公司的总镖头。刘初到上海时,故意做作,以大手套笼住双手,悬于颈上,在英租界任探长的钱广文看到,问:手如何?他说:有功夫,怕不慎伤了人。”“何功夫?答:铁砂掌。钱即叫人找来上海老城墙之城砖试刘之掌力,刘用掌一拍碎如腐渣。刘在上海出名后,为三刘之一(刘高升、刘百川、刘小辫儿),收徒千余人。

  比试开始,曹左手一扬欲试刘的掌力,刘一拍,曹即半身麻木。曹后退两步,发现刘的步法呆笨。十秒钟后,曹见到刘求胜心切,气往上冲,体力也渐渐不济。当曹退到李景林座前时,适有招待员为李泡茶,李指着桌子一语双关地说:把它抹干净。此时,刘正好右掌打来,曹即45度上右步用了一个抹踢将刘打倒。刘不服,李景林说:怎么不算输?刘说:是摔倒的。李说:就是摔牛般将你摔倒也算输。但曹说:老师,我们再打好了。台下观众拍手说:曹晏海好汉!军乐队奏乐。

  再打时,刘上前一掌,只见曹一拧身,未见何势即将刘打倒。刘起身吐了两口血。曹此时说:老师,这回算不算输?刘认输。翌日晨《当代日报》第一版刊发了《曹晏海用钥匙打开刘之铁门,内无一货》。

  有参观者郭某要与李景林也进行一场比试,李慨然应允。郭为北方高手,海内闻名。李素精剑拳,号飞剑,又擅拳脚,并精太极拳、太极剑诸法。郭高大魁伟,筋骨粗壮。李则清峭有余,似一位老秀才。上场前观众无不担心,不料交手几个回合,郭奋拳向李,李不招不架,抢先直入一拳,将郭横击出丈许。全场为之一振,叹为观止。

  23日,有江西一异僧,人称世外高人,带两个徒弟前来观摩,二徒兴起,屡欲出头,老僧知道二徒不济,即自挺身上前要求一比,经大会同意,正巧胡凤山轮空,愿意奉陪。

  上台后,老僧先发制人,出手如连珠炮般猛攻。胡凤山退让数招,待老僧拳至两腿,突然一个换步接手钻拳,后发先至,击中老僧额骨。黄文叔当即赞好,见此一击,可以领悟棍法中拍位一词。而老僧则因二力相撞作用于一点,顿时被击之处头骨塌陷,倒地血流不止,被停在一旁的急救车抢去。

  鉴于当天比试情况,当晚主办者研究决定:明日比试不得打头面;如故意拖时间而不攻,超过十分钟无胜负则取消资格,主要是限制拖延时间不打而取平手晋级者。

  绑架报复未遂

  23日,有一对参赛者为林长青与王喜林。林长青是温州人,杭州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40多岁,徒弟众多,在杭州很有影响。林长青已于比赛第一天第一组败于山东张孝田,这次是第二场比赛。王喜林,河北人,22岁,已拜过三位老师,练形意拳仅两年多。有人劝王放弃与林对搏,王则说:好不容易有机会参加全国打擂,就不敢上场?不成了窝囊废!以后如何见人?输也要输得体面,拼一下也不见得会输。如果被他打死,算我活该。

  两强相遇勇者胜,交手时双方都很猛,王先被林打中一拳,鼻子出血,接着王却猛一个钻拳把林打个屁股着地。评判的哨子吹停比赛,胜负已决,林却从地上爬起来向王猛扑,口喊不算数。王此时沉着大胆手不软,快速向林的肚子连崩三拳,林被打个仰面朝天。

  24日,王喜林正在看比赛,突然有七八个人向他围过来,说林长青请他去。王一看他们每个人腰上都有短枪,就明白是要绑架,他立即机智地高喊:你们想绑架报复吗?一边喊一边向主席台走去。那七八个人不敢动手,立即散去。听了王喜林的报告后,兼管大会安全的副评判委员长褚民谊,立即对在场的杭州市警察局局长李子裁叫道:立即把姓林的小子找来!

  见到林长青后,褚民谊大骂道:你小子有多少条枪?打输了就想绑架报复?照你这样,大会不乱了套?你是故意和我过不去,要我的好看?我不与你多说,现在把姓王的交给你了,他在杭州要是出半点差错,就拿你是问。褚民谊当时是高官,权势大,否则震慑不了林长青。林立即对王说:误会、误会,我保证你在杭州的安全。

  太极不是擂台拳

  几日比赛下来,细心人可以发现,太极拳选手的战绩较差。

  本次大会,大多数太极拳选手均报了套路表演,只有五人报名参加擂台赛,这五人分别是冯致光、于鹏飞、彭育尧、李椿年、杨达,都是北方选手。在预赛中,四人晋级,三人止步于第二轮,仅于鹏飞进入第三轮,但未进入决赛。

  其实,通过这次比赛可以看出,在格斗当中,力大者胜,但力不如劲。刘高升的铁掌也是一种特殊的劲。力不如劲,劲不如灵。曹晏海因达到周身灵劲的层次,所以技高一筹。

  太极拳也是如此,即使你练到松沉有根的阶段,仍无法参加这种格斗,因为劲整欠灵是无法打倒有经验的武林高手的,最多也就像刘高升一样,遇见一些普通练者足以大胜,但碰到曹晏海这类高手只有挨打的份儿。

  此次赛事也揭示了一个事实:被称为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的太极拳不是擂台拳。

  假打暗箱操作

  自24日,赛场出现假打之风。大会采取胜利者可进入下一次比试,而负者复试取胜后仍可进入的规则,于是出现了钻空子的客套客套一词为观众所取)。在场观众均能看出苗头。如朱国禄与赵道新对打,朱功夫远非赵所能比,但朱知道,负给赵仍能进入下一轮,故与赵打时敷衍几下,使得赵有机会参加下一轮比试。后来赵道新获得第13名的成绩。

  至26日决赛时,评、监两委员会商定,拳脚一律解放,踢击各部均可。

  自之前朱国禄退让后,今日决赛仍然如此。曹晏海让高作霖进入四决获第11名,王子庆让章殿卿进入五决,宛长胜复自退让,使章进入前六名得最后决赛权。但是这种也只限于中央国术馆教授班学员之间,其目的是:一、垄断优胜名额;二、同派系中之同仁提高名次。而王子庆让章殿卿另有原因,章为李景林之旧部又与李之女相好。章也是教授班的学生,由李荐入十一师当少校副官。王子庆既要给李老师留足面子,还为了促成章与李老师女儿之事,所以退让。章殿卿系保定新安乡人,12岁投王芗斋、杨振邦二人门下学艺,后当兵仍继续练武不辍。1928年参加国考入教授班不久即离去。而王、朱、曹之客套,也就成为许多人攻讦的理由。

  当晚,李景林看到对打双方异常凶猛,马承智、高作霖、李庆澜均为胡凤山所伤,又看到胡凤山技艺确实不错,恐朱、王等人不敌,因此对胡说:凤山,明天就算你得第一,不要打了,前六名排排名次算了。胡说:不打怎行,算我第一多难听,我打了第一得五千元,还要在西湖边为我老师盖座大洋房,让他养老哩。

  西洋拳与中国武术之争

  27日,擂台赛最后一天,马承智弃权,胡凤山与朱国禄对打。二人体魄相当,技艺、勇力在伯仲之间。胡凤山取守势,伺机进攻,不料朱国禄连发快拳空打,待胡凤山注意其左侧时,朱一个反劈,胡猝不及防,即被朱打中面部而晕倒。

  曹晏海与章殿卿交手,不到两回合,曹即右手扶地,之后再打,曹又做出滑地右手撑地样,居第四。

  王子庆与胡凤山对打时,胡接受与朱对打时的教训,连出崩拳,王侧身时面部两颧骨均中一下,但不重。与此同时,王用挑踢将胡踢倒。胡双膝双肘都跌伤,牙齿跌落两颗,所受内伤也重。胡下台后,与其在江苏馆的老师抱头大哭一场,当即离去。

  章殿卿与朱国禄对打时,章一腿踢去反让朱接住,章几次想以落地腿法反击,被朱用十字腿转立一腿踹去,章倒地而负。

  王子庆与朱国禄对打,朱则专取下路作逼腿之虚法,不料王就其势直沉下去,用一硬开弓之势将朱打倒,并伤及其左臂左膝。朱失利而王胜。

  最后一局,章殿卿与王子庆对打,章自退,王胜。王子庆冠军、第二名朱国禄、第三名章殿卿、第四名曹晏海、第五名胡凤山。

  比赛结束后,人们最大的感触是,大部分传统武术不能实战,都是虚设的套子”“空头拳术,而优胜者自报家门时虽都是五花八门的传统门派,但无一例外地暗地另搞一套独有的格斗训练,训练内容不得而知,但从个别人身上可推测一二。如亚军获得者朱国禄兼练拳击,其打法当时遭一太极名家非议,说不合国术,其弟朱国祯要与名家请教,名家不敢迎战,在深秋的天气里竟满面是汗。王子庆运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术打法获得冠军,其不招不架甚至中招反击的打法颇像散打,且身高体壮,以力降人,非传统观念的以巧取胜,倒合乎现代比赛分体重级别的观念。

  图① 赛场大门

  图② 高守武与韩其昌对战

  图③ 蔡元培题词

  图④ 浙江省国术馆教习滕南璇女士舞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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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我曾听我的大伯说,60多年前他亲眼看过东淀芦苇荡里的战斗,人民八路军真的出生入死,不怕牺牲!今天我在老照片上又一次得到了“见证”。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千千万万革命先辈曾在战场上付出鲜血,乃至生命。为了纪录那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伟大或平凡的往事,曾经有这样一批人,他们默默而勇敢地工作,从未止歇。他们既是战士,又是新闻工作者。他们就是新中国早期的战地摄影师。他们的底片纪录,每一张,都有鲜血的印痕。今天,在建军82周年,新中国60华诞之际,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镜头中的记忆却成为永恒。那些依然健在的耄耋老人,将为我们揭开一幅幅战场画面背后的故事。

    下面的照片是战地身影记者黎枫冒着枪林弹雨拍摄的:同时。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一瞥霸县的鼓楼,老城墙。

         

 

1947年9月11日,攻打霸县的突击队攻破城垣后,沿东大街直插城内制高点——鼓楼。攻打霸县的这组战地摄影作品,是黎枫解放战争时期重要的代表作。鼓楼曾是我们霸县古城标志性建筑,可惜现在荡然无存了。

         

                  攻打霸县,无私无畏的尖刀班。这里可能是霸县东关一带吧?

 

           

    1947年9月,晋察冀野战军开展大清河北战役。攻击河北霸县的独七旅19团突击队正在攻城。

 

         

  1947年9月,在大清河北战斗中,独立7旅和兄弟部队一起攻克霸县城。图为待命出击的英雄爆破手。

 

           

        1947年9月,晋察冀野战军开展大清河北战役。攻击河北霸县的独七旅19团突击队正在攻城。

 

          

 黎枫,出生于1929年,河北博野县人,中共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1941年考入晋察冀边区中学学习。1944年任边区小学教师。1945年参加八路军,到抗大二分校学习,同年入冀中军区政治部摄影训练班学习,结业后留在冀中军区摄影科当干事。1946年调任冀中独立第7旅政治部摄影干事,1949年调任第68军政治部摄影股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调任志愿军总部摄影组长,1957年转业到新华社摄影部当记者,1972年调任新华社摄影部国内编辑室副主任、1984年任《望》周刊副总编辑、总经理。1990年离休后,曾任《摄影文史》主编,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这几组照片均出自黎枫之手,并因此而声明远扬。

           

独闯敌巢 1947年4月在霸县唐二里战斗中(今河北),当部队攻进敌固守的院落时,一位勇士猛冲上去,战地摄影记者黎枫拍下了这个镜头。看到这个战士脚上这双千层底新鞋,令人震撼,敬佩无比!这是因为每当下达战斗任务后,指战员们纷纷请战,要求担当重要而艰巨的战斗任务。有些同志还写好遗书,穿好保存的新装,充分做好牺牲的准备。战前这样的庄严而神圣的气氛,真是感天动地!

 

           

     霸县老城墙,照片的出处不明。(胶片珍贵,摄影者也许不是黎枫)残垣断壁,好像是经历过战争的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北关城门?那照片上的四个人究竟是谁,也许已不健在,一切不得而知。

 

“百度”上曾对此次战役有过解释:

 

霸县战斗

  1947年9月,华北人民解放军二、三、四纵队在冀中独七旅十分区七十五团、七十六团的配合下,挺进大清河北。10日夜,旅长肖新槐率七旅一部从新镇出发,攻打霸县城。我军一营、二营东南两面奋起冲锋,三营在西北面以强大火力封锁敌军阵地,仅几分钟,一、二营就冲过敌人第一道防线,攻进城内,占领了大部分敌堡。入夜之后,两股敌军被我团团围住,国民党军拚命反击,均遭失败.幸存者向我军投降.这次战斗,毙伤敌80余人,俘敌138人,缴获轻机枪5挺、掷弹筒3个、冲锋枪2支、八二炮身1个、子弹7000余发、骡马38匹。我军伤亡数十人。
  11日,华北人民解放军第二纵队一部奉命向板家窝一带进军,围歼武将台守敌,四旅十团担任主攻,十一、十二两个团打援。国民党二八一团留下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驻守武将台据点,并分兵驻守摆渡口、杜岗两村。我军采取连续爆破的方法,借助浓烟烈雾突破封锁沟,继而炸毁敌堡,打开通往村里的通道。拂晓,我军全部突破敌防线,直捣敌营部。这次战斗,毙敌300余人、俘敌418人,缴获九二步兵炮2门、机枪十几挺、还有手枪、步枪、弹药等军用物资。我军伤亡4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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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道生

分类: 天津记忆


                   发现阎道生


                                                         阎伯群


作为天津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阎道生被遗忘多年。几十年里,不管是在天津出版的文化艺术志书,还是有关报刊媒体中,我们完全找不到他的名字。而他的再次被提及,是因为天津中华武士会研究的开展。2007年底,笔者结识了研究学者李瑞林先生,李瑞林先生曾撰写《李存义的弟子阎道生》一文。2009年春,在李瑞林先生引荐下,笔者同王振良、张元卿先生初次见面,确定了编印《天津记忆》阎道生专号的计划。其后,阎氏家族成立了由阎尔芃先生主持的小组,阎道生先生遗留的书画、日记、书信、题画诗、剑谱、课子教材等文献,初步得到了抢救和保护。研究学会联合台湾逸文出版公司,推出了阎道生的《形意林泉剑》等著作。《天津记忆》编印《阅庐日记》《阅庐往来存札》《唐宋诗合选绘图》。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因《阅庐日记》的印行和张道梁先生的提醒,笔者发现了阎道生先生二十多幅改良年画作品,并且成功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资料的不断累积,阎道生这一几乎被遗忘的人物,引起了越来越多学人的关注。

20121月,“阎道生文学艺术讨论会”在津召开。《天津记忆》刊印了会议论文集一部,霸州市文联《霸州文苑》出版了“纪念阎道生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专刊”,王树村之孙王进主编了《阎子阳改良年画选》,笔者主编了《阅庐画集》,作为讨论会资料发送。会议当天上午,尹树鹏先生在天津图书馆主讲了海津讲坛“天津记忆”系列讲座——《不该被遗忘的阎道生》。下午,津冀两地专家学者和阎道生亲友代表近五十人参加会议。与会者围绕阎道生在传统绘画、改良年画、书法、武术、教育、慈善、小学、蒙学、昆曲等方面成就和贡献,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天津文史》2012年第4期,刊发了本次会议综述。

  综述认为,一、阎道生的传统绘画在天津美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二、阎道生的改良年画为杨柳青年画从传统走向现代做出了贡献;三、阎道生为河北形意拳理论奠定人之一;四、阎道生是中国配画蒙学史上最成功的画师;五、阎道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慈善家和民间教育家;六、阎道生研究是未来津冀文化学者的综合课题。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阎道生的书画、武术和教育等活动,在天津曾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但因其晚年隐居田园,声名逐渐湮没无闻,通过津冀学者的共同努力,把阎道生再次发现出来,对重新构建天津美术史乃至文化史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次讨论会的召开,可以说是天津市挖掘艺术史料取得的一项新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霸州建设文化名城战略的一个突出成就。

20135月,“问津讲坛”以《阎道生:允文允武的艺术大师》为题举办了学术讲座。2013年夏,问津书院召开选题会,决定笔者撰写阎道生先生长篇传记。而在此之前,关于阎道生先生的生平事迹,仅有一篇几千字的传略,但因为有了前期的诸多储备,写作过程比较顺利。在写作中,本书除得到问津书院的大力支持外,河北省作家协会也给予重点关注,列为“2015年度重点扶持项目”。最终,一部代表津冀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布衣大师:允文允武的艺术名家阎道生》,作为“问津文库”之“天津记忆”系列第十二种,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而随着阎道生研究的深入,这位天津文化史上的隐者,也将会以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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