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得从我上大学时谈起。教我新闻采写课的是高钢老师。他留过美。在中美两国都当过一段时间记者。有一次课堂上他抛给我们一个问题:如果一栋大楼着火了,记者是否应该去救火?
这是一个当英雄的机会啦。在新华社、人民日报、cctv可以寻到很多这样的英雄。——此处我用英雄这个词,绝无嘲讽之意。我尊重那些投身危险,参与抢救的新闻同行。
但我这里想说的是可怜的凯文卡特,面对一个行将饿死的女孩和她背后等待饕餮的秃鹫,卡特举起了相机,拍摄了著名的照片《饥饿的苏丹》,然后转身走了。在获得了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两个月后,无法继续承受良心和道德谴责的卡特选择了自杀。
卡特当时为什么不对这个频死的女孩施以援手呢?基本上,认识卡特的人,都说他是一个纯洁和高尚的人。
我有个同事Z——请原谅我必须强行让你相信他的高尚品行——有一次,Z采访一个有问题的“慈善医院院长”。交锋时,对方突然晕倒,老人甚至挣扎着给自己开药方。后来,Z回忆说,他当时只想着“未竞的采访”和揣摩这是
当地人惦念了57年、筹划了三年、争吵了两年、施工了18天的郑家滩大桥,如今停工满三个月了。6月19日,龙溪河突发洪水,在河道里闲置了九十多天的三十多米建桥钢架被浪卷走,初步估计损失在10万元以上。
今年2月底,这个三面环水微型半岛上的二十多户农民开始建桥——出行之苦已经困扰他们数十年时间。开工不到20天,一纸停工通知被澄溪镇镇政府送达,要求停工原因包括无建桥领导小组、无修桥进度方案、无施工防汛应急预案、无交通局航运论证审批手续等10项。
当“自己修桥”梦碎之时,村民们发现,他们所修建的大桥,不只是要跨越宽70米、深5米(枯水期)的龙溪河,还需要跨越自己同本村其他村民、邻村村民以及当地政府种种分歧。而后者难度,甚至超越了前者。
隔绝:50年淹死了53个人
龙溪河在郑家滩处折了一个茄子状的弯,生生将人和村5组的三百多名农民揽在了自己的怀里。“茄子”东西向长约4公里,南北向宽约2公里,最细的“茄柄”处只有两百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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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一个害羞的、怕死的少年。如果有一支枪顶着我的小JJ,我马上就叛变了。
09年陕西省高考作文:小动物学游泳材料作文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兔子是历届小动物运动会的短跑冠军,可是不会游泳。一次兔子被狼追到河边,差点被抓住。动物管理局为了小动物的全面发展,将小兔子送进游泳培训班,同班的还有小狗
弃婴X的稿子的诸多回帖中,我独中意这一个:
知情人:
2009-06-15 15:28:09 [删除]作者毕竟是作家,文章感情色彩丰富,在写文章时,有自己鲜明的立场。不可否认,这一系列事件中,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作者在撰稿时的某些知情人说话的引用,不乏有断章取义之嫌,调查取证过程中,有欺骗、诱导当事人证词的行为,还有就是,对当事人一些言论的误解!一些缺乏依据的猜测和推理,直接引导读者走到笔者的思路上路上来,其实实情,并非如此。如笔者是个有心人,希望能进一步调查真相,让自己的观点更加站的住脚。
看到有知情人来顶我的帖子,当然很兴奋啦。遂回复如下:
你既是知情人,并且断定作者在“撰稿时的某些知情人说话的引用,不乏有断章取义之嫌,调查取证过程中,有欺骗、诱导当事人证词的行
鸡尾山曾一次次警告过铁匠沟;坍塌也许不能避免,但死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崩岩像流水一样:
“快跑啊干娘快跑啊干娘。”
最初的几块大石往山下俯冲时,如同小说里的武林高手踮脚跳跃。因为距离屠杀目标近800米,它们的脚步声迅疾而细小。
6月5日下午2点40分左右,往秧田放水的蒋成会也觉得该回家吃饭了。她边洗手边冲不远处端着碗站在自家门前的杨武会喊帮我照看着。当天中午,杨武会一直和蒋成会他们一块往田里放水。两点半的样子,因为自家的水田离家很近,杨武会决定回家吃口东西。
蒋成会沿着黑色的乡村道路往北边没走多远,她们家水田顶上数百米高处的鸡尾山山崖便开始往东北坍塌,崩岩前进的方向和蒋成会脚下的道路形成一个汇聚点。这个汇聚点周围,是红宝村和幸福村彼时的处于此地的100多条性命。
狭窄的铁匠谷阳光强烈,没有风,但并不觉得闷热。差不多就在蒋成会打算回家的时候,小河对岸的段文华正和几个朋友在家里诈金花。他是中午1点10分从鸡尾山里的1号矿井里下班的。铁矿井是幸福村舒先永开的
弃婴X
X来过这个世界吗?X不是一个女婴的化名,她没有名字,没有出生证明,没有照片,没有户籍卡,没有成绩单,没有病历卡,没有穿剩的衣服、玩过的玩具,甚至她的父母都忘记了她长什么样子。
如果她仍然活着,该6岁半了。6年前,X的母亲杨水英抱着她,跟着镇远县蕉溪镇的干部石光应走了大约10公里山路后,将她作为罚款,交给了政府。
罚款是因为她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被抵做罚款的X:他和妻子对于“政策”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尊崇。
依据石光应的说法,X是一次失败绝育手术的产物。在她之前,她的父母已经拥有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依据政策,X的父亲陆显德在2002年初做了绝育手术,但这年腊月,X还是出生了。
2003年4月的一天,记忆中阳光灿烂,早上10点左右,杨水英正在做饭,X突然开始哭,哭声引来了石光应。
“当时我刚好路过他们家,”石光应回忆道,“其实从她开始怀孕我们就注意到了。”
惶急之中,我居然忘了按键,就把录音机装进兜里,所以在大半年后回放整理时,各种凄厉的吼、叫、哭依旧回荡在我的写字桌上。在高氏抽去插销的同时,门嘭地一下弹开,我们站在三级台阶之上的门口,膝下两米宽几十米长的巷道全挤满了人,其中好些还穿戴着涂有大“冤”字的孝服。天色昏沉,手臂招摇着,举着上访材料。人们狂呼:“申冤哪!”“我们怎么办哪!”“采访我吧!”“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哇!”女人拖着哭腔,那种突兀的,往后拖得很长、很尖的哭腔调子,犹如一把长锯,在我们的中枢神经上一来一回地拉扯,切入,激起阵阵痉挛。回地明显受不了了,眼里浸出了泪光。我领头刚下一个台阶,无数的手就伸过来,接着是高氏。我们象落水的旱鸭子,坠入人流,被拽着,扯着,挽着,甚至搂着。每一个人都把材料往我们身上塞。巷道太窄了,我们被困了近十分钟,才慢慢腾出被粘连住的手臂,船头般侧着单肩向巷口划去。有个身高近一米九的大汉在为我们开路,他不停地喊:“让别人走!让别人走!”直至决堤一般轰然出路口。
又是我们刚抵达上访村时那块污水四溢的洼地,小卖部老板和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桂兰都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