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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水嫖宿幼女案件中司法部门指定辩护不妥

近日“习水嫖宿幼女案”已经开庭审理，相关犯罪嫌疑人正在接受法院审判，在此对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不做评判，仅就该案件媒体报道出来的相关问题，有三个地方我认为不妥，在此做一个探讨。

第一：据报道，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某些政府官员公开称要在“法律规定的量刑范围内顶格处理”，此种言论违背法治理念，妨碍法院独立审判，不妥。

法官有独立审判案件的权利，法律规定的量刑范围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任何人不得干涉，不能妨碍司法公正独立，即便主审法官在判决前都不能说出顶格处理的言论，更不能以未经审判先行定罪的方式来思维，某些官员称要顶格处理的说法不妥，由此可见某些官员的法治理念不强，对官员普法应当早日进行。

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气愤，大家都有，但是不能因为气愤就忽略了法律的存在，忽视了法院独立审判的职能，可见某些官员的某些思想还停留在行政与司法不分的阶段，因此其思想有待提高。由此也可见中国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有权以道德的方式来谴责丧尽天良的嫌疑人，但不管发生多么令人发指的案件，此种有违法治理念、干涉法院独立审判的言论（顶格处理）从政府官员的嘴里说出来实在不妥。

第二个：律师拒绝辩护不妥

根据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除非发生“委托事项违法或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委托人隐瞒事实”的情况，律师才有权拒绝辩护。

本案中，律师没有合法理由拒绝辩护，其违反了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尽管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令人发指，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但没有法律允许可以拒绝辩护的理由是不得拒绝辩护的，无论多么罪大恶极的人都有其法律规定的合法权益，律师的职责不是说替坏人说话，而是为了实现程序正义，合法维护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不能因为怕被没误解，为了怕被骂，就不顾律师法的规定，丧失基本的职业道德。因此本案律师拒绝辩护不妥。

第三：相关部门指定辩护不妥

相关部门为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欠妥，根据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指定辩护分为“必须指定辩护”和“可以指定辩护”两种方式，“必须”指定辩护的有：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或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 “可以”指定辩护的情形比较多，包括：经济困难标准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其它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有外国国籍的；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等等。

相关部门依据的应该是该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可以指定辩护，但“可以指定辩护”和“必须指定辩护”的适用条件和立法本意不同。

之所以有指定辩护的制度，最主要的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程序正义，“可以指定辩护”的立法本意考虑的是当事人有经济困难或其他困难情况才予以指定的情形，不管是必须指定辩护还是可以指定辩护，如果嫌疑人自己聘请律师的话，则相关部门不应指定或撤销指定。对于可以指定辩护的，应本着节约司法资源的前提下首先应劝说嫌疑人或其家属自己聘请律师。因此我个人认为相关部门的做法欠妥，犯罪嫌疑人基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掏不起律师费的情形微乎其微，因此相关部门此种做法没有合理的使用纳税人的钱（指定辩护国家也要给律师费用，同时司法机关也要走一定的程序浪费一定的资源），没有本着节省国家司法资源的原则来进行，相关部门应首先劝说犯罪嫌疑人自己请律师，但根据报道可以看出，某些司法机关没有这么做，而是直接指定。

就司法实践中“可以指定辩护”这一项制度来看，反而很多家庭困难的嫌疑人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指定辩护，这与本案并非掏不起律师费的嫌疑人却可以得到国家免费的司法资源的援助来对比起来，必然会导致百姓对司法机关的误解。

姚克枫  卓智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以上为个人言论，如果有不妥，欢迎指正。

以下是来源于中国法院网的相关报道：

习水嫖宿幼女案开庭律师拒绝为'这种'嫌犯辩护

 昨天8时30分，震惊全国的贵州习水县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在习水县法院一审开庭审理，7名犯罪嫌疑人出庭受审，其中包括5名公职人员。此案因涉及未成年人，所以未公开开庭审理，之前也未进行案情通报。

 一些原本由司法部门为被告指定的辩护律师，昨天未出现在庭审现场，“我不愿为这种人辩护”。

被告律师不愿辩护

    据了解，一些原本由司法部门为被告指定的辩护律师，当天未出现在庭审现场，转由其他律师代理。

    “我不愿为这种人辩护。”一位辞去委托的律师说，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没有一个人愿为此案被告辩护。

　　>>官方表态

    量刑要求顶格处理

    这起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受到贵州省各级各部门重视。在案件侦破期间，贵州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崔亚冬多次批示，要求严肃查处此案。

    7日晚，遵义市政法委在习水召开案情通气会。市政法委书记杨舟说，这是一起“丧尽天良”、社会影响十分恶劣的刑事案件。

    杨舟质问，为什么有黑旅社？为什么有黑老板？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8月报案，为什么发案长达一年时间没被发现？此案反映出当前社会管理、干部教育管理、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学校内部管理和法制宣传教育不足等问题。

    杨舟要求“三问”该案：嫌疑人是否全部归案；政法机关是否有不作为情况；此案中是否存在“保护伞”。对此案要在法律规定的量刑范围内顶格处理，对此类伤天害理、影响极坏的案件必须依法体现从严、从重原则。一旦发现案情重大，需要提级审理的，必须提级处理。

习水县近期将开展打击卖淫嫖娼专项斗争和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加强学校内部管理，加大干部违法违纪案件查处力度。

来源：中国法院网

经本文作者沈先生同意，转载于此，个人认为该文章写的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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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著协“模糊收费”绝不妥协

　 北京晚报：“打着保护知识产权的旗帜，就自以为可以‘模糊收费’，其实质是不讲道理的收费，一万年之后也行不通。”

　　音著协：“北京晚报你死了请不要用挽歌。不是怕你不交版权费，怕你玷污了它。”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下称音著协）与北京晚报有关“模糊收费”的口水仗已至白热化。12月15日，北京晚报评论部主任苏文洋第三次撰文，这一次的评论标题为《就是要对“模糊收费”问个明白》，一改此前两篇评论文章对“模糊收费”欲批还休的景况，可谓剑指中枢。

　　“不要说你是一个社会团体，就是天王老子，你要收费，也必须讲公平正义，不允许搞什么‘模糊收费’。打着保护知识产权的旗帜，就自以为可以‘模糊收费’，其实质是不讲道理的收费，一万年之后也行不通。打这个笔墨官司，我愿意奉陪到底。”其义愤填膺状，由此可见一斑。

　　细细数来，苏文洋与音著协的这场口水仗，实际上早就应当打起。2007年4月16日，苏文洋发表评论文章《卡拉OK版权费四笔糊涂账》。当年5月10日，苏又发表评论文章《“模糊收费比较合理”》。无奈回应寥寥。

　　到今年年底，因昆明200余家饭店、宾馆集体停播背景音乐，以“抗议”音著协不合理收费之事，又燃苏之斗志。12月3日，北京晚报发表苏评论文章《音著协搅得企业不安宁》；6天后，苏又撰文，批评音著协要收取哀乐版权费，“搅得死人不得安宁”。

“绝不妥协！”

　　音著协终于回应，并且，其回应用语绝对足以跌破众人眼镜。12月10日，音著协总干事屈景明在其协会网站上刊文《北京晚报你要干什么》，称北京晚报是“眼不斜、嘴不歪，口正的主儿”，遗憾“善人不慎也能养出个狼崽子”、“北京晚报你死了请不要用挽歌。不是怕你不交版权费，怕你玷污了它。”

　　这样一段通俗流畅的抒情文字，为网民广为转载，且被评为“很RAP”，“不用谱曲就是妇孺皆宜的好歌”。更有好事的网民调侃该文着实可圈可点，比如“摆脱了官员套话”，“观点鲜明，插科打诨”，并且，“敢拿北京晚报这样的媒体开刀”。

　　然而，更令人大跌眼镜的却是，音著协总干事屈景明宣称要将此事“抄送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北京市版权局、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厅、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局、新华社、人民日报”等13个部门。

　　其实，根据苏文洋文章所提，在屈景明12月10日的文章发表前两天，音著协以及中国音像协会就联名致函北京晚报负责人，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一些“解决意见”。对此，苏文洋表示：“仔细阅读联名函，发现两协会在大谈保护知识产权之意义外，完全回避如何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做法保护知识产权这个根本问题。”

　　铸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姚克枫告诉记者，昆明200余家饭店、宾馆与音著协的事，到了此时，坐下来谈才是最佳解决办法，“一有争议便找上级，绝非良策”。姚克枫律师专攻版权，同时也是专利代理人。

　　检索最近的媒体报道可知，音著协也在积极沟通，力争化解双方隔阂，但如果沟通无果，音著协也称不会放弃通过行政、法律的手段解决纷争。央视的“马斌读报”节目将音著协的强硬态势总结为一句话：“绝不妥协！”而今的事态发展似乎也在表明，坐下来谈越发变得艰难。

事发“模糊收费”

　　追踪口水仗源头，不得不提的是“一揽子许可”方式收费，也即北京晚报评论里多次提及的“模糊收费”。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目前的音乐作品收费方式共有两种，一种是有作品明细的使用方式，如出版物、互联网、有节目单的演唱会，这种使用方式由于有明确的使用目录，便于统计著作权人，一般直接收费、直接将使用费交给相应著作权人。

　　另一种没有作品明细的随机使用方式，则采取“模糊收费”。根据此前音著协回应媒体的报道，一些像商场、超市、宾馆中播放的背景音乐，“由于播放曲目不固定，很难统计每天播放的作品属于哪些著作权人，因此，对于这类使用，一般采取国际通行的‘一揽子许可’方式收费，即按照年费等形式收取。”

　　12月1日昆明市200余家饭店、宾馆集体停播背景音乐所抗议之事，即是“模糊收费”。昆明市饭店与餐饮行业协会人员算过这样一笔账：按每月每个床位1.75元的标准收费，有500间标准间客房的酒店拥有1000个床位，一个月将收取1750元的播放费，全年将收取21000元的费用。而以餐饮业12%的利润率计算，每年至少要挣16万元左右的销售额才能换来两万元的播放费用。

　　这个价格，在当地饭店、宾馆看来，价格偏高，无法接受。不过，音著协给的回应却是这个价格已经算是“很低”，“1.75元/月是2000年国家版权局国权(2000)44号文件批准的参考标准”，“时隔8年，这一标准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显然已经很低了。一个四星级或五星级的饭店，实际折扣后一年下来也不过是几千到一万来块钱，不过是在他们这些饭店吃顿饭所花掉的钱。但由于多年来大家都已经习惯免费使用，所以就算收得再少，也一样会有很多人一下子难以接受。”

　　实际上，更早的争论并非“模糊收费”价格偏高，而是“模糊收费”该不该收。在苏文洋的早期文章《“模糊收费比较合理”》里提及：“你要‘模糊收费’，广大消费者却不愿意模糊交费。‘亲兄弟，明算账’，你又不是俺爹俺娘，你又没有为咱们提供什么服务，纯属半道上杀出的程咬金，打着官家的旗帜，干的是拦路剪径的‘黑旋风’李逵那个假兄弟李鬼的勾当。”

　　姚克枫也认为，“模糊收费”借鉴自国外，只能说明“模糊收费”符合国外国情；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应当在做过调研后才有发言权。
“根本就不应该交”

　　其实，无论“模糊收费”合理性成分多大，来自民间的暗箱抵制一直与之相伴而生。网友韩瑄在其博客上总结出“企业应对音协敲竹杠的10条办法”，比如“所有背景音乐，全部放外国歌曲，最好是印度的、非洲的、澳大利亚土著的”，或者“拿个收音机，调到音乐频道，对着扬声器，放”，或者“买钢琴，雇音乐学院的学生，花不多钱，现场弹，既有气氛、高雅，还解决就业问题”……

　　这些办法，姚克枫逐条评论，到最后，忽然觉得昆明搞的“静默行动”才是最佳办法，“不用背景音乐了，就什么纠葛也不会有”，“用外国歌曲，一样要缴费；雇音乐学院的学生弹奏一年，难道成本不会比交版权费更高？”

　　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郭玉闪则干脆告诉记者，这个费用根本就不应该交。在他看来，“我自己买的CD，我拿个音箱去当众放，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你卖CD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个CD不能用音箱放，并且只限本人听。消费者有权利知道自己花钱买的CD里究竟有哪些权利。你不说不能用音箱放，消费者就会认为其实是可以用音箱放的，并且，消费者还会认为这个CD可以借给朋友听，许多朋友来了，还可以在自己的屋子里搞派对时放给朋友听……也因为如此，消费者愿意花二三十元甚至更高的价格去买一张CD。你不能既想卖高价，事后又要来限制我的权利。你要限制我的话，应当在合约里写明除了购买者以外，别人不能听。”郭玉闪说。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CD上边只标注有‘版权所有，翻录必究’字样，大家因此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用音箱播放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一开始就标注‘除了自己听，断不能给他人听’字样，花二三十元买CD的人会更少，价格也卖不到二三十元这么高。”郭玉闪认为音著协而今的行为极不合理，“事后通过行政手段、司法手段来要求大家不要在音箱里放，要放的话另给它交费，这很荒谬。”

“侵权有理，维权有错”

　　按照现行法律以及国际通行惯例，即使该“模糊收费”铁定要交，争议也并非到此为止。“1.75元/月究竟是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还是市场调节价？具体是怎么定出来的？”早在昆明200余家饭店、宾馆采取“静默行动”时，昆明市饭店与餐饮行业协会秘书长杨艾军就做过如此质疑。

　　当时，音著协的回应是，这类“模糊收费”标准已向国家版权局报备并公示，不需要经过物价部门审核。不过，音著协也同时表示，针对云南现状，这一价格并不是强制标准，“还有商量余地”。

　　音著协云南办事处共有9名工作人员，其负责人张晏晖称自12月1日开始的“静默行动”以来，该事“已经耗费办事处的大量精力，其他工作都受到影响”。张晏晖希望酒店业的代表能与他们主动沟通，不过，音著协也已经完成了第一步的取证工作，下一步，如果沟通无果，“可能对11家饭店进行法律诉讼”。

　　这是姚克枫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姚认为保护知识产权的事情，在中国不可操之过急，否则欲速则不达。不过，自与北京晚报打起口水仗后，音著协显然暂时还未能平静下来，在其后呈送国家版权局的工作报告中称而今的现状是：“社会公知成了侵权有理、维权有错。”

　　所幸音著协的满腔怒火，得到了许多会员的同情。屈景明的文章《北京晚报你要干什么》发表当天下午，音著协通过手机短信形式向全体会员通知此事。到晚上8点半时，音乐人吴向飞即在其博客上发表博文《事实》声援协会。

　　吴向飞称：“从最早2001年时，每次薄薄一张版税报表到现在每次厚厚一打版税报表，我知道协会为作者做了很多很多。版税报表不是纸啊，那可是钱，词曲作者的辛苦所得，都在上面体现。”

　　第三天，音乐人夏梦雨在作曲网原创音乐社区发文，称“音著协被诬蔑，看了痛心”。文章说：“向哀乐收费怎么了？哀乐和欢快的音乐对作曲家来说，只是感情色彩不同的同质的东西，都是作曲家的劳动成果。”“中国作曲家的辛酸和伟大有谁知晓！”其后不乏同为音乐人跟帖声援。

版权使用费听证

　　不过，也有不少音乐人表示“并不知道有人在替其维权”。纳西族歌手达坡玛吉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音著协替权利人收取背景音乐使用费一事并不知情。“如果这个事情是为维护音乐人的一些权利、利益，最起码维护我们的权益，应该是经过我们的授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的。”

　　更多的质疑声音，则是关于版权使用费高低的标准。12月4日，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向国家发改委和工商总局发出举报信，建议对“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推进的‘卡拉OK收费标准’”进行反垄断调查。这是《反垄断法》实施以来，针对行业协会的首例反垄断举报。

　　此前，昆明市200余家饭店、宾馆也有建议，应当对背景音乐使用费价格问题进行听证。姚克枫告诉记者，这件事情的确牵涉重大公共利益，音著协认为无需进行听证的说法有待商榷，“建议音著协考虑饭店、宾馆的说法”。

　　另外的一些质疑，则是陈年旧账。一年前，苏文洋称：“（版权使用费返还）给刘德华多少，给刀郎多少，总得有一个依据吧？”一年后，苏又撰文表示：“我思考了一年多，至今没有想出来按床位、包间费收上来的钱应该如何支付？你根本不知道使用了谁的音乐著作权，好比哭了一场不知道谁死了，这些钱支付给谁？给刘德华，还是刀郎，还是花儿？稀里糊涂地收上来，难道也稀里糊涂地支付出去？”

　　对此，姚克枫告诉记者，音乐版权使用费不可能也出个“富豪榜”，词、曲、背景音乐、演唱，涉及的权利非常复杂。相应的，要公布返还给艺人的使用费，难度会更大。“况且，这本身也属于艺人的隐私问题。”

   记者 杨 明  

  文章摘录：姚克枫表示，即便法院支持版权方，最终的结果也并不令人满意。因为目前法律对视频网站侵权问题的判罚比较轻，不足以震慑在互联网视频方面的种种侵权行为。

             视频网站真的面临“不侵权就死”？

   互联网视频公司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昨日，激动网、北京保利博纳、北京橙天娱乐、北京吉安永嘉、上影英皇、上海银润等80多家版权方联合组建“反盗版联盟”，并发起年度“清算”行动，对土豆网等视频分享网站进行起诉。视频侵权这一老话题再次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侵权”或“网友上传”已成为一些视频网站的生存法宝，且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应对视频网站从某种程度上‘网开一面’。因为视频行业处于十字路口，要么继续做等着赔偿，要么干脆不做了”。事实真的如此吗？这一新兴行业难道只能处于“侵则生，不侵则死”的境地吗？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80多家版权方起诉土豆网

    据反盗版联盟成员激动网介绍，自去年年底开始，激动网陆续发现土豆网首页推荐的视频内容中，有激动网获得独家版权的视频内容。去年4月，激动网与土豆网取得联系，要求其删除盗版内容，并赔偿损失。去年5月，激动网将土豆网告上法庭，去年11月，在法院将做出最终判决前，土豆网主动要求庭外和解，赔偿因盗播《放逐》、《双食记》、《夜上海》等5部电影而对激动网造成的经济损失。

    “但是这只是土豆网侵权官司的首批结案，他们还有上百个影视作品侵权，我们已大量取证，相信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激动网相关负责人表示。

    而北京橙天娱乐相关负责人表示:“土豆网等在我们尚未在网络上公开发行，甚至电视台刚刚播放时就开始盗版，严重侵犯了版权方和领权方的权益。”

    激动网CEO张鹤对记者表示，该行动不仅仅针对土豆网一家，未来还将把清算行动扩大到所有侵权的互联网视频公司。

“避风港”原则成挡箭牌   

    针对激动网的指责，土豆网亦在第一时间发布公告回应。回应称，土豆网历来严格遵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的“避风港”原则，力求在版权人、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取得合理平衡。

    所谓著作权领域的“避风港”条款是指 2006年7月1日执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的“当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只提供空间服务，而不制作网页内容，如果ISP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ISP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ISP不承担侵权责任”。

    土豆网认为，公司没有对互联网海量信息“逐一做出监管”的能力，另外其与激动网于2008年曾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诉讼和解，对激动网此次扬言采取法律行动的行为困惑不解。

    “避风港”原则已成为横亘在视频版权方面前的一道巨大障碍。譬如之前刚刚一审判决的影视制作公司“慈文影视”起诉“我乐网（56.COM）”上传电视剧侵权一案，最终以前者的败诉告终。法院判决“我乐网”无需对用户上传电视剧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的依据就是“我乐网”作为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具备《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有关资格，不应对用户上传电视剧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这使得视频的版权方感到困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有效应对互联网视频网站的侵权行为。

    知名知识产权律师姚克枫对此表示，互联网视频网站侵犯版权问题已演变为典型的“中国特色”，“打着用户上传的旗帜，就可以不负监管责任，就可以逃避遵守知识产权的责任”。

    张鹤以最近火爆一时的贺岁电影《非诚勿扰》为例反问记者:“作为一家知名视频网站，难道真的不知道用户上传吗？电影上映的第一天，互联网视频网站上就有视频可以收看了，在网站屏蔽一下‘非诚勿扰’几个字就可以完全限制住用户非法上传电影，这种监管难度高吗？成本大吗？但互联网视频网站为了要用户流量根本不愿这么做。”

保版权还是保新兴行业？

赔偿金不够付律师费

    实际上，如果真的要和侵权网站开战，版权拥有方付出的代价也不会小。

    姚克枫表示，即便法院支持版权方，最终的结果也并不令人满意。因为目前法律对视频网站侵权问题的判罚比较轻，不足以震慑在互联网视频方面的种种侵权行为。之前搜狐网因盗播《蝴蝶飞》被法院一审判决赔偿1.5万元，而这1.5万元的罚款根本不够支付调查费、律师费等相关诉讼费用。说白了就是赢了面子，输了里子。“也因为此，视频网站对法律程序丝毫不畏惧。反正赚的比赔的多。”姚克枫表示。

    “维权成本太高，难度太大是目前视频网站频频侵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姚克枫强调。这促成了以激动网为首的80多家影视作品版权方联合起来共同声讨土豆网。“通过版权方的联合诉讼，让维权行为得以更顺利进行。”张鹤表示。

    据悉，此次以激动网为首的80多家影视作品版权方准备在近100个侵权行为上向土豆网索赔千万元。这是一种无奈的方式。

保版权还是保新兴行业？

    针对法院方面对此类案件量刑较轻的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对记者表示，之所以法院方面对互联网视频侵权方面“量刑较轻”，主要是为了“保护互联网这个新兴行业”。“法律一般是滞后于一种行为的，我们不能在一种新兴事物出现时就一棍子打死，罚得太重会伤害这个产业。”该人士表示。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互联网视频公司亦对版权方的诉讼行为表示困惑。认为在金融风暴影响下应对视频网站从某种程度上“网开一面”。

    譬如，代理版权侵权方“我乐网”并打赢官司的知名互联网律师于国富就曾表示:“近两三年，视频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片源是个大问题，确实会有一些用户上传的内容存在版权问题，在去年开始有相当多的影视公司遭遇到类似音乐公司起诉百度的案件，一拨又一拨，情况对视频网站不是很乐观。有些法院倾向于保护权利人，判定网络公司侵权，这种情况下，视频行业处于十字路口，要么继续做等着赔偿，要么干脆不做了。这时就迫切需要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得到一些法律对新技术的认可。这个判决来得及时，肯定了视频行业的地位，并确立了一个可以免责的范畴，对面临金融风暴影响与法律诉讼双重压力的视频行业是一个鼓舞。”于国富说。

    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究竟是保护一个新兴行业重要，还是维护版权重要？法律执行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既保护版权拥有人，又能满足视频行业的发展。在刚性的法律条例和柔性的事实认定方面如何找到平衡点？

    “我乐网”副总裁王振东建议，目前频频发生的互联网视频侵权诉讼案是视频行业在发展初期遇到的阶段性问题，有关部门不应对版权保护“一刀切”，不妨站在行业高度看待类似问题。

    王振东自称，“我乐网”在同行中比较重视版权问题。记者了解到，尽管互联网视频网站确实是版权侵权行为的高发区，但类似优酷、我乐、土豆这样较大的网站还相对遵守知识产权，至少它们每年还花不少钱购买些版权，针对侵权的指责也做一些弥补性的删除等善后措施。而那些中小型互联网视频网站简直视版权于无物。

屏蔽境外用户避指责

    尽管目前中国互联网视频版权侵权行为乱象丛生，维护版权举步维艰，但是昨日“屏蔽境外用户事件”却给这一难题带来一丝加速解决的征兆。

    与以激动网为首的80多家版权方联合组建“反盗版联盟”向土豆网发起年度“清算”行动的同时，土豆网明确表示，由于涉及版权问题，已停掉包括日本在内的部分海外用户的IP访问。而另一大互联网视频“优酷网”也为了规避版权风险，屏蔽了来自日本、韩国的IP。

    早在去年12月份，就有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电视台等相关产业正加紧制定对策，以应对中国视频网站对其电视剧、动画等的非法播放，这意味着以NHK为首的日本版权方已计划出手制止优酷、土豆等盗播日本节目视频。

    据悉，日本的电视台除了少数几个外，均为收费电视台，而在国内有一批所谓的日剧爱好者把这些来自日本的动画片、连续剧非法录制下来放到中国的网站上供网民观看，这种行为甚至冲击了日本有线电视网的业务。

    互联网独立分析师秦川表示:“这使得中国互联网影视版权侵权问题已上升为‘国际问题’，土豆、优酷这样的互联网视频公司为了摆脱难缠的国外律师团，屏蔽了国外IP，这虽是一种被动的举动，但是对于版权保护来说却是个积极的信号。”

    “这就更说不过去了，如果你认为在国外这样的行为是侵权行为，需要屏蔽国外用户以保证版权拥有方的权益，那么在国内为何还如此坦然呢？”姚克枫反问记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国外被侵权方通过种种方式向主管单位反映目前互联网视频行业的侵权行为，势必使这个行业面临更严厉的整顿。“中国互联网视频公司与其躲在‘避风港’条例后和版权方打游击，还不如从现在开始自我约束，通过合作、分成等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版权侵权问题。”该人士强调:“就如同秀水街一样，中国的互联网视频行业迟早有一天要脱胎换骨。”

不可思议的生存方式

记者手记

不可思议的生存方式

罗添

    其实对于那些靠侵权度日的某些视频网站，笔者还是挺同情的。毕竟，这不是一个低风险的买卖。今天当完被告，明天再接传票，说不定哪天就会关门大吉。

    已经有业内人士大胆预测，两年之内，99%的互联网视频网站都将倒掉，其原因就在版权这道坎。买得起版权的留下，买不起版权的就趁早打道回府。这是成熟市场经济铁定的规律。

互联网视频行业原本就不是谁都玩得起的。君不见发达国家的视频网站背后不是站着这个媒体大亨，就是那个著名投资人。哪像咱们是个公司七八条枪，租上一条宽带就无本万利地搞起视频来的。

    因此，那些整天要求“从行业高度”看问题、动辄称互联网视频行业满足了多少人的娱乐、解决了多少人就业的侵权者们请注意:人们是需要娱乐，但不是盗版的电影；人们是需要就业，但不供养盗版贩子吃喝。所以请那些一边侵着权、一边点着钱的互联网视频经营者们别理直气壮地对着有关部门高喊“刀下留人”。

    要留的是互联网视频行业，而不是互联网视频行业的盗版行为，如果真的是“不侵权就会死”的话，那么还真是件好事，这样那些真正拥有版权内容的互联网视频供应商会自动脱颖而出，为普通的互联网用户提供优秀的互联网视频，而不当这些侵权者们的“活雷锋”。

    所以，还是让那些叫喊“不侵权就会死”的视频网站早死早托生吧。这样互联网行业会干净些。

    记者 罗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