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02 16:50)
我和陈让只有一面之缘，即便是那一次相见，他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太多的印象。他给我沏了一壶茶水，我没有喝，急着与吕纯晖院长拍照。后来，陈让陪我去了三坊七巷，福建文学院在三坊七巷中有一个院落，我当时很羡慕陈让，能够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办公，陈石遗、严复、林纾、郁达夫、冰心、林徽因等人的故居分布在它的四周，相隔不过百米。陈让为我在福建文学院讲习所前拍了一张照片。
中午，我和陈让及司机在巷子中的一个饭馆吃饭，大概是将要吃完的时候，陈让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告诉我们他的母亲被车撞了。我问陈让是否严重，他也不是很清楚，但给我的感觉不是很重。陈让让司机载我回宾馆，我说我能够找到，坚持让司机载他去医院，司机比陈让大很多，分别的时候，我对
两年多以前，与杭州师范大学的刘克敌教授通邮件，他建议我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可以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选题。这些年民国书很热，加之辛亥百年，编辑一本辛亥革命史作品，从市场的角度讲肯定没有问题。但我觉得如此重要的纪念，如果仅从市场的角度组稿，那不仅辜负了朋友的一片美意，更是对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个人从准备这一选题开始，对这本书的唯一期待是希望它能够成为一本反映辛亥革命史的经典作品。
选题有了，选请作者成了最重要的环节。我对作者有两条硬性的标准：一是史料的收集，一是“得简”的能力，前者众所周知，后一个词得简乃罗家伦语，我的理解：得简既是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将晦涩的东西通俗化的能力，又是一种符合常情常理的、符合逻辑的判断能力。我很快想到了几年前作家王国华跟我提到的伍立杨。伍立杨在当代的读书、文学两界都颇有影响，但知道他研读民国史二十余年还是通过国华的介绍。有一次国华在旧书市遇到一本80年代印数极少的民国史专著，以为可以买下来送给伍先生，想打个电话问问，而伍立杨的回话则是多年前已买下并读过，仅此一事，当可窥伍先生辛亥民国史研究之貌。伍先生
今年的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的纪念日，依此，一百年前的10月10日，也就是1911年的10月10日，被定为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日子。无论是在官方、学界，甚或普通群众的眼里，这个日子目前是毫无疑义的，定下这个日子的理由在于1911年的10月10日，在武昌中国的军营里打出了史称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绕了一些口舌，我想说的是：第一，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究竟是谁在这一天最早打出了以反清为目的的第一枪；第二，被认定可能性最大的打出第一枪的人，我们不能确定他的姓名。
关于前一个问题，伍立杨先生在他的新著《中国1911》（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中写道：“这个时候，一个名叫陶启胜的排长，竟然逆天道而行，全不顾三番五次的警告，率领两个卫兵就奔向营内熊秉坤的住舍，企图先发制人。他盯着熊先生的卫兵金铫龙说，你们想造反吗？金铫龙早已火烧火燎，应声回答，老子就想造反，能怎么样！话没说完，两个人就挥拳扭打起来。金铫龙被对方压在地上，情急之下大叫，大家不动手更待何时？！他的战友闻声轰然而起，疾步跑来，提起枪托就向陶启胜的头部锤击。陶启胜
前夜从大连回来，出火车站时，见到二人吵架，事情想来简单：一个年轻女人从火车站出来，自然有一群人一拥而上，在女人说出了她的目的地后，其他人散了去寻觅其他潜在客户，留下一个人，他的车正是要开往女人所说的地方。可问题出在了男人要的价在女人看来高了，也只有这一种可能，所以女人决定不坐他的车，他则以一句脏话应之。随即二人发生了争吵。
这一个小小而平常的片段，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王国华新书《中年奴》中的文章《他为什么敢骂我》。作家王国华被骂的情节与前面所提的女人无异：“拂晓时分，我们一家三口大包小包走出长春火车站，立刻围上一帮拉客的，有人问我们是否住店，有人问我们是否打车。已经走出老远，他们还呼啦啦跟在后面追着问。我们一言未发地走到人行道上，一个司机在我身后忽然骂了一句脏话。我回头看他，他问：“坐我的车不？”我没搭理他，刚转回身，他又骂了一句。”
这种事经常出差的人谁都不会陌生，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真正的如同前夜的女人那样，站出来抗争，多数的人只能像作家王国华一样，怒火冲到脑门，想回去教训对方，但结果确是压住心头的怨气，随着老婆孩
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企业乃至城市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显然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的另一大冲突。这种与国际社会中的文明的冲突不同，更多的是以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的生存的冲突正在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远的比如厦门的PX项目，近的则是以日本大地震引发的关于核发展的大讨论。
在这种大背景下，王多圣的环保题材长篇时政小说《日落而息》的出版，就更具有了现实的意义。不夸张地讲，读这样一本书，不仅能使普通市民具有并加深环保意识，而且能够使我们的各级领导和决策者在努力推动城市发展的同时，更加认识到什么才是比工业化更为重要的——人的安全与健康。
小说的开篇，是以田水市市长李南航的苦恼引出的，而这个苦恼，不仅缘于他所面临的田水市历史上最大的外资引进项目MDI的环保隐患；也缘于当初力主引进MDI项目的是田水市的原市委书记、现田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的老上级黄恒功；还缘于MDI项目的外资方代表、自己的初恋情人安蓉和MDI项目的引资方成业集团董事长自己的哥哥李南军。而李南航的所试图做的，是站在上述三人，以及田水市最大企业成业集团上万名职工的对立面，
为重建历史的价值努力
——访《中国1911》一书责编姚宏越先生
潘宝海
辛亥百年在即，关于辛亥的话题热了起来，但“如何让历史反思转化为历史智慧，从历史的深处打捞出为人们乐于接受的价值理念”，并适用于正面临新走向的中国，成为了辛亥百年背景下国人的共同思索。
时下，对待历史，存在着历史符号化、人物脸谱化的倾向与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历史与现实的对接，还原历史现场便成为正确认识、反思辛亥历史事件的首要前提。
春风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中国1911》，旨在通过史料还原那段岁月。该书责编姚宏越先生表示：《中国1911》的最大特色是以大量民国人物回忆录作为勾画依据。例如在考证“谁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这一史实时，伍立杨参考了尹呈辅《参与辛亥武昌首义之回忆》、万耀煌《辛亥首久答客问》、曹伯亚《武昌起义》等回忆文章，以及《孙中山年谱长编》、“近代史资料丛刊”之《辛亥革命》第五卷，综合当事人回忆及历史资料，给出了专业客观的论证。此外，据姚宏越先生透露，著者伍立杨还参考了大量他搜集、收藏的海内外稀有民国及辛亥革命史相关著作，力求准确地还原出历史的丰满与细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海峡两岸各界正在以各种方式纪念着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这样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日子到来之际，作为宣传纪念辛亥百年最有力平台的图书市场自然不甘落后，新年伊始各家出版社纷纷推出了与辛亥革命有关的文化类图书。品种多了，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选择一本权威的辛亥革命著作，就成了一件看似简单其实不易的问题。在我目前所接触到的辛亥新书中，《中国1911》无疑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
精妙、独到的构思
《中国1911》全书共分三章：“卷一、庄严光辉的新页——武昌起义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写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具体过程；“卷二、争取自由的枢纽——跌仆迭起
撞击专制酷虐”，写辛亥革命爆发前的社会背景及辛亥党人次前的历次努力；“卷三、抗御奴役
完成使命——继续辛亥革命结成光荣之果”，写辛亥革命的后续事件，直至1928年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统一全国。作者伍立杨将辛亥革命分为狭义辛亥革命和广义辛亥革命，前者即为1911年10月10日由熊秉坤部队第一枪所引发的武昌首义；后者
1《张颔传——一位睿智的学者》，韩石山著，三晋出版社，定价38元。
2《朝闻道集》，周有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定价25元。
3《尘世·挽歌》，野夫著，新星出版社，定价28元。
4《当我们谈论爱情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雷蒙德·卡佛著、小二译，译林出版社，定价22元。
5《厦门集》，谢泳著，知识出版社，定价22元。
6《余震》，张翎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定价22元。
7《花开花落——历史边缘的知识女性》，桑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定价26元。
8《永乐大帝》，商传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定价30元。
9《这些年》，毛尖著，东方出版社，定价24元。
10《文学与温暖的对话》，周景雷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8元。
在我看来，优秀的传记作家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特点：一、实事求是的著史观；二、行云流水的叙述力；三、择选传主的敏感度。以此观之，韩石山绝对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传记作家之一。同时韩石山的作品也从来不缺少惊喜，这本《张颔传》更采取了他过去从未用过的新体例——访谈体。这种写作行为本身，就足以进入中国传记文学史了。韩石山今年重新
(2010-10-29 09:06)
姚按：这是我为辽宁人民出版社编选的以“说话”为主题的现代文人散文随笔集《话亦有道》一书的后记，贴上来，请大家指正。
这本书的诞生，说起来应该感谢一位生于上个世纪初的诗人。此前，我虽然也受了新文学影响多年，还编了两年教人说话的刊物，但却从未考虑过将新文学与“说话”联系起来，编一本书，直到一次逛旧书市时买下了“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中的《朱湘》一集。
今天知道朱湘的人已经不多，这主要是由于他以诗人名，却没有写出能够打动大多数今人的诗句。这种情形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很有一些例子，比如李健吾，若早早便以批评家名，也不至于得到现在的冷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诗人的称号对朱湘来说再合适不过，
我始终认为，朱自清的《背影》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中国现当代白话散文的双璧。最初在《散文选刊》上读到《我与地坛》的时候，我就坚信这是当代最好的散文，几年后偶然在语文课本上看到此文时，内心油然产生了一种欣慰。又过了许多年，听说《背影》被从语文课本中剔除了，理由竟然是“父亲”横穿铁道违反交通规则，甚感莫名。以此类推，提到鲁迅在桌子上刻字的文章，是否也该拿掉？
《背影》和《我与地坛》，一写人父，一写慈母，现在前者被拿掉了，后者是否也会有“天上太孤单”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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