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愤青儿盖的新瓦房

有这么个地方你完全不用搭理

很少回来写甚至很少回来看

粗暴的不加理睬。

然后这个地方还在。

这就是世上最私人的角落。

该从哪里说起，
老友寡言故事。
烟火在手中蹉跎，
往事涌在心头。

故人今欲醉方休，
我只讷言相对，
眼中流年，斑斑可现，
似是红尘如初见。

但我心思已断彷徨，
经年水流，岸堤沧桑，
你已不是早熟的红颜，
我业已归来，塞外的孤魂。

你，是我永生的亲人，
我的曾经，随你一生。
像边关终年霜冻的雪，
与你手心永世不败的花。

浪子心，宿命，不再回头。
不再回头。
你我的故事也就此平静，
我将它放下，从此
无名是它的传说。

注：此诗写于某日与马峥的闲聊。故人又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不知是好还是坏，但总归出现了就是意义。我不禁想到如果是我会如何。想过后我知道，一切不会如何。

    红塔项目的一点儿心得。

    把不喜欢的团员排斥在外，对团队建设是个极大的贡献。对于我如果想把这个项目策划和执行的主动权拿在手里，需要对团队做详细的规划与组建，我的律条只有一个，需要对团队工作有正提升的团员。为了使所有的步骤都按照我的意思进行，我需要保证对团队和项目的控制力，因此那些可能对控制力造成干扰的团员，会被首先排除在外，我对我有以下自信：如果项目完全按照我的思路和标准进行，一定能达到很出色的效果。

    把康排除在外算是顺水推舟，不是有意为之。我不赞成在团队中过分带入过多团队政治的气氛，不过也从不惧怕它。过分的团队政治会影响工作质量。在工作分配上人尽其才，在成果分配上明晰工筹，是避免消极团队政治形成的第一步，了解客户需求不必忙，先了解团队需求之后也不晚。

    控制力，是我对团队领导的核心认识。

    还说到一把手和二把手的问题。我身边有能力的人力，其实绝大多数是做二把手的料，这些人有这些特点：善于做出旁观式的判断，提出建议，喜欢以综合考虑为借口，延缓或

    人一生大概只有三个家，第一个家是父母的，给你暂住，第二个家是自己的，肆意胡造，第三个家是棺材，留给后人。我并不清楚家是什么概念，也不知道家是怎样形成。家或许更像一个感受，保持着难以描述但让人上瘾的特征，好像是世间的某个传说。

    家会不断生长，慢慢从一个年轻人变成老人。所有的家庭——纵使千差万别——几乎都有一些共同点，我把这称作“憧憬的遗迹”。抬头看看“吊顶”、“射灯”、古欧式花纹、壁纸；酒柜、推拉门、大窗台、电视柜、鞋柜……等等等等。这些物件，其中一部分看起来可能是丑陋的，但最主要的感受很可能是，你对他们毫无感觉，习惯的像撒尿看报一样平淡。这样的麻木暗示着生活实际上平静而少有惊喜，清汤挂面一大碗，吃了却像没吃。纵然如此，这些遗迹却无一不是当年家主人对生活充满憧憬的象征，他曾不遗余力的想让他的家能孕育出如憧憬般的未来。

    或许现在想来，射灯不到一年就坏掉了，酒柜上虽然还有陈列但落满灰尘，推拉门的滑轨禁不住反复推拉也早已罢工，电视柜、鞋柜等所有的台面上都堆满了CD、DVD、脏衣服、洗完收下来未及叠好的衣服，厕所放手纸的架

刚刚在韩寒的新浪博客里无意听到陈升的《我不再让你孤单》。

我忽然感到，一个好的创作者需要有随时的仪式感。

对我来说，找到合适的倾诉对象很重要，

我无法看到红花蓝天以后，就唱给自己听，并以此获得满足。

那些好的创作歌手也一样。我相信他们从不是单纯唱给自己的。

只是他们随身携带着仪式感，有能力把一个场景虚构到眼前。

找到一个合适的倾诉对象，我知道我要唱给谁听，因为一个什么事情。

这对我来说无比重要。

我不是艺术家，虽然我歌写的很好，

但是我需要那个仪式来到眼前，才能写好。

    男人出去没一会儿就散发起汗味。微微的汗味是雄性的荷尔蒙气味。春天的风里全飘散了这种潮湿的气息，无可责备的友好。我身边到处大兴土木，工程车工地脚手架沙土民工。哦，是要校庆的缘故。在这不知疲倦的4月，随便找个地方一坐眼前都是景色，心里都是毛躁，里里外外是个永动机的世界。

    5月份我们终于要一起去旅行了，由于安排的早所以有条不紊的进行，我们做了（甚至）过多的案头工作，在脑子里绘画了纷乱的场景，或多或少会和厦门的景致相等，或多或少会和那里不同，而我们要做的是保持open mind等待它给我们什么就好。

    要是问起对我来说，旅行最好的意味是什么，我想恐怕是孤独感。一个人为什么凭空要从自己生活里逃开，去一个别人的地方四处游荡？在别人的世界里，人人都是过客，是主动放弃与自己历史联系的人，借一方土地和日头，感怀那仿佛初生般无牵无挂的情怀。

    走出去是对一对情人最大的考验。在旅行中，每

手里有相机

第一次拿相机时我连小学也还未上。

是在我母亲学校组织的春游途中，我第一次被允许手握相机，彼时相机里空空的没有胶片，我被告知要从个小窗户里往外看。我小心翼翼的举起相机，看见周遭的世界被我约束在黑框和十字线中间。

世界是数目字

再次有机会手持胶片相机，这中间经过了荏苒时光，这期间每个人的世界都被数码改变，被自动取代，人们约束的图像越发清晰，令人发指，这些图像终于超越了世间任何一幅写实画作的细腻程度，甚至超越了取景器另一侧观察者双眼的分辨率。数码时代成功的将人类生活带到“千万”量级，动辄以千万计数的分辨率，事实上远超过人们能辨识的程度，它存在的意义在于让人们说起时为之一振的兴奋感，让人们相信他们真的看到了那几千万。

传给哪只眼？

视觉传达的意义在于，用最短的时

    赵曦玉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懂得很多东西，并且最重要的她是个睿智的人。与她对谈，我感到受益良多。通常，一个改变世界的举措，需要无数深刻的谈话来栽培；一席流畅深刻的交谈，则需要几个正确的人。和足够聪明的人对谈，你会时时发现，原来世界可以这样运转。

    长久以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对我们来说一直是困扰。当你充满理想单刀直入的时候，人会说你脑子里虚的东西太多需要从脚踏实地做起；而当你无比现实的做事时，人又会说，年纪轻轻怎么一点梦想都没有？我一向最讨厌这样的人，但他们总是以各种面目出现在我们身旁。最终觉得你好的只有你自己，这点很重要的。我们都怕被这个时代框死了，一个萝卜一个坑，人人都分一杯羹，于是年轻人整代整代的平庸下去，早早开始还贷款买一房屋檐，有处做爱。

    人还怕“认了”。

    人开始学着夹起尾巴做人，大概是从“认了”开始，认了能当做沉沦最好的借口，你只要承认无能为力，生活仿佛就给你留了一条生路，从此或许不再纠结，不再痛苦，甚至不再为难，但是也就开始夹起尾巴做人了。

&nb

牛逼。

    今年四五月份时，我有次突发奇想开车转遍望京地区，寻找可能尚存的音像店。在望京开阔的道路和林立的高楼间，我看见了放学的学生、骑摩托车的韩国大妞儿和老头老太太，昨天恍若隔世的袭来。瞧，我又要去音像店了！

    曾经矗立过音像店的地方，现在早已易主，少数几家还是多次易主，反复拆装的结果让我知道，原来之后几家业务都不如音像店赚钱，虽然音像店们最终都消失在了茫茫商业的激流里，但它却真实为我留下了不少回忆，它毕竟比蛋糕房或者“巨人教育”之类留下更多东西，这些东西躺在我电脑右侧的墙边，躺在我的书柜，以及许许多多当年像蚂蚁一样四处彷徨的青年人心里。

    在中国，整整几代人的文化启蒙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靠盗版与打口完成的。有了这些来路暧昧但口味生猛的滋补，原本可能只识披头士的青年才能了解到“平克弗洛伊德”、约翰·左恩、菲利普·格拉斯甚至更多，原本只认《花样年华》的青年才能有机会看到《柏林的苍穹下》、《红白蓝》等等。我们的文化生态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层面，在国家意识形态强大输出的价值观之外，是民间文化强烈的自我灌溉欲望，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