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下就认出花神咖啡馆，尽管完全不懂法语，仅凭记忆里对“文化三角”的描述，左手花神咖啡、右手双叟咖啡，窄街对面是力普小酒馆。
你得沿着塞纳河左岸落满心形椴树叶的鹅卵石小径，穿过圣日耳曼大街，这两个咖啡馆就在圣日耳曼教堂的旁边。
一个长相良善的黑人大叔在巴黎地铁里这样告诉我。在那个鱼龙混杂、肮脏、充满尿骚味的庞大地下迷宫里，我拿着法文版地图，借助地铁里微弱的光线仔细分辨那些长得像英语却完全陌生组合的单词，如同过往无数令人厌烦的游客一样一筹莫展，尽管还在不断用海明威的话安慰烦躁的内心：“如果你有幸在年轻时去巴黎，那么以后不管你到哪里去，它都会跟着你一生一世。巴黎就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下午四点的巴黎，十月的阳光还有余温，空气澄明，花神咖啡馆的露天茶座和一楼都座无虚席，几乎得屏息收腹，侧身挪过，才能不碰到小方桌上的咖啡杯、或者正在翻书的年轻人的肘部。十米之外古老的圣日耳曼教堂门口，一支卖艺的乐队正在演奏冷爵士——这是让·保罗·萨特的最爱——他们的穿着看起来像是吉普赛人，或者用现在习惯的词汇，波西米亚风格，跟他们数百年来流浪于欧陆的祖先的命运一样，摆放在大提琴和手鼓面前的盒子里，没多少路人扔钱。
这样的下午与十年、三十年、甚至七十年前似乎没多大变化。《第二性》的作者、也是萨特的终身伴侣——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在花神咖啡馆，给她的美国情人奥尔格伦写信道：
“我在花神咖啡馆的二楼写信给你。面对大街的厅堂和露天咖啡座上有许多人。而二楼只有我一个。窗户开着，能看到圣日尔曼大街的梧桐树。”
那时的萨特和波伏娃经常从附近的邦拿巴街走来，上午9时至12时读书和写作，吃了午饭，下午2时回到咖啡馆跟朋友们会面交谈，在外面用晚餐，然后回到这里直到打烊。“寒风刺骨的街道总带给我一种莫名的兴奋，而咖啡馆里的温暖则给我一种舒适的感觉。”波伏娃这样写。萨特也认为，在这个咖啡厅，像是家的感觉，而且“（巴黎被纳粹占领期间）我们也从来没在咖啡馆里遇见德国人。”
我找到个靠镜墙的方桌坐下来。烟味和嘈杂的聊天声如潮水般淹没大厅。侍者很快递上一份刻意低调但掩饰不住骄傲的白色菜单，萨特在上面写道：“自由必经花神咖啡馆”。
不知道萨特习惯点什么，我要了一杯招牌热巧克力，贴心的侍者端上来一个精致的银质茶壶和一杯冰柠檬水。除了价格，店里的长椅、镜墙、通往二楼的走廊墙壁上挂着的老式广告，洗手间里的老式手摇电话机，历史感无处不在。就连身板挺直如同绅士的男侍者端着托盘侧身问候的角度和笑容都仿佛是从历史书里走出来一样。
正是在这里，安静的二楼，靠近洗手间的一张小方桌上，萨特写出使他名声大噪的著作《存在与虚无》，在这个后来被称作“存在主义世界总部”的花神咖啡馆，他发出这样的声音：“存在即合理”。
在萨特看来，人生而自由，自由决定人的一切本质。他说：“在寻求自由的同时，我们发现我们的自由完全依赖于他人的自由，而他人的自由又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此外，他还强调自由选择和责任。
萨特的“绝对”自由，包括在二战阴霾下强烈的人身自由的追求，个人自身塑造的自由，甚至于性爱的自由。他信奉共产主义，积极为政治活动奔走，却坚持不入党派；他第一个主动拒领诺贝尔奖，在公开信里，他这样写道：“我拒绝这笔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只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东方或是西方。”他尝试迷幻剂和安非他明；跟波伏娃签订著名“两年协议”，他们俩都希望能达到超越性爱的男女关系，彼此平等和自由，互相之间需要有“必要的爱情，也需要偶然的爱情”。在法国和美国，他的风流韵事从来没有减少过，70岁的时候，他承认自己六分之五的钱用在女人身上。
无论算一个男人为乱性找的借口，还是热衷女权主义的波伏娃的实验也好，总之萨特的理论和他狷介的行为被年轻的门徒们奉为圭臬，萨特在剧院做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哲学演讲，总结“人注定要受自由所累”，比当时最时髦的文艺演出还要风靡，简直像古代雅典一样人山人海——虽然其时“存在主义”正受左右两派的无情攻击，他的灵感来自“纳粹的同情者”海德格尔，这让左派愤怒，而他赤裸裸的无神论又在右派中引发反击。尽管如此，他手持雪茄、患有眼疾的眼睛分别看向两个方向、似笑非笑的著名照片还是成为年轻人的哲学图腾。
那时的巴黎文化界是这样的自由、富有创造力、生气勃勃，在圣日耳曼广场的花神和双叟咖啡馆里聚集着一群现在看来无比“显赫”的名字：萨特、加缪和他们狂热的存在主义信徒们，杜拉斯，毕加索，阿波利奈尔，杜鲁门卡波特，还有穿着破旧的牛仔裤、格子衬衫，戴棒球帽以及小圆金属框眼镜，粗犷的海明威。偶尔还能碰到寓居于此的《尤利西斯》作者乔伊斯。这时徐志摩还只是一个经常流连忘返于此的大学生，而翻译家萧乾也正在英国学习，并已经萌生了翻译《尤利西斯》的念头，他是否来过这里呢？此外，落魄的剧作家，西装革履的剧场经理，希望能碰运气遇到伯乐编辑青睐的不知名小说家，侃侃而谈的政客，他们如同一股巨大的洪流，在自由的左岸激荡。
这其中自然不得不提一个叫福柯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福柯年少时受萨特影响颇深，尽管后来他急于摆脱萨特的阴影，并成为后者最有力量的反击者。他俩在关于“自由”的哲学定义有很大分歧，萨特认为自由是个人所追求的一种生存虚空，而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环境和情境，所以需要选择和承担“责任”。福柯却认为，自由在本质上是不可界定的，有必要打破受主体化限制的人的枷锁，他主张无主体的自由，真正属于自身的、不受限制的自由。
福柯也是知行合一的挑战传统，打破禁忌，他在当时还格外严苛的天主教环境下就是一个男同性恋，体验“癫狂甚至死亡”的极限，在旧金山参加各种同性恋团体活动。他说：“浮士德契约的诱惑已由性的安排注入我们体内。”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走出咖啡馆，落日余晖尽褪，熙熙攘攘的圣日耳曼大街上，晚风微凉，人影瞳瞳。想起左岸咖啡在国内已经是矫情小资的代名词，和俗气地产商为各种伪中产梦想楼盘取名时的偏爱用词，不禁哑然失笑。
再想象三十年前，1980年一个阴沉的春日，拉丁区的窄小街道，5万人尾随着萨特的灵柩，向蒙帕纳斯墓地进发，福柯挤在人流中，边走边跟他的门生说：“我想抛弃的，正是萨特和他所代表的一切。”
四年后，福柯也死了。据说死于艾滋。
（近稿几则）
在远离故土3000英里之外的波士顿，大卫·嘉姆（David
Drumm）或许会想起曾经在都柏林的奢华生活——直升机、富豪高尔夫球赛、私人海滩、游艇和盛大派对。
如果不是“爱尔兰奇迹”的破灭，他还能继续享受“爱尔兰银行业的英雄”这一盛名，在公众和媒体前尽力表现上流阶层的得体。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嘉姆深陷巨额债务，被国有化后的盎格鲁-爱尔兰银行指控其在担任总裁时犯有欺诈罪。在波士顿，没人雇佣这位过气的爱尔兰明星银行家。
追着开发商放贷
“你是说那个逃跑的CEO吗？”在都柏林提及大卫·嘉姆这个名字，记者总能得到这样的答复。
嘉姆的职业生涯跟这个国家的经济生命有相似的起伏轨迹。公开资料显示，他于1993年加入爱尔兰第三大银行——盎格鲁-爱尔兰银行(Anglo
Irish
Bank)，上世纪90年代末，他抵达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建立盎格鲁-爱尔兰银行的商业贷款业务，促进该银行北美业务的扩大。
在波士顿这个成功跳板后，大卫·嘉姆返回爱尔兰全面接管信贷业务。2005年，38岁的他被任命为盎格鲁-爱尔兰银行的首席行政总裁。这家银行在2007年1月Oliver
Wyman顾问公司的报告中，据股东利润排名，曾为“世界上最好的银行”，一度是令人羡慕的爱尔兰经济蓬勃发展的象征。
与其他银行不同，盎格鲁-爱尔兰银行一开始就愿意承担风险更大的交易，主要投资大型地产项目。资料显示，它曾为芝加哥螺旋塔提供了7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建成后将成为全美最高的建筑。仅2005年到2009年，该银行至少为曼哈顿的房地产交易提供24亿美元，包括购买一个拉尔夫劳伦商场（Ralph
Lauren store）、比克曼大厦（Beekman Tower）和东门大厦酒店（Eastgate
Tower hotels）。
看到盎格鲁-爱尔兰银行高盈利的成功模式后，爱尔兰其他银行也纷纷效仿，绕过制度限制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2006年12月，爱尔兰国有媒体RTE在黄金时间播放的纪录片，记载了银行挖掘潜在客户的财务细节的证据被出售给抵押贷款经纪人的调查。
当时房贷条件之宽松令人咋舌，一位前盎格鲁-爱尔兰银行高管对早报记者表示，“不管你是不是能还得起债务（都给放贷），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手续，银行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就贷出款，整个过程非常快。对开发商，我们甚至追在他们屁股后面，主动要求贷给他们。”
盎格鲁-爱尔兰银行鼓励那些购房者贷较大数额的钱。由于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银行甚至提供了100％贷款。媒体也加入这场狂欢，各色广告敦促人们“在财产阶梯上，要把房地产作为一个惟一的赌注”。爱尔兰独立报记者布伦丹·奥康纳甚至在2007年7月呼吁市民买楼，那时泡沫已很明显。都柏林大学的摩根·凯利教授则发现，他在银行工作的学生们大概从2006年起天天出现在电视上！
风险在积聚，而无论是爱尔兰央行还是欧洲央行都忽视了这个有可能是毁灭性的信贷风暴正在酝酿。
房产泡沫发酵
在爱尔兰银行界，此时的嘉姆如同冉冉升起的新星，他虽然年轻，却以对房地产业的精准商业布局为人称道。他工作时咄咄逼人，但面对媒体时又有亲和力。嘉姆是以房地产贷款起家的，在他主政期间，盎格鲁-爱尔兰银行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近乎“挥霍”，不断激进的扩张，银行年度利润超过5亿欧元，其股价于2007年5月达到高峰。
在这黄金十年，爱尔兰过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剧了资金过剩，房地产泡沫持续发酵，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6年，爱尔兰房价的增长竟远超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包括第二名英国和第三名丹麦。
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6年，爱尔兰房价平均上涨了3到4倍。在2006年爱尔兰房地产泡沫高峰期，地产商融资建设项目和投机性购买土地的贷款金额相当于三分之二的国民生产总值。2007年11月，盎格鲁-爱尔兰银行贷款总额690亿欧元，
其中25％借给了地产商——它的命运紧紧地跟房地产商捆绑在一起了。
幸运并不总是眷顾这个国家。银行轻率的贷款行为和对房地产过度的追捧很快就尝到了恶果。即便是神奇的“凯尔特之虎”，这回也hold不住了。
2007年3月，爱尔兰持续增长的经济出现逆转，当年的7月出现同比负增长。从2008年起，爱尔兰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连续3年呈现负增长，下降幅度为7个百分点。
所有地产商和个人投资者资产都严重缩水。虚高的房价一下子降到2002年的水平，几乎所有个人投资者资产都缩水30%以上。信贷违约风险增加，建筑商还不起贷款，个人抵押贷款购房者同样还不上，这个高度依赖房地产信贷运转的银行，如大厦之将倾。
都柏林大学商学院的金融教授考特（Cotter）对早报记者表示：“盎格鲁-爱尔兰银行的主要贷款人——建筑商和房地产开发商，他们所欠的债务打破了爱尔兰欠债的历史纪录。随着房价下降40％左右，这个银行面临着大量的抵押贷款违约。”
肮脏的小秘密
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个“肮脏小秘密”的曝光。2008年1月，爱尔兰金融监管机构在盎格鲁-爱尔兰银行高管办公室里，首次发现一笔8700万欧元的贷款。
12月，董事长菲茨帕特里克(Sean
FitzPatrick)承认8年中曾从盎格鲁-爱尔兰银行获得大量个人贷款，每到该行的财政年度快结束时，他会暂时将贷款存放到其他银行，以规避披露要求。他说，截至2008年9月30日时，他的贷款余额是8700万欧元。很快，该行给其他董事的贷款详情以及与另一家银行Irish
Life & Permanent PLC.通过交易人为虚增存款规模的事也被披露出来。
爱尔兰金融监管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盎格鲁-爱尔兰银行的财政年度接近年底时，该行会向Irish Life发去现金，Irish
Life则将其挪到一家非银行业务子公司，再从那里取出存回到盎格鲁-爱尔兰银行。这使盎格鲁-爱尔兰银行可将这些资金列为“客户存款”，这类资金的安全级别高于银行贷款。
丑闻还包括，“贵宾圈”贷款事件——盎格鲁-爱尔兰银行向10个“高级客户”提供了3亿欧元用于购买该行的股票。
一连串“小动作”的曝光，让包括嘉姆在内的5名董事不得不辞职，一周后，该银行收归国有。据统计，2010年，该银行的税前损失达177亿欧元（约合245亿美元）。这被视为爱尔兰公司史上最大的“浩劫”。
为拯救盎格鲁-爱尔兰银行，爱尔兰政府已花费250亿欧元，因救助包括盎格鲁-爱尔兰银行在内的几个爱尔兰银行所产生的负债达到了历史上平均年度债务发行额的27倍，为年度GDP的2.7倍。普通百姓将被迫承担今后几年痛苦的紧缩和资产缩水。
上述不愿具名的前高管怀疑，这个所谓的“年轻的天才银行家”在波士顿的成功很大部分要归于运气。不过他表示，在银行内部的谈论中，也有人认为，嘉姆是一个伟大的商人，“只是陷入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他想必在我们不可能想象的压力下，做出了一些严重错误的判断。至于因财富诱惑而失去判断的罪责，可以将清单拉得很长——银行，政治家，规划部门，业余投资者，媒体，甚至经济学家（每个人都有责任）。”
爱尔兰警方开始调查。嘉姆逃离了这个让他声名鹊起又很快狼藉的国家，并在波士顿申请破产保护。据路透社的报道，2011年9月，盎格鲁-爱尔兰银行要求美国法院驳回嘉姆提交的破产免责申请，并向其追讨近1100万美元的债务。在起诉书中，该银行称他在担任公司CEO期间，通过修改贷款的个人责任条款，达到他和其他人从该银行获得贷款购买该银行股票的目的，犯下欺诈行为。
嘉姆的律师则指控盎格鲁-爱尔兰银行为了改善银行的账目，以欺诈的方式让他个人承担近1100万美元的无抵押贷款。
这一举动让他的国内同事们颇有微词，“毫无悔悟表现”。
“假期结束了”
在都柏林圣殿酒吧区昏暗的小酒馆里，背负着沉重债务的爱尔兰人津津乐道于嘉姆们的奢华生活细节。
爱尔兰的媒体也争相揭秘，仅在2006年到2008年，盎格鲁-爱尔兰银行用于爱尔兰和美国客户的高尔夫郊游就花了186万美元。他们通常租坐私人飞机去爱尔兰西南的克莱尔和克里高尔夫球场。办一次派对就花了近18万欧元。
嘉姆在一封后来被泄露的工作邮件里说：“亲爱的同事们，股市下跌，经济衰退。夏天有一半时间在下雨，假期结束了。盎格鲁-爱尔兰银行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派对！”
其时，托管银行几乎宣告了全球性的失败，从贝尔斯登、苏格兰皇家银行到雷曼兄弟。银行家们的想像力和冒险精神遭遇了市场的集体雪崩。这回轮到爱尔兰了。2011年7月，盎格鲁-爱尔兰银行与爱尔兰全国建筑商协会合并，新公司被命名为Irish
Bank Resolution
Corp.(IBRC)。爱尔兰政府承认，财务和名称的变更，是想消除“令人震惊的失败与这两个机构以前管理失误相关的负面国际形象”。
再也没有什么奢华的派对了。
（很久没写博客了，发几篇最近的稿件）
爱尔兰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自由落体，还好现在似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从创造“经济奇迹”到经济接近崩溃，天堂与地狱之间，只一步之遥。这个曾经在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仅次于德国的“凯尔特之虎”，在房地产泡沫引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呼啸而过后，剩下一地狼藉。
离危机高峰的2010年11月28日，欧盟宣布对爱尔兰的总额为850亿欧元的一揽子项目和欧洲稳定机制已整一年。这一年，爱尔兰的自我救赎，无疑是一幅有些悲壮的图景。
新一轮背井离乡
10月中旬的一天，从祖父这一代起即定居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莫妮卡黯然神伤。
这一天，81岁的她送走了分别为24岁和26岁的两个孙子，他们要远涉重洋去澳大利亚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莫妮卡的两个孙子大学毕业一年多来，一直试图在本地找一个满意的工作。然而，与其他怀揣希望的爱尔兰年轻人一样，他们的多次尝试并没有任何收获。
悲观的阴云在爱尔兰上空持续蔓延。从1995年到2006年，爱尔兰经历了十年快速的经济增长，2003年人均GDP跃居世界第二。由于爱尔兰公司税税率为欧洲最低的12.5%，爱尔兰成了外国企业避税天堂。而吸引了许多IT和医药的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失业率多年几乎为零。从1997年到2007年，爱尔兰的工资增幅几乎是欧元区其他国家的5倍。在债务爆发前，这个仅440万人口的翡翠岛国2009年人均GDP4万美元左右，10年来吸引外资达2100亿欧元，社会福利开支比例超过了英国和法国，2007年福利指数为世界第11位。
好景不再。房地产的海市蜃楼轰然倒塌后，银行业崩盘，政府不得不为自己的失察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埋单。当地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高升，青年失业率一度高达27%。就业状态即使到现在也没有明显好转。
如今，爱尔兰的年轻人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读书暂时缓解就业压力。然而由于财政紧缩，教育费用上调，更多人不得不作出第二个选择——离开这里。他们的首选是语言和生活习惯类似，而经济又稳步成长的澳大利亚。
这场新的迁徙，对爱尔兰人来说，似曾相识。150年前，爱尔兰曾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在7年的时间内，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其中有100万人因灾荒而移居海外。
对于这段历史，爱尔兰人从不讳莫如深，爱尔兰总统府的二楼窗边，常年亮着一盏长明灯，就是为了召唤在大饥荒时期“流落异乡的爱尔兰游子”。这座位于都柏林著名景点凤凰公园一角的白色洋楼的长明灯，从1990年点起到现在，从不曾熄灭，如今却无法阻止爱尔兰年轻人新的一轮背井离乡。
追逐中国话题
爱尔兰的主权债务危机逻辑实在普通不过：过量放贷和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房地产虚假繁荣，地产泡沫又引发银行破产，政府为拯救银行业搭进去半个身家，随即成为了希腊之后第二个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
在这个纠结的国家，一方面能感觉到她年轻的经济生命在蠢蠢欲动，另一方面，大量空置的房产又在昭示她的日薄西山。在古色古香的都柏林，这个充斥着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的艺术城市，那些已建或在建的工程荒置在其中，横七竖八的脚手架如同丑陋的伤口。然而政府已无能为力，一任断壁颓垣。
“爱尔兰不会再成为‘凯尔特之虎’，现在的爱尔兰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绵羊。”多数爱尔兰人对这场波及自身的危机仍然悲观。
一个数据一直在被引用，据都柏林大学（UCD）统计，2010年的房价比2006年房价最高值下降了35%。整个银行业的损失高达约350亿欧元，占爱尔兰年度GDP的20%，银行资产缩水70%。
开发商被信贷员追着要求贷款的好时光结束了，现在普通人办个信用卡也需要先付30欧元银行税。在其他欧盟国家还在争议是否推行银行税时，爱尔兰政府已经默默地把事儿办了。除了勒紧裤腰带，现在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
在IMF和欧盟压力下，爱尔兰政府推出降低工资、削减公交数量、增收银行税等一系列财政紧缩措施，经济开始复苏，尽管很多民众对此表示不满，“为什么政府的错要由我们买单？”
去年年底，为缓解财政赤字，爱尔兰时任总理考恩向欧盟及国际货币基金提出一揽子金融援助请求。国内民众对此群情激愤，反对党称“共和党政府引领国家跌入金融深渊”，这引发爱尔兰共和党政府严重的信任危机，考恩很快下台，大选被迫提前。
“接受援助”，已经成了爱尔兰民众心中的敏感词。这于他们，意味着政府的背叛和软弱。就在10月27日的总统大选，候选人之一的宣传词除了老生常谈的承诺“促进就业，促进投资”，更强调她将“重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我不会像上届一样软弱，任由IMF和欧盟强迫我们接受财政援助。”
人们开始关心财经新闻，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新闻。过去因遥远而漠不关心的中国，如今不断成为爱尔兰媒体和公众追逐的话题。他们对远隔重洋的中国一个南方城市温州的信贷危机感兴趣；猜测中国会否出手援助欧洲债务危机；打听他们的生意能不能从欧陆和美国转移到中国。以前他们眼里只有“万能的美国”。现在，美国失灵了。
改变与适应
去年首尔G20峰会上，爱尔兰还是重点关注对象，如今，危机的风向正在远离这个大西洋上的翡翠岛。由于爱尔兰在欧元区GDP权重较小，不足以对整个欧元区构成威胁，风口已经主要在欧陆徘徊了。这场危机并没有像希腊一样一步步恶化，后者国债收益率最高逼近150%。
随着新联合政府掌权，肯尼(Enda Kenny)总理承诺到2015年将爱尔兰预算赤字水平降低至GDP的3%以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报告则称，爱尔兰债务前景自之前评估以来已经显著改善，目前为止很好地执行了援助计划，2011年政府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有望达到10.5%。
此前IMF预计，爱尔兰2011-2012年GDP分别增长0.6%和1.9%。失业率方面，预计爱尔兰2011年失业率将为14.3%，明年将降至13.8%。不过，IMF指出，该国依然面临被债务危机再次感染的风险。
在都柏林街头，不满于政府新政的各种诉求的罢工示威活动越来越少。历史上饱受苦难的凯尔特民族，又一次把债务危机这场灾难消化了。爱尔兰初步缓解危机的经验说来如此简单：政府削减公共开支，老百姓勒紧腰带给予配合——就像莫妮卡老人的两个孙子，远赴海外寻找工作。至少他们在努力改变与适应。
爱尔兰不是希腊。
9月11日
Blackrock
搬到Blackrock，让我各方面都相当满意。住在Stillorgan wood时房东不让我自己做饭，她是典型爱尔兰式的吝啬阴沉伪善，每天坐饭桌一起吃饭是一整天最烦躁的时候，吃了两个月西餐让我很抓狂。去学校又只有一趟车，一个小时来一趟，晚了几分钟就不得不在等一个小时，或者走二十分钟到Stillorgan shopping centre门口坐车。搬到Blackrock以后，走到学校两分钟，走到Blackrock shopping centre五分钟，购物或坐公交车都方便很多，车的间隔也很短。更重要的是，走到海边十分钟。
天气时好时坏，不过欧洲的气候就是这样的，一会儿乌云蔽日，一会儿又晴空万里，有时一天两三场雨，但时间亦短，跟婴儿忽而啼哭忽而又止泪那么不可预判。晴天的时候，都柏林美得无与伦比。天空蓝的跟蓝墨水滴进冰水一样，云朵有时半悬在空中，有时走得很快，阳光纯净又透亮，金光笼罩着整个古色古香的城市，不远处的海呈干净的蓝绿色，整个跟画一样。
我想起今年上半年，那时候还没有打算去欧洲读书。有一天梦见自己去到一个美如仙境的世外桃源，跟阿凡达的那个星球一样奇幻静美。我一个人在那个美丽的仙境走着，一边叹为观止一边着急回不到地球，没有亲朋好友在身边，感觉很孤独。
现在回想起来，原来那个梦是隐射我几个月以后突然来到欧洲，来到美轮美奂的都柏林。可是孤独。
每天晚上6点商店就都关门，周末银行什么的都不开门。周围也没有朋友。晴天的时候就一个人溜达到海边，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坐在海边听会儿涛声，胡思乱想。有时候什么也不想，就感觉孤独如同疯长的枝蔓一样迅速伸长到全身的血液。
第一天从家走到海边，发现原来乔伊斯在1892年就搬在我家附近。乔伊斯是我的校友，现在又算是邻居。所以，正愁专栏没合适选题的我立刻有了灵感决定写乔伊斯。
100年前还没有Shopping centre隔在乔伊斯家跟海之间。也就是说，乔伊斯家离海边走路也就三四分钟。那时候，他家还是中产阶级。有仆人。房子门廊上有尊卧狮，顶吊得很高。庄重气派。想来那时候Blackrock已经是富人区了。
新家
现在的Blackrock无疑是富人区，都是漂亮的二层小别墅。大部分都很古老。我自己住的房子就是1927年建造的。住得却很舒服。中国太不注重历史，百年以上的房子都很少见了。这里百年，数百年的房子触目皆是。
我的房间在二楼向阳。正好面对一个不算小的私人花园。因为房东Monica实在太老了，她1930年生的，所以草坪也不修剪。白色和黄色的野菊自顾自生长，草坪厚得从二楼摔下来都没事。墙角两株开得正好的月季，或者是长得很像月季的花。我对植物没啥研究。
还有两株距今有70多年的苹果树，一棵是甜苹果树，一棵是cooking用的苹果树。因为甜苹果树好吃，鸟儿们精灵古怪的都吃了，所以甜苹果树上的苹果非常少。而Cooking苹果树结满了苹果，草坪上也掉了一片，无鸟问津。风起的时候，苹果会突然掉下来，重重的砸在草坪上，如果有人在下面，大概砸不出牛顿，能砸出个霍金。
有天早上我问Monica，怎么让苹果掉了一草坪也不管。Monica气恼的说：“别跟我提苹果，这些苹果快把我整疯了！”她宁肯兢兢业业擦我的房门，也不愿意去捡苹果。大概是在苹果树下站着很危险，而作为一个80岁的老人家弯腰更费劲。
不过每天从窗户望下去不加修剪的草坪和随意掉在草坪的苹果，觉得有一种特别的诗意。
房东
我得承认，房东Monica是我遇到最好的爱尔兰老太太。尤其是经历过前面两个可怕的房东以后，一个叫Flanagan，伪善吝啬是不用说了，一个是Anna，更是神经质，不许朋友造访，因为说怕偷东西，总是用那种忧愁、狡黠虚伪的眼神打量人。我立马迅速毫不迟疑的把房子订金取回来，到现在的Monica家。后者地段如此之完美不说，Monica善良大气开朗实在太赞了。
她不仅给我买了新被子新窗帘，一切日用品都不用我买，连牛奶都不要买。如果草坪上有完整无缺的熟苹果可以随便吃。她说，你可以在家do everything，我的朋友可以随意探访，而且她对我的朋友也很客气热情。她很健谈，每天都要拉着我聊天。80多岁了社交还很多，每天晚上不是上儿女家吃饭就是跟朋友聚餐要么去教堂，忙到晚上十一点才回来。有一天晚上看爱尔兰对俄罗斯的足球赛看到快十二点了才回来。到家兴奋的把我弄醒给我讲球赛。看电视时候会哈哈大笑。这分明是一个躲藏在老人躯体里的一个天真可爱的少女。
所以人开朗才会长寿。她不锱铢必较，不感时伤怀，所以身体无病无痛，从不感冒。愿她长寿。
家里有一条小狗，叫乔治。乔治大眼睛，平时活蹦乱跳，奔来跑去，叼着玩具跟吸毒一样晃脑袋。总是跟在人后面跳来跳去。一旦看他乖乖地在窝里坐着，并且用无辜的大眼睛看着你，准是犯错了。果然，他把地板上的水盆打翻了，洒了一地。不知道国外的狗是不是只懂英语，有一回Monica不在，我用中文逗他，果然他没怎么理我。
唯一缺的是网络，这边安个网络差不多要5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如果自己一个人用当然很划不来。办限制流量的那种无线网卡一个月200块钱，可是用着又不太爽。后者需要有五个交易额的银行账户，银行账户一般是三天后寄来，可是我等了一周也没来。这段时间，无网可用，每天的消遣就是做菜、看书、读financial times、去海边散步。需要用网络就走路两分钟上学校用free wifi。伙食一下子好得许多，红烧鱼、手撕包菜都做得相当好吃，无师自通的厨艺天赋。几乎是一两天看完一本书的速度。在小街巷里散步或者看海。觉得生活质量提高很多，网络把人的时间碎片化、垃圾化。实在不是什么好玩意。干脆就不想安装网络了。
一个约摸20岁出头的姑娘满面泪痕的站在安检入口处，边后退边噙泪挥手，似乎在与人告别，顺着她的目光望去，一个人影也没有。
年轻的姑娘哭得非常伤心，很像电影里常演的那种悲伤欲绝的告别。站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的安检入口处，我一阵恍惚。
人是被神秘力量推着往前走，往俗了说，是命运的安排。
就好像从去年10月底一时冲动就决定了去都柏林，此后断断续续，心志不是很坚强。就这样晃晃悠悠到2011年6月25号晚上十点。
就要去都柏林了？这大概是一场梦。我想。
就连死亡，也不是一场决绝的离别。
我绕过姑娘，背着比我人还要重的行李，走进安检入口。忽然觉得自己的离别似乎不够郑重，没有可以入诗的悲伤，没有依依惜别，甚至没有在微博上写诸如“再见，北京”之类足够煽情的句子。于是我记起回过头，冲还站在入口处的父母挥挥手。
我走了，到了给你们打电话。我平淡的说。我想我的语气，跟要去河北承德出差一样平常。我爹妈看着也没有电视上心如刀绞的表情。
然后我就想起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记得自己在外面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家了，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
个红色的背包，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
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不，是让你出门。”
“让我出门？”
“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
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五六岁在南方小镇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引发无限遐想，夕阳、起伏的无人公路、破背包，这大概是所有文艺女青年关于流浪的美丽逻辑。可是当这一幕真的发生，已经是二十五六岁。似乎有点太晚了。
我左右手各提一个，还背着个跟石头一样沉的背包，很快就不堪负重。只好半弓着腰，使出吃奶的力气，驮着行李往前挪。此刻的我看上去一定很狼狈。
很不好意思的说，姐马齿徒增，这还是第一次自己出国。去菲律宾跟团旅游当然不算。
在海归遍地的北京和财经媒体圈，这是件非常“不洋气”的事。
每当同行或朋友们唾沫横飞的聊自己在巴黎某著名购物街、马德里广场、瑞士某小镇云云，我就一脸崇拜的流哈喇子。
是的，要想洋气，必须去欧洲留学。然后像某些人一样，假装不经意的说，我在柏林的时候……我的朋友克里斯汀娜……现在是伦敦时间下午两点，你们那里呢？……这是传说中时尚青年的装逼利器，也是我这个俗气又土气的人决定放下工作去欧洲留学的直接动力。
上了土耳其航空的飞机，邻座是个和善的白胡子伊斯坦布尔老爷爷，长得很像《哈利波特》里的邓布利多校长一样值得信赖。他告诉我，是去北京和蒙古旅行。知道我是第一次自己出国，一直竭力照顾我，帮我放行李，帮我跟空姐要吃的，给我解释菜单，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他还把滑落的毯子给我盖上。有一阵飞机遇到气流颠簸，他拍拍我肩膀安慰我不要害怕，还像对自己孙女一样，慈祥地拍了拍我的脸蛋。
这是个不错的开始。
经过九个小时的飞行终于到了伊斯坦布尔，然后遇到一起转机的去爱尔兰的四个中国学生，两个去利莫瑞克大学，一个去唐道克理工学院，还有一个跟我一样去都柏林大学斯墨菲特商学院。我们热情的聊起天来，还不可免俗的在机场拍照留念。
然后换了个小飞机，飞往都柏林。
下了飞机，我吓（请读成he）了一跳。都柏林机场仿佛是上个世纪初盖的，又小又旧，狭窄的木头楼梯扶手，只容一人通过，木有电梯，灯光暗淡，行李处跟我国三线小县城的汽车站一样。还不如我老家的南通机场。姐因工作原因也去了天朝大小各个城市，就连我国中西部地区山西运城机场也比这个宏伟啊。没落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
还好都柏林绿化很好，空气格外清新，到处是历史感十足的哥特式建筑，强过北京的到处拥挤的摩天高楼。
我当然没有办法自己把行李弄回homestay。坐机场大巴到stillorgan shopping centre，虽然天气清冷，我还是热得满脸通红，勉强守着我那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行李，站在都柏林南郊的别墅区拔剑四顾心茫然。
拐角处一辆小别克停下来，一个美丽的少妇伸出脑袋问我，“需要帮助吗？”
她的左侧坐着一个白发鹤首的老太太，正微笑着看着我，后座是两个瞪着淡蓝色大眼睛跟看怪物一样看着我的黄色蜷毛洋娃娃。
我放心了。立刻跟抓住救命稻草一般说，我行李太重了，而且我找不到我要去的地方。我立刻表现出比自身更疲惫不堪的神情，把地址掏出来给她看。
少妇热情的说，上车来，我送你过去。她解开安全带，下车帮我把行李装上后备箱，然后拿出一瓶水给我。
我很感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么有人情味啊！咱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您就是口吐白沫全身抽搐死在路边也没人管啊！
我简直要感激涕零了。立刻掏出在北京王府井十元一件的小商品店买的粗制滥造的景泰蓝小工艺品，给每个小孩一个。这些都是留学攻略上写着要带来忽悠老外的。
房东Ms.flanagan出来迎接我，她儿子帮我把行李拖到二楼我的小屋。
这栋二层小别墅前后都是美丽的花园，屋子不大，但很有风情。简洁的欧式装修，白色墙壁上画着大大小小扭曲的油画，其中一幅是弗拉纳根太太女儿EMER的作品。木头楼梯和地板，踩一步嘎吱嘎吱响。从我的窗户望出去，是一片绿得油亮的草坪，上面开着许多白色和黄色的雏菊，到处是百年老树伸展着繁茂的树冠，粗粝的树皮。黛色的远山静默着。
没有车马市声。
一点也没有。安静得让我这来自嘈杂都市的人有点不安，一度怀疑耳朵是不是失聪了。
在欧洲，市中心的房子要比郊区便宜很多。有钱人都住在郊外。比如我现在住的stillorgan wood的别墅区，中产阶级才住得起。
我在市中心的一个中餐馆吃饭，曾经遇到过一个粗野的爱尔兰人冲餐馆中国人吐口水，但在stillorgan wood和我们学校附近，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不管认不认识都随时微笑招呼。
我安顿下来了。
stillorgan wood
11-7-2
(2010-10-06 12:19)
5日陪小QQ出游，出发前
恭王府。中午有点热，只披了条围巾。
4日在燕莎奥特莱斯疯狂扫货，无图
3日陪小QQ、朱小婷童鞋去雍和宫
3日在后海
烟袋斜街买了只陶笛
2号晚上接到小QQ，请她吃泰国菜
吃完泰国菜陪她去世贸天阶“全北京向上看”
1号陪爸爸妈妈逛故宫
今天是我24岁生日，又长尾巴了，我老人家却一点都不高兴。
一大早就下雨，天气很冷，我不能穿漂亮的淡粉色绸缎公主裙出门；还被别人误会，数落我几句。早起就撅着嘴噙着泪水，差点没哭出来，感觉很委屈。想找个人撒娇都不可以。
生日的时候最脆弱，总觉得自己这天理应是个公主，但事实上别人眼里你跟前一天或后一天没有任何区别。所谓的生日快乐不过是自我按摩，自欺欺人。嘁！
不管怎样，还是要努力打起精神过这个生日。
感谢温柔的妈咪不顾身材走形不顾疼痛把我生出来，感谢严谨的爹哋这么多年无私的疼爱我。
感谢慈祥的老天爷，让我在过去一年里基本实现去年生日时许下的愿望。您老人家对我真好！
忽然想起小时候一件事，我因为是9月1日以后的生日，按理应该跟着下一届的上小学，但是我2岁就上幼儿园了，上完三年幼儿园，小学校长以我还没到年龄为由叫我再上一年幼儿园，我年轻气盛彪悍的爹哋急了，找到校长办公室软磨硬泡。
校长没办法终于答应给个机会亲自面试我，印象中，好像问我3+5和5+7分别等于几，前一个，我是数着手指头算出来的，后一个把脚趾头也数进去了。幸好他没问超过20的算术题。校长说，答案是对的，但是小学生是不可以数指头的。好在他看我长得还算“灵范”，还是高抬贵手了，我因此得以5岁入读小学。
一年级，我个子最矮坐在第一排，最后一排的男同学刘承军（已跟我初中好朋友朱银丹成婚）冲出教室时，把我撞倒在桌前，额头被尖锐的桌角撞得一直流血。班主任是个女的，吓坏了，一边哭一边跟托着宝剑一样用双手托着我跑到校长办公室（我肯定没哭，还用余光瞄着一路飞洒的鲜血，觉得自己很像个英雄）。
校长五六十岁，身材颀长清瘦，温文尔雅，白白净净，好像姓朱。他急忙骑着自行车送我去镇医院。我觉得被这样的人抱着进医院，而且居然额头能够流血（别人想流也流不了），得意极了，所以缝了七八针我一点也没哭——现在额头还有当年的伤痕，一辈子破（请用大力读）了相了。
周一红旗下的讲话，朱校长在广播里表扬一年级一班的王莹小朋友了，因为她最勇敢，一点没哭。（我心说，当流血的小英雄高兴还来不及呢！）
朱校长不知还健在否？
小朋友们之间还流行PK谁生的病最厉害！因为生一场大病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绝对有范儿。我从未谋面的据说美若天仙的亲姐是因为肠痉挛夭折的，我从小也有，常常疼得满地打滚，这病够大的，说起来小朋友们都很羡慕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一般生大病都跟肠有关。
最严重的一次，全班同学流行猩红热，我连续一周发烧40多度，所有医生都以为是猩红热，只有一个医生坚持说我是伤寒——那个医生最近给我一个刚升上大二的远房亲戚动个无关紧要的小手术结果把人肠子割烂了——于是确诊为伤寒，这可惨了，爹哋告诉我说，我现在的肠壁比笛子膜还薄，但凡吃个饭啥的肠子就被撑破了。期间两个月没有正常饮食，只能进食流质。爹哋还恐吓我说跟我同一病房的伤寒病人偷吃了一个藕饼后死了。饿得我直啃手指头。
那时候我小学四年级，躺在病床上看了两个月的古龙、金庸武侠小说，总觉得自己某一天能练成百毒不侵，拿起宝剑就能走天涯了，蹬腿儿就能轻飘飘上墙了。护士阿姨每天都拿着一个很粗的玻璃管来打针，我敢肯定那针绝对是给牛打的。长大后看余华的《活着》，福贵的亲人们一个个在医院里轻易送了命，才忽然觉得后怕，我那么多次进那个没有保障的小医院，还美得跟什么似的。生命太脆弱了。
我一直有一种病态的观念，喜欢生小病，因为一生病，我就是当之无愧的受宠，有理由撒娇发脾气，爸爸妈妈都会围绕在我床边，喂我吃饭，我可以吃到最爱的桔子罐头，爸爸还会表演各种滑稽的动作逗我开心。而且我小时候经常发高烧到40多度，都没有感觉，白天还可以跟小朋友跳皮筋呢。
现在年纪大了，38度就觉得自己扛不下去，更别说跳皮筋。桔子罐头也别想安慰到我。大三那年暑假回家，生了一场小病，看到爸爸妈妈不知所措的围着我，忧心忡忡又无能为力的样子，从此再也不喜欢生病了。
一不留神扯了这么多淡，人喜欢回忆，说明他已经开始老了。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祝自己生日快乐！
*
说真的，我非常痛恨自己文字的柔媚无骨。自己都能感觉那些经我排列组合的字轻浮得仿佛个个得了足癣。为什么不能大气一些，洒脱、自然、男人一些呢。从小就讨厌那些风花雪月的侬歌艳辞，一个个感伤得有如伤寒病人。但，若干年后我居然也摆脱不了这条路数。
我是江郎才尽了。脑子里一团浆糊。越写越不顺畅。
尤其是看着董桥，简直要羞愧自己的文字了。
董桥是我喜欢的作家。有一天我很好奇他长什么样。上网搜了一下，心凉了半截，赶紧关了网页。幸好现在已经不记得他的面貌，依稀记得是那种掉到人堆里半天捞不出来那种。这样也挺好，至少没有狰狞得让人懊恼。
其实董桥是个柔软的男人。有着柔软的文字和柔软的心。从他写伦敦，写给女儿的信能感受到。有的时候会想如果真的让我碰到他，会不会被迷倒呢。
为什么他们都那么有才，为什么我老人家米有文化呢！很伤神。
今天要搞定一万字。必须要鼓励自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胆——据一个出版界朋友说这是钱学森钱嗲最先提出的。
深深深呼吸。
*
最近爱上一个日本歌手——中孝介。该同学是唱岛歌的，最吸引人的就是把岛呗的唱法毫不掩饰地用于流行唱法中。真假声结合得很婉妙。
其实去年就非常喜欢他的一首《春》。基本是我写稿的最佳背景音乐，因为节奏明快激越、旋律动听，再加上歌词听不懂……本殿基本把中孝介定为御用背景音乐歌手！
中孝介长的不算我喜欢的那一卦，太man了，我喜欢斯文儒雅型。不过，声音真的能让人迷醉。有一些故事里说，人会因为一个声音爱上一个人，这话是没错的。
说到最近音乐。突然想起以前认识的一个出版人吴鸿，他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最近书房”。呵呵，最近是一个美丽的词。很有温度。
*
为什么真到写稿的时候不能挥洒自如了呢？早上我跟毛毛同学抱怨，用了一个很恶俗的比喻，“就像想便便（读扁，三声）又便不出来的感觉”。这样想来，觉得自己真是效颦的东施了。我这个丑陋的蠢笨的老女人啊！
还是去找个丑陋的蠢笨的老男人，洗洗睡吧。
最近为什么没有能打动我的声音
难道因为我被技巧和大众传媒绑架了
谁说温顺的孩子不会骂娘
你的灵魂才粗粝得难以承接
在娘胎里就开始张望的
桌上那瓶有点甜的农夫山泉
我不禁要放声嘲笑
那个叫中产阶级的阶层
喝咖啡喝到抽搐
自以为是的道德卫道士又开始严肃地批判
结果被自己的一本正经吓到了
他们捻着焦不溜秋的胡须
觉得真像那么回事
我们掉进一锅遗臭万年的汤
所谓文化切片照出妖魔的一面
作家和记者喜欢造一些新词自我歪歪
你得记住 最好的不一定是最赚钱的
最赚钱的一定是最淫荡的
诗歌是在厕所里炮制出来的
色情场所里满是写纯文学的
康熙是来了嵇康还得去打铁
曾哥是来了孔爷回家吃饭了
装上绿坝就看不到中国文学了
打了领带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
我真庆幸自己活在这个
伟大的新时代
下午四点的一场大雨下得颇有诗意，正是我喜欢的那种干脆和彻底。
但是我却没有作诗的心情。
我忙着等待偷一只长颈龙幼仔，等待时间呆头呆脑的走过我身边。犹犹豫豫的李清照在窗外吟哦；我也不理济慈的啸傲。那些浸淫了千年的传统诗料，被互联网的霸道冲的七零八碎。这就是后现代的诗意。
我当然没有作诗的心情。
写作处于胶着。昨夜靠一杯IGUACU熬了通宵。我有些焦虑。我急着解开一个结。但发现越解越乱。有一小会，我忽然莫名的骄傲起来。待贾而沽。等着那个更加恃才傲物的商人，把自己买个好价钱。又有一会，却要卑微得如浮花微尘。我看着张爱玲、董桥和史景迁，他们不相干的叙述和心情就交错纠结，又不相干的跟我的脑电波平行掠去。
我等着看拉什迪。别跟我提文化认同、别跟我提精神逃亡，别跟我玩儿虚的，要的只是快感。其他蚍蜉们赶紧回家吧，你妈妈喊你吃饭了。
就是这样。余不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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