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火机历险记

                                              一

      喜欢收集各种小玩意。

       每到一地，总要去跳蚤市场旧货摊，搜寻一些角落里价格低廉的老东西。

      因为抽烟，爱上打火机，尤其是顶级打火机，卡地亚、登喜路、都彭、朗声、纪梵希、克劳斯等等。这是工业文明的杰作，其做工精致程度、机械复杂程度，不亚于名牌表。

    这种打火机，放在恒隆、中信泰富、友谊商城，最便宜的都要5000元以上，最贵的就不封顶了，几十万的都有。

    但我绝不会傻到去买新的——除非钞票多到糊墙。

     机会垂青有心人。

      留意打火机，竟然经常在旧货店、跳蚤市场淘到货真价实的便宜货。

     前年春节在罗马，得悉台伯河畔有个绵延一公里的大型跳蚤市场，我们放弃旅游规定节目，去淘旧货。

    在一个地摊上，看见一只金色打火机，拿起来仔细端详，正宗都彭DUPONT，机身编号：11DHG29，好东西。

遂不动声色地问摊主价格，答曰25欧元，我连价都不回，付钱就走。 

另外一个摊上，放着30年代的登喜路燃油打火机，10欧元，也拿了就走。

    七八年前，在江阴路花鸟市场，看到一个神情颓丧的瘦削男子，推了一辆自行车，书包架上一个小木箱，里面放满琳琅满目的上海打火机厂生产的新打火机。

    一问得知，打火机厂倒闭，发不出工资，把库存积压的打火机发给工人，权充工资。

  其中一只打火机引起我强烈兴趣，见下图：

    这只打火机，有来历。

   1964年，我的舅舅在上海第一商业局工作，他告诉我，第一商业局局长访问日本，带回来一只日本产的“烧煤气”的打火机，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是绝对是国内空白的“高新技术”产品。

    第一商业局把这只打火机送到上海轻工业研究所进行解剖仿制，一年后，上海自己生产的651型国产气体打火机研发成功，进入批量生产。

舅舅当时就有这只打火机，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这只打火机，当年非常流行，许多上海老克拉人手一只。

  时隔40年，在江阴路重逢，我非常兴奋，当即买了4只（每只40元），2只送同好朋友，两只留下自用。

     这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文物。现在，再要寻觅，非常困难了！ 

   2005年，澳门科技大学邀请我们去做课题研究，住在葡京赌场旁边，我不好赌，在赌场外面闲逛。

   赌场边上开了几十家当铺——挂着大大的“押”字旗帜。

    输光钱财的赌徒们常常把身上最后的手表、戒指、金项链，还有名牌打火机甚至墨水笔以极低价格质押给当铺，规定时间不来赎，成为“绝当”，当铺就放在店堂里出售。

   游客光顾澳门押店，多数盯着名牌表、金银首饰，很少有人关注打火机。

  那天，我看到押店的柜台角落里有一盘打火机，欣喜若狂，请他们端出来一只只欣赏，绝好品相的卡地亚、登喜路，每只都有编号，平均价格400多澳门元，遂一下子买了一堆回来，大大增加了自己的收藏。

    可以说，我是用买白菜的价格买到了人参。

   就说那只罗马25欧元买的八成新都彭，上海杜邦旗舰店的价格是6600元。

  多年下来，收藏的名牌打火机超过30只，闲暇时摩挲把玩，非常有趣。

                                  二

    买了打火机，经常用，时间久了，难免出毛病，小问题都自己保养修理，专门买了钟表工具清洁齿轮，用绘图橡皮擦拭机身，调节气门等等。

    但最难的是打火机漏气，这是自己难以修复的。打火机一旦漏气，基本就成了聋子的耳朵。

   两只卡地亚，编号分别是N53869和A58131，先后漏气，而且是机身内的气缸漏气，橡皮垫圈老化，成为死机。

    到处打听，得悉卡地亚上海维修中心在常熟路百富勤大厦，遂带上打火机去修。

    从前中央商场的维修部，很简陋，极平民化，里面师傅手艺一流，从钟表到无线电、从乒乓板粘胶皮到补套鞋，什么都会修，而且价格十分公道。

   我一进百富勤大厦，就觉得有点不对劲，这是一幢装潢非常豪华的写字楼，给人的感觉与中央商场迥异，像走进总裁办公室，皮沙发、玻晶茶几、贵族杂志、口香糖琳琅满目，卡地亚维修部仪态万方的接待小姐也是先讲英文再说国语的。

     估计要挨宰了。

    果然不出所料。

   小姐先是请出身着挺括西装的技师，对打火机验明正身——非正宗卡地亚一概拒绝进门。

   他们用放大镜对准打火机在聚光灯下横看竖看，窃窃私语一番后点头认可，这两只确属该公司产品。

      哈，俺跑地摊捡漏总算没看走眼。

“先生，这两只打火机很老了，公司早已停产，上海无法维修，要送到法国总部，专门请技师手工制作零配件的。”小姐彬彬有礼地说道。

  “多少钱？”我问。

“先生请先休息一下，我们要请技师估价。”

小姐给我端来咖啡，请我在皮沙发坐下。

  打火机拿进去足足20分钟，然后小姐端着一个垫着丝绒的盘子走到我的前面，放在茶几上：“先生，两只打火机的气缸都要换，其中一只还有其他零件要换，维修总价是4300元，请在这里签字。”她递给我两张标有卡地亚图案的维修清单，上面用中英文列明维修细目，我的姓名电话也已赫然打印在上面。

    4300元？！吓了我一大跳，原先的心理价位不超过500块——气缸漏气处焊一下，加几只橡皮垫圈不就完事了？500块还是高估的呢！

   如果我当时站起来，说不修了，这件事也就结束了。

   但是，我当时思路出了问题，我想，不修，两只打火机永远成了摆设，修好，两只都能用，现在外面新的卡地亚，一只超过6000呢。

       一咬牙一跺脚，就签单了。

  “先生，维修时间是7周，到时我们会通知你，有关条款在维修单反面，维修费在取件时付清。”小姐轻声说道。

   回来后，被朋友大大嘲笑一番：两只总价800块的打火机，修理费要4300，脑子灌水了？算术都不会做了？钱多得发霉？

   哑口无言。

                                       三

   4月20日去修的，7周49天，取货日应该是6月8日。

   一直到6月20日，没来电话。

    我打电话去问，答曰：“轮船航班延误，打火机刚送到法国。”

    无言。

   接下来又是2个月杳无音信。

     到了8月20日，再去电催，答曰：“法国正在罢工，卡地亚也不例外，因此，先生你的打火机还要等一个月。”

   49天后的10月9日，长假结束，我再去电询问。

   小姐照例用彬彬有礼但毫无人情味的语调回答：“还没有修好，何时修好我们会通知的！”

  我这下真的发火了：“叫你们负责人听电话！”

  一个优雅的女声在话筒里出现：“我是经理，先生有何见教？”

“你们是全球顶级品牌，竟然如此不顾商誉怠慢顾客，而且屡屡违约，维修单上白纸黑字写明7周交货，现在半年25周了，拖到今天还遥遥无期，我要到你们总公司投诉！太过分了！”

“对不起对不起，先生，这件事确实是我们不对，向你致歉！这样好不好，我去请示总公司，争取减免维修费，你看如何？3天内给你答复。”

  过了3天，电话来了。还是那优雅的女声：“杨先生，我与总公司联系过了，总公司也认为这件事做得太过分。总公司决定，你的两只打火机维修费用全免，我保证在12月修好交货。你看好吗？”

  还有这等好事？我将信将疑地回答：“这当然好啦，我12月等你电话。”

  前天，12月1日，电话来了，请我去取打火机。

  到了百富勤，两只打火机外套透明胶袋，躺在垫着丝绒的盘子里，我拿起一看，焕然一新（打火机不讲究“包浆”），而且一打就着。

  小姐请我在维修完工单上签字，我看到维修单的价格栏目里，全都是0。

  果然免费。

  回家后，我第一次仔细看维修单反面的“产品维修的总条款和条件”，整整一页，全是居高临下的霸王条款，11条都把维修客户放在弱势群体的位置，如：“客户完全明白，如果产品需要海外生产商维修，则可能要求公司或生产商将产品从中国运往海外维修，并可能需要中国或生产商所在国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因此，可能延误产品维修或招致额外费用，公司保留向客户收取这些额外费用的权利。”

“如果需要维修服务，客户应向公司出具维修产品的保修卡或原始发票的复印件，未向公司出具上述保修卡或原始发票复印件的，公司保留拒绝维修该产品的权利。”

“公司不保证产品可以修好并以可用状态归还。”等等。

   看了这份条款后，我发现，其实，我是在无意中占了上风。

   因为维修单就是一份合同，他们已经在上面盖了公司大印，我一签字，合同就成立了。

 他们当时并未要求我提供“原始发票”或“保修卡”——地摊上买的旧货，哪来的保修卡？既然打火机他们已经接修，显然他们放弃了凭原始发票或保修卡修理的权利，然后，又自己在维修单上写明7周取货，他们交不出货，是他们违约。

    中国是全球顶级名牌趋之若鹜的新兴大市场，如果我把这件严重违约的事件放到媒体曝光，吃亏的一定是他们。他们犯不着为2只打火机在中国市场信誉失分，所以，他们决定免收维修费了。

    歪打正着！

     有时，事情的演变完全出乎预料。

        一场有惊无险的打火机历险记。

    我一面写博客，一面用整修一新的卡地亚打火机点烟，看着金光灿灿的打火机和浅蓝色的火焰，感觉甚佳。

  然后，我环顾四周，扫视书橱烟斗柜写字台储物箱，看看还有什么地摊名牌可以拿出去免费修的。

                                         走台以后

      到北京开会，先要走台。走台以后，就是大会发言。  

     各省的代表，也与时俱进地带来了PPT。大投影屏幕上，领导亲临视察、党员同志们全神贯注学习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的特写镜头；全场一致通过某项决议举手如林的壮观场面、先进党员身先士卒在改革开放大潮里奋勇搏击的先进事迹一一再现，加上十来个发言者声情并茂的伴音，半天会议长达3小时以上。

   这是当场考验人们心理承受能力、身体耐受能力、正襟危坐能力、现场表演能力、悄发短信能力、偷打瞌睡能力的最佳场合。

   总算熬到散会。杯中绿茶，早已喝到比矿泉水还清澈透明，听到主席台宣布散会，心情与当年获特赦人士一样，欣喜若狂，快步闪出会场，打的前门散心去也。

    这次进京，带了刚买不久的尼康D3加一整套镜头：14——24mm、24——70mm、70——200mmVR镜头，正想小试牛刀呢。

       正阳门，俗称前门，原先是北京城门，“建国大业”里，二愣子王宝强惊呼遇到地主土围子枪炮不入，葛优打了照明弹发现是北京城墙，大概就是这一带。可惜城墙早在50年代拆毁，大前门据说是被周恩来保下来的。

    我用20毫米拍摄，效果不错，有点像大前门香烟的商标了。

         这是前门前面的牌楼，牌楼后面转弯一条街，就是著名的大栅栏。

  大栅栏，经过这几年整修重建，整条大街画梁雕甍青砖黑瓦，真实展示了浓郁的老北京京味，对看惯上海亦中亦西建筑风格的本人而言，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

     前门还恢复了一段有轨电车，车声隆隆，铃声当当，倒也颇具怀旧情趣。

   走累了，找家小店打尖。想吃正宗北京风味，竟然找到了神往已久的“卤煮火烧”。

   这是从梁实秋、唐鲁孙等著名老北京老食客美食文章里熟知的，地道的北京人个个爱吃。火烧（就是烧饼）切块，豆腐切三角，小肠、肺头剁小块，从锅里舀一勺老汤往碗里一浇，再来点蒜泥、辣椒油、豆腐乳、韭菜花。热腾腾的一碗端上来，火烧、豆腐、肺头吸足了汤汁，火烧透而不黏，肉烂而不糟，其中味道最厚重的还是小肠。肠酥软，味厚而不腻。十分过瘾，价格也极过瘾——一大碗仅售7元。

     第二天天没亮，5点半起床，打的去天安门看升旗仪式。

     天安门升旗时间是与日出时间同步，因此不是固定的。行前已做功课，11月下旬，天安门升旗时间在6点35分左右，而且得知，天安门升旗仪式，除了重大庆典，每月的1日、11日、21日有军乐队和仪仗队伴随，其他时间只有国旗队出场。

   6点赶到天安门，非常不凑巧，天未亮，天色阴暗，乌云密布，拍摄条件欠佳。

   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我好不容易挤到前面，已经汗流浃背。

   先拍摄清晨的天安门。

      然后耐心地等半小时。天色渐渐发白，一看手表6点半，天安门的照明灯熄灭，长安街警察拦住过往车辆，从天安门正门里，一队武警静悄悄整装出来，升旗仪式开始了。

我用200毫米镜头拍摄，效果尚可。

    拍完升旗仪式，再回国务院一招，又是整整一天的会议。

   散会后，放弃酒店丰盛的自助餐，再出溜，乘地铁去后海。说是“海”，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是旧时皇家独享的一泓清池。

  由前海、后海、西海三块水面组成的什刹海，为了与北海、中海、南海“前三海”区别，被称作“后三海”。这是北京城内700年前元大都时期的古老水域。

　　后海是一片有水而能观山，垂柳拂岸的闲散之地，岸上的民居和居民，周边的王府和名人故居更为它铺陈着京味和历史的无穷韵味。人们来这里只为了能够听到秋日里清脆的虫鸣，依然能看见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群的缩影，依然能咀嚼那似乎早已远去的皇家遗韵。

到后海，早已天黑，先拍摄全景。

然后再拍倒映在碧波荡漾湖水中的老宅。

    后海现在是酒吧一条街。完全北京风格的四合院，改建成现代化酒吧。

    在这条街上，还有不少北京风味餐馆。

   饥肠辘辘，走进一家酒吧餐馆，点了爆肚、焦汁丸子、拌凉菜、青椒土豆丝四个菜，加一瓶“小二”——2两装北京二锅头的俗称，自斟自酌，品尝北京土菜，耳边传来浓郁的京片子，倒也别有情趣。这顿饭，总共50元，便宜极了，一个人的食量，根本吃不完。

      离开后海，来到鼓楼，看到“褡裢火烧”店，再进去尝鲜。

      褡裢火烧是一种用薄面皮包裹馅料煎制美食，因制作成形后，酷似旧时人们腰带上的“褡裢”，因而得名。兼具上海的锅贴与春卷的特点与口感，2两褡裢加一碗浓稠的小米粥，7元。 

        开3天会，只有晚上有空，趁机溜出来观赏北京夜景，品尝北京美食，总算不虚此行。

                                  从沧海桑田说起

                                        一

    最近几年，“全球气候变暖”引发海平面上升的论调甚嚣尘上，许多专家学者明指某些低海拔国家或大陆国家的沿海城市将会被上涨的海水淹没，全球媒体的鼓噪，活像一道末日魔咒，把全世界折腾得人心惶惶，仿佛2012年12月21日真的指日可待了。

    其实，地球的变暖或变冷，陆地向海洋扩展或海洋侵吞陆地，纯属自然现象，在地球数十亿年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循环，中国人的成语“沧海桑田”，早就指明了这条规律。

   2009年第九期《中国国家地理》是纪念中国地理学会诞生100周年的特刊，这期特刊，刊登了中国数十所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地理学教授专家提案或投票通过的“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其中第18项是“1937年发现广州七星岗古海岸遗址，20世纪50年代发现天津贝壳堤古海岸遗址”。这两项都是地理考古发现，地理考古学家根据大量贝壳堆积自然形成的古海堤，能够准确了解海岸线的前伸或后退，从而画出不同年代古海岸线的位置，掌握“沧海桑田”的历史演变。

    中国的地理考古学家研究发现，一万年前的末次冰期的海退最盛期，海平面曾在现在的海面之下100——150米深处，大陆曾向前伸600公里！请看下图，右侧边缘的棕色曲线，就是距今2万年到一万五千年的我国海岸线。

     那时，不仅台湾、海南岛与大陆连在一起，朝鲜半岛与山东也是连成一片的，连渤海湾也是陆地。

   到距今6000年前，气候变暖，大海侵吞陆地，下图的蓝色曲线显示，我国的“沿海发达城市”包括天津、青岛、烟台、上海、苏州、宁波、厦门、广州，当时都在百米深的大海里休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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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是陆进海退，到4000年前，珠三角陆地才推进到广州、佛山一带，后来通过人工围堰造陆，秦汉时期陆地推进到番禺、顺德，明末达到中山，清末达到斗门。  

   这就是近一万年间海洋与陆地互相消长的过程。

   我觉得，单纯把最近十几年地球的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归咎于人类活动造成的严重后果，非常武断和片面，因为此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们根本无视地球的长周期变化，非常武断地得出耸人听闻的结论。

    最近瑞典一位学者对海平面上升理论发起了挑战。英国《每日电讯报》消息称，这名瑞典学者最近把全球海平面上升的说法指责为“世纪大谎言”。他表示，全球海平面在过去50年来都没有上升过，而且在这个世纪内都不会对人类构成大影响。
　　国际社会不惜动用上十万亿美元应对全球暖化，首要的理据是温室气体导致地球的气温正不断上升，南极、格陵兰等地的的冰盖正不断融化，若趋势持续，大量土地将会被淹没，酿成浩劫。但海平面上升之说，也许是个千古大谎言。其实，科学界和环保分子对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也未取得共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地球的海平面将于2100年前上升59厘米；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其奥斯卡得奖纪录片《绝望的真相》中更预言海水将会上涨6.1米之多，把上海、旧金山等地的半数土地浸没。
　　然而，瑞典地质学家兼物理学家尼尔斯—阿克塞尔。默纳指出，过去50年来，海洋水位只是按照自然规律时升时降。平均水位不但没有上升过，他更预言海平面在本世纪内都不会上升超过10厘米，即使把未知之数计算在内，最高幅度也只会有20厘米，最低幅度更是零。他说，毋须验证实质证据，只要计算融化冰盖所需的潜热(latent heat)，便知道《绝望的真相》中的绝境根本不可能成真。
     默纳在过去35年来用尽一切科学手法研究全球各个海洋的海平面，而且曾经出任国际第四纪联合会(INQUA)国际海平面变化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权威人物。而且，他之所以断定海平面上升的说法大谬不然，是因为那些科学家的预测来自计算机模型，他的预测却是实地考察的结果。
　　现在多个小岛国都听信了科学家的话，以为全国将会被全面淹没，因而惴惴不安。默纳出任国际海平面变化委员会主席时曾带领专家小组前往马尔代夫和图瓦卢进行考察工作，结果证实马尔代夫的海平面50年来没有上升过，但当局却禁止他们公布这一发现；图瓦卢的海平面更是比数十年前更低。他们又发现亚得里亚海的水位并没有上升，只是水城威尼斯正在陆沉而已。
　　默纳博士认为，IPCC的研究带有严重的误导性质。该委员会声称全球海平面每年上升2.33毫米，但其实2.33毫米的数据只是在香港录得的水位上升数字，而其人造卫星取得的数据却没有显示水位上升的趋势。另外，默纳查过IPCC最近发表的两份报告，赫然发现有份撰写报告的22名学者中竟没有一个是海平面专家。

     此外，报载，英国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电脑近日遭黑客袭击，1000多封过去10年往来与英国和美国的气候变化高级研究人员的邮件和3000多份文件被公开在互联网上。“一些邮件和文件内容显示，在过去几年中，科学家夸大了人类对全球气候变暖说产生的影响，一些科学家还操纵这些数据。”

    显然，一些科学家现在也不超脱了，他们都在按照统治者或利益集团的指令，利用科学家外衣和所谓的科学数据，编造谎言，欺骗世人。

                                                                 走台记

       上月某日，第一次有幸亲赴北京参加某民主党派中央会议，主要是去领奖——本人所在的区委，获“参政议政先进集体”称号。

    地点在国谊宾馆——这是国务院第一招待所的简称，据人力资源部网站介绍，国谊宾馆始建于一九五九年，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宾馆前身为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至今仍属“事业单位”，中央机关特级宾馆。

     该“事业单位”大门口警卫肃立，出租车都只能停在马路对面，不准开进大院。

    会议报到后接通知，晚上不要外出，7点钟要“走台”。

    “走台”是一个甚少见诸媒体有中国特色的会议内部专有名词。其要旨是：凡属领导出席颁奖、接见并与代表合影的重要会议，大会会务组一定要在前一天召集拟上台领奖的代表，在会场进行“走台”预演，以免第二天正式颁奖或接见时出现不庄严不隆重不肃穆的场景。这种“走台”，与模特儿走T台迈猫步完全不同，大家走的可是主席台，迈的都是正步！

      会议颁奖，主席台如果端坐10个领导，有100个获奖者领奖，会务组就一次安排10个获奖者上台领奖，分10批领完。

    领导根本不认识获奖者，他的动作，只是从礼仪小姐手里接过奖牌，双手递给前面的领奖者即可。

    如果不预演不走台，一下子几十个获奖者争先恐后挤上主席台，那就乱套了。

    换言之，如果大会采取叫号上台领奖，那首先要给领奖者编号，然后给主席台领导编号：“请1号到10号领奖者上台，1号领奖者对一号领导，2号领奖者对二号领导，依此类推......”这也一定造成会场大乱。

   所以，必须走台预演。

    会务组长充任导演，领奖者和会务组成员、宾馆服务员充当演员。导演按照事先拟定的书面导演提纲，在会场安排领奖者台下集中就坐的席位，通常在主席团左下侧，然后，几个充任领导的临时演员端坐主席台，在“喜洋洋”民乐伴奏下，领奖代表5个一组鱼贯上台，“领导”起立，拿过服务员呈上的奖牌奖状，递给领奖者，热烈握手，鞠躬，领奖者转身，把奖牌奖状捧在胸口，等摄影师拍照后再鱼贯下台。

    第一组上台时，第二组准备，依次类推。

    导演真是煞费苦心，为了显示颁奖仪式的隆重庄严有条不紊，他不仅规定了领奖者左上右下主席台的次序，还在主席台的红色地毯上贴了5条与领导座位对应的胶带纸，以便领奖者对准站立，而且，还规定了领奖转身后手捧奖牌在胸前的位置，不要太低贴在肚子上，也不要举过头顶和遮住自己的脸，更不能挡住领导，等台下摄影师闪光灯闪过后伸手示意，再依次下台，下台后也有专门路线——不要乱走影响会场气氛，大家走到最后一排，再回到自己位置。

      每个领奖者还发了一份书面领奖程序，包括注意事项，方框标定的本人座席等等，细致入微滴水不漏。

     排演中，会务组一成员告诉我，北京市获奖代表因故未出席今晚走台，他与我同一组上台，务请本人明天上台前，把今天排练的顺序和其他注意事项转告这位代表，以免出错云云。

    排演中，导演强调，万一领导发错奖牌千万不要当场交换，散会后由会务组安排交换。

    这次走台排演整整用了近2个小时，等到所有细节都完美无缺，等到所有领奖者都已经形成条件反射，才结束。 

    那天晚上，有幸受过中央领导接见合影的某省代表告诉我，今天“走台”还算顺利的，遇到胡哥温总接见合影的大场面，上千代表要提前4小时入场，反复排演，导演往往连嗓子都喊哑。

    我忽然想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走台就是国庆60周年阅兵预演，连续多个深夜，检阅部队和装备倾巢出动，在天安门前长安街铁流滚滚，场面极为壮观，一直练到0秒误差，才结束。

   第二天上午，举行颁奖仪式。

    我们按照昨天走台预演程序，在“喜洋洋”乐曲声中和频频的闪光灯下，鱼贯上台，与领导亲切握手，寒暄，鞠躬，接过奖牌，转身，把奖牌不高不低地捧在胸前，面露幸福的感恩微笑，闪光灯亮过，摄影师打出V字手势，再依次下台归座，大家基本做到“0秒误差”，皆大欢喜。

   唯一的遗憾，是某些获奖者奖牌举的位置不整齐划一，有的斜了30度，有的捧在肚子上，有的抓住奖牌的上沿而不是“手捧奖牌”，颇影响观瞻和照片效果——昨晚走台，总导演显然忘了这个重要细节，应该在每个获奖者衣服上划一条奖牌位置标准线！             

    按照英国女皇的接见仪式或颁奖典礼，那就更森严繁琐了。被接见者受勋者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背对女皇，只能面对女皇倒退行走的。幸亏，俺们的礼仪规范中没有这一条，否则，每个获奖者身上都要装个倒车雷达，时时提醒不要因倒走从主席台上一个跟头滚翻下台，颁奖典礼变成武林大赛了！

    奥运会似乎不进行颁奖走台啊，我想。大概因为奥运会无法预测谁是获奖者，总不见得为颁奖仪式的整齐划一，要求全体参赛运动员在鸟巢走上3天台吧？   

             “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技术优势会让给原先十分落后的欧洲呢”

                                                ---读《枪炮、病菌与钢铁》有感

                                                                           一

     说来非常惭愧，公爵老弟潜心阅读并认真写读书笔记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国内早在2000年就翻译出版，我当年买了放在书橱内，忘了看了。

    见公爵老弟的读书笔记，立刻想起自己仿佛也买过此书，遂搜寻书橱，果然发现蜷缩在一角。立刻拿下恶补，看了整整2天，终于看完。 

   作者加德雷戴蒙德，确实博览群书并在太平洋群岛与土著长期生活，因此能够从比较文化角度和历史角度审视环境与自然界对一个民族的进化、对一个国家和地区兴衰盛亡所起的决定性影响。

     通观全书，作者确实花了巨大的研究精力和进行十分广泛而细致的资料考据和引证，并以此作为论据，来验证自己的观点——但我觉得资料太多太琐碎，而且书中经常重复引用，有点啰嗦，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另外，由于作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缺乏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因此一些结论也似是而非。例如，在《后记》里，作者对明朝郑和7次下西洋的经历，作如此评价：“为什么中国船只没有在达伽马之前绕过好望角并在欧洲殖民？简而言之，为什么中国把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让给原先十分落后的欧洲呢？”

他把原因归结于“中国朝廷上的两派（太监与反对他们的人）之间发生的权力斗争。”

这种结论是非常肤浅而且完全站不住脚的。

   郑和下西洋与中世纪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率领船队进行地理大发现和征服新大陆，开拓殖民地的目的完全不同——郑和下西洋追求的是向四方蛮夷宣扬国威、“敷宣教化”，和为明成祖朱棣完成搜捕据称流亡海外的政治死敌建文帝的“政治任务”，根本没有去发现新大陆、征服别国、开拓新海外殖民地的任何想法。

    在我国封建王朝鼎盛的秦、汉、唐、宋、元、明和清朝前期，中国都是全世界最发达、最强盛的国家。多少世纪以来，支配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观念建立在儒家学说上。在中国人看来，宇宙是一个清一色的整体，万物万事都按照精确的强制性的等级顺序（天地君亲师、士农工商）排列，皇帝就是天子，乃上天之子，凌驾于文明社会顶峰的天子，对天下所有国家都承担着家长的角色，因此，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内政和外交是没有区别的。同样的儒家礼仪确定了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决定了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关系。

    距今3000多年前的诗经里就已经宣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世界都是天子的领地，皇帝理论上就统治着整个世界。既然皇帝是全世界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就遍及文明社会和蛮夷之地，王朝是天朝，皇帝是“天子”——全世界本来就是我的，为什么还要去“征服”呢？天朝周边蛮夷骚乱或入侵中原，或者发生内讧，就需要中央政府派大军去讨伐，讨伐平叛完成，周边蛮夷只要继续臣服和纳贡——向朝廷缴纳一些土产——天朝就可以与蛮夷相安无事。

   古代中国自认是全世界最发达的文明社会，周围不懂中华文明的民族和国家就是“蛮夷”。蛮夷只有学习中国的利益和语言文字，才能够融入中华世界之中，帝国的中央政府和周边国家、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由纳供制支配。这些纳供国家对优越的中华文明的承认，体现在他们定期向朝廷派遣使节、进贡礼品。而中国皇帝为了表示对纳供国家的仁慈关爱，以及维持各民族和平的方式，就是赏赐礼物。而且，与纳贡相比，皇上的赏赐往往大大超过纳贡品的数量和价值.

    这种关系，在封建王朝强盛的时候能够长时间维持，一旦封建王朝衰落，“蛮夷”强大起来，就发生蛮夷入侵，匈奴、鲜卑、蒙古、女真都对中央王朝进行过挑战，两次入主中原。

    十七世纪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进程，欧洲日益强盛，资本要向全世界扩张。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国纷纷在全世界寻找殖民地和开拓市场。

    18世纪初期的中国，康乾盛世，欧洲国家派遣使节到中国，当时的清朝仍然认为他们是蛮夷到中央王朝来纳供，在皇帝接见使节时，要按照中国礼节对皇帝“三跪九叩”，摆足了中央大国的架子。

     中国的长城，正好位于宜农宜牧地区的分界线，正好与地理学上的0度等温线和400毫米等降水线平行，这绝不是巧合而是中国人根据客观自然环境依势建造的——长城的作用，主要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

    历史上几次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大规模南侵——汉武帝时代的匈奴，宋朝的金和蒙古族，以及明末的女真，都是由于当时遭遇持续数十年的全球气候变冷“小冰河”时期，长城以北的草原牧区，因气候变冷寸草不生，游牧民族出于生存需要而大规模向农耕地区进军，引发了大战。

     中国的王朝如果正处于强盛时期，就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例如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的讨伐匈奴；

    王朝如果耽于安乐或恰逢王朝内讧，加上中原遭大灾，百姓流离失所“易子而食析骨而爨”，“盗寇蜂起”于是“境外敌对势力”乘隙而入，汉族就大败而灭国——元朝和清朝就是典型例子。

   中国人历来对蛮夷的领土没有强烈需求，因为中原大地，对自给自足农耕社会而言，能够满足需要。

   俄罗斯的贝加尔湖畔，至今还有汉朝长城遗迹；唐朝写“滕王阁序”的王勃，曾任“交趾县令”——这交趾县，就是现在包括越南在内的整个中南半岛！

        因此，郑和下西洋，不是“大明帝国”派郑和去南洋群岛和东非抢劫征服那里的土著占领那里的土地，而是去扶贫送东西，体现天朝领导人对边远蛮夷的关怀和慰问的。

   由于郑和船队巨大，“宝船”200艘，人员达3万，每次都带了大量的珍贵礼品去免费发送，这种极大开支，对明朝政府的财政而言是难以承受的，而且只有远期“社会效益”毫无经济效益可言，7次下西洋持续29年，建文帝依然无影无踪，明成祖朱棣失去兴趣，加上国库空虚，朝廷许多官员反对这种劳民伤财的行为，下西洋就突然停止，而且毁弃了全部造船和航海资料，辉煌一时的三宝太监下西洋，就永远成为后世中国人和南洋群岛土著津津乐道的历史典故和趣事逸闻了。

                                            二

     中国文化是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大河农耕文化”，延续了5000年。其特点是依托大江大河——黄河长江，利用丰沛的水资源进行灌溉，发展农业。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研究过，大河农耕文化的特点一定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古代的印度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都是如此，这是由农耕社会的生产特点决定的。

   如果沿长江黄河流域有几十个小国割据，上游的小国筑堤断水，下游的国家庄稼无法生长，国家就一定无法生存，于是必然就通过战争，经过兼并，走向统一。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发展最早也是最发达的国家，但中国的自然环境禀赋远远不如美国、加拿大和非洲，戴蒙德在书中也有多处谈到。

    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动工建造了宏伟水利工程都江堰，解决了整个成都平原的灌溉问题，“天府之国”的富饶一直延续到今天。请注意，这是水利工程而不是帝王陵墓——那时的埃及，还在倾全国力量大造根本对农业生产无关的金字塔。

    原产中国的农作物——大米、大豆和多种多样的蔬菜水果，以及各种驯化的家禽家畜使得中国的农业在古代一直领先于全世界。在农耕社会，中国长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超级大国，宋朝的GDP，占全球三分之二，康熙时期，还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远远超过美国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地位。
    问题是中国的农业太发达，延续了太长的历史，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不需要发达的商业和工业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对商和工是历来鄙视的——社会阶层排序历来是“士农工商”——直到今天，有几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去当工人？其次，农耕社会靠天吃饭，因此传统的技术和生产方式难以创新和变革，因为这要冒极大的风险，所以农耕文化强调传承而鄙视创新，恪守礼教而反对改革。

   而欧洲，只有莱茵河与多瑙河两条流量和流域面积远远小于长江黄河的河流，因此，戴蒙德也承认“中国于公元前21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并从那时候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维持着这种局面，相比之下，欧洲始终与统一相隔十万八千里，14世纪时它仍然分裂成1000多个独立小国，20世纪80年代减少到最低限度的25国，而现在就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又上升到将近40个国家。”

    而中国从古到今，都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这就决定了文化的大一统、思想的大一统、生产方式的大一统，大一统国家，除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宗教、文化，其他的“异端思想”是没有生存环境的，因为这将危机王朝的统治。

    历史上几次“变法维新”——商鞅、王安石、戊戌变法都以失败告终，说明了这个问题。
     欧洲遍布小国，在物产方面不可能“万事不求人”，因此必须进行跨国贸易例如用小麦换葡萄酒，用棉布换奶牛用奶酪换食盐，贸易发达，商品经济繁荣，就会推动工业发展，没有商品没有贸易，工业就一定非常落后。

    而且贸易的前提是契约---交易双方必须讲信誉必须平等，必须信守合同，因此相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森严社会等级而言，古代欧洲比古代中国更容易产生平等自由等理念，不同民族的思想也容易交流并融合，创新的环境比较容易形成。

     欧洲的领先，还有以下几条原因：

    1、地理环境决定
    欧洲多平原，因此各民族的交流、贸易、征战和掠夺也频频发生，这就使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容易碰撞和融合，产生新的思想和技术，最终变成生产力；
    而中国，西部的诸多山脉，阻断了欧洲人与中国人的交流甚至战争，旅途遥远艰难的丝绸之路，往往都是奢侈品贸易，仅仅满足皇家贵族的需求，而绝非一般商业贸易。

    中国的东部南部是大海大洋，根本无法与对岸的民族进行交流，郑和下西洋是朝廷的政治任务，而绝不是开创一个向海外拓展的新时代。
  2、长子继承权
   　中世纪的欧洲实行只能由长子继承不动产的制度，一般来说也就是使长子能够获得遗产中最大份额。这是从贵族身份地位的继承发展而来的制度，当时各级贵族身份地位的继承都是长子继承，而当时贵族都有一块领地，这块领地都附带有为上级领主出征、贡赋之类的义务，为了防止这些义务被分割、甚至被落空，因此强调“封地不能分割”原则。欧洲的长子继承权，决定了家族中只有长子才能够继承全部财产而次子们是两手空空的，于是，次子们只得离家外出，或参加十字军征伐，或离乡背井去新大陆谋生。而中国，继承权是儿子们均分的，因此次子们都等着分老爷子遗产而绝不会离家开辟新天地。

   欧洲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得到飞速发展，而中国，还恪守农业社会的一切规则，我们首先发明的许多改变世界的重大科技成果例如指南针，被用来看风水，火药，用来做爆竹焰火，活字印刷，用来印四书五经，这些成果欧洲人学去后，指南针用来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火药用来做枪炮，推动欧洲进入热兵器时代，活字印刷用来推广新的哲学思想普及教育和推广科技成果——当整个欧洲进入工业化时代，中国还是农耕社会，直到19世纪末，还在对西方的科技和工业斥为“奇技淫巧”——这样，中国就开始落后挨打了。

                                       三

    中国农耕文化的特点是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

     上世纪60年代年我插队的璜陂村就是典型。璜陂离县城40公里，非常偏僻，抗战日本人占领县城，也没进过村。

     全村84户，240人，拥有1900亩水田和几万亩山林，村边有一条很大的山溪，水资源是充沛的。

    农民生活所需要的的一切，都可以就地自给自足，所有现代工业产品都可以舍弃不用：粮食是1900亩水稻所产，交了公粮还自给有余，除了吃饱饭，剩余粮食可以喂鸡喂猪，还可以自己做酒，动物脂肪蛋白质，由农民自己饲养的鸡鸭猪狗牛和河塘里养的家鱼——青草鲢鳙解决，食油非常富裕，满山的茶籽树；造房子的木料山上砍树，砖瓦自己烧窑；农民自己种棉花纺纱织布做衣服鞋袜，陶制容器——水缸、坛瓮也能自己烧制，铁制农具，可以用废铁旧农具请铁匠打制，晚上照明用菜油灯，洗衣服用皂荚、茶籽饼和草木灰；有人生病，满山的中草药加上村里懂医药的老农民————维持农耕生活，这些足够了。只有盐，必须从外面购买。

   1969年中苏交恶，全国备战，上面也要璜陂村备战备荒，全村老小整整讨论3天，最终得出结论，万一打仗，也轮不到这里，如果外面封锁，村里别的都好办，只有盐——当年国民党五次围剿，这里是边缘地区，盐被国民党控死，进不来，结果盐贩子贩运私盐进来，要4斤茶油换一斤盐，而且里面还掺了石膏——老表们就怕没盐。

    最终的结论是，买3口巨大的缸，存几千斤盐，维持五六年没有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农村的缩影，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

   这种社会形态，商业是不发达的，镇上平时非常冷落，阴历逢二五八十有赶集，才稍稍热闹一些，四周农民们把家里富余的米糠、鸡鸭蔬菜辣椒拿去集市卖，换钱买煤油、盐、棉布、肥皂。

    一直到80年代，镇上没有工业，只有一家铁匠铺、一家商店、一个邮电所、一个木家具作坊，一家诊所。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一切都是按照传统习惯行事的，何时播种插秧何时收割，何时过年何时嫁娶——如果不是外来的因素和强大力量进行强制性改变，例如“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等，农民根本不存创新动力或自己进行任何改革，他们绝不会想到去经商、发展工业，造船去拓展海外殖民地或发动战争。

    而且，中国人非常聪明，通过儒家的“三纲五常”、“男女授受不亲”、“万恶淫为首”等封建伦理和习俗、族规来实施禁欲主义，控制人口的无节制增长--古代社会没有避孕手段，男女一旦因爱苟合，非常容易产生爱情结晶诞生下一代，因此，在中国农村包括璜陂，对年轻男女非婚的各种示爱行为包括性行为是严格禁止的，偷情男女被抓住，解放前要游街示众甚至私刑处死——这就制止了大部分情况下的年轻男女的偷情行为，也就杜绝了人口的无序增长。 

     这对农耕社会尤其重要，以璜陂村为例，如果人口短时期无序激增，全村所产粮食就养不活这么多人。璜陂村在很长的历史上，人口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常数。70年代后的人口增加，是因为袁隆平教授研究出杂交水稻，大大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1968年到1998年的30年间，璜陂村土地面积减少了700亩——那是政府强制要求划归新安江水库库区移民的，但粮食产量提高了5倍，人口却仅增长一倍。

   村里的宗族（公社化以后变成生产队，改革开放以后变成村委会），是统治和管理全村人口主要的行政力量，包括每年的收益分配、春播秋收和冬季农闲小型水利工程的维修和冬耕，以及某些公共设施例如祠堂、大礼堂、村道的投资建设，都可以自行决定，而生产队长或村长，通常都由村里比较有威信，比较具备领导素质的本村佼佼者担任。

  这种形态，中国的农耕文化，如果没有外力干涉，可以长期存在或延续————放大到国家层面，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我们是不会改革更不会创新的，因为不存在创新动力。

  有关这方面情况，我写的插队系列文章如“眼镜的故事”、“偷涵管”等，有更详尽的描写。

     换言之，如果没有外来人通过侵略强制进入中国，我们这种社会形态还可以存在许多年。

                                     四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是英国著名科学家，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李约瑟爵士提出的“李约瑟之谜”。

   其实，原因很简单，由于中国古代是中央集权制的农耕社会，中国古代代表当时最高生产力和工艺水准的产品都不是商品，绝不会工业化生产和进入市场，都是只供帝王享用的，百姓如果使用，那叫“僭越”，要杀头的，所有产品都是皇家作坊里的单件单批工艺品。

     由于为帝王服务的产品都是非工业化生产，因此没有技术规范技术标准工艺流程和文字数据记录，全凭技艺高超的某些天才工匠的奇思异想。一旦工匠或艺术家去世，某项工艺或技术就一定失传，例如秦始皇兵马俑坑的铜车马、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麻沸散、三星堆文物以及各代的官窑，甚至文学艺术作品，鲁迅为什么说“好诗在唐朝已经做绝”？

    还有就是兵马俑。 汉朝也有兵马俑，在徐州，我去看过。那是一群身高仅尺余的侏儒，其气派和阵势与前朝相距何以道里计！最发人深思的是，这些高度发达的工艺和技术，仅仅成为帝王的玩物，从来不会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由于皇室御用品非工业化、非市场化、非商品化制作，常常失传，后世人因此始终无法企及前朝一度达到巅峰状态的的工艺水准和质量标准。这就是中国人经常说到的“空前绝后”。

    皇家御用产品如此，推而广之，中国历朝历代的许多天才发明，无不如此。而西方人，把从天朝传入的指南针用于航海，发现了新大陆，攫取了全球巨额财富，完成了原始积累；火药则用来生产热兵器，以坚船利炮打败了一度称雄世界的中华天朝；活字印刷和造纸术，更广泛用于科学教育的普及，西方在中世纪文艺复兴后，经济与社会整整持续发展了500年。     

     回过头看，到清朝为止的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一直向前发展的，经常徘徊甚至倒退，秦汉唐宋元明清，能说后面的朝代包括哲学体系、统治理念、疆域、文化艺术、经济与社会发展、国力强盛程度等等等等，在各方面都一定超越前朝吗？为什么后世中国人都会对秦汉唐盛世充满艳羡、无比怀念？

     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就是一个封闭的圆圈——从秦朝到清朝的近2000年间，中国社会发展并未前进一步，包括哲学观念、思维模式、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有专家考证，1949年我国的粮食平均亩产量，低于西汉时期！

      只有到了20世纪，西风东渐后，中国社会才开始打破封闭，逐渐走向真正的脱胎换骨的发展。

     这就是我对李约瑟之谜的解答，也可作为对本文题目的解答。

                                     标签广告学

     早晨，步行上班路过南京路。

    一家知名酒店大门口，2丈高的彩色广告牌赫然醒目“××先生珍藏国石展”，上面是各种印章的彩色照片。

    我有点纳闷，印章展览不就是田黄鸡血寿山巴林加黄金白铜陶瓷象牙牛角有机玻璃么？何来“国石”一说？

   进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进行网络词典查询。

  “百度百科”是新近出现的网络词典，与辞海的最大区别是与时俱进不断扩容时时更新——辞海收集的词汇，都是在辞海编辑部截稿以前的名词。例如目前最新的辞海是1999年版本，因此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山寨粉丝雷囧超女国石之类的名词，绝对不可能收录。

    “百度百科”里对国石的解释是：“国石通常是一个国家人们喜爱的或具有优异特性和重要价值，或是在该国出产和加工方面具有物色的宝石或玉石，例如南非的钻石和斯里兰卡的猫眼石就被命名为国石。同许多国家已经选定命名本国的国花和国鸟一样，世界上已有近40个国家有了自己的国石，中国目前只在进行“国石候选石”的讨论，并没有最后确定哪一种宝石为国石。” 非常简明扼要。

    显然，又是一起标签广告学的典型案例。

    中国流行标签广告学——这是本人首创的名词，百度百科尚未收录。

     何谓“标签广告学”？

    标签广告学又称头衔广告学，这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产物。

   在中国许多商品的外包装或铭牌上，以及各种媒体广告上，除了商品名称和商标，都会加上一些来头很大的标签，如××奖、××特供、××会指定用××之类，其中最大的来头，就是“国”字头标签。

  这是中国人始终挥之不去的封建“皇家崇拜心理”在当代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从前的“御赐”、“皇封”、“贡品”、“御用”，在中国百姓心目中，都是天下第一等好东西，因为皇上连喝的水都是玉泉山上的御井里打来，茶叶都是皇上亲自御封的龙井村18棵茶树上摘，吃的米是皇封御田所产，或者就是各地方官员搜刮当地最好的特制土产和熊掌猩唇驼峰飞龙，进贡给皇帝尝鲜，绝对不是引车卖浆者流能够染指沾边有资格品尝的，因此，民间就把与皇族相关的各种生活消费品包括食物饮料，与极品、尊贵、珍稀联想在一起了。

    辛亥革命以后，封建王朝倾覆，但传统的皇家崇拜心理依然存在至今，再把某些东西称为皇封御赐，太不合时宜，于是，换一种称呼，“国”字头的标签应运而生。

    例如“国酒”。

    茅台酒是贵州的一种地产白酒，清末民初还汲汲无名，是红军捧红的。

    红军长征路过赤水，在茅台镇休整，全军上下畅饮了几天几夜茅台，后来全国解放，许多开国元勋红军将领对当年的茅台记忆犹新，于是国庆、建军节和外事接待都喜欢上茅台——这仅仅是一种群体性偏好而已，但酒厂就抓住机遇，自封茅台为“国酒”。

   当年红军长征路过云南宣威，在那里休整数日，宣威产火腿叫云腿，红军将士在宣威大啖云腿数日，临走，每个战士还背了一大块火腿上路。

    非常有意思的是，后来宣传红军长征，主要强调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皮带的走麦城经历，其实长征途中，许多时候红军的日子过得挺滋润的，都是大碗酒大块肉，包括喝茅台嚼云腿，但都被刻意省略了。——当年插队时，村里的的前红军老兵亲口告诉我，他是背着多大一只云腿撤离宣威的。

     云南人老实厚道。尽管很多长征将领解放后对云腿念念不忘记忆犹新经常品尝，尽管国宴上也经常出现宣威火腿，但云南人从未把宣威火腿称为“国腿”的。

     有一家酒厂，见茅台自封国酒，于是把考古发现的老酒窖，自封为“国窖××××”；

    还有就是，国字头不敢标，就标“国宴用×”，以示其曾经上过金銮殿；或标“特供”，暗示中央领导享受的东西就是当年皇家水准。

     等而下之的酒厂，想起从前可能有落难皇帝逃难路过本地，就打出“迎驾”标签——一看到这名称我就反胃，活脱脱一副跪地奴才嘴脸——迎驾，你敢站着迎吗？——他们其实在暗示，这也是天子亲口尝过的好酒哦！

    皇上吃过的一定是好东西？这倒未必竟然。——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打进来，慈禧率皇室和文武百官仓皇逃出北京，落难到山西某县城，那里的居民早已倾城出逃，只有县令一个人守着空衙门，手头只有几个玉米窝头，几只咸蛋和一些咸菜。县令遵旨迎驾，跪奉玉米冷窝头、咸蛋咸菜，慈禧饿了几天，这些东西被她就着凉水狼吞虎咽顷刻而尽——这也是迎驾之物，皇太后亲自吃过的，能上“特供”么？

        如果在国宴上出现过的东西，都可以自封“国×”的，那倒非常精彩纷呈了——首先是调味品：国盐国醋国糖国酱油国味精，然后是主副食品：国米国面国油国肉国鱼国虾国蟹。。。。。。

    幸亏，许多荣幸地被选为国宴用×的厂家和农场，比较实诚，他们没有以此招徕，否则，各地超市和农副产品市场，“国”字头标签的鸡毛菜臭豆腐山药蛋一定满天飞的。

    这里，厂家和商人故意混淆了“国”字的概念与内涵。

   在大部分场合，以“国”字冠名的，都是约定俗成的中国人普遍在使用的一种规范、标准、制度或公共产品，以及代表国家的各种符号，例如国标，就是国家标准；国有，就是国家资产；国语，就是普通话；国道，就是国家公路；还有就是国旗国徽国歌。

   不是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自己冠以“国”字标签的。

   例如国酒。按照常理解释，相对洋酒而言，国酒就是用中国传统工艺在中国生产的各种酒类，何以变成了茅台酒垄断的标签？

    “国石”亦然。

     到今天为止，“国石”是什么都尚无定论，何来“国石”展？ 

       部分中国人做广告，老喜欢打标签炫耀头衔，动辄国字头省字头，这是自己心里內怯的表示。

    真正的企业有好产品好销路，根本无需打任何字头贴任何标签。

      例如联想电脑，从中南海到基层乡镇，全国都在使用，他们会把产品自称“国脑” 吗？

                                “主旋律”重新开始奏响

                                            ————2009年上海艺博会

                                     一

      第13届上海艺博会于9月11日——13日在虹桥世贸商城举行。

     从第一届开始，每届我都去参观。

    今年整个国际艺术市场似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出迅速萎缩的态势，不少海外画廊或是歇业倒闭，或是紧缩开支，减少赴外参展。上海艺博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前些年，参展的国外画廊和本土画廊租用的展位面积几乎旗鼓相当，但今年全部126家参展机构中，中国本土画廊占据了96家。还有不少国外画廊采用“团购”方式，合伙聘请中国画廊代理参展，以减少开支。  

    我的朋友，台湾晴山艺术中心的陈君，今年也缺席了。

   总体感觉比较萧条，不复前几届观众摩肩接踵的场面。

  展馆大门口安放了法国艺术家奥瑞.李科制作的两只形象欠佳的金银巨狗，据称这两只狗的主题是“这就是爱”。

    这位法国佬深通中国俗文化，披金戴银——哪怕是狗，也是很入世很迎合中国市民口味的。

明年艺博会，可能会出现金牛金熊猫银龙银老虎了吧？

        展览共分6个展区，面积颇大。

      细观作品，真正能够引起兴奋的感动的震撼的沉思的凤毛麟角。

     许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依然拾人牙慧。

下面的这幅，其实就是米勒的“拾穗者”的拙劣克隆，把背景换成天安门而已。 

    作者陈锦芳，台南人氏， 号称“后现代艺术先驱”、“五次元世界文化观”创始人、当代“新意象派”世界领军人物。

      头衔十分玄乎，会吓晕吓傻大陆一批半瓶水评论家。

       但是，是骡子是马，要牵出来遛的，看其作品，整一个风马牛杂糅。

这使我想起文革中8个“革命样板戏”，当年上海文艺界是旗手江青的根据地，一些趋炎附势者“创造”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弦乐四重奏“海港”，然后全国群起仿效，沪剧淮剧扬剧甬剧汉剧评剧锡剧粤剧赣剧黄梅戏花鼓的戏样板克隆版戏纷纷出笼，但唱词念白不能更改一字，因为这是钦定版本。

   四人帮十分得意，中国的文艺戏曲百花齐放了！但老百姓的耳朵苦不堪言，他们的业余生活，文革十年，就是8个样板戏以及各种翻版在耳边聒噪。

    这幅画，就是当年的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而已，用钢琴演奏西皮流水二黄等京戏过门，然后刘长瑜钱浩梁——一个花旦一个花脸字正腔圆地大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谢谢妈”。

      下图是米勒的原作“拾穗者”

   让·弗朗索瓦·米勒（Francois Millet,1814-1875）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以表现农民题材而著称的现实主义画家。他创作的作品以描绘农民的劳动和生活为主，具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他用新鲜的眼光去观察自然，反对当时学院派一些人认为高贵的绘画必须表现高贵人物的错误观念。米勒在生活中发现了平凡的劳动者的诗情画意。他笔下的农夫疲惫、穷苦，是终日操劳的贫困者，衣衫槛楼，肌肤黝黑，佝楼的身躯，粗大的手掌，这便是米勒的美学。

。

     恶搞蒙娜丽莎，始作俑者是西班牙画家达利，他给蒙娜丽莎上唇添了两撇达利式八字胡，这在20世纪20年代，也算创举，因为自从达芬奇创作蒙娜丽莎后的400年，没有人尝试过。 

   但是，第一个把女孩形容为鲜花的是创造，后来再跟着唱“姑娘好像花儿一样”，是嚼人家嚼过吐出的口香糖。

    从达利开始，就一发而不可收拾，群起而仿效，最近几年网络上，这种恶搞蒙娜丽莎画作，多如牛毛。

但是，网友恶搞，那是一种娱乐，他们从来不会自封“后后现代”、“囧意向”、“雷粉丝”，并在全世界炫耀招摇以此图名牟利的。

                                这是非典蒙娜丽莎。

                                    戆豆蒙娜丽莎 

                             网络红人小胖蒙娜丽莎              

    这次艺博会上又看到一幅“五次元世界文化观”大师的蒙娜丽莎，与小胖蒙娜丽莎相比，差远了，形象呆滞木然，连幽默感都消失殆尽矣！ 

     而且，“五次元”大师竟然沦为与网友随意恶搞同样的业余水准和层次，我为大师汗颜！

    可能是观众太感到审美疲劳和厌倦，历届艺博会占据统治地位的光头、绿狗、大嘴、带血的太湖石和神色呆滞的合家欢总算少了，但是，鲜见佳作。

   这幅画，把一堆毫不相干的人物凑在一起，雷锋居中，作者大概意图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掀起全世界学雷锋热潮，来一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全球化吧？

     偷懒、投机取巧、抄袭、恶搞、以丑为美，几乎是中国现在的艺术界的流行病，许多人嗜痂成癖而且乐此不疲。

 这幅颇像饱受性虐待的“性工作者”写照。 

  前年，有个外国现代派艺术家用白金和几万颗钻石做了一个骷髅，结果被暴发的石油富豪用数千万美元高价买走，与那个骷髅的用材相比，小巫见大巫了不是？

                                       二

这次艺博会，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主旋律”重新奏响。

百度词典上对“主旋律”的解释言简意赅：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影视作品或其它文艺作品。通常由统治阶级主导宣传。

前12届艺博会，从来没出现过主旋律，这次隆重登场。艺博会共6个展区，其中整整一个，占总面积16.7%，是“军旅名画家专题展”。

   下面这幅巨画，显示2007年2月1日，总书记访问非洲七国，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慰问我国的维和部队官兵以及非洲受苦受难阶级兄弟画面。

    我从网上查阅了当天CCTV的电视报道，总书记到了维和部队营地，检阅了维和部队并与干部战士在宿舍座谈，但旁边并没有非洲人围观簇拥。图中右下侧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吉普，非常醒目地挂着八一军旗，不知联合国维和部队是否允许参与维和国家的部队悬挂本国军旗？

     网络上的无数照片显示，维和部队车辆，全部白色，上面有醒目的联合国标识UN英文字母，但没有看到任何一辆汽车装甲车悬挂联合国旗帜以及各国军队军旗的。

   下图是新华社记者在蒙罗维亚中国维和部队营地拍摄的现场照片。                

     主旋律强调宏大气势，这在四十年前的主旋律油画上常见到。

    这幅画面是我国国产169号“武汉”驱逐舰访问美国的场面，舰桥高耸入云，确实极为壮观。

     但是，见到过兵舰的人都知道，画面上画的好像不是驱逐舰，而是密苏里级别的战列舰，因为武汉舰在这幅画里的高度，远远超过里根号航母。

    这可能是我缺少学习少见多怪或健忘了，因为无产阶级文艺作品，都必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润之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着重提到过。

这是武汉号导弹驱逐舰访美照片，对比一下，一目了然。 

    这是武汉号访问美国的同一题材油画，画面是我国舰长访问美国某型航母。

睽别已久的政治宣传画。

比60年代的宣传画，无论色彩、人物造型和构图，都有了长足进步。

   爱国主义主旋律题材巨作也不少。这是一幅长近8米的郑和下西洋油画组画。

    在世风日下的现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主旋律确实应该弘扬，但必须实事求是绝不能胡编乱造，尤其是写实作品，否则，主旋律就变成滑稽小品了。

    例如当年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油画，堪称传世名作，非常可惜，油画刚完成，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成为阶级敌人，董希文只得把油画上的高岗涂掉，后来到了文革，刘少奇下台，于是又改油画，把刘少奇换成董必武，几经折腾，这幅油画面目全非矣！

这是开国大典原作，毛泽东背后，右起第一人是高岗。旁边银须垂胸的是沈钧儒——当年的民盟主席。 

这就是第二版“开国大典”，高岗消失了。

    文革版《开国大典》，毛泽东身后朱德右侧的刘少奇，被改成董必武了。

     还有就是王式廓的一幅著名油画：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文革中，有个叫李瑞祥的年轻画家，奉命创作，变成了林彪毛泽东井冈山会师。

  已经是21世纪了。我们的主旋律画家艺术家为什么几十年积习难改呢？

                                           三

从一楼到三楼，匆匆逛了一圈。

发现艺博会似乎变成了工艺美术品展销会。

这是某外国饰品商，在做女用饰品挂件和服饰展销。 

景德镇的陶瓷工艺品，卖的不错。

这些特殊题材的瓷板画，已经成为古董，当作工艺品出售，年纪大的人都记忆犹新，想当年，要买，都只能说“请”的。

       一些××轩××斋，拿出若干已故国画家作品。

       媒体拼命鼓噪这些国画“巨作”的身价，称是今年艺博会的一大看点。

       但这些以轩斋命名的画店老板们，着眼点和媒体记者炒作点兴奋点关注点在于现场斗富，这些画的身价每幅已达到多少百万，合计达到多少亿，给人感觉根本不是在展示作品，而是在展示存折。

    总共花了2小时，走马观花地看完的第13届艺博会。

  回家路上，忽然想起润之名言：“思想文化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   

 艺博会亦然？ 

中华文明已传承五千年。

但中国并不是一个香格里拉式的世外桃源，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历史学家考据，西周至清末约3000年间，共发生大灾荒5168次，平均每年发生1.723次。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是饥荒的国度。1999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荒史记》作了这样的综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实已无计其数。数千年来，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普遍性。……战争也是造成灾荒的人为条件之一。…中国历史上，掠夺战争相当频繁。……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自然灾害对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最近一次的全国性大灾，是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专家保守估计，中国饿死的人超过3000万。

还有就是战争和动乱。

据统计，中国从公园前2500年到20世纪80年代，4500年间，共发生各种规模的战争超过5000次——仅从从辛亥革命到20世纪末的90年间，发生的全国规模战争就先是北洋时期军阀混战（直奉、直皖战争和其他大大小小军阀之间的战争），然后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台海战争（攻打金门、大陈岛、一江山岛、823炮战）、西藏平叛、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边境自卫战、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从鸦片战争到今年，近代史上中国没有战争，真正持续20多年太平的，是80年代中期结束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以后到现在的这段时间。

动乱有时比战争更可怕。

中国的动乱都是内耗。近代史上，太平天国、义和团、文革是三次最惨烈的动乱，其特征都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中国有句成语叫“兄弟阋于墙”，就是内斗内耗的意思。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法制国家法制社会，先主席润之先生有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句话个个耳熟能详。

政策是什么？政策不是法律，无需立法机构立法，政策是任何行政部门为达到某个目的和需要，可以随时制定、实施或取消的一种时效性极强的强制性条文，其实就是权宜之计。

策略，从褒义角度看就是计策，或曰手段，从贬义角度说就是阴谋诡计，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这从实用主义角度看，确实非常有效，但负面效应也极为明显——中国的许多流行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挤政策末班车”、“红灯黄灯绿灯”理论，都是针对“政策”采取的规避性“策略”。

更严重的后果就是加重而不是消除百姓的恐惧基因。

由于无数代中国人都经历过太多的动乱、战争和自然灾害，以及长期在“政策”环境下生活，因此往往会今天不知道明天今年不知道明年，这几乎成为中国人的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生成方式，核心就是恐惧——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因此中国人的及时行乐，缺乏长期目标，做任何事都争先恐后，也就很容易解释了。因为大家老在担忧“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这种例子实在太多，每个博友都可以举出一大堆。

消除中国人的恐惧基因，需要建立并形成真正的法制社会和长期的社会安定，“不折腾”。

现在的城市里的八0后九0后出现许多“月光族”，与他们父辈的“积谷防饥”“存钱防老”形成明显反差；在公共场合，也较少争先恐后，如自觉排队乘地铁、进电梯，这是好现象，因为他们这一代，生于改革开放后，基本上没遇上大动乱大灾害大萧条大运动，与他们的父辈祖辈相比，鲜有无妄之灾的记忆，他们的恐惧基因，已经大为减少，我认为，这是好事。

恐惧基因在城市里的麻雀身上也得到体现。

麻雀是留鸟，城市麻雀，在屋檐房顶甚至空调室外机筑巢育雏，与人类世代共生。

1958年，中国的麻雀遇到空前的劫难——润之听信所谓专家的谗言，认为麻雀大量吃掉粮食，于是，把麻雀列为“四害”，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打麻雀运动。

当年的孩子，不像现在孩子有电玩随身听自行车和各种玩具，女孩就是跳橡皮筋，“造房子”，从1958年到80年代，男孩主要的玩具就是人手一把弹弓。弹弓打的主要就是麻雀。

结果麻雀真的变成惊弓之鸟，几十米开外的任何人只要对着树上屋顶上的麻雀，做个打弹弓的手势，麻雀就会惊叫一声飞走。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下一代不再玩弹弓，城里的麻雀才逐渐开始消除恐惧基因，敢下地在草丛里觅食——我在《南京路上的小鸟》一文中有描述。

所以，恐惧基因的形成有客观原因和客观环境，消除恐惧基因，也需要具备社会环境。

胡哥的“不折腾”，真是历经磨难后提出的至理名言，中国再太平50年100年，真正实现和平崛起，相信后面的几代人，恐惧基因将真正消除，中国人的争先恐后社会现象，也随之消失了。我期待着。

                                       军警形象

         相机现在人人都有。

       但拍什么照片，却大相异趣。

       最常见的是每到一处，以景点为背景，拍自己拍朋友和家人。

       这绝对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

       还有就是拍摄风光照片，山河湖海名胜古迹，也另有一番情趣。

      我除了拍摄上述两类照片，更喜欢把镜头对准各地风土人情，记录社会百态。

     最近，以“人生百态”为主题，把历年拍摄的各国各地的各种人的各种形象，约数千张照片，分门别类汇集成册。

    “人生百态”影集里，有一个专题“各国军警”，收集了旅游途中自己拍摄的我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圣马力诺、摩纳哥、埃及、土耳其、蒙古等国的军警形象，放在一起看，非常有意思。

           印象最差的是埃及军警。

     据说埃及军警的军服，新兵是穿复员老兵的旧军装，因此，给人的感觉就是相当破旧肮脏落拓，他们的枪支也像当年我们的老八路，都是破枪，站岗放哨懒懒散散，军风懈怠。

这是吉萨金字塔的警察，在无数外国游客众目睽睽之下，竟然在打瞌睡而且还打鼾！

   这位仁兄，在埃及亚历山大街头巡逻，竟然不戴军帽。请注意他的武装带，肩带与腰带连接处早已断裂，他是胡乱塞进去的，他的冲锋枪，弹夹用麻绳捆绑，枪带肯定不是原装，用彩色帆布带吊着。

埃及首都开罗街头的值班警察。旁若无人地非常悠闲地在修指甲。显然，他们的历任警察总监，从未考虑过如何整顿警风警容，也从未想过首都警察，是国家形象的体现。

    蒙古国扎门乌德边境女警察。也不戴军帽，体态过于丰满，斜靠在边检窗口无所事事。

   据说蒙古边警极凶，他们至今还有水牢，去蒙古的中国人如果不知何故得罪他们，就会被他们安排在齐腰深的水牢里免费住上几天。 

    外蒙毗邻二连浩特有个开放城市叫“扎门乌德”，号称外蒙深圳。去年去二连浩特考察，市领导安排边防武警带我们去扎门乌德参观。由于两国边警经常往来，我们就乘坐武警的军车长驱直入开进蒙古国。

   外蒙深圳，还不如外国我国西部偏僻乡镇，整座城市，除了当年苏联援建的几十幢小楼房，绝大部分居民都住沙漠里搭建的蒙古包。可能是怕丢丑露怯，这里不对外国旅游者开放。陪同我们去的武警上尉，可能考虑到不要太刺激他们，脱了军装，带我们去一家熟悉的人家进行“异国访贫”。

   在内蒙，蒙古包早已成为体现民族风情而特意搭建的旅游餐饮设施，里面空调彩电地毯一应俱全。

相比之下，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准，至少差距30年。

同样是女警察，圣马力诺的女交通警，就显得威风凛凛，颇有权威。

这是意大利罗马共和国广场纪念碑的卫士。

他以这种姿态一动不动地站2小时。

     西西里警察。两位老帅哥，形象绝佳。

   西西里首府巴勒莫，街头巡警。他们十分友好，在镜头前一点没有凶神恶煞的样子，笑嘻嘻地留影。

    西西里卡斯特罗小镇“片警”。非常和蔼可亲。

我们的导游兼司机，上路时忘带外套，钱包护照都在外套，车已开出近百公里。他回去拿外套，让我们到附近这个小镇游览。这位片警见到我们，非常热情地招呼，介绍小镇的教堂古堡，并亲自带我们去参观。

   梵蒂冈教廷卫队。

    始建于1506年，由100名天主教徒组成，其中有70名戟士，25名士官，4名军官，1名牧师。全部瑞士人，他们的军服，由米开朗基罗设计，一直沿用至今，可能是全球最古老的军装了。

  巴黎。艾菲尔铁塔广场的法国士兵。年轻英俊健康阳光。

这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奥斯曼皇宫的卫士，个个身高在一米八以上，威风凛凛。几个韩国女孩，可能在她们国内，很少见到如此英俊魁梧的士兵，竟然忘情地围着卫兵跳起舞来。

    下午3点，摩纳哥皇家卫队换岗。几个军官，从皇宫里正步出来，引起游客的惊叹。

    摩纳哥警察。

     德国。从法兰克福到慕尼黑的高速公路发生车祸。数百辆汽车在高速公路排成几公里长队。

     几辆警车救护车从应急通道呼啸而至，急救排堵，同时指挥交通，十几分钟就解决问题。德国警察的高效率，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德国的高速公路是全世界唯一不限速的。德国人开车，很守规矩，没有乱变道或占着外侧车道开慢车或为了超车进入应急通道的，因此，警车可以极为快速地到达车祸现场。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警察。

     他们的警帽没有帽檐。后脑勺有一片塑料做的梯形叶片，非常怪异，警服也毫无特色，犹如工人的工作服。

              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的边防武警。他的背后，就是哈萨克斯坦。

           他脚下，是从上海开始的312国道终点。

 二连浩特边防武警。

               天安门卫士。这是武警换07式军服以前的着装。      

天安门卫士迎着晨曦上岗。

  去年奥运结束后。武警列队跑步进入天安门广场。为了迎接60周年大庆，天安门开始大修。

   我国从1955年开始，军队正规化，全套苏式装备，连军装也是苏式的，军官授衔，从元帅到少尉， 领章肩章武装带，与当年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相比，解放军的形象焕然一新，军容威严。 

   1965年，林彪宣布取消军衔制度，解放军的军官，哪怕军区司令，与士兵的区别就是军服是两只口袋还是四只口袋。  

而且军服简单到只有从大号到四号的4种规格，设计简陋，臃肿肥大，几乎没有一个战士穿着合身的。 

   这套军服，一直穿到1983年恢复军衔制度为止。

    但恢复军衔制度后的军装，依旧显得很难看。 

记得80年代末，台湾亲戚来沪，看到马路上解放军的形象，认为军服不合身不威武不端庄。

他们说，台湾的“国军”，每个士兵上街，必须理发修面，把军服用熨斗烫平，熨出裤缝，擦亮皮鞋，显示军人的严肃威武仪容。

   直到去年解放军武警换发07式军服，解放军武警的形象才真的开始令国人扬眉吐气。

07式军服有40多个型号，是服饰专家测定了全国几十万人的梯形体型后精心设计的，而且军人礼服的面料也非常挺括，每个连队都设置了洗衣房，士兵的礼服必须熨烫才能上街。

    现在的解放军武警军服，穿在士兵身上非常合身，显得英俊精悍。

     全军换发07式军服，花了650亿元。这个数字，是1980年代的我国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

    军警代表国家形象。

    一个国家的国力，也直接在军警的军服武器、仪容神态和站岗放哨巡逻的风纪上得到非常形象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