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yangyvlin的BLOG
|
| 友情链接 | 管理 |
| 内容 | 管理 |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社会中介机构管理人
名册(第一批)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现将审定的重庆市企业破产案件社会中介机构管理人名册（第一批）公告如下：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中豪律师集团（重庆）事务所、重庆静升律师事务所、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重庆红岩律师事务所、重庆天元律师事务所、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重庆智博律师事务所、重庆天之合律师事务所、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重庆公鸣律师事务所、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金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铂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重庆谛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海川资产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二00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中国新兴商帮——“渝商”（七）
“摩帮”，一个国际化的江湖代称
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在2006年春节前的一次读书活动座谈会上给重庆市的领导干部布置了一道特别的“寒假作业”——阅读《世界是平的》这本书。
但对于既喜欢斗地主，又热衷高尔夫；既时刻关注广袤的中国农村，又不断奔波于世界各地的重庆“摩帮”而言，世界似乎从一开始就是平的。
重庆“摩帮”，一个属于重庆，更属于中国的庞大摩托车产业集群的江湖代称。与其他拘于一隅、各自为政或外出营生的重庆商人不同，重庆“摩帮”从一开始就依托嘉陵、建设、望江等国有企业初步成型的配套体系和技术系统走上了集群化的发展道路，并在摩托车“消费税”、“禁摩”等政策挤压下努力向城市郊区、农村和欠发达国家（地区）要市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原本还是家庭作坊式的重庆民营摩托车企业，已径直在全球化洗礼中迅速成长起来。
尹明善（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重庆市总商会原会长，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担任省级政协副主席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左宗申、涂建华分别引领重庆“摩帮”三巨头——“力帆”、“宗申”、“隆鑫”，连同银翔、鑫源、渝安、银钢、精通、恒胜、环松等众多整车企业以及上千家零部件企业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和在国际市场上的艰难打拼，逐步成就了重庆“中国摩托车之都”（世界最大的摩托车及摩托车零部件产地）的地位。更难能可贵的是，重庆“摩帮”没有选择江浙、广
中国新兴商帮——“渝商”（六）
三十年，断代后的重生
重庆晚报《今天周刊》曾在2003年5月做过一期“渝商批判”的专题报道，较早关注了改革开放后渝商的兴衰际遇，对“渝商流派”的重新崛起提出了难能可贵的思考。但文中的诘问、怀疑与批判多过对重庆商业文化底蕴的挖掘，亦看不到更多对重庆商人群体发展的建设性意见，甚至认为，“就像‘渝派川菜’可能是生造词语一样，‘渝商’没准也是一种自恃自大的生造”，“商业文化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推动力，而重庆缺乏滋生商业文化的深厚土壤”。
我们必须承认，相比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其他城市的群体觉醒和先行一步，身处已沦为四川省辖市三十余年，负重前行，却不知道前行方向的重庆，面对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尴尬的体制桎梏、落后的人文环境，困守本土的重庆商人只能在小富即安的自我玩味中错失成长的机遇。
但另一方面，重庆人固有的“袍哥”情结和行走码头的冲动，又成就了一批踏出夔门的“冒险家”，如八十年代初期移居香港的张松桥（“2006全球华人富豪500强”第218位，现系多家香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又如在广州白马市场煊赫一时的重庆服装商人、每年创造数十亿产值撑起成都“中国女鞋之都”的重庆鞋革商人，以及风行北京大街小巷，星罗棋布的“成都小吃”（其业主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重庆开县人）。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重庆商人的浮躁情绪与独立、自信、理性的商业文化终究相去甚远，或被时代无情地选择、淘汰，或身陷囹囫，或遁隐异乡。曾经名噪一时，号称“中国首富”的牟其中（重庆万州人），则伴随着南德集团的折戟沉沙定格在了“神话·谎言·罪恶”的记忆中。
中国新兴商帮——“渝商”（五）
实业救国之路：从保路运动到八年抗战 <下篇>
“历史的吊诡之于重庆，尤令史家惘惑，重庆的受难和荣耀，那段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续绝，深涉亚太乃至世界战争成败和战后格局的重大历史，已尘封六十余年，至今鲜为人知”。这段有些黯然的文字见于王康著《沉潜磨洗六十年——凭吊中国抗战首都重庆》一文（《书屋》二〇〇二年第六期）。
“重庆襟带两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国民政府1946年4月30日“还都令”）。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改重庆为行政院直属之甲种市（特别市），并于次年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1942年1月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在重庆成立，标志着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指挥中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4月30日发布命令还都南京，重庆改设行营，并为“永久陪都”。
重庆陪都历史的开始，直至解放后公私合营，是近现代重庆商人群体走向成熟、抵达巅峰的过程，也是他们近于完美的最后一幕。
中国新兴商帮——“渝商”（四）
实业救国之路：从保路运动到八年抗战 <中篇>
1921年，四川军阀刘湘驻重庆，令设商埠督办公署于重庆，是为重庆市政机关的萌芽。1922年，重庆设立市政公所，1927年改设市政厅；1929年2月15日，重庆正式建市。至此，初步完成工业化和近代化的重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而正是这一时期，嘉陵江、渠江、涪江汇合之处的重庆合川，一个影响现代中国命运，一个改写川江航运和重庆船帮历史的企业——民生公司诞生了！
1925年10月，民生公司初创，随后开始在长江上游和嘉陵江流域经营客货运输。1926年6月，民生公司正式成立，在控制川江航权后迅速向长江中下游延伸，并逐步扩及海外。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民生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九·
中国新兴商帮——“渝商”（三）
实业救国之路：从保路运动到八年抗战 <上篇>
1903年，被誉为“中国人权宣言”的《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刊行。邹容，这位年仅十八岁的重庆人以满腔热血发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雷霆之声。
1911年5月，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四川保路运动在川渝地区爆发。1911年9月“成都血案”后，四川保路运动在同盟会重庆支部、重庆保路同志协会的领导下由“文明争路”转入武装起义。1911年11月23日，重庆蜀军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清政府在重庆统治的覆灭。从此，重庆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的另一面，是近代工业在重庆的迅速发展。
1891年，卢干臣、邓徽绩等人在重庆创办“森昌洋火公司”，分设森昌泰和森昌正两家火柴厂（1894年又创设了“聚昌自来火局”），这既是西南诸省第一家近代民营工厂，也是中国火柴工业的发端之一。之后，民族工商业和各式近代工厂纷纷涌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何鹿蒿于1906年创办的中国第一批玻璃器皿厂——鹿蒿玻璃厂，石青阳于1908年创办的川渝地区第一家机器缫丝厂——蜀眉丝厂，刘沛膏、尹德钧等人于1908年创办的川渝地区第一家电力企业——烛川电灯公司。与此同时，银行取代传统票号、钱庄成为近代金融业主体。1915年，杨文光、杨希仲、杨粲三父子三人创办了川渝地区第一家民营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1922年，中国早期的中外合资银行——四川美丰银行在重庆开业。到1919年，重庆民营工矿企业数量已占川渝地区的百分之四十五，重庆从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性城市发展成为了中国西部最大的工业重镇和经济中心。
中国新兴商帮——“渝商”（二）
重庆开埠，近代商业文明萌生与“渝商”雏形的形成
重庆之名得于南宋光宗，意即“双重喜庆”，重庆由城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亦自宋代正式开始。以清初“湖广填四川”为重要推动力量，重庆在清朝中前期逐步成为了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性城市。
鸦片战争前后，法国、英国等外国传教士、商人开始溯江西进，在重庆从事传教、商业活动。1876年9月13日，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英国取得了“派员驻寓重庆”（派驻领事）的特权。1890年3月31日，英国又与清政府签订了《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英国正式取得将重庆辟为通商口岸的条约依据（相关内容规亦见于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成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重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由此展开。
随着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重庆出现了一批从属或服务于外国产业资本的新式商人，外地商人也日渐增多。这些新式商人、外地商人逐步介入重庆本地的贸易、金融、航运及工矿业，最终促成了民族资本在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的兴起。到1901年底，重庆形成了12个本地同业公会、9个外省会馆组织和各式商业行帮组织，在此基础上，“重庆总商会”应运而生。1904年10月18日，重庆总商会成立，这是当时四川第一个商会，也是国内较早设立的商会之一。重庆总商会的诞生，为“渝商”开启了在近现代中国崭露头角的大门。
这一时期“渝商”有两大代表性人物：
李耀庭（云南人），应王兴斋（王兴斋，又名王炽，云南人，号称一代“钱王”，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清同治初年在重庆创办“天顺祥”，后回云南昆明创办“同庆丰”）之邀加入重庆“天顺祥”，使之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之一，成为与“山西票号”呼应的“南帮票号”代表。李耀庭后来担任了重庆总商会首任总理（会长）。
许建安（重庆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创办“桐君阁”，采取“前店后坊”的方式经营中药、中成药。清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许建安病逝，许天达、许天泽和许天行三兄弟继承了“桐君阁”药房事业。建国初期，“桐君阁”实施公私合营后转为国有，存续至今。“桐君阁”曾被评为“中国六大古药店”之一，鼎盛时更有“北有同仁堂，南有桐君阁”一说。
重庆开埠前后“渝商”雏形形成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重庆地处西南一隅，远离中国北方政治中心和东南沿海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对落后，导致其近现代工商业起步较晚，因而以重庆商人为主体的“川帮”在形成时间上要晚于“晋商”、“徽商”，且影响力较小。
其次，近现代商业文明在重庆的萌生及表现，主要集中于贸易、金融和商路运输，商品生产分散，资本积累不足，近代工业呈低度发展态势，工场数量、规模均远不及上海、武汉、天津等其他经济中心城市。
再者，西南地区在当时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地理单元，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港口城市和传统的移民城市，主要承载了区域性的商品集散和转口贸易功能，商业性移民成为重庆商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本土商人较少外出创业。
金牛能源原罪风波 投票关头股票发行遭违法质疑
经济观察报 2005年6月19日 本报记者 欧阳晓红 李骐北京报道
上周末，处于投票关键时刻的金牛能源（000937）因遭股票发行违法质疑而被推至漩涡中。
“金牛能源股票发行违法应停止股权分置改革。”6月15日，市场资深人士张卫星发文诘问其设立的合法性。翌日凌晨4点，金牛能源发布紧急澄清公告称，“金牛能源的设立与股票发行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获得有权部门的依法批准，合法有效；同时表示将向不当言论保留对相关责任人的追诉权利。”投票紧要关头，公司惟恐受影响步清华同方股改夭折之后尘。
风波起始
“金牛能源股份制设立环节有悖于现有的法律规定。”张卫星认为，金牛招股说明书显示其设立为募集方式，其中邢台矿业（国有股东）认购32500万股，社会公众认购10000万股，总股本为42500万股；显然，股份公司为各个股东出资入股新设立，系“同次发行”；而就各个股东的出资入股，《公司法》第103条规定，同次发行的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
但在张卫星看来，金牛各个股东的真实出资情况差距甚大，邢台矿业投入资产49557万元，折合出资额为1.525元/股；社会公众股出资为78300万元，折合为7.83元/股。张认为明显存在出资不实的违法行为，应停止股权分置改革。
金牛能源6月16日发布澄清公告，称公司“依法批准设立”、“依法批准发行”、“履行了所有必要的法律程序，并获得有权部门的依法批准”。
张卫星表示，并非有意与金牛过不去。由于存在历史遗留的法律问题，大股东用当前的支付对价方式的股改在法律面前行不通。任何流通股股东都可以以此为由起诉，要求大股东补足入股资金。
不过，国泰君安的一位人士称证监会在布置股权分置改革的工作过程中，曾反复强调支付对价不是任何性质的补偿。“这样的话，其实就把所有的问题都打包了，无疑是种‘和稀泥’，有意混淆概念。就像第一批的四家试点公司中既有类发起设立的整体改制，也有募集设立。”市场资深人士陈生直言。
他还表示：“就算三一重工、紫江企业股改方案再差，我也会支持；而清华同方与金牛能源的方案再好我也会投反对票。原因就一个：属募集方式设立发行的上市公司身份不纯正——摆脱不了发行原罪的质问，必须厘清了出生，标明属性，才有资格去做试点方案。”
“一块旧伤疤”
市场上到底还有多少同样类型的上市公司？张卫星与陈生的答案几乎不谋而合，均称“百来家”。
“依据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投资者关系及其历史演变，大致可分为五种：发起设立；募集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没有经过IPO就直接上市；发生非流通股股权变更。”陈生介绍。
按时间推算，这“百来家”的形成介于1994年7月1日《公司法》正式实施之后与1998年8月5日(简称“8.5”)监管部门电话叫停通知之间。“《公司法》之前是定向募集发行，其过程为向大股东认购和内部职工认购，二者为同股同价。”陈生说，“而金牛侥幸过‘8.5’之关。可能是最后一批。这四五年间惟国企才具备募集设立资格，但并非所有国企都采取募集方式，概算下来，有百来家这样的上市公司。”
1998年8月5日和1999年2月9日，证监会分别以“电话通知”和“4号文”的形式，彻底叫停了当时通行的“募集设立”。
业内人士透露，叫停原因是，“募集设立”似乎是监管部门的一个阴影，因其明显违反《公司法》第130条第二款，审批了若干“同股不同价”式的“募集设立”。
第一批股权分置试点进入尾声之际，金牛风波揭开了“旧伤疤”。
张卫星表示，中国股市当前的股权分置难题，关键之一是要解决类似金牛能源存在的特殊“股权分置”遗留账。
但用国泰君安证券一位老总的话来说，就是：“在那段时间，国企募集上市是一个比较通行的做法，法律意义上有一定司法解释，即便真的有问题，责任不应该由上市公司来承担。”
“辩证来看，目前既是管理体制又是市场机制的制度在演变过程中，从最初发展到最后完善，肯定会存在不规范，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不能单将矛头对准某一方。”重
天发集团系受资金所困 掌门人龚家龙暂时隐遁
经济观察报 2005年3月5日 本报记者 欧阳晓红 尹先凯 北京报道
2005年3月2日，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之后的天发石油（000670.SZ）价位是3.25元，接近2月4日的历史最低价位2.93元；距离历史最高价位23.03元（1999年6月14日）的幸福时光非常遥远。
就在三个月前，石油商会成立之际，作为发起人的湖北天发集团掌门人龚家龙还颇为“风光”，受国家发改委之邀前去恳谈，试图展示一个“为民请愿”的会长形象。
然而，不出一个月，商会闹起了“内讧”。而且1月底，相继有媒体披露天发集团“资金链”危机；结合早些时候，天发因造假而受到证监会的处罚……龚家龙似乎又变得低调起来，手机也换了号。
“受资金所困，龚家龙圈钱去了。”消息人士称。
问题天发
天发业绩又一次让投资者失望。
2005年1月29日的公告显示，天发石油预计2004年度全年将出现较大亏损，亏损额在9000万元左右。另一则公告是解聘华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改聘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2004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机构。
同一天的两则公告会让人联想问题出在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及时公告9000万预亏。但就在2004年8月16日，其公告分明显示，天发2004年上半年净资产收益率0.14%；是什么原因让天发在下半年出现大面积亏损？
“天发太奇怪了，奇在于天发是国内惟一同时具备三块牌照（成品油零售和批发商、原油进出口等经营牌照）的民企石油企业，没有哪家民营油企有如此好的资产，拥有100多家加油站。怪在于天发捧着金饭碗却在到处要饭，2004年12月12日起，成品油零售市场开放——抢占国内销售终端的国际巨头难道看不到天发的100多家加油站？资金链绷紧的天发完全有条件与之摊牌，借机渡难关。”一位证券公司研究员表示。
“但天发到底是国有还是民营，一时还说不清楚，产权归属不清，所以没法出让。”龚家龙身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如果那些加油站都卖了，少说也能进账十几个亿。”
而此时，龚家龙似乎并不知晓接二连三的官司正向天发袭来。一则“全国天发石油虚假陈述索赔律师团正在组建”的征集已启动，“该活动自去年年底发起，现正在筹备之中，主要是想为受损失的投资者讨回公道。”重庆的杨律师说。
“此外，挪威斯考根海运集团准备要起诉天发，1996年6月由天发与斯考根共同出资2000万美元（各占50%的股权）组建了湖北天恩石化气船运有限公司，起诉的原因在于天发没有按约定执行协议，包括当时银行出具的资质证明也有待考证。”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天恩石化是天发集团最好的一块资产，拥有并管理长江上多个液化石油天然气运输单位。2000年该公司的总运输能力为6800立方米，占长江流域液化气运输总量的60%。“如果天发失去了这块资产将会完全陷入僵局。”这位人士告诉记者。
资本置换手
“企业快速扩张带来的资金匮乏让天发四面楚歌。”但严格意义上，龚家龙并不是一个资本运作高手。“他悟性极强，一点即通，可是还未到游刃有余操纵资本的那种程度，否则天发不会受到证监会处罚；不过，到底是聪明人，很快就能解困；而且能找到新的资本募集出口。”一位消息人士称。
2004年10月18日，天发石油发布公告称，其于2004年10月13日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其2000年2001年度财务报表虚假陈述违规配股——2001年3月实施了2000年度配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