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报道

本报记者 杨雄

核心提示：

 6月1日凌晨，中国的儿童节。
 这天凌晨1时至5时，一个19岁的青年在毕节城区环城北路石油公司宿舍杀死了一对姐弟。姐姐聂江艳，14岁，毕节四中初一（1）班，弟弟聂将军，13岁，毕节四中初一（2）班。
 杀手和姐弟俩是同村人，两家有亲戚关系。弑童的理由却让人难以置信，由此生发了弑童案背后丰富的猜想空间。

    黄色的短襟囚服，里面套着黑白格子的长袖T恤，瘦削的脸庞，新剃的光头上，三五根略长的头发不仔细看是不易被发现的。囚服没扣上，上面有用圆珠笔划的字迹，左肩部位绽开了一个大洞。
    脸上有少许的青春痘。
    目光黯然，迅速地触碰了一下后就埋了下去。从栅栏里伸手去和他握手时，有些冰凉。在他的左手上，满是暗蓝色的刺青，小指上刺的是“闪电”符号，无名指上是“卍”，中指上是“桃心”，食指上是有花纹的“戒指”，虎口处则刺着“一箭穿双心”的标记。
   很难想象得出，一夜间杀了聂家两个孩子，让警方审问了5-6个小时才攻破防线的青年就是此次弑童案的凶手，19岁的吴长健。

死亡之夜
   
    电灯“啪啦”一声被拉亮了。
    灯光下，聂江艳双眼紧闭地躺在木板床前的地上，身上盖着两床红毯子，双脚露在了毯子外面。聂绍祥扑上前去，一把掀开毯子，赶紧抱起穿着大红的夹克和蓝色校裤的女儿。女儿的身体已经僵硬，上牙紧紧地咬破了下嘴唇，“能看得见下面的牙齿”。
    他俯下身，用嘴唇去贴女儿的嘴唇，却发现女儿已没有一丝气息。他放下女儿的尸体，抬头往房间四周搜寻儿子聂将军的影子。
    儿子正匍匐在女儿的床上，赤着上身，双手叠在胸前，下身穿着青色的绒裤，身体蜷缩着。从门附近的木板床前，到女儿的床间的地板上，撒着一些血迹，血迹有拖动的痕迹。
    聂绍祥迅速起身奔向儿子，等他抱起儿子看时，才发现儿子身下的床单已被鲜血浸湿了一大块，鼻腔下面尚有未干的鲜血。
    聂绍祥眼前一黑，昏厥过去。
    醒来后，聂绍祥仔细看时，才发现女儿的脖子已被勒得很细，一根拇指宽，1米左右长的白色带子被肿起来的脖子掩住了，绳子上有“毕节烟草，杜绝垃圾”的红色字样。
    同来的弟弟赶紧致电警方报案。此时，时针正指向6月1日22时30分。
    这天正好是星期五。
    三个小时前，暮色渐渐笼罩了魏家屯村。54岁的聂绍祥和37岁的妻子陆永秀刚从地里施肥回来，让夫妻俩诧异的是，在毕节四中念初一的儿子和女儿在这个时间里，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家里做好了晚饭，等着他夫妻俩回家。
    聂绍祥急匆匆地往女儿的同村同学家走去。当他失望地回来时，妻子已赶打完女儿班主任的电话，两个人的共同答案都是女儿“星期五一整天都没到学校上课。”
    夫妻俩急了。聂绍祥借了三弟的摩托车，趁着夜色，和妻子奔驰在颠簸不平的路上，向毕节市飞驰而去。妻子在车后座心急火燎地联系在毕节的弟弟，让其先到两个孩子租住的宿舍去看个究竟。
    当夫妻俩满头大汗地赶到毕节城区环城北路石油公司宿舍时，发现两个孩子租住的屋子门窗紧闭，没有任何动静。两人抓住窗子，往屋子里呼叫了几声，仍旧毫无声息。聂绍祥和弟弟找来一根木头，将窗玻璃奋力敲碎，并拗弯了玻璃窗的钢筋。妻子陆永秀从两根钢筋的缝隙里钻了进去，迅速打开了门。
    三个人都被灯光下的一切惊呆了。
    两个孩子的生命在这个儿童节被划上了句号。
    接到报案后，毕节地区公安局副局长、毕节市公安局局长陈学银，副局长付晓、刑侦大队长曾丽华、毕节地区公安局副局长周斌志、刑侦支队支队赵鹏长先后带领刑侦和技术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堪验。
    在经过迅速排查后，当地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魏家屯村的吴长健身上。并很快在吴长健妻子生产的医院将其缉拿归案。
 
杀手的理由
   
    长时间的沉默。
   “有烟没有？”几分钟后，他抬头问了一句。一盒他点名要的 “长征”牌烟打开，并给他点燃一支后，对话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5月31日16时左右，吴长健和幺爸等人在毕节天河路吃了晚饭，并喝了两瓶啤酒后打算回到魏家屯的家里去。
    当他乘坐的车经过毕节四中时，他从车窗里看见了刚刚放学的同村少年聂将军，这位曾经多次在村里奚落和辱骂他的13岁少年让他多次感到恼火。“很多次都想整他一顿，但又怕家长找上门来。”
    这次，机会来了。
   “我当时的本意只是想整他一顿，并没有想把他整死。都是喝酒后冲动才做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吴长健说话时，始终斜歪着脑袋，烟雾弥漫了整个面容。
    当晚21时许，经白天跟踪摸清路径后，吴长健轻车熟路地来到聂江艳姐弟俩的住处。敲开门，姐弟俩将他让了进去。
    22时左右，吴长健请聂将军到楼下吃消夜。他喝了一瓶啤酒，聂将军吃了一碗怪噜饭。半小时后，两人重回到出租屋。吴长健要求留在姐弟俩的屋内住一夜，姐弟无异议。
    他和聂将军睡在一个枕头上，一直未能入睡。
    凌晨1时，聂将军已经睡熟。吴长健见状，伸出双手，使劲儿地箍住聂将军脖子，睡梦中的聂将军“啊”了一声，并使劲儿蹬腿挣扎。声响惊醒了同样熟睡的姐姐聂江艳，她起身迷糊地问怎么回事，吴长健说“他被鬼迷住了。”
    迷糊中的姐姐未警觉。过了一会儿，聂将军的双脚就不再动弹。
    凌晨5时许，他拿起床头上的白色带子，勒向了熟睡中的姐姐聂江艳的脖子。“怕她醒了后，知道是我整死他弟弟的。”
    吴长健说，他之所以对聂将军痛恨，是因为聂经常在村里奚落他，无缘无故地辱骂他。最近的一次辱骂发生在几天前，聂将军缠着吴长健给他买雪糕吃，吴拒绝了。
   “狗日的，你是我的儿！”聂将军开始辱骂他。
    以往的周末里，聂将军都总是缠着吴长健给他买零食吃，但“自己抽烟都是在三舅家赊帐”的吴并没怎么理会聂将军，也因此而遭来多次辱骂。
   “最大的仇恨就是他经常辱骂我。”
    吴长健还是将头想右边斜埋着抽烟，右边的脖子上，一支含苞未放的红玫瑰穿过一个黑色的骷髅头，玫瑰有绿色的叶子。这是他在浙江义乌打工时，在街上花70元找人纹上去的，“当时只是觉得好玩，没什么特殊意义。”
    杀死聂家姐弟俩后，吴长健并没有离开毕节。一方面除了自己“没钱逃跑”外，还因为妻子马上就要临盆。
    6月3日23时，妻子在毕节一家医院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在医院里，母亲和他说到聂家姐弟被人杀害的事情，并称聂家来他们家挖白菜去办丧事时，他表情镇静地回母亲说“好可怜，不要收人家的钱。”并让母亲给聂家送一百元钱过去。
    6月4日，他被化装成医护人员的当地警方在医院抓捕。
    采访中，他总是再三地问记者，他的案子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庭，是否会被判死刑等等。而脸上却快速闪过惊恐的神色。
    6月8日，他在看守所里将女儿取名为吴雨彤，小名彤彤。

弑童案背后的猜想空间
 
    6·1弑童案发生后，毕节当地警方在赶到现场后发现，“门窗保持完好，应该是熟人做案。”因为“两个孩子平时都很谨慎，如果不是熟人，是不会带进屋里去的”。
    毕节市公安局副局长付晓说，警方通过梳理聂家姐弟俩的社会关系，并在魏家屯进行仔细暗访后，最终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吴长健身上。
    6月4日上午7时，当地警方派出30来人封住医院的各个出口，并化装成医护人员守侯在医院。接着，医院在警方授意下，打电话给吴长健，佯称孩子要打预防针，让其到医院签字。
    当吴长健乘摩的刚刚到达医院，就被守侯的警方抓捕。经过5-6个小时的审讯，吴长健供认了犯罪事实。然而，他的弑童理由却不被自己的父母和死者父母认可。
    吴长健的父亲吴道宣说，吴家和聂家是亲戚关系，两家关系非常要好。聂将军周末经常来他们家玩，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两个孩子发生过任何奚落和辱骂的事情。
   “我怀疑肯定有人帮凶，平时在家里他连杀鸡都不敢的。”吴道宣说。
    吴道宣推断的理由是“聂将军的肋骨处、脚上和腹部都有创痕，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得下来呢？并且，他打聂将军的时候，聂江艳应该会被惊醒的，为什么她没有叫喊，从而引起屋外人的注意呢？”
    聂绍祥和妻子陆永秀也不相信女儿和儿子是被吴长健一个人杀死的。理由除了吴道宣说的外，他还认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平时非常聪明，不可能那么轻易地被他一个人杀死的，肯定有人帮忙的。”
    同时，聂绍祥也坚决否认儿子聂将军和吴长健有过任何过节，更不会要求其买零食的。并且，他怀疑吴长健之的真实意图可能是想强奸自己的女儿，后来才将女儿和儿子杀死的。
    陆永秀说，女儿的内裤前面是穿好的，后面却没有被完全提上去，露出了屁股部分。聂绍祥的弟弟聂绍昌也在现场看到，侄女的白色内裤的背后部分被拧成了一股，紧紧地勒在股沟间。
    当地警方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在审讯吴长健获知，吴确实是在勒死聂江艳，奸尸后才离开现场的。但吴长健杀死聂家姐弟的动机是否因强奸而起，目前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在吴道宣和徐丽英的印象中，尽管读书时“从来没有拿过一张奖状，”但吴长健平常在家时却非常听话，从来没有惹过祸。
    在毕节读初一期间，吴道宣发现儿子经常会和一帮人在街上鬼混，“头发染成了黄色，我强行把他拉到发廊里剪掉，并让他退学回家帮忙做农活。”
    初二时，还想继续读书的吴长健去爷爷家借了300元钱，继续去毕节读书。“两个星期后，却将从家里带去的木床劈来当柴火烧了。”
    为了不让儿子学坏，徐丽英把儿子带到浙江义乌一家装饰品厂打工，自己也留在场里做包装工，“怕他在外面跟人家混，继续学坏”。
    打工期间，“他很乖”，从不去外面鬼混。脖子上的纹身是街上一个算命的女人帮他纹上的，她要吴长健称她为干妈，并答应教他纹身的技术。后来，厂里觉得这个纹了身后的青年会影响厂里的人，将他赶出厂了。
    平时，父亲吴道宣只是在饭桌上教育孩子们如何做人处世。母亲徐丽英则经常教育儿子“人生最怕的事情是进医院和法院”，嘱咐他不要在外面学坏。
    2007年以来，吴长健总共去了三次毕节。
    第三次去的时候，他杀死了从未与其发生过任何纠纷的聂家姐弟俩。尽管50岁的吴道宣和39岁的妻子徐丽英至今都搞不清楚，“最想拿到驾照跑车”的儿子杀死聂家姐弟俩的最终原因是什么，但事实却坚持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原刊于《贵州都市报》

本报记者  杨雄 摄影报道

核心提示:
    没有哪种元素的历史像砷那样产生了那么多的悲惨故事。 
    早在公元前500年，古人就知道砷，它的名字源自希腊语“potent (有力的)”。多少世纪以来，这个“毒物之王”常常被用作杀人的工具。而在中国，几千年前就出现的剧毒药物鹤顶红和砒霜（主要成分为三氧化二砷），也一直在江湖中充当着“杀手”的身份。
    4月3日，来自贵州省疾控中心公布的“贵州省燃煤污染型砷中毒防制健康促进效果评价”结果显示：目前，全省有砷中毒病人近3000人，其中黔西南自治州的兴仁县、兴义市和安龙县就高达2800余人。专家调查发现，3个病区经敞煤火烘烤的玉米和辣椒砷含量超标竟达数倍至近千倍。
    据专家介绍，贵州省兴仁县、兴义市和安龙县是世界上至今仍是唯一的燃煤污染型地方性砷中毒(地砷病)病区，高砷暴露人口近4万人，现症病人2800余人。

    灰色的木门嘎啦一声被推开了。
    黑暗的屋子里空荡凌乱，褐色的药瓶和几口黑铁锅横七竖八地摆放在泥地上。走进屋子，眼睛好半天才适应过来，一股让人难以忍受的恶臭从木门背后的角落里散发出来。
   “啪嗒”。
    有人拉了一下木柱上的电灯开关，昏暗的灯光下，30岁的颜克兴正俯在红色的铁炉边缘，脸上满是黑色的煤灰，身上裹着薄薄的大红踏花被，一条带子挂在脖子上，带子的两端紧紧地系着踏花被。 
    12岁时，高砷煤就开始侵害颜克兴的身体。后背一处因砷中毒产生的皮肤病变在一次意外擦破后，现已蔓延到胳肢窝，并溃烂成一个大洞，每天都要流出一些恶臭的液体，疼痛难忍，身体已经发生癌变。可怕的是任何药物对砷中毒导致的皮肤癌都没有效果，现在，慢性发作的砷毒将颜克兴的身体摧残到了最颠峰。
    像颜克兴这样深受砷毒侵害并达到晚期的，在兴仁县雨樟镇长庆村不止他一人。长庆村统计员金灿华说，长庆村较为严重的砷中毒患者大约有200人左右。

1、像臭鸡蛋一样恶臭的高砷煤烟
    
    67岁村民金先贵，是兴仁县雨樟镇长庆村里砷中毒较为严重的患者，同时也是村里最了解砷中毒历史的人。
    他仍清楚地记得，1976年正月，长庆村生产队在开会，因村里再无木柴作为燃料，队长建议村民去离村子14-15里路远的分水岭挖煤，一角钱一担，挖来生产队分给村民使用。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正好挖到了高砷煤。
   “高砷煤燃烧时，煤烟和其他的煤不一样，锅底呈现鸡蛋黄的颜色，不会像其他煤炭燃烧那样，锅底呈现黑色，气味像鸡蛋未孵化出小鸡时的臭味。”金先贵说。
    这种被当地人称为“癞子煤”的高砷煤，在被使用了几个月后，有人“开始感到胸闷，双手长满了像癞哈瘼一样的疔节”，突于皮肤表层，非常明显，脚走路时感到生疼，必须借助拐杖。大量村民出现了以皮肤棕褐色素斑与白色脱色斑交错出现，手掌和脚掌皮肤过度角化为特征的疾病。病人伴有不同程度的神经和消化系统症状，严重者发展成肝硬化腹水死亡，后来得知病人实际是由砷中毒发展成了肝癌。
    金先贵的手上至今布满了玉米粒大小的砷疔，黑黑的一片。痒的时候他就用指甲刀或剪刀把砷疔剪掉，剪的时候要流好多血，过不了多久又长出来了。
    1976年端午节，有专家就将当地的燃煤带到贵阳化验。5月12日左右，省里打电话称，长庆村在分水岭挖的煤里，含有浓度较高的砷。
    这一年，在贵州省兴仁县的交乐村，确证了中国最严重的地方性砷中毒事例。
    2004-2005年，交乐村街道上因砷中毒而死亡的10多个人中最年轻的有40多岁，最老的有60多岁。长庆村的砷中毒患者死亡后，基本上都是被诊断为癌症。
    当时专家调研结果是：砷中毒的原因当地村民逐渐用附近煤山采的高砷煤替代木材为燃料，以及村民习惯使用没有烟囱和炉盖的敞烧土灶取暖、做饭、烘烤粮食和辣椒等食物，使其摄入过量砷而引发的。
    煤在燃烧中能形成极毒的三氧化二砷。这也就是我们现实中的砒霜。事实上，人体吸入这些臭鸡蛋味煤烟里的砷微粒，就是在吸入砒霜。
    来自专家的调查报告显示，1976年贵州省兴仁县877人发生砷中毒，黔西南地区卫生防疫站发现当地煤炭中砷的含量最高达到每公斤9600毫克。1991-1992年间， 黔西南州卫生防疫站的周代兴在兴仁县和兴义市发现砷中毒病人1548例，煤中最高含砷量达到每公斤8300毫克。
    当时的调查报告是这样描述的：
    交乐全乡及邻乡55个村民组共有1907户，9202人，他们散住在中南部丘陵、谷地和坝子中，以汉族为住，多民族杂居。主食大米和玉米。每餐有吃辣椒的习惯。不少人用煤烧砖瓦和石灰，用煤在烤房内制作烤烟。由于森林减少，数十年来逐渐以煤代柴作为燃料，至今仅6个村民组以柴为燃料。村民住房较封闭，煤灶无烟囱，村民习惯在灶上烘烤辣椒和玉米，冬季用敞地炉烤煤火取暖。
    同时，高砷煤矿区山上的小煤窖日益增加，比比皆是。早年森林密布的山峦已成秃岭，严重水土流失，煤洞流水四溢，其酸性强，含砷、硫和铁量高，流经之处，寸草难生，大部分流入猫石头水库，库内生物几乎绝迹；而其左侧未受煤水影响的石头寨水库，水呈中性，水草鱼虾生机勃勃。
    调查中，专家们竟惊讶地发现，一个6个月婴儿因长期用煤火烤的尿布引起中毒的病例。
    据中科院地化所的检测，兴仁县砷中毒流行区居室内空气含砷浓度要比中国的空气质量允许标准高出5－100倍，空气中的砷在被烘干的食物表面形成覆盖层并渗入食物，使得辣椒和玉米的砷浓度比普通食物要高出30－70倍。
    调查中也发现，每户人家中主要下厨者的病情在全家中往往是最重的；小孩下厨少，因而患病率较低，病情也较轻。冬春季户外活动减少，加上地炉烤火，更增加室内砷浓度，这是大多在冬春季发病的原因。
    一般非海产食物含砷量在1mg/kg以下。而砷中毒区域经高砷煤烘炕的主要食物之一 ——玉米含砷量高，特别是辣椒超国标准500余倍。动物实验也证明高砷煤烘炕的食物使实验鼠发病致死。
    黔西南州防疫站的专家曾分别用燃烧普通煤和含高砷煤的炉灶将玉米烘干一个星期，然后再将烘干的玉米给小老鼠喂食。由使用普通煤烘干的玉米喂食的小鼠未出现死亡且生长正常。用高砷煤烘干的玉米喂养小鼠，从第4天开始，白鼠的食欲减退、活动迟钝、立毛、站力不稳、闭眼、颤抖。病鼠逐日增加，病情加重，第9天开始死亡，15天内全部死亡。并且出现明显的肠道、肝脏及肾脏损伤。

2、“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找个最好的自杀方式”

    自杀，似乎成为砷中毒患者的终极自我救赎途径。
    2006年腊月23日，颜四处筹钱在兴仁县买了一千三百多元的止痛药，到了2007年2月初6，所有药物全部吃完。没有药物止痛，那些“尖屁股蚂蚁”像一把把尖锐的锥子不断地刺向颜克兴的身体。
    有一次，疼痛难忍的颜将脖子横在铁炉边缘上，使劲儿来回不断地“割”，试图割喉自尽，未遂。
    2月12日晚，颜克兴让妻子周大琴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同时，还将门板拆了下来刷洗干净，充当棺材，并准备好了农药、寿衣、和冥币。
    之后，他约了村里关系要好的乡邻，准备在吃完丰盛的晚餐后，在乡邻和亲人的目睹下，完成服农药自杀的过程。
最后，却因和乡邻喝酒划拳中，他已将自杀的事情忘得干净。
    乡邻开玩笑说他根本就不是想死，而是想吃点好东西了，颜克兴发誓说，在之前自己绝对是真的想自杀，只是喝酒划拳时把这事给忘了。亲戚们有些生气地说，以后不要轻易跟他们说自杀的事情，等他自杀后，他们再来看他。
    2007年4月6日14时许，疼痛难忍的颜克兴趁妻子去赶乡场时，再次将悄悄藏的一瓶敌敌畏拿了出来，在黑暗的屋子里一饮而尽。药液刚到喉咙时，就感到胃里在翻腾。很快，他的嘴里就开始冒泡沫，舌头慢慢地变得僵硬，意识渐渐迷糊。
    大约10分钟后，脑子开始有些清醒，并隐约能听到电视机里的说话声。他慢慢地睁开眼睛，浑身软弱无力，无法动弹。过了一小会儿，胃里的毒药全都吐了出来。
    他说，创口疼痛的时候，好像有很多尖屁股蚂蚁在咬噬，火燎一样的生疼，“感觉自己好象在那一秒钟都过不下去了”。
    他说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自杀。
    在喝毒药自杀不成后，他开始寻思着其他自杀的方式，支撑他寻死的理由是：家里穷得连买止痛药的钱都没有了。迄今为止，他已花费了5000元左右的治疗费，很多钱还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现在，家里的粮食还不够给自己送葬，如果自己不死还勉强能维持一年。”
    他盘算着，等自己自杀后，就让腿瘸的妻子以残疾人的名义向政府申请救助，“每年只需要1200元，她就够生活了。”或者，把家里分别为4岁和两岁的两个女儿送给别人抚养。
    27岁的妻子周大琴背着2岁的女儿，在旁边听着，一言不发。
    事实上，在颜家四兄弟中，除了颜克兴外，其他三兄弟和父亲颜学云也分别有砷中毒症状。除了父亲严重外，其他三兄弟的症状都相对轻微些。
    2002年腊月初七上午10时， 54岁的父亲颜学云把全家人都召集到堂屋的病榻前，痛苦万分的他以撞墙为由，逼迫儿女们去把他早已买好的农药拿来，然后当众喝药自杀。兄妹几个都不忍心去拿药。父亲几次威逼后，15岁的幺妹痛哭着去将农药拿了出来。
    在全家人和20多位乡邻的亲眼目睹下，父亲一仰脖，将一瓶敌敌畏一饮而尽。很快，父亲四肢抽搐了10分钟后就断了气。全家人失声痛哭。
   “基本上，得了这病的，到最后很少有让自己自然死亡的，70%的人因无法忍受疼痛而选择了服农药自杀”长庆村村民说。
    杜永能、颜学云、金荣泽、郎洪昌、郎洪安、金荣刚、田文堂、张思英、邵光泽、田茂强、张大树……这样因不堪忍受疼痛而选择服农药自杀的砷中毒患者的名字，长庆村村民们随口就能说出一把来。

3、可防不可治的地砷病

    在雨樟镇的一些砷中毒病区，四处可见到“地砷病可防不可治”的标语。
    大量的砷对人体的损害是终身性的。一些药物对急性和亚急性的砷中毒是有效的，可以大大减轻砷的短期危害。但残留在人体内的砷将缓慢发生作用，这些人各种癌症的患病率要大大高于正常人。
   “有些药物服用后，可以把体内的砷排出一些，减少病人患癌症的可能。”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宝山说。
    郑宝山认为三种方法可以让砷中毒的状况避免和减轻：不使用高砷煤；或进行炉灶改造，将煤烟完全排到室外；在饮食方面，将被砷污染的玉米和辣椒洗净后再食用，可以大大降低砷的摄入量，还可以通过打工挣钱后，在市场上买大米吃，将玉米拿来喂猪。猪的生长时间比人短的多，猪身上积累的砷达不到使人发生砷中毒的程度。 
    1994年6月20日，贵州省地病办提出了“贵州省砷中毒防治计划”。在这个计划，提出的防治措施是：黔西南自治州要制定一个小煤窑生产管理办法，严禁在高砷煤区采煤，在其附近采煤的开采前要报批，开采的煤要送检，发现高砷煤窑要关闭；私自开采，使用，出售高砷煤的要处罚等。
    其次，要在5年内把6万人、12000户的灶改完，1994年——1998年每年改2000个左右。改灶要建卡，坏了要自行维修，坚持正确使用。
    另外，对病人进行治疗，对皮肤癌变和皮肤溃疡病人要及时进行外科治疗；对已确诊的未经治疗的病人治疗两个疗程等。
    在国家每年几千万元的经费支持下，贵州省燃煤型氟中毒和砷中毒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近年，疾控部门在对兴仁县、兴义市和安龙3个病区通过健康教育、改良炉灶等方式进行半年的干预，结果表明，病区高砷煤开采得到完全禁止，1万户家庭完成了炉灶改良，炉灶正确使用率达到90.49%，大多数家庭已经养成烹调前淘洗食物的习惯，玉米和辣椒正确干燥率分别达到91.33%、93.49%。
    雨樟镇政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政府部门已在交乐村和长庆村投资了3000口沼气池。
    郑宝山研究员说，在有条件的地区，使用沼气池不仅节约了不可再生的煤炭资源，也可以彻底解决砷中毒的问题。但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是贵州人均土地少，很难为所有的沼气池提供最够的生物材料，沼气池常常处在“无米下锅”的空置状态。特别是在贵州高寒山区，冬季沼气池产气量不够使用，农民最需要沼气的时候，沼气池偏偏不能供气。
    国家早就立法规定，砷含量超过每千克100毫克的煤炭禁止开采使用，对于守着高砷煤没钱买煤的贫困农民来说，在煤价飞涨的今天，做到完全不开采与使用高砷煤是很难的。如何为砷中毒病区农民提供他们买的起的低砷煤，解决他们的生活能源问题，是彻底解决砷中毒问题的症结所在。

（本文得到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地化所研究员郑宝山的学术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原刊于《贵州都市报》

本报记者  杨雄  


    每逢7天一次的集市，湄潭县西河乡的村民们常常会三五人集中在乡场上的某个角落里，互相交谈病情以及他们对死亡的恐惧。
    1998年农历7月15日，当西河乡西河村村民张维云33岁的生命终止于一个名为“矽肺病”病魔手掌之始，这个“全省百个贫困乡镇”之一的小镇再也无法平静（本报曾做过报道）。
    截至今年农历6月10日，西河乡的和平村、西河村、西坪村以及仁合村就先后有16人死于这场慢性病患。
    而这场前所未有的可怕灾难始于1980年代末，部分西河乡村民去福建莆田仙游县郊尾镇东湖村（以下简称东湖村）石英砂厂打工时感染了可怕的矽肺病。
    从那时起，死亡一直在继续。


死亡消息

    1992年春节后，张维金和爱人陈万琴受亲戚之邀，一起前往福建莆田市郊东镇东湖村石英砂场打工。亲戚说，在石英砂场打工，只要辛苦点，一个月能轻松地挣上1千多元钱。
    对于90年代的西河乡村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数字。因为，那时当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月薪也就300-400元左右，而这个数字显然要比机关工作人员高很多。
    做了两年的石英砂筛工之后，张维金找了个机会进入砂厂管理层，从此很少与浓度较高的石英砂尘近距离接触。而妻子陈万琴却仍在高浓度的石英砂尘中帮助自己的亲弟弟筛砂和装砂。
    对张维金而言，打工致富的梦想也许并不遥远。
    2000年农历7月6日，西坪村。
    阵阵悲恸的痛哭声从村民王营贤家凄厉地传出，在这个乡间村落显得分外清晰，36岁的王营贤最终因患矽肺病三期不治而亡。
    而早在之前的1998年至1999年之间，就分别有两位曾在东湖村打工的村民相继死去，死去的原因都是患矽肺病所致。而当时，这个现象并未引起打工村民的注意，他们也“没有想到矽肺病有那么厉害。”
    王营贤，西河乡第三个因矽肺病而死去的村民。当消息传至东湖村后，恐惧开始在来自西河乡的打工村民中无限地蔓延。两个月后的农历9月21日，西河村32岁的村民张维电也因患矽肺病而死。
    张维电是张维金的弟弟，和死去的几个人一样，都曾在东湖村的石英厂打过工。
    惊恐万分的打工村民开始陆续返回西河乡。病魔也藏在他们的肺里回到家乡，部分返乡村民也开始逐渐感到气闷、咳嗽和呼吸困难，矽肺病正慢慢侵袭着他们的身体。
    张维金认为自己还算是幸运的，虽然他目前已是矽肺病二期患者。他的幸运在于，与他同时期去的7个人中，只剩下他一个了，“其他的全死了。”这死去的6人中，有一个就是比他小3岁，去年农历9月8日刚死去的妻子陈万琴。
    2004年元月，陈万琴与丈夫同时被诊断患上了矽肺病，并很快地转为二期，但因她吸入的石英砂尘要比丈夫要多，所以她的病情明显要比丈夫严重得多。
    据当地村民透露，他们当时多数是以血缘关系链条聚团而去东湖村的，而这一现象也就导致了后来为何当地的矽肺病事件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征：从一个矽肺病患者身上，就必定能推测这个家族中，完全可能还有其他矽肺病患者。
    据当地村民介绍，整个西河乡的几十位矽肺病二、三期患者基本已不能做重活，否则就喘不上气来，平时只是在家里做点轻松的活计。而家里的重活则大都依靠女人、幼子及亲戚。 
    并且，当有的年轻矽肺病患者去世后，其妻子便选择了改嫁，家里就留下了10岁以内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石英砂原罪



    矽肺病的罪恶之源正是石英砂粉尘中的二氧化硅。
    福建莆田市郊东镇东湖村是一个很大的村落，因盛产石英砂而盛名于福建莆田。早在上世纪60年代，这个村就开始开采石英砂，采来的石英砂被送到玻璃厂、钢材厂和陶瓷厂作为加工原料。
    39岁的匡明，仁河村矽肺病三期患者，他向记者描述了东湖村石英砂厂的工作流程：工厂外面的民工将石英砂洗好后，通过运输带传送至厂房里面的球磨机，当球磨机将块状的石英砂磨碎后，再传送至筛网。当筛网将粗的石英砂过滤后，剩下的石英砂粉末就被工人包装成袋，并送到需要的厂家。
    匡明称，西河乡被感染上矽肺病的村民在石英砂厂打工时，大都处于这个流程的终端，“整个厂房里面都是白茫茫的，很难辨清人影。”而在这个流程终端作业的民工，自然成了矽肺病感染率最高的群体。 
    据西河乡大多数矽肺病患者回忆，在东湖村石英砂厂干活时，惟一的防护措施就是戴一个口罩，并且“就算是戴着口罩，粉尘也能被吸进去。”口罩要戴到几乎不能再用了，老板才给换新的。
    一位曾接受过《半月谈》记者采访的民工说，东湖村的大部分石英加工厂依然是采用干磨方式加工石英矿石，粉尘太多，对人体十分有害。但因干磨的石英砂要比水磨的销路紧俏，故当地厂家多选择了这样的加工方式。
    西河乡副乡长周泽森称，东湖村有人曾用牛来拉磨，连牛都死在了粉尘中，但打工的村民却不知道其厉害性有多大。
    据西河村矽肺病三期患者李光平透露，在东湖村石英砂厂打工时“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后就开始干活，一直要干到晚上11点钟。中间除了两顿饭的短暂休息时间外，每天将近要工作12个小时。”
    高浓度石英砂粉尘的工作环境，加上高强度的工作力度，最终将这些精壮的汉子毫不留情地击倒。
    湄潭县人民医院与湄潭县疾病控制中心有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均称，目前，矽肺病基本是无法治愈的，“基本上属于绝症。”
    湄潭县人民医院卢坝院长说，矽肺病与肺结核在病理上完全不一样。后者属于细菌感染，但细菌是可以杀死的。而前者却是因为二氧化硅随粉尘被吸进肺里，然后粘附在肺部而无法去除掉所致。
    时间长了，患者肺部上积淀的二氧化硅就会形成硬块，最终导致肺部反复发炎和感到呼吸困难、咳嗽，并最终导致肺衰竭和引发其他诸如心脏类并发症，直至死亡。


活在恐惧中



    张彪是西河村当前最严重的矽肺病患者。
    4年前，在西河村黄金洞组，36岁的张彪还是一条身材彪悍的汉子。
    自2001年7月始，他就开始“感觉肺部很不舒服，像要爆炸似的嚯嚯作响，咳嗽时胃和肠子都像快要被吐出来一样。全身软弱无力。”去县防疫站拍X光时，才发现自己已是矽肺病二期。
    此时，儿子张银才刚出生一个多月。
   “你说啷个办嘛？”
    每当有人将询问的眼光或话语递过来时，张彪总是重复这六个字，渗着汗水的紫红色脸上布满恐惧。
    这个一度坚强的汉子称，在矽肺病面前，他第一次落下了眼泪。
    他显然很害怕死亡。
    他担心他死后，家里再没有精壮的劳动力来支撑家庭，不知道快满5岁的儿子和娇妻该如何来承担未来的生活压力。
    26岁的妻子宋具美忧郁地埋下了头。
    至今，张彪喝过留下的中药渣子已足有一辆小型农用拖拉机多。由于吃不下食物，医生已经很难在他精瘦的身上找到扎针的地方。
    匡明说，若不是考虑到家人和尚未成年的孩子，他宁愿早点死去，也不愿长期受矽肺病慢慢的“咬噬”，直至死亡。因此，他同样对死亡感到异常的恐惧。
    他的说法得到了在场的所有矽肺病患者的认同。
    如今，西河乡人对矽肺病患者不断死亡的现象，已从当初的震惊逐渐转变为麻木。虽然矽肺病患者表面上也显得很平静，但当回忆到患者死亡时的痛苦表情时，他们的情绪里依然无法掩饰对这种死亡的恐惧。
    前些日子，在场的一位矽肺病患者亲眼目睹了一位矽肺病患者的死亡过程：
   “嘴巴使劲地张开，呼吸一次后要隔好一会儿才能呼吸第二次，这样持续几分钟后，嘴巴就再也张不开了，死了。”    

贫穷能补偿吗

    在西河乡的矽肺病事件中，乡镇贫困现状这个客观的现实是无法回避的。
    据西河乡政府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该乡镇2004年的GDP仅为7333万元，而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也才1908元。
    去东湖村打工之前的家庭生活景况是张彪最不愿意回忆的事情。
    张彪回忆，彼时，家里兄弟姐妹5人，加上父母在内的七个人的生活显得非常困难。
   “每天天还没亮，就得上山去捡野山菌，起床晚了就被别人捡完了。回来后，就把野山菌和切成片的土豆加上水混合在一起煮，等野山菌和土豆都煮熟了，全家人都围在锅边用大海碗装了吃。每个人几乎都要吃上4-5碗，如果有人端着碗去外面转一圈回来，锅里的野山菌和土豆就没有了。”张彪痛苦地摇了摇头。
    西河乡政府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张维权解释说，在下放土地时，分下来的土地只有父辈一个人的份儿，而接下来的这份土地却要维持下辈至少三个成员以上的家庭。这样的局面自然会导致村民的极度贫困，甚至吃不饱饭的状况。“如果不出去打工，更加难以生存。”
    当地村民说，上世纪90年代初，大米每斤仅6毛钱左右，1600元就能买到2000斤左右的大米，足够一家人吃上一年。
    那时，当地村民运气好的，一年养活几头猪，基本上能缓解一下经济和生活压力。倘若运气不好，养的猪生病死亡的话，全家人的生活就会陷入一种窘迫的僵局。
    1000元左右的高额月薪，最终将西河乡部分贫困的村民吸引至东湖村。
    2003年，“矽肺病事件”后，在国家和贵州省有关部门的协调下，矽肺病患者分别获得了2万、4万和6万元的赔偿金。
    然而，这笔赔偿金并未给患者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他们用这笔钱维持了基本生活开销和买药及营养品。
    几年前的打工之旅，对于部分西河乡村民而言，是一件得不偿失的痛苦之旅。他们今后的生活将依旧回到起点，并且还搭上了精壮的生命。
    今年农历6月中旬，河平村村民张兴永的死亡，将西河乡矽肺病死亡名单拉到了第16位。在这份死亡名单中，尤以35-40岁这个年龄层次偏多。
    接下来，西河乡当前的36名矽肺病一期患者、45名名二期患者，以及11名三期患者将会把这个残酷而可怕的死亡名单拉得更长。唯一不同的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原刊于《贵州都市报》

本报记者  杨雄  


    凌晨3时42分53.8秒。
    河北省唐山市沉浸在黑夜的笼罩之中。闷热的天气开始渐渐有了些微的凉意。
    就在舟车劳顿了几天的张玉域和其他3位老乡刚刚入睡3个多小时后的此际，一阵剧烈的晃动将他硬生生地从酣睡中摇醒，还未来得及看放在枕边的手表，睡在靠近窗户床位上的谯家区委副书记田世荣就猛地爬到了他的床上，嘴里“嗷嗷”地惊叫着，脸上布满了惊恐万分的表情。
    此时，窗外闪着阵阵蓝光，地底下也传来一阵阵沉闷的咆哮声。就在张玉域还未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整幢大楼就在轰隆隆声中塌陷下去，而自己也紧跟着掉了下去。
    不知在空中翻转了多少圈后，他恰好掉进了一个凹槽里。等他刚好抬头看时，一块硕大的水泥板轰地一声将他完全盖住。
    张玉域顿时昏厥过去。
    这天的日历刚好翻到1976年7月28日。
    这一天，位于东经118.2°，北纬39.6°的唐山市发生了7.8级地震。这是截止那年为止的400多年来，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64岁的张玉域再次回忆起那场亲身经历的惊世灾难时，不仅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记得异常的清晰，而且语气也显得波澜不惊，除了在讲述一些惊心的细节时情绪有些激动外，他的语气平静得似乎在讲述着一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难故事。


灾难，突如其来

    这一年，张玉域刚满34岁，时任铜仁地区沿河县黄土公社党委书记。
    唐山地震发生的12天前的7月16日，为了学习和普及大寨的农业经验
    铜仁地委决定组成由地委副书记张仁龙、地革委副主任渠德臣为正副团长，包括各相关部委负责人、4个县区领导、农村公社支书、优秀知青代表在内的267人参观团，奔赴山西大寨、河北沙石峪、遵化等地考察学习。
    张玉域所在的沿河县的30人参观团代表，在这天由时认县委副书记蒲兴典带领，从沿河县赶往铜仁地委，去和地区的其他县的参观团代表会合。
    7月27日下午5时左右，铜仁代表团在参观完大寨，并在石家庄休整了两天后，参观团一行于早上7时从石家庄赶到了唐山市。当晚，250人的参观团就住进了距离唐山火车站仅500米左右的唐山市商业服务大楼。宿舍楼共有5层，张玉域和沿河县的30名参观团代表都住在最顶层楼，其他人则分住在其他楼层。那个晚上，整栋大楼里共住了大约750人左右。
    下午6时许，在宿舍里吃了2个馒头和几碗稀饭后，张玉域就和同行们回到了宿舍里。南方人始终无法适应北方人当时这样的“丰衣俭食”的生活，从大寨走来，几乎都是与面食打交道，这让吃惯了米饭的他们很难适应过来。
    晚上8点左右，张玉域和其他5个老乡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就在饥饿一次又一次地啃噬他们的身体后，终于忍受不住折磨的5人再也顾不上参观团不准开小灶的纪律，偷偷从屋里跑了出来。
    当时，参观团里有一个规定，但凡私自在外悄悄开小灶的，轻则在团里做检讨，重则劝其回家，终止参观活动。对于那个时代的他们来说，检讨和回家无疑都是一种耻辱。
    5个人来到唐山市街头后，找了一个小店坐了下来。因担心被人看到，5人匆匆解决完一瓶二锅头、二斤猪蹄和两个馒头，遂赶紧返回宿舍。回到房间后，张玉域倒头就睡。但头顶上飞机的轰隆声和老乡玩扑克的声响却吵得他翻来覆去地无法入眠。
    零点时分，就在张玉域好不容易才入睡没多久，地震就发生了。
    张玉域随着倾泻而下的楼层侧身向黑暗深处滚落而下。半空中，他伸着右脚，蜷着左脚不断地翻滚，身上裹着的被子已在瞬间先于他飘落而下。当他滚落至一个凹槽后，才发现飘落下来的被子正好在他的身子下。当他抬头看时，一块水泥板的掉下，顿时将他震昏过去。
    等到张玉域从疼痛中醒过来时，除了偶尔从地底传来的低沉的啜泣和“一种临死前的呻吟”、以及嘶哑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外，周围一片沉寂。凭着以前做记者时积累的知识，他当即清晰地判断出肯定是发生强烈地震了。
    后来，唐山抗震纪念碑碑文这样记载：“是时，人正酣睡，万籁俱寂。突然，地光闪射，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墟土，二十四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十六万多人顿成伤残，七千多家庭断门绝烟。此难使京津披创，全国震惊，盖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

“我坐在废墟上放声痛哭”

    头脑出奇地清醒，这成了头部未受伤的征象。脚趾伸曲自如，脚似乎也未受伤。但恍惚间，张玉域又懵了：他不知道自己身体的这些反应，究竟是灵魂的反应还是肉身的反应。
    他开始伸手在狭小的黑暗空间里四处触摸。
    凑巧的是，他刚好摸到了一个缝隙。伸手出去，感觉有雨滴断断续续地洒落在他的手心。除了证明自己还真切地活着外，他还因此而判断出自己正处于废墟的最顶端。
    余震在继续。
    周围的砖石开始渐渐逼近张玉域的身体。他担心如果听天由命的话，自己可能会被不断挤压拢来的砖石挤死。求生的力量让他开始竭力地寻找脱离陷境的途径。
    凌晨5时许，他开始用手使劲地将一块盖住他的水泥板往外推，在推开水泥板后，他将头从窟窿中伸了出来。等上身全部挣脱出来后，他又开始使劲拽着右腿，“皮都拽掉了，才拽出右脚来。”
    当张玉域从废墟中拔离出来后，一屁股跌坐在废墟上的他顿时就哭了。——他“觉得唐山市整个城市都完了，废墟里还压着很多好同志啊！”
    他开始在哭腔中大声地呼喊着带队的蒲书记等人，但他却没有从沉寂中得到任何回应。他仰望着渐拂晓的天空，这位37岁的汉子再次失声痛哭，肆虐的泪水倾水怎么也止不住，淌湿了整个脸庞。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
    破败不堪的街道上开始依稀有了人影，在不断地来回走动着。
    在废墟上呆坐了5分钟后，张玉域想爬下废墟，但受伤的右脚却失去了知觉，怎么也抬不起来。穿着背心和裤衩的他好不容易才爬下废墟，来到街上。
    街上到处都是来往的人影，一辆又一辆的“解放牌”汽车正不断地将伤员运往医院，每一辆汽车上都挤得满满的。张玉域伸手拦了几辆车，最终都因车满而没有拦下来。
    10多分钟后，一辆人力二轮木板车吱呀着过来了。
    拉车人是一位30多岁的男子，面容悲戚，车上躺着的是她年轻女儿的尸体。他将手伸向了拉车的男子，男子犹豫了一下后就让他上了木板车。
    又过了10多分钟后，他才想起不能自己独自离开，他想回去守护着老乡。
    下了车，他左脚蹲着，右脚向前伸着，双手撑地，一步一步地向前缓慢挪动着。10多分钟的路程，他足足挪了1个多小时才到了他们住宿是废墟前。
    这时，他看见了万山特区的区委书记任书记被几根钢筋刺穿身体，悬挂在半空中，而铜仁地委的渠德臣的头则“搁放”在废墟上，下身全都掩埋了废墟中，他们分别以这样的身体姿态离开了人世。
    张玉域再次失声痛哭。
    让他更加难以接受的是，早在他们抵达唐山的前一天，黔东南州考察团刚刚从唐山离开，踏上了返乡旅途。“苍天实在太不公平了，灾难偏偏就让我们给碰上了。”
    几天后，他才获知，铜仁地区整整267人的参观团，只有35人还活着，单玉屏县的常委牺牲了2/3。而沿河县30名一同前往唐山的老乡，却只有他和另一名几年前已病逝的原沿河县官舟区委书记冯仁国两人。
    而与此形成的悲惨局面是，这场地震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猛然爆炸，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就在几秒间被夷为平地，并最终导致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亿元以上。

大象在地震前夕嚎叫打滚

    在张玉域重新回到唐山商业服务大楼的废墟前时，营救部队已经开进了唐山，准备营救伤员。当时“他们喊的口号是‘提高警惕，防止外人破坏，’”，秩序一派井然。
    让张玉域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看到了8位老乡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眼前。原来，他们因住在紧靠楼梯口的另外一栋楼的一个房间里，地震竟对他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随后，他们决定，由吴国忠、蔡文坤、李长新、瞿自来4人留守唐山，寻找其他伤者。杨光云、杨建昌、吴可见、田昌明等4人护送伤者去遵化，并在晚上赶来会合。
    7月28日下午3点，张玉域在瓢泼大雨中被送到遵化县医院。但因医院里面早已住满了伤员，他和近200多名伤员被安排在外面的临时帐篷里治疗。
    就在医生俯身为他缝合伤口时，他从帐篷的缝隙中看到，远处一根高大的烟囱在暴雨中折成几截倒了下来。 
    唐山地震的发生，其实早有先兆。
    7月26日下午4点左右，在石家庄休整期间，张玉域沿河县团县委书记张翊祥等5人去逛动物园。在动物园里，他们突然看到了几头大象正不断地嚎叫着打滚，样子显得很难受。
    张玉域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似乎从来没有见过大象有过如此强烈的反应。他当时的直觉是，肯定是一种异常现象，但他并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征兆，直到地震发生后，之前的种种不寻常迹象才算找到对应的结果。
    在遵化修养期间，遵化县粮食局直属仓库一个叫王振江的护理员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护理着张玉域。回到沿河县的5年后，生活条件比以往好许多的张玉域曾写了一封信给王振江，邀请他来家乡小住，但却始终杳无音信。
    在遵化和北京修养了10天后，张玉域回到了沿河县。当他将从唐山地震废墟中捡来的、浸透了鲜血的白衬衫交给主人甘溪区委副书记的家属时，他和他们顿时抱头痛哭。
    从此，每见到一个死者家属，他们都会抱头痛哭。当有人认为他很幸运时，他的内心却总是有一种愧疚的尴尬心情，他心里总担心死者家属会有“为什么他们都死了，你却还活着？”的逼问。
    并且，每年的7月28日，张玉域就总要和另一位幸存者原官舟区委书记冯仁国团聚一次，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那场亲历的自然灾难。
    张玉域说他现在有两个心愿：一是希望能找到当年的恩人王振江。另外一个心愿是希望当地政府能将被风雨剥蚀得模糊不清的地震纪念碑翻新一下，并且希望当地有关部门能多关心一下当年在地震中牺牲的烈士家属的生活和工作，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生活和工作方面都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