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的博客

对民间资本而言，迟到的春天似乎再次来临——在5月21日温家宝总理再提“稳增长”之后，一场由多个部委主导的“鼓励民资”运动正式拉开帷幕，仅短短40天左右，银监会、国资委、证监会、交通交输部、卫生部和铁道部6大部委即分别推出鼓励民资的政策。此外，在5月28日“京交会”的开幕式上，温家宝总理发表演讲时，更明确指出“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

春风拂面而来，民资理应为之庆贺，上述6大部委对民资加大开放的领域，历来可谓是经济深化改革之难点、焦点、亦相当部分是盲点。但是，对之进行剖析，我们极易发现，此番鼓励民资的政策敞口，仅是在此前“形式”准入为主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次强调、以及些微进化。

很难评估，仅凭形式上的再次强调、以及些微的政策进化，到底能否减轻民资对“弹簧门”的忧虑，到底能够吸纳多少民资进入这些领域。因为，就政策在实践中屡屡演化成“钓鱼”的教训，民资可谓伤痛犹在。比如：1998年即已开启的铁路合资之旅，在民资近乎彻底沦陷之下，面对罕见的民资成功者（内蒙古伊泰煤炭投资的呼淮铁路），铁路部曾于2009年表示将其收回；2002年国务院颁布《民航体制改革方案》之后，民资

在经济形势日益紧迫之下，面对1—4月份全国税收收入增幅、国企利润总额均同比下滑的态势，决策层再一次将力挽狂澜的希望寄托在民资身上，一场应急式的“鼓励民资”热潮亦已然涌现——据相关媒体报道，短短40天内，银监会、国资委、证监会、交通运输部、卫生部和铁道部6大部委，均分别出台鼓励民资进入此前受限（或相对）领域的政策。

这理所当然是值得赞赏之举，此番各部委针对性的鼓励民资政策，不仅是对2005年和2010年新旧“非公经济36条”的落实之举，还是对近5年国资过度扩张造成民资持续弱化的平衡之举，更是扭转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下行探底的无奈之举。

但是，在承认此番6大部委打破民资准入限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缺乏可行性操作细则和严格监管机制的“鼓励民资”热潮，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极易演变成无功而返、甚至适得其反的结局。

细究此番6大部委“鼓励民资”出台的相关政策，可以说普遍缺乏可行性的操作细则。比如，银监会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其中虽然将村镇银行主要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降低为15%，但是在“单个自然人股东、单一非银行金

可以肯定的是，今年货币政策将由名义上的“稳健”，转变为实质性的“宽松”—— 5月12日，央行决定自2012年5月18日起下调存准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自去年11月30日之后的连续第三次下调存准金率。而如果不出意外，停滞近3年半的降息，亦将紧随其后，在6月前后再次祭出。

决策层此时下调存准金率，显然有三个理由：其一，我国4月份外汇占款再度出现负增长，需要释放流动性维持平衡；其二，截止4月末，我国新增信贷创下年内新低、且存款呈持续流失态势，亦需要下调存准金率进行维稳；其三，4月份CPI同比增长仅为3.4%、今年来通胀整体呈现波动下行态势，此时下调存准金率不至于引发短期通胀高企。

但是，这不是央行连续三次下调存准金率、且实质性“宽松”政策已然跃出的全部理由，与上述三大理由相比，其最为核心的因素是，面对我国急速下行探底的经济现状，决策层正试图再次依赖货币刺激，以挽救经济衰退于狂澜。

之于当下而言，虽然决策层仍不愿承认经济“明确探底”的事实，但4月份的诸多经济数据却极度令人悲观——4月份发电量创下16个月新低，说明实体经济严重低迷；实质使用外资连续6个月负增长，说明我国经济的风险敞口正在持续加大；4月

曾经位居全国民企纳税第一（2004年）的海鑫集团，当下却沦落为难以为继的中等规模钢企，而如此今昔两重天的格局，恰恰是在少帅李兆会执掌的10年间发生的——据《中国企业家》5月刊报道，海鑫集团的山西根据地堪称“空巢”，而且“多名员工在采访中表示，海鑫已经有五个月没有发过工资。”

海鑫集团的衰败，自然与钢铁业遭遇周期性调整的大形势相关。但是，衰败速度如此之快、情形如此之惨，却绝非仅仅“行业命运”即可解释。实际上，与行业周期性调整的客观限制相比，少帅李兆会无意耕耘父业，才是海鑫集团急速沦落的根本原因。

在2003年李海仓意外去世之后，其时年仅22岁的李兆会仓促上阵，担任海鑫集团的掌门人。但是，在其执掌的10年间，却很少出现在海鑫集团的山西根据地，相反却长期坐阵北京。此外，与其对钢厂的生产管理、技术更新、业务运筹等兴趣寥寥相反，李兆会却对金融投资等虚拟经济日渐痴迷——从早年的入股民生银行，到四处出击资本市场，成立和嘉投资和惠宇投资两个投资平台，再到去年11月被爆违规套现山西证券限售股。

无意于实体经济、却痴迷于虚拟经济，李兆会所为绝非是“富二代”的个案，实际上，随着近10年我国资本市场的日

　　在购电作为电网企业最主要的“采购成本”、销电作为其最主要的“营业收入”之下，悬殊的购销差价，构成了电网企业的利润空间。而成本居高不下，当然会在账面上出现“非暴利”。

　　在5月19日召开的中国能源战略高层论坛上，面对“电网利润太高恶化电荒、以及电网应该让利”等质疑，国家电网副总经理舒印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国家电网有2万亿元的资产，400亿元的利润并不高，电荒主要由电力供求关系紧张引起，和电网的利润没有关系，不存在让利的问题。”

　　从表面的财务分析看，舒印彪此言颇有道理据国家电网《2011社会责任报告》显示，国家电网2011年营业收入为1.68万亿元，利润总额为533.6亿元，折算成营业利润率仅为3.18%；而国家电网2010年底的资产总额为2.12万亿元，再加上其2011年新增的3000亿元左右资产投资，则国家电网2011年的资产总额应为2.4万亿元左右，折算成资产利润率亦仅为2.2%左右。

　　应该说，无论与国外同行相比、还是与国内其他行业央企相比，从数据来看，国家电网均不存在“暴利”问题。但是，如果透析当前电网企业与电力企业，以及国家电网与地方电网、民企自办电厂之间的矛盾根源，我们则会发现，国家电网财

（刊发标题为:稳增长决不能走老路） 

5月18日至20日，温家宝总理在武汉主持召开河北、辽宁、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并明确指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继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提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十八字方针之后，对“稳增长”的再次强调。

对于我国当下经济状况而言，温家宝总理此次再度强调“稳增长”，是及时的、且是绝对必要的。与去年底我国经济初露“探底迹象”相比，我国当下经济已基本“探底明确”，这从刚刚发布的4月份经济数据即可得知——4月份发电量创下16个月新低、实质使用外资连续6个月负增长、新增信贷创下年内新低且存款持续流失、4月末M1余额增速与1月份同为3.1%再创（2005年以来）最低值……

上述经济数据不仅表明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不景气、内需潜力的持续弱化，而且表明国际资本对我国经济前景已经不再看好、其选择“逃离”迹象已经明显。在经济现状明显衰退之下，通过“稳增长”避免我国经济深度恶化，力挽我国经济出现可能性的“休克”状态，显然是刻不容缓的。

但是，在明确“稳增长”目的合理性之下，选择何种路径具体实施，显然更值

我国经济的衰落，已经确定无疑。在今年一季度GDP增速连续5季下降、贸易顺差仅为6.7亿美元之后，4月份的经济数据亦充分表明，这种悲观景象仍在延续——贸易顺差虽然意外扩大，但出口增长仅为4.9%，工业增加值增幅仅为9.3%创3年来新低，在外需未能有效提振、实体经济又大幅下挫的同时，4月末M1余额和M2余额的增速双降、尤其是两者之间的巨大背离（分别为3.1%和12.8%），已经尽显我国内需亦进入疲软通道。

应该说，对于今年经济的下行，决策层早有心理准备，并于今年两会将GDP目标8年来首度调低至7.5%。但是，今年以来经济运行的恶化态势，某种程度上，不仅突破了决策层的心理底线，而且大大出乎民众的意料之外——在“五一”四大政策利好，推动沪深300指数上拉3.2%后，仅4月份经济数据公布的前后3个交易日，A股市场即跌回原点，而且同期国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亦几乎全部大幅下跌。

面对远超预期的经济衰落，在“相机抉择”的货币调控机制之下，应急式的货币宽松必然会闻声而至。5月12日，央行决定自2012年5月18日起下调存准金率0.5个百分点，这已是央行去年11月30日之后的连续第三次下调存准金率。我国存准金率的连续密集下调，已超出纯粹外汇占款对冲的需求

（刊发标题为：结构性金融改革：上海何妨先行统一监管）

　　与开放民间金融为主轴的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相比，上海理应成为全面推进金融结构性改革的试点城市这既是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之需，更是我国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之需。选择上海作为我国金融结构性改革的试点城市，就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监管改革两项展开试点，既有防范全面推行易引发系统风险的必要性，对于上海而言，更有到2020年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紧迫性。

　　在全球金融格局、贸易格局均已发生深度变化的近五年间，虽然我国金融政策屡屡推进技术层面的改革，以适应急速变化的国内外新形势，但是这种亦步亦趋的技术层面的改革，其真实效应已明显趋于弱化。基于此，就资本账户开放、汇率改革、利率改革和金融监管改革等进行全方位的结构性改革，显然已经刻不容缓。

　　就资本账户开放而言，虽然我国经常项下已全面放开、QFII账户资产亦已增至近2700亿元、境内资本投资境外实业亦已在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中得到明确。只是，在缺乏资本账户更大幅度开放的前提下，不仅我国资本市场难以成为全球性的配置中心，而且受此限制，真正意义上的汇率改革亦无法有效推进。就汇率改革而言，虽然我国已将人

（刊发标题为：收入分配失衡须动大手术）

回顾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我们极易发现，近乎所有的改革均是形势倒逼使然——延沓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可能于今年下半年方才启动，其原因亦是如此。

无论是作为家庭收入个体，其最高与最低之间高达65倍的巨大落差，还是作为居民收入整体，其仅占我国GDP比重40%左右的超低水平，均充分说明我国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亦因如此，之于我国当下的经济现状而言，启动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无比紧迫——这是因为，贫富差距的悬殊、以及居民收入占比的过低，不仅会使“促内需”成为空谈，更会使深化市场化改革造成民意阻碍。

无比重要、且无比紧迫的收入分配改革，为何会延沓至今年方才可能启动呢？这其实与所谓的最佳时间窗口选择并无关联，而是我国当下经济的衰退严重倒逼使然——5月15日，商务部通报今年1—4月份我国商务工作运行情况，其中：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仅为378.81亿美元，已呈连续6个月负增长态势；累计贸易顺差（1—4月份）仅为193亿美元，是2004年以来探底200亿美元以下的第二次。如果再结合此前统计局发布的4月份发电量创16个月新低、以及央行发布的4月末M1余额增速仅为3.1%（增速与今年1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