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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辛卯年夏与世友、周兵并玉春诸学友同游大连棒槌岛》

 

三五相会,或百里或千里。万里

也不过几个小时而已,飞机与动车

缩短了时间却抻长了空间之脸

不惑之年的发福,须发变成沧浪之水

清兮濯缨,拙兮濯足

不过吹吹海风,牛皮

那棒槌岛(倒)在海里

伸手可触又无法握住

斯斯文文的鹅卵石

蒙着青苔,仨仨俩俩的小蟹 

跋江涉湖,收刀挂甲在罅隙里

赶海者,少女变成大妈

海滩上一展歌喉、舞姿

把海鸥宕得好远

傻瓜相机里瞬间永恒

回家就得变成碎片清理

龙虾怒目的餐桌上,海参暴跳

酒瓶横七竖八,香烟如云似雾

谈些少女、金钱、权力

都和谁谁有关……

还是小时候好,父母那时年轻

看点小人书,捕捕鱼捉捉鸟

雪包围着村庄,天蓝到眼前

那些地方依旧,只是回不到从前

夜渐黑,海渐凉

什么使我们由不得自己

大浪回头,我们却刚刚转过身去

 

2011年7月15日,大连别后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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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22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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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国中学》

 

我在谷歌地图上反复滚动鼠标

仿佛飞行员降落时调低着高度

上下左右  追忆

已逝的时光  寻找

白杨树包围的校园

那四个大字:孔国中学

铁皮覆盖的二层小楼

 

那一年,楼梯尚未修好

窗户也没有玻璃

一些冷风从楼中穿过

为了逃避有些检查

我们从二楼纵身跃下

砸倒扁猪芽、稗子草

全然不顾崴疼的双脚

下间操的同学纷纷涌进

东南面的一长溜厕所

男同学常常打赌

谁能射死那蠕动的蛆虫

或者偷窥一下隔壁的女厕所

是否有心仪的女同学

教室里  双人课桌长条凳

男与女  同桌不同语

厌倦黑板上的习题

游走的目光  萌动

便一瞬间枯死在记忆里

而成人之梦常常将我们赶回

紧张的考试  那些逝去的老师

 

2011-6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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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的证词

略 萨

 

  阅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能把句子变成形象

  在今天的讲座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位作家的故事。75年前,我出生在秘鲁南方的一个城市,叫阿列基帕市。我非常喜欢自己诞生的这个城市,因为它有很多的故事。我1岁的时候离开这座城市,搬到玻利维亚去了,我10岁之前都在那儿度过。5岁时,我就开始阅读了。开始阅读是我人生的一个关键点,而且是非常棒的一个转折点。我认为阅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你能够了解单词的意思,把这些句子变成形象,通过这些形象你能知道其他人的生活,仿佛在时空中旅行,把我的生命融入到其他的令人惊奇的、非常棒的、神奇的生活中去。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发现。这些阅读,使我的少年时代充满各种各样的传奇。这些阅读中的冒险故事,现在我可能不记得了,但或许是天生的对文学的爱好吧,我读到这些少年时的故事时会做一些补充,比如有些结局我不喜欢,我就自己把结局给改了,母亲告诉我,这就是我最初的写作。对文学的爱好与天赋,很可能导致了我的早熟。我记得的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阅读,对我来说是一种热情、一种激情,就像阳光照亮了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非常强烈地丰富了我的生命和生活,使得我产生了一些想法,成为了一个作家。

  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拉丁美洲的年轻人来说,能从事写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文学是不能够当饭吃的一个工作。你不能靠这个工作过活。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的作家,是利用节假时间或星期天的时候写作。也就是说,他们是有自由职业的,有能糊口的工作,比如律师、公务员、外交人员或者大学教师。他们只是业余时间写作。除了工作时间之外,他们为自己留下一些时间写作。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我想找一个比较自由的职业来做,比如律师、教书或者是做新闻。但我的天赋给我的爱好是文学。所有我做的工作——年轻时我做过不少工作,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周末时间、放假时间,进行写作。

 

  诗歌只允许卓越,我发现我不能做得卓越,所以写散文

  很多人写的都是诗歌,因为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模式。正如其他所有作家一样,我也不例外,我开始写的也是诗歌。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伟大的作家,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他曾经讲过,诗歌只允许卓越。后来我发现我不能做得卓越,所以开始写散文。从那时起,我只读诗歌,但不写诗歌了。我觉得诗歌必须达到一种完美,这是在其他方面很难达到的一种完美。所以散文作家总是偷偷地在心里非常羡慕诗人,因为我们意识到你写再好的散文,也不能达到诗歌那种完美的境界,那种纯洁、连贯。

  上世纪的50年代,很多阿根廷剧团在利马进行演出,阿瑟·米勒的戏剧《一个推销员之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受到它的启发,我马上动笔写了一个小小的戏剧,叫《印加的逃逸》,然后搬上了舞台。但在当时的秘鲁,戏剧表现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就改而写我的故事,写短篇小说。在那个年代,拉丁美洲是非常不统一的、分割的,特别从文化角度来讲,在秘鲁,我们不知道智利、哥伦比亚等邻国有什么诗人或者小说家、戏剧家,不知道他们都有些什么样的创作。我们所读的,都是从欧洲过来的东西。在那个年代,我们认为自己还是秘鲁人,是哥伦比亚人,我们没有成为一个集体。那个时候我的梦想,是能够离开秘鲁到欧洲去,特别是到巴黎去。我跟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梦想着能到巴黎去。巴黎给人的感觉是艺术,是文学的殿堂。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有文学天赋的、有艺术才能的人,都有那个天真的想法。成为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到巴黎去生活。因为在那里能够变成艺术家,成为作家。

 

  我在巴黎发现了拉丁美洲,写了第一部小说《城市与狗》

  大学读完后,我有幸在西班牙读了博士学位,然后到巴黎住了七年。这七年对我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角度讲,我欠了巴黎很多东西。但我在巴黎发现了拉丁美洲,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角度讲,秘鲁只是一个省,一个非常大的拉丁美洲的社区的省。我发现很多拉丁美洲的作家就在巴黎,或者至少在巴黎逗留过。在那个时代,那里住过阿根廷的胡里奥·阿里特萨,还有卡彭铁尔、聂鲁达等。

  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拉丁美洲作家了。我发现拉丁美洲作家不光有一些共同的问题,还有语言、文化上的共同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也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那些年中,有很多小说家进行了非常深的革新,包括形式、技术、叙述的方式等,都发生了变革。那是充满热情的年代,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叫《城市与狗》,讲的是一个少年在军官学校学习的亲身经历。很久以后我发现,从那时开始,我总是通过同一个方式在写作。这是和其他作家不同的。比如说他们写的是他们想象中的一个过程,而我的写作,一直都是从记忆中的影像出发。你尽管会有一些经历、会有一些记忆,但有些东西还是很神秘的,能激起你的想象与幻想,给你一些暗示和想法。

  我在军官学校待了两年,有些经历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伴随着丰富的情感。秘鲁是一个分割得很厉害的国家。比如地理上,海岸、山区、热带雨林地区,非常分割化。另外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说,也是很分割化的,有的地区是非常繁荣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和西方化的秘鲁没有任何联系的。那个时候拉丁美洲也是这样的。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我对秘鲁的印象是非常片面的。在我小的时候,我并不了解很多国家真正发生的事。

  在莱昂士巴士官学校,当时有来自所有地区的人,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有比较优越阶层的,让很反叛的孩子去受军训,有些希望成为军人,还有一些是农民,当时奖学金比较普遍,能使比较贫困的人进入这个军事学院。这个学院就阶层来讲就像一个小秘鲁。当然军事纪律非常严格。有偏见也好,仇恨也好,各种各样社会阶层的东西都在那里显现,有些很暴力化。这个经历回忆起来并不是美好的,并不开心,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那里,我了解了我出生国家的情况,暴力情况、分割情况、秘鲁的社会。对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原先读的小说中的冒险情景,我曾梦想着哪天我写一部小说,写出我的那种经历。所以《城市与狗》就是根据我在那里的真实经历而写的,是在1958年到1961年之间写成的。我写故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写的。

  对我来说,生活中的某些东西,某些影像,可能会在我的脑海里沉淀下来,某些神秘的影像能够激励我进行文学创作,进行幻想、想象,当然还要花很多工夫,譬如修改、写了再改、改了再写。这样一个小说就成形了。

 

  我非常喜欢福楼拜和福克纳

  我写小说是很花工夫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自信。特别是写一个故事的时候,特别是开头部分,都是要努力使我确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能够自己克服困难,把这个故事完成。克服自己的这种不自信。我非常羡慕一些作家,不光他们的天才、他们独特的创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他们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福楼拜,我在1959年一到巴黎就看了他很多书,福楼拜的作品我都读了。我非常喜欢《包法利夫人》。但是他的一些书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些书信是一天天发生的事情,福楼拜每天写的信,信里除了爱情之外,还谈到了他如何构建小说。给人感觉他好像不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是通过努力、通过坚持,才造就了他的才能。他是非常执著的,而且是自我批判型的。通过这种努力,一部作品在开始时可能是非常贫乏的,毫无色彩的,但你逐渐将它完善,直到成为一部杰作、天才之作为止。

  福楼拜的作品对我非常重要,对我的帮助很大。如果他没有天赋的话,通过努力、通过恒心也可以产生才能,福楼拜的这一点,对我来说,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他是最伟大的文学大师。

  还有一个美国作家,我非常崇拜,他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对拉丁美洲的影响,还有法国文学的影响,这就是威廉·福克纳,我简直被他迷住了,他的散文,他的故事的影响力和力量性,他作品的聪明的建构,都能让人了解它是真实的。我的第二部作品《绿房子》,从格式、形式来讲,就是受了福克纳的影响。我和人类学家一起去了秘鲁的热带雨林,去亚马逊河的印第安人部落,在那里旅行了几个星期。对我来说,那是新面孔,那里还有一些没有被驯化的大自然,有些部落可能还处在石器时代,只有很少的现代化的特征。但是非常漂亮,风景非常棒。回到欧洲的时候,很多影像留在我的脑袋里,特别丰富。

  我的第二部小说《绿房子》之后,是《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还有《叙事者》,这三部小说都是和我的经历相关。这跟《城市与狗》非常客观的描述不一样,《绿房子》是很主观的,有不同的叙事者,你能看到散文的风格,通过散文的风格,能在小说中看到一个一个厚度,看到热带雨林中迷宫式的风景,还有跟过去相关的一些传奇。这个小说除了讲述热带雨林的一些故事外,还讲述了秘鲁其他的海岸地区、北部沙漠地区可能发生的故事。它能让人们了解多样性、复杂性。因为秘鲁这个国家是非常分割化的,是非常多样的。

 

  我写《酒吧长谈》的时候,非常感谢一位安全局的局长

  我的第三部小说叫《酒吧长谈》,是我写作所有小说中最花工夫的一部。在秘鲁独裁时代时,我还是个孩子,到我们成年有8年时间,所以这8年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独裁,是军事独裁。秘鲁的真实生活被消除掉了。所有政党都被禁止了,这8年中政治史变成一个坏的历史,没有合法的政治。出现的只有地下的政治。我就读的圣马可大学是秘鲁最主要的大学之一,那里有一个传统,就是要有反抗的精神,要有不服从的精神。我去那个学校读书,也是这个原因。我当时是很叛逆的,特别是在最后三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这个大学中有抵抗运动,有些地下组织。共产主义读书会是中左翼的一个组织,还有很小的抵抗运动,和共产党相联系的,共产党被当时的独裁体制几乎消灭了。我和那个团体在一年中保持着关系。很有意思。尽管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我们的人数也很少,但我们确实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以个人的方式、以一种抵抗的方式。当时警察都是扮成学生来监视我们,所以行事都要当心,讲政治的话必须非常当心。很多老师和学生被关到监狱里,或者被流放了、流亡了。

  我写《酒吧长谈》的时候,非常感谢一个人,我就认识他才几分钟,他是奥德利亚,一位安全局的局长。他原先是卖葡萄酒的,独裁者可能是他的朋友,他就成了安全局的头。很多学生被捕,我们买了毯子送到监狱里去,监狱长不允许,说要批准才能送去。我们五个学生组成代表团到政府和他们谈,我们到内政部去,到内政部安全局长那里去,那是非常老的一个大楼,有一些非常阴暗的走廊。我们这么恨的一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着我们。根本没跟我们打招呼,像看昆虫一样的看着我们,我们都是站着的,他坐着。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害怕。我们跟他讲了我们来拜见他的原因,希望把毯子带给被逮捕的学生。他看着我们,他把一个抽屉打开,拿出一些纸给我们看,是我们大学里印刷的一份秘密报纸,他问,这是什么?你到大学就是为了抨击我?骂我?《酒吧长谈》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构思的。一个干瘦的人物,手里拿着报纸,给我看。感觉到他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人物,却给人的感觉非常可怕——有这么多人被捕了,我想哪一天能写一个小说,写那个独裁年代,就是通过那个人物来表现政权、权力的中心。我最费工夫的就是这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我想显示的是一个独裁的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和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都是和政治相关的,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需要让步也好,退让也好,你不管是不是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做出一些让步。我开始写这些小的故事,怎样把不同的人物、不同地区的人,联系起来,开始的一年我很迷茫,后来选择了通过长谈的方式,两个人物谈话的方式,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谈话本身,使得他能引出其他人和其他人的对话。所以就变成了叙述化的谈话。把所有的人物、事实加进去。

  这本书写了很多年。如果要我选一本能够留下来的书,就是《酒吧长谈》。因为我花了太多的工夫才把它写出来。

 

  我喜欢的不是写作,而是再次写作:修改

  前三部小说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经历过的一些记忆,逐渐产生一个胚胎出来,然后经过很多费神的工夫。写一部小说对我来说,并不是坐在书房那里花几个小时的写作。逐渐的,你把它包裹起来,哪怕几个小时的写作之外,你都把自己卷进去了。不是刚开始写的时候,而是整个故事开始成形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情况。最大的努力,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草稿出来。草稿出来,第一个版本已经有了,还是比较混乱的。但我确定,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开始令人愉快了,非常开心。所以我喜欢。我喜欢的不是写作,是再次写作,我非常享受很多小时坐在那里写作。不像刚开始我必须强迫自己坐在书桌旁那样。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努力,总是求乎上而得乎中的。但你要意识到,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再写什么或者补充什么的时候,进行修改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时候你的修改,也不能让它太过频繁。我感觉到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这个小说质量就要下降了。这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小说写作两年或三年,已经和你自己创造的世界完全联系起来了,你要和它分割开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一本小说写完的时候,你会怀念它,因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此消失了。一部小说结束,为了让真空的感觉消失,我会马上进行创作。在做最后的修改时,我已经在构思下一部作品了。

 

  我有一种必须写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之战》

  为什么你会把某些生活的经历变为动力?以非常强的动力来写作?其他的经历,就没有这样的激励,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其他的作家也交谈过,他们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是很迷惑。这些动力,特别是从创作角度来说成为动力的一些经历,有些可能是对你人生产生创伤的东西,被你无意识地藏在内心了。但我要强调的是,我写一些东西,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事情,我并不是蓄意地去找一个经历,然后把这个经历变成我的故事。从来没有。有些事情在我生活中发生过了,产生过了,不可抗拒的动力促使我去写作。

  这种感觉确实很奇怪。比如,我从来没想过去写那些不是发生在秘鲁的事情。并不是说我有民族情结,我只能写自己国家的事情。用西班牙语写秘鲁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年轻时代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可避免地要求我在我的故事中出现。

  有一天,我看了一本非常棒的书,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书,想了解拉丁美洲的人都该看看这本书,是巴西作家达·库尼亚的纪实文学《腹地》,一部充满激情的作品。写的是在巴西东北部20世纪的卡奴杜斯内战。当时的历史背景非常令人惊喜。没有什么暴力,就变成共和制了。君主制已经不能再流行下去了。人们有这种爱祖国情绪,相信新的制度会带来公正,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推动力的这种改变。东北部地区一些农民揭竿而起,反对共和国,但是怎么可能呢?这个共和国建立就是为了穷人谋福利的。

  国家派了一个连去镇压,但是失败了。巴西这时感觉很不安了。政府不知道穷人为什么会揭竿而起,反对共和国。知识分子发明了一个理论:并不是穷人开始反对共和国,而是阿根廷在葡萄牙流亡的君主派的人在引导他们到东北部叛乱。因为原先英国和巴西在君主时代很有关系。开始派一个军团过去镇压叛乱,最后被打败。共和国的英雄在那里死掉了。这个军队到前线,写了报告,能把真实的事件搞混乱,所有东西都是假的,讲到蓝眼睛的农民,他说是英国人假扮的。幻觉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叛乱最后以很多农民死亡而结束。

  达·库尼亚讲到,我们做了什么?他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巴西变成了两个世界,完全不同了,这是非常狂热的,两个世界不相容,不能互相理解,就只能通过屠杀来解决。这让我非常惊奇,能了解什么是拉丁美洲,什么不是拉丁美洲。突然之间,我觉得要写一部小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去写不了解的国家,没有去过的国家,写历史事件。这个国家讲的语言并不是我所写的语言。但我有一种必须写的感觉,我急着去写另外一部小说,就是《世界末日之战》。达·库尼亚已经变成了主人公,他在书中是随军记者。

  我也写过拉丁美洲标志性的一个元帅,1931年,他通过铁腕统治国家。1974年我到巴西去工作了8个月,我听了很多有关土米西列(音)的故事,而且好像是不真实的故事,它的残酷、它的腐败,给人感觉他好像一个小丑一样的,完全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出闹剧。我需要把这个讲出来。有些东西完全就是戏剧性的。总统府里做的事情,都是戏剧性的。这些事情,我感觉到必须写一部小说,我把听到的很多轶事,写入了《公羊的节日》,一个有关独裁者的故事。

 

  一个作家可以通过更精确的语言为政治作出贡献,或者给予更大的透明性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我不了解的两个国家:刚果和爱尔兰。也是阅读的时候产生的灵感,有个人叫约瑟夫·康拉德,是非常著名的小说家,写冒险家的故事。我几年前看了他的传记,他到刚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爱尔兰人,在那里已经住了8年,他大开了眼界。在比利时殖民时代,就像欧洲人一样,军队进去,有商业,有现代化,有这些殖民地是很热情的想法,认为殖民是好事。罗杰·凯斯曼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刚果的橡胶园里,欧洲人完全无法无天。康拉德的小说我读了很多次,认为是20世纪的杰作。他也曾经到亚马逊、哥伦比亚、秘鲁考察过,他控诉的,最重要的是对印第安人橡胶园所做的一些暴行。因为他20年的努力,在欧洲以至整个全世界都兴起一个潮流,开始控诉,特别是殖民主义对橡胶园施暴行的控诉。我开始对他进行研究。我开始写一部新的作品,非常神奇的一个人物,并不光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他也是很不幸的一个人,他有很多东西不为人所知。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并不是在秘鲁发生的,是在我不了解的地方发生的。为此,我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我总结一下我的这些经历。写作对我来说,总是非常神奇的,而且是记录生活冒险经历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你在创作中,你发现了一个故事。他原先死了,可能很多东西使你能让他复活。你的文字让他复活,让他再生,非常令人鼓舞,给人感觉就像是传奇。经过这么大的努力之后,你得到了回报,这就是写作给你的感受。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福楼拜有一句话,是在他的书信里讲到的,写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并不是坐在书桌旁写几个小时,或者用电脑打出字来;而是根据你的写作生涯安排你的生活节奏。也并不是说让你和全世界隔离起来,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可能有些伟大作家是这样做的。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我希望和街上的人有交流,不光是在我的书房里。写每天发生的、在我身边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不需要持续连续,它就是生活中的故事。所以你了解新闻,了解街上发生了什么,新闻专业的经历对我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新闻专业使我能和社会、和人民生活在一起。这已经不光是在文学方面,而是你作为一个公民以及你的道德方面的力量。

  你对城市景观有兴趣,对国家发展有兴趣,你就应该发出声音。你觉得哪些选择是正确的,你要维护它。你觉得应该批判的时候,就应该批判。你能够贡献什么东西就贡献什么东西。作为一个作家,你是在臆想的世界中旅行的一个人,你可以通过更精确的语言为政治做出贡献,或者给予更大的透明性。政治语言都是一些呆板的东西,老生常谈,这会使事实混淆。这个时候,作家确实能做出一些贡献。在政治演讲方面,政治辩论上,你也能做一些工作。有幻想、有想象,包括人的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也都需要幻想、需要想象。因为你在面临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时代让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做出贡献。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要做政治家。要看你有没有兴趣。有些方式的辩论、讨论,你应该参与进去。对所有公民都一样,我们没有例外,我们不能让政客去操纵它。否则政治就变成一件很糟的事。

  所有公民都应该参与进来,在整个政治、生活中。这个参与,肯定会产生更好的选择方式。

 

  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

  最后的一个问题,我所做的事情,我生命中所写的东西,有什么用吗?除了让大家非常快乐的过几个小时,看过我书的人,能在他生命中留下什么痕迹吗?我认为是这样的,有很深的痕迹留下。不但能了解一些事实的经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我称之为“后遗症”,在历史上会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后遗症和影响是什么呢?好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为我们留下好的感觉,是说服自己的生命和整个世界。现实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并不是我想的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一看,与我们创造的世界比起来,我们真实世界多小啊!这确实是能留下一点痕迹的。这种痕迹,是一种不满足。

  好的文学,使得读者不满足。他不接受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称之为“改变的发动机”。如果人类对现在的世界完全满意的话,我们就不会从山洞里走出来了,就不会去发现新的东西了。正是因为这种不满足,使得我们要求一个更完整的、更好的、更不同的现实社会。所以,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明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人类发展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学习中,对于培养人才和培养公民来说,文学应该是非常基本的。更何况,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用很多时间去看诗歌、小说或者戏剧作品,当然,是很享受,幸福感也很强烈。这同样也是文学做出了贡献的。你的这种思想,会让社会流动起来,由于这贡献,会让社会不断进步。

  ——此文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于2011年6月14日上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逸夫会堂所作的演讲。

 

  来源:南方周末

    同声传译:俞瑜 陈芷 整理:姚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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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0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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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端午——对国家叛徒最大规模的抚哭

                                      许晖
     端午节的起源很早,夏朝的历法夏历中已经有五月五日的记载:“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夏小正》)五月是毒月,因为端午后天气转热,而端午这一天是阳气最盛的一天,所以要蓄药以辟除毒气。《大戴礼》也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兰是兰草,要用兰草熬成的汤药浴。
    到了战国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开始在端午节这一天纪念伍子胥。
    伍子胥名员,楚国人,他的父亲伍奢是楚平王太子的太傅。少傅费无忌在楚平王面前进太子的谗言,伍奢挺身而出,为并无罪过的太子辩护。楚平王大怒,囚禁伍奢做人质,让他把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招来,想一并杀害。伍尚应召而来,和父亲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杀害,伍员不甘引颈受戮,开始了逃亡的漫漫长途。先投奔已经逃到宋国的太子,又和太子一起逃亡到郑国,太子被郑国诛杀,伍子胥继续向吴国逃亡。在吴楚边境,伍子胥被楚兵追赶到江边,江上有一渔父渡伍子胥过江。伍子胥解下价值百金的佩剑,感谢渔父的救命之恩,哪知渔父不屑一顾,说:“楚国悬赏,抓到伍子胥的人,赐粟五万石,封爵。我连这都看不上,哪里会要你仅仅价值百金的佩剑!”伍子胥最终逃亡到吴国,归附了吴王僚。
    吴楚交兵,伍子胥极力劝说吴王僚攻打楚国,公子光却说:“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国杀了,伍子胥只不过是想报私仇,而不是真的为吴国着想,不能听信他的话。”伍子胥因此知道公子光有异志,就进献了一个著名的刺客专诸给公子光。公子光趁吴王僚出兵伐楚,国内空虚的时候,宴请吴王僚。席间公子光借故离席,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端到吴王僚面前,刺死了吴王僚,专诸也被吴王僚左右杀死。公子光趁机派伏兵杀尽吴王僚的随从,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
    此时,楚平王已死,楚昭王即位。伍子胥率吴兵攻入楚国都城,伍子胥“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这就是著名的“鞭尸”的来历。
    伍子胥报了杀父兄之仇,了却了一生最大的心愿,一心一意地辅佐吴王阖闾,吴国的国力逐渐壮大起来,雄霸一方。
    其后吴越争霸,伍子胥辅佐吴王阖庐伐越,阖庐被越军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嘱儿子夫差毋忘父仇。三年后夫差大败越王勾践,勾践携妻赴吴国为人质。大臣文种和范蠡设计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构陷伍子胥,并促使夫差赦免了勾践。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最终于公元前473年伐吴,彻底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而死,自杀的时候蒙着面孔,说:我没有脸去见伍子胥啊——此前数年,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这又是一个著名的故事。不知为什么,古人的行为中总是蕴含着一种极端的美感——子胥大笑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来,置吴东门上,幸灾乐祸地观看越兵的入城式。至今苏州尚存胥门。伍子胥的临终遗愿大大激怒了夫差,“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夷,而投之于江。”(《国语·吴语》)申胥即伍子胥。鸱夷,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夫差把伍子胥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到江里,让他永远浮不上来,作为对伍子胥临终遗愿的报复。没想到伍子胥一言成谶,夫差被勾践生擒,不能忍辱,遂蒙面而死。
    伍子胥死时,是公元前484年左右,比屈原死年(约公元前278年)早了二百多年。“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史记·伍子胥列传》)民间传说伍子胥被投江的这一天即为农历五月五日。《荆楚岁时记》载:“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则明确载明东吴之俗,端午是纪念伍子胥而非屈原。

    伍子胥之后二百余年,屈原几乎重复了伍子胥的命运。
    屈原名平,时任楚怀王的左徒。《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了屈原第一次被放逐的经历: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屈原博闻强志,既能治乱,与楚怀王商议国事,发号施令;又辞令娴熟,接待宾客,应对诸侯,井井有条,楚怀王非常信任他。上官大夫嫉妒屈原,向楚怀王进谗言说:“大王让屈原发令,大家都知道,每一令出,屈原都自居为自己的功劳,以为非他不能为,哪里把大王您放在眼里。”楚怀王大怒,不仅疏远了屈原,而且把屈原放逐到国都之外。屈原痛恨楚怀王偏听偏信,受谗言的蒙蔽,容不下自己这个方正之人,日夜忧愁幽思,写下了长达375句,2500字的抒情长诗《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慨叹,响彻了两千年中国文学史。
    其后,日益偃蹇的国事已与屈原无关。楚怀王轻信了秦国的邀请,前往秦国,在拒绝了秦国要求割地的胁迫之后,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屈原在放逐期间,仍然眷恋故国,心系怀王,几年间写下了大量诗篇,希望怀王终有所悟,重新把自己招回身边。这些诗篇传到了令尹子兰耳中,子兰大怒,指使上官大夫又向顷襄王进谗言,顷襄王“怒而迁之”,再一次放逐屈原。这一次把屈原放逐到了更远的江南。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详细记载了屈原之死: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汨罗以死。
    这是《史记》中最著名,最感人的记事之一。屈原披发在汨罗江畔行吟,放逐的日子使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你就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到了这个地步?”屈原回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所以被放逐了。”渔父说:“圣人不会被万物凝滞,而能够与世相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着潮流而推波助澜?众人皆醉,何不一起吃酒糟喝薄酒?为什么怀瑾握瑜,保持高尚清白的节操,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回答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冠上的灰尘,刚沐浴过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灰尘,谁能以清净之身,去忍受肮脏的东西污染呢!我宁愿投入长流不息的水中,葬身鱼腹,又怎么能够以清白纯洁的品行,而蒙受世俗的尘垢呢!”于是写完《怀沙》的绝笔之赋,抱着一块石头投汨罗以死。
    屈原死的这一天,也是五月初五。

    伍子胥和屈原的死法相同,即“定杀”之刑。《睡虎地秦简》释义为“生定杀水中之谓也”,活生生地投到水中溺死,又称“沉河”,“沉渊”。只不过伍子胥是尸体被吴王夫差施了“定杀”之刑,而屈原,是自己给自己施了“定杀”之刑。
    性格激愤的伍子胥,死后还要把眼珠挖出来看吴国之亡。而屈原却是绝望之后自沉于江,水波柔和地接纳了他,抚慰着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一颗心。质本洁来还洁去;水是清洁的,洗净他肉体的同时,也和他清洁的灵魂融为了一体。连尸体都不给世人看,因为世人是肮脏的。“逝者如斯夫”,水流的无常,映照出他的悲观主义。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在汨罗江的清清江水中,顾影自怜,高标自许,终于安静了下来。
    五月五日,端午纪念的两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一为叛国者,一为流亡者。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在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前提下,伍子胥两次叛国;屈原在政治抱负不得舒展,反而被馋的情势下,写下大量以高洁自许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现实,从而遭到了两次放逐。和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左,这两个国家的敌人却得到了民间的一致怀念,以至于两千多年来端午的传统从未中绝。这是一个深刻的提示:端午从来是民间的节日,只要专制尚未根除,它就永远不可能被官方意识形态所称许,更不会进入官方节日的谱系。恰恰相反,端午是民间对专制和国家强权的强烈抗议,在一年一度的浩大怀念中,这两个叛国者和流亡者身上,寄托着中国民间的全部心事。1925年鲁迅先生慨叹中国一向就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端午恰恰是最大规模的对国家叛徒的抚哭。
    端午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一个异类,一个孤例: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所有这些节日,形式和内容都高度统一,数千年如一日,从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核心价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内容。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民间的怀念遭遇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改写,甚至连“民间”这个词都被缩略为一系列风俗和乡间小调的集合体。
    伍子胥和屈原,借助于端午这一民间的盛大节日,完成了对身体媚术的最后逃离。“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九章·抽思》);“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日月忽其不湮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尽管屈原这些表达对楚怀王怨望的辞句被孙次舟和闻一多理解为“文学弄臣”,以及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但是,汨罗江畔的“定杀”,毕竟洗净了曾经被污染的躯体。同时,屈原用“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悲回风》)的诗句,向死于同一日的伍子胥表达了追随和致敬之情。
    可惜,在伍子胥和屈原死后两千余年,端午精神彻底失落了,刚强、激愤、清洁的端午精神让位于身体媚术的大行其道,世间只余端午其形,而无端午其神了。只有当韩国 “江陵端午祭”申遗的时候,人们才想起来端午原来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节日。但是,所谓“抢救端午”无非是和四大发明如出一辙的阿Q心理,端午精神反而更符合韩国精神——韩国精神中的刚强,韩国精神中自尊、知耻、忘我、利他的春秋人格,韩国精神中不向国家强权低头,对强权的清算,不正是端午精神的最好继承吗?而中国呢?居然有专家建议政府出面和韩国联合申遗,这是对端午这一节日“民间性”的极大讽刺,“国家形象”成为“抢救端午”的惟一诉求。在这一争夺战中,没有人去追究端午精神到底是什么,狭隘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反讽的是,却并不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接纳,同时,反向地又是端午精神“民间性”的雄辩证明。
    端午精神这样的本土精神资源,就像它的两个非凡代表一样,遭到的同样是被放逐的命运。
    伍子胥和屈原,斯人已矣,魂兮已不再归来。端午以及附丽于它的端午精神亦复如此,魂兮也已不再归来。如果不能归来,那就彻底地消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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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02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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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求呈现带“血型”的个人化写作

        ——《东北亚》主编杨拓答诗人安琪问 

 

提问:安琪

回答:杨拓

时间:2009年10月29日

地点:北京

形式:邮件

 





1、杨拓你好!《东北亚》有两个主编,其中杨勇我从未见过,你因为在北京我们好歹也遇到若干次,就抓住你来回答问题了。在我的印象中,你们两一直很低调,比如这次,我网络搜索半天,也没找到你的博客和联系方式,这么多年你在北京究竟干什么呢? 

    答:你好安琪!很久没见面了,自从你们主持的《诗歌报月刊》下半月停办以来,也不知你还在不再北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和杨勇在北京是见过面的,也许是贵人多忘事吧!哈哈!应该是去年,杨勇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参加牧野主办的诗会;还有一次是在上苑的一次诗会,当时我没去,但事后杨勇和我说过,看到诗人谁谁了,其中就包括你。这也许是他的低调吧!在诗人们的访谈无比时髦的时代,你的这次访谈,却是我破天荒第一次回答一个人的专门访谈,也许算是我的低调吧。

    我的博客是存在的,只是我很少光顾,懒得打理,园子里已经长满了荒草,让很多关心我的人,一次次失望而去。我建立博客是比较早的,那是各大网站还没有这个玩意儿的时候,我就请我的同学夏子华先生帮我在一社区注册了一个,我天天写日记,我感觉博客的到来,是日记鸟枪换炮的一次革命,待到博客扑天盖地的时候,我却渐渐地没了兴趣,也许是我的偏见吧!那就是我感觉博客是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很多个人的私密并不适合于在博客上晾晒,有的博客已经成了一些人沽名钓誉的人生新闻发布会。我不能为了写博客而写作。

    我是2000来北京的,明年就整10年了,我也算是诗人中的老北漂了。我来到北京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下的一个报纸混饭吃,10年没有换别的工作,也算一个奇迹了,所以在和一些诗人聚会的时候,一说起这事,大家都感到很惊讶!哈哈!回首走过的路,我对我自己也感到很惊讶!我怎么一件事情能干10年呢?!

 

2、这么多年杨勇又在老家干什么呢?

 

    答:诗人杨勇是我的一个多个脑袋连姓都不差的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的兄弟。虽然我身在中国的中心北京,结识的诗人很多。他在中国的边缘绥芬河,我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北京的喜事常常传到边塞。我在北京也不时回想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那些日子在我的人生中是最深刻最美好的记忆。刚来北京北漂的那几年,我一直怂恿他来北京,虽然他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来我也很理解他的决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也许我们北方人家庭观念强罢,毕竟他不像我当年光棍一个,他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杨勇很勤奋,在文学创作、摄影上面逐年都大有长进。只是这条龙还在黑龙江绥芬河宣传部“干事”到现在,他工作认真、细致,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我当年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干事,由于不是“变色龙”,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拍当地领导的马屁,现在还是干事,眼看着比他年龄大的比他年龄小的一个个飞黄腾达而去,他的才华,工作能力却不被重视,他这条不会变色的龙,只能盘着,这也是一个奇迹。当然,对所谓诗坛的疏离和对诗歌和心灵的坚守,他还是在中国的最边缘认认真真地写作着,这也是他所向往的安静生活方式。

 

 

3、  资料显示,1995年,你和杨勇创办了《东北亚》诗刊,请回忆一下创办的往事。《东北亚》在编辑上大体循着什么样的思路?

 

   答:为了偷懒,关于创办的往事。我把杨勇的一篇文章《岁月的见证》(此文发表于《东北亚》10周年专号)的一段嫁接到这里:

   “关于《东北亚》,它的第一期让我们回忆的东西是最多的。当时,仅有五六万人口的黑龙江边境小城绥芬河,由于开放,居然也聚集了几个诗写得有那么点意思的诗人,如杨拓、阿西、舟自横、王明刚、天马等,都不是绥芬河土生土长的。当时,在这几个写诗的当中我与杨拓接触是最多的,杨拓1992年从黑龙江的讷河迁居到绥芬河,与其兄一道经商,并且已在国内一些诗歌刊物上发了一些东西。那时我们都处于青春期的自发的写作状态,我们聚会饮酒,没日没夜地谈论着某杂志上的诗作并且还深深地激动着。凭心而论,绥芬河做为诗歌的写作之地,从哪一个角度讲都是边缘,也与外界热闹的诗坛几乎没有一点儿联系,因为闭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在为寻求诗歌的深层突破而苦闷着。或许,《东北亚》就在这种潜意识中萌芽了。

    1995年元月中旬,我和杨拓去哈尔滨,见到了当时在《青年之友》工作的青年诗人他他,他很热情,我们一起饮酒看兆林公园的冰灯,言谈间说到了办一份诗歌报刊意向。再后来,我们冒着哈尔滨巨大的严寒,去车辆厂(现在已倒闭)找马永波,他在这所大厂的十三楼办公,门卫不让我们进,我们在雪地里面跺着脚,哈着气,许久才等到了他。他送给了我们一本哈尔滨几个诗人编的《过渡》,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诗人的名单,我们还一起在他家的小屋里合了一张影。背景就是他家几平方米拥挤不堪的蜗居。之所以有这样深的印象,是我们认识了马永波后认识了他的诗,尤其是那份《过渡》,让我们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很高的办刊起点和想法。

    回来后说干就干,我和杨拓与几个写诗的哥们儿谈了办刊的想法,大家都很支持,在争取了当地文联部门的同意后,剩下的一切就由我和杨拓来亲手操持。至于刊物名称,我们也反复取了许多的名字,最后还是选择了这种地域色彩浓厚的刊名,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越是地域的越是中国的”,现在看有些幼稚,因为后来的实践并不与初衷一致,我们也后悔过这个不太时髦的名称。好在刊物本身能说明一切。记得在发刊词中我这样写到:“诗歌没有疆域,但不能没有土地。太平洋沿岸东北亚一隅绥芬河市,做为东方日出的前沿,我们一直幻想着它诗歌的灵光┅┅我们会找到一条心灵的海域,深深沉下去,浅浅的浮出来。为了诗歌的东北亚,奋勇开拓!”语言够豪气的,其实我和杨拓也真的憋了这股劲,我也没有想到,《东北亚》把我俩今后的诗歌道路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东北亚》的日渐成长,它可能都跟我们这种豪气有关。

    经费是头痛的问题,当时我一个月600多元的工资,杨拓又寄居于他哥哥家。小说家、文联主席葛均义同志鼓励我们去拉赞助,并提供了几个好友名单。春寒料峭,我们先挑熟一点的地方跑,经济快速发展的小城对我们还挺支持,我们嗫嚅着说话,表达自己的心意,人家答应了,因缺票据,人家只能给二三百元,我俩通过各种途径弄票据,弄不着的就做罢了。记得第一期除了诗友们凑份子外,团市委、图书馆、东北亚公司都拿了一二百元不等,一共凑了1400余元。稿件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马永波帮我们约了哈尔滨张曙光、麦可、韩兴贵、何拜伦等诗人的,我们约了肖铁、张雪松、刑海珍、白帆等省内其它县市的。考虑到实际情况,为了团结本地大多数诗友,也为了取得多方的支持,第一期还弄上了散文诗。我为这期报纸做了插图,几年不画,我的那点美术细胞全丢了,不太像样子了。印刷时因为我教课,杨拓去近200公里的牡丹江市印刷(当时绥芬河无印刷设备),版式由绥芬河日报社的舟自横负责。一星期后,杨拓拎着两大捆报纸回来了。嗅着油墨的芳香,那一刻我俩着实激动了一阵子。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就是诗报的邮寄,一是费用,二是邮给谁。第一个问题我们找到报社的一位负责对外通联的朋友解决了。当时我们与外界诗友们联络少,我们就翻报纸杂志,能找到的有点儿名气的都寄,一下子发出去四五百封,杨拓写字漂亮,他一个人奋笔急书,我则装信封,糊胶水。万事开头难,《东北亚》的开头,我们就这么顶过去了。”

    至于编辑思路,这一点,我们一开始就确立了很高的起点,就是坚决不弄那种小打小闹,谁都可以在上面发稿子的“小县城”级刊物。要办成一个自由开放,写作独立意识强大,诗歌文本坚实,具有独创性的诗歌刊物。后来,我们在《东北亚诗刊》上描述过如此编选宗旨:“《东北亚》强调不树立流派,不树立倾向性,公开、公正、开放、纯粹的编选宗旨;倡导摈弃群体模仿,力求呈现带‘血型’的个人化写作”态势。”多年来,《东北亚诗刊》也是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了。

 

 4、相对于其他民刊,《东北亚》比较独特的地方在于,它的两个主编似乎都隐身在幕后,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我这个判断对吗?说说你和杨勇的性格。

 

    答:你的判断很准确。我和杨勇都不是喜欢张扬的人,也不是喜欢上串下跳在诗坛上想混个“脸熟”的人,就更不必说去抢夺话筒了。我们一直认为,诗人要靠作品说话,如果在公共场合上说这是《东北亚》的主编杨勇、杨拓,而不是写出了某个重要作品的杨勇、杨拓,这是让我们脸红的事,我们更希望像写出了《回答》等重要作品的北岛,而不是创办出了《今天》诗刊的北岛,尽管他们同等重要。

    我是一个性格比较急噪的人,心直口快,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到啥就说啥。而杨勇却是一个能顾全大局,能够忍耐的人,这使我们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互补性。

 

5、  我零星知道你在北京十多年了,还有自己的房子在通州,这有点了不起,你认为北京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适不适合诗人居住?

 

    答:我是2000年初来北京的,一晃明年就是10年啦,真快呀!在时间面前人真是无能为力。我是有房子在通州,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有什么了不起的话,恰恰说明我们诗人的悲哀,在这个“富强”的国家,为这个社会苦苦赠送诗歌礼品的诗人,活得是多么艰难,连一个起码生活的地方——在一间房子面前都无能为力。

    我喜欢北京,在我眼里它就像大海一样包容着鱼憋虾蟹......上至国家最高统治者,下至天当被地当床的乞丐,大家呼吸一样的空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样,你所接触到的人、事、物不断变化着,包涵着种种可能性。

    诗人在某种意义上应该算个隐者,古人云:“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北京这三者都站了,你说适合不适合居住。但在某种意义上北京是不够的,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够。一个更加民主自由的国度,才是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大作家大诗人能够产生的真正土壤。

 

6、2001年,《东北亚》和其他四家民间诗报刊一起获得“最受读者喜爱”的称谓,在你看来,理想的诗歌的读者应是怎样的?

 

    答:多年来,作为一份在地域上中国最边缘的民间诗刊,《东北亚》的纯粹性编造原则和对诗歌文本真正原创性的认可,已成为团结当下诗人的一个开放性的民间诗歌阵地。而且,能够在新世纪的初和其他四家兄弟诗报刊一起获得“最受读者喜爱”的称谓,是我们感到十分荣幸的事情。美国诗人惠特曼曾说过:“只有伟大的读者,才能有伟大的诗歌。”那么,我想套用一句,只有伟大的作者,才能有伟大的诗刊。理想的读者应该背对乌烟瘴气的诗坛,不论浮名地面对真正的诗歌。

 

7、  你的创作量大吗,好像很少看到你的作品啊,它们主要放在什么地方?能给自己归纳一个写作特色吗?

 

    答:很汗颜,这几年我的创作量很小,来北京10年写了10几首诗,还有几首在电脑里遗失了。说实话,我对诗歌有点“心死”,“哀莫大于心死”。我害怕这种心死,我希望早日走出这种心理,它日来一个凤凰涅磐似的新生。我的诗歌写作还没有形成突出的特色,一切都还在路上。但我更追求真实、朴素,具有艺术创造力的写作风格。

 

8、  有何兴趣爱好?阅读取向如何?

 

    答:我喜欢书法,近几年一直在这里面徘徊甚至大于在诗歌上的努力。我的阅读很杂,有一点我还真不是吹牛,在我所目及的诗人当中在藏书上还没有看到谁超过我。除了文学类的书之外,我读了很多宗教、哲学、历史方面的书,涉略了电影、音乐、美术、艺术收藏等等吧!所以,了解我的诗人阿西说我,“你快成杂家了”。

  

9、  1998年我转型时期的长诗《事故》就是在《东北亚》独家发表的,还配了一张只给后背的照片,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投给你们的。你还有印象吗?请回忆一两个在编辑《东北亚》过程中编者与作者或读者的故事。

 

    答:这一期《东北亚》杂志是杨勇主持的,当时由于我脱不开身,正在俄罗斯远东做“倒爷”,经商回不了国。但有些事我们是通过电话商量的。这一期是《东北亚》由报纸变成杂志的一次跨越式转身,出刊后在诗人中影响很大,也奠定了它在诗坛上的一席之地。记得当时你正在《厦门文学》当编辑,给我们寄来了《事故》这首诗和照片,当时我们是想每个发表作品的诗人都配一个照片的,但已经来不及了,因此,就发了你的。还有杨勇也配了照片,所以这期,就有你和杨勇一南一北两个诗人有照片。出刊后,我和几个诗人逗趣杨勇说:“你什么意思呀?你是否对美女诗人安琪另有企图呀!”哈哈,当然都是笑话。没成想这个对你有所“企图”的诗人10几年了在你眼里连面都没见过。

 

10、我看你也写过一首与庞德有关的诗,受过他的影响吗?在你的写作生涯中,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事,物?

 

    答:我是写过一首《伊兹拉•庞德站在詹姆斯•乔伊斯墓前》的诗,当时我刚刚读完庞德的《比萨诗章》。我很喜欢这个最具有创造力的老头,但他对我的写作影响并不大,当然还是有一点影响的。我这首诗是看到这本书里的一张照片引起的创作灵感,我对这张照片浮想联翩,我想,一个活着的人来到一个逝去的友人面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当时我正要告别绥芬河,远离我的朋友,心情很复杂。实际上这首诗应该加一副题,献给我的朋友杨勇。但我当时没这么做,也许是为了避讳一些什么。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看没看出这首诗的涵义。

    我是我家七个兄弟姊妹中最小的一个,由于年龄上的差距,我既没见过姥姥也没见过奶奶,那些听姥姥奶奶童话长大的人,本身对我就是一个童话。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小人书(连环画),小人书不能不说是我的文学启蒙。我有一个姐姐和哥哥当时作文都写得很好!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坚持下来,看到他们一个个半途而废,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当作家,做一名杨氏家族出头的椽子。我就邮寄了一些诗歌刊物和书,像《诗林》,《诗刊》什么的,我的班主任看到我邮这些东西,一个教英语的女老师就对我说,你在这上面好好努力吧!如果有一个人指出我在别的方向上努力,可能我会在另一方面有一点见树,不过谁知道呢?这就是人生吧!为啥不这样那样呢?为啥这样不那样呢?

 

11、“雪”是你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这自然与你的家乡绥芬河有关,对很多人来说,绥芬河是一个遥远的陌生的词,请说说它。

 

    答:雪的确是我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我无可否认,雪对我们东北人太重要了,简直就像空气一样重要,你们南方诗人无法体会雪对东北人的影响的。我是从小就生活在四季异常分明的环境中,一年有六七个月生活在雪的包围中。寒冷使我们对南方充满了向往,我们像“文革”崇拜毛泽东一样崇拜南方,由于生活在中国的最北部,连东北三省的辽宁、吉林都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南方。我出生的地方并不是绥芬河,那只能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出生在齐齐哈尔所辖的讷河市,在我小的时候,雪更大气候更寒冷,雪厚的地方甚至都能到腰际,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大雪窠子下面挖地道、打雪仗,现在根本无法想象,我的一位乡邻在一次暴风雪中迷路,冻掉了手足,冻死人的事情也实有发生。请允许我在介绍绥芬河之前,先说说我的出生地——讷河,讷河是五大连池发源的一个流域讷谟尔河而得名,位于齐齐哈尔北部,距离大兴安岭千余里。讷河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叱诧风云的历史人物,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文学家都与这块地域无缘。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有史可查的据说是她的姥姥在这个地方呆过。至于像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他们的大姨三姑的姥姥再没再这里呆过,就无史可查了。“名人”也倒是有的,但当时得不到有效宣传,最后只是变成了人名。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过一起建国以来杀人最多的一个大案,估计你们都没有听说过。正是10月下旬下雪的时候发案的,此人名叫贾文革,可查杀的有50多人,由于案情重大,影响太坏,具体还有多少人被杀就搞不清了,媒体封锁(那时也没有网络)。此人被死刑的那一天,全城放假,人山人海,当地五大班子领导全去送行。据说此人杀人后用人肉喂猪,人的心脏包饺子什么的,类似的事件我只是在俄国作家布尔加科夫的一篇短篇小说中读过。记得当时有一顺口溜:“不想活,去讷河。讷河有个贾文革,专用绳子勒小脖。”就这件事,使讷河的GDP下降了很多百分点,不说了。

    讷河出来的诗人也有一些,据我所知的像你认识的南开大学教授、诗评家罗振亚先生;诗人鲁荒(主办《雪国诗刊》);诗人白帆(主办《星光》诗刊);黎阳(主办《华语诗人》)等;还有诗人舟自横、李凯华等等。

    我是1992年迁往绥芬河的,2000年我就来到了北京北漂,真正的只是在这个地方呆了8年,但这8 年对我却异常重要,我和杨勇共同创办了《东北亚》,追了一个女孩没有成功,经商失败,被迫北漂。除了创办《东北亚》,其他都是失败的,但这却让我记忆犹新。绥芬河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南部,毗邻俄罗斯的一个小城格罗捷阔沃,我在一首诗里写过这个地方。由于上世纪90年代初边境开放,全国各地来了很多人来此对俄经商,诞生了一批“倒爷”,暴发了一批人。但也来了几个诗人,像在北京的诗人阿西,当年就调到当地的报纸任职。杨勇那年大学刚刚毕业,我们一拍即合就搞起了《东北亚》。绥芬河虽然是个县级市,人口也不多,但由于沿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海关、边检等什么的都有,这样便显得很大气,每天都有俄罗斯人来来往往,我们整天和列夫 .托尔斯泰、普希金的后代们在一起,能不感到新奇吗?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活力十足的地方。绥芬河是一个山城,四周被群山包裹,可以说也是“环滁皆山也”,不像讷河一马平川,一眼可以望见天的边缘。雪下后也和平原不一样,像古代的山水画一样,一次下了很大的一场春雪,我和杨勇就去爬山,置身在“山水画”中,我们咔咔照了很多相,现在我一看到影集里那些照片,还有一些激动呢!

 

12、《东北亚》今后的走向?你的民间诗刊观?

 

    答:和你一样,很多诗人朋友见我都不禁要问,《东北亚》何时出刊呀?实际上我也不好明确地回答。在民刊遍布的今天,《东北亚》出不出并不重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会随机地出。《东北亚》还会一如既往地发挥以前的风格,与时俱进地吸纳当代诗歌的新动向。《东北亚》诗刊第十三期我们曾这样撰文:在网络时代,民刊还是有极强的生命力的。网络诗歌虽然方便迅速,但它还是不能绝对取代纸刊,纸刊带有阅读的一种稳定性,纸刊还有一种筛选后的严肃性,它是实在的存在,并且也附和人们多年积留的阅读习惯。因此,将来网络诗刊和纸刊都是并存的,并不存在谁消失的问题。尤其是民刊,在商业时代的夹缝中,生长与停刊都是很正常的,自由,随机,正是它的活力之所在,民刊的意义就在于此。

    但一个民间诗刊能够保持独立的声音,在当今社会真是太难了,我们听到的常常是众声喧哗,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的异口同声,一个独立的声音即使存在也会被压下去,就像拆迁中的钉子户一样你无法“钉子”下去。我知道你走过了很多地方,你是否发现北京的高楼和上海的福州的拉萨的乌鲁木齐的哈尔滨的没什么两样了呢?民间诗刊和官方诗刊甚至扮演同一个角色,那就是把诗人们发在网络上的诗移植到纸上而已。因此,我也充满些许的杞人忧天似的担心,也许多少年后,一份民刊仅仅具有文物价值,但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背离了诗人创作的初衷,人类思想意识的光辉变成了陈腐的纸张和印刷技术被后人研究,对于诗人们是多么可悲!

 

                                              2009年10月北京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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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秋阳普照,偕妻代子去新保利大厦观看宋元明清画展。将难忘的喜欢的存此:

 

 

秋阳下的保利大厦



元代 王蒙 太白山居图

 

局部一

 

局部二

 

局部三

 

局部四

 

局部五

 

宋 任询 古柏行

 

明 徐渭  礁石牡丹

 

徐渭

 

吴镇 竹石图

 

渐江 秋山双瀑图

 

 

傅山(1605-1690)草书杜甫《徐步》诗 水墨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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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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