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学术语境下

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一）

杨乃乔

【内容摘要】无论是在印欧语境下还是在汉语语境下，“poetics”和“诗学”都存在着从字面上被误读的可能性。在英语语境下存在着欧美学界对“诗学”这一概念产生误读的三种可能性，在汉语语境下存在着中国学界对“诗学”这一概念赋予的四个层面意义及其误读的可能性。为了在比较诗学的研究使“诗学”这个概念不再引起误读而减少争议，我们在一种相对严格的学术约定俗成上强调：诗学就是指涉文艺理论而不是“关于诗的研究”，而比较诗学就是指涉中外文艺理论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的汇通性比较研究。

【关 键 词】“poetics”、诗学、误读、比较诗学、文艺理论。

【作者简介】杨乃乔，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文系。

    在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上，“poetics”是一门具有两千多年的独立学科，正如法国学者沙维坦·托多罗夫（Tzventan Todorov）在《诗学

论中西学术语境下

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二）

杨乃乔

    在中国学术史发展的历程上，不仅存在着一个关于诗经研究的漫长传统，并且也存在着一个对历代诗经研究著作进行研究的漫长传统，学术界习惯把这两者整合起来称之为诗经学。早在宋代，学者们就把关于“诗经”及“诗经学”的研究称之为“诗学”。从这里，我们可以见出关于“诗经”及“诗经学”的研究在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上走向学科独立的倾向性及重要性。古代学者曾直接把“诗学”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学并提，清代学者李清馥在《邵武黄存斋诸先生学派》一文言：“邵武诸贤学派源委卓乎可述而，以经学、诗学专门名家者尤可尚已。”[1]经学是两汉时期的显学，也是通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脉络，有着相当高的学术地位，诗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类型，李清馥把“诗学”与经学并提，可以见出，在这里作者不仅承认了“诗学

诗者与思者

──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林幸谦及其现代汉诗书写（一）

杨乃乔

【内容提要】生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芙蓉镇的华裔年青诗人林幸谦是一位学院派诗人，他的汉诗写作在诗学倾向上表现一种理论的自觉。在中华文化边缘漂泊的林幸谦操用他的母语──汉语进行诗的写作，这种汉语的诗性语言行动已经超出了文学本身的美学意义，在海外后现代文化与后殖民文化压制汉语的语境下，林幸谦每一次操用汉语进入诗性的歌唱都是为了拥入中华文化母体，也更是为了证明他的文化身份。在这里，“汉诗”作为“汉语诗歌”的缩略语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突显出强烈的民族感和文化寻根意识。这就是“现代汉诗”所承载的全部意义，也是“现代汉诗”的本体论意义。“诗是记忆的语言编码”，这是隐藏在林幸谦诗歌文本中的诗学思想。文化身份的缺失是林幸谦诗中最为惆怅的歌唱，幸谦的汉诗写作已不纯粹是凝聚其诗中东方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的

诗者与思者

──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林幸谦及其现代汉诗书写（二）

杨乃乔

二

    以中国大陆学者的眼光来看视林幸谦，林幸谦作为马来西亚森美兰州芙蓉镇被殖民者所奴役的华裔后代，他是在苦难的不幸者中煎熬出的幸运者。他学士毕业于马来西亚大学、硕士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严格地说，林幸谦是漂泊于海外中华文化边缘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汉诗书写者，因此林幸谦不仅象每一位海外华人一样对文化孤独感有着深切的体验，并且不同于其他海外华裔诗人的是，他在诗学理论上是自觉的，表现为一种学院派的汉诗写作方式。林幸谦的这一写作风格从1995年出版的《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到1999年出版的《诗体的仪式》，再到即将出版的《原诗》，越发以一种成熟的形式凸显出来。

    林幸谦的汉诗写作有着无法逃避的理论自觉。作为在海外漂泊的诗人，文化乡愁感赋予林幸谦一种极为浓烈的诗性写作情绪。

诗者与思者

──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林幸谦及其现代汉诗书写（三）

杨乃乔

三

    作为诗者与思者的双重身份整合体，林幸谦是孤独的。在《稿本》这首诗中，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是孤独的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的物质富有与思想贫困中对自身的存在所做出的最后祭奠：“习惯孤独的笔运用他的文字/在濒临绝境的繁华盛世里/让成人放纵的仪式/封锁自己。用他丧失秩序的词汇写作/割离与抛弃/纸上自由地摆荡。用他怀旧的归根情怀/掌故意义/和回归自我的可能。”[①]不错，林幸谦在诗中把用后现代“丧失秩序的词汇写作”认定为当下知识分子惟一能够在孤独中放纵自己思想的仪式，但又认定这种书写的仪式最终形成铭刻来“封锁自己”，铸成一种文本的祭奠。笔者以为，文本是知识分子为自己未

 21世纪中国美术批评跌向道德底线后的困惑与拯救

杨乃乔（复旦大学）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艺学场域，我们时常可以目视到中国美术批评家以精英姿态出场的踪迹，如郎绍君、高名潞、邓福星、刘骁纯与李小山等，他们曾与来自文学、音乐、舞蹈和电影的批评精英承负着共谋的历史使命感，奋力打造那个时代的艺术批评语境与人文精神；在那个时代，中国艺术批评的民族忧患意识曾让批评家在诸种艺术现象的反思中，获取一种深度性的焦虑与紧张，中国艺术批评家在民族与国家的最高道德信条上见证着自己的良心。历史从90年代转型进入21世纪后，后工业技术官僚在体制上完全接纳了后数码时代的到来，正如利奥塔所预言的，社会存在的一切价值评判合法化地沦陷于商业与市场的掌控中，中国正是在这个基点上无可选择地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从近代以来，中国美术创作与批评从来就是带着一种先锋性以配合时代的转型与延展，然而在当下的共识中我们无法不承认，在诸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及批评中，上个世纪90年以来的中国美术创作与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率先远离了艺术呼唤

天真的纯粹与平静的简单

——评江衡的“后卡通”油画系列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全然失忆

杨乃乔（复旦大学）

    绘画作为一种平面物理的视觉艺术是以光色构图等几何元素对历史、当下社会语境及个人心理进行视觉的记忆，因此形式是绘画重要的美学记忆元素，至于绘画形式所负载的是具象的意义还是抽象的意味，这必然要取决于绘画的技法、流派、表现风格与画者存在的文化生态。当然就西画而论，无论是古典画派的写实，还是现代画派的变形，或是后现代画派的拼帖与装置等，就美术批评家而言，他们必然要把解读的画者及其作品还原或带入其所属的历史及社会原初语境下进行意义的诠释与提取。画家与美术批评家的互为依存关系也正是在这里形成互动的张力。

    近十几年来，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我看惯了平庸，看惯了周遭画者堆积如山的作品强行壅滞于画界，实际上，在千篇一律的重复性、商业性与炒作性中很难收视到让人醒目的作品。2008年夏季，马钦忠先生曾把江衡的油画系列推展于我的视界，无论

 踏着谢阁兰的足迹——中法学者在文学记忆中的相遇

杨乃乔

    在法国哲学巨匠德里达看来，文字是嵌放在意义与声音之间的衍生物，是一种使意义与声音恒定下来的物质铭刻；不错，文学也正是以文字这种书写的符号把鲜活的历史、逝去的文化以及作者在特定的时空给出的审美想象铭刻为一种永恒的记忆。在2007年春天的上海，栖居于世界东西方两端的中法学者踏着法国文化探险家及文学家谢阁兰的足迹，他们于文学的记忆中再度相遇了。这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法国谢阁兰研究协会、法国驻华大使馆在复旦大学所联合举办的一次国际比较文学盛会：“中法两国在文学中的相遇 —— 踏着谢阁兰的足迹”研讨会（2007年4月21日-23日）。

    在法国比较文学界，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是被文学永远记忆在法国学者研究领域中的传奇性人物。近一百年前，谢阁兰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曾是这样陈述自己的：“我生来就是为了四处漂流，去看并感受世界上所有可看与感受的事物，我继续我的收藏系列，无疑从远东开

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

——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一）

A Classic of Literary Narrative and Popularization: On the Writing Strategy of Ray Huang’s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杨乃乔

YANG Nai-qiao

[摘  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下称《万》）在欧美史学界推出后，即成为一首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学者及大众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万》的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后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现象，即通俗性。但是，黄仁宇的《万》所秉有的通俗性在特质上有着自己的内涵，其不完全等同于当下在大众传媒频繁出镜的学术超男超女把中国历史经典炒作到媚俗的层面，以此获取可观的商业利润。《万》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视，《万》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这是《万》在其通俗化写作中得以

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

——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二）

杨乃乔

二、非虚构性历史叙事与史学性元小说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黄仁宇把英文版《万》翻译为汉语读本时，不知道是因为翻译的问题，还是作者英文原生态写作的文化身份问题，汉语读本《万》在文笔的叙事上的确有着相当的通俗性与文学性，这一点恰恰合拍于莱特教授对黄仁宇不无先见之明的告诫——不要把这部书稿写成历史与文学的杂混体。

归化（domesticating ）翻译与异化（foreignizing）的翻译问题在这里突显了出来。

    意大利当下走红的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操用解构主义理论原则来建构自己的译介学体系，他把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作为自己论讨语言翻译策略的两套对立范畴。韦努蒂利在其解构主义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抵抗“归化”翻译，主张把原语译入目的语后，追求异质语言与原语文化的“异化”翻译。也就是说，一部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