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光<我们为什么不快乐>

或许，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中国人一直试图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造。人们相信，只要进入那个理想社会，生活就会变得美好，就会得到快乐与幸福。人们心里都有一个“乌托邦”。

    “乌托邦”至今没有从天而降。而如何让人快乐成长，快乐生活？也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探寻、追问。

    我的快乐体会——

    快乐是个宗教问题，快乐是个文化问题，快乐是个哲学问题……最后，快乐还是个社会问题。从系列博客的第一篇开始，我就尝试着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寻快乐问题。实际上，这是我多年研究的一个社会问题，系列博客是我呕心沥血写的一本书，是我个人研究的结果。

    当初，写这部书的初衷是为了研究、寻找“我们为什么不快乐？”的根源，几年下来，当我不得不

让穷人看到希望富人感到安全 

    这是一场比科举更不公平，更不讲道德规范的非正当竞争。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说，就是一场“比爹”游戏。它所制造的“富二代”、“官二代”和“穷二代”再次使社会阶层固化。严重缺少社会资源的平民子弟被阻断了上升通道，成为看不到前途的一代。

    人的成长环境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生存环境也同样危机四伏。随着社会的丛林化，无论你是国家官员、商人、企业白领，还是刚从学校毕业的“蚁族”、背井离乡的农民工，都面临着沉重的生存压力，都想在利益冲突与权利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于是，世界开始变得冰冷坚硬，人们开始变得郁郁寡欢，各种因抑郁而产生的精神疾患开始如传染病般广泛流行。社会，进入一种处处充满焦虑不安的非正常状态。

    2010年6月，与深圳富土康员工

残酷人生竞技场上的种子选手

    三十年前，中国大陆在满目疮痍中宣告了革命时代的终结，逐步进入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的成长、生存环境又一次发生了激变。面对这个历史性的转折，人们在经历了最初的茫然与失重之后，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角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学习生存能力。

    在这三十年间，曾经被砸烂、瘫痪的教育体系虽然得到了恢复，可是直到现在，“科举思维”仍在左右着中国人的成长模式。

    大学全国统考。本质上还是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标准裁定个人的命运，过去叫科举取士，现在叫高等教育、选拔人才。本质上它仍然作为个人身份等级的分界线——大学毕业之后才有资格做干部或白领，否则，就只能是工人、农民或打工仔。总之，它还是青年人进入主流人群必经的阶梯。

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文明启蒙

    1934年8月27日，全国各地奉国民政府之命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典，一股因政治需要而导致文明倒退的逆流随之沉渣泛起。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写在孔子辰纪念之后》，再次提起自己儿时的求学经历，强烈呼吁改造国家，改造文化，革新教育：

    我们回想我们三十年前在村学堂读书的时候，每年开学是要向孔夫子叩头礼拜的；每天放学，拿了先生批点过的习字，是要向中堂（不一定有孔子像）拜揖然后回家的。至今回想起来，那个时代的人情风尚也未见得比现在高多少。在许多方面，我们还可以确定的说：“最近二十年”比那个拜孔夫子的时代高明的多了。这二三十年中，我们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这都没有借重孔子的力量

中国社会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 

    在传统的成长、生存环境里，不仅广大底层民众是可悲的，即使是那些出身书香之家，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另一部分人也是痛苦的。因为读书，读死书，读那些陈腐教条的儒家经典是他们唯一的生活出路。

    胡适在其《九年的家乡教育》里这样写道：“我母亲二十三岁就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的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胡适散文选集》20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第2版）

    胡适在童年所受的也是私塾教育，可是因为有了这样母亲，才使他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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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以忘忧”，是豁达还是无奈？ 

    孔子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许多坎坷，虽然“十五而志于学”，可为了生存还是干了许多属于社会底层的下等工作。给季氏看过仓库，喂过牲口。不过，他始终自强不息，“学道不倦”。没有进过贵族学校，没有固定的老师，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进而，他以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才智，建立了影响中国千百年的私塾教育体系。

圣人，来路不明的穷小子 

    孔子对“礼”和“孝”的推崇不是没有来由的，而是以自己的身世为出发点的。出于对父亲的怀念，使他少年习礼；由单身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使他在孩童时代便确立了以“孝”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在母亲去世后，孔子更是把“礼”与“孝”推上了一个高峰，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所谓“五父之衢”，前人有这样的注解：“‘五父衢’在兗州曲阜县西南二里，鲁城内衢道也。”这也就是说，由于孔子只听说父亲叔梁纥葬在防山，却不知道墓地的具体位置，没法将父母合葬。于是，他竟把母亲的灵柩摆（暂厝）在了鲁国的通衢大道上。这种超常、倔强的惊人之举，既是为了对父母亲尽孝，大概更是为了对自己的身份加以公开化的正名。

    后来，他的郰邑同乡，輓父的母亲给他指出了父亲叔梁纥的墓穴所在，这才把母亲的遗体迁去防山，与父亲葬在一起。

    在失去了双亲之后，少年孔子开始独自步入社会。此前，通过习礼，通过对自己血缘、身份的

野合之子？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

    无论是被后人奉为神坛上的圣人，还是被看作“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孔子当年肯定没有想到，自己将对中国文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是儒家思想的确立者，而且是中国式平民教育体系的创建者。恰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后人称之为开门授徒私家讲学，其像样的创始，实始于孔子。”（《国史新论》211页，钱穆著，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因此，他即使不是“大成至圣先师”，也是古老中国的文化导师。

    再古老的导师也有属于自己的童年和青春，了解孔子的成长经历，对讨论中国人的成长环境和教化模式显然具有典型性意义。

    从西周到春秋，无论是“辟雍”、“泮宫”、还是“庠序”，几乎所有的教育机构都是由贵族设立，为贵族子弟服务的。对于这些由天子、诸侯所办的古代贵族学校，钱穆先生曾有这样的专述：

    《小戴礼·王制篇》有云：“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