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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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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华湖北钟祥人,1967年4月出生。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7年),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2012年)。武汉市政协第十二、十三届委员(2012年-),并兼任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代史(先秦秦汉史)、中国古代礼学和经学、中国文化史、楚地出土简帛和楚文化史。特别注重经学与史学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证的研究方法。

 

 
 
         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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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冬十月,唐玄宗下诏,从这一年开始,每年四立节气到来时,必须到京都的四郊去迎气:立春之日到东郊迎春气,立夏之日到南郊迎夏气,立秋之日到西郊迎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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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本文原载于《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

四、族徽与助丧

发掘简报称,“本次发现的青铜器大多有铭文,已知铭文总字量达400 余字,铭文内容除常见的一些西周早期的族氏文字和方国名外,也见有大量过去所不见的人名。对于排定墓地的世系及与其他方国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已见的族氏文字有16 种之多,主要有冉、守、戈、南獸、亞離、朿、束、等。说明在西周早期,曾国与这些族氏或方国都有往来。”如果算上2013年新出土的器物,恐怕有20种以上。关于这些族徽的含义和族属来源,已有不少学者展开讨论[1]。

问题是,这些随葬器物上的族徽是否就是墓主家族的族徽?换言之,随葬入圹的青铜器是否属于墓主或者墓主的本族?我们觉得并不尽然。如果一个墓室仅随葬一种族徽,那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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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注:本文原载于《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

三、族墓与都城
所谓族墓,就是按血缘关系或亲属关系集体下葬在某一集中之地。聚族而葬,正是其生前聚族而居的反映。关于西周的族墓,文献中有“公墓”和“邦墓”两种,有学者认为,前者是王室、国君等高级贵族的墓地,归冢人管理;而邦墓则是国民即自由民的墓地,由墓大夫管理[1]。《周礼》记载: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冢人》)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墓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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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二、毁兵和毁器
此次发掘的曾侯墓随葬品中,兵器戈的锋、援或被折断,或被人为弯曲,非常明显。M65出土1件虎纹戈(M65:70),出土于墓室西北部棺椁间。出土时其锋残缺,简报称,当为葬俗折兵所为,内上角残失,器表有绿色铜锈。兵器被破坏之后的残断或折断部分,有的放在二层台上,有的放在棺椁中,有的放在椁顶的回填土中。

相同的现象,在燕国一琉璃河M1193中也有发现,埋葬在二层台上的戈、戟、矛等兵器都被折断或砸弯,断锋残援放到其他方向二层台上。这种现象,最早于1930年代由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揭示出来,或称之为“毁兵葬”。近年来又有多位学者对之进行了系统研究。统计表明,毁兵随葬是周人的葬俗,在先周时期的周人墓葬中就已经存在。毁兵现象主要见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开始急剧下降,到西周晚期比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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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见于叶家山曾侯墓四周的“斜向柱洞”,就是下棺时在墓穴四周植立丰碑或桓楹而留下的痕迹,是商周时期针对深埋竖穴墓而不得不采用的一项工程技术。曾侯墓中的毁兵、折兵现象,与古人严格区分生死、故意将死器与生器做得相反的礼俗有关。曾侯墓地的方位选择,也符合商周时期关于家族墓地居于都城北方的礼制。而同一座墓出土多种族徽,说明这些青铜器有可能是其他家族赗赠的助丧器具。居于南方汉水流域的曾国,其丧葬礼制与西周早期其他地区并无大异,与《仪礼》《礼记》等文献记载可以互相印证。

      2010年底至今,随州叶家山曾侯墓地经过两批发掘,已揭示出140多座西周墓葬[1]。这批墓葬虽是抢救性发掘,但都是科学发掘、主动发掘,墓葬信息完整,出土的器物丰富,规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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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三、“日用应酬”与《酬世锦囊》

《酬世锦囊》为什么出现在四堡?为什么出现在清代前期?

其一,这与邹可庭、邹景扬等人的家庭礼学实践和个人经历有关。《酬世锦囊》的编纂核心是邹可庭。第二集《家礼纂要》卷七中,收入了邹氏三代及其亲戚为家族长辈举行寿礼的多篇贺寿、辞寿之文,例如,《祝邹太君罗安人七十》(王紫绅作)、《祝邹大姻母罗安人八十寿》(谢梅林作)、《六十辞寿亲知》(邹梧冈作)等,足见其礼学实践之富厚。据前述《酬世锦囊》之总序和四集分序,邹景扬从小心系举业,“自弱冠以前,初攻帖括文字”,可见不乏经史训练。后科场蹭蹬,于是转而留意“应酬杂著”。他的一生至少有两次“北上”经历:一是“己丑驱车北上”,二是“庚寅北上京师”。这分别是乾隆三十四、三十五年,即1769、1770年。这些北上经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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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二、《酬世锦囊》与“民间日用礼书”

为了更加准确地讨论此书的性质,现将上海炼石斋书局1900年六册小字版的目录列表如下:

 

        根据笔者所藏另一种出版年代不详的版本,第三集《应酬宝要》分为二卷,其分类与之略有不同。卷一上栏包括敦请碎锦、具名类语、仪状碎锦、馈贻短札、宾筵酒令;下栏包括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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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福建四堡邹氏父子编纂的《酬世锦囊》,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民间日用类书。它大约成书于1771年,由《书启合编》、《家礼集成》、《应酬宝要》、《类联新编》四集组成。由于简明实用,该书在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广泛流行,不断翻印。从编纂体例、适用对象来看,此书不同于其他综合型民间日用类书,它是礼类类书从综合型类书中“分离”出来的表现,可以视为“民间日用礼书”的开端。该书之所以出现在清代前期的四堡地区,与邹景扬的个人经历、四堡地区的刻书倾向和民间礼仪基础有关。同时,清代社会广泛的礼仪需求和重视“日用应酬”的礼学文化,与《酬世锦囊》的产生和民间日用礼书的流行,也具有直接关系。

闽西四堡地区是清代著名的坊刻中心,以坊号众多、刻印量大、行销广泛著称。在四堡刻印的众多“汀版”图书中,日用类书占很大一部分,例如,《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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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传世文献中的“行”和“大行”都与丧礼有关,表示死者远行不返,因而成为死亡的讳称,历代文献中的其他解释不足为训。前代所谓“大行之称,起于汉氏”的说法,实为误识。青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自铭为“行器”者,其功能可与《仪礼·既夕》中的记载互相印证。青铜“行器”的用途绝不限于征行、燕行等,它们也可视为随葬的“遣器”。“行器”自铭出现的高峰期正是春秋时期,而《仪礼》所反映的礼仪制度在时间上大致可以契合。

一、传世文献中的“行”和“大行”

      秦汉时期以“大行”表示帝王之死已是常用之语。后代类似辞例比比皆是,“皇帝大行”更是常见熟语。值得注意的是,“大行”的使用范围似乎也并不限于帝王,大臣之死亦有此谓。称死亡为“大行”,古代至少存在四种解释:一是东汉服虔的说法,“天子死未有谥,称大行”;二是三国时韦昭和如淳的说法,“大行,不反之辞也”;三是西晋时臣瓒和晋灼的说法,“礼有大行、小行,主谥官,故以此名之”;四是唐代张守节的说法,“天子崩曰大行”。

      汉唐时期关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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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礼仪

历史

文化

分类: 礼学
        世界各民族都把婚礼当作最重要的人生礼仪之一,都有从议婚到订婚和结婚的程序和仪式。儒家也设计有一整套聘娶婚配的原则和程式,那就是所谓“六礼”。因为上古的迎娶过程在昏夜完成,故称“昏礼”,“婚”是后起之字。关于上古婚礼最重要、最系统的记载,见于《仪礼·士昏礼》、《礼记·昏义》和《周礼·媒氏》等,但在历代传承过程中又有诸多变化,还加进了很多非华夏汉族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古代婚礼,已是一个杂糅的礼仪程式。

图:《大唐开元礼》书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库本 光绪十二年公善堂校勘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家庭不睦,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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