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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2010-09-17 16:17  
 
为《南方传媒研究》写的文章。原文地址:http://media.nfdaily.cn/cmyj/25/02/content/2010-09/17/content_16000814.htm
 
李一道长的事情在继续发酵。落笔之时,《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的报道已经相继出来。但无论李一本人最后会被冠以什么结论,其实并不影响我对《南方人物周刊》“李一非常道”这组报道的评判。

新闻界并非完美的真理代言人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事情过去,回头来看这草稿的质地时,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前提,首先世界是复杂的,未必非黑即白;另外,承认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面对一个事件和事物,要求媒体去承担认知的全知全能甚至先验的角色,是过苛之举。媒体需要承担的责任是有边界的。

我一直认为《南方人物周刊》是一家具备职业自觉的媒体,与其认为李一的报道是一家媒体的失误,不如把它看作是新闻界的共同的风险:辨识事物的真实面目何其难也,稍不留神,定性就有可能失真,判断就有可能失误。

我正在看《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表述:“新闻界并非完美的真理代言人……人们一方面冒着被愚弄的风险和自己的信源沟通,从相信他们的观点来理解世界,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冒着过分怀疑的风险,时刻警醒和怀疑自己信源的可靠性和主观倾向性,这样,记者在相信和怀疑之间身心俱疲”。

那些在李一这件事情上嘲弄《南方人物周刊》的媒体,反躬自问,有多少次也曾经犯下同样的错误?如果不是新闻界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怎会有这么多的所谓“大师”当年曾经被捧上神坛?比如张悟本,比如唐骏,有多少媒体曾经做过报道,但有哪家在事发之后真正反省自己当年为其贴金的报道?好在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在这次李一的报道中,这种自我纠错机制甚至发生在同一个报业集团内部,而且对其进行的专业反思也可以发生在这里。

从事新闻工作的年头越长,越能感觉到所谓“完美调查”的可遇而不可求。以水门事件的调查为例,它花去了2年多的时间,需要记者的强烈好奇心和质疑权威的勇气、领导者的决心、报社的担当、法律对于新闻自由的保护,甚至可能细到薪酬体制对于长线选题的鼓励。如果在任何一个点上有所闪失,都不会达到最后的水落石出。

应给予探讨空间

简化讨论是有害的,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南方人物周刊》的操作不能被简单地盖棺定论。甚至可以说,在那个时间段,《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呈现了一定的怀疑精神,即使今天看来这种怀疑精神是不够的,我们也要想清楚是为什么。

任何操作的判定都要联系当时的语境,但时光转换,人们善忘,这点经常被忽略。从操作本身突破的难度来看,我并不认为《南方周末》关于李一的报道就比《南方人物周刊》难多少,因为在《南方人物周刊》发出报道的时候,视野范围内,没有什么关于李一的很明确的质疑。李一也没有在公众范围内的名气。而在《南方周末》发出报道的时候,记者的努力方向是非常清晰的,是要做一个关于李一“真相”的调查。

让我们探讨一下《南方人物周刊》操作的过程吧。

首先是新闻价值的问题,在关于《南方人物周刊》的指责中,最强大的声音是这组报道是在吹捧、炒作李一。作为一个媒体的从业者,我甚至认为,能够迅速关注并报道“清修”现象,说明南方人物周刊是一家嗅觉非常敏锐的杂志。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国家,这种现象的产生,而且尤其是在所谓精英人群中产生,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征象。

其次是操作方向的问题,我想,这个选题如果以上述为方向展开,则李一的缙云山可能就只是清修的案例之一,事实上其他寺庙提供的禅修,包括一些灵性课程在都市的流行,都可以被纳入到关注的范围,而西方和港台很多年前就流行的清修现象,可以作为参照系,进入到选题之中,以此为方向,则其他的宗教人士的采访在所难免。那样,对李一本人即使有采访,也会更多集中在对清修本身的理解。

如果以李一为主要方向的话,编辑部人员对其的警觉一般说来会大大高于现在呈现的状态。不过,如果要直接针对李一做一个类似南周的调查的话,对于编辑部来说其实可能有些“不划算”,因为那时李一还不出名,做一个这样的调查显得有些无厘头,关注度就会成为问题。

因此,感觉《南方人物周刊》在做这组报道的时候是纠结的,也许是“人物周刊”的定位导致的自我约束,虽然从文章来看,对“灵修现象”的笔墨更多些,但他们最终从封面设计和标题上更多凸显了李一本身。

文章最后呈现是这样的:第一篇文章《李一:道,可道,非常道》,其实更多探讨的是一些成功人士上缙云山清修的故事,文章一共6个小标题,除了前面两个小标题是在介绍李一和缙云山的由来,其他4部分都是在介绍清修人士的故事。第二篇《我没有明天,也没有昨天——对话李一道长》,前半部分也都是从一个道长的角度来谈修行现象,以及中国目前信仰缺失的现象。第三篇《李一是一位道医,也是术士》是武汉大学的哲学教授对清修现象和李一本人的评论。

实际上,任何一个方向,如果南方人物周刊在最初能够想清楚,并一以贯之的话,都可能避免今天的局面——什么都想做,但什么都没有做彻底。

从操作的层面看,《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有一些硬伤,比如对杨锦麟所谓李一弟子身份的使用,并没有经过其本人的求证,但是从操作来说最核心的部分不在这里,而是对李一所做的判断。

我不赞同网络上尤其是微博上对这组文章一边倒的批评,因为对李一评判的中立立场在报道中还是非常鲜明的,比如在对李一专访的文章中,说到一位清修过的人士“对李一的评价留有余地。‘我觉得道长是位智者,但不够坦然。可能我的态度是武断的,因为他没有时间让我真正走近。’”

再比如此处:众“仙友”结课后,对李一至少存在四种态度。

有人是崇拜心。他们奉李一为神仙。他们仰视,并且敬畏。马云就觉得,“几百年才会出一位李一道长。若假以时日,他完全可以比肩南怀瑾和星云大师。”

有人是痴狂心。他们觉得道长更像是个明星。首先,他的身边本来就不乏明星;其次,他出镜、出书,走到哪里,总要围上一群索要合影或者签名的粉丝。

有人是质疑心。道教,自古修的是“无为”,念的是“常清静”。现在的缙云山风生水起、如火如荼,李一意欲何为?

有人是唾弃心。李一是不是一个高级的张悟本?天价学费的背后,是不是又一出借宗教敛钱财的闹剧?

在“四种态度”中,除了第一种态度,其他三种态度都是对李一的负面评价。

再比如,在对武大教授宫哲兵的采访中说到:“我现在总体(对李一)保持一种审慎存疑的态度。但是我不是说不相信能够出现一位奇人,能给一些疾病的治疗、生命的养护、心灵的慰藉、精神的救赎带来神奇的效果,我绝不排斥。我觉得,不要去轻易否定一个人,也不要去轻易相信一个人。我想,这个产品最终如果不具有让人满意的效果,很多人感觉是无功而返的时候,那么他也就会如历史上那么多神医一样,回归人间。”

这篇采访的标题明确地带有对李一的否定意味——《李一是一位道医,也是术士》。

所以综上而言,《南方人物周刊》对李一的警觉,其实在文章中还是处处展现的。另外,还可以看到,对于之前别的媒体曾经报道的,让樊馨蔓惊叹的,李一所展示的水下生存和通电诊疗的“神迹”,编辑部选择了隐去,这说明编辑部对这些还是有一定的警觉。

从以上种种,我认为,《南方人物周刊》对李一的报道实际上将他定位为一个“非确定人物”或者说一个“争议性人物”。现在大家质问为什么编辑记者“缺乏科学素养”,但在有科学界人士的强烈质疑之前,要让《南方人物周刊》去做这样一个判断,事实上也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首先道教是中国合法的宗教,并非邪教,而李一是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在宗教界被赋予这样的地位,首先意味着他所受的尊重和认可,另外,李一兼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和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医学院教授(编按:据南方周末8月5日报道,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没有任何书面聘书给李一,北京大学哲学系也没有一个叫李一的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和剑桥大学情况类似北大),之前在凤凰卫视等媒体的出现,确实给了他更大的可信度,而一些推崇他的弟子本身也都是智商足够的人士,即使宫哲兵这样的道教研究者,也未能很明确地下结论说李一是一个“骗子”。在这种情况下,否定李一对于《南方人物周刊》来说也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因此,宫哲兵所说的“不要去轻易否定一个人,也不要去轻易相信一个人”便成为编辑部最终选择的态度。何况,在报道方向不明晰,“清修”现象是报道重点的情况下,“李一”的疑点,就有意无意地被略过了。但这确实说明编辑部对“科学常识”的信念不够坚定,或者说,按照更高的职业要求,这种忽略是质疑精神不够的体现,这是值得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记者深刻反思的。

在微博上发起的对《南方人物周刊》本期报道的指责,我一直在等待有专业人士的有见地的评论。但非常令我惊讶的是,即使是新闻从业人员,微博上也多是一面倒的感情色彩强烈的讽诮之语。而《南方人物周刊》自己并没有站出来为自己说话,一直保持着沉默。因为曾经历过类似的争议,我理解舆论漩涡之中,主角的缄默也许是无奈而最有益的行为。因为你在此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都有可能被曲解,引起更大的波澜。

但当我在微博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的时候,也收到一些媒体同仁的回复,比如有南都的编辑王星在我微博上的留言就认为,“报道是平衡的,主要是封面的选择和处理有很大的诱导和误导”。另外宋志标也认为,“很多讨论者混淆了要讨论的东西,将南人报道与对怪力乱神的批判混为一谈。杂志要报道某种现象,但是很多人对该现象有批判激情,就连带杂志也批判了。”

我觉得当一方的言论极其强大的时候,至少要给予类似的探讨空间。

《南方传媒研究》能够把它作为专业案例,列入到讨论的范围,这是南方报业的精神所在。也是外人所不能了解南方的地方,就像他们看到《南方都市报》和《南方人物周刊》关于李一有不同的声音,就认定内部打“横炮”,说明南方报业“失控”了。他们岂知南方报业秉持的宽容、多元?!

宗教领域的报道是一个探索

还有一点非常想说一说,就是宗教报道一般来说在媒体选题里是个禁忌,伊斯兰教当然不说了,基督教也是一般媒体不愿碰的。佛教见诸媒体视野相对多一些,如对少林寺的报道,大家已经见怪不怪。当然,对少林寺及其方丈释永信的报道,一般关心的是其涉及俗世的那一部分,比如文化遗产的保护、寺庙的现代化管理等等。真正切入宗教核心,或者说关于宗教和科学分野的那部分,一般媒体是不愿触及的。《南方人物周刊》这次引发的麻烦,多少也是因为这个。其实所有的宗教,其逻辑和科学逻辑都是完全不同的,而媒体一般涉及到这些,大多采取不宣扬、不否定的态度。比如,对涉及到藏传佛教转世灵童认定的问题,即便是更官方的媒体,也都是将其作为客观事实作以陈述。道教这种本土宗教在媒体报道中很少被涉及,首先是其呈现衰落之势,另外这一宗教本身就有一些更容易让信奉科学的人士不能认同的特点,容易被认为是“装神弄鬼”。如果按照某种标准,在大众媒体上报道这些人,需要先将将这些人统统斥为骗子才对。这将是报道这个领域的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

无论如何,我认为《南方人物周刊》在宗教领域的报道是一个探索,我最不愿看到的是,因为这样的探索的缺憾,让媒体反而把这个领域当做了禁区。别人给新闻界设的禁区已经够多,新闻界还需要给自己设下新的禁区吗?

(作者系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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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2009年9月 中国新闻周刊

 

  毛泽东、奥巴马、麦道夫……以当代标志性政治人物为创作对象,同时又关注弱势群体、父亲这样身边的人,画家严培明也如他的创作对象一样,带着画家对时代的敏感又有着上海人本能的精明。旅法近30年,严培明仍认为自己是“文化的孤儿”

  本刊记者/杨非 万佳欢

  这是一个侵略性极强的展览,置身严培明的《童年的风景》的巨大展览空间,犹如进入正在运转的飞机引擎舱。强劲的声浪和气流扑面而来,34面被鼓风机吹得哗哗作响的旗帜列成两排,呼啸的风声叠加在一起,让近在咫尺的人们也要呼喊才能彼此听到。管理员们戴着降噪耳机走来走去。旗杆是倒置的,固定在离地面一米的地方,上面画着鲜明严培明风格的灰黑色调的孩子面孔,他们的脸在巨大的气流里战栗、扭曲,宛若在挣扎、呼喊。

  位于北京798的尤伦斯艺术中心的大展厅向来没法被一件作品填满,2500平米的空间,从开幕的《八五新潮展览》到后来的一系列展览,这里要么是群展,要么是个人回顾展,但严培明6月到10月展示的这一气势汹汹的作品借助声音的力量不仅装满了整个展厅,甚至要溢出去。令人不安的巨大声响让观众心理紧张,当展厅的门在身后关闭,将那些呼啸倏然隔离,很多人会忍不住舒一口气。展览方称,这一作品“将有关贫穷、饥饿、不平等、战争等问题以人物肖像的形式作出艺术家主观的阐释”。

  这被称为是画家严培明的第一次装置尝试,而艺术评论家费大为称赞这是画家做装置来控制空间比较成功的案例。居住在法国小城第戎的严培明是在法国成功的华人艺术家之一。他出生于上海,父亲以杀猪为业,高中毕业考上海工艺美校落榜,1980年左右来到法国,边打工边学习艺术。他后来发展出具有攻击性的绘画风格。严培明的画几乎摒弃了色彩,大多以黑白二色来创作尺幅巨大的肖像。《中国新闻周刊》记者5年前在他位于第戎的工作室曾经目睹他的工作,身着工装裤的他面对画布发起冲锋,像一位拿着长刷的堂·吉诃德。他在画布面前大动作的涂抹如同一个粉刷匠。他完成一幅作品的速度很快,有时只需要一两天。本次《童年的风景》的策展人,也是尤伦斯艺术中心馆长杰罗姆称那是“剧烈运动”,“与其说是一个绘画家,不如说是一个行为者”。

  严培明钟爱死亡题材,不久前他刚刚在卢浮宫做过一个展览,名为《蒙娜丽莎的葬礼》,与达·芬奇的原作仅距离30米,那是一幅充满解构意味的作品,蒙娜丽莎在他的笔下眼含泪水,两侧是严培明垂死的自画像,对面则是他衰老的父亲的画像,仿佛在见证儿子的死亡。据称这是卢浮宫第一次给活着的艺术家整整一个厅做个展。但卢浮宫,在这之前他只来过一次。他称那为“艺术的坟墓”。

  严培明的创作在1987年从画毛泽东开始,后来他画李小龙,画佛像,画一些伟人比如奥巴马,也画自己的父亲,画死去的自己,画一些底层的小人物。

  在已经是“观念为王”的法国当代艺术界,严培明为何能取得成功,艺术评论家费大为认为,严培明的聪明在于为自己定下“将错就错”的策略。严培明在学校里学习时,老师已经都是观念艺术为主,严培明却把自己在中国学习到的一点点学院派的绘画发展到极致,“ 这在法国人看来有点像外星人”, “严培明确定,当代艺术其实是一个补漏洞的系统,你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东西,你就有了自己的地位。”严培明自己曾经说过,搞画画要有点傻劲,不能追求立即成功。

  49岁的严培明留着灰白的长发,几年前胖的时候,戴着粗大金项链、抽着雪茄的他被人说像是唐人街上的大佬,现在他瘦了下来,乍一看劲头倒像西毒欧阳锋。与作品给人的攻击感不同,严培明其实是个和善的言谈者,他有些口吃,说话有时会有些吃力。被质疑的时候,很容易就结结巴巴讲了实话。但严培明毕竟是个上海人,有人说他在法国人际关系处得“左右逢源”。据说早年有一次税务官查他税,这在法国是让人万分紧张的大事,但严培明用糖醋小排骨搞定了他。随后,他用糖醋小排骨搞定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第戎地方官员。

  观众看到的永远是活着的小孩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做《童年的风景》这个展览?

  严培明:一年前就有来北京办展览的想法。我不想办成一个回顾展——我50岁还不到,这样好像有点过早地终结自己的创作。在北京我一定要做一个新的东西,那么多人还不认识我,我不想再重复他们的想象力。

  这样一来,就没有运输问题,要现场作画。可是怎样填满尤伦斯中心那么大的空间?我想到了把画放在中间,用半透明的布作画,正反面都可以看到。于是画了很大的旗帜,旗杆倒挂。而旗帜应该是飘起来的,所以上面有马达,还找了专门做旗杆的厂去试验风力要有多大。这个展览原来的名字就叫做“下半旗”。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展览的介绍是“严培明第一次脱离画布、尝试装置艺术作品”。但按你刚才的说法,做成这个样子实际上是为了填满空间而被迫做的一个选择?

  严培明:很多人都想把你放在一个框框里。对我本人来说,这不属于装置艺术,只是一种布展的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从很早开始,孩子就不断地成为你画作的主题。我所知的就有你画过南非索韦托的孩子,法国最穷社区圣丹斯街的孩子,为什么这次还是用孩子?

  严培明:我很爱小孩,他们是人类沿袭和发展的必需品。画小孩永远是没错的。

  开始作画时,工作人员从协和医院弄到了很多新生儿的黑白照片,他们都是孤儿,脸上有很多管子、纱布。从中我得到一个灵感。父母为什么愿意抛弃小孩?对父母来说,刚出生的婴儿是他们新的希望。按照人的本能来说是不会的,里面总会发生一点什么悲惨的故事。我要讲的就是人性的关系。在旗帜飘起来的时候,小孩都在动。

  中国新闻周刊:感觉这次你笔下的小孩是在挣扎、面孔扭曲,好像处于一种痛苦的状态里。

  严培明:小孩都是以哭的方式出生,从来没见过新生儿大笑,中间会有一个对比。基本上我的作品都不想表现开开心心的东西。我的调色板永远是灰色的调子,这样的方式会被人们记住多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旗子飘起来的时候,现场的表现力跟你原来的构想有不同吗?

  严培明:我原以为旗帜是在微风中飘啊飘的感觉,没想到会像台风一样那么强力、有那么大的声音。风必须大,否则那么大的旗帜肯定是吹不起来的。

  其中我造了另一些故事:风吹起来的时候旗帜飘,像美好生命的展示;当机器一关,就像下半旗,变成了一个坟墓。

  一个人的人生,留在世界上的很可能只是很短暂的一刹那,童年就更加短暂。

  当然大家看不到静止的旗帜——旗帜不动的时候已经闭馆了。观众看到的永远是活着的小孩。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用风吹,布就会损坏。可能你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作品能持续多长时间?因为每一次展示对它来说都是一次损耗。

  严培明:是的,旗帜吹久了会有严重的伤痕,有的裂口长达10公分。我想到一个办法——找裁缝帮忙缝一缝,就像一个小孩砸破了头,医生给他缝针一样。

  当初我画小孩的时候,把照片上的纱布、头被扎过的痕迹全都拿掉了,因为不想让人们看到他们是医院里的或是生病的小孩。旗帜缝补过后,居然又像孩子的脸上贴了块大纱布,当时拿掉的东西、那种头破血流的感觉又都回到作品中来了。

  既然做了这个展览,就要完全接受旗子的被毁。就像生命的开始和结束。

  三代人、死亡和标志性人物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你喜欢小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你跟小孩子交流得好么?

  严培明:一点都不好。面对很小的小孩时,有时我是不知所措的,我害怕他们。在想象中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但我没这个本事,只好想办法弥补,画出来让我感到更自由、更有东西要说。我就是一个现代的、“好龙”的“叶公”。

  中国新闻周刊:以此类推,你不停地画自己的父亲,也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跟他达到真正开放的交流?

  严培明:对,我用这样的方法来弥补。我跟我父亲从未好好交流过,可能我是怀着一点遗憾的。他是一个淳朴的老实人,活着就是为了我们几个小孩。以前他老上夜班,凌晨一点出门,早上十点左右回来,吃完饭后就睡觉。我们十几米的小房子,四个小孩,他哪里睡得着?我想他的身体就是这样毁掉的。

  后来他身体不是很好。怎样使他的生命延续?我开始画他的肖像。他2003年去世,但直到现在我还在画他,比如去年年底卢浮宫画展的作品中。

  在我脑子里,爸爸还没死。父亲在的时候,你永远是个小孩;父亲的死亡也象征着下一个轮到你了。当然事实告诉我他是死了。他会永远陪伴我的画,小孩、我、父亲,这样三代人的主题会陪伴我一生。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死亡的浓厚兴趣来自于什么时候?

  严培明:我差不多10岁时,经历过身边三个女孩子死亡,都是漂亮的女孩子,我记得很清楚她们父母的嚎啕大哭和完全崩溃。初中时,我就照着生物课的石膏模型画过很多骷髅头,那时候这像西方禁物一样。真正画死人是从2002年前后开始的。

  我很怕死。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太短,时间每天都在不停地飞走。但是我已经知道自己一定会死,怎么可能回避?只能挣扎着接受。

  我到现在还是无神论者,死亡对我来说太神秘了。我不断想象死亡的感觉,完全是自虐式的,还画过一幅自己上吊的场景。其实画出来也减轻不了我心中的恐惧,算是一种自我安慰吧。

  中国新闻周刊:你画过很多标志性的人物,比如毛泽东、李小龙。一开始为什么选择毛泽东?

  严培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像毛泽东那样,被印刷过那么多次。全中国人的家里都有他的头像,他的形象是全世界都熟知的一个形象,用画去表达,他才会永恒地被记住。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是不是会考虑:选择一个容易被辨识的形象,让自己更容易被人接受?这是一个策略性的选择吗?

  严培明:这个策略大概是,怎样利用毛泽东的形象为我……(让毛泽东为你“服务”?)对。刚开始没有名气,大家都不知道你的存在,我如果画我父亲,大家也都不知道我父亲是谁吧。过去我们画宣传画宣传毛泽东;我到了法国就倒过来,用毛泽东的形象来宣传我的存在。1991年我的第一个个展就是关于他的,名字叫做“通过他的历史我的故事刚开始”。

  中国新闻周刊:确实,毛泽东开启了你的故事。后来你又选择了一些名人,比如奥巴马、麦道夫,你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严培明:奥巴马竞选以前,我就已经画好了他的肖像画。我希望他当选,一个黑人当了美国的总统,象征着人是平等的。麦道夫是个骗子,而我觉得他本不想做骗子,只是在输掉的同时不能自拔了,就像赌徒。我发现这是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弊病。

  每个作品我都有一个想法,但有时不一定有充足的理由,只是凭直觉。

  “这次展览是个骗局”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么?

  严培明:我不参政,我只是关注。人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关心周遭的发展,不与社会接轨肯定不能书写新的历史,而只能是回忆过去的记忆。

  我不会把政治观点放进作品。我想我不是一个“政治画家”,只是一个记载历史的“历史画家”。包括毛泽东、奥巴马,我都没把他们当作政治题材来处理,他们只是我记忆中的一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奥巴马和麦道夫都是新闻人物,都是时髦的、主流的话题。而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艺术史的发展其实都在不断地挑战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这个标准来说,你是否在迎合主流的意识形态?

  严培明:对主流的挑战,现在和过去完全是两回事。以前是改变画风、改变社会,而现在只是怎样在缝里打它一拳。

  中国新闻周刊:“打它一拳”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呈现的?比如尤伦斯这次的展览,你的主题很顺着他们啊,世界是和平的,孤儿是需要被关怀的,人类是孤独的……

  严培明:(沉默)这个采访和我在法国做的采访是有一些区别的。在中国,永远不能讲心里话和老实话,否则别人就会来找你的麻烦。我回来后,一下子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状态。小时候,家长永远会跟你讲,这个话、那个话不能说……童年的记忆又回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之前关于这个展览的一切都不是实话?

  严培明:其实什么“孤儿代表了希望”,整个是个骗局。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设这个骗局?

  严培明:(笑)本来是以“下半旗”作为题目,后来改为“童年的风景”,我妥协了。其实我觉得人类没什么希望,走下去就是一个悲惨的世界。人类就活在一个骗局当中。这个展览,完全是我自己在骗自己。

  观众看到希望的话,他们也不会感到上当受骗。我并不是在给观众一个幻觉。我们的社会永远会给人们一个美好的故事——几十年来都是,打开电视、报纸,看到的头条新闻永远都是大好形势……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的对话里,你对这次展览的解释有版本A和B。

  严培明:你可以都写上。世界上每个人都是麦道夫。这都是一种想象的东西,我又不是画现实主义题材的画家。

  中国新闻周刊:无论如何,这次的布展方式对你而言是一个突破。这次的经验会不会让你以后做更多的尝试?

  严培明:未必。其实这次是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做的,预算很少。(嘿嘿笑)我刚刚讲不想开回顾展,其实不是不想,是因为没有钱运输,也没钱做分隔墙。

  “我永远是一个孤儿”

  中国新闻周刊:5年前你曾经接受采访说,中国人是文化孤儿,觉得自己没有成功。5年过去了,前一段《费加罗报》做调查,你是法国人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现在你还是坚持自己那些观点么?

  严培明:当报纸上连续宣传你3个月,观众肯定会记住你。这只是对某些人的片面民意测验。艺术家永远不能跟着大众走,我不会讨好观众,也不会讨好自己,我应该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永远是一个孤儿。我想这是最好的定义,这样我会活得很轻松。我用孤儿的眼光去看整个世界,既不代表法国、也不代表中国。我就代表严培明。

  我是从来没有成功感觉的一个人,也永远不会有。每次画画、对付采访,我都像一个初学者,认真准备、诚惶诚恐。要么就不做,要做的话都一定要收获成就感。

  中国新闻周刊:以这样“没有什么做不成” 的心态,如果当时你没有离开中国,也应该会做得很好。

  严培明:呆在中国的话我会一无所有。我没考上美院,再认真也考不上。而在中国,上美院是必经之路,当时的中国是没有自由画家的,跟法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在中国,我永远是内心自卑的一个人。一回到中国我就老老实实;而到了国外,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为什么要画画?那是因为我从小结巴,一直在寻找用另外一种不用讲话的语言来代替我的自卑感、代替我的不能表达、代替人和人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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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26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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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孤独的李鸿章

作者: 本报驻京记者 杨瑞春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2003年3月24日

三个癸未年的抉择 1883


李鸿章的平生大憾是,他仅做了一辈子的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然而仅为"庸众中的杰士",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他即使有再大的权力又能如何?


一个花甲老人

1883年正月廿六日,直隶总督署理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上疏朝廷,请求赏假回籍葬母,李母李太夫人于上一年3月去世。公务繁冗,李鸿章拖了一个月才成行,自天津乘轮船回原籍合肥。

李鸿章这一年正好是60岁,虽至花甲,官宦生涯却正值巅峰。按古来"丁忧"制度,为尽孝道,官员应该在家守丧3年。但朝廷此时怎么能离得了李鸿章呢?去年他几次回去办理丧事,不都被朝廷召回吗?

离开京畿,倒是能够暂时躲开耳边的喧嚣之音---因为新近在中法关于越南问题上的谈判失败,他正在遭受朝野的指责。

早春三月,跪在母亲坟前,李鸿章心情复杂:他20岁时做诗言志,愿做贾谊这样的青年俊杰,言犹在耳,但是,倏忽年已花甲,两鬓花白,他却发现自己步履维艰,做什么事情都被互相牵制而留下遗憾。

可让他安慰的是,在188年,他所致力推动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20年,似乎已经初见成效:

轮船招商局创办仅3年,就从洋商那里分回了1300余万两的市场份额,并把有的外商轮船公司挤垮。而到本年度,长江上的华商已经占了十分之六。开平煤矿从生产之日起就和日本煤争夺天津市场,而且渐呈优势。"官督商办"得到买办富商们的响应,在1883年形成了一个高峰。轮船招商局仅在这一年就添招新股100万两。《字林西报》还在这年的1月22日报道:"现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兴办,千百人争相购之,以得股为幸。"

20年前,当40岁的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初次看到洋枪队展示的威力,他内心的震撼久久不去。从那时开始,李鸿章自认为他已经发现了挽救大清朝于摇摇欲坠处境中的途径,那就是借西方科技来充实中国的军事力量,以达到自强。

这种想法不独他有,"太平天国"之患一消除,有识官员们即致力此道,于是洋务运动从1860年代开始兴起。而作为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持续地推动这项进程,同时也被它时时改变。

18××年,他仍坚信中国之各项制度是远超西方的,只有武器落后于别人,因此他认为中国只要有了"开花大炮"、"轮船"两样东西,就有了让西方人忌惮的法宝。


"沙上建塔"而已

到了1870年代,李鸿章无奈地发现:孤立地创办军事工业,只是沙上建塔,无以为继,英法等国之所以强盛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有一个发达繁荣的大机器工业体系作基础。

因而他提出"寓强于富",以1872年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为起点,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主持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但始终未能成大规模。

李鸿章更头疼的是现代人才的极度缺乏,他对中国传统的八股取士制度深恶痛绝,18××年的时候就提出,应当在科举中另开洋务一科,用传统的形式选拔新型人才。

为此他还专门设立洋务学堂,早在1863年,就在上海成立广方言馆,设外文、数理、机器制造等课程。1868年,又在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译书馆,开始有组织的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和一些人文著作的工作。后来又在天津陆续创办电报、水师、武备、医学等洋务学堂。李在1872年会同曾国藩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并在曾国藩去世后独立主持此项创举。

李信奉的是经世致用之学,也就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世事,他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思考角度和实践重心,这使他比同时代的清流派更具有远见。然而囿于自身局限,也受制于外部环境,李鸿章在制度改革上穷其一生也未能有大突破。

在多年以后,当他因甲午海战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署而在国内声誉尽失而暂时赋闲时,与晚辈聊天谈到他的无奈: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

即使是修葺,作为一个改革者,李鸿章发现改变这个帝国庞大的惯性,是多么力不从心。在此过程中,李鸿章深深理解了王安石和商鞅这些古时的变法者。


忌惮与牵制

尽管手有重权,但李鸿章能感觉到朝廷对他的忌惮。李鸿章从未进入军机处,虽然外交上被朝廷倚重,但在内政上从来未被给予枢密大权,一直处于"外臣"地位。更何况,在朝中自己也树敌不金明哲保身之道,做分内之事,不敢"好高骛远"。

因回乡葬母而离开权力中心的这段时间非常短暂,却让李鸿章产生了些许不安,并非他过分敏感,实在是因为朝中的各种力量交错作用,太后心机似海。这位意志坚强的女人独揽大权的势头日益明显,朝中恭亲王尚且战战兢兢,更何况是李鸿章?他只能靠多年宦海中积累下的老到和狡猾与之周旋,不敢有丝毫懈怠。

另一方面,李鸿章所走的每一步,几乎都要受到朝中其他派别的阻挠和攻击。

1883年,朝廷的议论一直在越南问题上,两三年来,法国在中国的藩属国越南步步紧逼,朝廷犹豫战和,官员分为两派,吵吵嚷嚷。

而李鸿章这次是下决心要尽量避免战事的:洋务实力尚需发展,此战耗银巨大而中国却无太多实际利益,因为多年来清政府自顾不暇,越南实际上已经受到法国的控制,何以现在要冒同法国交战的危险来争夺这个宗主权呢?

农历三月十五日,朝廷发谕旨到李鸿章家中,命他回北洋大臣署任;三月二十五日的诏书却突然命他"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都归其节制。

常人看来,这是朝廷对李鸿章的倚重,但是,李鸿章自己却察觉到,这可能是政敌设下的陷阱,于是坚决拒绝了这一任命,清廷也只好照允。又过几个月后,朝廷又召回李鸿章到他原来任上。

这一微妙时期于是被安全度过。

个人风险得以避免,但李鸿章非常担心,他深知打仗打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洋务现在亟需钱用,中法之战不管胜负,对中国而言都是损失,更何况他深知中法力量对比。在两年前,李鸿章把他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的思想总结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只要没有太大的实际利益,能不打仗尽量不打,因为时不我待,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只有中国还恪守成法,国力停滞不前,即使与一个国家保持了和平,新的敌人又产生了。

但是中法之间的战事最终没有避免,虽然在陆地打了胜仗,却在一年后被法国人破坏了福州马尾的船厂,福建水师主力被摧毁,总损失据称达"一万万两白银"。

洋务运动深入发展之际,清议弹劾之风也盛极一时。如李鸿章创建大工业,倡导商务,修铁路、建电报等等,都曾被弹劾。清流派也被费正清称为"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

最荒谬的是铁路。1883年,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说:"火车铁路利益甚大,东西洋均已盛行。中国阻于浮议,至今未能试办,将来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他恳请总署(即总理衙门)出面主持大计。

国人对于铁路的态度实在是可笑可叹,比如说1876年,清政府以28.5万两银子的价格,将英国商行偷偷修筑的吴淞铁路买回,李鸿章力主华商集股,继续经营。但办理此事的沈葆桢却屈服于顽固派压力,将铁路拆卸,运到台湾去了。

1881年,李鸿章为了开平煤矿运输,修了第一条唐胥铁路。这条铁路是修成之后才奏报的,而且还故意把铁路说成是"马路"。但是反对派想到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任何理由:比如说机车行驶会震动东陵,黑烟会伤害庄稼,使小民失业等等,几经周折,这条铁路才被允许运行,最初还只准用马来拉!

铁路风波一直持续到1889年,闹到李鸿章已经动工的津通铁路被迫停工。

李鸿章对此十分痛恨,认为言官制度是最容易坏事的,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少年新进,不通世故,也不考虑事实得失、国家利害,随便找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议论以崭露头角,可是国家大事却为之阻挠。李鸿章很羡慕日本明治维新君王主持,而臣民一起努力的局面。但在清朝,作为一个改革者,他的所作所为却总是谤议满廷,而且,他不仅不能总指望在最高层那里讨回公道,还要对他们的忌惮诚惶诚恐。


李中堂的局限

把李鸿章在改革上的困境全推给外因毕竟有失公允,其局限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李鸿章在兴办企业的时候选择的"官督商办"模式,曾经被他自认是当时最好的解决方案,结果弊端丛生。

以当时的轮船招商局为例--当时清朝仍需通过运河或山东近海的漕运将长江下游的粮食运往北方。李鸿章起初任用漕帮中人管理招商局,后来改用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

改组后的船主大都成了经理人员,同时也接受朝廷的职封和俸禄。这些人又让亲朋好友在公司中担任职务,因此,它既不是官办企业,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而是一种官商合办的牟利性四不像机构,结果弊端丛生。

实际上,与李鸿章同时代的郭嵩焘,便反对官督商办,但李鸿章不理解近代机器大工业必须建立在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的基础上,还是企图把私人资本纳入封建政府的轨道,结果反而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

而李鸿章在对制度的认识上,始终只是"东方的庸人",甚至到13年后,他以73岁的高龄到俄德法英美考察的时候,还只说"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到那时候想到的仍是西方的技术和军事,仍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都无法学到手。

梁启超点评李鸿章:"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可谓一语中的。

1901年,78岁的李鸿章辞世。洋务运动此时已经过去40年,甚至戊戌变法也都过去了3年,但中国的富强梦仍如水中月、镜中花。

(本文写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大力支持,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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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哈利波特老妈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Photo by Robert Spencer

《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于6月5日参加了哈佛大学2008年的毕业典礼,被授予荣誉学位,并作为特邀嘉宾做了标题为《The Fringe Benefits of Failu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Imagination》(失败的额外收益与想象力的重要性)的演讲。以下,是译言的翻译。

标题:《失败的额外收益与想象力的重要性》(原文)
作者:J.K.罗琳
翻译:象牙狗
来源:译言

浮士德主席,哈佛公司和监察委员会的各位成员,大学的员工,自豪的父母,以及所有的毕业生们:

首先我想说的是“谢谢你们”。这不仅因为哈佛给了我非比寻常的荣誉,而且为了这几个礼拜以来,由于想到这次毕业典礼演说而产生的恐惧与恶心让我减肥成功。这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一次深呼吸,眯着眼看着红色的横幅,然后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正在参加世界上受到最好教育群体的哈立波特大会。

做毕业典礼演说是一个重大的责任,我的思绪回到了自己的那次毕业典礼。那天的演讲者是一位英国的杰出哲学家 Baroness Marry Warnock. 对她演讲的回忆对我写这篇演讲稿帮助巨大,因为我发现她说的话我居然一个字都没有记住。这个发现让我释然,使我得以继续写完演讲稿,我不用再担心,那种想成为"gay wizard"(harry porter中的魔法大师)的眩晕的愉悦,可能会误导你们放弃在商业、法律、政治领域的大好前途。

你们看,如果你们在若干年后能记住“gay wizard”这个笑话,我就比Barkoness Mary Warnock有进步了。 所以,设定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是个人进步的第一步。

实际上,我已经绞尽脑汁、费劲心思去想今天我应该讲什么好。我问自己:我希望在自己毕业那天已经知道的是什么,而又有哪些重要的教训是我从那天开始到现在的21年间学会的。

我想到了两个答案。在今天这个愉快的日子,我们聚在一起庆祝你们学习上的成功时,我决定和你们谈谈失败的收益。另外,当你们如今处于“现实生活”的入口处时,我想向你们颂扬想象力的重要性。

我选择的这两个答案似乎如同歌德式幻想一样不切实际,或者显得荒谬,但是请容忍我讲下去。

对于我这样一个已经42岁的人来说,回头看自己21岁毕业时的情景,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我的前半生之前,我一直在自己内心的追求与最亲近的人对我的要求之间进行不自在的抗争。

我曾确信我自己唯一想做的事情是写小说。但是我的父母都来自贫穷的家庭,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认为我的异常活跃的想象力只是滑稽的个人怪癖,并不能用来付抵押房产,或者确保得到退休金。

他们希望我再去读个专业学位,而我想去攻读英国文学。最后,达成了一个双方都不甚满意的妥协:我改学外语。可是等到父母一走开,我立刻报名学习古典文学。

我忘了自己是怎么把学古典文学的事情告诉父母的了,他们也可能是在我毕业那天才第一次发现。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科目中,我想他们很难再发现一门比希腊神学更没用的课程了。

我想顺带着说明,我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观点而抱怨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抱怨父母引导自己走错方向的时候了,如今的你们已经足够大来决定自己前进的路程,责任要靠自己承担。而且,我也不能批评我的父母,他们是希望我能摆脱贫穷。他们以前遭受了贫穷,我也曾经贫穷过,对于他们认为贫穷并不高尚的观点我也坚决同意。贫穷会引起恐惧、压力,有时候甚至是沮丧。这意味着小心眼、卑微和很多艰难困苦。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穷确实是件很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只有傻瓜才对贫穷本身夸夸其谈。

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最害怕的不是贫穷,而是失败。

在你们这个年龄,尽管我明显缺少在大学学习的动力,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咖啡吧写故事,很少去听课,但是我知道通过考试的技巧,当然,这也是好多年来评价我,以及我同龄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我想说,并不是我太迟钝,我觉得你们还不曾知道什么是艰难困苦,或者什么是心碎的感觉,因为你们还年轻,而且天资聪明,受到良好教育。但是天赋和智商还未能使任何人免于命运无常的折磨,我从来不认为这里的每个人已经享有平静的恩典和满足。

然而,你们能从哈佛毕业这个现实表明,你们对失败还不是很熟悉,对于失败的恐惧与对于成功的渴望可能对你们有相同的驱动力。确实,你们对于失败的概念可能与普通人的成功差不了太多。你们在学习这方面已经站得相当高了!

当然,最终我们所有人不得不为自己决定什么是失败的组成元素,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世界很愿意给你一堆的标准。基于任何一种传统标准,我可以说,仅仅在我毕业7年后,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失败。我突然间结束了一段短暂的婚姻,失去了工作。作为一个单身妈妈,而且在这个现代化的英国,除了不是无家可归,你可以说我有多穷就有多穷。我父母对于我的担心,以及我对自己的担心都成了现实,从任何一个通常的标准来看,这是我知道的最大失败。

现在,我不会站在这里和你们说失败很好玩。我生命的那段时间非常的灰暗,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的书会被新闻界认为是神话故事的革命,我也不知道这段灰暗的日子要持续多久。那时候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任何出现的光芒只是希望而不是现实。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谈论失败的收益呢?仅仅是因为失败意味着和非我的脱离,失败后我找到了自我,不再装成另外的形象,我开始把我所有的精力仅仅放在我关心的工作上。如果我在其他方面成功过,我可能就不会具备要求在自己领域内获得成功的决心。我变得自在,因为我已经经历过最大的恐惧。而且我还活着,我有一个值得我自豪的女儿,我有一个陈旧的打字机和很不错的写作灵感。我在失败堆积而成的硬石般的基础上开始重筑我的人生。

你们可能不会经历像我那么大的失败,但生活中面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永远不失败是不可能,除非你活得过于谨慎,这样倒还不如根本就没有在世上生活过,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失败了。

失败给了我内心的安宁,这种安宁是顺利通过测验考试获得不了的。失败让我认识自己,这些是没法从其他地方学到的。我发现自己有坚强的意志,而且,自我控制能力比自己猜想的还要强,我也发现自己拥有比红宝石更真的朋友。

从挫折中获得的知识越充满智慧、越有力,你在以后的生存中则越安全。除非遭受磨难,你们不会真正认识自己,也没法知道你们之间关系有多铁。这些知识才是真正的礼物,他们比我曾经获得的任何资格证书更为珍贵,因为这些是我经历过痛苦后才获得的。

如果给我一个时间机器,我会告诉21岁的自己,个人的幸福建立在自己能够认识到:生活不是拥有的物品与成就的清单。虽然你们会碰到很多和你们一样大或年长的人分不清楚生活与清单的区别,但你们的资格证书、简历,都不能等价于你们的生活。生活是困难的,也是复杂的,它完全超出任何人的控制,谦虚的认识到这些能使你们在生命的沉浮中得以顺利生存。

你们可能认为我选择想象力作为第二个演讲主题是因为它在重筑我人生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但这不是全部原因。虽然我会不遗余力地为床边故事的价值做辩护,但我已学会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评价想象力的价值。想象力不仅是一种能促使人类预想不存在事物的独特能力,从而成为所有发明和创新的源泉;从想象力或许是最具改革性和启示作用的能力这点讲,它更是一种能使我们同没有分享过他们经历的人产生共鸣的力量。

我最伟大的生活经历之一发生在写《哈利波特》前,当然我在后来书中写的很多东西与这个经历有关。这个启示来源于我最早期工作之一。我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总部的研究部门工作,虽然我在中饭的时间逃出来写小说,但我需要这份工作来支付我20多岁时的房租。(注: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全球性的志愿组织,致力于为释放由于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以及给他们的家庭发放救济等方面的工作。)

在那儿我的狭小的工作室内,我匆忙得读着从各地集权政权内传出来的潦草信件,这些信件是那些冒着进监狱风险而向外传播发生在他们身上惨剧的人偷运出来。我看到了无影无踪就消失的人的相片,这些相片是家里人或朋友送来的。我读着被酷刑折磨的受害者的证据和他们受伤的照片;我打开手写的,目击者对审讯和处决的摘要记录,以及对绑架和强奸的叙述。

我的许多同事以前是政治犯人,他们因为勇于不附和政府而独立思考,以致被赶出自己的家,或者被放逐。来拜访我们办公室的人包括那些传递消息的,或者尝试弄清楚那些被迫离开的人身后的真相。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非洲来的被酷刑折磨的受害者,他是一个和我那时候年龄相仿的年轻男子,但在他家乡经受过的拷打后,他已经有了精神病。当他向录像机讲述强加在他身上的暴行时,他无法控制地发抖。他比我高一英尺,但像一个小孩一样脆弱。后来我的工作是护送他去地下站,这个整个生活被野蛮摧毁的男子礼貌地握着我的手,祝福我一生幸福。

只要我活着,我就能记住我沿着一个空旷的走廊走,突然从后面关闭的一扇门传来我从没听到过的充满痛苦和恐怖的尖叫。门打开了,有个研究人员探出头,让我快点跑去弄点热饮料给坐在她旁边的那个年轻男子。原来,她刚告诉那个男子,为了报复他对他国家的政权做了公开的反对演讲,他的妈妈被抓住、处决了。

在我20多岁时工作的每一天,我提醒我自己我是多么的幸运啊,能生活在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国家,在这里合法的陈述和公共审判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每一天,我看到更多的证据,证明邪恶的人类为了获得、维持权利而加害与他们同样的人类。我开始为这些我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东西做恶梦,是文字恶梦。

然而,我也在国际特赦组织学到了比我以前知道的更多的人类善良的一面。

国际特赦组织动员了数千位没有因为信仰问题而被拷问或入狱的人,让他们来代表那些经历过这些的人行动起来。人类的同理心具有能引导集体行动的力量,这种力量能拯救生命,让囚徒获得自由。在这种活动中,那些拥有受到保护的个人福址和安全的普通人聚在了一起,来拯救他们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见面的人。我在这个过程中小小的参与是我生命中最卑微,也是最令人振奋的经历之一。

人类和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不同,人类能够在没有自我经历的情况下学习和理解。他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思他人所思,想他人所想。

当然,这是一种力量,如同我虚构的魔法,这种力量是道德中立的。有人可能常运用这种能力去操作和控制,就像用于理解和同情一样。

而且,许多人根本不喜欢训练他们的想象力。他们宁愿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维持舒适的状态,也不愿麻烦地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是现在的自己,那么应该是什么感觉呢?他们拒绝听到尖叫,拒绝关注囚牢,他们可以对任何与他们自身无关的苦难关上思维与心灵的大门,他们可以拒绝知道这些。

我可能会羡慕那些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但我不认为他们的噩梦比我少。选择在狭小的空间生活会导致精神上的恐旷症(对于陌生人、事物的恐惧),而且会带来它自身形成的恐怖。我想那些任性固执的缺乏想象力的人会看到更多的怪物,他们常常更容易感到害怕。

甚至于,那些选择不去想他人所想的人可能激活真正的恶魔。因为,虽然我们没有亲手犯下那些昭然若揭的恶行,我们却以冷漠的方式和邪恶在串谋。

我在那个经典走廊(harry potter书内的一个地点?)的末端学到的,也是我18岁时在那冒险搜寻但不知道怎么定义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如古希腊作家普卢塔克所写的:“我们对内在修养的追求将会改变外在现实。”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说法,然而它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会被证明一千多次。这句话部分地说明了我们和外部世界不可分离的联系,我们只能通过生命存在来接触别人生命的事实。

但是你们,2008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们,到底有多么得愿意来感受他人的生命呢?你们对付困难工作的智慧与能力,你们赢得和接受的教育,给了你们独特的地位和责任。甚至你们的国籍也使你们与众不同。你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属于这个世界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你们投票、生活、抗议的方式,你们给政府施加的压力,会产生超越国界的影响。那是你们的特权,更是你们的负担。

如果你们选择用你们的地位和影响力来为没法发出声音的人说话;如果你们选择不仅认同有权的强势群体,也认同无权的弱势群体;如果你们保留你们的能力,用来想象那些没有你们这些优势的人的现实生活,那么不仅是你们的家庭为你们的存在而感到自豪,为你们庆祝,而且那些因为你们的帮助而生活得更好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会一起来为你们祝贺。我们不需要魔法来改变世界,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内心拥有了足够的力量:那就是把世界想象成更好的力量。

在我的演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对大家还有最后一个希望,这是我在自己21岁时就明白的道理。毕业那天和我坐在一起的朋友后来成了我终生的朋友。他们是我孩子的教父母;他们是我碰到麻烦时能求助的人;他们是非常友善的,不会为了我在死亡复活节那天用他们名字而控告我的朋友。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沉浸在巨大的情感冲击中;我们沉浸于这段永不能重现的共同时光内;当然,如果我们中的某个人将来成为国家首相,我们也沉浸于能拥有极其有价值的相片作为证据的兴奋中。

所以今天,我最希望你们能拥有同样的友情。到了明天,我希望即使你们不记得我说过的任何一个字,但能记住塞内加,我在逃离那个走廊,回想进步的阶梯,寻找古人智慧时碰到的另一个古罗马哲学家,说过的一句话:“生活如同小说,要紧的不是它有多长,而在于它有多好。”

我祝愿你们都有幸福的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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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帕罗节的最重要时刻,头戴面具的仁波切被搀扶出寺,人们排列成队,对他顶礼祈福。

 
 

穿着传统服饰的一位不丹男人手提LV女包。

 
 
不丹村落的房屋上面经常画有类似生殖崇拜的图案,
据称来源于16世纪来不丹传道的一位西藏喇嘛放浪形骸的修行方式,
后来被不丹人认为有驱除周围人嫉妒心带来灾祸的作用。
 
一位喇嘛在表演宗教舞蹈,后面山坡上的建筑是不丹的国家博物馆。
 
在帕罗的宗教节日,小喇嘛们从窗口观看外面的活动。
 

 

帕罗,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塔桑寺也被称为“虎颈”,相传公元747年,
藏传佛教宁玛派创始人莲花生大师乘坐一匹飞虎来到此地,在悬崖上的洞穴修行。
塔桑寺几经火灾焚毁,但里面莲花生大师塑像毫发无损,被认为是神迹。

 

 

             巧克力、现代化和民主

                                        本报记者  杨瑞春  摄影报道


    在不丹旅行犹如时空旅行。大街上人们的长袍和长裙可能让你瞬间梦回某朝的恍惚;当然,他们脚下所穿的阿迪达斯运动鞋和手上拿的诺基亚手机也会及时把你拉回来——这还是一个现代社会。
    嫁到不丹结婚生子的新加坡女士白淑仙告诉我一个故事:她几年前突然在一向商品贫乏的商店里发现有Kit Kat巧克力卖,就买下来一块自己悄悄吃完了,没有告诉她的孩子。她为此很有罪恶感,但是更担心尚年幼的孩子尝过美味之后,会不知餍足地要求这种对身体并无好处的零食。
    当然她的孩子最终还是会尝到巧克力的味道,就如同不丹封闭到1999年,也终于有了电视,通了互联网。可贵的是不丹体现出的理性如这位母亲,面对现代化这块巧克力,既热切拥抱它,又了然它在某些方面的威胁。
    在一个宁静平和的小型社会,现代化的力量确如一匹性情冲动的烈马,可以在瞬间摧枯拉朽。而不丹紧紧抓着这匹烈马的缰绳,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踏入传统生活的节奏。
    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丹精心呵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的成果堪称伟大,现代之事和传统之事结合得十分和谐:西式的羊毛衫裹在里面,传统服装作为“正装”穿在外面。用卫星电视看世界各地的节目,用互联网浏览新闻,开着丰田越野车在山路上急驰,但依然住在传统雕梁画栋的藏式房屋里。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多受外国教育,英语普遍流利,但在宗教节日依然身披表示敬意的围巾去寺庙敬献哈达,向喇嘛磕头祈福。“我们想要繁荣,但不是以我们珍视的传统和文化为代价。我们想要享受现代科技之利,但要依我们的节奏和需要,而且是我们觉得时候到了的时候。”第四任国王美丽的王后阿西·多吉·旺姆·旺楚克在她写的《不丹肖像》一书中说。
    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国王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概念,出发点便是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平衡。GNH在刚提出时理会的人并不多,现在却因不丹的成功实践而被世人瞩目。
    在2008年,在一个世袭君主制成功统治一百年,人民生活稳步提高的国家,不丹王国举行议会大选,备受爱戴的国王自己放弃权力,变绝对君主制为君主立宪制,推动国家走向了民主。
    很多人不能理解老国王为何在50岁壮年放弃权力,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并与其一起推动了民主化进程,但也许对他而言,也不过是从怀中拿出了这块珍藏多年的巧克力而已,因为“时候到了”。

(责任编辑 李楠  网络编辑 老黄)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picture/tptp/200804/t20080409_424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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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喜马拉雅王国不丹的民主时分

来源: 南方周末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杨瑞春 发自廷布  [2008-03-26 21:38:04]

要君主,还是要民主?在三面与中国接壤的喜马拉雅小国不丹,为了国民未来的福祉,备受爱戴的国王由上而下发动了废除自己权力的运动。民主是国王强行送给人民的礼物,人民想不要都不行。

 

3月24日,有几百年君主统治历史的不丹王国举行了历史上首次民主选举


不丹民众排队投票 本报记者 杨瑞春/摄


不丹专门为选举设立的投票点 本报记者 杨瑞春/摄

 

不丹概况
    面积3.8万平方公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其东、北、西三面与中国接壤,南部与印度交界。国土面积的74%为森林所覆盖。
    人口约73万。不丹族占80%,其余为尼泊尔族等。西部不丹语言“宗卡”和英语为官方用语,南部操尼泊尔语。藏传佛教(噶举派)为不丹的国教。

 

    是要一个存在了一百年的,以6%的增长率带领人民稳定发展了二十多年的君主制度,还是要一个人民当家做主,但却陌生、不知前景的民主制度?
    对不丹国民来说,该问题没有选择,因为他们的国王早已经做出了选择。
    这个群山围绕的喜马拉雅王国,在3月24日,完成了从世袭君主制国家到议会民主制国家的飞跃。在从早晨8点到下午5点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不丹25万身穿传统服装的选民,有秩序地在全国各个投票站排队等候,用电子投票器的按钮选举了一个新的政府。
    尽管许多人依然表示对民主的未来存有疑虑,却兴奋地围在电视机前,看各个选区票数的实时报告。当天晚上,胜负已见分晓,繁荣进步党以绝对优势击败对手人民民主党,繁荣进步党主席吉格梅·廷里将出任总理。

 

国王总动员
    3月24日,选举日,选举委员会首席专员孔章·旺迪向熟悉的人打着招呼,加入排队的人群。即使在迈入大门之前,他依然不愿意透露会选择哪个党,“我得到里面再决定。”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开玩笑说。
    和所有的选民一样,他要被查验证件,食指上被工作人员划一道线做一个标记,再走到挡板后的投票桌,按下投票的按钮。
    投票出来,孔章·旺迪表情轻松,很熟练地向媒体表示为自己成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感到高兴。但仅仅在一年之前,孔章·旺迪甚至连这样的姿态也做不出来,他 热爱国王,“选举选不出这样的领袖。”他曾对媒体忧心忡忡地说。身为负责选举工作的最高长官,他一直内心矛盾:为了实现国王的意愿,他就要做好削弱国王权 力的工作。即使在今天,很多人在胸前佩戴为大选制作的徽章,孔章·旺迪还是另戴一个国王像章在选举像章之上。
    在不丹,孔章·旺迪代表了国民的普遍心态,民主是国王强行送给人民的礼物,人民想不要都不行。两年前,在任34年的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宣布退 位,王位传给1980年出生的儿子,他同时告知国民,不丹将在2008年走向民主,权力交给人民。面对国王的决定,不丹国民的反应是震惊和忧虑,他们不知 道为什么需要民主,有些上了年纪的人甚至掩面哭泣。
    根据不丹宪法,在国民议会选举结束并成立新政府后,国王是不丹的国家元首,而议会在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下可以弹劾国王。“没有不丹人愿意接受这个美好的重 担。”已经带领繁荣进步党赢得这次大选的吉格梅·廷里曾经说。吉格梅·廷里曾担任两任首相、外交大臣和内务文化大臣。
    不丹国民对君主制度的留恋基于国王这些年的卓越成就:在南亚一些民主制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依然陷于混乱的时候,不丹却在持续稳定发展。1972年, 当第四任国王刚刚继承王位时,不丹非常贫穷,人均寿命只有40岁,但在国王的带领下,不丹走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在水电、旅游、采矿等产业带 动下,经济连年高速增长,2006年,不丹人平均寿命已经达到66岁,人均GDP达到1400美元,是印度的两倍,实际GDP的增长达到8.5%。
    不丹是老子所倡导的“小国寡民”幸福生活的现实版本。刚刚50岁就宣布退位的国王具有伟大的人格魅力,总是行走在不丹的各个地方,和人民直接交谈。每个国民都可以直接上书,人们有意见或建议,会把书信留在他车辆经过的路边,拿石头压住,等待他亲自下车取走。
    国家的欣欣向荣体现在各个方面,首都廷布到处都是建筑工地,道路在修整,楼房也在拔地而起。但不丹的新建筑全部都是传统的藏式风格,并且最高不超过6层, 与原有的城市风貌和谐地结合。城市建设体现出不丹的治国理念——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曾经在英国受过教育的第四任国王在1970年代提出了这个理念,他认为国家政策应该关注人的内心幸福,并应以实现幸 福为目标。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并且认为这一指标比 GDP更重要。
    因此,今日不丹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以牺牲环境和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为代价。
    但国王的目标更为远大,他的最终目标是把权力移交给人民。
    第四任国王早年的英国私人教师、现在不丹居住的迈克·伍德兰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人怀疑第四任国王是因为面临某些压力才决定推进不丹民主化,据他所知这 不是事实。1992年左右,第四任国王已经开始在和他探讨在不丹建立民主政治的规划,国王那时就担忧,随着不丹和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绝对君主制会让政府 变得不稳定,国王多次表示,君主制度不能保证永远都有好国王。
    第五任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毕业于牛津大学,是父亲意愿的坚决推行者,大选之前的星期六,这位年轻英俊的“八零后”国王对国民进行了最后 的总动员,在致国民的公开信中,他写道:“这次选举以及我们将要建立的民主是几代不丹人民的牺牲和艰苦工作的结果,它是让国家强盛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 国家胜利了,那么只会有一个赢家——人民。”
    人民信任国王,既然国王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尽管他们心怀疑惑,也要努力地去实践它。81岁的阿布·哈迪从三公里外的家中赶到北廷布选区投票站,他经历了四 任国王,在君主的统治下,他说自己度过了平和而快乐的时光,但既然国王已经决定把权力交给人民,为了下一代,他决定来投票给他认为称职的候选人,“我是为 国家投票”。
    在投票之前,孔章·旺迪估计选民的投票率会达到百分之七十,但最后的结果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百分之七十九多。如果考虑到很多人因为路途不便放弃了回到所属选区参加投票的因素,投票率本可以更高。
    “我们为这样的结果感到骄傲,”南廷布选区刚刚胜出的繁荣进步党议员叶色·金巴说,“这说明国民非常好地接收到了国王给出的信息。”

 

“仙鹤党”战胜“白马党”
    在3月24日的选举中,不丹繁荣进步党(Druk Phuensum Tshogpa)以绝对优势压倒了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最终取得了47个席位中的44席,人民民主党只取得3席。
    繁荣进步党的标志是三只飞翔的仙鹤,人民民主党的标志是一匹白马。白马被远远甩到了仙鹤后面。
    南廷布新当选的议员益西·金巴在3月2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不是他们所期待的结果,尽管他们自信会赢,但如果差别不这么大,会更好地体现民主所需要的制衡。
    这是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结果。选举前一天,两党发言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都对赢得选举非常乐观。这并非完全做态,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两党得票 不会差距太大。事实上,两党状况非常相似,它们都是年轻的政党,都是为响应国王的号召而成立。人民民主党成立于2007年9月,主席为前农业大臣桑格·乃 杜。繁荣进步党成立于2007年10月,主席为前任首相吉格梅·廷里。两位都是在政党成立后响应党员号召,“受邀”成为党主席的。
    人民民主党的口号是“谦卑服务,言行合一”,而繁荣进步党的宗旨是“公平正义地发展”。但因为都是在“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下展开,两党理念其实并无特别 的差异。“因为这是第一次选举,也许下一次选举,政党的差异性会体现得更加明显。”繁荣进步党发言人帕登·次仁说。
    因为两党的相似性,在大选之前,很多人向记者表示不知道他们应该去投哪个党,但为何最后体现出这样的天壤之别?来自欧盟的首席选举观察员扎维尔·彭莫斯认 为,两党的平台太过相近,所以选民们只能基于两党领导者的个性而不是为他们倡导的政策差异来投票。“这个结果说明,尽管人们为了完成国王的心愿而参加了投 票,他们其实不想改变。”不丹最大的报纸《昆色尔》报总编辑肯里·多吉说。
    繁荣进步党的最终高票胜出得益于该党成员丰富的治理经验,相比人民民主党,他们拥有更多在国王政府中担任最高级官员的候选人,有5位曾经担任内阁大臣,吉格梅·廷里本人更是两次出任首相。
    繁荣进步党新当选议员益西·金巴也承认,人民选择他们在于相信他们可以延续国王为不丹开创的方向,“国王做了非常优秀的工作,让这个国家很好地运转,我们的工作就是继续这种运转,而不是刻意为了改变而改变,我想这其实是人民用选票向国王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佛国的选战
    在大选之前,不丹已在去年4月、5月举行过两次模拟选举,用以教育人民了解民主,学习如何行使他们投票的权利。
    其中的一次模拟选举中,红绿蓝黄四种颜色的雷龙被用来代表四个模拟的政党,让国民投票,不少农民很自然地选择了黄雷龙党,因为他们觉得黄色是尊贵的皇家使用的颜色,明亮的红色得票也不错,而绿色因为灰暗了一些,所以得票率就低。
    去年年底举行的国民议会上院选举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某边远地区,投票站所设的帐篷里没有电,一位老先生进去之后根本看不清候选人的照片,所以只好在黑暗中随便按了按钮。
    正是经历了反复练习,对投票各个技术环节的不断改善和提高,不丹人才越来越适应民主的到来。但真正的大选对人们依然是个考验,难度首先来自两党没有议题的 差异,另外就是很多人因为不了解候选人,只能依靠家人和朋友对候选人的评价来投票。“我们有明白的选民,困惑的选民,周围人选谁他就选谁的选民,”《昆色 尔》报一篇探讨选民心态的社论曾经这样写道。不过不丹作为一个小国,民主也有它的优势。“谁都知道谁是谁。”选举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说。
    新生的政党也一样,在练习赢得选民的各种技巧。廷布这样的城市,候选人几乎走遍了每个家庭去跟他们交谈。边远地区的村民们也看到“大人物”纷纷来访,许诺 给他们修路、修桥、修建学校。不丹大选候选人的竞选广告上,几乎每个人的名下都挂着一串这样的承诺。《昆色尔》报上刊登一封读者来信,质疑这样的承诺是否 都能实现,“如果是这些承诺都能实现,我看不丹即使不是全球,也是本地区最富裕的国家了,可是我们的候选人真能给出这些东西吗?5年的任期对于实现这些目 标是否太短了?”
    不丹是一个全民信奉噶举派藏传佛教的国家,尽管比起其他国家硝烟弥漫的选战,不丹的选战已经非常平和,但候选人们之间的攻击也不可避免,选举委员会经常接 到两党对于对方“不法”行为的指控。繁荣进步党主席吉格梅·廷里在3月被指控用“激发恐惧”的方式来拉拢选民,攻击对方政党,而他辩称当时不过是提醒选民 贿选等问题。而人民民主党的一位候选人在辛苦参选5个月之后,被剥夺了竞选资格,只是因为他给了两位选民在国外公开出版的有关不丹的一份资料,繁荣进步党 认为那是“恶意的行为”,因为有选择性地给了资料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他还被指控“引用宗教内容达到政治目的”。但最后甚至欧盟选举观察员都认为他承受了 不必要的严苛惩罚。
    当看到一党的候选人攻击另外一党的候选人,性格温和的人们感到震惊。在一个很小的社会,他们的家庭也卷入其中,本来经常在一起喝茶的妻子们再也不聚会了,孩子们都在一个学校上学,互相也感到敌意。
    紧张的情绪在一直以来平和简单的社会中滋生,这让国民感到十分不适应,民主还未给带来现实好处,他们却先听到了民主的噪音。“关于这一点,现在最好的消息 是,选举很快就要结束了,”选举委员会发言人索姆·佩顿·哈耶说,“我希望人们都能回到原来的生活。”而繁荣进步党主席吉梅格·廷里在选举前就多次表示, 竞选完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修补与对方党派的裂痕,即使赢了也不会搞任何庆祝活动,不会开香槟来庆祝自己的胜利。
    第四任国王的老师迈克·伍德兰德说,繁荣进步党赢得选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心理因素可能被政治观察家们忽略了,除了在执政经验上体现出的差异外,从公开 的姿态看,人民民主党一直显得比较咄咄逼人,而繁荣进步党的姿态则低调谦卑些,后者胜出,大概也是一个崇尚和平的佛教社会的自然选择。
    面对人民对于未来的普遍忧虑,3月25日,即将担任首相的吉梅格·廷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肩负着沉重的负担,即在建立我们国王所展望的强大和充满活力的民主政治,这是我们的要力。”
    大选过后,廷布的街头一如往日平静。路边桃花盛开,鸽子在藏式建筑上空盘旋,满街的流浪狗在春日阳光下困得睁不开眼睛。穿着传统服装的行人和穿着现代服装 的游客并肩行走,间或有红衣僧人点缀其中,导游索姆·多吉带着国外游客在高低曲折的道路上穿行,候选人的竞选海报依然张贴在路边。“这是个新的国家,新的 世界。”他对他们说。

 


■资料

不丹民主历程
  1998年6月,旺楚克国王解散内阁,将政府管理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
  2001年9月,旺楚克国王下令筹备起草宪法,以结束世袭君主制,建立议会民主制国家。
  2005年3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公布第四稿宪法草案,并经国民议会审批,成为不丹正式宪法。根据这部宪法,不丹将建立两院议会制。
  2006年12月,旺楚克国王的儿子吉格梅·凯萨尔·旺楚克登基后继续推进不丹的民主政治进程。
  2007年12月,不丹选举产生议会上院。
  2008年3月,不丹举行国民议会(下院)选举.首次通过选举产生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

 

(责任编辑 李红平 实习生 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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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12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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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黄永平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个展《占卜者之屋》一个星期后就将开幕,今日看布展现场,看到了熟悉的EP-3,黄永平领我上去,在“机舱”里有关这个作品的展柜中,我看到了有我写的报道的那期《南方周末》,黄告诉我,这份报道也算是跟着这件作品走南闯北,穿越东西。
 
因此今天在网上找到这篇报道又看了一遍,许多细节居然是淡忘了。文字留下证据,就放这里了。
 
采访时间是2001年11月。
 
             被枪毙的“EP-3”

 
看来美国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们居然将那架著名的EP-3电子侦察机的一部分遗忘在了中国深圳。

11月份的深圳,很多住在附近的人突然发现,这架飞机巨大的尾部孤独地停靠在一家工厂的空地上,如同新闻报道上所说,这个庞然大物已经被切割成长度不同的三大段,那种景象让人过目难忘。

当然,那架真正的EP-3早已一个零件不少地被“打包”运回去了,出现在深圳的这一个,不过是著名的法籍华人艺术家黄永平的一件艺术作品。名为“蝙蝠计划”的这件作品严格按照原大尺寸复制了EP-3机翼以后的部分,20米。飞机原长35米。
 
按照原来的计划,这架飞机应该在11月底的时候出现在深圳华侨城OCT生态广场上,成为12月11日开幕的第四届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的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至今它依然滞留在制造它的那家工厂外面。因为一些微妙的原因,公众甚至不知道有这个作品的存在。

这届雕塑艺术展是由何香凝美术馆和法国外交部艺术行动协会共同主办的,后者是法国的对外文化交流的主管部门。共有中国的10位艺术家和法国的4位艺术家参加——在官方材料上,现在是这样说的,但注意对比最早新闻稿的人可以发现,法国少了黄永平。

“我就象是被冲洗掉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12月11日,飞回法国的前一天晚上,黄永平失望地对本报记者说。在当天发放的展览画册上,确实没有任何地方提到黄的名字和他的作品。

让黄永平感到生气的是,这件由何香凝美术馆出资、耗资33万元人民币的作品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告知“因为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原因”不能参加这次展览,而且,他被剔除出这个展览的过程非常暧昧。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11月中旬的时候,法国外交部有关官员说他们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他们不能承担在法国主办的展览中出现一架具有嘲讽意味的美国飞机的责任,认为这个飞机会引起中国、美国、法国之间的外交的麻烦。在展览即将开始的十几天以前,他们明确要求黄从这次展览中撤回已经完成百分之九十的作品,否则他们将退出展览。

当时法方还提出了一个“14+1”的方案,即黄永平退出这个展览,另外找场地在同一时间作一个单独的展览。他们称他们将以这样的计划报批中国文化部,但是12月初最后由文化部批下来的艺术家只有14个,尽管这个批文据说并没有明确指明14个人是谁,但含义是谁都明白的”。黄永平说。

而展览的中方策划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黄专说,他可以肯定,最初中国文化部没有对这件作品提出任何异议。

在国内艺术活动中发生这样的“国际政治问题”事件还是第一次。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最终是这个结果,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黄永平失去了最后的底线。

你不能期待什么时候灵感会来。实际上,将这架被切割的飞机做成作品的想法最早起源于黄在5月底从巴黎到上海的一次飞行,那次正是为了去看这个雕塑展的场地。

当时是撞机事件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黄永平在飞机上正好看到一条标题醒目的新闻“EP-3打包回去”。“我当时印象很深,在我看来,这样处理事件的结果本身就象是一件作品。”他说。一些构想在看场地的时候一直跟随着他。

回去之后,黄很快把方案提供给法方,他们认为很不错,中方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一切都在技术层面上探讨,直到9月份,黄专为此事专门赴法国商讨方案时,对这个方案也没有任何人提出疑问——当然,世界时局变化太快,在他们到达法国的第二天,就发生了“9·11”事件,但在那个时候,谁能料到多米诺骨牌会一直牵连到3个月后的展览呢?

在黄永平看来,那样一个代表了一种扩张的权力和高科技的庞然大物竟然被一块块切断,装在一个大飞机里运回去,是“很幽默的一种处理方式”。在较早前和法方策划人阮戈琳贝的一次对话中,黄谈到:“(这件作品)从表面看,像一个嘲讽似的模仿,或是一个新闻事件的影子,但从中却折射出一个征兆,一个对当下全球化和美国定义盛行的反调。这件作品明白地放在那里,观众将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不过,从切割方式上来说,这架飞机只能是一个不精确的模仿,因为无从了解美国技术人员是怎样细致地切分他们的宝贝的,对黄永平来说,“切这架飞机就如同切一条面包”。

之所以选择复制中部到尾部的这一段,一是费用考虑,另外就是黄希望为这个似乎已经结束的新闻事件留下一条“尾巴”,不过,没有想到,飞机尾巴本来是想作为一条“嘲讽”的尾巴而结束,却成为一件被嘲讽的“事件”的开始。

政治干涉艺术——无论以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的理由——这样的事情当然让艺术家们恼怒。法国的几位艺术家甚至为此联名写了抗议书。

让中国艺术家最为生气的是,在12月10日这个雕塑展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起这个事件时,法国的策划人阮戈琳贝女士竟然说,黄自己考虑到作品可能引起的政治麻烦而自愿退出——尽管她同时强调黄是法国最重要的艺术家。在第二天上午的学术研讨会上,当黄永平希望向在场人士解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非自愿”的事实时,三次开口,三次被阮戈琳贝打断,理由是偏离了当天研讨的主题“公共艺术”。一位法国女艺术家还当场退席。这激怒了在场的一些中国人士,作为TOM网站“美术同盟”频道负责人,吴鸿在发言后第一个退席,广州艺术家徐坦随之。

吴在事后对记者说,他认为某些法国人实在太无礼了。“没有一个国家把艺术家的头像印在钱币上,但法国会把德拉克洛瓦和雨果放在法郎上,如果说谈论公共性,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引导人民》具有最大的公共性,他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对于自由的理解,可是我看到法国策划人剥夺了黄永平的发言权,不给他以表达的自由,我感觉很遗憾,这不是我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精神故乡的法国,这样的研讨会没有必要参加。”

在12月初,等待文化部批文的时候,中方策划人黄专曾经问黄永平:“艺术和国际政治之间的安全距离是多大?”黄永平说:“艺术需要安全吗?我宁可选择‘冒险’”。

在黄永平过去的作品中有很多涉及国际政治题材的敏感话题,比如说,黄曾经在美国俄亥俄州做过一系列叫做“人蛇计划”的作品,其中一件装置作品是受一批来自中国偷渡者的新闻事件所启发。他制作了一个26米长的大网,开口为7米,终端收紧,一个美国地图灯箱一闪一闪,就像是个“灯光捕鱼用的鱼饵”,那一系列的作品都涉及到了美国的中国移民的历史和现状。

黄另外一件著名的作品是在耶路撒冷做的“驼背上的计划”,在这个中东最敏感的城市,他按照此地语言的变迁,制作了10个不同文字的同一火车站牌子,由骆驼背着,以此来传递某种政治力量的减弱或增长。

正因为如此,黄永平的作品经常会受到一些偶发因素和事件的“干扰”。比如说在“人蛇计划”中,黄在场地中使用了200只活龟,但没有想到它们不象想象中那样“散步在街上”,而是由于恐惧挤向一个角落,结果压死了很多,此事遭到了当地动物保护组织的抗议。

在法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因为黄的作品是在一个空的龟壳里放了很多活的昆虫,将出现“互相冲突”的场面,遭到动物保护组织的抗议,但是这个展览并没有将作品除掉,现场出现了空的龟壳,也出现了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策划人为此发表的声明以及动物保护协会人士写来的抗议信,让观众知道作品和事实的关系。

这次受到的“干扰”对黄来说显然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直接导致了作品的不能展出,而且,整个事件的暧昧做法最让他不能容忍,所有法方官员和艺术家本人及中方有关人士的谈话都是口头的,拒绝留下任何文字纪录,而且最后法方策划人居然又公然对艺术家和新闻界撒谎。

当然,对于当代艺术家来说,一些“干扰”反而会为作品的意义带来丰富性,著名美术评论家费大为就认为,这样的事件更能说明黄永平真正点到了现实中敏感的问题,他不是在谈论一个过时的新闻,而是涉及到了现实中的政治。

“9·11”在这个事件中是一个显然的背景,可以说,假如没有发生9·11,也不会发生这一事件,尽管中美撞机事件与此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为什么我们在9·11之后很多东西不能谈?变得如此脆弱?”黄永平质疑。

黄专认为,在“9·11”之后,美国以一个受害者的姿态,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两分法,把世界分为两种国家:恐怖国家和反恐怖国家,这种两分法把国家政治完全简化了,美国不能以受害的名义就掩盖了所有的过去。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都是非理性的,不能因为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就可以做霸权主义。

还有艺术家的身份问题。黄永平作为法籍华人艺术家的复杂身份在这里面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法方有人公然说黄的作品是讨好中国政府,如果是一个纯粹的法国艺术家做了这个作品,会不会让他们有这样的猜测?

事件涉及到的另一个话题必须插入一个例子,法国人以尊重艺术创作自由为荣,比如去年的里昂双年展,参展台湾艺术家梅丁衍的作品是用珠子串起来一个巨大的台币图形,其中有蒋介石的头像,当时中国外交部门也提出了抗议,但法方以尊重艺术创作自由的理由坚持了这个作品的展出。法国处理相同事件何以态度截然不同?

“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些话题,使我的作品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了”。黄永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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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李安把《色·戒》拍柔软了,失去了张爱玲那洞察人性的狠劲。倒是这份柔软,也就是戏里感情的那一点点的真更让我感觉怅然,若是如原著那样刻薄到底,易先生回到家还满脸“憋不住的喜气洋洋,带三分春色”,也许这电影便要让人愤慨或者冷笑起来,而非如此缱绻回味——也许说到底,我还是一中了浪漫主义毒害的女性观众罢,或者又可以印证不久前有人算命,说我是一现在世间少见的乐观主义者,对人性之善有着愚昧的信任。

 

李安要把《色·戒》柔软化,我觉得是因为他不舍得将情感彻底撕裂,“非不知也,乃不愿也”,一抹暖色的需要也是他心灵的需要。看《李安传》里对他和他太太的描写,大概便能理解他的电影里对爱的立场。李安对太太的纪录没有渲染任何恩爱,完全是平和的记录,但里面有一种敬惜和温暖。他自己说:“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恩爱”,恩与爱是扯不开的”。

 

李安的幽默感也是委婉柔和的:“我觉得,夫妻间相处如一切事体,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做适度调整,甚至以变化保持不变。以前我在外面谦卑,回家一样谦卑。现在我在外面比较神气活现,回家再谦卑,就觉得是在调整,其实只是保持不变”。

 

温和如此,如果非要为了所谓的深刻而强作刻薄,那便真的是“去李安化”了。

 

但除了情感之外,《色·戒》里其他几处的笔画则是可以看出李安对世界的冷静洞察的,这些都是在李做的加法里面,是在温润之外的枯笔画法。

 

一是王佳芝和“闺密”赖秀金的关系,这是在原著里笔墨很少,在电影里却发展很完整的一段次要关系。赖秀金喜欢王力宏饰演的邝裕民,也因之为邝表示出对王佳芝的好感而嫉妒。所以在大学生的第一次刺杀行动需要王佳芝牺牲童贞的时候,是赖秀金说:“这些人里面好像只有梁闰生一个人有性经验”。而梁闰生的经验来自于嫖妓。赖的这句话看似顺理成章,却藏了无限的杀机,让王佳芝失去了和邝裕民的可能性,是痛快淋漓的报复,也意味着她们所谓“姐妹情谊”的彻底决裂,所以几年后当他们两人重逢,只是远远互相冷眼端详,与其解释为情报工作的需要,倒不如说是女人间的斗争和较量。

 

一是王佳芝的家庭状况,王佳芝的身世融合了张爱玲自身的一部分,正如同老易身上有胡兰成的影子。王佳芝的母亲去世,父亲在英国再婚,接了弟弟去,却迟迟不接王佳芝过去。王佳芝后来回到上海住到姑姑家,姑姑家也是一桌麻将,长着市侩嘴脸的女客对姑姑撇嘴说:“你还供她上学!”由姑姑道出原委,已经将他父亲留下的房产卖了。李安在此看似闲笔,世间人情的险恶却一下子勾勒出来。所以,像王佳芝这样没人疼的孩子,后来怎能不被六克拉的钻石耀花了眼,动了心,觉得那是真情?

 

再就是作为刺杀行动领导的老吴,烧掉了王佳芝要发给父亲的信,这段其实安排得有些生硬。不过李安想传达的是一个信息,王佳芝即使完成了任务,杀掉了老易,也没有快乐的未来等着她。她亦不过是这个组织的一个工具而已,而从来不被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刺杀者和被刺杀者,本质上也许没有太多差别。“组织一进深似海”,李安表达的是对任何政治的警惕和不信任。

 

所以,尽管李安有限度地温暖了《色·戒》里爱的主题,他也算是用相当多的苍凉色调去平衡之。

 

假如这片子有什么明显的败笔,今天思之,是王佳芝向邝裕民、老吴两个人发表内心独白,说老易不仅钻入了她的身体,而且在钻入她的心中。这样澎湃的情感坦露不太好出现在电影里的,我倒是觉得赋格为《色·戒》设计的歌剧编排十分精彩,这独白合该成为那剧里的一段咏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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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07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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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频道

分类: 我说
 

巫昂同学到了米国,兴奋的劲头远远超过新英格兰的先祖们来到新大陆。

 

地球那边真是连日月都是新鲜滴,巫同学的博克,也因之极富感染力,让我使劲回忆,我刚刚到那里的时候,也是如此欢天喜地么?

 

转一段如下:

 

“ 一大早,天使A打电话过来,她计划去上课,给我家天使S通报一下,天使S正发愁没法打发我,问之:可否带我们WA一道去?哎哟,人家居然答应了,真不要脸!半个小时后,A就出现在门前,原来,她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天使爱美丽,曾经在教堂帮我付过两美元的午餐。

 

     俺立刻对她亲切得不行,上的课是英文的,教授照例很胖,教授问我干吗的?我大声回答:我是个作家!作家!作家!太爽了,只有出国,才能够大声说出来自己从事的见不得人的行业吗?在我们伟大祖国,我总是小声说:我是个。。。。自由职业者。对方睁大眼睛嚎叫:什么?我重复道:就是自由。。赚稿人。对方依旧不解:你怎么还没饿死,那么?我只好很委屈地:我是一个优秀的自由职业者。两三年内,还活得下去。

 

     不回忆辛酸往事乐。继续说吧,这堂课程我挣了十五美元,因为教授允许我白呆着,天使A非常开心,她不停地跟我聊天,我们聊了天上底下,还聊了父母兄弟,还聊了做饭的工具和洗澡的技巧,还聊了世界即将往何处去,人类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未来。。。而且,还是用的中文!非常爽,对面的主妇给我们从桌子底下递过来一袋子零食,斜对面的主妇大声跟我说:你你你,不想在这里找个老伴儿吗?另外一桌子的同学们,也用西班牙语开聊,她们貌似聊得更开心,而且她们的胸围,比我们这桌大多了,派一个代表就可以打翻我们全部CUP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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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07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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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

分类: 我拍
 
 
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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