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2000年在北师大访学进修期间开始接触隐喻学以来，我就被这门新型学科所吸引。虽然最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极其浅薄，但凭直觉，我感到隐喻是一个具有无限内涵、需要重新审视和深入细致研究的新型人文基础理论研究课题。于是我几乎临时中断了前此一切学术兴趣，将全部精力时间投入到隐喻学的钻研中，开始从各个渠道搜集整理有关隐喻学的中外文资料。

2002年起，我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开设隐喻文化学选修课。至今已为四届学生上课。开设选修课的过程，不仅更加促使我不断深入钻研本课题涉及的众多问题，而且，与学生的教学互动和学生的反馈意见，给了我极其重要的启迪。为每届学生上课的反思和学生的意见都成为我为下届学生修改讲稿的重要根据。前后四易其稿，本书就是在多次更易讲稿的基础上完成的。

我对隐喻学的关注，重点不在隐喻的本体研究方面，而在隐喻与思维、隐喻与人类文化生成、隐喻与人类社会实践生活的关系方面，即从隐喻的角度考察人类文化生成发展的内在机理，揭示人类文化的内在统一性和系统性。隐喻作为人类普遍

第五节 隐喻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隐喻—象征符号用以达成政治识别、沟通、明示权威和决策合法化等政治策略目标的价值，在“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中将获得综合和全面的表述。换句话讲，隐喻—象征符号的不断使用、仪式行为的反复操演、政治话语的重复言说，是要透过符号行为的意义和情感来激发成员对体制的热情和对组织的忠诚，其战略性目标指向对其成员的“政治社会化”——有目的地灌输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习惯。

因而，在全球所有的教室里，孩子们都向不同的国旗敬礼，他们被教导要对自己祖国的象征有积极的感情。国家的盛大场面，如英国国王的加冕典礼，具有强化大众支持的作用。国旗招展的游行、规模宏大的阅兵仪式以及官方组织的集体狂欢活动具有同样的效果。国王、总统、首相或其他政治显贵的赞美性演说，也是用一种充满敬意的语调来宣读的，它们使群众内心激起一种对国家崇高的敬畏感。

政治群体通常缺乏国家专有的合法化的强制措施，它们更多地使用隐喻—象征策略或道德手段来实施政治社会化。对于处于政治反对派地位的革命组织而

第四节 隐喻的政治决策合法化功能

政治群体在采取行动之前的最后一步就是进行政治决策。在大多数政治组织中，政治决策通常是由一个小范围的核心领导层做出。因而要使领导者个别人的意见和想法转化为要求大多数成员共同遵守和执行的政策，就需要一套有效的合法化途径。各种隐喻—象征策略在寻求决策的合法化和权威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程式化的语言——通常就是官方标定

① 参阅陈连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念的象征——紫禁城的中心太和殿包含的人文理想”，央视国际：http://www.cctv.com/history/special/C11115/20040513/100356.shtml。

的政治话语、一些仪式化的政治行为是这种转化机制中必不可少的要件。

例如，在中国当代，最明显和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种理念与意义通过举行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第三节 隐喻确立和强化权威的功能

识别、区分和沟通构成了政治群体形成和存续的基础。但群体的有效运作也依赖于一套明确清晰的权力秩序和结构。实际上，区分与沟通的过程也同时是确立、演示权力秩序和等级关系的过程。在权力关系建构中，关键之点就是明确谁是群体内的领导者。确立权威是个多义词，既用来指称掌握权力的人，也被用来指代权力本身。因而，政治群体在运用隐喻—象征办法确立权威的同时，也是向其成员或外界明确掌权者和演示、强化他们所掌握的权力。

权威也意指一种基于“同意”的合法权力。它蕴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关联，因而显得极为抽象。这时，权威就惟有透过它的隐喻—象征称号和各种典礼仪式才能看到。像王冠、权杖、官印、徽章或巡幸、出访等，就履行着这类功能。在有关权威的观念中，高高在上的位置都总是隐含着一些神秘的力量，权威也由此而生。所以，各国共产党的会场布局和就坐顺序提供了一个旨在演示、强化权力与权威的图解和例证。会场总是被一分为二：席位较少、位置较高的部分成为主席台，坐位众多且空间略低的部分则是普通就坐区。

第二节 隐喻的政治沟通功能

卡尔·多伊奇指出：“沟通是政治的神经。”②在政治过程中，个人或团体的政治身份界定只是采取行动的基础，但还不足以使一个政治团体进行有效运作。一个团体的生存和发展是要靠成员之间发展及维系一套正式的且日常化的沟通办法。

通常，政治沟通主要发生在群体内部。一方面是因为成员拥有共同的沟通中介，如共同的象征符号、共同的语言和行为模式，使他们能够沟通；另一方面，群体内沟通旨在加强成员之间在情感上的亲近程度，强化成员间利益一致的共同感觉和增强成员对团体的忠诚，以便群体能在政治系统中采取一致性的行动。对于很多秘密组织而言，比如中国的洪帮、义和团，早期的同盟会，内部沟通就比外部沟通重要得多。只有团体在获得了合法身份后，才更可能转而关注群体外的沟通。

几乎所有的用于界定政治身份的隐喻—象征法，同时也是政治沟通的办法。这些沟通交流的隐喻—象征策略可分为两大类别：言语性沟通方式和非言语性沟通方式。

言语性沟通方式主要指成员共同使用的某种特定话语

第十六章 隐喻的政治功能

隐喻的政治功能是通过政治隐喻实现的。

政治隐喻，是指具有政治意义和政治功能的隐喻。它是隐喻政治学（一般译为象征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题题之一。对政治系统的历史考察表明，所有的政治系统的存在及其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治隐喻符号的运用。政治隐喻的符号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不胜枚举，如作为特定的政治人物及其语言、活动、服饰、装扮、专用品以及撰写的政治文本，作为群体政治集团的组织、制度、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仪式、标志、公文、专用术语及其活动所在地的建筑风格式样，等等。总之，人类的一切符号形式和文化形态都可以被赋予一定的政治含义，从而都可能成为政治隐喻的表现形式。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讨论隐喻的政治功能时所使用的隐喻概念，是从隐喻的广义而言的，即本章所说的隐喻同时包括象征和转喻。我们在第五章“隐喻的家族成员及其近邻”中详细讨论了隐喻与象征的关系以及隐喻与转喻的区别，指出隐喻与象征不尽相同，隐喻与转喻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这里之所以不加

第三节 隐喻之于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隐喻之于教育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同时具有方法论意义。教育无论立足于启迪人的智慧还是传授知识，无论是培养人的思维方式还是提高人的实践技能，无论从教育实施主体而言还是从接受教育的客体而言，隐喻在其中都发挥着重要的方法论作用。隐喻是一切教育方法的总原则。从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一切教育都旨在通过已知的经验知识力图理解把握一切未知领域的事物、现象、问题，因此它与隐喻以彼类事物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和精神行为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事实上，人类有史以来的教育活动正是以隐喻为基本方法而付诸实践并完成的，中外许多教育家对此不仅有清醒的认识，而且自觉地倡导在教育过程中发挥隐喻的方法论功能。因此，隐喻在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的历史实践中有深刻的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指向的，是充满着“喻”和“像”的文化。因此中国古代教育家对隐喻的教育功能体会最为深切。《礼记·学记》中就多次提到喻：“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

第二节 隐喻之于教育的本体论地位

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在于启迪智慧；教育的内容不能仅仅满足于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实用知识、技能的掌握，更应该关注人文精神领域更为广阔、更为深远乃至永恒的问题。

而一旦我们将目光投向教育的人文精神领域，就会发现，“整个人文世界都是一个隐喻的世界。隐喻对人文教育的意义，绝不局限于方法论，而具有本体论深度。人文教育就在于通过教师自觉而有效地采取隐喻的方式来培养学生通向隐喻世界的能力。” ③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的主流历来是把逻辑的思维方式当作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思维方式以至生存方式来看待、来研究的，而西方文化的一般传统可谓也正是以此为根基为主导的。但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兴起的欧陆人文学哲学却开始反思这一传统，其哲学研究不再象

①彼得·圣吉著、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页。

②本节主要观点参阅靖国平：《教育的智慧性格：兼论当代知识教育的变革》，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26页。

③张祥云：“人文教育:

第十五章 隐喻的教育功能

隐喻的教育功能应该是隐喻最具现实意义的应用领域。而要讨论隐喻的教育功能，我们不得不先从教育的本质、目的说起。

第一节 关于教育本质的反思

纵观中外教育史和教育研究史，我们会发现，尽管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的教育实践体现出不同的教育观，尽管不同学者关于教育的本质有不同的理解，但若概而言之，则所有不同的教育实践所体现的教育观和学者们对教育本质的不同理解，基本上都可以归属于以下两大体系：一是以传授知识为教育的最高宗旨，一是以启迪智慧为教育的最终目的。而且，从中西方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教育观的发展演变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即传统教育侧重以启迪人的智慧为教育的最高宗旨，而从近现代以来则转而以传授知识为教育的最终目的。

一、中西传统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教育观或教育哲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综合观，即大教育观。中国传统教育认为教育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

第三节 隐喻的遮蔽功能

当我们比较metaphor和隐喻这同一概念的英汉不同语言表现形式时，我们不能不为汉语的概念形式直接明了地表达概念内涵的特征惊叹不已。隐喻的“隐”和“喻”正是对其功能的高度概括，即隐喻之所谓隐喻，就在于它既能“喻”，又能“隐”。也就是说，隐喻兼具“隐”与“喻”两个维度，“隐”与“喻”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关系，双方互以对方为条件，唯“隐”才能凸显“喻”，唯 “喻”才能使人对“隐”不至坠入云雾。闻一多先生对“隐”和“喻”之相互依存的关系曾作过深入的剖析：

“隐语古人只称作隐，它的手段和喻一样，而目的完全相反，喻训晓，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事物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喻和隐是对立的，只因二者的手段都是拐着弯，借另一事物来说明一事物，所以常常被人混淆起来。但是混淆的原因尚不止此，纯粹的喻和纯粹的隐只占喻和隐中的一部分。喻有所谓‘隐喻’，它的目的似乎是一壁在喻，一壁在隐；而在多数的隐中，作为隐藏工具的（谜面）和被隐藏的（谜底）常常是两个不同量的质，而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