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经过市中心的镜湖之滨,看到那个被石板桥连接又被铁栅门隔开的小岛烟雨墩,总不免惦记起里面的“阿英藏书陈列室”。我刚到芜湖工作时,曾有过一次叩访,还写了一篇印象记刊登在本市的晚报上。文章结尾处,我兴致勃勃地许愿重访,但终于未能兑现。这并不是因为对阿英的兴趣减弱了,而是我越来越觉得他所涉猎的太丰富了,深入不容易,浅识无效果,一直也就没敢涉足。修订版的《阿英传论》(吴家荣/著,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出),给了我再次走近这位本地历史文化名人的机会。
作者原籍也是芜湖,曾经就读和任教于镜湖之滨的安徽师范大学。当年,“阿英藏书陈列室”刚建成,便进去参观了大量的实物和图片,被深深地感染,由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专题研究。作者还参加了《阿英全集》的编辑整理工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正如作者所说,“阿英曾经辉煌过”,但阿英的文学遗产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整理,更不用说继承了。在此之前,仅有一本其后人回忆性的传记,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镜湖水》。这部《阿英传论》,应该算是填补空白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了。
天涯读书周刊 2009年第024期 总第100期 2009年12月1日出版
编辑 朱晓剑 蓝紫木槿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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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筱强 在“碧绿与蔚蓝”中放马读书
公民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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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平 一本书引发的碎想
韩浩月 《第八日的蝉》:一本为爱而写的书
和菜头 最漫长的潜伏
胡洪侠
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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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睫 淘书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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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李子 桑格格无法复制
桑农 买《名家散文选读》记
山西雪堂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是谁写下这明确的书评
思郁
王国华 写检讨,得稿费
王晓渔 你的美丽,我的哀愁
文泉清
正在读杨宪益的《去日苦多》(董宁文/编,青岛出版社2009年7月版),即从网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叹息之余,也为之庆幸:这部文集总算是在他生前问世的。
杨宪益是一位翻译家,主要将中文著作翻译成英文,自己用中文写的文章却很少。此前,我只读过一部《译余偶拾》,是他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两册文史札记的合编。自序里说:“新写的几篇这次都未收入此编,因为现在用的文体,同过去不大一致,放在一起,好像不太合适;将来如有余暇,能多写几篇,再出一本《译余偶拾二编》好了。”可他后来并没有多写几篇,出一本《二编》遂成了“未完成的心愿”。
《去日苦多》是他各类零散篇章的结集,应该收罗得十分齐全。全书分三辑。第一辑“世事沧桑”,收自传片断、回忆性文章;第二辑“译余散札”,收文史类的单篇文章;第三辑“译余偶拾”,前五篇未注明出处,后十篇选自《译余偶拾》。除了这十篇,这本书其他各篇,都是第一次结集。
没有核对原文,不知这后十篇是否作过修订。只是最后两篇的文后,有近年所作的“附记”。可见,选这十篇,编
正在读杨宪益的《去日苦多》(青岛出版社2009年7月版),即见《文汇读书周报》上余斌的书评《杨宪益的不在乎与在乎》。文章写得很好,只是引文中有一处笔误。
杨宪益《回忆钱钟书兄》中的原话是:“1989年我曾写过两句打油诗,是‘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他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或听人说起,忽然高起兴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我的句子,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的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
有个研讨会在本校召开,会议论文集收了一篇去年已经发表过的对话。答辞出于筱敏女士亲笔,并非根据记录整理,特此说明。
关于《1789年原则》的问答
桑农/问
问:您的大作《1789年原则》被选入《新编大学语文》(外研社版),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当有何感想?
答:书出版后出版社给我寄来样书,我是看到样书知道的,好像之前出版社也寄过授权书来让我签过。看到编者把它放到那个位置,觉得有点意外。
问:除了《1789年原则》之外,您还有文章入选其他大学语文教材,如《大学新语文》(北大版)选了《山峦》。您认为,您的作品凭什么会同时受到众多教材编选者的青睐?
编了一册书,日前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网上有卖。“博库书城”的图书信息里转贴了编后记:
http://www.bookuu.com/kgsm/ts/2009/09/17/1603131.shtml
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半城山半城水》,唱的就是我现居的城市。那山叫赭山,那水叫镜湖。我上班的学校正背靠赭山,面向镜湖。校园里有一块地方,九十年前是安徽省立第五中学的校址。校园几经改建,五中的遗迹早已荡然无存。
应网友之约,开了一个书目。言不尽意,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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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桑农
推荐人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推荐人职务:教师
推荐时间:2009年10 月25 日
本推荐书目最适合阅读对象:作为或即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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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
书(篇)名 |
作 |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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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写作学教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
中编:写作文体知识
思考与练习
桑 农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周明之《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所呈现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特殊群体,一群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的代表人物,有王国维、罗振玉、郑孝胥。作者以确凿的史料告诉我们,这群原本思想开明的有识之士,如何在革命的震撼下转向保守,最终走向毁灭的。
辛亥革命之前,王国维对西方思想的深入程度,罗振玉对农学和教育改革的思考,郑孝胥对现代法律精神的领悟,都是超前的。他们在激进与保守之间,也有明确的选择。罗振玉说:“鄙意今方以进取为最要。保存主义,当与进取主义并行,但不可以保存阻进取。”郑孝胥也说:“所谓守旧者,皆苟且因循之宗旨,其说甚浅,不足穷也。”可辛亥革命之后,这群人来了个180度转向,都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
造成这种转变的外在因素,无疑是突如其来的革命。现存的政治和文化秩序,一夜之间被摧毁,令他们张皇失措。王国维、罗振玉流亡海外,郑孝胥退隐租界。而革命正是激进的产物、西化的结果,与他们早年的主张有直接的关系。于是,他们开始反思,否定旧我,放弃开放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