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报约稿：
永恒的高度
——写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
席国平
伟人所留给我们的财富不仅仅是思想和业绩，还有我们能够去普遍认知、乐于接受的生活理解和生存方式。毛泽东是一位伟人，但也是一位生活者，
1942年5月2日，80多位作家、艺术家在延安杨家岭与他交流、探讨；26天后，他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一种给中国文学、艺术重新建构的高度概括了文艺工作者、创作者和教学者更深层面的导引和更高要求的启迪。
“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事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的文艺运动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70年前的《讲话》仍然辐射出经久不息的精神光芒：现今、当下和未来，无论是讨论问题还是创作实践，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当下，文学和艺术多元化发展，思想潮流几乎迸发到“破碎”的程度，人文精神的主体在信息爆满、芜杂充斥的缝隙里逐渐被镂空的时候，重新提出“文化强国”、重铸精神丰碑，凸显主流文化，希望依然寄予文艺创作领域，重任依然落在文艺创作者的肩上。
我们所面对的文艺生存环境，包覆于影视娱乐的精神消蚀，网络信息的猎奇刺激，道听途说和漫天骇闻的纷争纭扰——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不发生，只有我们不知道。讯息发展的速度似乎超出了我们的接受能力，浮躁妄想带来的精神灾难，患贫嫉富带来的了物质灾难，日益滋生和膨胀的“得失”问题、“利益”问题、“权益”问题……一大堆的社会忧虑状态下，很有必要重温70年前的一段讲话，让一种低靡再度惊醒，让一种沉寂再度感奋，让改造自我的力量重新涌动，重新树立精神标杆，这不仅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民族的事。一个亢奋的民族是有着精神之源的民族，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有着巨大动力的体系；当知识传播变得十分发达的今天，“一个变化”和“一个改造”更是文化力量彰显的标志，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出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就是文艺创作要面向公众、面向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凸显文艺创作个人和集体的核心价值。
毛泽东当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的著名论断，先后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何进行创作、传播和教学，不仅仅是运用对文学和艺术“定义”来摸索、试探和照搬，而是贴近生活的持续创造和持久创新。在此应该批评的是，某些文艺创作团体为谋利而滥用“技艺”，某些文艺创作个人为求新而张扬“私欲”，更不乏某些商家拜倒在责任高墙之下，文艺繁荣表面的地下却隐藏着无数的“利刃”，削割着公众无知的善良，使得高尚纯洁的文艺创作环境蒙上一层“黑纱”，纪念和学习《讲话》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揭去文艺界不该存在的“阴霾”。
刊于《天水日报》
古冀的回声
——追寻甘谷2700周年建县历史
席国平
一座历史古城，必定有她深厚的底蕴；一段沧桑岁月，必将有她印证的痕迹。2012年，古历壬辰龙年，正是古冀——甘谷建县2700周年。伴着昔日渭河水汹涌不息的记忆，追随亘古朱圉山岿然屹立的遗风，既是华夏文明的发祥肇基，又是中原历史的咽塞要道，甘谷至今作为座落于中国西北角、渭河金腰带的一座历史文化“重镇”，作为全国“县制”的起源和发祥地，至今彰显着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文化魅力，其“华夏第一县”之称俨然成为诸多学者、文人追寻探索现代文明和历史文化发展的“索引”。
（二）“县制甘谷”与历史的选择
秦王朝对行政区域和制度的确立，为两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繁衍隐隐“框定”了历史格局和发展脉络，而历史上的“甘谷”，不仅仅是兵家必决的咽喉险塞，也是承启中原政治和历史文化向边缘地带辐射的核心地之一。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文献所指的冀，为今甘谷县。当时，秦武公攻打邽、冀等地的戎，获胜，始置邽县（天水）和冀县（甘谷东南），此为中国首次出现“县”的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也是中国首次通过职业官员进行国家管理的开始。
据甘谷地方史研究学者牛勃为求证史实，历览群书，曾专题做关于“朱圉”研究后发现：“秦人败于周，疲惫困顿中越陇山至甘谷，得沃壤而休养生息，后蓄力而剑指东方；甘谷俨然成了历史上大秦帝国奠定‘称霸中原’资本的第一座城堡；秦人不仅将他们的先祖安厝在离甘谷古坡最近的地方，并将‘县’这种先进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作为‘占地治民’的尝试在甘谷落地生根”。一则因甘谷依渭河两岸而居，物产丰阜，可滋可养；二则有雄山朱圉磅礴千里，岗峦纵横，可攻可守。史载当时秦的势力范围达到关中渭水流域，而形如盆地、广若巨簸的甘谷县作为当时秦聚集势力的“大后方”，无论种地储粮，汩汩不息的渭河水可作为供给的源泉，无论屯兵秣马，巍峨竦峙的朱圉山可作为天然的屏障，于是，一个帝国的雄起孕育在了高枕无忧的苑囿韬养之中。
有学者认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远不只是“纸和火药”，还有因古代“县制”
推行的创造性壮举，给世界历史上“中央集权”制度与“地方自治”制度的出现提供了导引模式和管理技巧方面的贡献。这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央集权的产物——县，这种地方自治后来的“稳固”恰恰给集权带来了“牵制”，因为大规模的负责管理的活动比其他社会活动更具有历史性和时代特色，而在甘谷这块神奇的地域，“县制”的出现让“政治”成为独立于所有社会形态更加稳固的高层“建筑”。
历史上的秦做出了最重要的政治贡献——“县”的发明，秦的壮举在于“县制”的形成，而甘谷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承载角色，因为“县制”奠定了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基础，“县制”让秦比以前任何“政府”更具系统性和效力，而甘谷以“县”的政府形态却留存至今，堪比“县制”的文化活体和历史标志当之无愧。也许当时的“县制”与现代意义的本质完全不同，它只可作为一种研究政治的“文化符号”，唯一值得肯定的是设立“县”行政区域，在后来的历史中，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并一直影响到现在，因此“县制”的历史意义远非政治意义。
古冀县即承担了行政区域管理沿袭两千多年历史的重任，又赋予了原始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管理的双重命运，自有了“冀县”，古代宗族的政治特权在一定意义上被取消，甘谷县作为中国历史上将世袭采邑转变为统治者任命官吏管的第一块辖行政区域，也意味着维持封国制的血缘纽带（宗法制）的阶梯在中国历史上的瓦解。不得不说，“县制”在甘谷县的设置并推行是一种朴素民主的大前进、大飞跃，甘谷县被称“华夏第一县”中的第一，不只是一个历史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空间的开拓，更是一个历史纪元的开始。
（二）“富饶甘谷”与大秦的图腾
华夏第一次“大一统”始于秦；秦第一次走向中原得益于“县制”。
战国时期，天下大争、分裂而治的局面经历时几百年，不同的国家观念、政治体系、文化背景导致了地区之间极大的差异。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巨大的隔阂和裂缝，华夏民族从面临分裂的危机转而走向了融合。秦统一了华夏，而在甘谷设“县”虽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决策上充当了极其关键的“一擘”。
西周时，被周王朝完全赶出中原的秦部族一支偏缩于冀（今甘谷县东南一带），与戎人为伍，因部族历经战事，无力图起，秦表面依附当地的部族，在生活习惯、部族习俗等方面向戎狄靠拢，甚至杂居、通婚，短时期形成远离“华夏政治圈”的趋势，但秦人在长期的混居状态中依然保持了华夏族群意识，秦人并没有完全化入戎狄，在冀（今甘谷）一带通过休养生息，一方面秦人吸纳了戎狄“与马为伍，骁勇善战”的精神，另一方面与冀地戎狄一道生发出强大的部族生命力和凝聚力，并逐渐恢复了秦的元气，后来成为吸收了戎狄剽悍特质的强大的、崭新的秦部族。
这个经过渭河水韬养，朱圉山磨砺的新的秦部族与华夏其他部族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像戎狄一样远离了华夏文化主流，虽然身上沾濡着“落后”、“荒蛮”的生活习惯和部族习俗，但是却始终关注着中原地区的政治动向，绝不自外于华夏文明。正是秦部族表现出来的这种整体的积极倾向，使秦人始终保持了华夏族群的基因，这也是秦人能够在中原地区出现政治变动时积极参与其中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历史上的甘谷给予秦的图腾最大的、最关键的“贡献”。
在秦的图腾起初，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当数秦非子。非子当时虽然居于犬丘（今礼县），且与甘谷有着密切的联系。非子善养马，周孝王曾派他管理汧河、渭河之间的马匹，今甘谷县境内的朱圉是当时非子养马的重要牧地。
“朱圉”二字频繁出现于《尚书》、《汉书》、《禹贡》、《水经注》、《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等诸多历史文献，清代著名学者胡渭《禹贡锥指》中记载“在今伏羌县南三十里，山色带赤”。其“朱”为赤色，“圉”为马场，由此可见，朱圉养马的历史十分悠久，据《甘谷县志》载：“县南景墩梁，曾为非子牧马之地”。朱圉山矗立于甘谷县西南角，左右延生，首尾相延数千里，其山脉北过艾家川，南至古坡头，西尽天马山，东含天门山，高大巍然的朱圉山脉有景墩梁（亦称九墩梁，今尚有九墩牧场），貌似险恶生威，岗峦交错纵横叠嶂，飞鸟难越，虫豸难掩，实却峰岭相间四通八达，水草肥美，万花锦簇，于是，朱圉山成了秦非子养马的首选理想之地。
平日里，非子带领子民耕作而饲，劳作不息，为秦部族将来的发展积蓄实力，动荡时，他将朱圉一带所驯养的马匹和积攒的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前方阵地。非子因此有功于周孝王，孝王赐他秦地（今甘谷县东南一带）作为封邑，非子便开始在秦地建立城邑，自此，秦正式成为周的附庸国，秦非子成为秦第一位国君。
秦非子借助于平日的军事和政治积淀，为建立秦国将来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朱圉山”和“渭河水”成就了他走向中原的“第一步”。嬴姓后代以秦亭（清水）为根据地，以冀（甘谷）为紧握政权“重柄”的核心地，不断向四周拓展领土，秦非子立国，在秦部族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标志着自夏王朝以来一千多年远离中原文明核心区域的秦人得到了王室的认可，再一次有了自己的领地，重新获得了参与华夏文明的正式名号，而秦非子立国的“资本”和“基石”，却紧紧依仗于冀地（甘谷）给予他崛起的重要支撑，如果说秦亭（清水）是秦的发源地，那么古冀（甘谷）是秦发展壮大、走向图腾的孕育地。
（三）“历史甘谷”与县制的渊源
秦武公元年（公元前697年），羽翼渐丰的秦攻彭戏氏，直抵华山之脚，将秦国的边界向东推移。时年仅十五岁的武公虽然关心的不是攻伐冀地的戎部族，但在两年之后秦武公诛杀弗忌、威累、三父在内的庶长，扫除秦发展道途上的最大障碍，意味着废除他“亲政”的开始，而此举成了建“县制”，废“宗法”的前奏。
经过长期的策划和准备，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武公派军队攻打邽、冀之戎，彻底征服了给自己带来政治缓息又伴随制约的“友邻”戎部族，同时他做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在冀地（甘谷）设立“县制”，自此，甘谷成为了秦推行“县制”的第一块根据地，甘谷县也成了建县最早、保存“县制”至今的地方行政单位。与其说历史赋予古冀——甘谷一种特定的称谓“县”，不如说古冀在当时是最理想的“县制”孕育和诞生地。因当时古冀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历史自然而然把古冀作为集权变革初期的“尝试地”。
“县”在建立之初是有别于贵族封邑的一种新的行政建制的尝试。邦、冀被纳入“县”的编制，标志着远古这两个“戎邦”的彻底灭亡和新的政治纪元和文化纪元的开始。
邽在今天水市区，冀在今甘谷县境，实际上都位于秦国起源和巩固的祖居之地，处于赢秦控制的陇右地域之中；邽、冀之戎是秦原来相伴、相随，唇亡齿寒却又冲突不断的“友邦”。在秦国都城东迁以后，特别是秦文公的去世，给秦的内政管理带来了混乱，加之掌控陇右的力量有所削弱，原来比较安分的戎部族趁机活跃动荡，同秦部族利益发生冲突，危胁到了秦国后方腹地的安全，于是，邽、冀之戎也逐渐成为秦武公最大的后患，于是武公挥师跆陇，灭邦、冀二地之戎，可以说，推行“县”的行政建制，是秦武公一生功业中最为后世称道的伟举。
当时的“县”的本义只指辽阔且地处偏远的一块领土。所以我们称秦武公“初县”邦、冀为制度上的创设，是因为他建立的“县”是指管辖内的一种政治实体的划分和被征服部族表示臣服的统治结构，将邦、冀、直接纳入到国家直接管理的行政体制，采用了“县”的地域级层名称，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地方政权形式，那么，可以说秦武公是最先认识到设县对于强化国家权力意义的“第一人”，也是果断地确立“县”这种管理地方新形式的“鼻祖”，在我国政治制度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县”在甘谷作为行政建制的出现，意味着国家体制的趋于完善，意味着君权的强化，也反映了其创建者的政治远见和改革精神，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武公置县后，把那些新征服的地区直接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派官莅政，不再将其分给贵族做采邑，名义上只是借用县这个字，实际上是新设立了一种行政建制，这与周天子和东方诸侯的分封制迥然不同，是武公的创举。再后来，其他诸侯国也纷纷设县，不能不说是效仿了秦国。直到今天，县还是咱们国家行政区划中的基本单位，武公之法，也算是上善之策了。
“县”字初形为树上倒立悬挂人头之象（倒立的“首”），也有震慑吓唬之嫌，另该字所含“远悬”古义，引申为地处偏远，不能直接掌控。用此字来表示地域区划的一个层级，使用“县”字最早文献《逸周书·作雒》记载：“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大县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域方王城九之一。”虽然，看似这里的县和后来的县意义相似，而事实上这只是规划国域的一种分区方案，并非实施国家权力的行政建制。因为“县”指一片广阔的区域，区域内以一个小于都城、规格有限定的域邑为中心，但却不设置政权机构。由此说，起初的“县制”并非真正的行政管理区域的肇始，而是对直属王室土地的“几何”划分。随着历史的演变，“县”作为行政区域管理的“一级”应该是后来的事。
冀，(形声。字从北，从“田共”(
yì)，“田共”亦声。“北”指“北方”、“中原之北”。“田共”意为“共有的田地”。“北”与“田共”联合起来表示“中原之北的由农民和牧民共同拥有和经营的田地”。本义：（古代）中国北方的由（夏族）农民和（少数民族）牧民共同拥有的田地。农业和牧业混合生产的田地。又一传说夏族与华族并列，后合称华夏族，华族指世居中原以东部落民族的称呼，而夏族则指世居中原以西部落民族的称呼，这些都是一种文明划分的方式。秦武公攻邽、冀戎人，征服了邽、冀以后，建立了邽县和冀县。秦建立郡县制是诸侯割据的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开始。
“县制”的根源在甘谷，但名称历来也有所变化，秦至西汉时仍为冀县，东汉明帝时为汉阳郡，北魏武帝时称当亭县，北周为冀城县，唐高祖武德三年改为伏羌县，宋太祖建隆三年又称为伏羌寨，后伏羌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以伏羌城升为伏羌县；明清两代沿用伏羌县，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元月一日，伏羌县改为甘谷县至今。
诗歌，从细腻处淬火
——谈刘文杰的诗歌创作特点
“绳从细处断，冰从薄处裂”这句满含哲理的“通用”家乡语，似乎与诗歌的创作毫无关系，初读刘文杰的诗，始终没有找到想要说话的理由基点，逐渐地，琐碎地归纳，发现刘文杰诗歌的特点——于生活的最细腻处表现忧郁、迷茫、审视和纠结的创作情感，而这种情感的源于生活这条“绳索”两端脆（薄）弱处的“寄托”。
刘文杰的作品在一般性的怀乡、讴歌中存在着与现实的对抗、逃亡……可能源于作者受到泛阅读的影响，诗歌创作呈现出多方面的“模拟”和“探索”倾向，这种“模拟”和“探索”像处在生活的拉力上和思想的拔河比赛中，隐隐呈现轻微的疼痛和轻微的病态，刘文杰作为一个诗歌实践者，在生活内部和边缘徘徊。所以，刘文杰的文字在生活的最细腻处生发着思想、绽放着火花，表现一种时代的存亡感和危机感。
“西北风吹过母亲河/我忍不住呜咽寒冬的冷酷/多少个世纪，她行走在/祖国的腹地，从西到东的顺序/哺育着黄河流域的子孙(《黄河，一条无辜的母亲河》)”不失诗歌创作生命力的文字，有着时代特色的深层次思考，大气而不虚张声势，忧虑而不颓废，表达如今的黄河“却被文明抛弃，被文明糟蹋/一位无辜的母亲，一条无辜的河”的迷茫归宿。作者的视角广、心态正，远离了当下诗歌创作者病态无物的呻吟病状；诗歌《高速，高速》以笔法的快速跳跃展现着一种新的诗歌创作体式，像诗句“自行车一闪而过/拖拉机一闪而过/摩托车一闪而过/面包车一闪而过/……/高铁一闪而过，飞机一闪而过/幸福的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家/二十人，五十人，一百个家/转眼间一个家/一个人”形成视觉的冲击效果，几笔速写将生活的物质发展同社会因发展带来的危机矛盾勾画出来，一方面是作者创作技法的逐渐成熟，另一方面是作者对于生活细节进行了艺术夸大性的表现，让人们在阅读的同时感受“一种速度”，一种对于生命存在的掠夺，常见的事物变化往往带来非正常的生活灾难的哲理；可以见得如此创作的视角和理解处在了当前诗歌生命的前沿，从变现主题和方式上具有先锋效应。譬如《车祸》：“事后，我开始怀疑/他是否是一名合格的司机/一念之间，不应该的疏忽/七条人命差点就没了/……/人闯的祸，非把责任推给车/落个无辜的罪名到也罢/起个名还得叫“车祸”/车祸到底还是人祸”。
在创作的尝试上，作者也下了不少“功夫”。《
大梦敦煌》“黄昏在兰州以西的地方沉沦/一个人在黄河边缘踩着沙子想象着远方/晚风把千年以前的故事吹在我的脸上/让我比以往更加清楚的是在一本诗经的字里行间/除了生长在黄土高原的悲壮，还有被风沙淹没的苍凉”这种娓娓叙述的方式巧合于敦煌这个温顺的地名，以美“梦”的方式进行着对一个文化圣地历史沉淀的昭揭，也以噩“梦”的方式叙写母体文化遭受掠夺和强暴的血腥，作者的笔调一直游离，始终摇曳，从文字本义上理解，全诗像飞天轻柔舞动的飘带一样徐徐展开，不急不缓，不温不火。“当最后一抹夕阳被晚风带走/心情也随着天空迟迟地暗了下来/……/月色撒遍长满记忆的村庄/许久的思念何处藏身/一抹春思或在两地酝酿，风晕相望”(《月是故乡明》)
。在网络时代，部分诗歌远离了真实，创作者以求新求异、无法读懂，甚至成为一种无可奈何的“空茫主义”盛行的当下，刘文杰却惯用于一切关于技巧、风格、语言的坚持和探索，虽然看似手法传统，但主题却没有避重就轻、避难退远，这对于刘文杰诗歌创作基础的加固和升华有着极大的裨益，不玩文字的花架子，不玩情感的自恋，不玩意象的脂粉和思想的无病呻吟。
当然，就创作题材而言，“乡土”仍然是刘文杰诗歌值得一提的“亮点”，只是这个“亮点”在他的作品中以“细小”尤重，并蒙以淡淡的乡土灰色和愁苦叹息。“一只鹰/站在黄土高原以东的山岗/它的眼睛死盯着一个方向/它坚守着的一个秘密”
（《秃鹰》），这只“秃鹰”在艺术表现上绝对是一个绝佳的意象，但在乡村命运上却是一个无法消除的“黑点”一样凝重，一个永远不能揭去的伤疤一样苦闷；秃鹰在草原是英雄的象征，在穷苦山村倒更像一只孤苦的乌鸦，一个渴求的学生，或是一个贫穷的农民，或者“秃鹰”就是更多的乌鸦，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农民当中离群最远的一个精神幻失者。“此时，地狱的体温/开始在村庄的血管蔓延/村庄横躺在城市的病床/苟延残喘/这村庄的遗体/被城市的热风腐烂/谁把村庄的遗物/赶在破晓之前收藏？/城市病房的门口摆着一口‘棺材’/裹在北风里的哀歌/悼念一个村庄的死亡”城市与农村一直扮演着命运相互维系和文明相互覆盖的角色，但城市进程的加快和乡土文明的拯救却一直是文学创作者最为纠结、最为痛苦却又无法摆脱、反复表现的主题，作者同样体验到一种生活在“夹缝中”撕扯的疼痛——“二十年前，一个年轻的村子/山青。水绿。天蓝。树木森森/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那些无辜的精灵/而如今，故乡已不是故乡/故乡已故/一截风，赶着牛羊离开村庄/去了城里，它们有幸卧榻五星级宾馆/餐桌上，供文明的人类享受自然/泥土的香味被水泥凝固/钢筋穿过木头，河流缩水/土地长出高楼。乡里人的命根子/黄昏悄悄地走了……/（《
悼故乡》）”作为边缘人的诗人内心最细腻的情感，虽然有着盲目性的表现和错误的理解，但总体上，作者总怀着一种思恋家乡故土、坚守精神家园的情愫，组诗《深冬，怀念一个村庄》、《中秋抒怀》、《秋过村庄》等作品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补充一点，虽然病态的创作不值得肯定，但我始终认为：没有病态的思想不会成就一种完美的艺术过程，没有疼痛的创作只能是叫卖生活的文字贩子。有人提出“病态也是一种美丽”，但刘文杰出生于农村，后来在大城市上学，缘于生活积淀的“受限”，即使对生活的理解有着“偏差”，
也是他在创作上独特个性的率性表现，是他的创作个性的特殊反映，但愿刘文杰的作品在以后的创作道路上逐渐调整和纠矫，再此就不多谈。
45.关于母亲的夜歌
是谁放了一把火
把夜烧的漆黑
两个深深的酒窝里煮漫着
一碗阳光的味道
那可是渗透了白面的
世界里的幸福
你 干枯的手指
捋了捋一泻的黑发
与双手一起粘满
灶台上长长的灰尘
那煮熟了的一锅洋芋疙瘩
喂养了我的童年
躲闪站在
你啜泣的伏在灶台的背影后面
悄悄的长大
46.扼住命运的信念
——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有感
引："我不能再忍受了，我要同命运搏斗，它不会征服我的，啊！继续生活下去是多么美丽呀！--值得这样地活一千次！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瘦弱的音符
也开始重重地去描绘出一座命运的大桥
撼天震地的力量去扼住命运的喉咙
激昂的旋律
锻造成尖峰刺向不幸的天空
震耳欲聋的心声辟开了孤寂的港湾
磅礴恢宏的气势卷起令人震撼的飓风
回荡在悲怆的空间
命运从此登上了一艘游船
舒缓流畅的奏鸣泛出了耀眼的波光
燃亮生命的天空
从心灵升起了一道沧桑的彩虹
千载百年的尘风
吹不走那跳跃的音符
凄惨痛苦的命运
凭著神奇的旋律挣脱困苦的囚笼
扬起贝多芬紧握的拳头举向头顶
维也纳的音乐
向着狂暴的雷鸣闪电大声的疾呼：
"我要与你们抗争！”
47.童话
西边升起，东边落下的是什么？
是不是太阳？
没有搞错．
那确实是一个不懂方向
孩子眼里的太阳
48.给花的苦恼
你的心地善良才接过我的一碗清水
你的心滋蕙兰才吐放一袭清新
你的浑身娇洁才粘了艳羡的微尘
你的全身艳丽才苦恼了他们猥亵的目光
我没有什么可以馈赠
我的花朵
我只有让露珠照射我的前额
写满关于你的诗行
那可是我最美的心给你最清的洗濯
在目光与邪恶的交锋中穿透了你的身体
影子的体温超出了太阳的香味
我从容地伸手抚摩了你的颜色
世界的宽旷从此遍布了你的传说
.这个时代
剪发头，灰布衫，老照片……
用一个小镜框圈起来的故事
满世界的童谣，满屋子的面香
飘逸过母亲的双手
光滑案板上跪着擀平了
一生膝盖补上皱纹
像一张脸，褪了青春的颜色
栀子树头挂满着汗衫
小羊肠道上跑步的味道
夕阳落满的炊烟
一切啊，站在一起留影
剪发头，灰布衫，老照片……
终于留到了现在
50.属于叙事
无眠时才说梦话
像是真的
属于自己 又属于别人的语言
记得路过教堂时看见一位新娘 她
属于谁的也就属于谁
从别人屋里跑出一位新娘 她
属于谁的也就属于谁
我看着美丽的新娘 她是属于谁的毕竟属于谁
我突然忆起 从
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位新娘 看
她是属于心的 也是属于心的
而我的心在那里？
呵 我的心被交换了
或许就藏在另一位新娘的
口袋里也正在被掏着看
发博文
加载中…
添加到我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