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权利：正义理论的基石 ——读罗尔斯的《正义论》            肖雪慧 罗尔斯的《正义论》一开篇就表明他具有一种普遍的个人权利观。他说：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在这部巨著中，他以个人权利为基石，精心构筑起一个结构谨严、论域宏阔的社会正义理论体系，为宪政民主的价值基础提供了独特、精致而又有力的理论论证。这一理论认为，正义之于社会制度，犹如真理之于思想体系，因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个人对制度的支持义务以制度具有正义性为前提。什么样的制度具有正义性呢？罗尔斯立足于自然权利说，借助于社会契约论，提出了作为人们选择、评判和调整制度之独立依据的自由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前者确认平等的个人自由，后者强调公平的机会和确保社会最低受惠值。在它们之间又依序提出自由优先、正义对效率和福利优先两个规则。自由优先意味着，自由是必须无条件维护的最高人类价值，它不可

 北京市21位选民自荐竞选区县人大代表，消息一传出便引来社会各界相当的关注。其实，21位自荐竞选者在偌大一个北京市实在少得微不足道，然而，如果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根本没有什么自荐竞选一说，人们只能接受、也习惯于接受一个由官方机构“批发”下来的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即便近些年开放一些，充其量也只是全国范围内偶尔出现个别竞选者，那么，北京这21位竞选者的出现算得上有些规模，足以对既有的选举制度造成冲击和挑战了。哪怕冲击和挑战仅仅是心理上的，若能促使人们思考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真实含义，思考各级人大代表的产生规则和程序，是有望成为推动一种参与型政治文化产生的契机。
一． 选举何为？
在民主国家或正走向民主的国家，选举，对于公民来说是标示其公民身份的最重要政治权利，也是参与和影响国家政治事务和进程的最重要手段；对于国家来说，选举表明了政权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基于民众的同意而既非源自神授也非依据传统更非是自我授权，而这一事实则提示了政府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托。
作为公民的政治权利，选举是每个公民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自由选择由谁来治理国家或者由谁来代表自己的平等权利，同时也是自由竞选包括

 

3． 在与绝对君主制的激战中走向胜利

文艺复兴时期是立宪主义与专制主义两股潮流并行发展的时期。立宪主义主要在佛罗伦萨、威尼斯这样的商业城市和瑞士这样的小国里发展。专制主义则滥觞于中世纪秩序崩溃后崛起的新兴民族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君主国。在民族国家崛起中最强有力的领袖人物演变成了君主。他们在扩张自己权力的过程中摆脱监督而走向专制。到十七世纪，欧洲在完成了各个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除个别小国外，所有国家都成为专制君主国。此时的专制主义既得到“君权神授”这类神学性质的辩护，又因其与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巩固同步而得到世俗的功利性辩护，再加上像法兰西这样典型的专制国家向全欧展现出统一、强盛、繁荣的景象，专制主义似乎正如日中天。然而好景不长。正是在这个世纪，专制主义遭遇严峻挑战并走向衰落。此前基本上互不干扰的两股潮流开始尖锐冲突，冲突既在思想领域发生，也在实际政治领域进行。主战场是英国。这个国家是君主国，但却有悠久的立宪传统。早在十三世纪初，旨在防止国王的专横武断、有英国人“自由宪章”之称的“大宪章”就在贵族与国王的激烈斗争中诞生了。随后在反对国王强行征税的斗争中产生了议会。这个英国

 

2． 三、四百年余音

战争频仍导致的权力向军事领袖集中破坏了权力平衡，加之诸多内外因素（我以为，后世尤应从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大约从公元前三世纪对政治讽刺剧的禁演而在实际上开始的检查制度以及把诽谤定为重罪使政府逐渐失去民意批评的洗涤而日趋腐败和滥用权力④），罗马的共和制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危机中被帝制取代。在斯科特.戈登看来，帝制出现表明肇端于希腊进而由罗马加以发展的世界上第一次立宪主义实验的终结。诚然，就帝制使权力分立、对抗模式受到致命打击来看，可以这么认为。然而共和时期一些重要的宪政因素在帝国时代并没有停止发生作用，它们既通过法律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也作为传统延续下来。在罗马，支配了社会和政治生活几百年的共和原则和精神早已成为传统积淀在罗马人的集体意识之中，它们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由共和传统铸成的集体意识在表现为热爱共和秩序的同时，也表现为对王朝政治的敌视。罗马人是如此看重作为共和秩序基本特点的政治力量以及政治权力之间的平衡，以至指控那些破坏这种平衡的人犯有“向往王国罪”曾成为一种足以震撼人心、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的政治武器。⑤这种集体心理和源于这种心理的评价方式对

 一． 引子：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权力是社会建立和维持秩序所不可缺少的。然而作为一种可以支配、控制他人和社会资源甚至可以使人屈从的力量，权力，尤其是产生自管理社会之需要的国家权力本质上具有专横性、扩张性以及潜在的或显在的强暴性。但恰恰也因为权力的这种本性，它历来就是那些权欲旺盛的人激烈角逐的对象。无论权力角逐者以多么崇高的目的——譬如说“行善”——为自己的权欲辩解，可事实真相正如《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一书的作者斯科特.戈登所揭露的，对权力的渴望并非渴望有行善权力，而是渴望占有权力本身。可以说，在人的种种贪欲中，权欲最专横，也最具犯罪倾向。权欲专横是因为一个人权欲的满足往往建立在许多人被支配、被控制甚或被迫屈从上；最具犯罪倾向，既因为追求权力的过程常常伴随着阴谋、暴力、血腥，也因为权欲狂野而又最贪得无厌，决不会以已经获得的权力为满足，而总是趋于使权力内在具有的扩张性、强暴性等危险发挥到极致。即使获得权力的是有德者，权力可以带来的巨大好处也使道德在这好处的诱惑和腐蚀面前极其脆弱。在历史上，掌权者有机会滥用权力而不滥用的情况极其罕见，相反，人们倒是一再地目睹了权力怎样使人变

 　 《伦理学与经济学》是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八十年代的作品，但书中深刻揭示和论证的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和伦理学的缺陷，就像谈的当下我国状况；而阿马蒂亚.森作为经济学家，他的深邃的历史感、广阔的伦理思考、对人性及其需要的完整而透彻的理解、特别是他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则是我国经济学和伦理学共同的严重缺失。
　　
　　阿马蒂亚.森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他认为,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紧要。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研究就与人类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而人类行为动机复杂多样，因而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为它规定了不可逃避的任务，即，在财富之外，经济学研究还包括对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在阿马蒂亚.森那里，经济学应致力于评价和增进的“更基本的目标”至少应该有自由与公正。他对自由和公正的看重基于如下判断：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拥有

 孙志刚的悲剧缘自他没有或者说没来得及办暂住证，于是，他被强制收容了，接着，在短短三天收容之旅中死于非命。他不是唯一一个在收容中死于非命的人，是他的身份引起了人们对事件的格外关注。孙志刚大学毕业不久，有身份证、有正式工作也有固定居所，按现行收容遣送条例，根本不属于收容遣送对象。然而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属于收容遣送对象，而在于即便属于收容遣送对象，收容机构就有权施以暴力、夺人性命吗？问题更在于，假如孙志刚没有证件、工作单位或固定居所，就可以把他关进收容所而在事实上剥夺他的人身自由吗？孙志刚之死纵然由一些恶警直接酿成，但并非个别的乱收容以及发生于收容所里并非个别的暴力行为和暴力致死事件使人们不能不把目光投向那给了警察可以随意闯入民宅或者在街上拦路查人证件之权力的暂住证制度和收容制度本身。
关于暂住证制度和收容制度所依据的法规，我赞同萧瀚的看法，属于必须尽快废止的恶法。其理由之一正如不少法学学者不约而同指出的，它们无论是国务院颁布的还是地方性的，都具违宪性。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或别的什么国际标准在我国遭遇特殊国情而失效，可以不理会，但在教育商品化导致的众多社会问题面前装聋作哑，将酿成难以下咽的苦果。
首先是严重的排斥现象。
教育商品化释放出来的高学费与乱收费齐头并进，外加计划经济式招生环节预设的政策性不公，使高等教育越来越排斥社会底层。该举措实施当年，仅成都附近一小小县级市德阳，就有20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考学生因家贫凑不出数千元学费而面临弃学的痛苦抉择，更别说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了。在助学贷款比中彩还难的现实下，六年来，缴不起学费而失去上大学机会的情况逐年增加；贫困家庭孩子即使入了学，学费也凑得十分艰难。为给孩子筹学费，许多农民不得不进血汗工厂，不得不从事生产花炮、挖煤等最危险工作。
贫困考生被高昂费用卡在大学门外的情况极为普遍，这部分考生凭成绩取得的高等教育机会向本来机会已经远高于穷人的富人和权贵转移，使贫富之间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拉得很大，而城乡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竟拉开达数百倍。⑦大学经费主要靠财政投入，而以多种形式为国家财政做了贡献的，是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国民。高等教育机会如此极端地偏向富人和权贵，还造成另

 一．“目中无人”的教育政策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位。与举世瞩目的医疗不公并驾齐驱的，是教育不公。2003年9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在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后批评，中国政府在公共教育经费方面的支出排全世界最后几名，人均教育经费之少，连乌干达都不如。她特别指出，在贫困的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往往为了支付基础教育费用而欠下债务，某些农村地区的情况“令人震惊”。这番话不仅点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太少，还触及教育资源分配上城市农村两重天的不公正事实。但我国教育领域的不公正决不限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是几乎贯穿教育的每一环节。
医疗和教育两大不公的实质都是趋权趋钱而排斥底层。如果说我国覆盖面小而又高度等级化的医疗保障已经变成“富人的俱乐部”——准确说是“富人和权贵的俱乐部”①，那么教育则朝着“富人和权贵筵席”的歧途越走越远。医疗事关每个人的生老病死，教育关系到人的大脑和精神。两种不公都与每个国民利害攸关。但相比之下，教育不公的恶果更加严重，影响更为长久。因为，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对当下的现实还是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