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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无锡的路上,我时断时续地读着美国人杰里.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的世界》。
车窗外正是江南的阴郁天气,小雨下下停停。平坦宽阔的一级公路已把那些布满蜿蜒河流的小镇联结到一起,沿途上不时出现的玻璃幕墙、金属框架厂房、三五成群的青年工人,表明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已是新的工业革命的重镇。
穿过了昆山,绕道阳澄湖。在一家临湖的餐馆里,我第一次吃到了阳澄湖大闸蟹,湖面上寒风瑟瑟,烟雾渺茫,屋内一壶黄酒温暖滋润。这是一次意外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前,我迷上了钱穆。
9年前,在选修的历史课上,一位姓罗的青年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国历史,时间来到魏晋时,他戛然而止,决意让另一位老师讲述接下来的课程——因为中国历史的青春期到魏晋时终止,再无心醉神迷之处。在告别前,他推荐了钱穆的《国史大纲》。
在刚刚开张的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里,我找到了黄色封面的商务印书馆版的《国史大纲》。这是一次注定夭折的阅读历程。竖排的繁体文字、文言语句、布满正文的注解,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我这一代已变成了陌生的丛林。我对于钱穆的身份仍有质疑,出生于1895年的他,在五四之后的那两代中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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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第92页,王氏才最终出场。一个面目模糊的女人,我们不知道她的身高、体重、说话的声音、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她是一位姓任的男人的妻子,1671年,他们住在郯城县城西南八英里以外的一个小村里。他们只有一间屋子,家里有一口锅,一盏油灯,一床手工编制的席子,一个草垫子,在冬天北风呼啸的夜晚,油灯的火苗摇曳不定,他们必须相互拥抱取暖。
郯城距离北京600公里,是山东南
像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我对性的最初理解是从明朝末年的文学作品开始的。
如果难以寻找到《金瓶梅》,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是个享乐的时代,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当时的社会气氛有点像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爱德华·傅克斯在《欧洲风化史》中写道:“一切都浸透了淫佚,一切都表现肉欲,生活成了无休无止的行乐。消魂之后,不是叫人难受的觉醒,而是新的欢娱。”
商人是冯梦龙笔下的主角,对于那些深锁闺中的妇女来说,她们厌恶透了包法利夫人式的狭隘生活,四处游走的商人代表着生活中的新奇与可能性,他们穿着时尚、随身的包裹里有各种用来定情的丝绸、手饰等稀奇玩意,他们知道杭州、南京、苏州这些时尚之都里的风尚。因果循环报应仍在书中不断出现,但显然道德因素已不再那么重要,现世的享受让人心醉神迷。
商业化是明末中国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开国者朱元璋的建国理想是一种稳定、相互孤立的村庄,经济上自给自足,生态循环自生。在对高级官员的残酷的清洗之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