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要放假了，我的“节前综合症”又犯了。
　　我最早发现我有“节前综合症”，是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县城的重点班，高二的时候我在文科班里成绩很高，结果高三就稀里糊涂进了传说中有魔鬼训练课程的重点班，但我并不喜欢这个班，所以我成绩奇差无比，每次考试我都是倒数后五名之列，每次班主任在班级批评“某些人干下劲学习了”，那眼光总要在我身上扫一遍，　　所以整个高三我是有气无力、昏昏欲睡。
　　我的“节前综合症”就是在这个时候诱发的，当班主任在黑板上标出“离高考还有100天”的口号时，我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离放假还有102天”的口号，那个时候我对放假的渴望高于对于高考的恐惧，我真是一点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了。当别人在为报考那所学校、如何考出高分而焦头烂额时，我趴在桌子上规划我的暑假生活，所以当大学时大家回忆自己高考的经历时，都会宛若祥林嫂般地重复那段日子的苦恼和犹豫，我的脑子里稀里糊涂，因为我压根就没啥感觉。
　　高考结束后稀里糊涂进了大学，“节前综合症”一直跟着我，每到该要放假的前夕，我总是摩拳擦掌热血沸腾甚至彻夜难眠，似乎在等待一个什么样的伟大时刻，我在脑子里总要规

    我刚当记者时，对经济学家或者专家的崇拜，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地，我觉得他们是一群站在高处的人，什么疑难杂症，到了专家这里，马上条理通顺，有模有样。

     我时常在翻开一些经济学专著的时候会五体投地：这些经济学家怎么如此渊博，这些数据他怎么掌握得这么全面，又是如何分析出来的？而且，他们竟然对于经济的形势作过如何准确的预测。

     我对经济学家的崇拜经历了同样的抛物线过程，2007底我对经济学家的崇拜开始减弱，给我这种感受的是来自北京的一个专家，2007年8月份他作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到商丘的永城演讲，他当时没有讲稿，但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论述得头头是道，其中观点新颖深刻，我对他记忆颇好，认为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家，但两个月后我又在郑州听到了他的演讲，他竟然有没有拿讲稿，但可怕的事，他讲的竟然还是两个月以前的东西，我偷偷地在现场听了以前的录音，中间有着惊人的重复。半年后在一篇学术文章里，我又发现了该专家的文章，里面的内容几乎和半年前演讲的一模一样。

     我开始对经济学家这种重复有了研究，我发现几乎所有

    我大学时期是个文学青年，那个时候我脸上还有青春痘，星期六星期天当不少同学在学校小花坛附近卿卿我我时，我正在图书馆的顶层阅览室里挥汗如雨。我记得2004年夏天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中篇小说，那篇小说有3万多字，它耗费了我16天的时间和三本稿纸。你可能想象不到我当时对这篇小说的重视程度，写这篇小说时，我先用废弃的稿纸打了草稿，我写得很快，甚至一个星期不到就完成了它，但最难的是完成以后，我又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把这篇小说一字一字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那个时候傻，也穷得很，没钱去打字复印店去让人家打字，只好自己在学校的机房里一个字一个字的敲，那个时候打字基本上处于“一指弹”水平，上机房打字又要排队等电脑，所以那篇小说我敲了近一个星期。我敲出后，去门口的打印店里打出了几份，然后到邮局里把小说寄给各个文学期刊。

    2年后我毕了业，毕业前所有同学都以为我会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因为我当时已经洋洋洒洒发表了十几万字，并且成为当时开封市作家协会最小的会员，但我却远走广州去新闻单位实习了。

    我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讲我的文学故事，是有一定原因的。若干

         我大学时同寝室有一个同学叫韩志强，这厮酷爱诗歌，从大三开始就留了一头油乎乎的披头长发，整日穿梭于校园内的各个诗歌沙龙，而且雷打不动每天晚上就寝前给同寝室人朗诵诗歌新作。他的作品属于豪放派的，比如说“于千回百转中又开始了你啊，路边的百合花”之类的，偶尔也写一些“如果你不吃桔子，就不知道桔子的味道”之类的哲理性诗歌。有一天晚上这厮喝得东倒西歪地回到寝室，那天的诗歌有婉约派风格，时隔三年，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具体内容，但记得题目是：其实种活一棵树真的不容易。
     那天的诗歌他朗诵得断断续续，我们当然也没有具体领会其意境，但第二天我们知道，这厮失恋了，准确地说是单相思被掐断了，追人家女孩两个月毫无结果，于是发出了“其实种活一棵树真的不容易”这样的感慨。后来，他这首诗歌几乎每天晚上都被我们寝室人传诵，一直到前几天聚会时大家还能记得起来。
        我花这么大的篇幅来回忆我同学的那句诗歌，并交代这首诗歌出炉的来龙去脉，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毕业以后，我深刻地地理解了那句诗歌的精髓

    我想换工作了，虽然我除了写稿子什么都不会，但是我还是不想做记者了。

    做这个工作，人会有一种莫名的郁闷，做这职业，人不可以有职业道德，不可以有职业自豪感。流水线上的工人看到自己的产品被人使用会有职业自豪感，他觉得自己为社会创造和产生了价值，而记者不行，被阉割的产品被读者阅读，他会觉得是一种耻辱。

    记得大学学新闻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不能当传声筒、打字机，新闻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但我觉得老师忘记教给我们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同的，每个人的主管都是不一样的，这样产生的后果很简单：谁的权力大，新闻就能体现他的思想。

    这个月我觉得我写了两篇好稿子，一篇调查食品增白剂的，我调查得非常详细，但因为版面原因只发了半个版，看着只有骨头没有肉的报道，我有一种职业挫败感，另外一篇是汝阳杜康调查的，一个详细的报道被企业公关掉了。

    我没有去埋怨报社的哪个领导，在新闻的流水线上，权力越大，新闻就必须体现他的意愿，我的两篇报道就是如此。

    出门吃饭的时候

     2008年是一个忙碌的年份，我时常会很晚才能回家，我的睡眠严重不足，我甚至没有周六周日，我走路的时候，都是飞奔的状态，我时常从一个饭局奔波到另外一个饭局，然后在深冬的夜里，独自一个人骑车回家。

    我时常怀念我刚到报社的日子，那个时候认识的人不多，应酬也很少，我写完稿子就是回家，我在门口的小饭店里吃一碗面，然后走进租来的房子里——那个小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些杂物——我在房间里看书，看那些大学时代没有看完的书，我周六周日可以闷在屋子里睡觉，也可以坐车去不远的地方会会朋友，我有大把的时间供自己使用。

    我更怀念我在广州实习的日子，那个时候我拥有一个年轻人正常的热情和激情，我在网上开了好几个博客，每天都更新它们，我写了无数篇令自己欣赏的文字，我在网上和方舟子、司马南打嘴仗，我获得了“中国不良记者”的称号仍然毫不在乎。我一年搬了四次家，我穷得连理发都要趁过年回学校的时候，我早上吃饭就是一个馒头，但我仍然有大把的时间支配，我去爬火炉山，我去爬白云山，我去正佳广场上看行人，我去中山大学漫步，现在想想，我那时是最幸福的人。

     在逛超市时会发现，用于包装生鲜食品、熟食、面食等商品的手撕袋边站满了人，大家你一个我一个拉走一个手撕袋，自从“限塑令”实施以后，不要钱的手撕袋成了众多家庭主妇的选题。

    现在回头来看，6月1日实施的“限塑令”并没有原先想象的“立竿见影”，先是禁塑后虽然超市不用了，但农贸市场照样“遍地开花”，有需求就有供给，骑自行车兜售塑料袋的小贩并没减少；然后又有报道指出超市里也有漏洞：手撕袋在功能上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塑料袋使用，很多市民走过时顺便撕两张。

      存在漏洞这并不奇怪，“限塑令”挑战的是市民多年的消费习惯——习惯的力量是很可怕的，因此千万不要期望一纸限令就立竿见影。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环保，还是要方便，但至于谁更重要这种价值判断，我想对于当今的公众已经不成问题。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也许没有人认为限塑令不对，而是出于方便违背了限令，难点在于，如果如何让老百姓适应或者克服因没有塑料袋而带来种种不便。

       所以，作为政府也好，媒介也好，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因为存在种种漏

    我不清楚我为什么这么累。

    我每天起床后，脑子就陷入了紧张的运转中，我上午要处理一两件事，下午处理一两件事，我想一个陀螺一样，被无穷的事情抽打着，高负荷运转。

    我有时候真是觉得很累很累，有时候真的觉得要睡一睡，那就让鸟儿不要叫，云儿不要飞，我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睡一睡。

  香港之行，感受颇多。

   觉得香港的生活很“有序”：街头人来人往但不吵闹，所有的店铺门口都站有促销人员，却没有听到震耳欲聋的广告；人们行色匆匆，但对于问路者很热情，同行的朋友晚上十点多去地铁，工作人员说地铁已经停止，并关切地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住在什么酒店，需要不需要什么帮助？晚上在街头，一对情侣关切我们，天很晚了，赶快回去吧。

   但印象最深的是，香港在公共服务上的处罚措施，比如说在卫生间，我看到环境卫生署张贴的宣传册，除了教育人们“清洁环境全赖你我”之类的温馨提示外，还在下面写出了“若随地丢弃废物，罚款￥1500”的警示；在商店里，禁烟的标志处处皆是，下面有罚款的数目，一般都要高于一千港币；我们参加活动结束后，在门口需要等着大巴来——这跟国内车在门口等着人是不同的。导游告诉我，如果司机在这里等人，将被指控，并且被罚以高额款项。

    我不知道这种有序的生活是否是以重罚而得到的，但这种重罚却给我了很多感触，一位长期在香港生活的人告诉我，很多人向往香港，因为在这里是自由平等的，以罚款为例，一个普通百姓和一个高级公务员的违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