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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西四南大街,有一座基督教教堂,叫缸瓦市堂,由英国伦敦会于1863年修建。四月初的一个礼拜天,我去那里参加聚会,听牧师布道。
作为一个接受无神论进化论教育长大的人,我并不相信鬼神之说。但因前段时间,平生第一次认真地读了一遍《圣经》,突然被耶稣的教导,以及他教导时的独特语气和态度所打动,心下倾慕不已,便决定平生第一次走进教堂,去实地探个究竟。
以我们中国人世俗的眼光看,耶稣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倒霉鬼,不仅出身贫贱,受教育程度低,没有娶妻生子,当官发财,还不得善终,年轻轻便被钉上了十字架,死得痛苦不堪。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是王子出身,觉悟前享尽人世荣华富贵;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唯独耶稣,作为世界三大宗教创始人之一,与另两位
博主按:
龙年春节前后,方韩之争(方舟子打假韩寒)成了网络大热点。我跟着看了一阵子热闹,得出自己的判断后,便不再关注了。
近日与几位友人闲聊,某君提起此事,认为方动机可鄙,无非是借题恶炒,想出名想疯了云云,言辞颇为激烈。我不愿在朋友间引发口水之争,但对某君的这个说法难以接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凡事要做判断,需认真讲事实看证据,多依赖理性,尽可能避免以一己感性之好恶下论断——这不是为了“打倒”谁谁谁,而是为了不打倒自己,是对自己内心的保护,免于深层次的自伤,俗称“自尊自爱”。林语堂在其自传《信仰之路》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中,一个道德犬儒主义,而正当的人类理想崩溃的世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人类理想的崩溃付出代价。”
多年前,北京一位老编辑曾善意地告诫我:你应该多
爱比死更冷
真噶白玛
“我已经老了”——看完《白如梅》,蓦然想起这句著名的表白。虽然此刻的“我”是一个男人——青涩蔫坏、“忍饥挨饿”,在骚动的青春期离经叛道地勾引了女朋友的母亲,在一场水深火热的恋爱演习中获得成长和满足后,因为青春期的自卑和迷茫,也许更因为无法忍受随之而来的平淡,而选择从这个与自己妈妈年龄相仿的女人面前仓皇出逃,给自己的青春和这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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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春天,因同学介绍,很偶然地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温州首饰匠,年长我几岁,相貌清秀,脸上常带微笑,言谈举止温文尔雅。
他在一巷子里租了间狭小的店面房,离我就读的大学隔着一条街。他单身一人,每天坐在这家不起眼的小作坊里,埋头为人打制加工金银首饰,以此谋生。
他出身农村,初中毕业即跟随师傅学手艺,期满后外出自立门户。他自称读书不多,因此特别高兴能认识我们这两位大学生。
当时我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文学,恋爱,逃课。能够结识校园围墙之外的人,且谈吐相得,赏心悦目,显然比听教授讲课更令我开心。
一天不上网,不知天下兴亡。
2012将至,各种聚会也多起来(相信末日说的人不妨将这些聚会当作是告别晚宴)。昨晚一老友设饭局,应邀前往。因在座的都是老哥们,不必过多寒暄客套。所以,有位朋友刚入席,拿起筷子就起议题,说现任北大校长前几天在湖南一所中学演讲时发表了一通傻话,批评美国的教育不行,美国总统不懂得尊重人,还是我们的教育好,所以经济发展快,等等等等,大致这么个意思。
因为是傻话,这位朋友就很气愤;因为说傻话的是堂堂北大校长,碰巧这哥们又是北大毕业的,颇有家门不幸之感,因此更加的气愤,于是开骂:有这样的傻*校长,难怪有那么多傻*学生!于是大伙儿七嘴八舌,从现在的北大有多傻一直聊到另一个更大的议题:自由、民主——据说该议题这些天在网上也很热,很多公知和网友都在撰文发帖讨论……
我因为这些天没认真上过网,信息滞后了,插不上嘴;再者,昨天起床太晚,早饭中饭都没赶上吃,三餐凑一顿,实在是饿得慌,便趁各路诸侯乱战之际,埋头发展经济,猛吃一通。饭局做东的朋友总是要面面俱到的(主“席”嘛),见我光吃不说话,便
(2011-03-30 02:25)

第二部长篇小说(原名《供述书》)。由京华鸿越(《京华时报》图书出版中心)策划,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发行。2011年3月第1版。
附该书后记。
——对后记中提到的名字,再次致谢。
司汤达说,我总是顺手捡起命运放置在我行途上的东西。然后又说,这句话让他整整骄傲了十年之久。
写作多年,但很少谈论文学。
其实我可以谈论得很好,好过很多文学评论家——上天没有赐予我谦虚谨慎的美德,作为补偿,给了我另一个美德:相对的诚实——但我还是不愿多谈论。
这种固执让我失去了一些文学上的朋友。
每当遇到与文学或写作有关的话题,我便容易跑题,东拉西扯,插科打诨,宁愿去猜测苍井空老师的内裤牌子,也要避开对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议论。这让我看上去显得冷漠,或傲慢,或业余,或边缘,“不像个写作的”,以致生活中几乎没有来往密切的“搞写作”的朋友——仿佛一个谦虚的厨师就该天天把油盐酱醋挂在嘴边似的。不仅乏味,也不真实。关于文学,关于人生,在大学时代我们已经组团谈论得足够多,剩下的事情就是单枪匹马闯世界,碰钉子,撞南墙,看看墙外有些什么。
我一直持这个观点:写作时需要关注的不是写作,以此类推。置身于一个相对单一专制的文化传统中,我们不得不经常跳出教育、职业
大年初四,画家魏海波夫妇来访,同行的还有一位陌生朋友,四川人,是个登山家,温和沉静,寡言少语。我对登山这项运动(姑且称之为运动)不了解,初次见面,出于礼貌,随口问道:登过最高的山是哪座?他回答:珠峰。海波在一旁笑着注解:他可是凭一己之力上去的,不像王石,一帮人前呼后拥,拱上去的。大商人王石具体怎么上去的,我不清楚,也不关注。但这位四川朋友想必登得更为孤单任性,更为艰苦卓绝。
于是心下肃然,举杯向他敬酒。
海波多奇思异想,酒酣之时,说起珠峰顶上有一小片平地,容不下太多的人,很像一个舞台——据此构思一出舞台剧如何?好是好,但在这个高度,人类实已无需表达。更多的言辞与舞蹈,总是涌动在黑暗中,地沟里,水面下。
我从未到达那样的高度,所以只能继续写作,期盼有一天得以享受自由的沉默。
曾认识一位习佛之人,常于友人聚会饮酒面红耳热之际,突然毫无预兆地两腿盘起,双目微阖,嘴唇噏动,念念有词,打起坐来了,浑然忘我。旁人却还在大谈功名、钱财与美色,真是高下立判。起初,此举尚能惹人
早在剧本刚完成时,就有朋友质疑:为什么要做戏剧?面对善意的质疑,我却无法真诚地回答。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伪问题,就像我无法回答为什么要谈情说爱一样。人们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性的各个角度,去理智地分析一件事物,试图从中寻找出意义。世上的任何事物,都像舞台上的某件道具,可具备某种意义,但没有一件事物或道具,可具备一切意义。
针对戏剧而言,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散场的年代。跟小说一样,戏剧早已从“教化风俗”的神坛上坠落,早已为肥皂剧、KTV包厢和电子游戏所取代。一个人终生不进剧场,不阅读小说,丝毫无损其幸福生活。
但戏剧仍然在满足着某种渴望。
英国戏剧家彼得·布鲁克曾提出疑问:“然而,这渴望是什么呢?是追求无形之物的渴望,追求比最充分的日常生活形式更为深邃的现实的渴望——或者是追求生活中失去的事物的渴望,事实上是庸人反对现实的渴望?”
这渴望是什么?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
仅仅是渴望,犹如永无餍足的深度饥渴,迫使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寻求着食物和水。仅仅
瑞典小说家、剧作家斯特林堡说,戏剧是一部“穷人圣经”,即供目不识丁的人看的一部插图圣经,而剧作家则是用通俗的形式兜售时代思想的凡人布道者,其通俗足以使作为剧院主要观众的中产阶级不必动多少脑筋就能理解要说明的问题。
问题在于,真有需要通过戏剧来说明的问题?
斯特林堡是个伟大的作家,但他的这段话译成汉语则变得一无是处。因为在这片土地上,眼下没有穷人,没有中产,没有圣经,更没有问题。当我试图寻求同代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时,却很难找到诚实准确富于洞见的汉语原创表述……当代中国,针对现时代的思想资源是如此稀缺匮乏,以致信仰、道德、价值观、文化、艺术等等,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都成了无可无不可的虚妄之物,除了金钱与特权,空虚与恐惧,如龟甲上的古汉字,清晰地刻在一张张玩世不恭的脸上。
戏剧同样承受着这个命运,苟延残喘于一个没有问题的时代。
《你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时刻》是我的第一部舞台剧,从编剧到导演,都是第一次。一次尝试,一次冒险,一次不计成败的挑战。演出期间,因剧组人手不足,还兼任了舞台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