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那个世界的路上，金二胖与哈维尔相遇了。哈维尔热情地上跟他打招呼：“你好老兄，没有想你我来自不同的世界，却终究还是回到了同一个世界哦！”金二胖十分疲倦，加之不知道儿子小金能不能搞定那些老家伙，顺利掌权，心中颇为忧郁，不大愿意理会哈维尔的搭讪。“其实说起来，我们我一样的人，都是天生的叛逆与反动，我是‘无权力者的权力’，是对权力说不，你是‘反政治的政治’，对现代政治说不！”金二正想反驳，前方传来一个幽暗的声音：国朝有太史公曾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哈维尔，或轻于金正日。”金二遂不再言语。
有人说，哈维尔不愧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反极权战士之一，临走的时候还带走一个大独裁者。但事实上，金二胖是先于哈维尔的17日死的，所以，我觉得哈维尔固然伟大，但金二急匆匆的插队，说明他知道极权主义一定要先于民主政体而死，哈哈，哈维尔不过是这个“天道”的护旗者。记得上研的时候读《哈维尔文集》，虽未通读，却已经颇为震撼了，绝对是一次心灵的大清洗。
作为一枚后红旗时代下的蛋，一进小学的大门读的便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从幼齿时代便被告知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更重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翻身做了主人”，我们的生活幸福无比。当然，这种灌输还是有一些效果的，我从小就发自内心地对“祖国”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认同，也从未怀疑过党的伟大正确，更是坚信某某主义的光辉灿烂。
其实，小的时候并不是很幸福。穿着破旧的衣服羞于与人交往，更不用说与异性正常交往，在所有的人眼里，那绝对是不良行为——当然，这是另一种不幸；小学刚毕业的老师，破败的教室，而毫无志向的我完全无意于念书去博取什么功名——书在老妈缝制的帆布书包早已卷成筒状；对小学的我来说，几毛零花钱是个奢侈——到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幷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
“关于人口素质不够的问题，共产党说过，不应因人民素质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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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关于鲁迅的两则话题：
其一，90年代初，光明日报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鲁迅论90年代中国文化》。他们把鲁迅30年代发表的文章原封不动重发了一次，竟然是那么的契合时弊，着实可发一叹。
其二，根据李霁野的回忆，鲁迅先生在临终前对冯雪峰说，如果你们的革命胜利，我第一个要逃跑（“先生故作庄重的向F君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掉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说：那弗会，那弗会！”——《忆鲁迅先生》，李霁野《文季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6年12月1日）。
前些天，与南大邱大哥聊天的时候，他提到一个观点，说24、25年的鲁迅其实属于国民党左派。我是认同的，这个观点或许在许多人心中许多年了，却从不被确认，
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了家里门前的那棵老树。可惜的是，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这是一棵什么树，只知道从我记事起，它已经是老树了。我想，家乡的人都是跟我一样的吧，老树也是不介意的吧。
每次回家，都是先看到它，看到它，就知道家到了；每次离家，也都是在它下面等车，车来了，便走出它余荫的庇护。虽然家乡有很多值得想念的东西，但这棵老树，却一直是我关于家乡最美最纯的记忆。
我的童年，几乎全部是围绕着这棵树而展开的一个小男孩荒唐的故事。那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小家伙，经常爬上这棵树，去掏那远端细枝上的鸟窝。老爸在树下的水潭开辟了一个洗衣的地方，老妈洗衣的时候，便经常看到我在她头上，有时候吼我两声，久了也就不再吼了。我总是希望着掏到鸟蛋或着小鸟什么的，但一般鸟窝里是没有鸟蛋的，也没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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