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这都是佛说的，却是一个入世与出世的两难。

    在金庸的小说里，很多矛盾的爆发点都集中在少林寺。就像一种宿命，迄今为止少林寺仍然如此。

    少林寺俨然已成一个“跨国公司”。

    2011年1月8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八届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发表演讲称，目前少林寺在柏林、伦敦等地直接办了40多家公司，还间接办了一些公司。公司经营的内容包括禅修、功夫、语言等。

    毫无悬念地，释永信所言引发争论，就像少林寺每一次商业进展都会招致非议一样。

    这位拥有MBA学位的少林寺“CEO”自1987年担任主持，1999年荣任方丈以来，矢志不渝以商业化手段经营少林寺。

    比如成立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超男式的“功夫之星”海选；拍电影；如麦当劳般建海外中心。

    按理说，商业化的根本目的是商业收益，但这些却不是释永信的最终诉求。事实上少林寺大部分收入都被地方

　　快递爆仓，和天气无关。

　　在消费者购物欲望最强烈的节日期间，中国电子商务“最后一公里”的物流瓶颈凸现出来了。

　　国内快递，这是跨国巨头、逐利的资本最为觊觎的盛宴，现在看来仍然处在野蛮生长的阶段。

　　淘宝，当当，京东，卓越等正在茁壮成长，中国电子商务的盛宴催生了国内快递业的疾速发展。

　　要知道，2006年中国的快递业务量不过10.6亿件，而在2010年前9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快递公司业务量就已累计完成了16.4亿件。2010年中国快递业务额达到了600亿元人民币。

　　一个悲哀的现实却是，蛋糕越来越大，竞争者越来越多，企业的利润却在减少。

　　申通、圆通、中通等几大知名快递公司摩拳擦掌要涨价，最终却以妥协告终。

　　原因在于，民营快递既不是行业规则制定者，也不具备完善的商业模式，终究要处在行业生物链的最底层。

　　规则制定者是国家邮政局，2009年10月1日，新《邮政法》实施，到2010年三成民营快递企业倒闭了。新《邮政法》大大抬高了快递业进入

    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很适合奢侈品购买原则。

    LV（路易威登）的业绩会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但LV的价格绝不会受经济形势的影响。可以确信的是，未来这些奢侈品将会越来越贵。虽然LV、Chanel等奢侈品2010年集体涨价过，但到了2011年还要再次涨价。

    大牌们官方的说辞是，综合考虑了原材料、汇率等变化，所以要在全球范围内上调价格。

    届时一个奢侈品包包价格上调10%～30%，就意味着消费者要多付几千元的money。

    成本是奢侈品涨价的真实原因吗？不是。

    奢侈品的定价原则，从来和一般消费品定价不相“苟同”。

    一般来说，产品价格=制作成本+研发成本+市场推广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汇兑损益+合理利润+品牌溢价。

    奢侈品则超越了传统的定价思维，他首要的任务是要保持高价位这一根本的属性。这是奢侈品的精神价值所在。

    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奢侈品集团业绩受挫的报道满天飞。笔者在香港的爱马仕店里看到这样的一幕：一位体面的

    铁路抢了空运的饭碗，这似乎成了航空业的共识。

    目前航空业定性的三大难题是：高铁冲击，欧盟碳排放收费，金融危机。

    其中高铁的冲击最为迫切。各地高铁开通后一些航线纷纷停航。航空业不断抛出空铁联运的呼声。

    即航空与铁路之间的联合运输。如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等国际枢纽，用高铁串联形成综合运输走廊。高铁与航空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这是多么和谐的结果！

    中国的稀缺资源太多，铁矿石、柴油、茅台、火车票……中国的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十五”期间就提出了建设“八纵八横”的铁路主通道。

    中国越来越密集的铁路系统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老百姓恒久买票难的问题，但到2020年至少高铁网络将覆盖大部分GDP千亿元以上和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

    一个疑问在于。为什么铁路的效率越高，越惠及民生，与航空系统的摩擦越大？

    铁路和航空何以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对立关系？

    这事实上凸显出了中国海陆空综合运输体系的分

    在浮躁的商业社会，创意比努力更重要。

    10月26日，麦考林成为国内第一家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的电子商务企业。服装是夕阳产业，服装的电子商务模式却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

    麦考林的上市是商业模式的成功。

    虽然PPG成了先烈，但麦考林这种主要靠网络和目录销售，外包了生产等环节，专注于产品设计、仓储和市场推广的“轻资产模式”还是很受资本的青睐。

    因此PPG倒下了，VANCL（凡客诚品），梦芭莎，玛萨玛索等崛起的企业却越来越多。

    逐利的资本很急躁，短期内能带来规模和收益的商业模式尤其受重视。许多风投言必称商业模式，“模式+团队”基本是风投垂青的标准。

    创新的商业模式确实能带来高额利润，甚至使公司基业长青。

    典型的例子是瑞典的利乐公司，“整个中国乳业都在为利乐打工”虽然夸张但却传达出了利乐的行业位势。

    谁造就了蒙牛？是牛根生吗？不是，是利乐。

    利乐最初是买设备的，主打产品灌装

    在失范的商业伦理下，没有真正的赢家。

    原以为伊利义愤填膺指责产品遭遇蒙牛恶意攻击是受害者，继而曝出2004年伊利就曾用同样的手段搞过蒙牛。剧目演进变成了贼喊捉贼。

    老百姓的生活核心大卖场，背后也暗藏血腥和暴力，同类企业之间的攻击已犹如黑社会。极端的案例是，美的实习促销员强大伟在安徽巢湖最大的家电卖场被格力的促销员打死。

    还有康师傅和农夫山泉的持续多年的“水战”；奇虎360和腾讯杀毒市场之争……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采取的竞争手段越来越超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中国营商环境的压力应该是外因之一。大多数企业面临着原材料成本和营销成本陡增的压力。尤其在一些快销品行业，营销投入与日俱增，营销在企业收益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中国乳业是最具代表性的行业，误入了一个靠概念取胜的阶段，而不是靠技术和品牌取胜的阶段。

    乳业的概念之争最为激烈。“巴氏奶”，“常温奶”，“鲜奶”，“纯奶”……

    一个品牌“承载”了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等带来的社会怨愤，这比中奖的几率还要低，却被宝马赶上了。

    宝马的社会声誉和品牌价值因此不断被误读，也不断贬值。

    刘德华在《天下无贼》里说“开宝马的就一定是好人吗？”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开宝马的不是好人。”

    宝马4次碾压3龄童惨死，N多宝马撞人案，西安宝马假彩票案，成都砸宝马事件……

    为什么一系列社会恶性事件的主角总是宝马，而不是奔驰、奥迪，或者其他豪华车？

    可以看到，宝马品牌形象和他的品牌诉求已严重错位。

    奥迪是政府用车专业户，约50%的销量来自于政府采购。奥迪给公众的品牌形象是庄严稳重；奔驰的用户似乎更为高端、商业或富贵，包括了企业家为代表的高端商务人士，品牌形象成功、成熟和尊贵。

    二者的用户和品牌相得益彰，基本统一。

    宝马是分裂的。“开宝马，坐奔驰”，宝马的诉求是追求驾乘乐趣体验，目标客户更为年轻和张扬，在国外，很多中产阶级家

　　但是到现在，国资委是央企的大老板是毫无疑问的，更从未停止“婆婆”行为。

　　比如，国资委操刀的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央企高管招聘，帮央企招聘20个职务包括5名总经理、4名副总经理(副局长)等。

　　招聘总经理职位的5家央企为：东风汽车(600006)、香港中旅、中国建筑(601668)、国家核电、中纺集团。

　　事实上，国资委越俎代庖的越过了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直接插手了企业的经营。

　　按理说，不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经营者，就不能保证有能力的人来经营企业。

　　国资委放眼全球选拔央企管理者的做法有积极的一面。

　　21世纪是人才的竞争。中国国企的老总基本来自于系统内的任命，目前125家央企的“一把手”，有40多家由中组部任命，其余由国资委决定产生。

　　国企的老板一半是企业家，一半是官员。更高的出路是仕途。

　　任命制基本把职业经理人挡在“最有前途”的央企之外。

　　但选拔企业高管，终归还是企业经营范畴的事。国资委原则上要通过董事会制

　　空难之后，河南省工商局急忙撤销了“河南航空有限公司”的登记，把河南航空打回“鲲鹏航空有限公司”原形。

　　充分显示出了地方官做事的逻辑，首先要稳定，其次是政绩。有安全隐患的事件有必要推诿责任。

　　这也为支线航空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要知道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支线航空发展阻力重重。

　　航空业是个特殊的行业。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航空业是一个从未整体盈利的行业，虽然有盈利的航空公司，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补贴航空业。

　　但是航空业的价值在于对其他经济的拉动，基础数据是1：8，即航空业的投入是1元，对当地的经济带动能达到8元。有地域这个数值更高。

　　这也是为什么绝大部分支线航空公司，包括支线机场都在亏损，地方政府也要发展支线航空的原因。这对当地的就业、旅游、加工和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巨大。

　　海航的舵手陈峰，包括落马的深航原实际控制人李泽源等事实上都看清了这一点。

　　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增长的需求，以及政绩需要，都乐于建立地方属地的航空公司。

　　因此，2008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这不是美国私人慈善奠基者卡耐基的名言，而是美国富人的价值观。

　　当最近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公布了其“慈善名单”——有40多位上榜富翁承诺把自己超过一半的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

　　反应最激烈的却是中国，马上就有舆论抨击中国富豪的企业社会责任。甚至连李嘉诚也被质疑何以不在“巴菲特名单”上，虽然“李嘉诚基金会”已有上百亿资金用于慈善。

　　中国富豪遭遇道德审判由来已久，事实上这是中美两种财富观的差异，而价值观是需要慈善环境来涵养的，包括舆论环境，制度和法律土壤等等支撑点。

　　而中国恰恰缺少这种土壤，也造成了中国富豪行善的尴尬——做好事首先要被怀疑动机。

　　最典型的要数陈发树(新华都实业集团董事长)，他要捐赠个人持有的价值83亿元人民币的股权，成立中国内地规模最大的民营慈善基金。马上招致板砖横飞。

　　陈发树的“操盘手”唐骏一定低估了中国慈善环境的险恶。

　　质疑的声音武断认定：以你陈发树“土财主”的段位，和盖茨和巴菲特还有“3万英尺的距离”，竟想攀比对方的境界，陈氏基金不是洗钱，就是逃税，至少也是沽名钓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