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虎山离开我们好些年了，现在写这篇小文已经太晚了，但是也说明我们舍不得让他这样的人离去，一直把他搁在心里。
1995年1月16日，我写服装变革浪潮的文章《彩色的风》发在《北京日报》头版头条
。
“一开始，北京并没有领导服装革命的新潮流，而是受到南方的三次冲击，先是来自广州的冲击，继而是福建晋江石狮的冲击，然后是浙江温州的冲击。经过这三次冲击，北京的服装厂百分八十倒闭。人们容易产生一个概念，农村又一次包围了城市……记得有一位南方作家说过，多少年来，我们已经把上海改造成一个大农村。中国城市的农村化是“文革”的一大悲剧后果。而开放后，广东福建首先接受的是香港的信息（包括海外的面料及生产流水线）。香港吸收全世界的信息，而有一种服装款式出现在香港的大街上，一个星期以后，它就会出现在广东在福建晋江石狮的街面上。广东、石狮的冲击波，它们借助的是世界城市的信息，站在巨人的肩上。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是城市战胜乡村。”
说白了就是东南沿海的农村所代表的城市战胜北京上海大城市所代表的农村。
想起康健就想起那个日子，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是1976年7月27日。想起1976年7月27日，我就想起两个人，一个是河南驻马店的康健，一个是福建晋江的柯子江。他们两个人不相识，都是我的朋友，都和这个日子有重大关系。
我和康健在北京北池子83号招待所参加《北京文学》的写作班，那天结束。康健要买当天的火车票回唐山。我们留他多住一天。
晋江的柯子江也要去唐山，他去龙山寺抽签，观音不让去，柯子江说，有重要的事，观音说，速去速回，要带我的香火。他又去灵源山抽签，那边的观音也说了一样的话。柯子江带了两位观音的香火。
1976年7月27日，康健没有坐火车去唐山，柯子江坐火车去唐山。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遇难。
1976年7月28日，康健和我在北京，柯子江也在北京，那时我们还不相识。
柯子江怎么会在北京呢？
柯子江一到唐山，下火车马上买了回程的票。他听观音的话，不敢久留。事情又曲折，朋友把票给退了，非让他住一宿不可。
早些年春游讲究到颐和园去看白玉兰。
现在，玉兰花种得多了，长安街贴着宫墙有长长的一排，红墙白玉兰，醒人的眼目。
我们院里种了3棵，两白一红。
一棵，听说是白玉兰。它绿过几回，便夭折了，未曾开过一朵花。
另一棵，是红玉兰，年初移栽过来。从一地到另一地等待春天。人挪活，树挪死。有几棵树给挪得蔫头耷脑的，它却极顽强，脚根还没站稳，便用尽吃奶的劲儿，而赢得全院人的青睐……但它终于心力不支，在含苞未放的时日便一朵朵从枝头跌落了。残留寥落的碎碎的绿叶，都如虫子咬过一般，接着便全部枯死枝头。几场雨，枝干上只绽出两片绿叶，两只眼睛，盯着你，像一丝幽幽未断的魂。但种花老人比我们看到更多的希望，他说，只要树皮不干，它便还活着。
还有一棵，也是白玉兰，这是最好的一棵。每年春天给我们奉送一、二百朵冰清玉洁的花朵。
红墙边的玉兰，一棵棵是等距离的，而且每一棵高大挺立，显得雍容华贵。树冠都成宝塔形。
我们院里这一棵，却是
永和同乡会的杨其仁老先生非要请我们上一趟碧瑶，他在那里的儿子可以接待我们，盛情难却，于是我们在异国短暂逗留期间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旅行，从马尼拉坐长途车去碧瑶。
汽车在平原上跑了3、4个小时，又爬了1、2个小时的大山，于是，是碧瑶。碧瑶在深山，碧瑶在山顶，碧瑶是山顶城市。乍一到，有点儿似曾相识的感觉，中国的庐山市也在庐山顶上。细想，又不太一样，庐山市建在大山的皱折里，而碧瑶却是使劲地往山尖上盖。我仰望晚霞涂红和星空浸蓝的山尖，房屋密密层层，覆盖着整个山头，连山尖也不放过。在庐山就注意过墨蓝色的夜山中一片沿山势攀爬的银色灯火，入夜，在碧瑶看的却是有些朦胧夜空中几座金黄色透明的山尖。庐山的夜是巨大的黑色的手掌捧着一捧珍珠，而碧瑶是明晃晃的剑尖插入黑色的夜空。
我细想两座城市的差异，为什么庐山市房屋都让大山抱着，而碧瑶房屋却要和大山争高低？终于，我有些明白了，庐山地处温带，分四季，它还有冬寒时节，只有夏天可供人避暑。碧瑶在热带，它是永远的避暑地。在永远酷热的菲律宾的一片崇山峻岭上有一座永远清凉的城市碧瑶。既有一城的人在这里长住，
晋江有一撮葱绿小山，一千来亩地，瑟瑟缩缩，生怕被乡镇企业给一口吞下去。现在在市区矗立的楼群中保护下来，建一公园，其中一座小山叫八仙山，就叫八仙山公园。贵在寸土寸金，却能保留这么大片的绿。查查山名的来历，没有任何记载。不要生拉硬拽把李铁拐、吕洞宾们弄过来。八仙就八仙，留一点想象空间。杜甫《饮中八仙歌》就是另外“八仙”。
季延中学20年了，陈碧南也住校20年了。东南亚饼干大王郭文梯奉献巨资在家乡创办季延中学，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外甥陈碧南派了过来。从选址、基建、物色校长教师、招生，到季延中学成为一级达标中学，到办季延初级中学，到现在季延中学成为晋江市数一数二的中学，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流水的校长学生教职员工，铁打的陈碧南。
我也给陈碧南算了一笔账，儿时加学生时代，一个20多年，被打成右派劳教加文革又是一个20年，文革结束，去香港10多年，接着是作为郭文梯的代表在季延中学20年，现在又作为郭徽章的代表，继续长住季延中学。
经历1957年，经历文革，他有委屈有怨恨，但办季延中学尽心尽力。
季延中学选址，郭文梯遭过围攻，副县长吴良良替过骂，还有一个人，挨骂，还无法躲闪，这就是陈碧南。他是郭文梯的外甥，是外姓人。还有他是佘店人，这片赤土埔挨着佘店。从宗族的角度看，他怎么说都不对。他决不退却，这就是陈碧南的执着。
他和郭文梯的心是相通的，利用天时，选到地利。
他最得意的是季延中学的树，他说，每棵树都是他精
晋江开百米宽世纪大道，什么祖厝、风水都挡不住，像民歌里说的“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偏偏有人出来挡道，可能是急的，上衣的扣子解开，露出胸口的一撮毛。细一看，不是什么横刀立马的勇武者，哈哈，是一个文人，没有缚鸡之力。但他往边上一站，背后是一块糊着灰蓝色苔藓的大石头。石敢当。
何乔远《闽书》记载：“唐末罗隐乞食于罗裳山下，山下人侮之，隐乃画马于石，每夜出食禾，人追之，则马复入石，山下人乃礼马。隐乃画桩系马，马不复出。今其迹了然。”
罗隐是唐朝流浪诗人，传说凝成一块巨石。
世纪大道为其改道。
现在画马石矗立在世纪大道一侧，向这座正在拔地而起的新城讲述古老的传说。
那个文人，是当年的博物馆馆长黄良。
我挂职市长助理时，曾多次陪中国作协的领导参观晋江。
晋江的长足进步，让他们很欣喜。
周明说，晋江没有农村。
王巨才说，我在陕西当宣传部长时，去过日本
《人瓜之谜》
《孩子、大海、太阳》
1985年发表于《芒种》，《小说选刊》转载，入选《1985年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新蕾出版社）
《鼠牛虎兔龙蛇》
1986年发表于《春风》，《小说选刊》转载，入选《1986年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婆祭》 1987年发表于《当代》
《绿魂》1987年发表于《中国作家》
《补冬》1986年发表于《小说潮》
《三片绿叶》 1987年发表于《春风》
《女儿贼》 1993年发表于《作品》
《□○》1990年发表于《小说家》
《麻雀案》 199？年发表于《鸭绿江》
《挂着落地窗帘的客厅》 1987年发表于《作家》
《消逝的名画》 1986年发表于《春风》，《小说月报》转载
《老货仔的街》(中篇) 1995发表于《人民文学》
（这篇文章十几年前应《语文报》约稿而作，明天母校可慕小学八十周年校庆，我把它发在博客里，给大家提供一点记忆。同期发评论家孙郁评介我的文章《打捞记忆的人。》）
眼前的东西总是具体的，清晰的，过去的东西就模糊了；但眼前的东西是复杂的，让我们分不清主次，过去用遗忘擦掉那些无足轻重的东西，留下珍贵的记忆。
青少年时代留下的记忆是最美好的，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我的三个母校度过的，那个时期在脑海里留下的记忆残片，总是叫我回味不尽，而其中历历在目的是三个母亲的风景。
我上过的小学是我生身的乡里的小学，叫可慕小学，它几乎可以说是没有风景，它甚至没有一棵树，在我的记忆里它是绝对的一棵树也没有。它是由乡里的祠堂改装而成的，那时上边的雕梁画栋就已经十分斑驳，现在记忆中更是一片模糊。上边还挂着几块匾，鼓突着几个金色的大字，什么字，也统统忘却了。课桌是长条木板架在两个方凳上，我们坐的小椅子是上学时各自从家里带来的。教室没有窗户，或者窗户太高，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窗外的风景。大厅后边用木板墙隔开，上边倒是有一些木头窗棂
交友常常说不清为什么，所以我们就说缘份。
刘志峰结婚，我跟着去当女婿托。
这边的风俗，回门请女婿，女方亲属要给女婿敬酒，女婿怕不胜酒力，得有替酒的，发展成男方女方都组织力量，本是图个热闹图个吉利，却往往变成拼酒。女婿托就是替女婿拼酒去的。
我是特殊身份，一是老，可以倚老卖老。二是，那天并没有拼酒。三是，我是安海人，刘志峰娶的是我们安海的女孩，我想我也得尽尽地主之谊，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也就敬刘志峰一杯。规矩常识真的是规矩常识，这就成了经常被提起的笑柄。我家在北京，几十年了，是个“阿北仔”。
我和刘志峰是忘年交，也是忘俗交。
刘志峰有一名句：我是你的距离。
我和刘志峰之间，一直有一段很大的距离。他写诗，我写小说。晋江诗群搞得轰轰烈烈，我本质上是一个局外人，最多是一个客串。“蓝鲸”诗群是我的距离。我一直想拉个队伍写小说，甚至搞笑说搞个“捕鲸”小说笔会，得到文化馆的支持，开了会，吃了饭，还是搁下
了。最近和文联文化馆商量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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