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第十章里对诗歌的激进批评，宣称了关于理念（l’Idée）的柏拉图哲学的独特界限吗？或者它，反过来，是一个对哲学自身，对“现状的”哲学的构成的姿态，一开始就这样宣称它与诗不可兼容？
　　为了不让讨论乏味，重要的是要领会柏拉图对于诗的姿态，在柏拉图眼中，它并非次要的或可论争的。实际上它至关重要。柏拉图毫不犹豫地这样宣称：“我们制定的城邦准则是最好的，尤其是针对诗歌的原则。”
　　绝对应该完整保留这一非凡言辞的斩钉截铁。他毫不遮掩地对我们说，服务于政治原则的考量，就要干干净净地排除诗篇。或者至少柏拉图称为诗歌的“模仿维度”。现实政治的命运就扮演了对诗的这一坚决态度。
　　然而，现实政治是什么？合理的政治（la politéia）吗？是哲学自身，如此哲学确保能在集体生活上，在人群聚集复合下，占据思想。人们说，政治（la politéia）是来到它的内在真实性的团体。或进一步说，它是针对思想的有限度的团体。
　　因此如果我们跟随柏拉图的话，必得出：只有我们把持着掩蔽诗篇的这一观念下，城邦，这人类集体的代名词才能被想象。掩蔽诗篇的强大魅力的集体主体性很有必要，如此城邦才能暴露在思想之下。或进一步说，集体主体性是如此“诗意的”，它也避开思想，以至于留于驳杂异质混合。
　　通常的诠释是——柏拉图文本巨大权威下的诠释——诗离理念有两倍之远（初次模拟是感性，它是对初次模拟的二次模拟），它封禁了所有的自我透视的团体的真实所依赖的高等原则的入口。对诗人的放逐议定，是基于诗歌这模拟的天性。禁止诗篇与批评模仿（la mimésis）应该是相同的，都是一回事。
　　然而对我而言，这种诠释不是对柏拉图文本激烈（laviolence）的衡量。柏拉图毫不掩饰的激烈，也被指向对抗他自己，对抗诗篇对自己灵魂的难以抑制的力量。对模拟的理智批评并不完全合理，它未能把这么一种力量的效果从自身拔除。
　　假定模仿（la mimésis）不是麻烦的核心。那么考虑到城邦，应该有必要终止诗歌言语，并如之前对模仿（la mimésis），提出一个基本的误解。
　　看似，在哲学认为的思想与诗篇之间，或许存在有一种非常古老的、根本的不和，其涉及图像与模拟。
　　当柏拉图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影射的是这种古老的根深蒂固的不和： παλαι τις διαφορ φιλοσοφα τε κα ποιητικ. (意为“哲学与诗歌之间的古老的差异”。)
　　这种不和的古老明显生长于思维上，生长于思维的同一性上。
　　何以在思维中，诗歌成为阻碍？ 对心智而言（au νος）， 它并不直接妨碍智力或理念的直观。它也不对抗雄辩术（dialectique），这一心智的至高形式。柏拉图在此处清楚地说：诗歌所阻碍的，是辩证思维，是理智（la dianoia）。诗篇，柏拉图说，是“听诗者的推理的废墟”。理智（la dianoia）是能跨越的思想，是能联系和演绎的思想。诗，它是断言和愉悦，它不能跨越，它只是呆在门口。诗不是有规律的跨越，而是献祭奉献，毫无章法的主张。
　　加之柏拉图还说，反诗歌的真正的解决，是“度量，数字与分量”。而灵魂的反诗歌的部分，是“量算的逻各斯（logos）的苦活”，τν λογιστικν ργον。他还说，在戏剧夸张的诗歌里，胜利者是愉快与悲痛的原则，反对的是律法与逻各斯（le logos）。
　　理智（la dianoia），这能连贯与跨越的思想，这服从律法的逻各斯，具有一种范式：它就是数学。所以我们能指出，在思想中，诗篇与之相对抗的，确切地说就是数学断裂的思维本身的裁判权，数理型（le mathème）心智力量的裁判权。
　　根本上的对抗最终是这样：哲学无法开始，无法抓住政治现实，除非如果它用数理式的权力来取代诗意的权力。
　　这种数理与诗意间对抗的底层动机是双重的。
　　一方面，最明显的是，诗意停留在伺服于图像，于经验的瞬间独特性。而数理从纯粹的概念启程出发，接着它只信任演绎法而非其他。由于诗篇与感性经验保持一种不纯的维系，这种维系把语言暴露在感觉的限度。从这点来看，真的或许存在有某种诗意思想，或说诗理能思索——这一想法总是很不靠谱的。
　　但对柏拉图而言一种不可靠的思想，一种与非思想（non-pensée）无法分辨的思想，是什么呢？是诡辩术。事实上，诗歌可能是诡辩的主要帮凶。
　　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里暗示了这一点。因为普罗泰戈拉以诗人西莫尼德斯（Simonide）的权威为掩护，而后者宣称“对人类而言，教育中最至关重要的部分是诗歌方面的能力。”
　　于是我们能提出，诗学是诡辩的，数学是哲学的。数理与诗意的对峙显示出，在规范了哲学的原则下，哲学不断努力，为了与它的推论双生体区分开来，而这与之相似之物借着这种相似性，曲读讹用它的思想：此即诡辩术。诗就如诡辩，是一种非思想，在可能的想法的言语之力下呈现。打断这种力量，会是数理的职务。
　　但另一方面，更深层地看，即便假定或许存在有一种诗意思想或说诗歌算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与感性不可分离，它是一种我们不能向对思想那样分辨或区分的思想（une pensée qu’on ne peut discerner ou séparer comme pensée）。所以说诗篇是一种难以设想的思想。而数学却是那样一种思想，它如思想一般立即被铭刻，它仅在能明确被设想时才实存（existe）。
　　于是我们也能提出，对哲学而言，诗歌是不能思索也不能设想的思想。然而确切说，哲学除了思索思想，鉴别思想作为思想的思想之外别无其他挑战。为此，它应该在他的领域中排斥一切即时的想法，依赖数理推论为媒介。
　　“非几何学者勿入此”：柏拉图的大门只接纳数学，作为思想明确的程序，或作为不能呈现为思想的想法。从此，诗歌就得从密道偷偷遁走。这诗歌依然在巴门尼德（Parmenide）的宣言演讲中，如同在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的格言警句中无处不在，然而它使哲学的功能被消磨，因为思想在此接受了含糊不清的权利，又从思想之外的话语中取得力量并如此呈现。
　　然而，这种言语中的对立，数理的透明与诗句隐喻的晦涩间的对立，对我们现代人呈现出令人生畏的麻烦。
　　柏拉图已经不能坚持这条箴言到底——鼓励数理而驱逐诗篇。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自己研究了理智（dianoia）的极限，推论思想的边界。当涉及一（l’Un）或善（le Bien）的至高原则，柏拉图应当承认我们是πκεινα τς οσας(古希腊语，“在本质的另一端”)，“在本质的彼方”，且结果在一切理念的勾勒所呈现之外。必须承认，把这至高原则赠与思想，是把存在者（l’étant）彼方的存在（l’étre）赠与思想，完全不经受任何的理智（dianoia）。他自己也向图像求助过，如他隐喻里的太阳的形象作为“威望”和“力量”，如神话里的从死亡之国回来的潘菲里亚人厄耳（Er）的形象。总之：此处成疑的是可设想的原则下的思想的开放性，当思想消失于在将其授勋为思想之物的扣押下，这就是，柏拉图自己让语言屈服于诗歌话语的力量。
　　但我们现代人，比希腊人遭受更多各种方式的语言间隔，无论诗歌的还是数理的。
　　首先因为我们完全测算了，不仅是全部的诗歌应在大写的数里（au Nombre），甚至是它特有的心智上的使命。
　　马拉美（Mallarmé）此处是一个典型：诗歌的掷骰子之挑战尽管产生了“星辰的结局”，被他称为“这唯一的数字，不能是别的”。诗在必要性的理想的制度下，它将感性的欲望安排给理念的偶然降临。诗篇是思想的任务（un devoir）：

Gloire du long désir, Idées
Tout en moi s’exaltait de voir
La famille des iridées
Surgir à ce nouveau devoir.

长久渴望的光荣，理念
全都激昂使我看见
（彩虹般的）鸢尾花家族
出现了在这新的任务

　　此外，现代诗把它自己与思想同化了。它不仅是书面思想在语言肉体的有效性，它还是这思想思维活动的总和。诗歌中的伟大形象，涉及马拉美的如星座、坟墓、天鹅，或者关于兰波的如基督、工人、地狱伴侣，并非是毫无理智的比喻。它们组成了一个坚固的构造，在其中，诗歌来装配一种思想制度的感性的陈列：减法与孤立，对马拉美而言；临场与中断，对兰波而言。
　　对称地，我们现代人已经了解，数学直接考察复数存在（l’être-multiple）的结构，它被放置在漂荡的和过度的原则之间，以至于本身不能再衡量自己。哥德尔的、康托尔的、寇恩的伟大定理，指明了这个世纪数理的疑难悖谬。集合论的公理体系与范畴的描述之间的不合，奠定了在思想选择的束缚下的数学本体论，此间任何的纯粹数学规定都不能规范选择。
　　当诗歌出现了一种诗意思维的思想，与此同时数理让自己围绕着一个消失点，它的实际是完全进入了形式化重现的僵局。
　　都说在表象上，现代性使诗歌变得理想化，使数理变得诡辩化。借此，它翻转了柏拉图学派的判断，更是必然地，尼采不希望把这种判断倾斜向“全部价值的赋值转移”。
　　由此引起一个哲学对诗歌的关系的关键性转变。
　　因为这不是感性与心智的，或是美与好的，或是形象与理念的对立，那么这样一种关系可以从此确立了。现代诗的感性形式与理念一样少，倒不如说是感性自身表现得如诗歌观念的实体的，脉动的的怀旧。
　　在马拉美的《牧神的午后》中，独白的“角色”自问，在自然中、感性境况中是否实存（existe）一种他情欲之梦的可能的迹象。是否不带着一众欲女中的某一个冷淡的证据？是否风不记得其余人肉感的叹息？是否应该排除这样的假设，水与风本身无足轻重，相对于由水风的念头引发的艺术的挑拨之力:

le matin frais s’il lutte,
Ne murmure point d’eau que ne verse ma flûte
Au bosquet arrosé d’accords; et le seulvent 
Qu’il disperse le son dans une  pluie aride,
C’est, à l’horizon pas remué d’une ride,
Le visible et serein souffle artificiel
De l’inspiration, qui regagne le ciel.

为了压倒两双之晨的炎热所知悉；
不要水声呢喃，让我的笛声潇洒
林丛，只有风儿把声音散入淅沥的
霖鱼之前，从玲珑的笛管中喷出，
在不被涟漪搅扰的天边，
那充满灵感的嘹呖的笛声
响遏行云。

　　借由技巧的清晰可见，这可见性也是诗意思维的思想，诗在能力上超越了感性所能胜任之事。现代诗是模仿（une mimésis）的对立面。它借自己的操作显示了一种理念，客体与客体性不仅仅是苍白的摹本。
　　因此哲学无法，在一种娱人形象对纯粹观念的简单对立面下，理解诗歌与数理这双配偶。那么它能从哪儿越过这思想的两种构架在语言中的分隔？我会说这就是重点，这些思想中的一个与另一个发现他们无以名称。
　　既知，在柏拉图学派的对诗人的流放的对角线上，对等的是：诗与数理是被哲学角度所审视的，其中一个如同另一个一样，被记作为真实的程序上的普遍形式。
　　数学所做的是纯粹多倍数的真实，如存在作为存在的（del’être en tant qu’être）原始的不相容。
　　诗歌所做的是多倍数的真实，如语言界限内的已到来的呈现。即，语言的歌唱如一种天资，在它经验客体性的缩减下，使“存在有”（《il y a》）这个纯粹概念现实化了。
　　当兰波诗意地宣称永恒是“奔波的海洋与太阳”，或当马拉美总结所有的感性向理念的辩证式转移为三个词“夜，绝望，宝石”或“孤独，礁石，星星”，他们在命名之熔炉中奠基了所指，后者胶合起字词来让感性的临时消亡能超越时间地实存（exister）。
　　有一点一直是正确的，一首诗是一次“动词的炼金术”。但这种炼金术，与其他不同，是一种思想，一种关于存在有（il y a）的思想，由于“那儿”（là）此后被语言的镂空与挑拨之力所悬置了。
　　非描绘的且非感性的多倍数，数学用它来表达真相，集合是空的，空集。
　　保留在它湮灭边界的，给定的或新生的多倍数，在那里诗歌制成真相，合集是地球，这个肯定的包罗万象的地球，马拉美这样描述它：

Oui, je sais qu’au lointain de cette nuit,la Terre
Jette d’un grand éclat l’insolite mystère.

是的，我只知道今夜的远方，地球
投出了异常神秘的大辉煌。

　　然而，全部真实或与算数或自然语言之歌谱链在一起的，它们首先是一种力量（une puissance）。它有一种从自身变到无限的力量。它能断断续续地预见不完全的世界。它能强化假若一个真实的全面效应正在无限制地铺展开下世界是什么的假设。
　　于是乎，在一个新的有力的定理下，我们能推算那些重新指南思想并安排它们新工作的结论。
　　于是乎，在一个基础性的诗学下， 一个新的语言资源的探索而不仅仅是呈现的一瞬闪光的乐趣，摆脱了诗学思想新方法。
　　兰波这样呼喊不是毫无目的的：“我们肯定你，方法！”或他自称的“刻不容缓的要找到地点与方式”。或是马拉美提出的把诗安置成如一种科学：

Car j’installe, par la science,
L’hymne des cœurs spirituels
En l’œuvre de ma patience
Atlas, herbiers et rituels.

由于我用科学来安装，
精神心灵之赞歌，
在我耐心的工作下，
地图志，植物志，礼仪书。

　　诗歌如湮灭深处的现场的思想，它是一种即刻的行动，与此同时，诗歌如同真实的所有局部形象，也是一种思想的项目，一个有力的预测，一种语言的促生，借由从“另一个”同时内在的和被创造的语言的诞生。
　　所有的真实都是一种力量，与此同时，真实都是一种无力。因为它所裁判的不能是总体性。
　　真实性与总体性不兼容，毫无疑问是现代性的——或者后黑格尔的——决定性的教导。
　　雅克·拉康用他著名的格言如此表达它：真理不能自称为“全部”，它只能自称为“一半”。而马拉美早就批评过帕纳斯派，说他们“把事物整个都拿起来展示”，借此他又说，“他们缺乏神秘”。
　　若从真理当是真实性的这点出发，我们不能断言真实性“完全地”授权了真理，或者说那是积分证明。诗的揭示力量缠绕于一个谜题，以便这个谜题的准星指向（pointage）能制出所有真实的力量的无力的现实。在此意义上，“信件中的神秘”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命令。当马拉美主张“诗歌里总应该有谜题”，他借真实性的力量，从他无力的观点出发，奠基了一种尊重神秘的伦理准则。
　　的确神秘的是，所有的诗意的真实性留在神秘的中心，而真实没有能力让神秘来到现实。
　　更普遍地，一个真实性总是遭遇它赋予的一个点，遭遇自证它是这个特殊真理的边界，而不遭遇全体的自我意识。
　　所有真实性，尽管它趋向无限，却还总是一个特殊的进程，它在现实中用至少无力这一点自证，或者如马拉美所说的，“一块岩石，虚假的宅邸紧接着蒸发成迷雾，这雾迫使界碑去向无限”。
　　一个真相依靠在它自身独特性的岩石上，且仅仅是这个如同无力一般，自称一个真实实存着（existe）。
　　我们称呼这个被依靠的东西为无名物（l’innommable）。于是，无名物是一种不能强迫命名的真实。它不能被预置于真相之中。
　　所有的真理的规则都是凭借它不能命名的特性而建立在现实中的。
　　如果我们回到柏拉图学派对诗与数的对立上，我们自问：是谁区分了数学真理与诗学真理哪个“在现实中”（En réel），以及关于它们不能命名的特性？
　　构成了数学语言的特征的是演绎的精准性。听到这里，这种连贯可能是受限的以及获得的陈述的集合，链接这两者的能力成功地支持了可靠性（la consistance）的考验。受限效应向数学本体论掀开了隐蔽的逻辑编码。可靠效果则是核心。一个理论是否确实可靠？它是这样一种理论，实存（existe）理论中不可能出现的陈述。一种理论是可靠的，那么它至少实存（existe）一个这个理论语言的“正确”陈述，该陈述不能被纳入这个理论，不然这个理论则不够坦诚如实。
　　从这个观点出发，可靠性证明了理论如特殊的思想（commepensée singulière）。因为假若无论哪个陈述在理论中是可接受的，这就等于说在“语法上正确的陈述”与“理论上准确的陈述”毫无区别。那么理论无非仅是一种语法了，它毫无思想了。
　　可靠性原则给予数学一个思想的关于存在的（d’être）位置，让数学不再仅是一个简单的规则集合。
　　从哥德尔起，我们知道可靠性确切地说是数学的无名点（est précisément le point d’innommable de la mathématique）。对数学理论而言，确立像自身可靠性般确切的陈述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诗歌，我们会看到构造效果的，是语言本身力量的展示。所有诗篇让力量来到语言中，永恒地凝固呈现物消亡的力量。或就如理念，诗歌借它消逝的诗学保留，制造它自身的出场。
　　然而，这语言的力量确切地说是诗歌不能命名。它自我实现于吸取语言中潜在的歌声，从它资源的无限中，从它汇聚的创新性中。但确切说，因为诗歌借助的指引它获得消亡的保留力量的语言是无限的，它不能凝固无限本身。
　　我们说，语言作为赋予临场的无限力量，确切说是诗歌的无以名称。
　　语言的无限是向诗歌力量效果的内在的无力。
　　这无力，或者无名，正是马拉美至少以两种方式描绘过的。
　　首先，诗歌效应设有一种假定的保证，它不构成也不能诗歌般地生效。这种保证是如序列或句法一样被控住的语言：“哪个关键，我听出，在这些对照下，为了明白易懂。必须有个保证——句法。”句法在诗歌里是潜在的力量，临场与消逝的对照之所（存在有如虚无）（l’être comme néant），这力量能自己表达得明白易懂。但句法不是可诗化的，远离我驱使它的变形。它产生却不带自我表达。
　　接着，马拉美清楚地指出，他不知道有没有诗歌的诗歌，元诗歌（métapoème）的诗歌。这就是著名的“Ptyx”一词的意义，这个名词什么都没有命名，它是“废除浮华虚幻的摆设”。无疑ptyx是使得诗歌产生能力的名词：让语言涌现出一种先前不可能实现的身临其境的现场感。除非恰好，这个名词不是名词，它什么都不命名。以便于诗人（语言大师）把这个假词带向死地：

Car le Maître est allé puiser des pleurs auStyx
Avec ce seul objet dont le Néant s’honore.

因为大师去汲取冥河之泪了
只带着这虚无以之为荣之物

　　诗歌本身作为语言无限性的局部实践，对诗歌而言，保持无名。语言的力量，即诗歌，没别的职能就是表达展示，它对确实地命名是无力的。
　　当兰波也指责他的诗歌事业为“疯狂”时，他说得不错。诚然，诗歌“记录不能表达之物”，或“凝固晕眩之物”。但疯狂是相信它还能重新控制或命名这些符号深层而普遍的来源。积极思想不能命名它自身的力量，诗歌总是留于缺乏根据的层面。在兰波眼中，那与诡辩相同：“容我用词语的幻觉来解释我魔幻的诡辩。”
　　从他作品的开头，兰波就强调了保留一种主观设计好的不负责任在诗歌里。诗歌如同一种无意地穿透语言的力量：“我目睹了我的思想诞生：我看着它，听着它；我拉了一曲提琴：交响在深处回荡，或来到幕前跳起。”
　　我们说，数理的不可命名的特性是语言的可靠性，然而诗歌的不可命名的特性是它的力量。
　　况且，哲学将把自己放置在诗歌与数理的双重条件下，如此多的它们真实力量的方面，它们的无力以及它们的无名的方面。
　　哲学是存在与事件（de l’être et del’événement）的普遍理论，它如此被真实性所建立。因为一个真理是靠近（auprès）一个消逝的事件之存在（l’être）的工作，这个事件只剩下了名字。
　　哲学将认识到，所有的对事件的命名，那些召集了消失者的保留的事件，所有的叙事临场的命名都是诗歌本质的。
　　它也将认识到，所有的事件的准确度，所有的靠近存在（l’être）的工作，被无依据指示所指引的工作，都应该有一种范例如数学一般的严密，都听命于一种持久拘束的规章。
　　但它将保留，由于可靠性是数理的无名，它保留全面反射的基础的不可能性，保留所有的系统含有一个初始点，一个真的力量的减法。一个确切地不被真实性的力量所强迫的点，无论它是什么。
　　又因语言的无限力量是诗歌的无名，它将保留意义，这种意义如此强大到也许能成为一种解释，这力量毫无理由地触及意义的能力。或甚至，保留从没一个真理能解开的意义的意义。
　　柏拉图驱逐诗篇，因为他怀疑诗歌思想无法成为思想的思想。对我们而言，我们将迎接诗歌，因为它使我们免于猜想我们能够用一个思想的思想来代替这个思想的独特性。
　　介于数理之可靠与诗歌之力量这两个无名物之间，哲学放弃定名，而这些名字堵住了逃逸者。在这种意义上，后于诗歌，后于数理，在它们的思维条件之下，哲学总是多种思想复合的不完整的思想。
　　它只是每次警惕裁决诗歌，并且尤其，期望让它借由这个或那个诗人的假借的例子，来管治其政治课程。这就是常说的，在此意义上，柏拉图清楚要给予诗歌的哲学课程：要求它的神秘感消逝，预先固定住语言力量的界限。这就是再度迫使不称其名，再度“柏拉图化”来对抗现代诗歌。并且它也走向那些这种意义上的柏拉图化的大诗人。我来对此举一个例子。